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的历史性
很多人认为《圣经》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是一部伟大的伦理著作，而非真实的历史事实。十九世纪中叶达尔文提出进化学说后，《圣经》的权威受到严重的挑战，被不少人认为是虚构的、不科学的。为了回答这种挑战，《圣经考古学》应运而生。此门学科的研究范围包括出土文物的鉴定、《圣经》所记录的古代城镇的发掘、与《圣经》有关的古文字的译解等等。十九世纪以前，有关《圣经》的时代背景的知识相当贫乏，一般只有参考《圣经》本身的记载和古希腊史学家的著作。而这些著作主要是关于新约的，有关旧约的却极为稀少。《圣经考古学》虽只有一百多年历史，但已硕果累累。尤其二十世纪以来的许多重大发现，帮助人们建造起《圣经》的历史架构，并验证了一些过去被怀疑和被嘲笑的圣经故事，充分肯定了《圣经》的历史性。
例如，有人曾基于人类文化的观念，坚持摩西五经不是摩西写的，因为他们认为在摩西时代大多数人还没有文字，摩西不可能写出如此详尽的律法条文。而一九○一年出土了《汉慕拉比法典》（The Law Code of Hammurabi）。它是一块高约210公分，宽180公分的石碑，其上刻有近三百条律法。此法典属于汉慕拉比王统治下的巴比伦时代（公元前1728～1686年），比摩西五经的写作时间还早二、三百年。从此，这种认为摩西五经不是摩西所写论调才消声匿迹了。
《圣经》中记载了一个民族叫赫人。摩西五经中提到赫人在迦南地居住，亚伯拉罕在希伯仑定居时曾与赫人为邻。但史书上从未有过关于赫人的记载，故批评家们都认为《圣经》的此项记载毫无历史价值。然而，一九○六年在土耳其首都安加拉以东一百四十五公里的哈里斯河湾（Halys River），考古学家发掘出赫人帝国的首都波格斯凯的废墟，发现一大批刻有赫人楔形文字的泥板。证明赫人是一个重要的古民族，曾有两个强盛时期（公元前1800年左右及公元前1400～1200年），其帝国灭亡于公元前一千二百年左右。不仅如此，这些被鉴定和翻译的泥板，开始展现出整个古代《圣经》世界的时代背景。比如，根据赫人律法，在买卖土地时，买主必须同时买去土地上的一切附属物；其买卖须在城门口进行，并有见证人在场等。这与创世记第二十三章记载的关于亚伯拉罕为葬妻子撒拉想向赫人买一块墓地，最后却不得不把墓地所属的田地并田地四周的树木全部买下来的记载完全相符。
考古学的发现证明，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的家谱具有绝对的历史性，是都可以证实的历史人物。不仅考古的发现可以证实《圣经》的记载，《圣经》的记载也可以帮助考古发掘。翁格（Merrill Unger）说：“根据新约《圣经》的资料，考古学家们挖掘出好几座古代的城市，发现过去被人视为根本不存在的民族。考古学以惊人的手法增添我们《圣经》知识的背景，也填补了历史上的空隙部分”1。旧约〈列王纪上〉九章15节记载的米吉多、夏琐和基色三个城市都是由以色列王所罗门建造的。一九六○年，当著名以色列学者也丁（Yigael Yadin）继发掘米吉多城后发掘夏琐城时突然有了灵感。他想米吉多城门每边都有三间房子，夏琐城门是不是也这样呢？于是，他将米吉多城门大闸的图形在发掘工地上画上临时记号，然后通知工人挪开瓦砾碎片，按记号挖掘。完工时，工人们都用奇异的眼光看著他，好象他是魔术师或占卜师似的。因为，发掘的结果与他按米吉多米门复制的草图完全一样！
圣经考古学的资料不断充实《圣经》的背景知识，有助于人们对《圣经》经文的理解。在摩西五经中，在神引领以色列人从埃及进到所应许的迦南美地时，对迦南人采取绝灭的政策。许多人觉得神似乎太残忍了。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七年在叙利亚海旁的拉斯珊拉（Ras Shamra）出土的大批乌加利（Ugarit）泥板，是公元前1500～1400年的迦南人的宗教文献，充分揭露了迦南宗教的黑暗、败坏和邪恶。有史以来人类绝少有象迦南宗教那样惊人地将暴力、情欲集于一身的。对邪恶的迦南人，神也曾给予宽容，等待其悔改。从考古学的发
现看，从亚伯拉罕时代到四百多年后的约书亚时代，迦南人毫无悔改之心，已恶贯满盈，非被彻底剪除不可了。按其恶行和淫虐，即使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不加征讨，迦南人也会自取灭亡的。
新约中的许多记载都为考古学所证实。使徒保罗的三次传道旅程，如今都可根据考古学的资料很正确地追溯出来。史学家们一度对路加著的〈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记载的历史性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在〈路加福音〉第三章一到三节中描写的有关耶稣诞生前的情况是不真实的。因为历史资料找不到有关申报户口的事，居里扭也没有作过叙利亚巡抚。但后来考古学的发现证实罗马帝国每隔十四年就有一次人口普查，要求交税人报名注册。此法令是从罗马皇帝亚古士督任期开始的，首次申报户口是公元前二十三年至二十二年，或公元前九年至八年。路加所记载的可能即后者。同时，考古学家也找到了居里扭在公元前七年左右任叙利亚巡抚的证据。有趣的是，凡是路加的记载与史学家的资料不相吻合之处，考古学都证实路加是对的，史学家是错的。世界著名考古学家兰赛爵士（Sir William Ramsay）甚为钦佩地写道：「路加是位第一流的历史学家，他所写的资料不但真实可靠，他也具有史学家应有的历史感。路加的名字应与世间伟大的史学家同列」2。
耶鲁大学的考古学家鲍罗斯（Millar Burrows）说：“全面来说，考古学的发现无疑地印证了《圣经》的可靠性。许多考古学家因为在巴勒斯坦的挖掘工作，而使自己对《圣经》的敬畏之心大增”。犹太考古学家葛鲁克（Nelson Glueck）说：“我可以肯定地说，至今所有考古学上的发现，没有一项是与《圣经》文献相抵触的。……《圣经》中有关历史记载的正确性是无可比拟的，尤其当考古学的证据能印证它时更是如此”。世界著名考古学权威亚布莱特（William F. Albright）的话，可以作为《圣经》的历史性的总结之言：“十八、九世纪期间，许多重要的历史学派都怀疑《圣经》的可靠性，虽然今天仍有一部分当时的学派又重复地出现于学术界，但早期怀疑学派之说均已逐渐被否定了。考古学上的新发现一再印证《圣经》中许多细节，使人们重新认识《圣经》乃是查考人类历史的一部最好资料”。
3.手抄本的可靠性
我们今日的《圣经》是根据历史上保存下来的手抄本印刷而成的。《圣经》经卷的原稿已无处查寻。那么，我们今日的《圣经》是否与原稿一样呢？也就是说，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手抄本是否可靠呢？新约各卷在公元一世纪末完成。现在已找出五千多本新约手抄本（完全的或部分的），最老的手抄本来自公元第四世纪，与原稿只相隔二、三百年。新约手抄本之多，距原稿时间之短，都是别的古典著作无法相比的，充分显示了新约手抄本的可靠性。 罗马凯撒的《高卢之战》（Gallic Wars）写成于公元前一世纪，现只有九十一本较好的版本，其最早的手抄本是公元九百年写成的，与原著相距一千年。其他古典著作，如古希腊作家沙浮克理斯（Sophocles）的悲剧作品，塔西图（Tacitus）的《年鉴》等，其保留至今的手抄本数量之少，距原著时间之长也与《高卢之战》相似。此外，新约各手抄本的差异是非常小的。除一些字的拼写有些差异外，整本新约的二万句话中，仅有千分之一、二是有疑问的。写于公元后七世纪的荷马史诗伊利亚忒（Iliad）的一万五千句中却有5%的句子有疑问。莎士比亚的作品至今只有三百年，但原稿亦均不复存在。其三十几个剧本中，每一本都有上百处地方引起争议，这些差异都足以影响整个句子的意义。与莎翁的印刷版本相比，新约《圣经》手抄本的高度准确、可靠，令人肃然起敬。
保存至今的希伯来文旧约手抄本的数量不如新约手抄本那么丰富。在死海古卷发现前，人们拥有的最早的希伯来文旧约手抄本是来自公元九百年左右的“马所礼经卷”（Massoretic Texts），与原著相隔1300年。旧约手抄本流传下来不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犹太人对旧约手抄本的极严格要求是一个重要原因。犹太人中的文士按照犹太法典的规定以非常严谨
的态度抄写旧约经卷。如果某一页中发现任何一点差错，整页经文就完全毁掉。经卷抄写后，经严格审查完全无误后，抄本就被当作正本一样，一视同仁地在犹太会堂诵读。
按中国人传统，往往视原著最宝贵，哪怕残缺不全也然。但犹太人的注意点却完全集中在手抄本的完整无缺，以便无误地传达神的话语。所以犹太人视新手抄本比旧手抄本更可贵，因为它们是完整的。随著时间的推移，经长久使用而残缺的旧手抄本不断被新手抄本所代替。这些残缺的手抄本就被废弃。每个犹太会堂中都有一个大木柜，专门用来存放这些残缺的旧约手抄本。这些手抄本在木柜里往往因为被忽视而进一步被损坏。当木柜中累积的手抄本太多时就会被埋到地下。不少现存的最古老的旧约手抄本都是在这种木柜中找到的。犹太人世世代代饱经忧患，流离失所，旧约的手抄本也随之丧失。
马所礼经卷是由专门从事编辑、校订旧约经文的马所礼人编成的。他们使用了整套极严密细致的查验方法，以避免在抄写、编辑中出现错误。同时，他们在经文中加上母音的拼音符号，以帮助读者正确发音（在此之前，希伯来旧约抄本中无母音），被视为当今标准的希伯来文旧约经卷。然而，马所礼经卷毕竟与旧约原本相隔一千多年。而且马所礼经卷与公元前二世纪被译成希腊文的七十士译本旧约相比，由于翻译的原因，也有不少差异。马所礼经卷是否与旧约原本一样呢？多年来，人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一九四七年春天，在耶路撒冷东面的死海（盐海）附近牧羊的阿拉伯牧童，为了寻找迷失的羊，将石头掷进死海西边的岩洞里，结果其中一个岩洞发出石头打破瓦罐的声音。进洞后发现了很多皮质经卷用棉布包著，装在几个大瓦罐中。其中五卷被耶路撒冷城中叙利亚东正教修道院的红衣主教所收购。因这位主教不识上面的文字，他打电话给耶路撒冷的美国东方研究学会，其代理会长查伟（John Trever）把部分经卷拍摄下来寄给霍普斯金大学的美国《圣经》考古权威亚布莱特教授（W. F. Albright），被鉴定为在公元前一百年左右写成的希伯来文旧约经卷！
接下来的几年，各国考古学家纷纷到死海地区发掘，一共发现了四万多经卷碎片，有五百份经卷是由这些碎片拼成的。根据C14放射性测年法、古文字鉴定法、出土的钱币和“昆兰社区”的习俗等综合鉴定的结果，证实这批抄本是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一世纪中叶的作品。其中，有〈以赛亚书〉十几个抄本。这些抄本中，以1QIsa和1QIsb最完整、重要，被专家们确定为公元前一、二世纪的作品。1QIsa大致完整，在字句方面和马所礼〈以赛亚书〉有些差异，但对经文的解释没有重大影响；1QIsb含〈以赛亚书〉十章至六十六章，和马所礼〈以赛亚书〉完全一样！从死海古卷到马所礼经卷，《圣经》被抄传千年之久，仍准确无误！这样，人们所拥有的希伯来文旧约抄本一下子提早了一千年，与旧约原本仅相差二、三百年。
综观上面所谈，如果我们仍对《圣经》各书卷持怀疑态度的话，实际上是在贬低其他古典巨著的地位，因《圣经》远比它们可靠。麦道卫（Josh McDowell）在《铁证待判》中写道：“我个人原企图粉碎《圣经》的历史性及可靠性，结果却因此认识《圣经》在历史性上是绝对正确可靠的。如果一个人认为《圣经》是一本不可信的书，必须将之抛弃的话，那么除了《圣经》外，他恐怕要连所有的古典文学作品都掷弃不用了。我个人所面临的最大试探，我相信也是大多数人最易犯的一项错误，就是用一种标准来衡量通俗文学，却用另一种标准来衡量《圣经》。其实我们该用同一尺度来衡量所有的文学作品，不论它们是通俗性的，还是宗教性的”
圣经》中的许多著名预言，如推罗、西顿两城的遭遇、以色列人的历史、耶稣的降生、受死及复活等，在各种福音书籍或文章中都有极详尽的论述。所以我不打算再占用大的篇幅描述这些预言的细枝末节，而主要谈谈我对这些预言的一些感受。
地处地中海东岸的古城推罗曾是世界著名的航海、商业中心。由于其居住的腓尼基人罪恶极大，神通过先知以西结预言说：推罗城将受到多国的攻击，财物被掠，城垣、房屋被毁，其石头、木头、尘土都将被抛在水中，使之成为净光的磐石，作渔夫晒网的地方（详见〈以西结书〉第廿六章）。同时，明确说明此城将不会被重建：“我必叫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人虽寻找你，却永寻不见。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以西结廿六21）。预言发出不久，推罗即遭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围攻，十三年后破城。其后，希腊亚力山大大帝进兵已迁至海岛的推罗，把老城的木、土、石抛在海里，筑成一道通向海岛的长堤，配合战船，将推罗攻破。经风雨洗涮，老城磐石裸露，终成为渔人晒网的地方！
史东纳博士（Peter W. Stoner）曾著《科学的见证》一书（Science Speaks －－ An Evaluation of Certain Christian Evidences, Chicago: The Moody Bible Institute, 1958; 周博罗译成中文，1960年由香港宣道书局出版）。书中说：“推罗大陆城内有雷雪兰大泉水（Springs of Raselain），能供应该城大量鲜水，该泉迄今犹在不断流着，但是所有的水，都流入海中。有一位工程师估计该泉每日所产水量，约为一千万加仑。推罗依然是一个优良的城址，并有足够的鲜水，可供一个近代化的大都市之用，但是迄今犹未重建。这就应验了距今已达二千五百年之久、迄今仍屹立不移的预言。这就是以西结所作预言中的第七件事：推罗古城将永不重建”（P. 56）。根据某些网上的资料（如Britannican.com），在推罗遗址，以捕鱼为主要职业的居民在1991年已达约七万人。但推罗却已不能重建昔日的辉煌。 《圣经》关于以色列的预言也是非常奇特的。犹太人是神的选民，神要借著他们把神的道彰显出去。犹太人在抄写、保存、传扬《圣经》方面确实是立了大功的。神指派先知摩西将犹太人从为奴的埃及地领出来，迁往神应许的迦南美地。一路上神行了很多神迹帮助他们（如赐云柱、火柱，分红海、约旦河等）。然而犹太人虽清楚地知道耶和华是他们的神，却不能专一地顺服、事奉 。稍遇困难，他们就怨声不迭，转而去拜别的假神，使耶和华常常震怒。摩西到晚年时已预感到犹太人可能遭遇的悲剧，曾痛心疾首地劝勉他们。但犹太人没有听从摩西的规劝，果然受到神的严厉惩罚。神通过先知耶利米说：“我必使他们交出来，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遭遇灾祸；在我赶逐他们到的各处，成为凌辱、笑谈、讥刺、咒诅”；“我在怒气、忿怒和大恼恨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召聚出来，领他们回到此地，使他们安然居住”（耶廿四9；卅二37）。历史准确无误地印证了这些预言。公元七十年罗马军队攻陷耶路撒冷。公元一三五年罗马大帝哈德里安（Hadrian）将犹大地全部充公，并卖给外邦人，从此犹太人流离失所，被驱赶到世界各地，在万国中抛来抛去。他们没有国土、没有政府、没有军队，饱受杀戮、惨害。
然而，耶利米预言说将来犹太人还会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很多人都以为不可能。犹太人离开本土后，该地相继为波斯人、阿拉伯人所占据，长达千年以上，早已被视为他们的故乡。回教兴起后，犹太地区成为其势力范围。回教徒在耶路撒冷犹太圣殿原址建了两座清真寺，把耶城当作回教的圣地之一。回教徒与犹太人水火不容。另外，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犹太地区仍是一片荒芜，不宜居住。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各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英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对垒之势更加尖锐。在联合国安理会中，苏、美总是对著干的。如果美、英支持以色列复国，苏联必加反对。任何一方投反对票，决议就无法通过。无论从哪方面看，犹太人回归自己本土的希望都是极其渺茫的。然而，事实是，犹太人不仅回归了，而且于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建立了以色列国，并顺利地加入联合国，成为其第五十九个成员国！至此，耶利米在两千多年前传达的神的预言，完全成为现实。
不仅以色列的复国震惊了全世界，而且以色列复国后能站住脚跟和不断发展，也如谜一般，令人百思不解。北非和中东的阿拉伯人不容以色列国存在。以色列宣布复国的第二天，就遭到阿拉伯各国的联合进攻，以期将以色列国扼杀在襁褓之中。当时二十几个阿拉伯国家有一亿五千万人口之众，装备精良；而以色列却只有六十五万人，武器简陋。这本是一场一边倒的战争。战争一爆发，阿联就宣布：“这将是一场大屠杀和歼灭战！”然而战争结束时，以色列不仅未被歼灭，反而扩大了疆土。此后，又发生了三次大规模阿以战争。每一次，以色列都面临灭顶之灾。可战事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奇迹般地出现转机，使几遭全军覆没的以色列绝路逢生，转败为胜。几年前，以色列先后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约旦王国签订了和约，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除军事和政治上的胜利外，以色列的农业、工业和科学技术在短短几十年内也取得了令世瞩目的杰出成就，被称为“最小的超级大国”。尽管局外人对这一切感到不可思议，但以色列人很清楚，这一切是神的作为，因为神应许他们“回到此地”，并“安然居住”。
经常有人问，神当初为什么要拣选如此弱小的以色列民族作 的选民？如果神拣选象中华民族这样的大族，传福音岂不更有利？神拣选谁作 的选民，完全是神的主权。但神拣选以色列，并不是以色列民族比别的民族更优秀。神拣选以色列人的原因，我们并不明白，只可揣摸一、二。犹太地区位于欧、亚、非三大洲的连结部位，十分有利于福音迅速传播。第二，以色列是个弱小民族，亡国近两千年不被外族同化，复国后能以弱制强、挺立于世界强国之林，使人明显可以看出这不是以色列人自己的功劳，乃是神的作为。人在软弱时，方能彰显神的荣耀，这是《圣经》中反复教导的真理。以色列民族的历史不仅完全验证了《圣经》的预言，还清楚地告诉人们，拣选以色列的神才是人类和宇宙万物的真正主宰。
现代一些自称为先知的人也会说一些可以被应验的预言。但这些预言都只是对个别人的短时间的预言，与《圣经》中关于整个国家、民族几百年、上千年的预言无法相提并论。这些现代先知的预言主要靠机遇、常识和含糊取胜。迪克森夫人（Jeane Dixon）因预言美国总统甘乃迪遇刺而名声大震。其实，她说的几十个预言中只有几个应验，其准确性不到百分之
十。应验的预言中有的模棱两可，有的纯是常识（如“美苏保持强权地位”等）。即使关于甘乃迪遇刺的预言也是如此。Parade杂志于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三日刊登她的预言说：“迪克森夫人认为一九六○年的大选将会被劳工支配，一位民主党人将获胜，他将于任内遇刺或死亡，虽然不一定在第一期任内发生。”后来甘乃迪当选总统并遇刺，这是言中的部分。但其中也有错误之处。一是那年的大选并没有被劳工支配，二是这与她在一九六○年一月关于尼克森将嬴得大选的预言相矛盾。贾斯罗和布普克（Geisler and Brooks）在《当代护教手册》中指出：“本世纪的十位美国总统中有三位在任期中去世，另有两位在任期近尾声时重病”2。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现代先知说预言的本质就可见一斑了。
《圣经》的预言的种类之多、时间跨度之大、应验之准确，远非人的能力和智慧所及。除上面谈到的例子外，旧约中有关耶稣的三百多个预言都一无差错的完全应验在耶稣一人身上（第三、四章还要论及），是无法用机率解释的。《圣经》的预言对百分之九十九点九、错百分之零点一都不行，否则不是神默示的。
5.总结
人有选择接受或拒绝《圣经》的自由；《圣经》却有审判拒绝接受的人的权柄。耶稣明确地告诫人们：“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约十二48）。索斯（Robert Saucy）在《圣经可靠吗？》中严肃地指出：“神的话会带来审判及死亡，因为它活泼的生命力使人作选择，到底要接纳还是拒绝它的信息。不断地拒绝，会使人心越发刚硬，至终带来死亡。我们可以把神的话比作太阳。在太阳的光线照射下，有些
东西会变软融化，别的则会更加坚硬。神的话也一样，对有些人它带来责备及悔改，对别人则是硬心和最后的审判」。
关于漢慕拉比法典和圣经中摩西在神启示下所写的律法
“以牙還牙，以眼還眼”這兩句成語，大概沒人不知曉，它可解著“以對方使用的手段還擊對方，針鋒相對地進行鬥爭”。“冤冤相報”的意思。但它的出處--翻開字典，有個括弧裏寫著“舊約.申命記”。
翻開《申命記》19章21節，就有，“要以命償命，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以手還手，以腳還腳”，這是舊約裏的律法，傷害別人身體或生命的，必須用自己身體的相關部份，或生命去償還，譬如有人打了別人的一顆牙，刑罰就是別人敲他的牙，餘此類推。
幾千年後的今天，用文明的眼光來看，這樣的律法似乎又土又野，甚至叫人驚懼。今日有類似情形至多罰款、挨鞭、坐牢；當然，以命償命是無可置疑的。
罪與罰本是因果關係，自古而然。而罪又都已是人的一部份，當種種藩籬崩潰，人其實可以十分墮落。先知耶利米這樣慨嘆，“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誰能識透呢？”，環境和教育只是外因。使徒保羅幾乎可成為信徒的模範生，但他也老老實實的說，“因為我所作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願意的，我並不作，我所恨惡的，我倒去作。”
而耶穌，更說得一針見血，“從人裏面出來的，那才能污穢人，因為從裏面，就是從人心裏，發生惡念、苟合，偷盜、凶殺、奸淫、貪婪、邪惡、詭詐、淫蕩、嫉妒、謗瀆、驕傲、狂妄，這一切的惡都是從裏面出來，且能污穢人”。
耶穌所說的那一大列罪行裏，卻又是不分古今，不論是先民或現代文明人，只是罪案形式不一樣。當道理很難說得通的時候，那些日子裏，那些看似粗糙的制止罪惡之方就派上了用場。
這大概還得從漢慕拉比法典說起，約在公元1901至00年間，法國考古家在波斯西部的書珊城發現了一塊黑色閃長岩造成的石碑，這石碑高約2.25米，其上有個60厘米高的浮雕，浮雕上是巴比倫王朝最後一位大君王漢慕拉比，他正在作祈求狀，從寶座的沙馬士神手中領受王權和法律，浮雕下的銘刻，是282條法律錄，有明顯罪行包括拐帶、偷竊、入屋行竊、搶掠、偽證、誣告、窩藏逃犯。而這一些罪行，都是以判處死刑。有些還是就地正法，譬如說趁火打劫的刑罰是“此人必須丟在火中”。
此外，這282條法律裏也包括了保障封建權利、商業法令、婚姻制度等等。
基本上，漢慕拉比法典以實用為本，有頭痛醫頭的意味，用重典?制撲滅的只是眼前的火。而人，帶著他們的罪性，在這重典裏進進出出。
幾百年後，到了摩西的時代，摩西率領以色列民從埃及出曠野，那250萬的民?豈能沒有律法？耶和華這時對摩西說，“你上山到我這裏來，住在這裏，我要將石版上我所寫的律法和誡命賜給你，使你可以教訓百姓”。
而這神用指頭在石版上寫的“西乃山之約”下得山來，百姓因等了40晝夜，已不耐煩，他們造了金牛犢，以此為神。摩西一見大怒，摔破法版，這上帝制定的倫理道德守則，希伯來法典的基礎，便應聲破裂。
因著人的悖逆，法版只得重寫。上帝借摩西，再次頒布了他的誡命、律例和典意。
摩西律法裏也不免有重典，有些也和漢慕拉比法典有相似之處，譬如奸淫和拐帶都定為死罪。“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原則，亦可溯自漢慕拉比法典，但亦有不同。漢慕拉比法典中，若有人損毀貴族中一人的眼睛，他們必須損毀他的眼睛；貴族若在醫生的青銅刀下死亡或失去眼睛，醫生的手可能被砍下。但是，若受傷的是平民，只需賠償1彌拿的銀子，而奴隸只需賠1/2彌拿銀子。
這當然違反人權，並不平等，可是在古代，那是個基本上沒有人權的時代，人的罪性便借著條規法典合法化。至于摩西律法，在“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以手還手，以腳還腳，以烙還烙，以傷還傷，以打還打。”之後，有這樣的規例，“人若打壞了他奴僕或是婢女的一隻眼，就要因他的眼放他去得自由。若打掉了他奴僕或是婢女的一個牙，就要因他的牙放他去得以自由。”－－打傷了奴僕就不用“以牙還牙”嗎？這看來似乎也不公平。但想想，在人心耿硬，人命又不值錢的世代，這應看為“保障奴隸人權”，還一個奴僕自由，在當時真是難有的事。
此外，摩西律法也規定刑律只涉及罪犯本人，不得有所株連。“不可因子殺父，也不可因父殺子，凡被殺的都為本身的罪”，這與漢慕拉比法典顯然不同，漢慕拉比法典中，如果有人毆打懷孕的自由婦女，使到她流產或死亡，那么就要殺死凶犯的女兒抵罪；如果承擔建造的人，所造房屋不堅固，房屋傾覆而砸死屋主，承造的人要處死，如果砸死了屋主的子女，承造者的子女就得處死。
刑罪用意原在制止，在摩西律法中，重復出現像這樣一類的句子，“以色列眾人都要聽見害怕，就不敢在你們中間再行這樣的惡了。”律法本是艱難的事，只是一帖救治的藥，是存著殺傷力的。嚴格說來，法典裏混雜著的，是人性裏的罪，有缺陷的規例，能徹底去除罪惡嗎？
漢慕拉比法典石碑自3千多年前，立在市集之中或廟宇旁邊，後成為以攔人的戰利品，運到波斯，今日存放在巴黎的羅浮宮；而摩西法版因遷徒戰亂，最後它和約櫃一起下落不明了。
而為了挽回“從人裏面出來的惡”，最後，耶穌上了十字架。
圣经的历史性
很多人认为《圣经》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是一部伟大的伦理著作，而非真实的历史事实。十九世纪中叶达尔文提出进化学说后，《圣经》的权威受到严重的挑战，被不少人认为是虚构的、不科学的。为了回答这种挑战，《圣经考古学》应运而生。此门学科的研究范围包括出土文物的鉴定、《圣经》所记录的古代城镇的发掘、与《圣经》有关的古文字的译解等等。十九世纪以前，有关《圣经》的时代背景的知识相当贫乏，一般只有参考《圣经》本身的记载和古希腊史学家的著作。而这些著作主要是关于新约的，有关旧约的却极为稀少。《圣经考古学》虽只有一百多年历史，但已硕果累累。尤其二十世纪以来的许多重大发现，帮助人们建造起《圣经》的历史架构，并验证了一些过去被怀疑和被嘲笑的圣经故事，充分肯定了《圣经》的历史性。
例如，有人曾基于人类文化的观念，坚持摩西五经不是摩西写的，因为他们认为在摩西时代大多数人还没有文字，摩西不可能写出如此详尽的律法条文。而一九○一年出土了《汉慕拉比法典》（The Law Code of Hammurabi）。它是一块高约210公分，宽180公分的石碑，其上刻有近三百条律法。此法典属于汉慕拉比王统治下的巴比伦时代（公元前1728～1686年），比摩西五经的写作时间还早二、三百年。从此，这种认为摩西五经不是摩西所写论调才消声匿迹了。
《圣经》中记载了一个民族叫赫人。摩西五经中提到赫人在迦南地居住，亚伯拉罕在希伯仑定居时曾与赫人为邻。但史书上从未有过关于赫人的记载，故批评家们都认为《圣经》的此项记载毫无历史价值。然而，一九○六年在土耳其首都安加拉以东一百四十五公里的哈里斯河湾（Halys River），考古学家发掘出赫人帝国的首都波格斯凯的废墟，发现一大批刻有赫人楔形文字的泥板。证明赫人是一个重要的古民族，曾有两个强盛时期（公元前1800年左右及公元前1400～1200年），其帝国灭亡于公元前一千二百年左右。不仅如此，这些被鉴定和翻译的泥板，开始展现出整个古代《圣经》世界的时代背景。比如，根据赫人律法，在买卖土地时，买主必须同时买去土地上的一切附属物；其买卖须在城门口进行，并有见证人在场等。这与创世记第二十三章记载的关于亚伯拉罕为葬妻子撒拉想向赫人买一块墓地，最后却不得不把墓地所属的田地并田地四周的树木全部买下来的记载完全相符。
考古学的发现证明，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的家谱具有绝对的历史性，是都可以证实的历史人物。不仅考古的发现可以证实《圣经》的记载，《圣经》的记载也可以帮助考古发掘。翁格（Merrill Unger）说：“根据新约《圣经》的资料，考古学家们挖掘出好几座古代的城市，发现过去被人视为根本不存在的民族。考古学以惊人的手法增添我们《圣经》知识的背景，也填补了历史上的空隙部分”1。旧约〈列王纪上〉九章15节记载的米吉多、夏琐和基色三个城市都是由以色列王所罗门建造的。一九六○年，当著名以色列学者也丁（Yigael Yadin）继发掘米吉多城后发掘夏琐城时突然有了灵感。他想米吉多城门每边都有三间房子，夏琐城门是不是也这样呢？于是，他将米吉多城门大闸的图形在发掘工地上画上临时记号，然后通知工人挪开瓦砾碎片，按记号挖掘。完工时，工人们都用奇异的眼光看著他，好象他是魔术师或占卜师似的。因为，发掘的结果与他按米吉多米门复制的草图完全一样！
圣经考古学的资料不断充实《圣经》的背景知识，有助于人们对《圣经》经文的理解。在摩西五经中，在神引领以色列人从埃及进到所应许的迦南美地时，对迦南人采取绝灭的政策。许多人觉得神似乎太残忍了。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七年在叙利亚海旁的拉斯珊拉（Ras Shamra）出土的大批乌加利（Ugarit）泥板，是公元前1500～1400年的迦南人的宗教文献，充分揭露了迦南宗教的黑暗、败坏和邪恶。有史以来人类绝少有象迦南宗教那样惊人地将暴力、情欲集于一身的。对邪恶的迦南人，神也曾给予宽容，等待其悔改。从考古学的发
现看，从亚伯拉罕时代到四百多年后的约书亚时代，迦南人毫无悔改之心，已恶贯满盈，非被彻底剪除不可了。按其恶行和淫虐，即使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不加征讨，迦南人也会自取灭亡的。
新约中的许多记载都为考古学所证实。使徒保罗的三次传道旅程，如今都可根据考古学的资料很正确地追溯出来。史学家们一度对路加著的〈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记载的历史性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在〈路加福音〉第三章一到三节中描写的有关耶稣诞生前的情况是不真实的。因为历史资料找不到有关申报户口的事，居里扭也没有作过叙利亚巡抚。但后来考古学的发现证实罗马帝国每隔十四年就有一次人口普查，要求交税人报名注册。此法令是从罗马皇帝亚古士督任期开始的，首次申报户口是公元前二十三年至二十二年，或公元前九年至八年。路加所记载的可能即后者。同时，考古学家也找到了居里扭在公元前七年左右任叙利亚巡抚的证据。有趣的是，凡是路加的记载与史学家的资料不相吻合之处，考古学都证实路加是对的，史学家是错的。世界著名考古学家兰赛爵士（Sir William Ramsay）甚为钦佩地写道：「路加是位第一流的历史学家，他所写的资料不但真实可靠，他也具有史学家应有的历史感。路加的名字应与世间伟大的史学家同列」2。
耶鲁大学的考古学家鲍罗斯（Millar Burrows）说：“全面来说，考古学的发现无疑地印证了《圣经》的可靠性。许多考古学家因为在巴勒斯坦的挖掘工作，而使自己对《圣经》的敬畏之心大增”。犹太考古学家葛鲁克（Nelson Glueck）说：“我可以肯定地说，至今所有考古学上的发现，没有一项是与《圣经》文献相抵触的。……《圣经》中有关历史记载的正确性是无可比拟的，尤其当考古学的证据能印证它时更是如此”。世界著名考古学权威亚布莱特（William F. Albright）的话，可以作为《圣经》的历史性的总结之言：“十八、九世纪期间，许多重要的历史学派都怀疑《圣经》的可靠性，虽然今天仍有一部分当时的学派又重复地出现于学术界，但早期怀疑学派之说均已逐渐被否定了。考古学上的新发现一再印证《圣经》中许多细节，使人们重新认识《圣经》乃是查考人类历史的一部最好资料”。
3.手抄本的可靠性
我们今日的《圣经》是根据历史上保存下来的手抄本印刷而成的。《圣经》经卷的原稿已无处查寻。那么，我们今日的《圣经》是否与原稿一样呢？也就是说，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手抄本是否可靠呢？新约各卷在公元一世纪末完成。现在已找出五千多本新约手抄本（完全的或部分的），最老的手抄本来自公元第四世纪，与原稿只相隔二、三百年。新约手抄本之多，距原稿时间之短，都是别的古典著作无法相比的，充分显示了新约手抄本的可靠性。 罗马凯撒的《高卢之战》（Gallic Wars）写成于公元前一世纪，现只有九十一本较好的版本，其最早的手抄本是公元九百年写成的，与原著相距一千年。其他古典著作，如古希腊作家沙浮克理斯（Sophocles）的悲剧作品，塔西图（Tacitus）的《年鉴》等，其保留至今的手抄本数量之少，距原著时间之长也与《高卢之战》相似。此外，新约各手抄本的差异是非常小的。除一些字的拼写有些差异外，整本新约的二万句话中，仅有千分之一、二是有疑问的。写于公元后七世纪的荷马史诗伊利亚忒（Iliad）的一万五千句中却有5%的句子有疑问。莎士比亚的作品至今只有三百年，但原稿亦均不复存在。其三十几个剧本中，每一本都有上百处地方引起争议，这些差异都足以影响整个句子的意义。与莎翁的印刷版本相比，新约《圣经》手抄本的高度准确、可靠，令人肃然起敬。
保存至今的希伯来文旧约手抄本的数量不如新约手抄本那么丰富。在死海古卷发现前，人们拥有的最早的希伯来文旧约手抄本是来自公元九百年左右的“马所礼经卷”（Massoretic Texts），与原著相隔1300年。旧约手抄本流传下来不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犹太人对旧约手抄本的极严格要求是一个重要原因。犹太人中的文士按照犹太法典的规定以非常严谨
的态度抄写旧约经卷。如果某一页中发现任何一点差错，整页经文就完全毁掉。经卷抄写后，经严格审查完全无误后，抄本就被当作正本一样，一视同仁地在犹太会堂诵读。
按中国人传统，往往视原著最宝贵，哪怕残缺不全也然。但犹太人的注意点却完全集中在手抄本的完整无缺，以便无误地传达神的话语。所以犹太人视新手抄本比旧手抄本更可贵，因为它们是完整的。随著时间的推移，经长久使用而残缺的旧手抄本不断被新手抄本所代替。这些残缺的手抄本就被废弃。每个犹太会堂中都有一个大木柜，专门用来存放这些残缺的旧约手抄本。这些手抄本在木柜里往往因为被忽视而进一步被损坏。当木柜中累积的手抄本太多时就会被埋到地下。不少现存的最古老的旧约手抄本都是在这种木柜中找到的。犹太人世世代代饱经忧患，流离失所，旧约的手抄本也随之丧失。
马所礼经卷是由专门从事编辑、校订旧约经文的马所礼人编成的。他们使用了整套极严密细致的查验方法，以避免在抄写、编辑中出现错误。同时，他们在经文中加上母音的拼音符号，以帮助读者正确发音（在此之前，希伯来旧约抄本中无母音），被视为当今标准的希伯来文旧约经卷。然而，马所礼经卷毕竟与旧约原本相隔一千多年。而且马所礼经卷与公元前二世纪被译成希腊文的七十士译本旧约相比，由于翻译的原因，也有不少差异。马所礼经卷是否与旧约原本一样呢？多年来，人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一九四七年春天，在耶路撒冷东面的死海（盐海）附近牧羊的阿拉伯牧童，为了寻找迷失的羊，将石头掷进死海西边的岩洞里，结果其中一个岩洞发出石头打破瓦罐的声音。进洞后发现了很多皮质经卷用棉布包著，装在几个大瓦罐中。其中五卷被耶路撒冷城中叙利亚东正教修道院的红衣主教所收购。因这位主教不识上面的文字，他打电话给耶路撒冷的美国东方研究学会，其代理会长查伟（John Trever）把部分经卷拍摄下来寄给霍普斯金大学的美国《圣经》考古权威亚布莱特教授（W. F. Albright），被鉴定为在公元前一百年左右写成的希伯来文旧约经卷！
接下来的几年，各国考古学家纷纷到死海地区发掘，一共发现了四万多经卷碎片，有五百份经卷是由这些碎片拼成的。根据C14放射性测年法、古文字鉴定法、出土的钱币和“昆兰社区”的习俗等综合鉴定的结果，证实这批抄本是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一世纪中叶的作品。其中，有〈以赛亚书〉十几个抄本。这些抄本中，以1QIsa和1QIsb最完整、重要，被专家们确定为公元前一、二世纪的作品。1QIsa大致完整，在字句方面和马所礼〈以赛亚书〉有些差异，但对经文的解释没有重大影响；1QIsb含〈以赛亚书〉十章至六十六章，和马所礼〈以赛亚书〉完全一样！从死海古卷到马所礼经卷，《圣经》被抄传千年之久，仍准确无误！这样，人们所拥有的希伯来文旧约抄本一下子提早了一千年，与旧约原本仅相差二、三百年。
综观上面所谈，如果我们仍对《圣经》各书卷持怀疑态度的话，实际上是在贬低其他古典巨著的地位，因《圣经》远比它们可靠。麦道卫（Josh McDowell）在《铁证待判》中写道：“我个人原企图粉碎《圣经》的历史性及可靠性，结果却因此认识《圣经》在历史性上是绝对正确可靠的。如果一个人认为《圣经》是一本不可信的书，必须将之抛弃的话，那么除了《圣经》外，他恐怕要连所有的古典文学作品都掷弃不用了。我个人所面临的最大试探，我相信也是大多数人最易犯的一项错误，就是用一种标准来衡量通俗文学，却用另一种标准来衡量《圣经》。其实我们该用同一尺度来衡量所有的文学作品，不论它们是通俗性的，还是宗教性的”
圣经》中的许多著名预言，如推罗、西顿两城的遭遇、以色列人的历史、耶稣的降生、受死及复活等，在各种福音书籍或文章中都有极详尽的论述。所以我不打算再占用大的篇幅描述这些预言的细枝末节，而主要谈谈我对这些预言的一些感受。
地处地中海东岸的古城推罗曾是世界著名的航海、商业中心。由于其居住的腓尼基人罪恶极大，神通过先知以西结预言说：推罗城将受到多国的攻击，财物被掠，城垣、房屋被毁，其石头、木头、尘土都将被抛在水中，使之成为净光的磐石，作渔夫晒网的地方（详见〈以西结书〉第廿六章）。同时，明确说明此城将不会被重建：“我必叫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人虽寻找你，却永寻不见。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以西结廿六21）。预言发出不久，推罗即遭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围攻，十三年后破城。其后，希腊亚力山大大帝进兵已迁至海岛的推罗，把老城的木、土、石抛在海里，筑成一道通向海岛的长堤，配合战船，将推罗攻破。经风雨洗涮，老城磐石裸露，终成为渔人晒网的地方！
史东纳博士（Peter W. Stoner）曾著《科学的见证》一书（Science Speaks －－ An Evaluation of Certain Christian Evidences, Chicago: The Moody Bible Institute, 1958; 周博罗译成中文，1960年由香港宣道书局出版）。书中说：“推罗大陆城内有雷雪兰大泉水（Springs of Raselain），能供应该城大量鲜水，该泉迄今犹在不断流着，但是所有的水，都流入海中。有一位工程师估计该泉每日所产水量，约为一千万加仑。推罗依然是一个优良的城址，并有足够的鲜水，可供一个近代化的大都市之用，但是迄今犹未重建。这就应验了距今已达二千五百年之久、迄今仍屹立不移的预言。这就是以西结所作预言中的第七件事：推罗古城将永不重建”（P. 56）。根据某些网上的资料（如Britannican.com），在推罗遗址，以捕鱼为主要职业的居民在1991年已达约七万人。但推罗却已不能重建昔日的辉煌。 《圣经》关于以色列的预言也是非常奇特的。犹太人是神的选民，神要借著他们把神的道彰显出去。犹太人在抄写、保存、传扬《圣经》方面确实是立了大功的。神指派先知摩西将犹太人从为奴的埃及地领出来，迁往神应许的迦南美地。一路上神行了很多神迹帮助他们（如赐云柱、火柱，分红海、约旦河等）。然而犹太人虽清楚地知道耶和华是他们的神，却不能专一地顺服、事奉 。稍遇困难，他们就怨声不迭，转而去拜别的假神，使耶和华常常震怒。摩西到晚年时已预感到犹太人可能遭遇的悲剧，曾痛心疾首地劝勉他们。但犹太人没有听从摩西的规劝，果然受到神的严厉惩罚。神通过先知耶利米说：“我必使他们交出来，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遭遇灾祸；在我赶逐他们到的各处，成为凌辱、笑谈、讥刺、咒诅”；“我在怒气、忿怒和大恼恨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召聚出来，领他们回到此地，使他们安然居住”（耶廿四9；卅二37）。历史准确无误地印证了这些预言。公元七十年罗马军队攻陷耶路撒冷。公元一三五年罗马大帝哈德里安（Hadrian）将犹大地全部充公，并卖给外邦人，从此犹太人流离失所，被驱赶到世界各地，在万国中抛来抛去。他们没有国土、没有政府、没有军队，饱受杀戮、惨害。
然而，耶利米预言说将来犹太人还会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很多人都以为不可能。犹太人离开本土后，该地相继为波斯人、阿拉伯人所占据，长达千年以上，早已被视为他们的故乡。回教兴起后，犹太地区成为其势力范围。回教徒在耶路撒冷犹太圣殿原址建了两座清真寺，把耶城当作回教的圣地之一。回教徒与犹太人水火不容。另外，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犹太地区仍是一片荒芜，不宜居住。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各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英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对垒之势更加尖锐。在联合国安理会中，苏、美总是对著干的。如果美、英支持以色列复国，苏联必加反对。任何一方投反对票，决议就无法通过。无论从哪方面看，犹太人回归自己本土的希望都是极其渺茫的。然而，事实是，犹太人不仅回归了，而且于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建立了以色列国，并顺利地加入联合国，成为其第五十九个成员国！至此，耶利米在两千多年前传达的神的预言，完全成为现实。
不仅以色列的复国震惊了全世界，而且以色列复国后能站住脚跟和不断发展，也如谜一般，令人百思不解。北非和中东的阿拉伯人不容以色列国存在。以色列宣布复国的第二天，就遭到阿拉伯各国的联合进攻，以期将以色列国扼杀在襁褓之中。当时二十几个阿拉伯国家有一亿五千万人口之众，装备精良；而以色列却只有六十五万人，武器简陋。这本是一场一边倒的战争。战争一爆发，阿联就宣布：“这将是一场大屠杀和歼灭战！”然而战争结束时，以色列不仅未被歼灭，反而扩大了疆土。此后，又发生了三次大规模阿以战争。每一次，以色列都面临灭顶之灾。可战事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奇迹般地出现转机，使几遭全军覆没的以色列绝路逢生，转败为胜。几年前，以色列先后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约旦王国签订了和约，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除军事和政治上的胜利外，以色列的农业、工业和科学技术在短短几十年内也取得了令世瞩目的杰出成就，被称为“最小的超级大国”。尽管局外人对这一切感到不可思议，但以色列人很清楚，这一切是神的作为，因为神应许他们“回到此地”，并“安然居住”。
经常有人问，神当初为什么要拣选如此弱小的以色列民族作 的选民？如果神拣选象中华民族这样的大族，传福音岂不更有利？神拣选谁作 的选民，完全是神的主权。但神拣选以色列，并不是以色列民族比别的民族更优秀。神拣选以色列人的原因，我们并不明白，只可揣摸一、二。犹太地区位于欧、亚、非三大洲的连结部位，十分有利于福音迅速传播。第二，以色列是个弱小民族，亡国近两千年不被外族同化，复国后能以弱制强、挺立于世界强国之林，使人明显可以看出这不是以色列人自己的功劳，乃是神的作为。人在软弱时，方能彰显神的荣耀，这是《圣经》中反复教导的真理。以色列民族的历史不仅完全验证了《圣经》的预言，还清楚地告诉人们，拣选以色列的神才是人类和宇宙万物的真正主宰。
现代一些自称为先知的人也会说一些可以被应验的预言。但这些预言都只是对个别人的短时间的预言，与《圣经》中关于整个国家、民族几百年、上千年的预言无法相提并论。这些现代先知的预言主要靠机遇、常识和含糊取胜。迪克森夫人（Jeane Dixon）因预言美国总统甘乃迪遇刺而名声大震。其实，她说的几十个预言中只有几个应验，其准确性不到百分之
十。应验的预言中有的模棱两可，有的纯是常识（如“美苏保持强权地位”等）。即使关于甘乃迪遇刺的预言也是如此。Parade杂志于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三日刊登她的预言说：“迪克森夫人认为一九六○年的大选将会被劳工支配，一位民主党人将获胜，他将于任内遇刺或死亡，虽然不一定在第一期任内发生。”后来甘乃迪当选总统并遇刺，这是言中的部分。但其中也有错误之处。一是那年的大选并没有被劳工支配，二是这与她在一九六○年一月关于尼克森将嬴得大选的预言相矛盾。贾斯罗和布普克（Geisler and Brooks）在《当代护教手册》中指出：“本世纪的十位美国总统中有三位在任期中去世，另有两位在任期近尾声时重病”2。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现代先知说预言的本质就可见一斑了。
《圣经》的预言的种类之多、时间跨度之大、应验之准确，远非人的能力和智慧所及。除上面谈到的例子外，旧约中有关耶稣的三百多个预言都一无差错的完全应验在耶稣一人身上（第三、四章还要论及），是无法用机率解释的。《圣经》的预言对百分之九十九点九、错百分之零点一都不行，否则不是神默示的。
5.总结
人有选择接受或拒绝《圣经》的自由；《圣经》却有审判拒绝接受的人的权柄。耶稣明确地告诫人们：“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约十二48）。索斯（Robert Saucy）在《圣经可靠吗？》中严肃地指出：“神的话会带来审判及死亡，因为它活泼的生命力使人作选择，到底要接纳还是拒绝它的信息。不断地拒绝，会使人心越发刚硬，至终带来死亡。我们可以把神的话比作太阳。在太阳的光线照射下，有些
东西会变软融化，别的则会更加坚硬。神的话也一样，对有些人它带来责备及悔改，对别人则是硬心和最后的审判」。
关于漢慕拉比法典和圣经中摩西在神启示下所写的律法
“以牙還牙，以眼還眼”這兩句成語，大概沒人不知曉，它可解著“以對方使用的手段還擊對方，針鋒相對地進行鬥爭”。“冤冤相報”的意思。但它的出處--翻開字典，有個括弧裏寫著“舊約.申命記”。
翻開《申命記》19章21節，就有，“要以命償命，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以手還手，以腳還腳”，這是舊約裏的律法，傷害別人身體或生命的，必須用自己身體的相關部份，或生命去償還，譬如有人打了別人的一顆牙，刑罰就是別人敲他的牙，餘此類推。
幾千年後的今天，用文明的眼光來看，這樣的律法似乎又土又野，甚至叫人驚懼。今日有類似情形至多罰款、挨鞭、坐牢；當然，以命償命是無可置疑的。
罪與罰本是因果關係，自古而然。而罪又都已是人的一部份，當種種藩籬崩潰，人其實可以十分墮落。先知耶利米這樣慨嘆，“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誰能識透呢？”，環境和教育只是外因。使徒保羅幾乎可成為信徒的模範生，但他也老老實實的說，“因為我所作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願意的，我並不作，我所恨惡的，我倒去作。”
而耶穌，更說得一針見血，“從人裏面出來的，那才能污穢人，因為從裏面，就是從人心裏，發生惡念、苟合，偷盜、凶殺、奸淫、貪婪、邪惡、詭詐、淫蕩、嫉妒、謗瀆、驕傲、狂妄，這一切的惡都是從裏面出來，且能污穢人”。
耶穌所說的那一大列罪行裏，卻又是不分古今，不論是先民或現代文明人，只是罪案形式不一樣。當道理很難說得通的時候，那些日子裏，那些看似粗糙的制止罪惡之方就派上了用場。
這大概還得從漢慕拉比法典說起，約在公元1901至00年間，法國考古家在波斯西部的書珊城發現了一塊黑色閃長岩造成的石碑，這石碑高約2.25米，其上有個60厘米高的浮雕，浮雕上是巴比倫王朝最後一位大君王漢慕拉比，他正在作祈求狀，從寶座的沙馬士神手中領受王權和法律，浮雕下的銘刻，是282條法律錄，有明顯罪行包括拐帶、偷竊、入屋行竊、搶掠、偽證、誣告、窩藏逃犯。而這一些罪行，都是以判處死刑。有些還是就地正法，譬如說趁火打劫的刑罰是“此人必須丟在火中”。
此外，這282條法律裏也包括了保障封建權利、商業法令、婚姻制度等等。
基本上，漢慕拉比法典以實用為本，有頭痛醫頭的意味，用重典?制撲滅的只是眼前的火。而人，帶著他們的罪性，在這重典裏進進出出。
幾百年後，到了摩西的時代，摩西率領以色列民從埃及出曠野，那250萬的民?豈能沒有律法？耶和華這時對摩西說，“你上山到我這裏來，住在這裏，我要將石版上我所寫的律法和誡命賜給你，使你可以教訓百姓”。
而這神用指頭在石版上寫的“西乃山之約”下得山來，百姓因等了40晝夜，已不耐煩，他們造了金牛犢，以此為神。摩西一見大怒，摔破法版，這上帝制定的倫理道德守則，希伯來法典的基礎，便應聲破裂。
因著人的悖逆，法版只得重寫。上帝借摩西，再次頒布了他的誡命、律例和典意。
摩西律法裏也不免有重典，有些也和漢慕拉比法典有相似之處，譬如奸淫和拐帶都定為死罪。“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原則，亦可溯自漢慕拉比法典，但亦有不同。漢慕拉比法典中，若有人損毀貴族中一人的眼睛，他們必須損毀他的眼睛；貴族若在醫生的青銅刀下死亡或失去眼睛，醫生的手可能被砍下。但是，若受傷的是平民，只需賠償1彌拿的銀子，而奴隸只需賠1/2彌拿銀子。
這當然違反人權，並不平等，可是在古代，那是個基本上沒有人權的時代，人的罪性便借著條規法典合法化。至于摩西律法，在“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以手還手，以腳還腳，以烙還烙，以傷還傷，以打還打。”之後，有這樣的規例，“人若打壞了他奴僕或是婢女的一隻眼，就要因他的眼放他去得自由。若打掉了他奴僕或是婢女的一個牙，就要因他的牙放他去得以自由。”－－打傷了奴僕就不用“以牙還牙”嗎？這看來似乎也不公平。但想想，在人心耿硬，人命又不值錢的世代，這應看為“保障奴隸人權”，還一個奴僕自由，在當時真是難有的事。
此外，摩西律法也規定刑律只涉及罪犯本人，不得有所株連。“不可因子殺父，也不可因父殺子，凡被殺的都為本身的罪”，這與漢慕拉比法典顯然不同，漢慕拉比法典中，如果有人毆打懷孕的自由婦女，使到她流產或死亡，那么就要殺死凶犯的女兒抵罪；如果承擔建造的人，所造房屋不堅固，房屋傾覆而砸死屋主，承造的人要處死，如果砸死了屋主的子女，承造者的子女就得處死。
刑罪用意原在制止，在摩西律法中，重復出現像這樣一類的句子，“以色列眾人都要聽見害怕，就不敢在你們中間再行這樣的惡了。”律法本是艱難的事，只是一帖救治的藥，是存著殺傷力的。嚴格說來，法典裏混雜著的，是人性裏的罪，有缺陷的規例，能徹底去除罪惡嗎？
漢慕拉比法典石碑自3千多年前，立在市集之中或廟宇旁邊，後成為以攔人的戰利品，運到波斯，今日存放在巴黎的羅浮宮；而摩西法版因遷徒戰亂，最後它和約櫃一起下落不明了。
而為了挽回“從人裏面出來的惡”，最後，耶穌上了十字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