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树清万燕庆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8年03期
日本大学长谷川启之所著的《亚洲经济发展和社会类型》一书最近由文汇出版社出版。从20世纪中叶开始，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逐步向亚洲转移。亚洲经济的兴起和发展引起了各国学者的重视，纷纷把亚洲经济发展作为研究的重要对象和课题。长谷川启之的著作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部力作。它对亚洲经济发展规律和社会类型联系起来作了独特的研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长谷川先生认为，亚洲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实现现代化的过程。现代化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产业化，即经济的现代化；二是民主化，即政治的现代化。欧洲的现代化从一开始两者就是同步进行的。而亚洲国家的现代化不可能照搬照抄欧洲现代化的模式。亚洲的现状是，国民对饥饿和贫困的恐惧超过了一切。亚洲人最希望的是首先确立经济方面的平等，然后在其基础上发展平等的政治机制。只要不创造出构成政治民主前提的经济条件和基础，真正受到民众支持的民主主义就不会得到发展。长谷川以菲律宾的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的关系作为经验和教训指出，菲律宾是亚洲最先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它从1906年起实施了选举，20年代起实行了立法议会议员，地方自治体和共和国总统及议员选举。1937年又确立了亚洲最早的妇女投票权。1946年7月4日以美国模式建立了菲律宾共和国，采用议会制（上下两院）、通过直接选举产生总统，议会、政府和法院三权分立。并由两大政党（自由党和国家党）交替执政。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菲律宾的经济发展十分落后，在西班牙统治末期处于支配地位的、以大地主阶级为首的特权阶层为核心的统治阶级依然如故，所得不均和财富不均不断扩大，严重的通货膨胀及进口替代工业走进死胡同，使各种社会问题交集在一起，从而使国民的各个阶层都逐渐产生不满情绪。1972年终于导致马科斯以国内政治和社会状况处于紧急状态为借口，发布了修改禁止总统第三次连任的宪法，发布了长达近10年的戒严令，建立了马科斯王朝的独裁政治体制，使共和国的民主政治体制名存实亡。因此，长谷川引用美国政治社会学家的观点指出：“民主主义与经济发展阶段相联系，一旦国家的富裕程度得到提高，维持民主主义的机会也会得到增加”，“只有在富裕的社会里，国民的大多数才会理智地参政，才具有抵制不负责任的政治家的煽动的能力。”
长谷川先在在论述亚洲经济发展和社会类型的关系时认为，世界上有四种最基本的社会类型：一是SR型，即自然发生接受型社会。这类社会类型的重要特点是，没有自己独立建造过大文明的经验，是一种除了专门接受外来先进文明以外，没有其他方法发展自己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的社会。这种社会承认自己的后进性，容易有意识地吸收外来先进文明，它们对外部世界的文明非常敏感，不存在拒绝外来先进文明的意识。这种社会的典型例子是日本。日本是一个“剧场国家”，它是专门拿别人写好的“剧本”来演出的国家。自己不写剧本，是一种“凹型”文化的社会。这种社会类型最适合经济的发展，因为它实现现代化的社会成本很低，但效益很高。但这种社会有一个明显的缺点是缺乏创造性。接受型社会一方面吸收了世界上一切优秀的、出色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却使得创造性发生退化。第二种社会类型是CT型国家，即创造发送型国家。这种社会类型的特点是，有过创造大文明的经验，它在历史上不断地向周边国家传播自己的文明。这种创造型的社会，一方面创造了人类文明史，另一方面却固守传统，对外部世界先进文明的变化反应非常迟钝和不灵敏。它缺乏学习其他国家先进文明的积极性，它喜欢自己撰写剧本来演出。由于不接受其他国家的先进文明，就必须一切自己来创造，如果这是可能的话，问题并不大，但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它花的社会成本就很大，效益却很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就会陷于长期停滞，甚至落后于世界的状态。第三种社会类型是ST型社会，即自然发生发送型国家。它虽然是自然发生型的，没有统一的宗教的意识形态，但是因为它是发送型的，它同样不关心外部世界的变化，缺乏好奇心，所以也不可能按照新时代的要求不断创造出新文明。但是，因为是自然发生型的，只要条件满足，依靠上层的改革和指导，是能够创造出接受先进文明的环境的。第四种社会类型是CR型，即接受创造型国家，这种社会没有独立创造大文明的经验，它是处于创造大文明社会的周边国家，受中心文明的影响很大，对引进外来先进文明同样容易产生抵触。但由于本身是接受型的，如果向SR型靠近，接受新的外来先进文明就会变得容易，成为新文明社会的一员。
长谷川先生认为，中国在历史上曾经创造过大文明，本质上属于创造型的国家。在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文明产生之前，中国的科学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的水平。从世界经历的技术发展过程来看，由中国传入西方的技术不胜枚举。现代世界是中国和西方要素巧妙地结合起来的世界。支撑“现代世界”的半数以上的基础性发明和发现都来自中国。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发送大文明的国家。要想知道中国的先进技术和构想对欧洲为主的世界产生过多大的影响是很困难的，它不仅对欧洲，而且对整个世界产生过远远超过预想之外的影响，这不仅包括科学技术，也包括精神革命、文化和社会制度。
但是，由于中国是一个T型社会，它不可避免地有T型社会的弱点。中国由于亲自书写构筑了伟大的文明，所以它不想全面吸收迄今为止的其他先进文明，这是中国近代化建设屡遭失败，饱尝诸多辛酸的重要原因。长谷川先生认为中国戊戌变法、洋务运动失败的根子在于中国的社会类型的特点。
长谷川先生对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赞扬。认为这标志着中国社会正在向R型社会转变和靠拢。 他认为中国拥有亲自创造大文明的经验，如果其独创性与西方科学文明结合起来，很可能再度产生出更为优秀的先进文明，实现经济发展和领导世界。
中国是亚洲的一部分。以日本为首的亚洲各国发展的成功经验对中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正是这个意义上，长谷川先生在本书的中文版序言中指出，如果有尽可能多的中国国民阅读这本书，就一定会发现它的有益之处。
*本书由上海师范大学法商学院留日学者郑树清、单冠初等翻译。
作者：郑树清万燕庆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8年03期
日本大学长谷川启之所著的《亚洲经济发展和社会类型》一书最近由文汇出版社出版。从20世纪中叶开始，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逐步向亚洲转移。亚洲经济的兴起和发展引起了各国学者的重视，纷纷把亚洲经济发展作为研究的重要对象和课题。长谷川启之的著作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部力作。它对亚洲经济发展规律和社会类型联系起来作了独特的研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长谷川先生认为，亚洲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实现现代化的过程。现代化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产业化，即经济的现代化；二是民主化，即政治的现代化。欧洲的现代化从一开始两者就是同步进行的。而亚洲国家的现代化不可能照搬照抄欧洲现代化的模式。亚洲的现状是，国民对饥饿和贫困的恐惧超过了一切。亚洲人最希望的是首先确立经济方面的平等，然后在其基础上发展平等的政治机制。只要不创造出构成政治民主前提的经济条件和基础，真正受到民众支持的民主主义就不会得到发展。长谷川以菲律宾的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的关系作为经验和教训指出，菲律宾是亚洲最先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它从1906年起实施了选举，20年代起实行了立法议会议员，地方自治体和共和国总统及议员选举。1937年又确立了亚洲最早的妇女投票权。1946年7月4日以美国模式建立了菲律宾共和国，采用议会制（上下两院）、通过直接选举产生总统，议会、政府和法院三权分立。并由两大政党（自由党和国家党）交替执政。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菲律宾的经济发展十分落后，在西班牙统治末期处于支配地位的、以大地主阶级为首的特权阶层为核心的统治阶级依然如故，所得不均和财富不均不断扩大，严重的通货膨胀及进口替代工业走进死胡同，使各种社会问题交集在一起，从而使国民的各个阶层都逐渐产生不满情绪。1972年终于导致马科斯以国内政治和社会状况处于紧急状态为借口，发布了修改禁止总统第三次连任的宪法，发布了长达近10年的戒严令，建立了马科斯王朝的独裁政治体制，使共和国的民主政治体制名存实亡。因此，长谷川引用美国政治社会学家的观点指出：“民主主义与经济发展阶段相联系，一旦国家的富裕程度得到提高，维持民主主义的机会也会得到增加”，“只有在富裕的社会里，国民的大多数才会理智地参政，才具有抵制不负责任的政治家的煽动的能力。”
长谷川先在在论述亚洲经济发展和社会类型的关系时认为，世界上有四种最基本的社会类型：一是SR型，即自然发生接受型社会。这类社会类型的重要特点是，没有自己独立建造过大文明的经验，是一种除了专门接受外来先进文明以外，没有其他方法发展自己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的社会。这种社会承认自己的后进性，容易有意识地吸收外来先进文明，它们对外部世界的文明非常敏感，不存在拒绝外来先进文明的意识。这种社会的典型例子是日本。日本是一个“剧场国家”，它是专门拿别人写好的“剧本”来演出的国家。自己不写剧本，是一种“凹型”文化的社会。这种社会类型最适合经济的发展，因为它实现现代化的社会成本很低，但效益很高。但这种社会有一个明显的缺点是缺乏创造性。接受型社会一方面吸收了世界上一切优秀的、出色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却使得创造性发生退化。第二种社会类型是CT型国家，即创造发送型国家。这种社会类型的特点是，有过创造大文明的经验，它在历史上不断地向周边国家传播自己的文明。这种创造型的社会，一方面创造了人类文明史，另一方面却固守传统，对外部世界先进文明的变化反应非常迟钝和不灵敏。它缺乏学习其他国家先进文明的积极性，它喜欢自己撰写剧本来演出。由于不接受其他国家的先进文明，就必须一切自己来创造，如果这是可能的话，问题并不大，但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它花的社会成本就很大，效益却很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就会陷于长期停滞，甚至落后于世界的状态。第三种社会类型是ST型社会，即自然发生发送型国家。它虽然是自然发生型的，没有统一的宗教的意识形态，但是因为它是发送型的，它同样不关心外部世界的变化，缺乏好奇心，所以也不可能按照新时代的要求不断创造出新文明。但是，因为是自然发生型的，只要条件满足，依靠上层的改革和指导，是能够创造出接受先进文明的环境的。第四种社会类型是CR型，即接受创造型国家，这种社会没有独立创造大文明的经验，它是处于创造大文明社会的周边国家，受中心文明的影响很大，对引进外来先进文明同样容易产生抵触。但由于本身是接受型的，如果向SR型靠近，接受新的外来先进文明就会变得容易，成为新文明社会的一员。
长谷川先生认为，中国在历史上曾经创造过大文明，本质上属于创造型的国家。在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文明产生之前，中国的科学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的水平。从世界经历的技术发展过程来看，由中国传入西方的技术不胜枚举。现代世界是中国和西方要素巧妙地结合起来的世界。支撑“现代世界”的半数以上的基础性发明和发现都来自中国。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发送大文明的国家。要想知道中国的先进技术和构想对欧洲为主的世界产生过多大的影响是很困难的，它不仅对欧洲，而且对整个世界产生过远远超过预想之外的影响，这不仅包括科学技术，也包括精神革命、文化和社会制度。
但是，由于中国是一个T型社会，它不可避免地有T型社会的弱点。中国由于亲自书写构筑了伟大的文明，所以它不想全面吸收迄今为止的其他先进文明，这是中国近代化建设屡遭失败，饱尝诸多辛酸的重要原因。长谷川先生认为中国戊戌变法、洋务运动失败的根子在于中国的社会类型的特点。
长谷川先生对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赞扬。认为这标志着中国社会正在向R型社会转变和靠拢。 他认为中国拥有亲自创造大文明的经验，如果其独创性与西方科学文明结合起来，很可能再度产生出更为优秀的先进文明，实现经济发展和领导世界。
中国是亚洲的一部分。以日本为首的亚洲各国发展的成功经验对中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正是这个意义上，长谷川先生在本书的中文版序言中指出，如果有尽可能多的中国国民阅读这本书，就一定会发现它的有益之处。
*本书由上海师范大学法商学院留日学者郑树清、单冠初等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