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源：著名作家、儿童文学理论家、原《文汇月刊》编辑、《文汇读书周报》副主编、《文汇报》副刊“笔会”主编。著作《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儿童文学史略》《美与幼童——从婴幼儿看审美发生》《绘本之美》等不仅享誉儿童文学研究领域，也成为许多教师不可不读的儿童文学阅读指导书。
但就是一位学者型的大作家，他的完整学历竟只到小学。透过刘先生娓娓讲述，或许我们可以琢磨：一个人究竟是怎样进行学习的？是老师教的、灌的，还是其他？一个老师应该在学生学习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主导者、引领者，还是其他？
本文选自《当代教育家》杂志2017年1月，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窗外正起风，一阵大似一阵，传来法国梧桐摇曳和黄叶纷纷飘落的声音。虽说秋阳明丽，但毕竟已是深秋。是的，我有点陷入迷茫。我的学生时代，我坐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课的日子，那已经是半个世纪前的事，是我人生早春时节的记忆，后来就不再有了。
我的完整的学历，严格地说，只有小学六年；然后，又上了两年初中，“文革”开始了。学校彻底停课，以后就是参加“ 运动”，再参加工作。再以后，就是靠自己看书，靠自学了。后来的调动、晋升、评职称等等，都是靠工作成绩，靠个人著作，靠一次次“破格”。当初从工人编制成为专职编辑，是经由社会招聘，经过几轮严格的考试。最初授予职称，也是经过全国性的统考。但后来，当同事们一个个都到夜大去深造的时候，我坚持不去——我舍不得时间，我坚信我的自学已经超越了那些课程所涵盖的阶段，宁可没有以后的晋升和更高的职称，也要按自己的计划安排自己的学习和未来的人生。
不过，正式入学以外的短期学习，我还是参加过的。其中较为完整的一次，是二十世纪70 年代中期，在复旦大学上了一学年哲学课。除了大量学习马列理论的课之外，中西哲学史都请专业教师从头到尾讲过一遍（相对简略）。给我们上课的，有复旦哲学系的创始人、老哲学家胡曲园先生，也有严北溟教授，还有中文系的刘继高教授等；阅读古文碰到问题时，陈允吉先生也曾来为我们答疑。但印象最深的却是两位青年教师，现在回想起来，他们也就三十出头吧。一个是讲《资本论》的俞老师，据说在“文革”前曾是杨西光校长表彰的十大青年标兵之一；另一个是讲黑格尔的女教师，戴着黑框眼镜，语速很快，中气十足。之所以印象深，是因为他们讲得特别专业。而所谓专业，亦即就哲学讲哲学，就理论讲理论，讲得清晰深透，没有过多地联系“现实”，讲那些让人听得厌烦的“大好形势”之类（那个年代不论大会小会都要讲那些套话，上课也不例外）。
可是不久，“市委写作组”的朱永嘉（其实是整个上海文教宣传口的领导）到我们哲学班搞调研，对办学方向提出了批评，这以后，专业的讲课越来越少，所谓“联系实际”的讨论会、批判会则越来越多了。但那段时间我还是看了大量的书，复旦的文科阅览室差不多每天都要去坐五六个小时，建国十七年间各地的文学刊物我大致翻读了一遍，哲学史和理论书籍也读了不少。所以，我还是非常感激那一学年的读书机缘。
2010 年和2011 年，我有机会和哲学家李泽厚先生作了两次对谈，那些内容后来整理成两本书：《该中国哲学登场了？》和《中国哲学如何登场？》，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先后出版。2014 年，中华书局还出版了两书的合集。在谈话间隙，李先生大约有点惊讶于我对中外许多哲学和美学著作的不陌生吧，问起了我读书的路径。我拉杂地谈了一些后，也许是为了炫耀，一本正经地说：“对哲学，我其实是受过一点专门训练的。‘文革’时，我在复旦读过一年哲学……”我也说了谁谁谁给我们讲过课等等，但我发现他笑了起来，边笑边摇头，没等我讲完就说：“那大概没什么用，你肯定不是靠这个。你想想，那么多正规哲学系毕业的本科生、研究生，有几个真正读进去的？更别说你们工农兵学员。”我一下子脸红了。“工农兵学员”是指“文革”年代不须经过入学考试的大学生，而我们其实连这也不如，只属于“短训班”性质。但也确如他所说的，那时的课，只能算是一个引起兴趣的起点而已，我后来都是自己买书读，一点一点重新学习的。如停留在那起点上，肯定是做不出什么来的。
那么，那段时间的学习，真的对我就不十分重要吗？
不，我想，还是重要的。不光是那时看了那么多书，听了那么多课，知道了有那么些学问，有那么多精彩的各不相同的思路……除了这一切，我还遇到很多老师——是的，很多！除了有名的大教授们，还有更多不是老师的老师。他们一直牵着我的手，引领我走过了大半生。
我这时想起的，是我哲学班里的一个老同学。同学而“老”，是因为他比我大二十多岁，是从内地“大三线”的工厂抽调来学习的。我们睡同一宿舍的上下铺，有空时常常聊聊，于是我知道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参加过学生运动，做过一点秘密工作，可能在那时就入团或入党了；二十世纪50 年代初，他在上海卢湾区团委工作——而我那时刚刚出生。现在想来，他早期的经历，和作家王蒙那代人差不多。后来，他响应号召，从机关下放到工厂；又响应号召，从上海的工厂调到了三线企业。我们一起学习时，他应该只有四十多岁，但模样已显得有点苍老了，平时爱坐着抽烟，不太活动，讨论时也较少发言。但他读得很认真，别人发言时听得也很认真，始终是思考的表情，偶尔提问，也总能问到点子上。班里他还不算年纪最大的，但参加工作最早，党龄也最长，大家对他都很尊重。
哲学班结业时，大家开始整理东西，他因长年在外，收拾得很麻利，很快就打理停当，坐在床铺上休息。这时他静静地看着我，见我转过眼，就向我招招手，让我坐过去。他轻轻地说：“马上要分别了，我们聊两句。这些日子，我一直在观察你，发现你很爱学习，反应也很快，基础又好，将来一定大有希望。但有两点，我提出来，供你参考。一是要注意身体，不要急于求成。你想，你要是快速度跑，一定跑不了多长时间。马拉松了不起了，也不过是一万米；改成竞走，那就长得多了，两万米，五万米，都有，但对于人的一生来说，这点距离算什么？所以，正常的学习，应该是慢走，不停地走，一直走。我觉得你不大注意身体，人也太瘦，有时候拼得太厉害，这不好。”我听得有点感动，不住向他点头。自开始学习以来，尤其是发现文科阅览室能向我们开放以后，我把时间抓得非常紧，每天除宿舍和听课的教室外，就是去图书馆。中午忙着整理笔记，晚上图书馆关门后回宿舍，常常难以入睡，有时就到操场上走一个小时，这才昏昏地爬到上铺。因平时动得太少，有一次周六回家，看到校门口有电车驶过，想跑几步赶上这趟车，刚一起跑腿就抽筋了，疼得只能坐在地上，好久才一瘸一拐地站起来。想来我晚上翻来翻去睡不好，肯定影响了他的睡眠吧，但他从没说起过，连一点点暗示也没有，却在临别时向我郑重地提出。这完全是为我好啊，想到这里，我的眼睛差点湿润起来。
他把头转到别处，思索着说：“还有一点。你很喜欢争论，辩起来思路快，记性又好，旁征博引，蛮有说服力的。但在我看来，有时候是你有道理，有时候道理并不在你这里，可因为你会辩，辩到后来没理也变成有理了。如果因为别人辩不过你，你把别人压倒了，就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这就有点危险了。这一点别人帮不了你，只有靠你自己分辨。能不能把握好这点，对你今后的学习、进步，甚至于做学问，关系非常大。能不能走远，对你，这恐怕是个关键！”他语气很执着，斩钉截铁。眼睛早已转回来，直盯着我的眼睛。我再次频频点头，内心翻腾不已，我知道这是肺腑之言，而且，好像真是戳到了我的痛处。
我脸上热热的。他浅浅一笑说：“就这两句。你去整理东西吧。”我低头忙碌开了，心里却越想越激动。我在想象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团区委，那是一群多么有朝气的年轻人呵，他们真诚地和青年们谈话，一个个给出批评，也给出希望……
那次告别，离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但那时的话，我始终牢记。尤其是关于争辩和对错，每次写文章，只要文中有一点争鸣或批评的意味，我就会警惕起来。它使我时时反省：这次是真有道理，还是又陷入了强词夺理？一定要确能说服自己了，才敢下笔。有一位批评家在评论我的《儿童文学思辨录》一书时，曾这样说：“这些文章背后似乎总有一个潜在的倾听者，这个人在倾听，也在不断地无声地争辩。因而这些文章都带有一些辩论的色彩，一种人在辩论时所特有的机警、敏感，对语言周密性的苛求。……我想这个假想的辩手首先就是刘绪源先生自己，他思考这些问题与其说是为了说服读者，不如说是为了说服自己。”这真是说到了点子上，我确实总在和自己辩论，因为我怕道理站不住。促成我这一写作习惯的，就是当年那位老同学。
是的，他是同学，也是老师，是我一辈子的老师！我记得他叫徐沫然，如果健在，现在应是望九之年了。当年从上海去“大三线”的职工后来大都回来了吧？我真想再见见他。
师者的界定，从来不靠靠地域、职业？所谓“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为师者本质的标准，在于是否能点燃学生思维的火花，是否能指引人生的方向，是否本着人与人交往的真感情。当剥去一切物化的外衣，或许我们会更容易发现朴素的本质：何谓老师？或许这一点，就是我们要认清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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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绪源：著名作家、儿童文学理论家、原《文汇月刊》编辑、《文汇读书周报》副主编、《文汇报》副刊“笔会”主编。著作《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儿童文学史略》《美与幼童——从婴幼儿看审美发生》《绘本之美》等不仅享誉儿童文学研究领域，也成为许多教师不可不读的儿童文学阅读指导书。
但就是一位学者型的大作家，他的完整学历竟只到小学。透过刘先生娓娓讲述，或许我们可以琢磨：一个人究竟是怎样进行学习的？是老师教的、灌的，还是其他？一个老师应该在学生学习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主导者、引领者，还是其他？
本文选自《当代教育家》杂志2017年1月，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窗外正起风，一阵大似一阵，传来法国梧桐摇曳和黄叶纷纷飘落的声音。虽说秋阳明丽，但毕竟已是深秋。是的，我有点陷入迷茫。我的学生时代，我坐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课的日子，那已经是半个世纪前的事，是我人生早春时节的记忆，后来就不再有了。
我的完整的学历，严格地说，只有小学六年；然后，又上了两年初中，“文革”开始了。学校彻底停课，以后就是参加“ 运动”，再参加工作。再以后，就是靠自己看书，靠自学了。后来的调动、晋升、评职称等等，都是靠工作成绩，靠个人著作，靠一次次“破格”。当初从工人编制成为专职编辑，是经由社会招聘，经过几轮严格的考试。最初授予职称，也是经过全国性的统考。但后来，当同事们一个个都到夜大去深造的时候，我坚持不去——我舍不得时间，我坚信我的自学已经超越了那些课程所涵盖的阶段，宁可没有以后的晋升和更高的职称，也要按自己的计划安排自己的学习和未来的人生。
不过，正式入学以外的短期学习，我还是参加过的。其中较为完整的一次，是二十世纪70 年代中期，在复旦大学上了一学年哲学课。除了大量学习马列理论的课之外，中西哲学史都请专业教师从头到尾讲过一遍（相对简略）。给我们上课的，有复旦哲学系的创始人、老哲学家胡曲园先生，也有严北溟教授，还有中文系的刘继高教授等；阅读古文碰到问题时，陈允吉先生也曾来为我们答疑。但印象最深的却是两位青年教师，现在回想起来，他们也就三十出头吧。一个是讲《资本论》的俞老师，据说在“文革”前曾是杨西光校长表彰的十大青年标兵之一；另一个是讲黑格尔的女教师，戴着黑框眼镜，语速很快，中气十足。之所以印象深，是因为他们讲得特别专业。而所谓专业，亦即就哲学讲哲学，就理论讲理论，讲得清晰深透，没有过多地联系“现实”，讲那些让人听得厌烦的“大好形势”之类（那个年代不论大会小会都要讲那些套话，上课也不例外）。
可是不久，“市委写作组”的朱永嘉（其实是整个上海文教宣传口的领导）到我们哲学班搞调研，对办学方向提出了批评，这以后，专业的讲课越来越少，所谓“联系实际”的讨论会、批判会则越来越多了。但那段时间我还是看了大量的书，复旦的文科阅览室差不多每天都要去坐五六个小时，建国十七年间各地的文学刊物我大致翻读了一遍，哲学史和理论书籍也读了不少。所以，我还是非常感激那一学年的读书机缘。
2010 年和2011 年，我有机会和哲学家李泽厚先生作了两次对谈，那些内容后来整理成两本书：《该中国哲学登场了？》和《中国哲学如何登场？》，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先后出版。2014 年，中华书局还出版了两书的合集。在谈话间隙，李先生大约有点惊讶于我对中外许多哲学和美学著作的不陌生吧，问起了我读书的路径。我拉杂地谈了一些后，也许是为了炫耀，一本正经地说：“对哲学，我其实是受过一点专门训练的。‘文革’时，我在复旦读过一年哲学……”我也说了谁谁谁给我们讲过课等等，但我发现他笑了起来，边笑边摇头，没等我讲完就说：“那大概没什么用，你肯定不是靠这个。你想想，那么多正规哲学系毕业的本科生、研究生，有几个真正读进去的？更别说你们工农兵学员。”我一下子脸红了。“工农兵学员”是指“文革”年代不须经过入学考试的大学生，而我们其实连这也不如，只属于“短训班”性质。但也确如他所说的，那时的课，只能算是一个引起兴趣的起点而已，我后来都是自己买书读，一点一点重新学习的。如停留在那起点上，肯定是做不出什么来的。
那么，那段时间的学习，真的对我就不十分重要吗？
不，我想，还是重要的。不光是那时看了那么多书，听了那么多课，知道了有那么些学问，有那么多精彩的各不相同的思路……除了这一切，我还遇到很多老师——是的，很多！除了有名的大教授们，还有更多不是老师的老师。他们一直牵着我的手，引领我走过了大半生。
我这时想起的，是我哲学班里的一个老同学。同学而“老”，是因为他比我大二十多岁，是从内地“大三线”的工厂抽调来学习的。我们睡同一宿舍的上下铺，有空时常常聊聊，于是我知道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参加过学生运动，做过一点秘密工作，可能在那时就入团或入党了；二十世纪50 年代初，他在上海卢湾区团委工作——而我那时刚刚出生。现在想来，他早期的经历，和作家王蒙那代人差不多。后来，他响应号召，从机关下放到工厂；又响应号召，从上海的工厂调到了三线企业。我们一起学习时，他应该只有四十多岁，但模样已显得有点苍老了，平时爱坐着抽烟，不太活动，讨论时也较少发言。但他读得很认真，别人发言时听得也很认真，始终是思考的表情，偶尔提问，也总能问到点子上。班里他还不算年纪最大的，但参加工作最早，党龄也最长，大家对他都很尊重。
哲学班结业时，大家开始整理东西，他因长年在外，收拾得很麻利，很快就打理停当，坐在床铺上休息。这时他静静地看着我，见我转过眼，就向我招招手，让我坐过去。他轻轻地说：“马上要分别了，我们聊两句。这些日子，我一直在观察你，发现你很爱学习，反应也很快，基础又好，将来一定大有希望。但有两点，我提出来，供你参考。一是要注意身体，不要急于求成。你想，你要是快速度跑，一定跑不了多长时间。马拉松了不起了，也不过是一万米；改成竞走，那就长得多了，两万米，五万米，都有，但对于人的一生来说，这点距离算什么？所以，正常的学习，应该是慢走，不停地走，一直走。我觉得你不大注意身体，人也太瘦，有时候拼得太厉害，这不好。”我听得有点感动，不住向他点头。自开始学习以来，尤其是发现文科阅览室能向我们开放以后，我把时间抓得非常紧，每天除宿舍和听课的教室外，就是去图书馆。中午忙着整理笔记，晚上图书馆关门后回宿舍，常常难以入睡，有时就到操场上走一个小时，这才昏昏地爬到上铺。因平时动得太少，有一次周六回家，看到校门口有电车驶过，想跑几步赶上这趟车，刚一起跑腿就抽筋了，疼得只能坐在地上，好久才一瘸一拐地站起来。想来我晚上翻来翻去睡不好，肯定影响了他的睡眠吧，但他从没说起过，连一点点暗示也没有，却在临别时向我郑重地提出。这完全是为我好啊，想到这里，我的眼睛差点湿润起来。
他把头转到别处，思索着说：“还有一点。你很喜欢争论，辩起来思路快，记性又好，旁征博引，蛮有说服力的。但在我看来，有时候是你有道理，有时候道理并不在你这里，可因为你会辩，辩到后来没理也变成有理了。如果因为别人辩不过你，你把别人压倒了，就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这就有点危险了。这一点别人帮不了你，只有靠你自己分辨。能不能把握好这点，对你今后的学习、进步，甚至于做学问，关系非常大。能不能走远，对你，这恐怕是个关键！”他语气很执着，斩钉截铁。眼睛早已转回来，直盯着我的眼睛。我再次频频点头，内心翻腾不已，我知道这是肺腑之言，而且，好像真是戳到了我的痛处。
我脸上热热的。他浅浅一笑说：“就这两句。你去整理东西吧。”我低头忙碌开了，心里却越想越激动。我在想象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团区委，那是一群多么有朝气的年轻人呵，他们真诚地和青年们谈话，一个个给出批评，也给出希望……
那次告别，离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但那时的话，我始终牢记。尤其是关于争辩和对错，每次写文章，只要文中有一点争鸣或批评的意味，我就会警惕起来。它使我时时反省：这次是真有道理，还是又陷入了强词夺理？一定要确能说服自己了，才敢下笔。有一位批评家在评论我的《儿童文学思辨录》一书时，曾这样说：“这些文章背后似乎总有一个潜在的倾听者，这个人在倾听，也在不断地无声地争辩。因而这些文章都带有一些辩论的色彩，一种人在辩论时所特有的机警、敏感，对语言周密性的苛求。……我想这个假想的辩手首先就是刘绪源先生自己，他思考这些问题与其说是为了说服读者，不如说是为了说服自己。”这真是说到了点子上，我确实总在和自己辩论，因为我怕道理站不住。促成我这一写作习惯的，就是当年那位老同学。
是的，他是同学，也是老师，是我一辈子的老师！我记得他叫徐沫然，如果健在，现在应是望九之年了。当年从上海去“大三线”的职工后来大都回来了吧？我真想再见见他。
师者的界定，从来不靠靠地域、职业？所谓“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为师者本质的标准，在于是否能点燃学生思维的火花，是否能指引人生的方向，是否本着人与人交往的真感情。当剥去一切物化的外衣，或许我们会更容易发现朴素的本质：何谓老师？或许这一点，就是我们要认清的“初心”。
版权声明：【我们尊重原创。文字美图素材，版权属于原作者。部分文章推送时因种种原因未能与原作者联系上，若涉及版权问题，敬请原作者联系我们,立即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