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史培芹 文秘112 010811224
语言作为一种重要的交际工具，并不是独立的存在的，它不仅是人类社会一种普遍具有的现象,还与文化是一个整体。语言与文化相互依赖、相互影响。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对语言有制约作用。当我们学习一门语言的时候，必须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学习语言。所以，认清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一．关于“文化”的定义
从前人的研究来看，“文化”并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定义。汉语中“文化”一词最早见于《易经》: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 观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其意思是根据人文来进行教化。近、现代关于文化的定义,众说纷纭。文化的经典定义, 是1871 年由英国人类学家泰勒( Edward T ylor ) 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的: 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 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任何其他的能力和习惯”。泰勒对于文化的定义只注重在精神方面, 并不完整。现代文化人类学家认为, 文化是一个群体的活动，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1）人类创造的物质。大自然本身所具有的都不是文化，包括山川、湖泊，我们创造的物质才算是物质文化，例如各项发明、人文景观等等；（2）法规、制度。这些都是人们制定的内容，完全属于文化层面。各项规章制度，包括法律法规，都是人们根据社会的需要拟定的，一方面用来约束社会人，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不同社会的规律和行为习惯；（3）精神、宗教。人类的信仰是后天形成的，是精神层面的追求。不同种族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形成了宗教文化。“
从语言的结构特征来看，语言是个符号系统。它是一个由音位、语素、词和词组、句子和篇章等构成的层级系统。从语言的功能特征来看，语言是个工具，是个思维的工具、交流的工具”（束定芳，1996）。季羡林先生（1995）曾指出文化的定义“最好还是不下”，同时他认为：“文化就是非常广义的，就是精神方面、物质方面，对人民有好处的，就叫做文化。”文化具有如下本质特征: ( 1) 文化是经由社会习得的, 而非遗传获得的; ( 2) 文化是一个社团成员所共有的, 而非某一个人所独有的; ( 3) 文化具有象征性, 语言是文化中最重要的象征系统; ( 4) 文化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文化中的每一方面都和其他方面相互关联。由此可见，文化辐射的范围包罗万象，渗透进社会的各个层面，无所不存，无处不在。
二．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我国对语言和文化关系的研究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九十年代研究成果已颇丰，进入新世纪也出现了一些较为新颖的理论。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出现的研究成果数不胜数，
在这里，就本人比较赞同的几种观点进行论述。
（一）语言是社会文化的反映，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无论语音、词汇、语法都与本语言的民族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二者相互依存, 相互影响, 并行发展。
B.W.Robinett 在《TeachingEnglish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 一书中写道, “语言是社会的工具, 语言的使用反映着一个社会的文化”。可见,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 其特殊性表现在：它是学习文化的主要工具, 人在学习和运用语言的过程中获得整个文化。“一个社会的语言是该社会的文化的一个方面。语言和文化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古德诺夫(H.Goodenough) 在《文化人类学与语言学》中的这一论述强调了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另外，由于人类处于不同的社会环境当中，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所以对客观世界的感知结果也不尽相同。因此，各种语言中词汇系统所代表的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是特定的，受该民族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环境的制约。比较两种民族语言的词汇系统，在多数情况下一种语言中的词汇意义不可能在另一语言中找到词义完全相对等的词。如“黄色”这种概念几乎在所有语言中都可以找到，但不同民族表示这种颜色的词不仅在色谱范围上存在差异,而且对这种颜色的联想意义也可能大相径庭，在西方的许多国家他们就不可能把黄色同富贵、高贵、尊贵等意义相联想起来。因此翻译是一件困难的事，即使可译，译起来也并非恰如其分。先不说因不同民族之间文化背景、思维方法、表达习惯等等差异引起的翻译困难，就词语本身而言,要翻译得准确妥当也不易。
1. 语言是文化的凝聚体
文化人类学家根据文化的构成把文化划分成四个大系统：技术—— 经济系统、社会系统、观念系统和语言系统。其中, 语言是文化中重要而独特的组成部分。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指出的那样: “语言是文化整体中的一部分, 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工具的体系, 而是一套发音的风俗及精神文化的一部分”。语言比较全面地储存着文化的整体信息，文化需要文字来记载，而文字只是语言的记录符号。一个词是一个定义、一个判断，而字义和判断是文化意识的结晶，从这个角度来说，语言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
2. “语言决定论”和“萨丕尔——沃夫假说”
洪堡尔特认为, 每个种族都不可避免地会把某种独特的主观意识带入自己的语言, 从而在语言中形成一种特殊的“世界观”,这种语言“世界观”反过来又可能制约着人们的非言语行动。受洪堡尔特语言和文化具有多样性的观点的影响, 美国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萨丕尔和沃夫进一步提出思维结构与语言结构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的论点, 提出了著名的萨丕尔——沃夫假说, 认为人们对现实的认识必定会受到所使用的语言的影响。该假说把两个原则结合起来: 一个是“语言决定论”(linguist ic determinat ion) , 即认为语言决定人们的思维方
式; 二是“语言相对论”(linguist ic relativism) , 即认为每种语言都表达和创造一个不同的和自主的思想体系, 代表和创造一种不同的现实, 并认为一种语言中的差别在别的任何语言中都不可能找到。萨丕尔在他的《语言》一书中写道: “语言是社会现实的向导, 也就是说, 通过语言的特征和使用可以了解一个种族的思维、生活的特点”。沃夫也认为, 每个语言的语言体系( 即语法) 不仅是表达思想的工具, 同时本身又影响思想的形成。它是了解个人心理活动、分析印象以及综合整个思想活动的说明书和指南。语言和思想体系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以致于讲一种语言的人会和讲另一种语言的人对世界有截然不同的观点。沃夫指出, 英语中动词有基本的三种时态: 过去、现在和将来。这就使讲英语的人把时间考虑得更客观一些。对他们来说, 时间是可以度量的。而在霍皮印第安人的语言中就没有时态划分。所以他们就没有明确的时间观念。沃夫认为, 这种差异可以解释为何讲英语的民族对档案保存和历史有浓厚的兴趣。萨丕尔—— 沃夫假说过分强调语言对人的思维方式和文化的影响, 他们甚至认为人类实际上是受制于语言的( priso ners o f languag e) , 而忽视语言的社会和文化因素的作用, 因而遭到语言学和人类学领域的学者的批评。
3. 语言表达反映了民族的文化心理
人们用以交际的语言形式：语音、词汇、语法是可见部分，但它的后面有极其复杂的民族文化心理背景。这种文化心理背景不是明确可见的，所以常常被人们忽视。在中国对亲属以外的人采用拟亲属称谓，彼此都会感到亲切，而在西方国家就很少用拟亲属称谓，如果中国人在与外国人交往时没有注意这一点，就会成为交际障碍。如，一个几岁的中国小孩称一位六十多岁的美国老太太为“奶奶”，这位老太太心里就会想难道我看上去很老吗?
4. 语言是衡量文化水准的尺度
文化有雅、俗之分, 语言也有雅俗之分。语言的雅、俗之分在相同的民族文化背景下的不同阶层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由于各阶层所受的文化教育不同, 因而他们所使用的语言也有很大的差异。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中, 语言可能成为具有某一文化范畴的社团或群体的特征。正如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在《语言》中所说的那样: “语言有一个环境。使用语言讲话的人属于族( 或许多族) , 也就是说, 属于身体特征不同而与其他集团分开的集团。”从某种角度上说, 语言是身份的象征。社会学家巴兹尔·伯恩斯坦对美国上层社会中的语言进行比较后发现, 下层社会的人习惯使用比较有限的语言代码。他把这种语言叫“大众语言”。与这相对的是中上层社会人士使用的“正规语”。一般说来, 大众语言不太准确, 概念性差, 较少地使用非人称代词“某人”。但大众语言比较生动, 表达更有力和更直接。相比之下正规语文有较丰富的表达形式和象征性概括, 能表达各种事物的细微差别。
（二）文化对语言的影响
丰富的文化知识为语言表达提供了大量潜在的可能性。可以这样说，文化越发达，那相对来讲语言就越丰富。当我们的语言逐渐发达的时候就能充分表达各种文化、承载文化。而反过来，当文化越来越丰富的时候又会促进语言的发展，完善发音，完善字、词、句。
1. 文化是语言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萨丕尔在《语言》中指出: “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 不能脱离社会继承下来的各种做法和观念”。语言的形成和发展是以文化为基础的，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语言中的许多方面, 如句法结构、词汇意义等, 都包含着许多文化因素, 以致于现代文化人类学家认为, 语言是文化行为。中西方文化研究比较表明, 中国人是以综合性思维为主导, 西方同则是分析性思维。前者重悟性, 后者重理性。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表现在语言上则是汉语结构以意统形, 没有形态变化, 断句不严, 句子结构没有焦点, 强调按时间顺序和事理排列, 内容上自足, 语义、语用因素大于句法因素。而西方语言注重句子结构的完整性, 形态有变化, 句界分明, 句子以限定动词为核心控制各种关系, 语言组织丰满, 力求言能尽意。从总体上说, 汉语是综合性语言, 强调语言环境对理解语意的重要性, 西方语言是分析性语言, 语句本身就表达了一个完整的意义。
2. 文化是语言词汇的象征意义的来源
词语有本义、喻义之分。词语的本义就是词表达的概念, 喻义是词语的引申义, 即象征意义。词语的象征意义大都与文化有关。由于各民族文化背景不同, 对于同一的事物的认识往往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因而赋予了该事物不同的象征意义。例如, 狗是西方人的宠物, 是“忠诚”的象征。英语中许多与狗有关的成语或谚语, 如lucky do g( 幸运儿) 、Lov e me, love my do g( 爱屋及乌) 、be top dog ( 居于高位) 等, 把狗与人相提并论, 褒义明显。而在汉语中, 与狗有关的词语几乎都是贬义, 如狗腿子、狗仗人势、狗头军师等, 说明狗在汉人心目中只是摇尾乞怜的下贱动物。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意义。我们自称是龙的传人。而这种虚构的张牙舞爪的动物在西方人看来只是一个“恐惧”的象征, 把人比喻成龙的后代, 更是匪夷所思。
3. 文化是制约语言运用的决定性因素
语言的运用却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 其中文化是主要因素。如果说语境是理解语言的先决条件, 那么文化是最大的语境, 了解文化是避免言语误解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因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上, 同样的话语在一种文化中是礼貌, 得体的, 而在另一种文化中有可能视为冒犯、无礼。例如, 我们对同事、朋友、邻居说声“吃过饭了吗?”、“一早到哪里去呀?”, 谁都知道这是一种问候, 是打招呼, 会使人感到亲切友好, 能起到联络感情的作用。但同样
这些话, 在一些外国人听来, 却会引起误解或不快。
即使在相同的文化背景下, 语言文字的运用也要受文化的制约。汉语中的避讳,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避讳产生于儒学作为封建社会精神支柱的历史年代。儒学的三纲五常是一种严格的道德规范, 与此相适应的是汉语文献中人名、地名、职名、书名等改字避讳的现象非常普遍, 对君主、圣人、尊长不但要避他们姓名中的同字之讳, 甚至还要避同音字之讳。如, 嫦娥本姓恒娥, 改称嫦娥是为了避汉文帝刘恒之讳; 东汉名妃王嫱( 昭君) , 改称明君是为了避晋文帝司马昭之讳; 庐山又名匡庐, 改称康庐是为了避宋太祖赵匡胤之讳。
三．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新概括
我国对语言和文化关系的研究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出现了一系列新颖的理论。顾嘉祖（1998）曾说：“任何对语言三要素的研究与使用语言的人分离开来， 脱离社会文化环境研究语言三要素，我们的研究有可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语言和文化的不可分割性， 这是毋庸置疑的。在对前人的研究进行了整合之后，对于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也是许多学者普遍赞同的观点。
1. 包含关系
这是一种较被认同的观点，也是较为折中的观点。王魁京（1993）、束定芳（1996）和杜道明（2008）都持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如果说文化是涉及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一个大系统的话，那么语言就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杜道明，2008），“二者的概念有大小之分， 有包容与被包容之分。”（杜道明，2008）“作为人类传递信息的工具———语言，它是人类文化总体的组成部分，又是人类文化的传播媒介。”（王魁京，1993）即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 反映与工具关系
还有两种较为普遍的观点：语言是文化的反映，这是语言与文化的反映关系；“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束定芳，1996），这是语言与文化的工具关系。但随着人们的认识不断深化，大家逐渐注意到这种表述并不准确。刘君涛（2000）指出：“我们不能把语言简单地看成是反映社会文化生活的一面镜子，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不可能仅仅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 杜道明（2008）则认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不够全面，他主张“语言是文化的凝聚体”这一说法。传统的反映和工具的关系倾向于认为文化重于语言，而刘君涛（2000）和杜道明（2008）则认识到语言也会对文化产生重要影响，语言也具有一定的主体性。语言作为文化的一部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3. 决定关系
戴昭铭（1996）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值得采纳。他在《文化语言学导论》中指出：“语
言和文化谁产生谁，谁决定谁和谁影响谁，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不值得、不必要也不可能求得一言以蔽之的解答。”这就提醒我们不能简单地看待语言和文化的关系。还有学者是从具体的方面来研究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如王魁京（1993）是从语言的各个平面研究了其与文化的关系，如语音、词汇和语法与文化的关系，这对对外汉语教学是有指导作用的。戴昭铭（1996）则从文化的各个层面和语言的关系进行了论述，他从思维、哲学、政治、宗教和文学艺术等方面探讨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四．结语
美国已故的语言学教授萨皮尔说“: 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柏默也说“: 语言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是相辅而行的，它们可以互相协助和启发。”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语言，对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的研究似乎总也不会过时。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成果，但不论那种研究成果都不能否认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
参考文献：
1. 浅谈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及语言文化教学 丁炜鉴 科教文化 p186
2.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纪雯荟 科技信息
3.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及了解文化的策略 刘小娟 , 赵瑞林 边疆经济与文化2005 年第1 期
4.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述要 况新华 曾剑平 南昌航空工业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 年6 月 第1 卷第1 期
5. 我国关于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综述 魏丹霞 2011年第52期考试周刊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史培芹 文秘112 010811224
语言作为一种重要的交际工具，并不是独立的存在的，它不仅是人类社会一种普遍具有的现象,还与文化是一个整体。语言与文化相互依赖、相互影响。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对语言有制约作用。当我们学习一门语言的时候，必须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学习语言。所以，认清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一．关于“文化”的定义
从前人的研究来看，“文化”并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定义。汉语中“文化”一词最早见于《易经》: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 观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其意思是根据人文来进行教化。近、现代关于文化的定义,众说纷纭。文化的经典定义, 是1871 年由英国人类学家泰勒( Edward T ylor ) 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的: 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 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任何其他的能力和习惯”。泰勒对于文化的定义只注重在精神方面, 并不完整。现代文化人类学家认为, 文化是一个群体的活动，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1）人类创造的物质。大自然本身所具有的都不是文化，包括山川、湖泊，我们创造的物质才算是物质文化，例如各项发明、人文景观等等；（2）法规、制度。这些都是人们制定的内容，完全属于文化层面。各项规章制度，包括法律法规，都是人们根据社会的需要拟定的，一方面用来约束社会人，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不同社会的规律和行为习惯；（3）精神、宗教。人类的信仰是后天形成的，是精神层面的追求。不同种族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形成了宗教文化。“
从语言的结构特征来看，语言是个符号系统。它是一个由音位、语素、词和词组、句子和篇章等构成的层级系统。从语言的功能特征来看，语言是个工具，是个思维的工具、交流的工具”（束定芳，1996）。季羡林先生（1995）曾指出文化的定义“最好还是不下”，同时他认为：“文化就是非常广义的，就是精神方面、物质方面，对人民有好处的，就叫做文化。”文化具有如下本质特征: ( 1) 文化是经由社会习得的, 而非遗传获得的; ( 2) 文化是一个社团成员所共有的, 而非某一个人所独有的; ( 3) 文化具有象征性, 语言是文化中最重要的象征系统; ( 4) 文化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文化中的每一方面都和其他方面相互关联。由此可见，文化辐射的范围包罗万象，渗透进社会的各个层面，无所不存，无处不在。
二．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我国对语言和文化关系的研究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九十年代研究成果已颇丰，进入新世纪也出现了一些较为新颖的理论。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出现的研究成果数不胜数，
在这里，就本人比较赞同的几种观点进行论述。
（一）语言是社会文化的反映，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无论语音、词汇、语法都与本语言的民族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二者相互依存, 相互影响, 并行发展。
B.W.Robinett 在《TeachingEnglish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 一书中写道, “语言是社会的工具, 语言的使用反映着一个社会的文化”。可见,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 其特殊性表现在：它是学习文化的主要工具, 人在学习和运用语言的过程中获得整个文化。“一个社会的语言是该社会的文化的一个方面。语言和文化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古德诺夫(H.Goodenough) 在《文化人类学与语言学》中的这一论述强调了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另外，由于人类处于不同的社会环境当中，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所以对客观世界的感知结果也不尽相同。因此，各种语言中词汇系统所代表的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是特定的，受该民族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环境的制约。比较两种民族语言的词汇系统，在多数情况下一种语言中的词汇意义不可能在另一语言中找到词义完全相对等的词。如“黄色”这种概念几乎在所有语言中都可以找到，但不同民族表示这种颜色的词不仅在色谱范围上存在差异,而且对这种颜色的联想意义也可能大相径庭，在西方的许多国家他们就不可能把黄色同富贵、高贵、尊贵等意义相联想起来。因此翻译是一件困难的事，即使可译，译起来也并非恰如其分。先不说因不同民族之间文化背景、思维方法、表达习惯等等差异引起的翻译困难，就词语本身而言,要翻译得准确妥当也不易。
1. 语言是文化的凝聚体
文化人类学家根据文化的构成把文化划分成四个大系统：技术—— 经济系统、社会系统、观念系统和语言系统。其中, 语言是文化中重要而独特的组成部分。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指出的那样: “语言是文化整体中的一部分, 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工具的体系, 而是一套发音的风俗及精神文化的一部分”。语言比较全面地储存着文化的整体信息，文化需要文字来记载，而文字只是语言的记录符号。一个词是一个定义、一个判断，而字义和判断是文化意识的结晶，从这个角度来说，语言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
2. “语言决定论”和“萨丕尔——沃夫假说”
洪堡尔特认为, 每个种族都不可避免地会把某种独特的主观意识带入自己的语言, 从而在语言中形成一种特殊的“世界观”,这种语言“世界观”反过来又可能制约着人们的非言语行动。受洪堡尔特语言和文化具有多样性的观点的影响, 美国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萨丕尔和沃夫进一步提出思维结构与语言结构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的论点, 提出了著名的萨丕尔——沃夫假说, 认为人们对现实的认识必定会受到所使用的语言的影响。该假说把两个原则结合起来: 一个是“语言决定论”(linguist ic determinat ion) , 即认为语言决定人们的思维方
式; 二是“语言相对论”(linguist ic relativism) , 即认为每种语言都表达和创造一个不同的和自主的思想体系, 代表和创造一种不同的现实, 并认为一种语言中的差别在别的任何语言中都不可能找到。萨丕尔在他的《语言》一书中写道: “语言是社会现实的向导, 也就是说, 通过语言的特征和使用可以了解一个种族的思维、生活的特点”。沃夫也认为, 每个语言的语言体系( 即语法) 不仅是表达思想的工具, 同时本身又影响思想的形成。它是了解个人心理活动、分析印象以及综合整个思想活动的说明书和指南。语言和思想体系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以致于讲一种语言的人会和讲另一种语言的人对世界有截然不同的观点。沃夫指出, 英语中动词有基本的三种时态: 过去、现在和将来。这就使讲英语的人把时间考虑得更客观一些。对他们来说, 时间是可以度量的。而在霍皮印第安人的语言中就没有时态划分。所以他们就没有明确的时间观念。沃夫认为, 这种差异可以解释为何讲英语的民族对档案保存和历史有浓厚的兴趣。萨丕尔—— 沃夫假说过分强调语言对人的思维方式和文化的影响, 他们甚至认为人类实际上是受制于语言的( priso ners o f languag e) , 而忽视语言的社会和文化因素的作用, 因而遭到语言学和人类学领域的学者的批评。
3. 语言表达反映了民族的文化心理
人们用以交际的语言形式：语音、词汇、语法是可见部分，但它的后面有极其复杂的民族文化心理背景。这种文化心理背景不是明确可见的，所以常常被人们忽视。在中国对亲属以外的人采用拟亲属称谓，彼此都会感到亲切，而在西方国家就很少用拟亲属称谓，如果中国人在与外国人交往时没有注意这一点，就会成为交际障碍。如，一个几岁的中国小孩称一位六十多岁的美国老太太为“奶奶”，这位老太太心里就会想难道我看上去很老吗?
4. 语言是衡量文化水准的尺度
文化有雅、俗之分, 语言也有雅俗之分。语言的雅、俗之分在相同的民族文化背景下的不同阶层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由于各阶层所受的文化教育不同, 因而他们所使用的语言也有很大的差异。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中, 语言可能成为具有某一文化范畴的社团或群体的特征。正如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在《语言》中所说的那样: “语言有一个环境。使用语言讲话的人属于族( 或许多族) , 也就是说, 属于身体特征不同而与其他集团分开的集团。”从某种角度上说, 语言是身份的象征。社会学家巴兹尔·伯恩斯坦对美国上层社会中的语言进行比较后发现, 下层社会的人习惯使用比较有限的语言代码。他把这种语言叫“大众语言”。与这相对的是中上层社会人士使用的“正规语”。一般说来, 大众语言不太准确, 概念性差, 较少地使用非人称代词“某人”。但大众语言比较生动, 表达更有力和更直接。相比之下正规语文有较丰富的表达形式和象征性概括, 能表达各种事物的细微差别。
（二）文化对语言的影响
丰富的文化知识为语言表达提供了大量潜在的可能性。可以这样说，文化越发达，那相对来讲语言就越丰富。当我们的语言逐渐发达的时候就能充分表达各种文化、承载文化。而反过来，当文化越来越丰富的时候又会促进语言的发展，完善发音，完善字、词、句。
1. 文化是语言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萨丕尔在《语言》中指出: “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 不能脱离社会继承下来的各种做法和观念”。语言的形成和发展是以文化为基础的，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语言中的许多方面, 如句法结构、词汇意义等, 都包含着许多文化因素, 以致于现代文化人类学家认为, 语言是文化行为。中西方文化研究比较表明, 中国人是以综合性思维为主导, 西方同则是分析性思维。前者重悟性, 后者重理性。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表现在语言上则是汉语结构以意统形, 没有形态变化, 断句不严, 句子结构没有焦点, 强调按时间顺序和事理排列, 内容上自足, 语义、语用因素大于句法因素。而西方语言注重句子结构的完整性, 形态有变化, 句界分明, 句子以限定动词为核心控制各种关系, 语言组织丰满, 力求言能尽意。从总体上说, 汉语是综合性语言, 强调语言环境对理解语意的重要性, 西方语言是分析性语言, 语句本身就表达了一个完整的意义。
2. 文化是语言词汇的象征意义的来源
词语有本义、喻义之分。词语的本义就是词表达的概念, 喻义是词语的引申义, 即象征意义。词语的象征意义大都与文化有关。由于各民族文化背景不同, 对于同一的事物的认识往往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因而赋予了该事物不同的象征意义。例如, 狗是西方人的宠物, 是“忠诚”的象征。英语中许多与狗有关的成语或谚语, 如lucky do g( 幸运儿) 、Lov e me, love my do g( 爱屋及乌) 、be top dog ( 居于高位) 等, 把狗与人相提并论, 褒义明显。而在汉语中, 与狗有关的词语几乎都是贬义, 如狗腿子、狗仗人势、狗头军师等, 说明狗在汉人心目中只是摇尾乞怜的下贱动物。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意义。我们自称是龙的传人。而这种虚构的张牙舞爪的动物在西方人看来只是一个“恐惧”的象征, 把人比喻成龙的后代, 更是匪夷所思。
3. 文化是制约语言运用的决定性因素
语言的运用却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 其中文化是主要因素。如果说语境是理解语言的先决条件, 那么文化是最大的语境, 了解文化是避免言语误解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因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上, 同样的话语在一种文化中是礼貌, 得体的, 而在另一种文化中有可能视为冒犯、无礼。例如, 我们对同事、朋友、邻居说声“吃过饭了吗?”、“一早到哪里去呀?”, 谁都知道这是一种问候, 是打招呼, 会使人感到亲切友好, 能起到联络感情的作用。但同样
这些话, 在一些外国人听来, 却会引起误解或不快。
即使在相同的文化背景下, 语言文字的运用也要受文化的制约。汉语中的避讳,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避讳产生于儒学作为封建社会精神支柱的历史年代。儒学的三纲五常是一种严格的道德规范, 与此相适应的是汉语文献中人名、地名、职名、书名等改字避讳的现象非常普遍, 对君主、圣人、尊长不但要避他们姓名中的同字之讳, 甚至还要避同音字之讳。如, 嫦娥本姓恒娥, 改称嫦娥是为了避汉文帝刘恒之讳; 东汉名妃王嫱( 昭君) , 改称明君是为了避晋文帝司马昭之讳; 庐山又名匡庐, 改称康庐是为了避宋太祖赵匡胤之讳。
三．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新概括
我国对语言和文化关系的研究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出现了一系列新颖的理论。顾嘉祖（1998）曾说：“任何对语言三要素的研究与使用语言的人分离开来， 脱离社会文化环境研究语言三要素，我们的研究有可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语言和文化的不可分割性， 这是毋庸置疑的。在对前人的研究进行了整合之后，对于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也是许多学者普遍赞同的观点。
1. 包含关系
这是一种较被认同的观点，也是较为折中的观点。王魁京（1993）、束定芳（1996）和杜道明（2008）都持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如果说文化是涉及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一个大系统的话，那么语言就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杜道明，2008），“二者的概念有大小之分， 有包容与被包容之分。”（杜道明，2008）“作为人类传递信息的工具———语言，它是人类文化总体的组成部分，又是人类文化的传播媒介。”（王魁京，1993）即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 反映与工具关系
还有两种较为普遍的观点：语言是文化的反映，这是语言与文化的反映关系；“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束定芳，1996），这是语言与文化的工具关系。但随着人们的认识不断深化，大家逐渐注意到这种表述并不准确。刘君涛（2000）指出：“我们不能把语言简单地看成是反映社会文化生活的一面镜子，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不可能仅仅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 杜道明（2008）则认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不够全面，他主张“语言是文化的凝聚体”这一说法。传统的反映和工具的关系倾向于认为文化重于语言，而刘君涛（2000）和杜道明（2008）则认识到语言也会对文化产生重要影响，语言也具有一定的主体性。语言作为文化的一部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3. 决定关系
戴昭铭（1996）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值得采纳。他在《文化语言学导论》中指出：“语
言和文化谁产生谁，谁决定谁和谁影响谁，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不值得、不必要也不可能求得一言以蔽之的解答。”这就提醒我们不能简单地看待语言和文化的关系。还有学者是从具体的方面来研究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如王魁京（1993）是从语言的各个平面研究了其与文化的关系，如语音、词汇和语法与文化的关系，这对对外汉语教学是有指导作用的。戴昭铭（1996）则从文化的各个层面和语言的关系进行了论述，他从思维、哲学、政治、宗教和文学艺术等方面探讨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四．结语
美国已故的语言学教授萨皮尔说“: 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柏默也说“: 语言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是相辅而行的，它们可以互相协助和启发。”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语言，对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的研究似乎总也不会过时。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成果，但不论那种研究成果都不能否认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
参考文献：
1. 浅谈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及语言文化教学 丁炜鉴 科教文化 p186
2.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纪雯荟 科技信息
3.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及了解文化的策略 刘小娟 , 赵瑞林 边疆经济与文化2005 年第1 期
4.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述要 况新华 曾剑平 南昌航空工业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 年6 月 第1 卷第1 期
5. 我国关于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综述 魏丹霞 2011年第52期考试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