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7月26日，公安部举办全国公安机关规范执法视频演示培训会，针对基层一线民警在现场执法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就执法实践中具体“应该怎么做”“不应该做什么”进行了视频演示。关于民警在执法过程中，遇到围观群众在一旁用手机拍摄的情况。视频指出：在拍摄不影响正常执法的情况下，民警要自觉接受监督，习惯在“镜头”下执法。民警应注意规范执法行为，不说过头话，不做过激事，不得强行干涉群众拍摄、夺取拍摄器材或强行要求删除。但是，民警可以口头劝阻，对执法对象的违法行为应该迅速处置，避免群众长时间围观。对案件需要保密的，要以案件涉及国家秘密或未成年人案件为由，告知拍摄者自行删除，严禁外泄，否则造成严重后果的将承担法律责任。其实，就执法过程中发生的警民冲突，美帝法院曾有过判决先例，因两国国情差异较大，仅供各位读者参考。
作 者 | 何 帆
未经法官允许，任何人不得拍摄庭审场景，这是各国通例。可是，警务人员公开执法的画面，是否可以任意拍摄呢？如果未经执法者同意，就拍摄执法场景，行为人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2011年8月26日，美国联邦第一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们，在“西蒙·格里克诉约翰·坎尼夫案”的判决书中，给出了上述问题的答案。
“偷拍”的代价
2007年10月1日，波士顿居民西蒙·格里克因拍摄警察执法，遭警方逮捕。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当天，格里克路经本地一所公园时，突然看到3名身穿制服的警察，正逮捕1名年轻嫌犯，便忍不住站在距离现场10英尺的地方观看。由于警察抓捕时动作过大，甚至有粗暴执法之嫌，旁边一名路人对警察大喊：“住手，你们弄伤他了！”
见此情形，读过法学院的格里克的第一反应是掏出手机，启动摄像功能，录下了警察抓捕的画面。在他看来，这些镜头今后说不定会成为指控警察虐待嫌犯的呈堂证供。警察发现被“偷拍”后，迅速采取反制措施，不仅逮捕了格里克，还没收了他的手机和内存卡。
格里克很快被当地检察官以多项罪名起诉。检察官诉称，格里克不仅违反了马萨诸塞州的《反偷录法》，还涉嫌扰乱治安、协助嫌犯脱逃。根据《反偷录法》，任何人未经允许，或在他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录其行动或通话，都构成“非法偷录”，最高可处5年监禁、1万美元罚金。
更要命的是，马萨诸塞州的法律格外注重隐私保护，别的州《反偷录法》最多规定，被偷录通话内容的双方，只要有一方同意，偷录者即可免责，而该州却偏偏要求必须双方都同意才不算“偷录”。
2008年2月，波士顿地区法院驳回了对格里克的两项指控（协助嫌犯脱逃的指控已被检察官主动撤销）。法官认为，警察的执法行为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格里克的拍摄正大光明，根本算不上“偷录”，逮捕他完全没有法律依据。而且，“警察不能因为自己实施逮捕时被人录像感到不悦，就将格里克合法行使言论自由权的行为视为犯罪”。
脱罪后的格里克不愿轻易放过那几个警察，希望警方依法对他们进行纪律惩戒，但警局负责人拒绝了他的要求。格里克随即向联邦地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起诉了波士顿警局和相关警员。格里克认为，警方的逮捕行为，侵犯了自己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自由权。
执法人员享有“免拍”权吗
此案审理之前，警方律师请求法官直接驳回格里克的诉讼请求，理由是：包括警察在内的政府公务人员执行公务时，享有宪法上的豁免权，可以拒绝被任何其他人拍录。但是，法官在进行听证之后，当庭驳回了警方的动议。法官的理由是，除非关系到公共利益，政务公开是基本原则，警察执法亦不例外。
按照联邦诉讼程序，警方就本案涉及的宪法豁免权问题，直接上诉到联邦第一巡回上诉法院。上诉法院3名法官组成合议庭，审理了这起案件。庭审期间，格里克的律师戴维·弥尔顿提出，使用现代技术，搜集与政府官员和警察有关的资讯，是人们的一项基本权利。在民主国家，拥有问责警察和其他政府官员的权利是非常重要的。
警方聘请的律师则回应，对滥用职权的官员实行问责确有必要，但是，为确保官员尽职履责，法律必须保护他们正常履行公务时免被骚扰、分心。另外，根据联邦巡回上诉法院1999年的一项判决，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记者拍录政府公务活动的权利，但格里克并非新闻工作者，所以，其拍录行为不受宪法保护。
其实，本案的关键，在于两种利益的平衡。对普通公民来说，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条款”保障他们搜集、传播各种合法信息的权利，哪怕这些信息关系到军国大事、政府公务。这种搜集、传播，本身就是一种监督。而对警察来说，如果时刻担心被人偷录拍摄，甚至成为各类视频网站的调侃对象，执法时就可能瞻前顾后、畏手畏脚，影响执法效果。两种利益孰重孰轻，必须由法官来做判断。
法官们给出的答案是，言论自由权利更重要。合议庭一致作出裁决：警方执法时，不享有免受拍录的宪法豁免权，抓捕格里克的行为，侵犯了公民的第一修正案权利。
“公共事务”与执法监督
由利佩兹法官主笔的判决书说理透彻，层次清晰，俨然一篇关于言论自由权的论文。判决书指出，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人民讨论“公共事务”的自由。拍录警察执法活动，并且对外传播，都是讨论“公共事务”的表现。
利佩兹法官承认，与传统指控记者“偷拍”的案件相比，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拍录者是普通公民。但是，没有哪条法律规定，搜集、传播与公权力有关的资讯是媒体专利。“政府的大门，对任何公民都是敞开的”。
判决书进一步指出，随着科技与社会的进步，普通公民与新闻记者在资讯搜集、传播方面，几乎没有区别。过去需要一个团队、一台摄像机才能搞定的画面，现在只需轻轻一摁手机即可办到。突发新闻也不再依靠主流大报传播，无数博客、微博的博主，都可以成为发布信息的平台。这也进一步说明，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对象，不限于新闻工作者。另外，格里克的行为，根本算不上“偷录”，因为他拍摄警察执法的地点是公园，正是传统意义上的“公共论坛”。
利佩兹法官总结道，尽管并非完全不受限制，但是，公民在公共场所拍录政府行为，包括司法部门执法行为的权利，是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基本自由。尽管这份判决并非由联邦最高法院作出，而且只在第一巡回上诉法院辖区内有效，但对其他法院来说，也将成为今后办理类似案件的重要参照。
【编者按】7月26日，公安部举办全国公安机关规范执法视频演示培训会，针对基层一线民警在现场执法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就执法实践中具体“应该怎么做”“不应该做什么”进行了视频演示。关于民警在执法过程中，遇到围观群众在一旁用手机拍摄的情况。视频指出：在拍摄不影响正常执法的情况下，民警要自觉接受监督，习惯在“镜头”下执法。民警应注意规范执法行为，不说过头话，不做过激事，不得强行干涉群众拍摄、夺取拍摄器材或强行要求删除。但是，民警可以口头劝阻，对执法对象的违法行为应该迅速处置，避免群众长时间围观。对案件需要保密的，要以案件涉及国家秘密或未成年人案件为由，告知拍摄者自行删除，严禁外泄，否则造成严重后果的将承担法律责任。其实，就执法过程中发生的警民冲突，美帝法院曾有过判决先例，因两国国情差异较大，仅供各位读者参考。
作 者 | 何 帆
未经法官允许，任何人不得拍摄庭审场景，这是各国通例。可是，警务人员公开执法的画面，是否可以任意拍摄呢？如果未经执法者同意，就拍摄执法场景，行为人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2011年8月26日，美国联邦第一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们，在“西蒙·格里克诉约翰·坎尼夫案”的判决书中，给出了上述问题的答案。
“偷拍”的代价
2007年10月1日，波士顿居民西蒙·格里克因拍摄警察执法，遭警方逮捕。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当天，格里克路经本地一所公园时，突然看到3名身穿制服的警察，正逮捕1名年轻嫌犯，便忍不住站在距离现场10英尺的地方观看。由于警察抓捕时动作过大，甚至有粗暴执法之嫌，旁边一名路人对警察大喊：“住手，你们弄伤他了！”
见此情形，读过法学院的格里克的第一反应是掏出手机，启动摄像功能，录下了警察抓捕的画面。在他看来，这些镜头今后说不定会成为指控警察虐待嫌犯的呈堂证供。警察发现被“偷拍”后，迅速采取反制措施，不仅逮捕了格里克，还没收了他的手机和内存卡。
格里克很快被当地检察官以多项罪名起诉。检察官诉称，格里克不仅违反了马萨诸塞州的《反偷录法》，还涉嫌扰乱治安、协助嫌犯脱逃。根据《反偷录法》，任何人未经允许，或在他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录其行动或通话，都构成“非法偷录”，最高可处5年监禁、1万美元罚金。
更要命的是，马萨诸塞州的法律格外注重隐私保护，别的州《反偷录法》最多规定，被偷录通话内容的双方，只要有一方同意，偷录者即可免责，而该州却偏偏要求必须双方都同意才不算“偷录”。
2008年2月，波士顿地区法院驳回了对格里克的两项指控（协助嫌犯脱逃的指控已被检察官主动撤销）。法官认为，警察的执法行为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格里克的拍摄正大光明，根本算不上“偷录”，逮捕他完全没有法律依据。而且，“警察不能因为自己实施逮捕时被人录像感到不悦，就将格里克合法行使言论自由权的行为视为犯罪”。
脱罪后的格里克不愿轻易放过那几个警察，希望警方依法对他们进行纪律惩戒，但警局负责人拒绝了他的要求。格里克随即向联邦地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起诉了波士顿警局和相关警员。格里克认为，警方的逮捕行为，侵犯了自己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自由权。
执法人员享有“免拍”权吗
此案审理之前，警方律师请求法官直接驳回格里克的诉讼请求，理由是：包括警察在内的政府公务人员执行公务时，享有宪法上的豁免权，可以拒绝被任何其他人拍录。但是，法官在进行听证之后，当庭驳回了警方的动议。法官的理由是，除非关系到公共利益，政务公开是基本原则，警察执法亦不例外。
按照联邦诉讼程序，警方就本案涉及的宪法豁免权问题，直接上诉到联邦第一巡回上诉法院。上诉法院3名法官组成合议庭，审理了这起案件。庭审期间，格里克的律师戴维·弥尔顿提出，使用现代技术，搜集与政府官员和警察有关的资讯，是人们的一项基本权利。在民主国家，拥有问责警察和其他政府官员的权利是非常重要的。
警方聘请的律师则回应，对滥用职权的官员实行问责确有必要，但是，为确保官员尽职履责，法律必须保护他们正常履行公务时免被骚扰、分心。另外，根据联邦巡回上诉法院1999年的一项判决，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记者拍录政府公务活动的权利，但格里克并非新闻工作者，所以，其拍录行为不受宪法保护。
其实，本案的关键，在于两种利益的平衡。对普通公民来说，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条款”保障他们搜集、传播各种合法信息的权利，哪怕这些信息关系到军国大事、政府公务。这种搜集、传播，本身就是一种监督。而对警察来说，如果时刻担心被人偷录拍摄，甚至成为各类视频网站的调侃对象，执法时就可能瞻前顾后、畏手畏脚，影响执法效果。两种利益孰重孰轻，必须由法官来做判断。
法官们给出的答案是，言论自由权利更重要。合议庭一致作出裁决：警方执法时，不享有免受拍录的宪法豁免权，抓捕格里克的行为，侵犯了公民的第一修正案权利。
“公共事务”与执法监督
由利佩兹法官主笔的判决书说理透彻，层次清晰，俨然一篇关于言论自由权的论文。判决书指出，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人民讨论“公共事务”的自由。拍录警察执法活动，并且对外传播，都是讨论“公共事务”的表现。
利佩兹法官承认，与传统指控记者“偷拍”的案件相比，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拍录者是普通公民。但是，没有哪条法律规定，搜集、传播与公权力有关的资讯是媒体专利。“政府的大门，对任何公民都是敞开的”。
判决书进一步指出，随着科技与社会的进步，普通公民与新闻记者在资讯搜集、传播方面，几乎没有区别。过去需要一个团队、一台摄像机才能搞定的画面，现在只需轻轻一摁手机即可办到。突发新闻也不再依靠主流大报传播，无数博客、微博的博主，都可以成为发布信息的平台。这也进一步说明，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对象，不限于新闻工作者。另外，格里克的行为，根本算不上“偷录”，因为他拍摄警察执法的地点是公园，正是传统意义上的“公共论坛”。
利佩兹法官总结道，尽管并非完全不受限制，但是，公民在公共场所拍录政府行为，包括司法部门执法行为的权利，是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基本自由。尽管这份判决并非由联邦最高法院作出，而且只在第一巡回上诉法院辖区内有效，但对其他法院来说，也将成为今后办理类似案件的重要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