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沃斯论坛提出“女孩效应”
“这个世界一团糟,贫困、艾滋病、饥饿、战争……你有没有想过,也许有一个出人意料的解决方案,能挽救这艘下沉的船?这个解决方案就在你身边,而你会不会对它熟视无睹?它不是因特网,不是科技,不是政府,不是金钱,它是――女孩。”
2009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大屏幕打出这么一行字。连续进行了3天关于经济危机的研讨会之后,这场名为“发展中的女孩效应”(The Girl Effect on Development)的讨论,给一直紧绷着神经的精英们带来了一丝温暖和欣慰。这是世界经济论坛在38年历史上首次以女孩为题开设的专场。
嘉宾们指出,不发达地区女孩的生活现状非常严峻,全球仍有6亿未成年女孩生活在贫困中,全球1.3亿失学少年中70%是女孩,而在这次经济危机中,首先失业的也多是女性。女性面临着比男性更大的困难,但是引起的关注却很少。比尔・盖茨的夫人梅琳达・盖茨引用数据表明,一个女人会将她收入的九成用在改善她的家庭上,男人的这个比例只有三、四成,然而全球用于援助发展的每一美元中,只有半分钱花在了女孩们的身上。嘉宾们通过身边一个又一个的例子告诉人们,在女孩或妇女身上投入资金,能够产生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应。
社会最容易被忽略的群体,总是那些女孩、女人们。中国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中国目前成人文盲数量是8500万,其中70%是妇女。而在辍学儿童中,女孩辍学率也是70%。根据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费立鹏的研究报告,每年我国死于自杀的约有28.7万人,其中女性15.7万人,农村妇女是城市妇女的3~5倍。男人大量涌到城市打工,目前我国有4700万妇女留守农村,70%以上的农业是妇女在支撑。
达沃斯论坛给我们理解困难女性群体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她们不仅仅需要社会的关爱和帮助,她们也会不失时机地证明自己的能量和价值。给她们提供一点点帮助,或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社会效果。
河北的“生命危机干预小组”
河北正定县上曲阳村的华英一直为同村妇女所羡慕,她家境较好,和丈夫一起经营木器厂。但是没想到的是,在富裕起来以后,丈夫就在县城里包养了情人。华英为此非常痛苦,终日郁郁寡欢、以泪洗面,几次想自杀。村妇代会主任康计容多次开导她、劝解她想开点,但是除此之外也没有好的办法。康计容不能劝华英离婚,如果离了婚之后,华英的处境会更加艰难,但是也没有办法改变他们家的状况。
2002年的一天,北京的“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 (以下简称“农家女”)的项目工作人员来到上曲阳村,在村里成立了妇女健康支持小组,将姐妹们组织起来,让她们选举组长,教她们开展活动,给她们讲生活的道理,并提供书籍、DVD等设备。在姐妹们的鼓励之下,华英积极参加小组活动,还到北京参加了农家女组织的培训,精神面貌有了很大改变。健康支持小组通过各种形式努力在村里营造出一个积极、健康的氛围。尤其是小组文艺队的演出,借助艺术的形式宣扬孝敬、讽刺外遇,造成了有效的惩恶扬善的舆论环境。她们表演的小品《东哥和巧巧》直接带来了华英丈夫的改变。华英逐渐说服丈夫和情人断绝关系,两个人把木器厂承包了出去,重新开始做生意。现在日子越过越红火。
南部边陲的“妇女禁毒会”
或许你还记得《玉观音》中那位叫安心的女警察是如何在禁毒第一线与毒贩斗争的。其实,在南部边陲还有许许多多女性在和毒品斗争,但她们不是职业民警,而是普通的民妇村嫂。她们竭尽全力将自己的孩子、丈夫从飘飘然的幻境中拉回寻常人间。
云南省盈江县姐帽乡芒拱村,是一个青山环抱、绿水萦绕、风俗淳正、民族杂居的半山坡寨子。全村共有56户人家316人,人均年纯收入1300多元。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全村贩毒猖獗,吸毒成风,吸毒人员家庭的经济状况一落千丈,有的甚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2004年2月,该村经过群众选举,产生了“妇女禁毒议事会”。13名具有号召力的妇女进入“妇女禁毒议事会”,24名青年人组成“青年十户联防小组”。“妇女禁毒议事会”郑重向村民承诺:“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日不止;为了芒拱的子孙后代和美好家园,誓与毒品斗争到底。”针对本村禁毒工作存在的薄弱环节,她们广泛征集群众的意见,订立了对群众负责、让大家信服、人人都能遵守的《村规民约》、《芒拱禁毒公约》、《禁毒小组职责》等规定。
她们深知,要遏制毒品蔓延必须首先要进行毒品清剿。2005年6月23日,当吸毒人员张麻翁兴冲冲地来到村民尹老四家买了毒品返回时,小组长余文刚发现他形迹可疑,便对其进行搜查,当场搜出海洛因两克。余文刚押解着张麻翁直赴尹老四家,现场搜出海洛因5克、毒资600元。半年时间“妇女禁毒议事会”共处理贩毒事件8起15人,收缴海洛因18克、毒资2300多元,7人被扭送公安机关。
为了帮助吸毒人员“脱瘾”,“妇女禁毒议事会”鼓励吸毒者参与本组的各项事务或文体活动,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减轻他们的心理负担,激发他们戒毒禁毒的决心和信心。劳作之余大家排练节目、唱歌、跳舞,既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也进一步加深了感情。
另外,她们还尽力帮扶困难家庭。村民兰芷的丈夫因为吸毒,家庭经济十分困难,无钱购买种子和农药化肥。农时眼看就要被延误,而她家的早稻还未种下。“妇女禁毒议事会”动员全村为她家筹措资金,为她家及时购买种子和农药化肥。兰芷对此深受感动,逢人便说:“妇女禁毒议事会真是我们村民的贴心会”。
从2006年开始,海南省各级妇联组织开展“不让毒品进我家”的活动,提出“用三年时间在全省的村委会、居委会创建妇女禁毒会”的目标。妇女禁毒会由妇代会主任任会长,村(居)委会党支部书记任顾问,挑选素质好、责任心强、热心禁毒工作的妇女作为骨干,较好地引导广大妇女积极参与“无毒家庭”、“无毒社区”、“无毒村庄”的创建。截止2008年底,海南省已成立3012个妇女禁毒会,建立了一支由1.7万多名妇女组成的禁毒队伍,初步建成省、市(县)、乡镇、村(居)委会四级妇女禁毒工作网络。
妇女禁毒会在云南、海南、广东、福建等地大量存在,在禁毒、戒毒、防毒工作中起着骨干作用。她们筑起家庭防线拒绝毒品,提供线索打击贩毒,感化劝服涉毒人员,向我们展示了女性保卫家园、子孙的力量。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为什么是妇女自发开展禁毒?
在南部边陲乡村,男性吸毒已经蔚然成风,就像吸烟、喝酒一样,成为男子气概的象征;毒品泛滥却直接摧残着群众的家庭生活,吸毒的人要么是丈夫、要么是儿子,有什么比剥夺女性的家庭幸福更能激起她们的反抗呢?妇女们与毒品作战,便是捍卫自己对美好生活期待。
布依族的“妇女合心会”
长期研究乡村治理问题的学者贺雪峰,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了贵州省布依族广泛存在的合心会,贵州省长顺县凯佐村大补羊寨的妇女合心会,是妇女组织互相帮助、改善生活的一个典例。
合心会是布依族人为了获得融资而组成的自愿组织。凡是参加合心会的成员,轮流办事情,一人有难,众人相帮,就将难事对付过去了。按她们自己的说法叫做“集中小钱办大事”。“融资”的需要很大程度上跟布依族的习俗有关。虽然布依族一般只在红白事和新房落成时才办酒席,但因为参加酒席人员众多,办酒席的规模都很大,融资能力变得非常重要。
但在实际运作中,融资反而变得不重要,而强化会内联系变得十分重要。正如“合心”二字所表明的,“合心会”是关系友好合得来的同龄人组织。合心会不只是融资,还要出力。
乡人大代表罗二芬所在的合心会很有影响。罗二芬50多岁,是一位能力强、公益心高又有威信的能人。她所在的合心会已有七、八年时间,一直是8个妇女。如果罗二芬的弟弟结婚,要送1000元的大礼,罗二芬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就会让合心会成员出钱(当地叫“抬钱”)。合心会的另外7个妇女有义务陪罗二芬去送礼,还要一起去吃酒。
据大补羊村人说,合心会是最近10年才流行起来的,人民公社时期没有合心会一说。除了以合心会为单位的活动之外,全寨妇女经常在一起举行其他的活动。每年农历6月6日的种苗会,是布依妇女的传统节日,每年这一天,全寨妇女都会约在一起“凑钱打平伙”。往往是在前一年6月6日种苗会上确定10个妇女承头负责筹办本年度的种苗会,到了这一天,承头的妇女每家收钱,然后买鸡买肉,买香买纸,下午聚餐。寨子的妇女们还自费包车参加地方各种热闹的文化活动,每次外出都是盛装参与。
正是因为这样,大补羊妇女的精神面貌不错,大补羊的村寨和谐而安定,寨子中没有不孝,没有非正常死亡,没有调解不了的纠纷,更没有偷盗。少数民族的妇女由于有着更多的文化习俗作为依托和载体,比如传统节日、传统爱好等,从而更容易组织起来。
阡陌上独行的“留守妇女”
现代农村中的多数男性青壮年都奔向城市“打工”,这些农民工的妻子有了一个特殊的称谓:“留守妇女”。
河南省新安县太平村人的宁湘(化名)年近50岁,结婚已经25年,丈夫外出务工10年。她有3个孩子,两儿一女,大儿子20岁出头,小儿子和女儿都10多岁。在农村,抚养3个孩子是一个巨大的经济负担,父母都要考虑将来给孩子结婚娶媳妇的事,丈夫在家又没有资金做生意,只能外出务工增加收入来源。当时公公已经去世,婆婆有病需要人照顾,3个孩子也需要照顾,宁湘只有留在家里。
家中房屋比较破,厨房是用茅草搭建的,因此宁湘也不敢让孩子帮忙做饭,怕他们不小心把房子给烧了。孩子上中学,离家远,所以很少跟孩子老师联系。她既要干农活又要干家务活,根本没有时间辅导他学习,而且也没有能力辅导。
她一个人种四亩地,农忙时找邻居帮忙,有时花钱雇人帮忙。婆婆还能够帮她干一点家务活,但是80多岁的老人,也干不了什么活儿。去年家里才买了个小灵通,一般与丈夫半个月通话一次,聊聊家里的基本情况。农忙时,丈夫几乎每天都打电话,问问吃的什么、秧栽好没有、累不累等等。由于丈夫胃不好经常胃疼,宁湘很担心丈夫的身体。丈夫在水龙头厂工作,活重,上班早下班晚,她总怕他受不了。有一次丈夫在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电话突然断了,等了十几分钟才打过来,他说是胃疼晕过去了。那几天宁湘每天都担心得独自垂泪。
宁湘的生活状况是我国农村4700万留守妇女的写照。2006年~2008年,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开展了“中国农村留守妇女研究”社会调查。调查发现,农村留守妇女面临着劳动力不足、生产技术不够、抚育压力大、安全感缺失等问题。62.9%的留守妇女遇到劳动力不足问题,33.6%的留守妇女没有掌握生产技术,沉重的农活和繁重的家务劳动使超过3成的留守妇女身体状况较差,更加容易患由于过度劳累而导致的疾病,如腰腿疼痛、风湿等。另外,由于丈夫长期外出务工,家庭的安全防范能力大大减弱,留守妇女易遭到骚扰和欺负,经常感到害怕和恐惧。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中国农村留守妇女研究”调研组负责人叶敬忠说:“目前针对留守妇女主要是非正式的社会支持,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社会网络,也就是集中在家庭、邻里、亲戚、朋友之间的帮助,以社区、政府和社会名义专门针对留守妇女的正式社会支持几乎没有。这种非正式的社会支持有其局限性,比如,互助很不稳定,留守妇女需要帮助时得不到帮助的情况大量存在,还会因为双方劳动付出的不平衡导致相互的不满意或不信任,而且从外地嫁过来的妇女自己的社会关系较少,因此获得的帮助也比较少。”
社会要给农家女一个助力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加强妇女的社会联系呢?中国 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在河北省易县坡仓乡开展农村发展活动或许可以提供一些经验。农业大学的项目工作人员去当地考察后发现,当地农村妇女之间交往很少,希望组织一些文化娱乐活动,加强她们的联系,丰富她们的文化生活。后来就开展了扭秧歌活动。项目工作人员整平一块场地,然后买些扇子、VCD、碟片等,然后走家串户请大嫂、大妈们参与,没几天她们就会自动过来扭秧歌。现在,这项活动一直坚持了下来。
据中国农大的调研,加强妇女的社会网络有很多种办法,其中最简单可行的办法就是多组织集体活动,为农村妇女的交流创造一个载体。其实组织活动并不困难,只需要提供一个推动力、一个物理平台就够了。这些村委会和基层妇联都可以做。还可以成立妇女生产生活互助合作小组,农忙时可以互相帮忙照看孩子、换工做农活、交流经验,闲暇时可以互相聊天互相倾诉,集体进行一些娱乐活动等等。但是如何形成一个稳定、成员间互相信任的组织有待进一步实践摸索。
成立妇女互助合作小组不乏实例。去年“三・八”妇女节,全国政协委员、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九保乡的副乡长梁晓丹介绍,她所在的九保乡所辖的每个村都有一个“妇女小组”,每个小组都有一位“妇女家长”。平日里,哪个妇女家里有困难,妇女小组里的其他妇女就会去帮忙;而每逢节假日,“妇女家长”又会组织妇女姐妹们聚到一起唱唱歌、跳跳舞,一定程度上舒缓了留守妇女空虚、孤寂的心理。
中国农村妇女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她们不仅耕耘大地、孕育生命,还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捍卫者,我们不需要对她们施舍同情,只需要给她们一个助力。
达沃斯论坛提出“女孩效应”
“这个世界一团糟,贫困、艾滋病、饥饿、战争……你有没有想过,也许有一个出人意料的解决方案,能挽救这艘下沉的船?这个解决方案就在你身边,而你会不会对它熟视无睹?它不是因特网,不是科技,不是政府,不是金钱,它是――女孩。”
2009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大屏幕打出这么一行字。连续进行了3天关于经济危机的研讨会之后,这场名为“发展中的女孩效应”(The Girl Effect on Development)的讨论,给一直紧绷着神经的精英们带来了一丝温暖和欣慰。这是世界经济论坛在38年历史上首次以女孩为题开设的专场。
嘉宾们指出,不发达地区女孩的生活现状非常严峻,全球仍有6亿未成年女孩生活在贫困中,全球1.3亿失学少年中70%是女孩,而在这次经济危机中,首先失业的也多是女性。女性面临着比男性更大的困难,但是引起的关注却很少。比尔・盖茨的夫人梅琳达・盖茨引用数据表明,一个女人会将她收入的九成用在改善她的家庭上,男人的这个比例只有三、四成,然而全球用于援助发展的每一美元中,只有半分钱花在了女孩们的身上。嘉宾们通过身边一个又一个的例子告诉人们,在女孩或妇女身上投入资金,能够产生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应。
社会最容易被忽略的群体,总是那些女孩、女人们。中国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中国目前成人文盲数量是8500万,其中70%是妇女。而在辍学儿童中,女孩辍学率也是70%。根据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费立鹏的研究报告,每年我国死于自杀的约有28.7万人,其中女性15.7万人,农村妇女是城市妇女的3~5倍。男人大量涌到城市打工,目前我国有4700万妇女留守农村,70%以上的农业是妇女在支撑。
达沃斯论坛给我们理解困难女性群体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她们不仅仅需要社会的关爱和帮助,她们也会不失时机地证明自己的能量和价值。给她们提供一点点帮助,或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社会效果。
河北的“生命危机干预小组”
河北正定县上曲阳村的华英一直为同村妇女所羡慕,她家境较好,和丈夫一起经营木器厂。但是没想到的是,在富裕起来以后,丈夫就在县城里包养了情人。华英为此非常痛苦,终日郁郁寡欢、以泪洗面,几次想自杀。村妇代会主任康计容多次开导她、劝解她想开点,但是除此之外也没有好的办法。康计容不能劝华英离婚,如果离了婚之后,华英的处境会更加艰难,但是也没有办法改变他们家的状况。
2002年的一天,北京的“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 (以下简称“农家女”)的项目工作人员来到上曲阳村,在村里成立了妇女健康支持小组,将姐妹们组织起来,让她们选举组长,教她们开展活动,给她们讲生活的道理,并提供书籍、DVD等设备。在姐妹们的鼓励之下,华英积极参加小组活动,还到北京参加了农家女组织的培训,精神面貌有了很大改变。健康支持小组通过各种形式努力在村里营造出一个积极、健康的氛围。尤其是小组文艺队的演出,借助艺术的形式宣扬孝敬、讽刺外遇,造成了有效的惩恶扬善的舆论环境。她们表演的小品《东哥和巧巧》直接带来了华英丈夫的改变。华英逐渐说服丈夫和情人断绝关系,两个人把木器厂承包了出去,重新开始做生意。现在日子越过越红火。
南部边陲的“妇女禁毒会”
或许你还记得《玉观音》中那位叫安心的女警察是如何在禁毒第一线与毒贩斗争的。其实,在南部边陲还有许许多多女性在和毒品斗争,但她们不是职业民警,而是普通的民妇村嫂。她们竭尽全力将自己的孩子、丈夫从飘飘然的幻境中拉回寻常人间。
云南省盈江县姐帽乡芒拱村,是一个青山环抱、绿水萦绕、风俗淳正、民族杂居的半山坡寨子。全村共有56户人家316人,人均年纯收入1300多元。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全村贩毒猖獗,吸毒成风,吸毒人员家庭的经济状况一落千丈,有的甚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2004年2月,该村经过群众选举,产生了“妇女禁毒议事会”。13名具有号召力的妇女进入“妇女禁毒议事会”,24名青年人组成“青年十户联防小组”。“妇女禁毒议事会”郑重向村民承诺:“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日不止;为了芒拱的子孙后代和美好家园,誓与毒品斗争到底。”针对本村禁毒工作存在的薄弱环节,她们广泛征集群众的意见,订立了对群众负责、让大家信服、人人都能遵守的《村规民约》、《芒拱禁毒公约》、《禁毒小组职责》等规定。
她们深知,要遏制毒品蔓延必须首先要进行毒品清剿。2005年6月23日,当吸毒人员张麻翁兴冲冲地来到村民尹老四家买了毒品返回时,小组长余文刚发现他形迹可疑,便对其进行搜查,当场搜出海洛因两克。余文刚押解着张麻翁直赴尹老四家,现场搜出海洛因5克、毒资600元。半年时间“妇女禁毒议事会”共处理贩毒事件8起15人,收缴海洛因18克、毒资2300多元,7人被扭送公安机关。
为了帮助吸毒人员“脱瘾”,“妇女禁毒议事会”鼓励吸毒者参与本组的各项事务或文体活动,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减轻他们的心理负担,激发他们戒毒禁毒的决心和信心。劳作之余大家排练节目、唱歌、跳舞,既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也进一步加深了感情。
另外,她们还尽力帮扶困难家庭。村民兰芷的丈夫因为吸毒,家庭经济十分困难,无钱购买种子和农药化肥。农时眼看就要被延误,而她家的早稻还未种下。“妇女禁毒议事会”动员全村为她家筹措资金,为她家及时购买种子和农药化肥。兰芷对此深受感动,逢人便说:“妇女禁毒议事会真是我们村民的贴心会”。
从2006年开始,海南省各级妇联组织开展“不让毒品进我家”的活动,提出“用三年时间在全省的村委会、居委会创建妇女禁毒会”的目标。妇女禁毒会由妇代会主任任会长,村(居)委会党支部书记任顾问,挑选素质好、责任心强、热心禁毒工作的妇女作为骨干,较好地引导广大妇女积极参与“无毒家庭”、“无毒社区”、“无毒村庄”的创建。截止2008年底,海南省已成立3012个妇女禁毒会,建立了一支由1.7万多名妇女组成的禁毒队伍,初步建成省、市(县)、乡镇、村(居)委会四级妇女禁毒工作网络。
妇女禁毒会在云南、海南、广东、福建等地大量存在,在禁毒、戒毒、防毒工作中起着骨干作用。她们筑起家庭防线拒绝毒品,提供线索打击贩毒,感化劝服涉毒人员,向我们展示了女性保卫家园、子孙的力量。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为什么是妇女自发开展禁毒?
在南部边陲乡村,男性吸毒已经蔚然成风,就像吸烟、喝酒一样,成为男子气概的象征;毒品泛滥却直接摧残着群众的家庭生活,吸毒的人要么是丈夫、要么是儿子,有什么比剥夺女性的家庭幸福更能激起她们的反抗呢?妇女们与毒品作战,便是捍卫自己对美好生活期待。
布依族的“妇女合心会”
长期研究乡村治理问题的学者贺雪峰,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了贵州省布依族广泛存在的合心会,贵州省长顺县凯佐村大补羊寨的妇女合心会,是妇女组织互相帮助、改善生活的一个典例。
合心会是布依族人为了获得融资而组成的自愿组织。凡是参加合心会的成员,轮流办事情,一人有难,众人相帮,就将难事对付过去了。按她们自己的说法叫做“集中小钱办大事”。“融资”的需要很大程度上跟布依族的习俗有关。虽然布依族一般只在红白事和新房落成时才办酒席,但因为参加酒席人员众多,办酒席的规模都很大,融资能力变得非常重要。
但在实际运作中,融资反而变得不重要,而强化会内联系变得十分重要。正如“合心”二字所表明的,“合心会”是关系友好合得来的同龄人组织。合心会不只是融资,还要出力。
乡人大代表罗二芬所在的合心会很有影响。罗二芬50多岁,是一位能力强、公益心高又有威信的能人。她所在的合心会已有七、八年时间,一直是8个妇女。如果罗二芬的弟弟结婚,要送1000元的大礼,罗二芬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就会让合心会成员出钱(当地叫“抬钱”)。合心会的另外7个妇女有义务陪罗二芬去送礼,还要一起去吃酒。
据大补羊村人说,合心会是最近10年才流行起来的,人民公社时期没有合心会一说。除了以合心会为单位的活动之外,全寨妇女经常在一起举行其他的活动。每年农历6月6日的种苗会,是布依妇女的传统节日,每年这一天,全寨妇女都会约在一起“凑钱打平伙”。往往是在前一年6月6日种苗会上确定10个妇女承头负责筹办本年度的种苗会,到了这一天,承头的妇女每家收钱,然后买鸡买肉,买香买纸,下午聚餐。寨子的妇女们还自费包车参加地方各种热闹的文化活动,每次外出都是盛装参与。
正是因为这样,大补羊妇女的精神面貌不错,大补羊的村寨和谐而安定,寨子中没有不孝,没有非正常死亡,没有调解不了的纠纷,更没有偷盗。少数民族的妇女由于有着更多的文化习俗作为依托和载体,比如传统节日、传统爱好等,从而更容易组织起来。
阡陌上独行的“留守妇女”
现代农村中的多数男性青壮年都奔向城市“打工”,这些农民工的妻子有了一个特殊的称谓:“留守妇女”。
河南省新安县太平村人的宁湘(化名)年近50岁,结婚已经25年,丈夫外出务工10年。她有3个孩子,两儿一女,大儿子20岁出头,小儿子和女儿都10多岁。在农村,抚养3个孩子是一个巨大的经济负担,父母都要考虑将来给孩子结婚娶媳妇的事,丈夫在家又没有资金做生意,只能外出务工增加收入来源。当时公公已经去世,婆婆有病需要人照顾,3个孩子也需要照顾,宁湘只有留在家里。
家中房屋比较破,厨房是用茅草搭建的,因此宁湘也不敢让孩子帮忙做饭,怕他们不小心把房子给烧了。孩子上中学,离家远,所以很少跟孩子老师联系。她既要干农活又要干家务活,根本没有时间辅导他学习,而且也没有能力辅导。
她一个人种四亩地,农忙时找邻居帮忙,有时花钱雇人帮忙。婆婆还能够帮她干一点家务活,但是80多岁的老人,也干不了什么活儿。去年家里才买了个小灵通,一般与丈夫半个月通话一次,聊聊家里的基本情况。农忙时,丈夫几乎每天都打电话,问问吃的什么、秧栽好没有、累不累等等。由于丈夫胃不好经常胃疼,宁湘很担心丈夫的身体。丈夫在水龙头厂工作,活重,上班早下班晚,她总怕他受不了。有一次丈夫在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电话突然断了,等了十几分钟才打过来,他说是胃疼晕过去了。那几天宁湘每天都担心得独自垂泪。
宁湘的生活状况是我国农村4700万留守妇女的写照。2006年~2008年,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开展了“中国农村留守妇女研究”社会调查。调查发现,农村留守妇女面临着劳动力不足、生产技术不够、抚育压力大、安全感缺失等问题。62.9%的留守妇女遇到劳动力不足问题,33.6%的留守妇女没有掌握生产技术,沉重的农活和繁重的家务劳动使超过3成的留守妇女身体状况较差,更加容易患由于过度劳累而导致的疾病,如腰腿疼痛、风湿等。另外,由于丈夫长期外出务工,家庭的安全防范能力大大减弱,留守妇女易遭到骚扰和欺负,经常感到害怕和恐惧。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中国农村留守妇女研究”调研组负责人叶敬忠说:“目前针对留守妇女主要是非正式的社会支持,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社会网络,也就是集中在家庭、邻里、亲戚、朋友之间的帮助,以社区、政府和社会名义专门针对留守妇女的正式社会支持几乎没有。这种非正式的社会支持有其局限性,比如,互助很不稳定,留守妇女需要帮助时得不到帮助的情况大量存在,还会因为双方劳动付出的不平衡导致相互的不满意或不信任,而且从外地嫁过来的妇女自己的社会关系较少,因此获得的帮助也比较少。”
社会要给农家女一个助力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加强妇女的社会联系呢?中国 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在河北省易县坡仓乡开展农村发展活动或许可以提供一些经验。农业大学的项目工作人员去当地考察后发现,当地农村妇女之间交往很少,希望组织一些文化娱乐活动,加强她们的联系,丰富她们的文化生活。后来就开展了扭秧歌活动。项目工作人员整平一块场地,然后买些扇子、VCD、碟片等,然后走家串户请大嫂、大妈们参与,没几天她们就会自动过来扭秧歌。现在,这项活动一直坚持了下来。
据中国农大的调研,加强妇女的社会网络有很多种办法,其中最简单可行的办法就是多组织集体活动,为农村妇女的交流创造一个载体。其实组织活动并不困难,只需要提供一个推动力、一个物理平台就够了。这些村委会和基层妇联都可以做。还可以成立妇女生产生活互助合作小组,农忙时可以互相帮忙照看孩子、换工做农活、交流经验,闲暇时可以互相聊天互相倾诉,集体进行一些娱乐活动等等。但是如何形成一个稳定、成员间互相信任的组织有待进一步实践摸索。
成立妇女互助合作小组不乏实例。去年“三・八”妇女节,全国政协委员、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九保乡的副乡长梁晓丹介绍,她所在的九保乡所辖的每个村都有一个“妇女小组”,每个小组都有一位“妇女家长”。平日里,哪个妇女家里有困难,妇女小组里的其他妇女就会去帮忙;而每逢节假日,“妇女家长”又会组织妇女姐妹们聚到一起唱唱歌、跳跳舞,一定程度上舒缓了留守妇女空虚、孤寂的心理。
中国农村妇女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她们不仅耕耘大地、孕育生命,还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捍卫者,我们不需要对她们施舍同情,只需要给她们一个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