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的商业解读
翰凯·凯（John Kay）
《战争与和平》或许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小说之一，也是篇幅最长的小说之一。
很多历史学家解释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总想找出因果关系、找出走向和规律，总是在找大人物（男性居多）的运筹帷幄和布局实施。
托尔斯泰（Tolstoy ）嘲弄了这种解读历史的方式。“路易十四世为人自负、自信：他有这些那些情人，这些那些大臣。他把法国统治得一团糟„„在18世纪末，巴黎有几十个人开始讨论全人类一律自由、平等这些话题。这么一来，全法国的人就你砍死我，我淹死你，开始拼个你死我活„„当时有一个大有才干之人，叫拿破仑。他把各个地方各种人统统都给征服了。也就是说，由于他是个天才人物，他杀了好多人。”
这种风格和很多商业书籍和商业杂志差不多。如果历史真如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所说的那样，是大人物的传记，那么商业也就是伟大首席执行官们的成就。现代工业结构的变迁，或是要归咎于美国在线－时代华纳（AOL Time Warner）的李文（Gerald Levin）的错误，或是归功于微软比尔·盖茨（Bill Gates）之类的天才。
对托尔斯泰来说，把重点放在英雄人物身上纯属扯淡。他笔下那些平凡的人物经过了各种起伏跌宕，他们已经不是讲述历史的手段：他们本身就是历史。
史学家宣称观察到某某规律，这其实都是马后炮，将这些规律强加在混乱的现实之上。那些事迹见诸记载的大人物并没有决定事件的走向，而是生而逢时，在事件发生时正好处在领导位置。
因此，托尔斯泰是这样记述拿破仑在博罗季诺（Borodino ）这一关键会战中的表现的。“战事的发展，”托尔斯泰写到：“并不在拿破仑的控制之下，因为战斗中拿破仑的每条命令都没有人实施，拿破仑对情况也一无所知„„（他）把权威代表的角色扮演得很好，和其他战役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没有作出什么破坏性的事情来妨碍战事的发展，对意见他择其善者而从之，他不制造混淆，他不前后矛盾，他不被战场吓倒，也不逃离战场，他战术高超，军事经验丰富，他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得很好，从外面看来，他指挥沉着，举止尊贵。”
这就是当将军的现实。现代首席执行官和将军也很类似，他们负责的机构和事件，其运作和变化也往往不在他们控制之下。他们有时候为自己变革管理的失败而绝望，他们也常常脱离现实，就如同托尔斯泰笔下的将军不了解战场情况一样。任何参加过PowerPoint 演示的人看了准备奥斯特里兹（Austerlitz ）之战的描写，都应该不感到陌生：“魏若德（Weyrother ）单调的声音停止了，库图左夫（Kutuzov ）睁开眼睛，这时水磨那催眠般的声音被打断，磨坊工醒了。这位俄国将军终于将会议叫停。‘打仗前最重要的，’他顿了一下，‘莫过于睡个好觉了。’”
任何参加过董事会会议的人，也不会对德里萨（Drissa ）的作战会议感到陌生。人们在会上起劲地辩论着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托尔斯泰写到安德烈·博尔康斯基公爵（Andrei Bolkonsky）时说，“最能引起安德烈公爵同情的，就是那个愤怒、坚决、固执己见的普弗尔（Pfuel ）„„在座的所有人中间，显然只有他不为个人私利着想„„他动辄挖苦，讽刺起来让人下不了台，不过他认准一个主意，就会忠诚得没边没际，仅凭这一点，就能让人自发地表示尊敬。”
在德里萨会议结尾，安德烈公爵“没有请求留在皇帝身边，而是要求到军队服务，从而永远失去了置身宫廷的机会。”安德烈断言，军事行动的成功，不在于指挥官，而在于队伍中的普通士兵：“只有在队伍当中，我们才能够确信自己是个有用之人。”为什么一个19世纪的俄国人怎么会这么理解现代商业现实呢？
《战争与和平》的商业解读
翰凯·凯（John Kay）
《战争与和平》或许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小说之一，也是篇幅最长的小说之一。
很多历史学家解释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总想找出因果关系、找出走向和规律，总是在找大人物（男性居多）的运筹帷幄和布局实施。
托尔斯泰（Tolstoy ）嘲弄了这种解读历史的方式。“路易十四世为人自负、自信：他有这些那些情人，这些那些大臣。他把法国统治得一团糟„„在18世纪末，巴黎有几十个人开始讨论全人类一律自由、平等这些话题。这么一来，全法国的人就你砍死我，我淹死你，开始拼个你死我活„„当时有一个大有才干之人，叫拿破仑。他把各个地方各种人统统都给征服了。也就是说，由于他是个天才人物，他杀了好多人。”
这种风格和很多商业书籍和商业杂志差不多。如果历史真如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所说的那样，是大人物的传记，那么商业也就是伟大首席执行官们的成就。现代工业结构的变迁，或是要归咎于美国在线－时代华纳（AOL Time Warner）的李文（Gerald Levin）的错误，或是归功于微软比尔·盖茨（Bill Gates）之类的天才。
对托尔斯泰来说，把重点放在英雄人物身上纯属扯淡。他笔下那些平凡的人物经过了各种起伏跌宕，他们已经不是讲述历史的手段：他们本身就是历史。
史学家宣称观察到某某规律，这其实都是马后炮，将这些规律强加在混乱的现实之上。那些事迹见诸记载的大人物并没有决定事件的走向，而是生而逢时，在事件发生时正好处在领导位置。
因此，托尔斯泰是这样记述拿破仑在博罗季诺（Borodino ）这一关键会战中的表现的。“战事的发展，”托尔斯泰写到：“并不在拿破仑的控制之下，因为战斗中拿破仑的每条命令都没有人实施，拿破仑对情况也一无所知„„（他）把权威代表的角色扮演得很好，和其他战役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没有作出什么破坏性的事情来妨碍战事的发展，对意见他择其善者而从之，他不制造混淆，他不前后矛盾，他不被战场吓倒，也不逃离战场，他战术高超，军事经验丰富，他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得很好，从外面看来，他指挥沉着，举止尊贵。”
这就是当将军的现实。现代首席执行官和将军也很类似，他们负责的机构和事件，其运作和变化也往往不在他们控制之下。他们有时候为自己变革管理的失败而绝望，他们也常常脱离现实，就如同托尔斯泰笔下的将军不了解战场情况一样。任何参加过PowerPoint 演示的人看了准备奥斯特里兹（Austerlitz ）之战的描写，都应该不感到陌生：“魏若德（Weyrother ）单调的声音停止了，库图左夫（Kutuzov ）睁开眼睛，这时水磨那催眠般的声音被打断，磨坊工醒了。这位俄国将军终于将会议叫停。‘打仗前最重要的，’他顿了一下，‘莫过于睡个好觉了。’”
任何参加过董事会会议的人，也不会对德里萨（Drissa ）的作战会议感到陌生。人们在会上起劲地辩论着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托尔斯泰写到安德烈·博尔康斯基公爵（Andrei Bolkonsky）时说，“最能引起安德烈公爵同情的，就是那个愤怒、坚决、固执己见的普弗尔（Pfuel ）„„在座的所有人中间，显然只有他不为个人私利着想„„他动辄挖苦，讽刺起来让人下不了台，不过他认准一个主意，就会忠诚得没边没际，仅凭这一点，就能让人自发地表示尊敬。”
在德里萨会议结尾，安德烈公爵“没有请求留在皇帝身边，而是要求到军队服务，从而永远失去了置身宫廷的机会。”安德烈断言，军事行动的成功，不在于指挥官，而在于队伍中的普通士兵：“只有在队伍当中，我们才能够确信自己是个有用之人。”为什么一个19世纪的俄国人怎么会这么理解现代商业现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