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看到某艺人发表言论，说起“人言可畏”这个成语。几十年前，自从阮玲玉自杀后，“人言可畏”大致就成为指责好事者、多管闲事者散布流言蜚语、暗中伤人的专用词汇。口称“人言可畏”者，常常向公众扮演一个受害人的形象。我总是主张任何事物都要从两面看，不能在一个方向上走极端，比方说艺人，他（她）们一方面经常用“人言可畏”对付自己的负面新闻，另一方面又无不希望建立“有口皆碑”的红轰效应，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两者的关系？
如果把“人言可畏”看成坏的，它就可以被看成是流言蜚语的不怀好意，除了街头巷尾的长舌妇、偷窥癖、卫道士，还可以“剑指”无良媒体的狗仔队，甚至可以指责是道德伪君子用“人言可畏”杀人，……，于是，我们经常见到某些人指责“人言”的无聊、庸俗、多管闲事，看到某些艺人对狗仔队大打出手、恶言相向。然而，我们也应该反过来看，“人言可畏”其实也是舆论监督，是民主的声音，是公共道德对个人主义和错误引导的谴责。因此，当某些人使用“人言可畏”时，虽然他们可以批评可畏的“人言”以捍卫自己的个人权利、个人自由、个人隐私，但是，他们也同样应该通过“人言可畏”检讨自己的行为，接受公众舆论的监督。
如果把“有口皆碑”看成是好的，它一般是指某人对社会做出了有益的贡献而受到广泛好评，是人们愿意接受的民主结果。对于艺人或各种明星人物来说，“有口皆碑”是他们竭力想获得的最高成就，这也无可厚非。对于社会有贡献的人，就应该大力宣扬。但是，我们同样应该反过来看，在当今社会，“有口皆碑”经常是可以人为制造的，是可以花钱买来的。只要有钱，只要能与媒体暗中勾结，只要会做秀、造声势，获得“有口皆碑”的红轰效应并不算太难，甚至还可以把“人言可畏”改造成“有口皆碑”。
一般来说，“有口皆碑”比“人言可畏”更容易赚钱，但也不能绝对。有些人为了赚钱，也不惜使出贱招，故意制造“人言可畏”的局面，以自残的方式赚钱。还有能力更强者，可以在制造了“人言可畏”吸引大众注意力后，又轻轻松松地把它转换为“有口皆碑”。除了这些被操纵的舆论外，明星等公众人物常常只是对失控的“人言”感到担忧和紧张。然而，在一个民意表达真正自由的状态下，公众人物如果要想享受“有口皆碑”的荣光，就必须接受“人言可畏”的结局，关键在于公众人物个人的真实表现。当然，在民意可以被操纵的情况下，尤其是可以用金钱来操控媒体的时候，明星之类的人物往往不太需要对个人的言行修养多下功夫，只要关注好自己在媒体上人为营造的形象即可，这些事情常常由经纪公司辛苦打点。
明星对于“人言可畏”和“有口皆碑”的态度，颇为类似某些民主教人士。明星希望获得“有口皆碑”的人气，就好比民主教人士希望统一舆论；明星指责“人言可畏”的虚伪，就好比民主教人士批评大众的“愚昧”、“愤青”。两者的素质都够糟的，因为两者背后都有利益的强大力量。民主教的权威人士也是可以制造的，方法比制造明星的“有口皆碑”稍微复杂一点。比方说接受某个神秘人物或机构的资助，到世界一流大学读书，或成为“访问学者”，在国外媒体上获得“有口皆碑”的好评，就可以回来闯荡中国江湖了。回到中国以后，还可以继续接受什么“基金会”的赞助，搞研究搞课题，成果又频频被外媒“有口皆碑”，比如在世界著名杂志上当一回封面人物之类。当国内有人批评他们，他们便像明星撒娇一样说国内素质太差，“人言可畏”啊。
由此，对于大众来说，面对“人言可畏”或“有口皆碑”的局面，光听明星或媒体的言论或评论是不够的。比如某媒体评出一个什么“杰出人物”排行榜，不能只看结果就相信了“杰出”，而应该看看是哪个媒体，要看看这个媒体的立场和倾向，以及搞出这个排行榜的动机。简单化地接受这个媒体制造的“有口皆碑”的结果，大致属于不想分辨是非的粉丝，以宗教的情怀拜倒在偶像面前。有理智的人就应该怀疑一下，这个“有口皆碑”的结果是否真实？目的究竟何在？所以，我们对于“人言可畏”和“有口皆碑”，两者都不能绝对，这个世界很复杂，它的复杂之处就在于我们难以看清动机，而结果又经常是可以制造的。
前几天看到某艺人发表言论，说起“人言可畏”这个成语。几十年前，自从阮玲玉自杀后，“人言可畏”大致就成为指责好事者、多管闲事者散布流言蜚语、暗中伤人的专用词汇。口称“人言可畏”者，常常向公众扮演一个受害人的形象。我总是主张任何事物都要从两面看，不能在一个方向上走极端，比方说艺人，他（她）们一方面经常用“人言可畏”对付自己的负面新闻，另一方面又无不希望建立“有口皆碑”的红轰效应，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两者的关系？
如果把“人言可畏”看成坏的，它就可以被看成是流言蜚语的不怀好意，除了街头巷尾的长舌妇、偷窥癖、卫道士，还可以“剑指”无良媒体的狗仔队，甚至可以指责是道德伪君子用“人言可畏”杀人，……，于是，我们经常见到某些人指责“人言”的无聊、庸俗、多管闲事，看到某些艺人对狗仔队大打出手、恶言相向。然而，我们也应该反过来看，“人言可畏”其实也是舆论监督，是民主的声音，是公共道德对个人主义和错误引导的谴责。因此，当某些人使用“人言可畏”时，虽然他们可以批评可畏的“人言”以捍卫自己的个人权利、个人自由、个人隐私，但是，他们也同样应该通过“人言可畏”检讨自己的行为，接受公众舆论的监督。
如果把“有口皆碑”看成是好的，它一般是指某人对社会做出了有益的贡献而受到广泛好评，是人们愿意接受的民主结果。对于艺人或各种明星人物来说，“有口皆碑”是他们竭力想获得的最高成就，这也无可厚非。对于社会有贡献的人，就应该大力宣扬。但是，我们同样应该反过来看，在当今社会，“有口皆碑”经常是可以人为制造的，是可以花钱买来的。只要有钱，只要能与媒体暗中勾结，只要会做秀、造声势，获得“有口皆碑”的红轰效应并不算太难，甚至还可以把“人言可畏”改造成“有口皆碑”。
一般来说，“有口皆碑”比“人言可畏”更容易赚钱，但也不能绝对。有些人为了赚钱，也不惜使出贱招，故意制造“人言可畏”的局面，以自残的方式赚钱。还有能力更强者，可以在制造了“人言可畏”吸引大众注意力后，又轻轻松松地把它转换为“有口皆碑”。除了这些被操纵的舆论外，明星等公众人物常常只是对失控的“人言”感到担忧和紧张。然而，在一个民意表达真正自由的状态下，公众人物如果要想享受“有口皆碑”的荣光，就必须接受“人言可畏”的结局，关键在于公众人物个人的真实表现。当然，在民意可以被操纵的情况下，尤其是可以用金钱来操控媒体的时候，明星之类的人物往往不太需要对个人的言行修养多下功夫，只要关注好自己在媒体上人为营造的形象即可，这些事情常常由经纪公司辛苦打点。
明星对于“人言可畏”和“有口皆碑”的态度，颇为类似某些民主教人士。明星希望获得“有口皆碑”的人气，就好比民主教人士希望统一舆论；明星指责“人言可畏”的虚伪，就好比民主教人士批评大众的“愚昧”、“愤青”。两者的素质都够糟的，因为两者背后都有利益的强大力量。民主教的权威人士也是可以制造的，方法比制造明星的“有口皆碑”稍微复杂一点。比方说接受某个神秘人物或机构的资助，到世界一流大学读书，或成为“访问学者”，在国外媒体上获得“有口皆碑”的好评，就可以回来闯荡中国江湖了。回到中国以后，还可以继续接受什么“基金会”的赞助，搞研究搞课题，成果又频频被外媒“有口皆碑”，比如在世界著名杂志上当一回封面人物之类。当国内有人批评他们，他们便像明星撒娇一样说国内素质太差，“人言可畏”啊。
由此，对于大众来说，面对“人言可畏”或“有口皆碑”的局面，光听明星或媒体的言论或评论是不够的。比如某媒体评出一个什么“杰出人物”排行榜，不能只看结果就相信了“杰出”，而应该看看是哪个媒体，要看看这个媒体的立场和倾向，以及搞出这个排行榜的动机。简单化地接受这个媒体制造的“有口皆碑”的结果，大致属于不想分辨是非的粉丝，以宗教的情怀拜倒在偶像面前。有理智的人就应该怀疑一下，这个“有口皆碑”的结果是否真实？目的究竟何在？所以，我们对于“人言可畏”和“有口皆碑”，两者都不能绝对，这个世界很复杂，它的复杂之处就在于我们难以看清动机，而结果又经常是可以制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