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先生与中国社会学
费老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及社会活动家，他在学术研究领域著述颇丰，成为了中国社会学之父，拥有着不同凡响的一生。
1930年，年仅20岁的他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社会学专业。在这时他便立下了认识中国社会的远大志向。1936年，他负笈英伦，在伦敦大学的经济政治学院，在马林诺斯基门下学习社会人类学。数年后，他在马林诺斯基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并获得博士学位。《江村经济》一书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 接下来的10年时间里，先后写出了《生育制度》、《初访美国》、《重访英伦》、《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等一系列大受读者欢迎的文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然而1957年，一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使他在反右派扩大化中成为全国闻名的大右派，从此沉寂了20年。1979年，胡乔木找到费老，请他出面主持重建社会学的工作。1980年，他领衔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1981年，他荣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该年度赫胥黎奖章。1982年，他被选为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院士，又被澳门东亚大学授予社会科学博士学位。
费老先生的一生跌宕起伏，其中不乏许多奇闻轶事，费老先生的爱情故事就是一段传奇佳话。
1935年8月，费孝通先生与大学相恋多年的王同惠在未名湖畔的临湖轩结婚，证婚人是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出席他们婚礼的还有他的导师吴文藻。六年前，也就是1929年，也是在未名湖畔的临湖轩，也是司徒雷登证婚，当时的新娘与新郎恰恰就是他的老师吴文藻与冰心。看到自己的得意弟子与志同道合的王同惠结婚，吴文藻先生亲自在婚礼上发表了贺词。结婚几天之后，这对新人前往广西瑶山做社会调查。调查期间，他不幸陷入瑶山猎人为逮捕野兽而制造的陷阱之中。为了营救他，王同惠连夜下山寻求救援，不慎坠崖落水而死。也就是说，两人结婚仅仅过了108天，王同惠就死去了。他最终为人所救，但新婚妻子却永远离开了他。这种心理创伤对他的打击也是不言而喻的，多年之后他编写了《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此书编后记中，他写道：
我完全没有预想到这一本《花篮社会组织》的专刊是会在我半麻木的心情中编成的。同惠死后，我曾打定主意把我们两人一同埋葬在瑶山里，但是不知老天存什么心，屡次把我从死中拖出来，一直到现在，正似一个自己打不醒的噩梦！虽则现在离我们分手的日子已经多过了我们那一段短促的结婚生活，但是一闭眼，一切可怕的事，还好像就在目前，我还是没有力量来追述这事的经过。原我的朋友们原谅我，让这一幕悲剧在人间沉没了罢。
他从来就没有忘却他的第一任妻子，人去了，但真挚的爱情并没有泯灭，她一直激励着费老在生活和事业的道路上不屈地前行。女儿出世时，便以前妻的名字命名以：宗惠，昵称便是小惠。而他的第一任妻子，一直在伏在他的记忆中，激励他。
无比悲痛的他在生离死别之后告别了一蹶不振，他用他对生活积极渴望的态度与坚韧不拔的精神，在绝望中寻找自己的希望，化悲痛为力量，继续死者未竞的事业，费老与王同惠共同的事业，就是将西方的社会学人类学本土化。接下来这数十年，费老的学术研究，为中国的社会学发展做出了全方位的贡献。
在指导思想方面。他重建中国社会学，结合中国实际。在重建中国社会学千头万绪中，他首先抓好队伍建设和教材建设。1979年3月19日中央召开社会学
座谈会后，他回来马上成立了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并以研究会的名义邀请美国和中国港台社会学家以及老一辈社会学家为师资，举办了两期讲习班培养的学员，在中国大地上播下了社会学的种子。第一期讲习班快要结束时，他提出编写《社会学概论》，1981年4月《社会学概论》第一稿完成。在他的亲自主持下，《社会学概论》三易其稿。在这本书出版时，他坚持不担任主编，署名为“社会学概论编写组”，并在《社会学概论》下标明“试讲本”字样。费老先生的美德可见一斑。他用人类学的田野文化方法研究现代社会，是对社会学的个案研究和定性研究方法的补充和发展。在他看来，不从文化上研究个案，就不能从总体上把握个案的全貌。
这，便是费老先生的伟大之处！他不仅开创了中国近代社会学学术研究的先河，也为我们今天对社会学的了解与学习，起到了极有影响力的引导作用。
如今我们在课堂上所学习的社会学，即是一种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学科, 社会学的科学性, 使得它可以成为一种重要的“工具”, 可以用来解决具体的问题, 比如预测一个社会的发展走向, 调查一个群体的态度行为,分析某个社会组织的运行机制, 解决某个紧迫的社会问题等。 社会学的价值, 还不仅仅在于这种“工具性”。费老先生研究的社会学, 包括它的科学理性的精神, 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人文思想”; 社会学科研和教学, 就是一个社会人文精神养成的一部分。社会学的知识、价值和理念, 通过教育的渠道, 成为全社会的精神财富, 可以帮助社会的成员更好地认识、理解自我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以提高修养、陶冶情操、完善人格, 培养人道、理性、公允的生活态度和行为, 这也就是所谓“位育”教育的过程,是建设一个优质的现代社会所必不可少的。费老先生对社会学的研究方向, 也考虑到这种人文方面的需要。社会学的人文性, 决定了社会学应该投放一定的精力, 研究一些关于“人”、“群体”、“社会”、“文化”、“历史”等基本问题, 这些都为今天社会学的学科奠定一个坚实的认识基础。
作为后辈，作为费老先生学习社会学的继承者，我们对他更多的不只是敬佩，而是崇敬，崇敬他对爱情的忠贞，对人生的积极态度，对如今社会学的贡献！
费孝通先生与中国社会学
费老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及社会活动家，他在学术研究领域著述颇丰，成为了中国社会学之父，拥有着不同凡响的一生。
1930年，年仅20岁的他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社会学专业。在这时他便立下了认识中国社会的远大志向。1936年，他负笈英伦，在伦敦大学的经济政治学院，在马林诺斯基门下学习社会人类学。数年后，他在马林诺斯基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并获得博士学位。《江村经济》一书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 接下来的10年时间里，先后写出了《生育制度》、《初访美国》、《重访英伦》、《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等一系列大受读者欢迎的文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然而1957年，一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使他在反右派扩大化中成为全国闻名的大右派，从此沉寂了20年。1979年，胡乔木找到费老，请他出面主持重建社会学的工作。1980年，他领衔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1981年，他荣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该年度赫胥黎奖章。1982年，他被选为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院士，又被澳门东亚大学授予社会科学博士学位。
费老先生的一生跌宕起伏，其中不乏许多奇闻轶事，费老先生的爱情故事就是一段传奇佳话。
1935年8月，费孝通先生与大学相恋多年的王同惠在未名湖畔的临湖轩结婚，证婚人是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出席他们婚礼的还有他的导师吴文藻。六年前，也就是1929年，也是在未名湖畔的临湖轩，也是司徒雷登证婚，当时的新娘与新郎恰恰就是他的老师吴文藻与冰心。看到自己的得意弟子与志同道合的王同惠结婚，吴文藻先生亲自在婚礼上发表了贺词。结婚几天之后，这对新人前往广西瑶山做社会调查。调查期间，他不幸陷入瑶山猎人为逮捕野兽而制造的陷阱之中。为了营救他，王同惠连夜下山寻求救援，不慎坠崖落水而死。也就是说，两人结婚仅仅过了108天，王同惠就死去了。他最终为人所救，但新婚妻子却永远离开了他。这种心理创伤对他的打击也是不言而喻的，多年之后他编写了《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此书编后记中，他写道：
我完全没有预想到这一本《花篮社会组织》的专刊是会在我半麻木的心情中编成的。同惠死后，我曾打定主意把我们两人一同埋葬在瑶山里，但是不知老天存什么心，屡次把我从死中拖出来，一直到现在，正似一个自己打不醒的噩梦！虽则现在离我们分手的日子已经多过了我们那一段短促的结婚生活，但是一闭眼，一切可怕的事，还好像就在目前，我还是没有力量来追述这事的经过。原我的朋友们原谅我，让这一幕悲剧在人间沉没了罢。
他从来就没有忘却他的第一任妻子，人去了，但真挚的爱情并没有泯灭，她一直激励着费老在生活和事业的道路上不屈地前行。女儿出世时，便以前妻的名字命名以：宗惠，昵称便是小惠。而他的第一任妻子，一直在伏在他的记忆中，激励他。
无比悲痛的他在生离死别之后告别了一蹶不振，他用他对生活积极渴望的态度与坚韧不拔的精神，在绝望中寻找自己的希望，化悲痛为力量，继续死者未竞的事业，费老与王同惠共同的事业，就是将西方的社会学人类学本土化。接下来这数十年，费老的学术研究，为中国的社会学发展做出了全方位的贡献。
在指导思想方面。他重建中国社会学，结合中国实际。在重建中国社会学千头万绪中，他首先抓好队伍建设和教材建设。1979年3月19日中央召开社会学
座谈会后，他回来马上成立了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并以研究会的名义邀请美国和中国港台社会学家以及老一辈社会学家为师资，举办了两期讲习班培养的学员，在中国大地上播下了社会学的种子。第一期讲习班快要结束时，他提出编写《社会学概论》，1981年4月《社会学概论》第一稿完成。在他的亲自主持下，《社会学概论》三易其稿。在这本书出版时，他坚持不担任主编，署名为“社会学概论编写组”，并在《社会学概论》下标明“试讲本”字样。费老先生的美德可见一斑。他用人类学的田野文化方法研究现代社会，是对社会学的个案研究和定性研究方法的补充和发展。在他看来，不从文化上研究个案，就不能从总体上把握个案的全貌。
这，便是费老先生的伟大之处！他不仅开创了中国近代社会学学术研究的先河，也为我们今天对社会学的了解与学习，起到了极有影响力的引导作用。
如今我们在课堂上所学习的社会学，即是一种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学科, 社会学的科学性, 使得它可以成为一种重要的“工具”, 可以用来解决具体的问题, 比如预测一个社会的发展走向, 调查一个群体的态度行为,分析某个社会组织的运行机制, 解决某个紧迫的社会问题等。 社会学的价值, 还不仅仅在于这种“工具性”。费老先生研究的社会学, 包括它的科学理性的精神, 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人文思想”; 社会学科研和教学, 就是一个社会人文精神养成的一部分。社会学的知识、价值和理念, 通过教育的渠道, 成为全社会的精神财富, 可以帮助社会的成员更好地认识、理解自我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以提高修养、陶冶情操、完善人格, 培养人道、理性、公允的生活态度和行为, 这也就是所谓“位育”教育的过程,是建设一个优质的现代社会所必不可少的。费老先生对社会学的研究方向, 也考虑到这种人文方面的需要。社会学的人文性, 决定了社会学应该投放一定的精力, 研究一些关于“人”、“群体”、“社会”、“文化”、“历史”等基本问题, 这些都为今天社会学的学科奠定一个坚实的认识基础。
作为后辈，作为费老先生学习社会学的继承者，我们对他更多的不只是敬佩，而是崇敬，崇敬他对爱情的忠贞，对人生的积极态度，对如今社会学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