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通道
——古丝绸之路的兴衰演变
【摘要】我国很早就以丝绸贸易为主要媒介，打开了通向西方的国际交通线，即西北丝绸之路(西域道)、西南丝绸之路(蜀身毒道)和海上丝绸之路(南海道)。这些国际交通线特别是两条陆路曾是联接中国、印度、波斯、巴比伦、埃及、罗马、希腊等文明古国的纽带。世界三大宗教的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亦在丝路所经的国度形成和传播。本文主要探讨狭义的“丝绸之路”，即“绿洲丝路”的兴衰演变，从而揭示其与中外文化交流的阶段性变化。
【关键词】绿洲丝路 兴衰 文化交流
一、“丝绸之路”的由来
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本意是指以汉、唐都城长安为起点，向西北经西域，即今新疆地区，通往南亚、西亚、北非及欧洲的陆上贸易通道。在我国境内，其经行路线大致是由长安西行，经天水、临洮，通过河西走廊进入西域；也有从长安出发西北经固原抵武威、张掖，走天水、临洮一线的，还可通过青海东部涅水谷地，穿越柴达木盆地，到达新疆南部。在新疆地区，西汉时在南疆以楼兰为分岔点，分南、北两道西进，殊途同归，抵达疏勒（今喀什）。隋唐时又开通了经天山北麓之伊州、北庭、轮台至碎叶的北新道。 这三条丝路因均经过多处绿洲，故又被称为“绿洲丝路”。这也是本文将着重论述的古丝路。
此外，在西北地区，经一些学者研究，还存在一条由长安北上，至阴山以北的漠北，向西经居延海、阿尔泰地区，再向西抵达中亚草原的“草原丝绸之路”。 可见古代我国西北地区的丝绸之路，其经行路线，已遍及今西北地区之陕、甘、宁、青、新等省(自治区)与内蒙古自治区的西半部。
值得一提的是，和横跨欧亚大陆的陆上“丝绸之路”齐名的还有一条传播中国丝绸和交流其它商品以及文化的“海上丝绸之路”。从汉代开始，中国人就开通了从广东到印度去的航道。宋代以后，随着中国南方的进一步开发和经济重心的南移，从广州、泉州、杭州等地出发的海上航路日益发达，越走越远，从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 早年，人们对这条东西往来的通路（即“绿洲丝路”）没有给予一个统一的固定名称。直到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在他所写的《中国》一书中，首次把汉代中国和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间的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称作“丝绸之路”(德文作Seidenstrassen， 英文作the Silk Road)。其后，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A. Herrmann)在 1910 年出版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根据新发现的文物考古资料，进一步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即它是中国古代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因为大量的中国①
②①② 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第11册，“丝绸之路”辞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 参见苏北海《汉、唐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载张志尧主编《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版
丝和丝织品经由此路西传，故此称作“丝绸之路”，简称“丝路”。 中国的丝织品迄今仍是中国奉献给世界人民的最重要产品之一，它流传广远，涵盖了中国人民对世界文明的种种贡献。因此，多少年来，有不少研究者想给这条道路起另外一个名字，如“玉之路”、“宝石之路”、“佛教之路”、“陶瓷之路”等等，但是，都只能反映丝绸之路的某个局部，而终究不能取代“丝绸之路”这个名字。
①
二、丝绸之路的地理环境
众所周知，地理环境是决定一个地区兴盛与衰落的关键因素之一。对于丝路地理环境的探讨，可以使我们能更深刻地领会丝路在中外交往中所起到的重大作用。
陆上丝绸之路所经过的欧亚大陆(Eurasia)，主要是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内陆亚洲地区。这一地区的地理特征是气候异常干燥，降雨量极其稀少。在丝绸之路的中部地带，有号称为“世界屋脊”的帕米尔高原，以帕米尔高原为中心，向四周延续出喜玛拉雅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天山、阿尔泰山、阿赖山、兴都库什山等山脉，冰峰峡谷，行走艰难。这里的另一富有特色的地貌和景观是沙漠和戈壁，如新疆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里海东部的卡拉库姆沙漠、伊朗的卡维尔沙漠等，对于行旅来说，更是干渴难行。此外，由盐壳沉积而形成的崎岖起伏、犬牙交错的雅丹地形，也是一个重要的地理障碍。唐代诗人所描写的“映雪峰犹暗，乘冰马屡惊”，“黄沙西际海， 白草北连天”，正是这些地理景观的生动写照。而西行取经僧人笔下所描写的“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则是亲履其地的感受。
由此可以看出，丝绸之路的地理环境是十分险恶的。然而，耸立在沙漠边缘的一座座雪山上流下来的河水，灌溉滋润了大漠之中一片片绿洲，填补了流沙世界的“生物真空”，也提供了中西往来路途的中间站。我们的先民也并没有因为不利的地理条件而陷于孤立，由于交换的需要，人们很早就开始了对外界的探索。这又不能不使我再次感叹史学大师汤因比的深刻论断，环境艰苦的地方反而容易激发起文明。正因为丝路艰苦的环境向人类发出了挑战，先民们才更是用心去应战。如此一来，伟大的丝绸之路终于诞生了。
④②③
三、丝绸之路的开通与最初的繁盛
秦、汉王朝统一中国，积聚了中原王朝的实力。到公元前二世纪的汉武帝时，为了打败称雄漠北、搔扰中原农耕居民的游牧王国匈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被匈奴人从河西赶走而定居在阿姆河一带的大月氏人。张骞经过千难万险，虽然没有搬来大月氏的兵，却全面了解了西域的政治和地理情况。随后汉武帝又派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这一次使团的人数总共有三百人之多，张骞及其随行者的足迹也更为广远，到了大宛(费尔干那)、康居(以今塔什干为中心的游牧王国)、大月氏、安息(古代波斯帕提亚王国)、身毒（印度)等国。张骞的两次西行，打破了游牧民族对丝路贸易的垄断，使中国和中亚、南亚、西亚诸王国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贸易往来关系，张骞等人带回的报告，也是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首次① 顾名思义，“丝绸之路”当然与丝绸必不可分，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植桑养蚕和缫丝织丝的国家。而丝绸，这种中国古代人们的伟大发明很早就传入了西方。据古罗马地理学家斯特拉波的著作，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西方已经把中国称为“赛里斯”（Seric）国。“Seric”是蚕丝产地或贩卖丝绢人的意思。 ② 此诗句见于杨师道：《陇头水》
③ 此诗句见于岑参：《过酒泉忆杜陵别业》
④ 此处描写见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真知实见，而且由司马迁和班固分别写入《史记•大宛传》和《汉书•西域传》，从此结束了我国古代对西方神话般的传闻认识。正因为张骞的这一创举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所以人们把张骞通西域一事形象地称之为“凿空”。
张骞西行的直接后果，是促使汉朝打败匈奴。然而，更为深远的影响是：从此，中西贸易的门户被打开了。洞达世情的史学家司马迁形容为致富而拥挤奔波的民情世态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不仅出现了汉朝赴西域的使者“相望于道”的壮观景象，而且从西域来汉城的使者也络绎不绝。据《史记·大宛列传》载，赴西域的使者“一辈大者数百，小者百余人”；一年之中出使使团“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这些使团前往西域，“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这些人在出使时往往打着张骞的旗号，借以取得各国的信任：“张骞凿空，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此信之。”可见，张骞的出师，在西域各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汉朝不仅在河西走廊建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俗称河西四郡。还进而派兵远征葱岭以西的大宛，获得武帝梦寐以求的天马——汗血马。到了公元前60年，汉朝在西域设立了西域都护，控制了塔里木盆地。 西域都护是汉朝中央政府派遣管理西域的最高官吏，它的出现，标志着丝绸之路的发展进入了繁荣和畅通的新阶段。汉初以来，西来的不仅仅有植物，还有罗马的玻璃器、西域的乐舞、杂技。到了东汉末年，史书记载:“灵帝(167—189年在位)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竟为之。”
可惜好景不长，西汉末年，王莽专政，中原与西域的关系一度中断，先是西域各地被匈奴控制，继而陇右大地又处于割据状态。直到东汉政权建立后，汉明帝派班超经营西域，才重新恢复了西域都护对塔里木盆地的统治。不过，历史并非是如一条直线那样发展的，东汉政权为筹划统一西域、打通整个丝绸之路的事业，由于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化及各种军事实力的干扰，这一伟业曾出现过几次反复，史称“三通三绝”。在疏通丝绸之路的过程中，曾出现过班超、窦固等杰出的军事将领，他们都是丝绸之路的功臣。
值得一提的是，在丝绸之路的历史上，甘英的西行是中国人的又一壮举。公元97年，西域都护班超派遣部下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一直来到波斯湾头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入海处的条支(Antiochia)，准备渡海西行，但安息人为了垄断东方与罗马的贸易，向甘英夸大了阿拉伯海航行的艰险，阻止了甘英进一步西行，自条支而还。甘英虽然没有达到原定的目的地，但他仍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位走得最远的使臣，是一位让人崇敬的时代英雄。他亲自走过了丝绸之路的大半段路程，还了解到从条支南出波斯湾，绕阿拉伯半岛到罗马帝国的航线。
从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后二世纪，沿着欧亚内陆交通干线，自西向东，有四大帝国并列其间，即欧洲的罗马(公元前30年—公元284年)、西亚的安息(帕提亚，公元前三世纪中叶至公元226年)、中亚的贵霜(公元45年—226年)、东亚的汉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在公元前后，四大帝国都处在国势昌盛的时期，积极向外扩张，如罗马帝国在图拉真(Marcus Ulpins Trajanus，98—117年在位)时，把版图扩大到幼发拉底河上游一带；又如贵霜帝国也曾把势力伸进塔里木盆地；汉朝则成功地打败匈奴，控制河西走廊，进驻天山南路。张骞的凿空和甘英的远行，使东西方世界直接联系起来，这是时代英雄的创举，也是历①
②①②“都护”这一名称，原意就是监护丝绸之路南北两道的安全。 此话见于《续汉书•五行志》
史发展的必然，其结果是使得中国、印度、西亚和希腊罗马四大古代文明有了直接的交流和影响，此后，任何文明的发展也不再是相对孤立地进行了。
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汉代开辟的这条丝绸之路时而因为政治对立、民族矛盾乃至战争而一度中断。文明的发展，势力的扩张，商业民族的活跃，和草原游牧民族与农耕定居民族的依存关系，使得东西方的精神与物质的文化交往两千多年来从未断绝。当然，这是在众多波折中曲折发展变化的。
四、走向极盛的丝绸之路
从东汉末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频仍，秩序混乱。作为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敦煌，甚至二十多年没有太守，当地豪强大肆扩张，兼并土地，使小民无立锥之地，前来贸易的西域商胡也备受欺诈。这种状况直到仓慈出任敦煌太守（227—233年间）时才有了改观。在仓慈的管理下，豪强的兼并和勒索得到了很大抑制，并为西域商人前往内地买卖提供种种方便，也使得敦煌成为汉族与西域各族民众交往贸易的一个国际都会。
另外，不少大族和有文化的士人纷纷迁居河西以避战乱，这也极大地促使中西交往的通道河西走廊的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五凉王朝的先后建立，并集聚了大批人才。由于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大量士人的存在，为本地区接受外来文化提供了知识的基础，也为向中原输送外来文化提供了方便。而且，不论是东晋五胡十六国，还是后来的南北朝，都不断有东往西去的使者旅行在丝绸之路上。比如，310年，天竺(印度)僧人佛图澄至洛阳；399年，东晋僧人法显等西行取经；437年，北魏遣董琬、高明等出使西域诸国；468年，北魏遣使韩羊皮出使波斯，与波斯使者俱还；518年，宋云与惠生自洛阳出发，西行取经；530年，波斯国遣使南朝；此外，还有大量没有留下名字和事迹的使者往来于东西各国。可见，在中原大动荡的时代，丝绸之路仍然是生机勃勃、欣欣向荣，并且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开始步入它的极盛时期。
隋朝统一南北后，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全盛时期。隋炀帝时，让黄门侍郎裴矩往来于张掖、敦煌之间，通过西域商胡，联络各国首领，总管贸易。从今天保存的裴矩撰写的《西域图记序》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丝绸之路通向东罗马、波斯、印度的情况。
进入唐代，民族的进一步融合，疆域的更广阔开拓，政治制度与思想文化的整合，使得唐王朝凝聚了极大的力量，生产发展，商业繁荣，文化昌盛，并以博大的胸怀，大量接受外来文化，使之融会到中国文化的整体当中。从唐太宗到武则天，唐朝的势力不仅直接牢固控制了塔里木盆地的西域诸王国，而且成为天山以北、葱岭以西广大区域内各个王国的宗主国，并先后在西域设安西都护府，立龟兹、疏勒、碎叶等四镇，后又设北庭都护府，镇守天山南北。且河西、西域均有重兵把守，丝路沿线遍设驿站。因此，中西往来更加畅通无阻，当时的文化交流也呈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象。西方的珍禽异兽、珠宝香料、玻璃器皿、金银货币纷纷传来，中亚、西亚的穿着、饮食等生活方式，音乐、舞蹈等文化娱乐活动都源源进入中原。
值得一提的是，很早就接受波斯文化影响的粟特人的到来，使唐朝的一些都市充满了一种开放的胡风。我们看看唐朝最盛的开元天宝年间的有关记载，就可以感受到这一时代风潮。 “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 说的是当年长安有酒家胡女在招徕宾客。 “琵琶长笛齐相①① 诗句见于李白：《前有樽酒行》，《全唐诗》卷一六二
和，羌儿胡雏齐唱歌。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金叵罗。” 说的是酒泉地方官的宴席上，胡人演唱的情形。“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环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②① 太真就是杨贵妃，她是唐玄宗最宠爱的妃子，其善跳胡旋舞，说明了这种舞蹈在当时的风行。另外，已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向达先生曾撰有长篇论文《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详细介绍了唐代长安的种种胡化景象。
在文化交流方面，佛教进一步盛行的同时，祆教、摩尼教、景教以及新兴的伊斯兰教都在此时正式传入中国内地，沿着丝绸之路留存下来的佛教石窟，著名的如龟兹的克孜尔、吐鲁番柏孜克里克、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武威天梯山、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大同云冈、洛阳龙门等等，这些石窟大多融会了东西方的艺术风格，是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它们连成一串宝珠，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文化遗产。
唐朝的两京长安和洛阳以及丝绸之路上的一些大城市如凉州，都纷纷呈现出国际都市的风貌。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借助唐朝强大的政治力量，中原文明也传入西方，深浅不等地影响了西方各国。
五、丝绸之路的渐趋衰落
然而，历史有时真的很无情，极盛之后紧接着就是衰落。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国力衰落，吐蕃完全控制了西域，又夺走了河西和陇右地区。公元763年吐蕃一度攻陷京都长安。河西的汉族人民长期深受吐蕃的暴虐统治，“所过捕戮，积尸狼藉。” 加上党项、回纥兴起，丝路阻断，昔日繁华的丝绸之路再也听不到叮当的驼铃声。留给诗人的只是往昔的回忆和无尽的酸楚。往昔的丝绸之路是“葡萄酒熟姿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 而今的西凉古道却是：“千里暮烟愁不尽，一川秋草恨无穷。山河惨淡关城闭，人物萧条市井空。”
公元十世纪中叶以后，宋王朝先后与北方的辽、西夏、金处于敌对的形势中，影响了陆上丝绸之路的中西交往。又由于南宋建都于东南的杭州，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海上丝绸之路更加繁盛起来。所以，这一时期的丝路商贸不再拥有往日的兴旺繁荣。尽管商旅使节仍不时往返于土中，却再也掩饰不住渐趋冷清的势头。
直到被西方称为“上帝之鞭”蒙古人建立元朝后，由于在不断西征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并直接统治了中亚、西亚的广大地区，所以东西丝路又复建立，许多欧洲与西亚等国的使臣、商人、教士与旅行家相继前来。其中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就是最著名的一位。
至明代，因为西北方退守嘉峪关长城一线，又因在郑和下西洋后，着力于东方海上交通，西北丝路商贸虽未中断，但地位已大不如前。
到清代，特别是其后期，随着西北疆域中巴尔喀什湖以南、以东，斋桑泊以东与帕米尔等大片国土沦于沙俄帝国主义之手，加之又推行闭关锁国政策，致使这条重要的西北陆上通道最终走向了萧条。
⑤④③
六、留给后人的思考 ①
② 诗句见于岑参：《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岑参集校注》卷二 诗句见于白居易：《胡旋女》，《全唐诗》卷四二六
③ 此处描写见于《新唐书》〈吐蕃传〉下
④ 诗句见于元稹：《西凉伎》
⑤ 诗句见于张泌：《边上》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近两千多年来丝绸之路的兴衰变迁的梗概为：西汉(公元前119一前2年)、隋唐时期(公元581-907年)、元代(公元1206-1368年)属丝绸之路的兴盛畅通时期；而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初至6世纪后期)、五代及两宋(包括辽、金、夏、公元10世纪初至13世纪后半叶)及明清两代(公元1368-1910年)为丝绸之路的相对荒芜沉寂时期。这些时期尽管存在着某些短期复苏，但是总体上看，是“中原”封建政权因游牧军事集团中阻丝路或者侵扰“边关”而“闭关绝贡”。
“丝绸之路”的繁荣与衰落说明了中外文化交流的阶段性变化。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与它的开放程度有着直接的关系，“丝绸之路”作为物化的形态，展现了我国古代要求打开国门与世界交流的愿望。的确，“丝绸之路”应该算是比较出色地完成了它的使命，向世人展现了它两千年的光辉历程。“丝绸之路”虽以丝绸贸易为开端，但其意义却远远超过了贸易的范畴。它把世界各地的文明古国如希腊、罗马、埃及、波斯和中国联系在一起；又把世界文化的发源地如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美洲印加文明和中国文明等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条连接亚、非、欧、美的大动脉，使这些文明经过大动脉的互相交流而放出了异彩。
正如史仲文、胡晓林两位先生在《中国全史》总序中深刻总结道：“反思中华民族的兴衰史，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凡开放时期，便是兴旺时期；凡封闭时期，则是已经衰落或正在衰落 的时期。”丝绸之路是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标志，它的绝、通与中华民族的兴衰息息相关，更加关涉着西北大地兴旺萧条的命脉。
文明只有在交流之中才能更加发展。华夏文明的发展的确也是借助了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交流。交流产生需求，也才更加刺激文明的发展。到今天，这种规律依然发挥作用。中国的发展还是离不开与外界的交流。特别是在开发大西部的呼声中，远方静静躺着的“丝绸之路”仿佛在召唤我们。因为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今，丝路都是中外交往永远的通道。
参考文献：
1、《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
2、苏北海《汉、唐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载张志尧主编《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版
3、张兵、李子伟《陇右文化》辽宁出版社 1998年版
4、《全唐诗》中华书局 1994年版
5、朱炯远等著《唐诗三百首译注评》辽海出版社 1999年版
6、史树青主编《中华文明之光》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9版
7、朱士光《历史时期丝绸之路通塞的启迪》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2年02期
8、王勋陵《国境内丝绸之路生态环境的变化》1999年6月第29卷第3期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永远的通道
——古丝绸之路的兴衰演变
【摘要】我国很早就以丝绸贸易为主要媒介，打开了通向西方的国际交通线，即西北丝绸之路(西域道)、西南丝绸之路(蜀身毒道)和海上丝绸之路(南海道)。这些国际交通线特别是两条陆路曾是联接中国、印度、波斯、巴比伦、埃及、罗马、希腊等文明古国的纽带。世界三大宗教的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亦在丝路所经的国度形成和传播。本文主要探讨狭义的“丝绸之路”，即“绿洲丝路”的兴衰演变，从而揭示其与中外文化交流的阶段性变化。
【关键词】绿洲丝路 兴衰 文化交流
一、“丝绸之路”的由来
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本意是指以汉、唐都城长安为起点，向西北经西域，即今新疆地区，通往南亚、西亚、北非及欧洲的陆上贸易通道。在我国境内，其经行路线大致是由长安西行，经天水、临洮，通过河西走廊进入西域；也有从长安出发西北经固原抵武威、张掖，走天水、临洮一线的，还可通过青海东部涅水谷地，穿越柴达木盆地，到达新疆南部。在新疆地区，西汉时在南疆以楼兰为分岔点，分南、北两道西进，殊途同归，抵达疏勒（今喀什）。隋唐时又开通了经天山北麓之伊州、北庭、轮台至碎叶的北新道。 这三条丝路因均经过多处绿洲，故又被称为“绿洲丝路”。这也是本文将着重论述的古丝路。
此外，在西北地区，经一些学者研究，还存在一条由长安北上，至阴山以北的漠北，向西经居延海、阿尔泰地区，再向西抵达中亚草原的“草原丝绸之路”。 可见古代我国西北地区的丝绸之路，其经行路线，已遍及今西北地区之陕、甘、宁、青、新等省(自治区)与内蒙古自治区的西半部。
值得一提的是，和横跨欧亚大陆的陆上“丝绸之路”齐名的还有一条传播中国丝绸和交流其它商品以及文化的“海上丝绸之路”。从汉代开始，中国人就开通了从广东到印度去的航道。宋代以后，随着中国南方的进一步开发和经济重心的南移，从广州、泉州、杭州等地出发的海上航路日益发达，越走越远，从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 早年，人们对这条东西往来的通路（即“绿洲丝路”）没有给予一个统一的固定名称。直到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在他所写的《中国》一书中，首次把汉代中国和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间的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称作“丝绸之路”(德文作Seidenstrassen， 英文作the Silk Road)。其后，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A. Herrmann)在 1910 年出版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根据新发现的文物考古资料，进一步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即它是中国古代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因为大量的中国①
②①② 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第11册，“丝绸之路”辞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 参见苏北海《汉、唐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载张志尧主编《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版
丝和丝织品经由此路西传，故此称作“丝绸之路”，简称“丝路”。 中国的丝织品迄今仍是中国奉献给世界人民的最重要产品之一，它流传广远，涵盖了中国人民对世界文明的种种贡献。因此，多少年来，有不少研究者想给这条道路起另外一个名字，如“玉之路”、“宝石之路”、“佛教之路”、“陶瓷之路”等等，但是，都只能反映丝绸之路的某个局部，而终究不能取代“丝绸之路”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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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丝绸之路的地理环境
众所周知，地理环境是决定一个地区兴盛与衰落的关键因素之一。对于丝路地理环境的探讨，可以使我们能更深刻地领会丝路在中外交往中所起到的重大作用。
陆上丝绸之路所经过的欧亚大陆(Eurasia)，主要是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内陆亚洲地区。这一地区的地理特征是气候异常干燥，降雨量极其稀少。在丝绸之路的中部地带，有号称为“世界屋脊”的帕米尔高原，以帕米尔高原为中心，向四周延续出喜玛拉雅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天山、阿尔泰山、阿赖山、兴都库什山等山脉，冰峰峡谷，行走艰难。这里的另一富有特色的地貌和景观是沙漠和戈壁，如新疆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里海东部的卡拉库姆沙漠、伊朗的卡维尔沙漠等，对于行旅来说，更是干渴难行。此外，由盐壳沉积而形成的崎岖起伏、犬牙交错的雅丹地形，也是一个重要的地理障碍。唐代诗人所描写的“映雪峰犹暗，乘冰马屡惊”，“黄沙西际海， 白草北连天”，正是这些地理景观的生动写照。而西行取经僧人笔下所描写的“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则是亲履其地的感受。
由此可以看出，丝绸之路的地理环境是十分险恶的。然而，耸立在沙漠边缘的一座座雪山上流下来的河水，灌溉滋润了大漠之中一片片绿洲，填补了流沙世界的“生物真空”，也提供了中西往来路途的中间站。我们的先民也并没有因为不利的地理条件而陷于孤立，由于交换的需要，人们很早就开始了对外界的探索。这又不能不使我再次感叹史学大师汤因比的深刻论断，环境艰苦的地方反而容易激发起文明。正因为丝路艰苦的环境向人类发出了挑战，先民们才更是用心去应战。如此一来，伟大的丝绸之路终于诞生了。
④②③
三、丝绸之路的开通与最初的繁盛
秦、汉王朝统一中国，积聚了中原王朝的实力。到公元前二世纪的汉武帝时，为了打败称雄漠北、搔扰中原农耕居民的游牧王国匈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被匈奴人从河西赶走而定居在阿姆河一带的大月氏人。张骞经过千难万险，虽然没有搬来大月氏的兵，却全面了解了西域的政治和地理情况。随后汉武帝又派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这一次使团的人数总共有三百人之多，张骞及其随行者的足迹也更为广远，到了大宛(费尔干那)、康居(以今塔什干为中心的游牧王国)、大月氏、安息(古代波斯帕提亚王国)、身毒（印度)等国。张骞的两次西行，打破了游牧民族对丝路贸易的垄断，使中国和中亚、南亚、西亚诸王国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贸易往来关系，张骞等人带回的报告，也是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首次① 顾名思义，“丝绸之路”当然与丝绸必不可分，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植桑养蚕和缫丝织丝的国家。而丝绸，这种中国古代人们的伟大发明很早就传入了西方。据古罗马地理学家斯特拉波的著作，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西方已经把中国称为“赛里斯”（Seric）国。“Seric”是蚕丝产地或贩卖丝绢人的意思。 ② 此诗句见于杨师道：《陇头水》
③ 此诗句见于岑参：《过酒泉忆杜陵别业》
④ 此处描写见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真知实见，而且由司马迁和班固分别写入《史记•大宛传》和《汉书•西域传》，从此结束了我国古代对西方神话般的传闻认识。正因为张骞的这一创举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所以人们把张骞通西域一事形象地称之为“凿空”。
张骞西行的直接后果，是促使汉朝打败匈奴。然而，更为深远的影响是：从此，中西贸易的门户被打开了。洞达世情的史学家司马迁形容为致富而拥挤奔波的民情世态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不仅出现了汉朝赴西域的使者“相望于道”的壮观景象，而且从西域来汉城的使者也络绎不绝。据《史记·大宛列传》载，赴西域的使者“一辈大者数百，小者百余人”；一年之中出使使团“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这些使团前往西域，“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这些人在出使时往往打着张骞的旗号，借以取得各国的信任：“张骞凿空，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此信之。”可见，张骞的出师，在西域各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汉朝不仅在河西走廊建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俗称河西四郡。还进而派兵远征葱岭以西的大宛，获得武帝梦寐以求的天马——汗血马。到了公元前60年，汉朝在西域设立了西域都护，控制了塔里木盆地。 西域都护是汉朝中央政府派遣管理西域的最高官吏，它的出现，标志着丝绸之路的发展进入了繁荣和畅通的新阶段。汉初以来，西来的不仅仅有植物，还有罗马的玻璃器、西域的乐舞、杂技。到了东汉末年，史书记载:“灵帝(167—189年在位)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竟为之。”
可惜好景不长，西汉末年，王莽专政，中原与西域的关系一度中断，先是西域各地被匈奴控制，继而陇右大地又处于割据状态。直到东汉政权建立后，汉明帝派班超经营西域，才重新恢复了西域都护对塔里木盆地的统治。不过，历史并非是如一条直线那样发展的，东汉政权为筹划统一西域、打通整个丝绸之路的事业，由于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化及各种军事实力的干扰，这一伟业曾出现过几次反复，史称“三通三绝”。在疏通丝绸之路的过程中，曾出现过班超、窦固等杰出的军事将领，他们都是丝绸之路的功臣。
值得一提的是，在丝绸之路的历史上，甘英的西行是中国人的又一壮举。公元97年，西域都护班超派遣部下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一直来到波斯湾头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入海处的条支(Antiochia)，准备渡海西行，但安息人为了垄断东方与罗马的贸易，向甘英夸大了阿拉伯海航行的艰险，阻止了甘英进一步西行，自条支而还。甘英虽然没有达到原定的目的地，但他仍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位走得最远的使臣，是一位让人崇敬的时代英雄。他亲自走过了丝绸之路的大半段路程，还了解到从条支南出波斯湾，绕阿拉伯半岛到罗马帝国的航线。
从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后二世纪，沿着欧亚内陆交通干线，自西向东，有四大帝国并列其间，即欧洲的罗马(公元前30年—公元284年)、西亚的安息(帕提亚，公元前三世纪中叶至公元226年)、中亚的贵霜(公元45年—226年)、东亚的汉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在公元前后，四大帝国都处在国势昌盛的时期，积极向外扩张，如罗马帝国在图拉真(Marcus Ulpins Trajanus，98—117年在位)时，把版图扩大到幼发拉底河上游一带；又如贵霜帝国也曾把势力伸进塔里木盆地；汉朝则成功地打败匈奴，控制河西走廊，进驻天山南路。张骞的凿空和甘英的远行，使东西方世界直接联系起来，这是时代英雄的创举，也是历①
②①②“都护”这一名称，原意就是监护丝绸之路南北两道的安全。 此话见于《续汉书•五行志》
史发展的必然，其结果是使得中国、印度、西亚和希腊罗马四大古代文明有了直接的交流和影响，此后，任何文明的发展也不再是相对孤立地进行了。
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汉代开辟的这条丝绸之路时而因为政治对立、民族矛盾乃至战争而一度中断。文明的发展，势力的扩张，商业民族的活跃，和草原游牧民族与农耕定居民族的依存关系，使得东西方的精神与物质的文化交往两千多年来从未断绝。当然，这是在众多波折中曲折发展变化的。
四、走向极盛的丝绸之路
从东汉末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频仍，秩序混乱。作为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敦煌，甚至二十多年没有太守，当地豪强大肆扩张，兼并土地，使小民无立锥之地，前来贸易的西域商胡也备受欺诈。这种状况直到仓慈出任敦煌太守（227—233年间）时才有了改观。在仓慈的管理下，豪强的兼并和勒索得到了很大抑制，并为西域商人前往内地买卖提供种种方便，也使得敦煌成为汉族与西域各族民众交往贸易的一个国际都会。
另外，不少大族和有文化的士人纷纷迁居河西以避战乱，这也极大地促使中西交往的通道河西走廊的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五凉王朝的先后建立，并集聚了大批人才。由于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大量士人的存在，为本地区接受外来文化提供了知识的基础，也为向中原输送外来文化提供了方便。而且，不论是东晋五胡十六国，还是后来的南北朝，都不断有东往西去的使者旅行在丝绸之路上。比如，310年，天竺(印度)僧人佛图澄至洛阳；399年，东晋僧人法显等西行取经；437年，北魏遣董琬、高明等出使西域诸国；468年，北魏遣使韩羊皮出使波斯，与波斯使者俱还；518年，宋云与惠生自洛阳出发，西行取经；530年，波斯国遣使南朝；此外，还有大量没有留下名字和事迹的使者往来于东西各国。可见，在中原大动荡的时代，丝绸之路仍然是生机勃勃、欣欣向荣，并且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开始步入它的极盛时期。
隋朝统一南北后，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全盛时期。隋炀帝时，让黄门侍郎裴矩往来于张掖、敦煌之间，通过西域商胡，联络各国首领，总管贸易。从今天保存的裴矩撰写的《西域图记序》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丝绸之路通向东罗马、波斯、印度的情况。
进入唐代，民族的进一步融合，疆域的更广阔开拓，政治制度与思想文化的整合，使得唐王朝凝聚了极大的力量，生产发展，商业繁荣，文化昌盛，并以博大的胸怀，大量接受外来文化，使之融会到中国文化的整体当中。从唐太宗到武则天，唐朝的势力不仅直接牢固控制了塔里木盆地的西域诸王国，而且成为天山以北、葱岭以西广大区域内各个王国的宗主国，并先后在西域设安西都护府，立龟兹、疏勒、碎叶等四镇，后又设北庭都护府，镇守天山南北。且河西、西域均有重兵把守，丝路沿线遍设驿站。因此，中西往来更加畅通无阻，当时的文化交流也呈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象。西方的珍禽异兽、珠宝香料、玻璃器皿、金银货币纷纷传来，中亚、西亚的穿着、饮食等生活方式，音乐、舞蹈等文化娱乐活动都源源进入中原。
值得一提的是，很早就接受波斯文化影响的粟特人的到来，使唐朝的一些都市充满了一种开放的胡风。我们看看唐朝最盛的开元天宝年间的有关记载，就可以感受到这一时代风潮。 “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 说的是当年长安有酒家胡女在招徕宾客。 “琵琶长笛齐相①① 诗句见于李白：《前有樽酒行》，《全唐诗》卷一六二
和，羌儿胡雏齐唱歌。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金叵罗。” 说的是酒泉地方官的宴席上，胡人演唱的情形。“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环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②① 太真就是杨贵妃，她是唐玄宗最宠爱的妃子，其善跳胡旋舞，说明了这种舞蹈在当时的风行。另外，已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向达先生曾撰有长篇论文《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详细介绍了唐代长安的种种胡化景象。
在文化交流方面，佛教进一步盛行的同时，祆教、摩尼教、景教以及新兴的伊斯兰教都在此时正式传入中国内地，沿着丝绸之路留存下来的佛教石窟，著名的如龟兹的克孜尔、吐鲁番柏孜克里克、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武威天梯山、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大同云冈、洛阳龙门等等，这些石窟大多融会了东西方的艺术风格，是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它们连成一串宝珠，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文化遗产。
唐朝的两京长安和洛阳以及丝绸之路上的一些大城市如凉州，都纷纷呈现出国际都市的风貌。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借助唐朝强大的政治力量，中原文明也传入西方，深浅不等地影响了西方各国。
五、丝绸之路的渐趋衰落
然而，历史有时真的很无情，极盛之后紧接着就是衰落。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国力衰落，吐蕃完全控制了西域，又夺走了河西和陇右地区。公元763年吐蕃一度攻陷京都长安。河西的汉族人民长期深受吐蕃的暴虐统治，“所过捕戮，积尸狼藉。” 加上党项、回纥兴起，丝路阻断，昔日繁华的丝绸之路再也听不到叮当的驼铃声。留给诗人的只是往昔的回忆和无尽的酸楚。往昔的丝绸之路是“葡萄酒熟姿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 而今的西凉古道却是：“千里暮烟愁不尽，一川秋草恨无穷。山河惨淡关城闭，人物萧条市井空。”
公元十世纪中叶以后，宋王朝先后与北方的辽、西夏、金处于敌对的形势中，影响了陆上丝绸之路的中西交往。又由于南宋建都于东南的杭州，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海上丝绸之路更加繁盛起来。所以，这一时期的丝路商贸不再拥有往日的兴旺繁荣。尽管商旅使节仍不时往返于土中，却再也掩饰不住渐趋冷清的势头。
直到被西方称为“上帝之鞭”蒙古人建立元朝后，由于在不断西征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并直接统治了中亚、西亚的广大地区，所以东西丝路又复建立，许多欧洲与西亚等国的使臣、商人、教士与旅行家相继前来。其中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就是最著名的一位。
至明代，因为西北方退守嘉峪关长城一线，又因在郑和下西洋后，着力于东方海上交通，西北丝路商贸虽未中断，但地位已大不如前。
到清代，特别是其后期，随着西北疆域中巴尔喀什湖以南、以东，斋桑泊以东与帕米尔等大片国土沦于沙俄帝国主义之手，加之又推行闭关锁国政策，致使这条重要的西北陆上通道最终走向了萧条。
⑤④③
六、留给后人的思考 ①
② 诗句见于岑参：《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岑参集校注》卷二 诗句见于白居易：《胡旋女》，《全唐诗》卷四二六
③ 此处描写见于《新唐书》〈吐蕃传〉下
④ 诗句见于元稹：《西凉伎》
⑤ 诗句见于张泌：《边上》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近两千多年来丝绸之路的兴衰变迁的梗概为：西汉(公元前119一前2年)、隋唐时期(公元581-907年)、元代(公元1206-1368年)属丝绸之路的兴盛畅通时期；而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初至6世纪后期)、五代及两宋(包括辽、金、夏、公元10世纪初至13世纪后半叶)及明清两代(公元1368-1910年)为丝绸之路的相对荒芜沉寂时期。这些时期尽管存在着某些短期复苏，但是总体上看，是“中原”封建政权因游牧军事集团中阻丝路或者侵扰“边关”而“闭关绝贡”。
“丝绸之路”的繁荣与衰落说明了中外文化交流的阶段性变化。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与它的开放程度有着直接的关系，“丝绸之路”作为物化的形态，展现了我国古代要求打开国门与世界交流的愿望。的确，“丝绸之路”应该算是比较出色地完成了它的使命，向世人展现了它两千年的光辉历程。“丝绸之路”虽以丝绸贸易为开端，但其意义却远远超过了贸易的范畴。它把世界各地的文明古国如希腊、罗马、埃及、波斯和中国联系在一起；又把世界文化的发源地如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美洲印加文明和中国文明等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条连接亚、非、欧、美的大动脉，使这些文明经过大动脉的互相交流而放出了异彩。
正如史仲文、胡晓林两位先生在《中国全史》总序中深刻总结道：“反思中华民族的兴衰史，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凡开放时期，便是兴旺时期；凡封闭时期，则是已经衰落或正在衰落 的时期。”丝绸之路是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标志，它的绝、通与中华民族的兴衰息息相关，更加关涉着西北大地兴旺萧条的命脉。
文明只有在交流之中才能更加发展。华夏文明的发展的确也是借助了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交流。交流产生需求，也才更加刺激文明的发展。到今天，这种规律依然发挥作用。中国的发展还是离不开与外界的交流。特别是在开发大西部的呼声中，远方静静躺着的“丝绸之路”仿佛在召唤我们。因为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今，丝路都是中外交往永远的通道。
参考文献：
1、《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
2、苏北海《汉、唐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载张志尧主编《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版
3、张兵、李子伟《陇右文化》辽宁出版社 1998年版
4、《全唐诗》中华书局 1994年版
5、朱炯远等著《唐诗三百首译注评》辽海出版社 1999年版
6、史树青主编《中华文明之光》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9版
7、朱士光《历史时期丝绸之路通塞的启迪》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2年02期
8、王勋陵《国境内丝绸之路生态环境的变化》1999年6月第29卷第3期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