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好运”：谈中国民间故事的魅力
刘守华
2012-10-24 11:31:39 来源：《光明日报》
曾刊载钟敬文先生《中国民谭型式》一文的《民俗》杂志
从五四时期顾颉刚研究《孟姜女传说》开始，民间文学就成为“国学”的重要课题之一。
编撰《意大利童话》而蜚声世界文坛的意大利作家伊·卡尔维诺在该书中文版题词中写道：“民间故事是最通俗的艺术形式，同时它也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灵魂。我热爱中国民间故事，对它们一向百读不厌。”
本文所评述的“求好运”是一个含有史诗魅力的中国民间故事经典之作，是中国亿万农民心路历程的生动展现；从上世纪初开始，这个以“求好运”或“问活佛”为篇名的民间童话或幻想故事，便受到多国学者的关注，在世界民间故事圈中占有重要位置，具有重要学术研究价值。
一
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让我们从四川成都的《范丹问佛》讲起：从前有一个叫范丹的叫化子，穷得连一升米也存不住。他便前往西天去问佛祖，自己能不能时来运转。旅途中，一家员外托他问，为啥女儿成了哑巴；路边小庙里面土地菩萨托他问问，为什么自己多年不能升官；过大河时，大乌龟托问，为啥自己修炼多年不能升天成龙。范丹走到西天见到佛祖，那里的规矩是问三不问四。他急他人所难，帮别人问清了三件事便往回走。来到河边，告诉大龟，他不能升天是因为头上有24颗夜明珠压着，乌龟把夜明珠取下送给范丹，立刻升天了；范丹告诉土地菩萨，他因左脚踏金，右脚踏银，所以不能升官，土地菩萨把金银送给他，随后当上了城隍爷；范丹又来到员外家，女儿见了他立刻开口告知父亲，“客人回来了！”范丹将佛祖的话转告员外，哑巴女儿见了亲丈夫自然会开口说话，于是员外让范丹做了上门女婿。
范丹本为东汉人，桓帝时辞官不就，安于贫困，后被丐帮尊为“范丹老祖”。
本篇中的范丹并非历史人物，而是乡野中极为贫困的小伙子的象征形象。这个故事深为民众所喜爱而广泛流行，并衍生出众多情节大同小异的异文。在《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四川卷》中，作为“常见故事类型”列出，并载有流传于许多县市的异文篇目28个。
本篇故事很早就受到国际学人的重视，在检索世界民间故事通用的“AT分类法”中，以《格林童话》所载《有三根金头发的鬼》为代表。中国首篇《问活佛》故事，刊于1921年7月出版的《妇女杂志》第7卷第1期的民间文学专号。钟敬文先生于1931年研究撰写的《中国民谭型式》中，在45个常见故事类型中就有“问活佛”这一型式，丁乃通于1976年出版《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按国际通行的AT分类法将它编定为461型，收录20世纪60年代之前记录成文
的篇目已达50例。经笔者进一步搜求上世纪80年代以来各地在编纂民间文学集成过程中所得新资料，总量已达210余篇，它们的大体分布情况为：陕西11，甘肃2，宁夏4，青海5，新疆1，河北4，天津1，山西3，河南17，湖北25，湖南10，广东5，广西7，海南1，四川35，贵州8，云南9，西藏2，内蒙古9，辽宁23，吉林5，黑龙江3，山东6，浙江4，上海2，安徽1，江西1，福建7，其他4。它们流行于汉、满、蒙、藏、回、土、撒拉、维吾尔、朝鲜、苗、壮、傣、黎、彝、白、畲、傈僳、布依、毛难、土家、仡佬、鄂伦春等20多个民族之中，跨越高山大河的阻隔和语言、宗教信仰的界限，是一个覆盖了神州大地的巨大故事圈。它在各族民间口头文学中的实际影响，完全可以和《牛郎织女》、《孟姜女》、《白蛇传》、《梁祝姻缘》等著名的四大传说相媲美。
二
笔者在1979年发表的《一组民间童话的比较研究》中，联系《格林童话》，把它作为一则民间童话的经典之作来解读。经过30多年的追踪探寻，深深觉得需要以更超拔的眼光来赏析这件口头语言艺术精品。“求好运”是一个汇合了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丰富智慧和情感的故事。它以高度概括的象征方式，集中表现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由屈从命运到逐步主宰自己命运的心路历程。在世界民间故事海洋中，它的各种样式的单篇异文，并不特别耀人眼目；可是当把它作为一个覆盖地球上多数居民的故事圈来考察，就显露出史诗般的宏伟特征，值得我们十分珍惜了。
中国近现代流行的“求好运”故事的突出特征是表现了主人公积极进取，奋力向命运抗争的精神。故事的主人公均为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穷苦小伙子，他们屡代受穷，绰号就叫“穷八代”、“穷九代”或“穷十代”；故事名称就叫“八辈穷”、“十代穷”、“穷汉问佛”、“十穷去西天”、“小旦儿穷八辈”、“叫化子朝南海”等。那些寻宝聘妻故事，也是由于穷小伙子提亲时，员外家以索要几样宝物作聘礼来刁难穷小伙子，他不死心：“我偏偏要到西天去走一趟，拿三根金头发来给他看看！”不论故事情节是问事还是以寻宝为中心线索，其终极意愿莫不是为了寻求幸福，改变自己贫困不幸的命运。这种强烈意愿，洋溢在故事叙说中。所以我在多年研究中认定，以“求好运”作为它的类型名称最为恰切。
在中国各族民众盛传的“求好运”故事中，所询问的对象从太阳奶奶、如来
活佛到其他仙人，这固然同民间的宗教信仰有关，但作为主体叙说的问事解难情节，其实质并非从宗教义理中来解脱人世苦难，而是从这些宗教偶像身上寻求破解具有现实象征性的种种人世难题。他们在故事中所扮演的，其实都是“智慧老人”的角色。主人公在他们的启示下，找到了治病的奇方和开发自然财宝的奥秘（让枯井出水，水中鱼鳖吐珍珠等），并以此来帮助他人，获得好报。这样，主人公的“求好运”，就不是简单地寻求命运之神的庇护，而有了更积极的意义。
“求好运”故事的另一个突出主旨是“代人问事获好报”，不论是出门求好运，还是寻宝物娶媳妇，主人公在旅途中都是热心接受他人的委托，毫不犹豫他把别人托付的事放在前头，结果在别人的酬报中自己也交上了好运。这类故事多篇以“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做好事不问前程”，“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方便人”为题，并以“单行”或“端行”作为象征性的人名，都是为了突出故事的主旨。
这个故事在其他国家的叙说程式都是“三问”，只有中国故事在小伙子向神佛问事时才设置了一个“问一不问二，问三不问四”的禁忌。这个规矩不仅是俗谚中“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的倡导乐于助人中华美德的生动展现，其渊源还可以到中国古代墨家的“兼爱”学说中去追寻。任继愈著《中国哲学史》，引述《墨子》中关于“兼爱”的三句话：“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见《中国哲学史》第一卷101页）。本故事中穷小伙子代人问事是以力助人，受惠者以所得财物分以报人，智者则以道教人，正好和这个故事的精巧构造相呼应。这一事例启示我们，中国民间口头文学的文化根脉可以从传统文化宝库深处去探求。
三
和中国“求好运”故事的情节结构相类同的作品，从19世纪初叶问世的《格林童话》开始，记录成文的各国异文已达500余篇（不含中国），仅在芬兰就采录到177篇。它被故事学家作为“命运谭”，列为AT461型，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巨大故事圈和口头文学经典之作。中国唐代汉译佛经《贤愚经·檀弥离品》中，载有一农民外出拜求端正王智判连环奇案时，他因代他人问难解困而获好报的有趣故事，可能对中国“求好运”故事的情节结构有过影响。但就这个中国故事从构思立意到情节细节组合的整体而论，却已脱胎换骨，蜕化为“国有”了。
这里，笔者不能不提到美籍华人学者丁乃通（1915-1959）先生。1983年5月，他从遥远的美国西伊利诺大学给我回信：
我本人对此题的初步概念是：中国的说法不可能全是脱胎于印度的，因为中国的461型，开始是主角为了向小姐求婚，才非得觅宝不可。这种开端是欧洲的典型，在印度是没有的。中国的461型宗教意味较浓，可是它的特征“问三不问四”，在印度似乎也没有。你假若要比较中印两国的说法，当然是好的，可是了解中国的传统，在我看来并不需要把印度的说法作为前提。此故事圈在印度的说法，似乎只有21个，但在中国流传的，拙作《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上已列出40多个，加上你发现的，已有100个左右。再过几年，你一定会有更多的收获，足够写一篇有价值的研究论文了。假如我是你的话的，一定会先把中国的说法整理成一组，用历史地理法探测传播地区及方向、起源民族及地域，原始形式及意义，尤其要查找古书里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先把中国的来龙去脉弄清楚了，再研究别国的传统也不迟。
他鼓励笔者坚持不懈地把461型故事研究透彻，既要通晓它的世界传播情况，更须着力于中国传统的探求。对此，笔者一直铭记于心。
存活于中国各族民众口头心间的“求好运”故事，作为幻想故事或民间童话故事，在朴野单纯的叙说中，蕴含着富有象征性的丰厚文化意蕴，达到诗意与哲理的巧妙融合。将口述材料记录写定的那些单篇文本一篇一篇来读，所得印象也许平淡无奇，可是把它作为覆盖中国大地由各个兄弟民族众口传诵、有着几百篇异文和多种载体的叙事作品联结成为整体来看，再联系中国大地涌动的民工潮来体味它的深厚文化意蕴，它的史诗魅力与价值就更为彰显，值得我们作为中国民间文学难能可贵的精美之作来看待了。
（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求好运”：谈中国民间故事的魅力
刘守华
2012-10-24 11:31:39 来源：《光明日报》
曾刊载钟敬文先生《中国民谭型式》一文的《民俗》杂志
从五四时期顾颉刚研究《孟姜女传说》开始，民间文学就成为“国学”的重要课题之一。
编撰《意大利童话》而蜚声世界文坛的意大利作家伊·卡尔维诺在该书中文版题词中写道：“民间故事是最通俗的艺术形式，同时它也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灵魂。我热爱中国民间故事，对它们一向百读不厌。”
本文所评述的“求好运”是一个含有史诗魅力的中国民间故事经典之作，是中国亿万农民心路历程的生动展现；从上世纪初开始，这个以“求好运”或“问活佛”为篇名的民间童话或幻想故事，便受到多国学者的关注，在世界民间故事圈中占有重要位置，具有重要学术研究价值。
一
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让我们从四川成都的《范丹问佛》讲起：从前有一个叫范丹的叫化子，穷得连一升米也存不住。他便前往西天去问佛祖，自己能不能时来运转。旅途中，一家员外托他问，为啥女儿成了哑巴；路边小庙里面土地菩萨托他问问，为什么自己多年不能升官；过大河时，大乌龟托问，为啥自己修炼多年不能升天成龙。范丹走到西天见到佛祖，那里的规矩是问三不问四。他急他人所难，帮别人问清了三件事便往回走。来到河边，告诉大龟，他不能升天是因为头上有24颗夜明珠压着，乌龟把夜明珠取下送给范丹，立刻升天了；范丹告诉土地菩萨，他因左脚踏金，右脚踏银，所以不能升官，土地菩萨把金银送给他，随后当上了城隍爷；范丹又来到员外家，女儿见了他立刻开口告知父亲，“客人回来了！”范丹将佛祖的话转告员外，哑巴女儿见了亲丈夫自然会开口说话，于是员外让范丹做了上门女婿。
范丹本为东汉人，桓帝时辞官不就，安于贫困，后被丐帮尊为“范丹老祖”。
本篇中的范丹并非历史人物，而是乡野中极为贫困的小伙子的象征形象。这个故事深为民众所喜爱而广泛流行，并衍生出众多情节大同小异的异文。在《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四川卷》中，作为“常见故事类型”列出，并载有流传于许多县市的异文篇目28个。
本篇故事很早就受到国际学人的重视，在检索世界民间故事通用的“AT分类法”中，以《格林童话》所载《有三根金头发的鬼》为代表。中国首篇《问活佛》故事，刊于1921年7月出版的《妇女杂志》第7卷第1期的民间文学专号。钟敬文先生于1931年研究撰写的《中国民谭型式》中，在45个常见故事类型中就有“问活佛”这一型式，丁乃通于1976年出版《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按国际通行的AT分类法将它编定为461型，收录20世纪60年代之前记录成文
的篇目已达50例。经笔者进一步搜求上世纪80年代以来各地在编纂民间文学集成过程中所得新资料，总量已达210余篇，它们的大体分布情况为：陕西11，甘肃2，宁夏4，青海5，新疆1，河北4，天津1，山西3，河南17，湖北25，湖南10，广东5，广西7，海南1，四川35，贵州8，云南9，西藏2，内蒙古9，辽宁23，吉林5，黑龙江3，山东6，浙江4，上海2，安徽1，江西1，福建7，其他4。它们流行于汉、满、蒙、藏、回、土、撒拉、维吾尔、朝鲜、苗、壮、傣、黎、彝、白、畲、傈僳、布依、毛难、土家、仡佬、鄂伦春等20多个民族之中，跨越高山大河的阻隔和语言、宗教信仰的界限，是一个覆盖了神州大地的巨大故事圈。它在各族民间口头文学中的实际影响，完全可以和《牛郎织女》、《孟姜女》、《白蛇传》、《梁祝姻缘》等著名的四大传说相媲美。
二
笔者在1979年发表的《一组民间童话的比较研究》中，联系《格林童话》，把它作为一则民间童话的经典之作来解读。经过30多年的追踪探寻，深深觉得需要以更超拔的眼光来赏析这件口头语言艺术精品。“求好运”是一个汇合了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丰富智慧和情感的故事。它以高度概括的象征方式，集中表现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由屈从命运到逐步主宰自己命运的心路历程。在世界民间故事海洋中，它的各种样式的单篇异文，并不特别耀人眼目；可是当把它作为一个覆盖地球上多数居民的故事圈来考察，就显露出史诗般的宏伟特征，值得我们十分珍惜了。
中国近现代流行的“求好运”故事的突出特征是表现了主人公积极进取，奋力向命运抗争的精神。故事的主人公均为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穷苦小伙子，他们屡代受穷，绰号就叫“穷八代”、“穷九代”或“穷十代”；故事名称就叫“八辈穷”、“十代穷”、“穷汉问佛”、“十穷去西天”、“小旦儿穷八辈”、“叫化子朝南海”等。那些寻宝聘妻故事，也是由于穷小伙子提亲时，员外家以索要几样宝物作聘礼来刁难穷小伙子，他不死心：“我偏偏要到西天去走一趟，拿三根金头发来给他看看！”不论故事情节是问事还是以寻宝为中心线索，其终极意愿莫不是为了寻求幸福，改变自己贫困不幸的命运。这种强烈意愿，洋溢在故事叙说中。所以我在多年研究中认定，以“求好运”作为它的类型名称最为恰切。
在中国各族民众盛传的“求好运”故事中，所询问的对象从太阳奶奶、如来
活佛到其他仙人，这固然同民间的宗教信仰有关，但作为主体叙说的问事解难情节，其实质并非从宗教义理中来解脱人世苦难，而是从这些宗教偶像身上寻求破解具有现实象征性的种种人世难题。他们在故事中所扮演的，其实都是“智慧老人”的角色。主人公在他们的启示下，找到了治病的奇方和开发自然财宝的奥秘（让枯井出水，水中鱼鳖吐珍珠等），并以此来帮助他人，获得好报。这样，主人公的“求好运”，就不是简单地寻求命运之神的庇护，而有了更积极的意义。
“求好运”故事的另一个突出主旨是“代人问事获好报”，不论是出门求好运，还是寻宝物娶媳妇，主人公在旅途中都是热心接受他人的委托，毫不犹豫他把别人托付的事放在前头，结果在别人的酬报中自己也交上了好运。这类故事多篇以“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做好事不问前程”，“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方便人”为题，并以“单行”或“端行”作为象征性的人名，都是为了突出故事的主旨。
这个故事在其他国家的叙说程式都是“三问”，只有中国故事在小伙子向神佛问事时才设置了一个“问一不问二，问三不问四”的禁忌。这个规矩不仅是俗谚中“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的倡导乐于助人中华美德的生动展现，其渊源还可以到中国古代墨家的“兼爱”学说中去追寻。任继愈著《中国哲学史》，引述《墨子》中关于“兼爱”的三句话：“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见《中国哲学史》第一卷101页）。本故事中穷小伙子代人问事是以力助人，受惠者以所得财物分以报人，智者则以道教人，正好和这个故事的精巧构造相呼应。这一事例启示我们，中国民间口头文学的文化根脉可以从传统文化宝库深处去探求。
三
和中国“求好运”故事的情节结构相类同的作品，从19世纪初叶问世的《格林童话》开始，记录成文的各国异文已达500余篇（不含中国），仅在芬兰就采录到177篇。它被故事学家作为“命运谭”，列为AT461型，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巨大故事圈和口头文学经典之作。中国唐代汉译佛经《贤愚经·檀弥离品》中，载有一农民外出拜求端正王智判连环奇案时，他因代他人问难解困而获好报的有趣故事，可能对中国“求好运”故事的情节结构有过影响。但就这个中国故事从构思立意到情节细节组合的整体而论，却已脱胎换骨，蜕化为“国有”了。
这里，笔者不能不提到美籍华人学者丁乃通（1915-1959）先生。1983年5月，他从遥远的美国西伊利诺大学给我回信：
我本人对此题的初步概念是：中国的说法不可能全是脱胎于印度的，因为中国的461型，开始是主角为了向小姐求婚，才非得觅宝不可。这种开端是欧洲的典型，在印度是没有的。中国的461型宗教意味较浓，可是它的特征“问三不问四”，在印度似乎也没有。你假若要比较中印两国的说法，当然是好的，可是了解中国的传统，在我看来并不需要把印度的说法作为前提。此故事圈在印度的说法，似乎只有21个，但在中国流传的，拙作《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上已列出40多个，加上你发现的，已有100个左右。再过几年，你一定会有更多的收获，足够写一篇有价值的研究论文了。假如我是你的话的，一定会先把中国的说法整理成一组，用历史地理法探测传播地区及方向、起源民族及地域，原始形式及意义，尤其要查找古书里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先把中国的来龙去脉弄清楚了，再研究别国的传统也不迟。
他鼓励笔者坚持不懈地把461型故事研究透彻，既要通晓它的世界传播情况，更须着力于中国传统的探求。对此，笔者一直铭记于心。
存活于中国各族民众口头心间的“求好运”故事，作为幻想故事或民间童话故事，在朴野单纯的叙说中，蕴含着富有象征性的丰厚文化意蕴，达到诗意与哲理的巧妙融合。将口述材料记录写定的那些单篇文本一篇一篇来读，所得印象也许平淡无奇，可是把它作为覆盖中国大地由各个兄弟民族众口传诵、有着几百篇异文和多种载体的叙事作品联结成为整体来看，再联系中国大地涌动的民工潮来体味它的深厚文化意蕴，它的史诗魅力与价值就更为彰显，值得我们作为中国民间文学难能可贵的精美之作来看待了。
（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