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骞与疏勒
疏勒县地理位置疏勒县地理位置图册张骞通西域的故事，早已为人们所熟悉。
公元前128年(西汉武帝元朔元年) ，张骞在被匈奴扣押13年之后，到达了中亚阿姆河上游的大月氏，本来想与大月氏结成政治、军事联盟，与汉朝从东西两面共同夹击匈奴，结果却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但张骞是一个有心人，尽管一路上历经艰险、九死一生，却没忘了将沿途各地有关西域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民族风俗等情况一一详加记载，这对汉武帝筹划反击匈奴奴隶主贵族的战争，是极有帮助的；就是对今天的我们，这些资料也是万分宝贵的。
张骞的确是我国历史上不同寻常的人物。对于想了解喀什历史的人来说，张骞的不同寻常之处，还表现在正是他第一个发现了喀什在历史上的不同寻常之处。大约在公元前128年的某一天，前往大月氏的西汉特使张骞，带着他的忠实助手甘父，一路披星戴月、风尘仆仆地来到天出以南的重镇疏勒城，这是当时西域36国之一疏勒国的首府，也就是今日的喀什市。
张骞进得城来，很惊奇地发现，疏勒城居然同中原的城镇一样，有很像样的街道和市场店铺。可以想见，当时的城里城外，车水马龙；驼队马帮，熙来攘往；行商坐贾，比比皆是；杂货纷呈，琳琅满目。更有趣的是，市场上人们的各类服饰，一个个绚丽多姿；所操的各种语言，一阵阵嘈杂如潮--是一个五方杂处的国际市场。
疏勒城市场上的畅销热货，当然首推帛、锦、绮、缎之类的中原丝织品，其次多有月氏细毡；大秦（古罗马) 琉璃、安息（今伊朗) 香料、罽宾(今克什米尔) 麻布、大宛(在今中亚乌孜别克斯坦) 骏马、于阗(今和田) ：玉石与龟兹(今库车) 铁器等等；本地自产的手工业品和农产品想必也不少。
张骞曾在西域生活多年，也曾走遍天山南北的各城郭小国，如果按狭义的概念理解西域，疏勒城的这种商贸街市，可算独此一家。也就是说，疏勒城堪称为我国新疆古代的第一座商业城！
于是, 根据张骞提供的资料而撰成的《汉书·西域传》中，整个天山南北只有“疏勒国”条文内，赫然记载着“有市列”(有商贸街市) 这样的话。
2100多年前的疏勒城，在整个天山南北何以能独“有市列”，而且又能生意兴隆通四海呢？还是张骞说得妙：因为疏勒城“西当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大月氏、大宛与康居(在今中亚哈萨克斯坦) 都是中、西方小丝绸之路”上必经的要道，而疏勒城恰好又是这条要道上当其要冲的关口。
疏勒城因古代国际丝绸贸易的产生、发展而孕育成长，又因其为“丝绸之路”的要冲关口而形成“市列”并商贸发达。
远在我国春秋时期，也就是公元前500多年的时候，中国丝绸已经传到了四方。古希腊人见到“色彩像野花一般美丽，质地如蛛网一样纤细”的中国丝织品，简直不能相信世界上
居然有这样不可思议的物品。那些贵族富豪们都以身着丝绸为荣，个个竞相争购而后快，即使丝绸与黄金等价，也在所不惜。相传古罗马皇帝恺撒晚上穿了一件全绸的袍子去看戏，就曾让全城人羡慕嫉妒的不得了，以致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可见，中国丝绸作为国宝，作为中华民族古文明的象征，是多么强烈地吸引过古代的西方世界。
于是，西方与中国之间的丝绸贸易，便成为古代世界上运销最远、规模最大的商品。
于是，东起中国长安，西达罗马帝国之间长达700公里贩运丝绸的商路，就逐渐变成国际间穿梭般频繁往来的热线大道。这就是古代贯通欧亚大陆的著名的“丝绸之路”。
于是，沿着这条热线，丝绸贸易犹如催化剂般，在强烈的经济刺激下，使西域的一系列城郭小国以惊人的速度繁荣发达起来。以疏勒城为首府的疏勒国，就是其中很有名气的—个。
7000公里，即使在今天也是个很吓人的里程。可以想象古代的任何商队，想在“丝绸之路”的两端走个来回，都是难如上青天的。但是，各国的商品仍然还是成年累月、浩浩荡荡地分头涌进欧洲和中国市场。这不是鬼使神差，其中的奥妙就在于丝路途中有着许多商品集散、中转站。在国外。印度、大宛、大月氏、安息等国都自觉地、甚至迫不及待地充当着这种商业流通中介的角色，因为这实在是有利可图。而在中国境内，最理想的商品集散、中转地，则莫过于当时的疏勒城。
张骞出使西域路线图张骞出使西域路线图图册沿着丝路北道，疏勒东接玉门、敦煌，西达月氏、大宛，北抵乌孙、康居，南通罽宾、印度。地理交通方面这种四通八达之势，造就了疏勒既是运输枢纽又是商品中转站的必要条件。疏勒城的商贸经济不发达，那才真成了怪事。
在地势上，疏勒西倚葱岭，东对瀚海。西去的商队，沿途饱尝戈壁沙漠之苦到达此地后，前面将有嵯峨险峻的葱岭等着他们去攀越；东往的贾客，刚从海拔四五千米的葱岭之间活着下来，在这里稍定惊魂之后鼓勇再行，也是大有必要。对于艰难跋涉辗转于丝绸之路任何方向的商旅、使节，都不能不承认疏勒城是他们集结休整的理想之地。
既然能在这里集结休整，各国商队何不就在这里将携带的货物倒手集散，互通有无，各取所需便掉头回返呢? 答案当然是十分肯定的。于是，商品的集散、中转站就形成，疏勒城的“市列”就得天独厚地出现。
自有文字记载的我国西汉时代起，直至明代海运大开之前，疏勒--喀什噶尔就既是中西交通的咽喉和枢纽，也是我国西疆最早的国际市场和门户之地，其历史地位和作风，并不亚于今日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国际商埠。西汉的疏勒城能成为新疆古代第一废商业城，也就绝非偶然。
赛里斯国
“赛里斯国”，即纪元前古希腊史籍中所记载的“东方丝绸之国”。根据丝绸的最早产地，人们都不加怀疑地推断“赛里斯国”即指我国古代的中原政权。公元2世纪时的希腊学者托勒密首先详尽描述了“赛里斯国”的山川地理和著名城镇，其时正值我国东汉时期。
据托勒密说，“赛里斯国”内有大城皮阿底、特罗撒齐、达麦尼等，其中以都城“赛拉”最闻名。
近年来，史学界已有人明确指出，这个“赛里斯国”，其实正是我国西域的疏勒国。’其中，“皮阿底城”即东汉名将班超曾长期驻守过的疏勒国盘橐城；而“特罗撒齐”，则是东汉末年疏勒国大力扩张时期的属地德若、莎车二城；“达麦尼”即达满城，。唐代疏勒都督府下辖15州之一的“达满州”，即沿袭此名。至于国都“赛拉”城，正是自西汉以来就有的“疏勒”城。“赛里斯”(Seres)不过是古希腊人在“疏勒”（Sure) 这个词的后面，加上了他们的习惯性尾音“S ”予以转读的结果。
关于“赛里斯国”的这个解释，有根有据，也十分诱人，。但是。当时并不出产丝绸的西域疏勒国，何以会成为西方史籍中所记载的“赛里斯国”呢?
众所周知，丝绸之路在中国段内，自古就分为北、南二道。在其西端，北道以疏勒而南道以莎车为终点，之后翻越葱岭才向西方延伸。这种情况，在《汉书》里已有明确记载。
但是，自南道西端的莎车西行，必须上溯叶尔羌河。据《汉书·西域传》记载，沿途的路径，“狭者尺六七寸，长者径三十里，临峥嵘不测之深渊„„险阻危害，不可胜言”。商队行进时，都要拉上绳索保护；葱岭间的山路还未定上一半，人畜就要死掉许多；有时还没看清楚怎么回事，人畜就跌下山谷摔得粉碎，的确让人谈起来就色变。所以西汉成帝时的议郎杜钦，就曾经极力劝阻走南道向西的使者，最好走到皮山就返回中原。这条道路就是今天走起来，也是难而又难的。
那么，生意要做，命也要留着，为了活着回家，沿南道西行的人，往往在抵达莎车后，又接着北上一段路，到疏勒城后再去攀越葱岭。从疏勒城穿越其北部的吐尔尕特山口。或其西北部的铁列克达坂，前往中、西亚，路就好走一些。即使从疏勒城西南行，过红其拉甫山口向西，也比自莎车直上葱岭要好走得多。这也就是自莎车直接西行的这条道，近代以来渐被废止的原因。
疏勒疏勒图册所以，无论是两汉时的南北二道，还是魏晋之后的南、中、北三道，人们都更倾向于把疏勒城作为丝绸之路中国段在西端的总汇之处。正因为如此，才更加促成疏勒城变为古代的国际性商业城，使西方的商队都不约而同地大批集中到这里做生意。到了疏勒，就算到了中国；回去之后，就说到过“赛里斯国”了。
另一方面，多数的西方人大概也只是在疏勒最容易见到直接来自我国中原的丝绸。于是想当然地把只是转运站的疏勒指定为出产丝绸的“赛里斯国”。其实丝绸如何制成，连汉代的疏勒人也是朦朦胧胧，于是便加倍地以讹传讹，西方人才编出了“丝生于树叶上，湿之以水，理之成丝”之类的神秘传说。
西汉的琉勒城成为丝路通衡重镇，并进而发展为天山南北首屈一指的商业城，除却“天时”——丝绸贸易的大背景与“地利”——优越的地理交通条件之外，在当时也不乏“人和”——本地经济、政治、军事实力的雄厚等有利因素。
据《后汉书·东南夷列传》记载，直至东汉时期，我国川、贵、滇、闽一带，大多还处于原始氏族制末期，当时在现东北的土著居民，还是“常为穴居，以深为贵”；朝鲜半岛上也多是“邑落杂居，亦无城郭”的原始部落；就连当时的日本人，也只是以整片的麻布裹身御寒。都还是相当落后的。但是，就在此300多年前，由于丝绸贸易的恩宠惠赐，疏勒国就早已步入了较先进的有阶级社会，社会生产力已有相当的发展。
西汉时期，疏勒国就已有了以王、侯、都尉、将军、骑君、译长为标志的一系列完整的政权机构组织。西汉神爵二年，即公元前60年，疏勒国又作为我国西域的一个地方性政权，正式归入汉朝版图，上述的官职都受到西汉王朝的正式册封；其中的“译长”这一官员的主要职责，就是为了翻译传递汉朝中央政权指令信息的。
当时，疏勒国已有1510户18647人，军队2000人。到东汉时。就已发展到2100户，军队竞多达3万人，而人口则想必超过10万。除此之外，每日过往此地的大批客商和常年侨居在这里的外地人，也将使当地人口激增。
供养这么多人口的衣食住行，没有相应的物产经济是不堪设想的。据《汉书·西域传》中说：“自且末以往，皆种五谷，土地、草木、畜产、作兵(制作兵器) ，略与汉(中原) 同。”说明疏勒国的经济水平与物产情况与内地大致相同；而且“依耐国„„少谷，寄田疏勒、莎车”，也说明疏勒国物产之丰，不仅自给有余，同时还能支援邻近地区。东汉时班超在疏勒定居多年，也曾经在给朝廷的报告中盛赞过疏勒绿洲“田地肥广，草木饶衍”，可知农牧业在当地是很发达的。”
另外，距今3000多年前，在我国西北至中亚北部生活着塞人部族。大约在公元前176年左右，也就是西汉初年，大月氏在匈奴的打击下被迫西迁，一路上却又给那些塞人部族以打击。塞王被迫率部民自北方草原南下，穿过铁列克山口来到疏勒绿洲，有相当一部分定居于此地，带来了当时高度发达的塞人文化。后来又有相当一部分塞人继续西迁到了今克什米尔，建立了罽宾国。据《汉书》记载，塞人在那里“种五谷、葡萄诸果，粪治园田„„其民巧，雕文刻镂，治宫室，织罽(麻布) ，刺文绣，好治食。有金银铜锡、以为器。市列。”塞人迁居罽宾后所创造的这些文明，甚至也“市列”的情形，想必与他们在故地疏勒受到的影响不无关系。
时至今日，喀什噶尔的居民们仍以推祟农业、喜好园艺、擅长建筑、精于烹调并能制作各色精巧的纺织、刺绣、金属器皿等手工艺品而著称于世。这些传统，很可能就起源于远古的那个时代。
脱离游牧生活而大力发展农业，继而又以发达的手工业充实城市经济，是上古时期社会进步的显著标志。自西汉起，疏勒国就已具备了这些特征。蓬勃兴盛的丝路贸易，极大地促进了古琉勒物质文明的发达，而疏勒本地雄厚的经济实力又反过来参与和促进了丝绸之路的贸易经济。丝绸之路造就了疏勒形象的辉煌。
班超与疏勒
班超出使西域路线图班超出使西域路线图图册东汉明帝永乐十七年，也就是公元74年，匈奴势力正严密控制着天山南北，横贯西域的丝绸之路早在65年前就被封闭堵绝，西域各
族人民也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塔里木盆地西缘的疏勒绿洲上空，朋云密布，灰沙蒙蒙，一场戈壁的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初春。黎明。赤水下游，春寒料峭。一支仅有36人的骑兵队，踏着冰棱未尽的刺骨河水，悄无声息地驰到北岸。骑兵们聚成扇形队伍，结集待命。人和战马都是满身灰沙，但却盖不住满身汗水蒸腾着的热气。他们心中都有一把火，72只眼睛都紧盯着晨色朦胧的西北方：90里之外，就是疏勒国盘橐城，眼下正是匈奴势力在西域的一个重要据点。
这是一支全由东汉的汉族士兵组成的骑兵队，兵不在多，而在精。其中一个生得虎背熊腰、体魂魁伟却又格外机警、沉着的人物，便是这支队伍的指挥官。真是将不在勇而在谋，他胸有成竹，跨马扬鞭遥指前方，对勇士们说，前面就是盘橐城，原先的疏勒国王去年已被匈奴势力杀害，匈奴派遣龟兹的左侯兜题担任了疏勒的傀儡国王，在疏勒倒行逆施胡作非为，疏勒人对他早已恨之入骨；兜题本不是疏勒人，当地官民绝不会为他效忠卖命；我们人数虽少，要想拿下盘橐城也绝不是难事。
接着，这位指挥官叫过一个名叫田虑的得力部将，令他飞马驰奔盘橐城，劝说兜题立即投降；如其不肯，就活捉来献。几个时辰后，田虑数骑叩开盘橐城门，见到始疏勒王兜题后传达了命令。兜题见田虑一副单薄文弱的模样，哪里放他在眼里，断然予以拒绝。田虑可是虎瘦雄心在，乘兜题轻敌大意、左右无备，大喝一声冲上前去，三下五除二把兜题捆了个结实。兜题身边侍从发一声喊都作鸟兽散。
田虑像提小鸡一样把兜题押在马背上，呼啸一声便驰马飞奔，径直跑回赤水河畔驻地，向指挥官报告战果。在这位料敌如神的指探官率领下，36勇土像旋风般扑向盘橐城，眨眼之间便兵不血刃占领了疏勒国。
进得城来，指挥官召集疏勒的原班将吏，大义凛然地宣布龟兹勾结匈奴攻灭疏勒以及兜题在疏勒的种种罪行，并征得各方同意，扶立原疏勒王的侄子榆勒继承王位。榆勒激动万分，当众宣布改名为“忠”，以表示对汉朝的忠贞不二，疏勒上下无不欢欣鼓舞。随后，疏勒王忠率文武官员，要求指挥官把罪大恶极的兜题处以死刑以平民愤。
但这位指挥官却有深谋远虑，认为杀了兜题，徒自增加了疏勒与龟兹之间的仇恨；不如放还兜题，让龟兹知道汉朝的威德和信义。。于是就派人把兜题送回龟兹。疏勒官民对此无不钦佩万分。
正是这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奇制胜的小小战役，一举安定了疏勒国，也使东汉初年被迫封闭65年之久的丝绸之路再度开放，揭开了我国西域史上崭新的一页，奏起了中西交往史上第二次浪潮的庄严序曲。
盘橐城(在今喀什市东南郊) 战役的这位指挥官，正是各自西域的东汉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班超。
自公元74年春天开始的以后18年问，班超和疏勒结下了不解之缘；疏勒也因此而成了汉朝打击匈奴势力的根据饱和联络西域各国的大本营，从而发挥了别地无可替代的巨大作
用。
公元前60年(西汉神爵二年) ，匈奴日逐王先贤掸降汉，于是天山南北至中亚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辽阔地域，从此纳入了汉朝版图，结束了匈奴自公元前92年以来所设置的“僮仆都尉”在西域的统治，首次在西域设置了都护府。
公元9年王莽篡汉之后。对内对外采取了一系列错误政策，匈奴乘虚而入又占领了西域，丝绸之路因此堵绝。往日那种边城晚期。畜群遍野、玉门内外安居乐业，使商往来络绎不绝的太平景象再也看不到了。
公元25年东汉建国后，天山以南的莎车国迅速强大起来，与匈奴势力在西域争霸角逐。西域各国本已在匈奴重压之下喘不过气，这一下更是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无法解脱。为此，西域有18国王子前往洛阳告急。东汉光武帝刘秀因大局初定，无暇西顾，各国王子也只好依然而归。
经40余年休养生息，东汉国力日强。汉明帝永乎十六年，即公元73年初，汉朝决定痛击匈奴，重振丝路大业，派出奉车都尉窦固等将领，率12000兵马西出酒泉塞进军天山，击溃北匈奴呼衍王，打开了内地到天山以北的通道。班超久已盼望的机会终于到来了!
公元50年，因为班固在家里私修《汉书》，被人诬告而下狱。班超听说后，不顾一切日夜兼程驰马洛阳，面见汉明帝为兄申辩。他的口才与胆识深得明帝器重，不仅使班固无罪释放，他自己也因此被任命为兰台令史，管理国家图书并专门从事编史修志工作。
但班超身在兰台，心仍在西域。
当时东汉稍有见识之士，无不对匈奴势力的消长与西域局势的动荡深表关注。曾久居河西并熟知边事的班彪，对此更是了如指掌；曾与其长子班固向朝廷提出过许多应对匈奴与西域的良策，这对渴望建功立业并拯救西域黎民于水火的班超，无疑会产生决定性影响。
因此，当窦固大军西征之际，班超放下手中的笔管，提起了利剑，毅然决然地投身到窦固的麾下——这就是著名成语“投笔从戎”典故的来历。
一到军队，班超就担任了窦固手下的假司马军职，在天山以北的蒲类海(今巴里坤湖) 大战中崭露头角，并独当一面领兵攻取了伊吾(今哈密) ，军功赫赫，首战告捷，深得窦固赏识。
班超一生的历史，将在这里转折。
窦固为东汉名将，多年守边屡立功勋。当时西北的羌人，常吃未烤透的肉，见了窦固之后，他们将还滴着血的烤肉恭敬地奉献上来，窦固接过来就快活地大嚼，羌人认为他能尊重自己风俗，’于是“爱之如父母”。将边民视为兄弟；使窦固在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中间有极高的威望。朝廷委之以西征重任，可说是很有眼力的。而窦固大胆起用班超，则更是英雄识英雄。
窦固与班超不仅是同乡，而且还是世交。班彪早年曾在窦固叔父、河西大将军窦融手下
任职，窦融“深敬待之。接以师友之道”。因此窦固对班超父子的才干与为人更是敬佩已久，对在蒲类海大战中班超历表现出的超人勇气与才智，更是刮目相看。
当西征天山战事稍平之后，根据与少数民族相处的经验及对西域危局的深刻了解，窦固迫切需要一个具有非凡毅力，并在政治与军事诸方面有过人才智，同时又能像自己一样善于团结少数民族共阂对敌的杰出人才，才能完成收复西域、重振丝路的宏伟大业。
完成这一历史的重任，则非班超莫属。
班超深知西域地域辽阔，局势复杂，动用大部队打速决战很可能事倍功半。但西域各国人民心向中原、盼望统一，所动以情晓以理，联络和团结大多数，才能孤立、击败匈奴，实现西域的长治久安。
于是，经班超与窦固精心商定之后，班超只带领了36名勇士，在公元73年夏初，接过了汉使的旌节，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挺进，意欲招抚远离匈奴主力的丝路南道诸国，建立一个抗击匈奴的稳固后方。
在半年多的时间内，班超一行驰马l()00余公里，从伊吾直抵于阂，沿途曾在鄯善国(今罗布泊东南地) 火烧匈奴使者，威服该国君臣；在于阗又智斩巫师，取得国王信任，一时威震商道诸国。
在于阂站稳了脚的班超，对下一步的行动深费斟酌：于阗虽好，但与匈奴主力相去太远，莎车虽有地理之利，在政治上却又极不可靠，都不是理想的根据地。
于是，班超的战略眼光便集中到了疏勒。
在地理上，疏勒位于丝绸之路中国段南北二道在西端的会合点上，倚葱岭而通中亚，自古为兵家所必争。据此向北可直接进击匈奴设置在北道沿线上的姑墨(今阿克苏) 、龟兹、焉耆等据点，往南则可及时得到于闻等南道诸国在军事和物资方面的支援。
在经济地位上，疏勒自古“有市列”，是丝路上著名的商品集散地，财源茂盛，给养易得；况又是塔里木盆地西缘第一大绿洲，“田地肥广，草木挠衍，不比敦煌、都善问也”。这样，军队可以不依赖内地就能丰衣足食。
在外交上，葱岭以西的大月氏贵霜王朝，久已企图垄断丝路贸易；常存觊觎疏勒之心；控制了疏勒，就能让月氏的如意算盘打不成，还避免了月氏对西域的干扰。
在军事实力上，疏勒国拥有3万大兵，据此则不愁兵源不足，北上抗击匈奴就有了保证。
在政治民心方面，当时匈奴在西域的最大帮凶龟兹，杀害疏勒王占据了该地，又让龟兹人兜题当了傀儡，疏勒上下无不切齿痛恨，势如干柴引火一点就燃，推翻匈奴傀儡政权完全顺乎民心。况且只要据有疏勒，南面唯一的敌对势力莎车国就会被隔绝而孤立，抓住时机予以分化瓦解，就可全力北向对付匈奴。
这样，班超一行巧妙地避开莎车国，从于阗走戈壁便道，径直插到了疏勒国盘囊城下，成功地演出了一幕历史活剧：智袭盘橐，力擒兜题。从而为汉朝夺回了疏勒国。
仅此一役，就可见班超独具慧眼，胆识超群。
得知班超一行在疏勒的成功，窦固奏准朝廷，在西域重新设置了西域都护与戊己校尉。从王莽以来撤销的这些行政机构，才又得到恢复。
公元75年春，窦因奉裙率军团京，匈奴乘机发兵2万再攻西域。年底，西域都护陈睦与2000余汉军全数阵亡，西域局势急剧恶化。龟兹与姑墨等匈奴势力屡次发兵进攻疏勒，班超孤立无援，困守盘橐城，与疏勒王忠互为首尾，以微弱的兵力艰难拒敌一年多。
公元76年，汉章帝接替了去世的明帝，不幸听从了放弃西域的主张，撤回西域官吏，重新关闭玉门；同时诏谕班超回京。
功业未竞，壮志末酬，但自古君命不可违。班超打点行装，踏上了南下返京的归途。
当时，班超所过之地，疏勒、于阗的王侯百姓无不失声痛哭、抱马劝阻。班超深感于西域人民的盛情挽留，也不忍见前功尽弃，况自古也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说，便毅然自于阗勒马，再次重返疏勒。
自班超离去后不久，疏勒国内就有两座城池的将领投降了龟兹，并和尉头国联兵，妄图占领整个疏勒国。班超一返回，即刻设计诱斩叛军首领，依靠疏勒军民重新平定了叛乱。
公元78年初夏，班超率领以疏勒军为主力的1万大军，攻克了姑墨国，获得了北征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开始化被动为主动。班超在疏勒的地位日益巩固。
由于龟兹、莎车诸国的重重压力，又忌惮班超在疏勒军民中的崇高威望，当年曾立誓忠于汉朝的疏勒王忠，开始猜罽忌班超，萌发了背汉自立之心。
公元80年，朝廷派班超的同乡徐干，率1000士兵前往西域配合班超，以表示同意班超留在西域并希望他更有作为。不料就在此时，疏勒国都尉番辰却在忠的授意下，抢先发动叛乱。徐于援军来得够及时，班超与徐干合力击溃了叛军，杀掉番辰，迅速平息了一场内乱。
公元83年，朝廷采纳班超的建议，招抚天山以北乌孙诸国，以牵制匈奴南下，同时擢拔班超为将兵长史，并授予他“假鼓吹幢摩”的荣誉，即能以中级军职代行边塞大将之权，可以像高级将领一样使用军乐(鼓吹) 与军旗(幢麾) 。
公元84年，莎车国面对班超这个劲敌，终于放弃了在西域争霸，彻底倒向了匈奴。也就在同时，汉朝及时派来了和恭率领的800汉军。班超率徐干、和恭等部。开始准备进攻莎车。
莎车王得知情报后，就用重金收买了疏勒王忠；要他在班超的后院放火。忠见利忘义，认为除掉班超的时机成熟，立即发动叛乱，占领了疏勒国乌即城(大约在今喀什市西南阿克
塔拉一带) ，以牵制班超进兵莎车。
班超绝不示弱，当机立断扶持原府丞成大为疏勒王。国有新主，民心立趋稳定。，班超马上征调部队攻打乌即城叛军。谁想卖国求荣的忠却又从康居国求来了援军。班超深知不可力敌，况且莎车国随时可能做巢而动，袭击自己伪侧。于是他充分调动外交手段，利用康居与大月氏有联姻关
系，说通月氏王劝康居退了兵。忠见大势不妙，只好尾随退兵逃到康居去了。班超不费一兵一卒，—举收复了乌即城。
公元86年秋末，流亡康居的忠实在不甘心；又从康居借得大兵卷土重来，占据了疏勒国桢中城(大约在今喀什市西南的阿克陶县附近入与龟兹王密谋勾结之后，妄图以诈降欺骗班超。
班超早已洞察其好，样作应允。在忠前来赴宴饮酒之际，活捉了这个叛贼，一举平定了疏勒旧贵族的叛乱。
班超在腹背受敌、内乱不己的险境中，大智大勇，浴血奋战，自公元74年起，用了整整13年时间，才使疏勒真正成了一个抗击匈奴的稳固基地。
为了使丝路南道彻底畅通，必须拔除莎车这颗埋在身后的钉子。
公元87年。班超以疏勒为基地，调动于阗等国2．5万兵马，决心南北夹击莎车，迫使其投降。．龟兹王闻讯，也立即征集北道各路军队5万人前来援救。双方大军在疏勒与莎车之间的戈壁上扎营对垒。原先班超与于阗军夹击莎车之势，反成了被莎车和龟兹的夹击，而且兵力上以一敌二，形势很是危急。
班超在西域作战的最大特色就是出奇制胜以少胜众，面对强敌，从无畏惧。他在驻地召开了部将和于阗王参加的军事会议，故作发愁法敌之状，对大家说：“现在我方兵少，不可力敌，不如大家各自散伙。于阗军队向东面撤回，我也返回疏勒。夜里听到鼓声大家就撤军、”大家一时都不明所以。
班超探明撤军的消息传开后，立即命手下士兵故意放松戒备，放跑了几个龟兹俘虏，借他们的口向龟兹王传递情报。龟兹王闻讯大喜过望，以为班超用兵也不过如此，立即下令派8000骑兵在东线伏击于阗退兵，自己亲率1万兵马去西线组挡班超的退路，务求天明前大获全胜。
但是龟兹王却扎扎实实地中了班超的调虎离山之计。第二天鸡鸣拂晓之际，班超集中自己的所有兵力，出其不意地向孤立无助的莎车军营发起猛烈攻势，还在梦乡里的莎车军队猝不及防一败涂地，，被班超追斩5000余人，缴获了无数马匹财物。莎车王惊惧万状，只好俯首技降。还在数十里外傻等埋伏的龟兹大军，知道上了大当，也慌忙逃回龟兹去了。
随着莎车的被征服，班超再无后顾之忧。
公元91年，东汉军队在漠北草原大破匈奴主力，迫使其大规模迁往中亚和欧洲。原由匈奴势力控制的龟兹等诸国失去了靠山，只好先后向班超纳表称降。第二年初，班超以赫赫战功出任西域都护，按以往惯例，须迁驻龟兹它乾城的都护住所。
临行之际，班超特派自己最得力的助手、西域长史徐干长驻疏勒，以示对这个老根据地的不能忘怀和高度重视。
自公元74年春至92年初的整整18年间，班超立足疏勒，终于奠定了最终统一西域的宏伟大业。正如布尔努瓦所评他的那样：“在不知疲倦的征战中，班超对中亚的影响几乎是无所不在；而他进行的征战又几乎是常胜不败的。”
当然，常胜不败的征战，并不能只归功于班超个人或他的36勇士，没有西域千千万万各族人民的支持，他的常胜不败就变成了神话。在这里，人们尤其不应当忘记，喀什噶尔人的先辈们早在1900多年前，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和西域大局的安定，在反对内外敌人的战争中，用血与火写出的辉煌历史。
公元106年西域都护任尚丢失了西域。第二年，朝廷即任命“少有父风”的班勇为军司马，接应从西域撤退的汉军。公元123年，他又正式出任西域长史进兵西域，在故乡人民的大力支持下，用了5年时间，终于彻底荡平了匈奴在西域的残余势力，再度收复了西域。在东汉国力日衰的情势下，班勇承父遗志，做出如此巨大努力，是很不容易的。
另一点，班勇自幼就对西域特别是疏勒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爱，加之对西域地理、经济、军事勺民俗了若指掌，在他父亲班超所记载西域情况的基础上，又根据亲身经历和见闻，撰写了《西域记》一书。这部著作后来被完整地保存在《后汉书。西域传》里，成为后世研究西域史和亚洲史的宝贵资料。
疏勒 - 佛教与疏勒 佛教东传路线图佛教东传路线图图册佛教在古疏勒国的历史，也有近1000年之久。
还不仅如此。就佛教东传的路线而言，与佛教发源地古印度的距离，疏勒和于阗几乎相当，而比龟兹和高昌则近得多；因而在传入时间上也要早一些，疏勒可以说是佛教传入我国的最早基地之一。
公元前6—5世纪，佛教经释伽牟尼之手创立并传布于印度恒河中上游地区。历经几百年，佛教迅速地由印度西北的犍陀罗(今巴基斯坦) 和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 传到中亚各地，无疑也开始越过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进入今天山以南地区。据专家们考证，至迟在公元前73年左右，已有迦湿弥罗高憎毗卢析那将佛教传播到于阂。于闻与疏勒相去不远，佛教传入疏勒大概也不晚于这一时期，相差至多也不会超过几十年。此后，佛教才逐渐自塔里木盆地西南缘向龟兹、
高昌等地传播，至东汉明帝年间(公元58-75年) 方传入我国内地，此时疏勒固有佛教徒的活动可能已近一个世纪了。
佛教传入疏勒的路线，一是自印度本土出发，绕道大月氏(今乌孜别克斯坦) 经今铁列克
山口东向传入；一是自印度西北部，出瓦罕山(在今阿富汗) 之后，再越葱岭经今红其拉甫山口而达疏勒。
佛教经典最初没有文字记录，全靠佛教徒相互间口授心记。因此，在疏勒传教的僧侣们可能受到语言和文化的限制，只以佛教徒个人在民间四处走动传教为主要形式，既无固定的佛教信徒队伍，也没有固定的传教点(例如寺庙) ，要说影响，恐怕是十分微弱的。这也就是我国《汉书》和《后汉书》上为什么没有记载疏勒国佛教的原因了。在那一时期的疏勒国。对巫”的崇拜可能占主要地位。
佛教在疏勒的大规模兴超和传播，大约在公元2世纪初叶，也就是班超离开疏勒后不久。
公元114--120年间(有人明确记为公元116年) ，疏勒国王名叫安国，由于和舅父臣盘政见不合，便将臣盘流放到大月氏贵霜王朝。不想臣盘却因祸得福，在大月氏被贵霜国王敬若上宾，两人相处极为亲密。疏勒王安国死后无子，王后就让臣盘的侄子遗腹当了疏勒王。臣盘听说后，认为自己是，遗腹的亲叔父，自己健在，岂有让侄子继承王位之理。于是，在贵霜国王的大力支持下，臣盘带兵返回疏勒，夺取了王位。不久，臣盘发愤图强、励精图治，使疏勒国成为西域一大强国。在巴基斯坦的历史书中，甚至将这一段史实记成贵霜王朝占领了疏勒。
贵霜王朝建立于公元1世纪上半叶，不久就占领了印度及其以西地方，佛教就在此时向大月氏所控制的一切地方迅速传播开来。公元90年贵霜王阎膏珍曾派副王谢发兵7万进攻疏勒，被班超击退，此后长期与疏勒保持友好关系。到迦腻色迦王(约公元78--120年) 统治时期。贵霜王朝的佛教事业已空前昌盛，曾在克什米尔举行过世界佛教史上的第4次结集(即佛学研讨大会) ，并四处起建寺庙佛塔，弘扬佛法。
当臣盘于公元116年到达贵霜王朝时，正是迦腻色迦王执政的晚期。由于班超的威名不衰，臣盘受到迦腻色迦王的优厚礼遇。迦腻色迦对佛教的狂热崇拜，想必使臣盘受到极大影响。况且臣盘有求于贵霜王朝，皈依佛教也才能使他与迦腻色迦的关系更加亲近。于是，热衷于佛教而且精于佛经典律，就成了二人关系密切的首要条件。
据500年后唐玄类在《大唐西域记》中所记，东汉时汉朝的一名“质子”(即诸侯国向中央王朝派去的人质) 曾被贵霜王迦腻色迦奉为上宾，两人都驾信佛教。迦腻色迦让这位质子冬天住在温暖的印度诸地，夏天住在凉爽的迦毕试国(在今阿富汗) ，不冷不热的春秋季节则回到迦腻色迦王身边。为了让质子潜心学佛，他所居住的地方都建有专设的寺庙。在这些寺庙中，都有这位质于的壁画像，容貌服饰都同中国人相似，当地人甚至说自己的先王是汉人，互相传告，深以为荣。
佛教遗迹——三仙洞
三仙洞三仙洞图册据专家考证，迦腻色迦王时代的这位汉朝质子，就是后来的疏勒王臣盘。臣盘在迦毕试国所居住的佛放小乘教沙落迦寺，相传是汉朝天子的儿子充质于该国时所建，其实就是迦腻色迦为臣盘专门修建的。“沙落迦”就是梵语或吐火罗语中的“疏勒”的译音，显然是臣盘为纪念故乡而起’的名字。疏勒自西汉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地，迦毕试人把臣盘当作汉朝天于的儿子也就并不奇怪。
臣盘自贵霜王朝返回疏勒国执政后，毫无疑问会把佛教带回来，像他的老朋友迦腻色迦—样广修寺庙佛殿，大力弘扬佛法。公元120年后，佛教才成为疏勒国占主导地位的宗教； 公元1世纪后，随着佛造像的出现，佛教壁画石窟也就应运而生了。佛教在疏勒国开始兴盛之后，佛教徒们也在这里开凿了佛画洞窟。保留至今的，有喀什市北郊的三仙洞。1962年定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三仙洞在喀什市北郊10公里处的伯什克然木河右岸峭壁的半腰问。峭壁突兀耸峙，从河床边缘至壁顶高达20余米；峭壁立面如同刀削，若无专用登高工具，徒手是万难进洞的。早年佛教徒们开凿三仙洞时，想必不是这样难以攀援，只是上千年河水的冲剧，才使峭壁变得如此高峻。但是，也正因为如此，三仙洞才得以保存下来。
清朝乾隆年间一名叫苏尔德的官员，来到喀什噶尔后，听说有这么一处古迹，于是在1777年第一次考察了这里。他在《回疆志》中说：“其陡壁之半有三洞，立独木云梯登而视之，亦无甚异。土人(按指当地维吾尔族百姓) 名之曰 ‘玉舒布尔杭’，询之莫知其详。”看来他只是在洞口马马虎虎地观望了一下，就草率地下结论说“亦无甚异”，结果乘兴而来。扫兴而去，这次探访基本上不得要领。
如果苏尔德通维吾尔语，就可以知道“玉舒”(应译作 “玉曲”) 即数词“三”，而“布尔杭”就是“佛”、“佛像”、“佛教”之意；这是三个佛像洞窟，说明当地少数民族群众早就知道，只是苏尔德不懂罢了。伯什克然木河两岸的山岭。远在公元11世纪的《突厥语大辞典》中，就记作“八尔罕山”，“八尔罕”也就是“布尔杭”，当时甚至被作为喀什噶尔的代称，可以想见11世纪之前这里的佛教事业是多么的发达；而“八尔罕山”间的佛教壁画洞窟想必还有很多处，只是大都被毁了。
1803年12月10日，原叶尔羌(今沙车) 帮办大臣和宁调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至1896年离任。在任期间，和宁著《回疆通志》12卷，其中记载了他继苏尔德之后，第二次考察三仙洞的实况：“迤北陡壁之半崖有石洞三，三洞中置石仙像。”论态度他比苏尔德有进步，但他仍未看懂洞中究竟是什么名堂，其实洞中并非道家仙，而是释迦佛。不过自这以后，“三仙洞”也就此得名了。
1979年9月问，喀什地区的有关人员陪同自治区博物馆负责同志前往考察，才真正揭开了三仙洞之谜。 洞窟所在的山岭多是积沙崖，土质松软粗糙，所以洞口虽高却并不深；窟顶呈纵卷式，规模也不算大。 半山间的3个宛如门柜的洞口，以中洞为最大。三洞都分前后二室，均前大后小。中洞前室内空无一物，其后室正中却保留有一个无头坐佛，佛身彩塑已剥蚀殆尽，仅余一座石胎。西洞在初凿时大约就不曾完工，壁上只见凿痕斑斑。 唯有东洞最为壮观：仅前室洞壁四周的70多个佛画像，就令人目不暇接。其顶部有莲花藻井，上绘的莲子尚粒粒可数；藻井四周又绘有高1尺多的坐佛像，光环耀眼色彩斑斓。其中有一坐佛的袈裟以彩色方格绘成，所著服饰为中国早期佛窟壁画所仅有。该洞后室又绘有一立佛像，造型与用色也为中国佛画中所罕见，充分体现了西域疏勒国人民丰富的想象力与高超的创作技巧。
佛教石窟艺术约于公元220—589年间传入我国内地。举世闻名的龙门石窟凿于公元500年，云岗石窟在公元453年，敦煌石窟在公元366年，库车克孜尔千佛洞约凿于公元180
年后的东汉末期——愈往西，洞窟开凿年代就愈早。据专家们考证并记录在《中国名胜词典》中有一段话：“三仙洞开凿年代在东汉时期，这是目前所知我国西部保存下来的最古的一处洞窟。”其历史价值之高是可以想见的。
佛画洞窟的出现，标志着佛教文化的发达，西域疏勒国是我国佛教传人最早地区之一，也就得到了印证。佛窟内佛造像与壁画艺术的成熟，也显示出疏勒国佛教地位的巩固；据时间推断，三仙洞大约开凿于臣盘在疏勒执政的晚期，如果开凿在库车克孜尔千佛洞之前，当不晚于公元l70年。三仙洞很可能是臣盘在疏勒国推行佛教后留下的唯一遗迹。
三仙洞自被发现后，200余年来，已有不少中外游人光顾。在中洞还能看到一个多世纪前重新修饰过的痕迹。洞壁上至今还保存有许多各种文字的题记。汉文中的题名以清代为多；外国的诸如英国斯坦因、法国伯希和、德国勒柯克、日本桔瑞超等，都曾造访三仙洞并留下题记，其中伯希和在1906年的题名至今可见。
坦驹岭大战
公元8世纪30年代之后，唐朝辖制之下的中亚西突厥各部发生分裂，四处骚扰西域各地。公元734年，突厥突骑施的一支劲旅企图强攻疏勒镇，疏勒镇守使夫蒙灵察按安西四镇节度使王斛斯指示，加强边备，力拒突骑施，保住了葱岭通道。
公元739年秋，突骑施又在中亚碎叶城发动叛乱，发兵占据了坦逻斯(今中亚哈萨克斯坦江布尔) 城。唐碛西节度使盖嘉运立即发兵进击‘在碎叶城以东的贺逻岭大败突骑施叛军。这时，住在坦逻斯城的黑姓可汗尔微特勤，闻讯后赶忙调遣突骑施军队，打算救援碎叶城。
盖嘉运当机立断，于9月22日火速征调能征惯战的疏勒镇守使夫蒙灵察，率领疏勒精兵以最快速度穿越疏勒西北的铁列克山口，在中亚会合拔汗那(今乌孜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国王阿悉烂达干的军队，奇袭坦逻斯城，一战即斩系了尔微特勤及其拔斯，其党羽皆四散逃走。夫蒙灵察招回了散的数万百姓，交还给拔汗那国王。这一仗，不仅保证了盖嘉运的唐军主力在碎叶城的全面胜利，而且使先前被大食（阿拉伯）和突骑施部裹胁的中亚各小国，纷纷前来归附唐朝。疏勒军民为保卫唐朝边疆又立奇功。
公元741年，西突厥达奚部落又反，发兵再攻碎叶城。唐玄宗闻报后，直接下令征调饱有作战经验的疏勒镇守使夫蒙灵察往击达奚部，其部将高仙芝在这一战役中击溃敌军主力，荣立战功。不久，夫蒙灵察由疏勒镇守使荣升安西四镇节度。
看见西域局势混乱，吐蕃又开始打安西四镇的主意，首先又拿小勃律开刀。吐蕃以武力为后盾，要挟迫使小勃律王与吐蕃公主成亲。一时间，附近的20余小国纷纷倒向了吐 蕃，丝绸之路又为之堵绝。当时的安西四镇节度使田仁琬、盖嘉运与夫蒙灵察诸将领，曾先后3次发兵征讨，均未成功。于是朝廷令安西四镇节度副使高仙芝领兵前去征讨。
公元747年8月底，高仙芝的1万大军齐集疏勒镇，令疏勒守捉使赵崇38为前部先锋，拨换(今阿克苏) 守捉使崇为接应，高仙芝与中使边令城统率唐军主力，浩浩荡荡越过葱岭，渡过播密州(为阿姆河在葱岭中之支流) 进入小勃律境。当时先锋赵崇现所率的30督9各硫勒铁骑，最先由北路进入吐蕾重兵把守的连云愿(在今阿富汗东北的萨尔哈榴一带) 。
当时连云逐内有吐蓄守军千余人；其南15里的山上又吐蕾兵八九千入。堡下有大河，水涨不可渡。在高仙芝的指挥下，赵祟耻率部与拔换军强渡激流，杀敌500，生擒千余，俘战马上千匹，一举攻克连云堡。之后，安西大军会绍于坦驹岭(今巴基斯坦北部达尔科特山口) 下，向敌军发动了罕见的猛烈攻势，首先击溃了小勃律叛军，活捉了小勃梯王与吐蕃公主。遭受惨重损失的吐蕃军主力全线溃退，唐军大获全胜。
这就是当时震撼中外的“坦驹岭大战”。
战役结束之后，葱岭之西的东罗马帝国与阿拉伯等72个国家受到强烈震慑，纷纷遣使修好，表示要和唐朝永结睦邻关系。
在这场战役中，疏勒的军民功不在小。为此，公元753年2月，疏勒首领兼耀建州司马裴国良去长安朝贡时，唐玄宗特地赐他紫袍与金鱼，并授予他“折冲都尉”的头衔，以示嘉奖。
再度丧失
公元55年，唐朝爆发了“安史之乱”，内战不巴无暇西顾。这时吐蕃又加强了对西域的军事攻势。唐朝在无法应付的情势下，于公元784年命令安西、北庭二大都护府全线撤回内地。但驻守西域的唐朝各族军民，不甘心投降退让，违旨不从朝渝，又继续抗战多年。吐蕃铁骑步步紧逼，公元790年攻陷了苦战到最后的北庭都护府；被迫逃亡的节度使杨袭古，也在第工年的10月间被回鹘骑兵袭杀。西域至此完全丧失。
在这悲壮撼人的空前血战中，疏勒都督府的军民，也以自己的血肉之躯谱写了辉煌的一页。
公元789年，中原僧人悟空(原名车奉朝，为唐朝官员，护送罽宾使者时在那里出家) ，在返国途中经过疏勒镇时，见到疏勒王、大都督裴冷冷与疏勒镇守使鲁阳，仍然在原地率领全体军民，在吐蕃大军的苦逼围困下，不辞艰险奋力镇守。
在“安史之乱”后35年，又值西域局势近于穷途来路之肮酿钧都督府军民依旧满坏信心矢忠唐朝，为维护祖国的统一，竭尽了最后的努力。
疏勒 - 历史名人 高僧裴慧琳
公元2世纪后，为了向中原地区广泛传播佛教文化，在蜂拥东进的众多西域佛教徒中，曾出现过鸠摩罗什、佛图澄与裴慧琳这三位贡献卓著的佛学巨子。前两人都是西域龟兹人，而裴慧琳则是唐代西域疏勒国著名高僧。
裴慧琳(公元737—820年) ，青年时自故乡疏勒到达内地，积极传播佛教文化，后来到唐朝京城长安，居住在名刹西明寺内。他不仅精通本民族语言文化和梵文佛教经典，经过长期刻苦学习，对汉语言文化和汉文典籍也同样有精深研究，文书称他“内持密藏，外究儒流，博及群经，精通训诂”，学识的博大宏富，为当时甚至后世许多学者所不及。然而他的最大
贡献还不仅仅是佛学文化，而是花费了整整25年用汉文编纂出了一部长达100卷的《一切经音义》。
裴慧琳编写《一切经音义》的直接目的是对汉文佛经及其他佛教著作进行训释。在编写的过程中，为了力求内容翔实准确，他广采博引了诸如《说文》、《字林》、《玉篇》、《字统》、《古今正字》、《切韵》等字典韵书，而且承继参考了玄应、慧苑、云公、窥基等各家的佛经音义著作。这部著作不仅有丰富的佛学知识，而且还是汉语言文字学的名作，其中还包括大量有关历史、地理、物产、民情及风俗等方面的珍贵资料，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所以史书盛誉这部著作“精心结撰，无美不备”(《宋高僧传》) 。
这部作品在当时和后世发生过重大影响，不少著名学者都曾悉心研究考证。因这部书博引古代的字书、韵书来解释佛经的音义，凡是字书与韵书所没有的，他又广引经史子集予以注释，所以直到今天仍然是佛学和古汉语学者的案头必备之书。辽代和尚希麟又在这部著作的基础上作《续一切经音义》10卷；裴慧琳的《一切经音义》在后世还广泛流传到朝鲜 。日本和东南亚许多通用汉文的地方。
疏勒王臣盘
由于班超的借重，疏勒国在东汉时期迅速发展壮大为西域一大强国，其全盛时期，邻近诸如莎车等12个小国全都并 入疏勒。臣盘于公元120年执政后，与汉朝中央政权的关系极为密切。公元127年，因臣盘曾极力协助班超之子班勇再次为汉朝收复西域，被汉朝封为汉大都尉，又封臣盘的侄子为疏勒守国司马。
自公元127年至144年问，疏勒王臣盘又多次向汉顺帝进贡方物并派自己的儿子到洛阳作汉朝的侍子。在臣盘的贡物中，如狮子、封牛（亦称“瘤牛”) 和青金石（一种药材) 等，大多来自大宛和大月氏。大月氏贵霜王朝与臣盘关系极好，与罗马帝国也有频繁的通商关系，所以很多罗马的货物也都由埃及经红海运到大月氏，再经疏勒王臣盘之手转送到我国内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疏勒王臣盘在中两关系史上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公元132年，西域于阗国发起政变，与汉朝对立；汉朝通过敦煌太守徐繇调遣疏勒国军队前往平乱。臣盘欣然领命，发兵2万余进击于阗，大获全胜，为汉朝收复于阂，并使丝绸之路南道再度开放。
公元168年，疏勒国大臣和得见臣盘年迈，急于篡权谋位，在臣盘外出打猎时，放暗箭射死了臣盘。和得自立为疏勒王。公元170年；汉朝为了给汉大都尉、疏勒王臣盘复仇；派遣凉州刺史孟陀的部将任涉，会同戊己校尉曹宽、西域长史张宴，率敦煌、焉耆、龟兹诸地大军3万余人攻讨疏勒国，将和得围在疏勒帧中城40余天，后久攻末克不得已撤军。
不久，和得又被拥戴臣盘的反对派杀死，继任的疏勒王们也连相杀害。此时东汉已是国力日衰，也无力禁止；但忠于祖国的疏勒王臣盘的英名，却不会被人民忘却。
疏勒 - 疏勒乐曲 唐朝著名诗人元稹的《新题乐府》中，有一首名为《法曲》的诗，描写了唐代西域舞乐在内地流传的盛况：
女为胡妇学胡妆，
伎伎胡音务多乐，
《火凤》久声沉多咽绝，
《春莺啭》罢长萧索。
可以看出，《火凤》和《春莺啭》是当时颇有影响的流行歌曲；前者以慷概悲壮见长，后者则以凄婉清丽取胜。《春莺啭》为西域龟兹乐师白明达所作，而《火凤》的作者，在唐代《通典》中有专文介绍：“太宗贞观末，有裴神符妙解琵琶。初唯作《胜蛮奴》、《火风》、《倾杯乐》三曲，声度清美，太宗悦之。高祖之末，其技盛流于时矣。”
这位在初唐时倔起于宫廷而饮誉于民间的著名作曲家；便是西域疏勒籍乐师裴神符。
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知道，裴神将大约在唐高祖李渊在位时已担任了唐朝宫廷乐师，而且已经颇负盛名。到太宗世民时，裴神符依然受到器重。从元稹的诗中又可以看出，裴神符以《火凤》为代表的三首名曲，又是作为唐代中原音乐“胡”化的标志而出现，可见古代西域疏勒乐舞对中原文化的发展，有过极深的影响。唐人崔令钦《教坊记》中所列名曲录中，裴神符创作的《倾杯乐》便在其中。裴神符不愧是《疏勒乐》在内地传播的著名代表人物。
今日的喀什噶尔，素以“歌舞之乡”著称，其渊源当追溯到我国汉代就已产生的疏勒乐舞。《疏勒乐》到魏晋时期日臻完美，在西域已极有影响，我国南北朝前后魏时期——大约在北魏太武帝太延二年即公元436年前后，正式传入中原地区。隋代时在内地已十分流行。据《隋书》卷l 5记载：“(《疏勒乐》) 乐器有竖箜篌、琵琶、五弦、笛、箫、筚篥、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等十种，为一部十二人。”即一部《疏勒乐》13名乐工演奏10种乐器，乐队的器乐和人员编制已经定型。
《疏勒乐》的伴舞《疏勒乐》的伴舞图册《疏勒乐》在演奏曲目时，也很有讲究，它有“歌曲”“舞曲”和’“解曲”三种形式。“歌曲”是专为唱歌时伴奏的曲子，其名称叫；“亢利死让乐”’“舞曲”是专为舞蹈伴奏的曲子，其名称叫“远服”；“解曲”的专称叫“盐”，是吸收了突厥乐曲后改编的《疏勒乐》专用曲调，有时也被直指为“疏勒盐”，可能是演奏达到高潮载歌载舞时使用的欢快乐曲。由此可知；《疏勒乐》不仅是”套器乐曲的演奏，其中还包括声乐和舞蹈各种形式。《疏勒乐》表演的场面想必是极其热烈欢快的，无怪乎在宫廷和民间都受到广泛的喜爱和欢迎，
唐贞观年间(公元629--649年) ，著名的疏勒乐师裴神符所创作的《火凤》曲，就是—一首《疏勒乐》的“歌曲”。当时在内地曾众口传唱，并被多次改编，如后来唐宫廷乐“法曲部”中的《真火凤》、“胡曲部”中的《急火凤》，都是根据《火凤》改编的。又据《唐会要》卷33中所记，《火凤》曲列于林钟宫调时，又改名为《舞鹤盐》，而“盐”正是《疏勒乐》中的“解曲”，可知《疏勒乐》经裴神符改编后，在内地引起多么大的反响。
裴神符的《倾杯乐》，可能是根据当时阿拉伯(大食) 乐曲改编的，曲调激越奔腾；唐玄宗时(公元713--756年）被用于为百匹骏马跳跃起舞时的马舞伴奏曲，唐代的《明皇杂录》
中，曾对用《倾杯乐》曲为群马伴舞的壮观场面作过精彩的描述。
裴神符不仅仅是一位著名的作曲家，同时还是一位著名的器乐演奏家和改革家。
《通典》中说：“旧弹琵琶，皆用木拨之。大唐贞观中，始有手弹之法，今所谓‘掐琵琶’者是也。”可琵琶在唐代之前一直是用木片来弹奏的。如果至今仍用木片弹奏，那么《丝路花雨》中“反弹琵琶舞”就绝不会那么自如而动人了。《新唐书 礼乐志》中记道：“五弦如琵琶而小，北国所出，旧以木弹拔。乐工裴神符即以手弹，太宗悦签。后人习为掐琵琶。”庸人段安节的《琵茵录》中也有同样记载。把木片拨奏代之以手指弹拔，对丰富和发展琵琶的演奏技巧和表现力，有很重要的意义，这无疑也是古疏勒东师对祖国器乐艺术的一项贡献。
《疏勒乐》在内地的传播者，应当还有许多许多人，但大多未能留下姓名。目前所知道的除裴神符外，还有唐贞元年间(公元785—805年) 活跃在宫廷中的疏勒籍乐师裴兴织，他在琵琶演奏方面也颇负盛名。
疏勒 - 地理位置与命名的考证 今天喀什地区自英吉沙县以北、包括今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广大地域，两汉以来的汉文史籍中，都称之为西域“疏勒国”；从魏晋到宋代，“疏勒国”的地盘又要加上今莎车县以南到皮山县这片地方。疏勒国的首府，在西汉时
被称作“疏勒城”，也就是今日的喀什市。
在古代的西域，这种一个城邦或地区性政权称为一个“国”的现象，一直到明代还存在着，正如《明史·西域传》所说：“地大者称国，小者止称地面”，形式上只同于我国内地王族受封的诸侯国，不能混同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国家”这一概念；就像周代时的800诸侯、战国时的7国一样，都是中华民族所建中央政权之下的地方性政权。
对于“疏勒”之称，古籍中也有记作“沙勒”，其实都是“疏勒”的同音异泽。由中心城池的名称，推演为地区或邦国的名称，是古代地名演化的常见规律。
在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就附有这样一段话：“旧疏勒者，乃称其城号，正音宜云‘室利讫栗多底’。”就是“疏勒”在开始时只是首府的城名，而国名的正规叫法应是“室利讫栗多底”。
“室利讫栗多底”中的“室利”一音，有人认为正是“疏勒”的对音；而“室利讫栗多底”大约是“疏勒人国”的意思，其中“讫”这个音，含有“某地人”之义，正如突厥语把和田人称作“忽炭讫”一样，唐玄奘到疏勒时，是操突厥语民族在当地居民中占优势的时候。尽管玄奘并未向后人解释“疏勒”这一名称的含义，但已可以得知“疏勒”应该先是城名，而后才为国名的。
至于后世以“疏勒”之称命名的唐代的镇与都督府，还有清代的直隶州(l884年置) 与府(1902年置) ，以及民国至今的县，都是由西汉时的旧称沿袭或派生的；即使清代以后的疏勒与今日的喀什市已是两地两名，但究其根底，仍是同出一源。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今日的喀什在古代被称作疏勒外，在我国其他地方还有好几个叫疏
勒的地名。这在新疆的地名中是比较少见的。
如在今北疆奇台县阳近就有一座古疏勒城，当地俗称“石城子”。史载东汉戊校尉耿恭曾于公元75年在此城驻守，留下过“疏勒拜泉退匈奴”的千古佳话。
再一座疏勒城，则在今甘肃省安西县境内，古代亦称之为“瓠轳城”，因位于当地的疏勒河畔而得名，以致使清代学者椿园认为“疑即疏勒国，古迹虽无可考，而犹呼其水曰‘疏勒河’也。”这当然是不正确的。
以上两座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古疏勒城，久已湮没无闻，而疏勒河却是至今犹存的。溯河东向，沿疏勒河南岸，在今青海省北缘，：又有一个以“疏勒”命名的地方——疏勒南山，这便是疏勒河的发源之地。这么多山、水、城、国虽在不同地域，在古代却都冠以“疏勒”之名，说明这个名称在我国历史上是很有影响的。 这会不会是古代的某一个部族，从河西走廊的东部逐渐向西、再往南迁徒的过程中，在自己居住过的主要地方留下的地名呢? 这是一个很诱人的推测，但也是一个很困难的课题至少目前还无法回答。
要确定疏勒地名的含义，关键是要弄清起名的是古代哪一部族及其所操的究竟是什么方言，可这恰好是最说不清的。因此，对于“疏勒”这—地名，，国内外史地学界就有好多种解释。择其要者，有以下几种说法较有代表性。
其一，据日本学者白乌库吉考证说：“今日的喀什噶尔，为汉代的疏勒。突厥语称‘水’为Su ，称‘有水’为Suluk(音‘苏智克’) 。喀什噶尔地域水草美好，故得此名。”白乌库吉认为“疏勒”即古突厥语Suluk 的汉语泽法，含义是“有水(之地) ”。
其二，、认为这是属于印欧语系中古东伊兰语族的粟特语。在纪元前就生活在今中亚索格底亚那的粟特人，同时操两种方言，其中之一为“L ”方言，主要流行于常年外出经商的粟特人中而分布在今新疆地区。据“L ”方言，粟特(Soghd)族名的尾音“d ”就变为“L ”，Soghd(读如“索格德”) 一词便显示为Soghl （读如“索合勒”）。公元前128年左右，张骞窍到疏勒后，就摹拟当地人的读音，将粟特语的‘索合勒”译为汉文的“疏勒”。也就是说，“疏勒”这一地名是古代的栗特人用自己部族的名称，来为这里命名的。
其三，钱伯泉同志在《Seves 考》一文的附记中认为，“疏勒”是古匈奴语“黄色”之意。钱文以为，今蒙古高原的色楞格河流域是匈奴人的发源地，而“色楞格”在汉文古籍中也译为“黄色”。“色楞格”一词的发音与“疏勒”相同。在张骞通西域之前，匈奴已统治天山南北多年，而匈奴人看见“喀什周围土层厚，春天冰融雪消，疏勒河水呈黄色”，所以就把这一带也称为“色楞格”——疏勒。
其他，也有认为“疏勒”地名，是公元前176年左右自河西走廊一带西迁的大月氏人留下的，也有认为是被大月氏人西迁时击败并迁居到这里的塞人所起的名字。这也仅仅是推测，而且也无助于说明大月氏或塞人所起“疏勒”这个名称，究竟是什么意思。
地名本身是一种语言的产物，从语言学着眼来探究“疏勒”的语源，当然极有价值。但这里有两个前提必须弄准确。第一，“疏勒”这——地名，至少在西汉张骞通西域时已经有了，即产生在公元前128年之前，如在《穆天子传》中所记的“曹奴”，就很RJ 能是“疏
勒”的更早汉文译法。那么，只有在这之前就居住在这里的土著部族才有资格起“疏勒”这个地名。·’第二，具体的语言，总是和具体的民族紧密联系的。如果不弄清公元前128年之前生活在这里的究竟是哪一个部族，就无法弄清这一部族究竟操什么语言。这样，“疏勒”这一地名究竟是什么语言，又是什么意思，当然就更说不清。
据此来考察以上几种关于“疏勒”地名的解释，就不免都有这样或那样说不通的地方。
首先说突威语“有水”这一解释。众所周知，我国西北突厥民族的逐步形成，还是魏晋之后的事情；而西突肠大规模西迁西域，又是在公元五六世纪间，很难设想他们在尚未形成前的六七百年前，会跑到疏勒去起地名。这种解释是欠慎重的。
再看疏勒地名的“粟特说”。中亚粟特人高度发达的语言文字，曾经对我国古代西北民族，特别是对后起的突照与回鹘产生过深刻影响。而且据11世纪喀什噶尔人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辞典》记载，在当时的喀什噶尔附近，居住过相当多的粟特(坎杰克) 人村落，粟特语也是当时当地流行的一种方言。但是粟特人的发源地远在喀什以西的中亚腹地，虽然粟特人在纪元前的好几个世纪里就以善于经商闻名，但真正开始大规模地跨跃帕米尔高原、到古疏勒定居以至到中原内地经商，那还是公元2世纪以后的事情，这有我国大量出土的粟特语文献为证。
另一方面，外出经商而操“L ”方言的粟特人，只称自己为“萃利”或“萃利克”，而汉文古籍对之也只译为“苏哩”或“修利”；虽然的确与“疏勒”音近，但却入未与“疏勒”混淆而相提并论。
匈奴在西汉时就曾征服过西域，这倒不假；但匈奴涉足域究竟深到什么地步，却要详加考察。匈奴故地在我国北的蒙古高原，生活方式以游牧行猎为主，“逐水草而”，很是飘忽不定；对早在3000年前就已开始农业定居的疏勒绿洲人的生活方式，是不会习惯的，很难说会有一文匈奴部落在这里长期定居，并从而为之起名的。再者，从史书上考查，匈奴之到西域，向来是以征服者的面孔出现的，他们要征服的是早已有人居住并应该早有地名的地方，把征服者故乡一条河流的名称，强加给被征服者，是很难让被奴役的当地人接受的。况且，“疏勒”这个地名，也应该是早在匈奴进入天山以南之前就已有了的。
用“喀什噶尔”取代“疏勒”，—般认为是在我国宋、元以后，这是以汉文正史引用的时间为标准的。实际上，“喀什噶尔”这一名称的最初使用，应该上溯到6世纪初突厥人大批进入西域前后。到公元10世纪的宋代史料中仍称之为“疏勒”，那不过是官方的习惯性沿用而已。
用“喀什”代称“喀什噶尔”，是今天的一种简化使用，殊不知恰恰是恢复了最初的叫法。4世纪初的《魏略》中，已开始将“疏勒”改称为“竭石”，这与“疏勒”之音相去甚远，似乎这时已换了一个新的名称；但可能旧名“疏勒”当时也并未消失，使用旧称的人更多些，故“竭石”一称并不普及，或许只是疏勒国新当权的统治者自己这样称呼罢了。
公元644年，唐玄樊到此地时，曾明确记这里为“袪沙国”。由于玄奘对西域地名往往附会为音读相近的梵语(古印度语) ，没能按照当地人的实际发音作准确译写，所以“祛沙”之称未能引起人们注意而在汉文史籍中普及。
在唐代的佛教经典《孔雀王咒经》中已有了“Khasa ”一名的记载，僧加婆罗译本中即写作“迦舍”——这可以看作是“竭石”或“袪沙”的另一种译写法。说明佛教徒们对这里地名的变化比官方的汉文史料注意的更早。
不过，从唐代开始，官方还是注意到达一变化了。尽管唐朝仍按西汉旧称命名这里为“疏勒镇”与“疏勒都督府”，封其都督为“疏勒王”，但在新、旧《唐书》中，都明确记载疏勒国“王居伽师城”；首府称“伽师”(当然并不是今日的伽师县，而是今日的喀什市) ，这显然又是“竭石”、“迦舍”或“祛沙”这些译写方法的又一个补充。[2]
张骞与疏勒
疏勒县地理位置疏勒县地理位置图册张骞通西域的故事，早已为人们所熟悉。
公元前128年(西汉武帝元朔元年) ，张骞在被匈奴扣押13年之后，到达了中亚阿姆河上游的大月氏，本来想与大月氏结成政治、军事联盟，与汉朝从东西两面共同夹击匈奴，结果却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但张骞是一个有心人，尽管一路上历经艰险、九死一生，却没忘了将沿途各地有关西域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民族风俗等情况一一详加记载，这对汉武帝筹划反击匈奴奴隶主贵族的战争，是极有帮助的；就是对今天的我们，这些资料也是万分宝贵的。
张骞的确是我国历史上不同寻常的人物。对于想了解喀什历史的人来说，张骞的不同寻常之处，还表现在正是他第一个发现了喀什在历史上的不同寻常之处。大约在公元前128年的某一天，前往大月氏的西汉特使张骞，带着他的忠实助手甘父，一路披星戴月、风尘仆仆地来到天出以南的重镇疏勒城，这是当时西域36国之一疏勒国的首府，也就是今日的喀什市。
张骞进得城来，很惊奇地发现，疏勒城居然同中原的城镇一样，有很像样的街道和市场店铺。可以想见，当时的城里城外，车水马龙；驼队马帮，熙来攘往；行商坐贾，比比皆是；杂货纷呈，琳琅满目。更有趣的是，市场上人们的各类服饰，一个个绚丽多姿；所操的各种语言，一阵阵嘈杂如潮--是一个五方杂处的国际市场。
疏勒城市场上的畅销热货，当然首推帛、锦、绮、缎之类的中原丝织品，其次多有月氏细毡；大秦（古罗马) 琉璃、安息（今伊朗) 香料、罽宾(今克什米尔) 麻布、大宛(在今中亚乌孜别克斯坦) 骏马、于阗(今和田) ：玉石与龟兹(今库车) 铁器等等；本地自产的手工业品和农产品想必也不少。
张骞曾在西域生活多年，也曾走遍天山南北的各城郭小国，如果按狭义的概念理解西域，疏勒城的这种商贸街市，可算独此一家。也就是说，疏勒城堪称为我国新疆古代的第一座商业城！
于是, 根据张骞提供的资料而撰成的《汉书·西域传》中，整个天山南北只有“疏勒国”条文内，赫然记载着“有市列”(有商贸街市) 这样的话。
2100多年前的疏勒城，在整个天山南北何以能独“有市列”，而且又能生意兴隆通四海呢？还是张骞说得妙：因为疏勒城“西当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大月氏、大宛与康居(在今中亚哈萨克斯坦) 都是中、西方小丝绸之路”上必经的要道，而疏勒城恰好又是这条要道上当其要冲的关口。
疏勒城因古代国际丝绸贸易的产生、发展而孕育成长，又因其为“丝绸之路”的要冲关口而形成“市列”并商贸发达。
远在我国春秋时期，也就是公元前500多年的时候，中国丝绸已经传到了四方。古希腊人见到“色彩像野花一般美丽，质地如蛛网一样纤细”的中国丝织品，简直不能相信世界上
居然有这样不可思议的物品。那些贵族富豪们都以身着丝绸为荣，个个竞相争购而后快，即使丝绸与黄金等价，也在所不惜。相传古罗马皇帝恺撒晚上穿了一件全绸的袍子去看戏，就曾让全城人羡慕嫉妒的不得了，以致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可见，中国丝绸作为国宝，作为中华民族古文明的象征，是多么强烈地吸引过古代的西方世界。
于是，西方与中国之间的丝绸贸易，便成为古代世界上运销最远、规模最大的商品。
于是，东起中国长安，西达罗马帝国之间长达700公里贩运丝绸的商路，就逐渐变成国际间穿梭般频繁往来的热线大道。这就是古代贯通欧亚大陆的著名的“丝绸之路”。
于是，沿着这条热线，丝绸贸易犹如催化剂般，在强烈的经济刺激下，使西域的一系列城郭小国以惊人的速度繁荣发达起来。以疏勒城为首府的疏勒国，就是其中很有名气的—个。
7000公里，即使在今天也是个很吓人的里程。可以想象古代的任何商队，想在“丝绸之路”的两端走个来回，都是难如上青天的。但是，各国的商品仍然还是成年累月、浩浩荡荡地分头涌进欧洲和中国市场。这不是鬼使神差，其中的奥妙就在于丝路途中有着许多商品集散、中转站。在国外。印度、大宛、大月氏、安息等国都自觉地、甚至迫不及待地充当着这种商业流通中介的角色，因为这实在是有利可图。而在中国境内，最理想的商品集散、中转地，则莫过于当时的疏勒城。
张骞出使西域路线图张骞出使西域路线图图册沿着丝路北道，疏勒东接玉门、敦煌，西达月氏、大宛，北抵乌孙、康居，南通罽宾、印度。地理交通方面这种四通八达之势，造就了疏勒既是运输枢纽又是商品中转站的必要条件。疏勒城的商贸经济不发达，那才真成了怪事。
在地势上，疏勒西倚葱岭，东对瀚海。西去的商队，沿途饱尝戈壁沙漠之苦到达此地后，前面将有嵯峨险峻的葱岭等着他们去攀越；东往的贾客，刚从海拔四五千米的葱岭之间活着下来，在这里稍定惊魂之后鼓勇再行，也是大有必要。对于艰难跋涉辗转于丝绸之路任何方向的商旅、使节，都不能不承认疏勒城是他们集结休整的理想之地。
既然能在这里集结休整，各国商队何不就在这里将携带的货物倒手集散，互通有无，各取所需便掉头回返呢? 答案当然是十分肯定的。于是，商品的集散、中转站就形成，疏勒城的“市列”就得天独厚地出现。
自有文字记载的我国西汉时代起，直至明代海运大开之前，疏勒--喀什噶尔就既是中西交通的咽喉和枢纽，也是我国西疆最早的国际市场和门户之地，其历史地位和作风，并不亚于今日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国际商埠。西汉的疏勒城能成为新疆古代第一废商业城，也就绝非偶然。
赛里斯国
“赛里斯国”，即纪元前古希腊史籍中所记载的“东方丝绸之国”。根据丝绸的最早产地，人们都不加怀疑地推断“赛里斯国”即指我国古代的中原政权。公元2世纪时的希腊学者托勒密首先详尽描述了“赛里斯国”的山川地理和著名城镇，其时正值我国东汉时期。
据托勒密说，“赛里斯国”内有大城皮阿底、特罗撒齐、达麦尼等，其中以都城“赛拉”最闻名。
近年来，史学界已有人明确指出，这个“赛里斯国”，其实正是我国西域的疏勒国。’其中，“皮阿底城”即东汉名将班超曾长期驻守过的疏勒国盘橐城；而“特罗撒齐”，则是东汉末年疏勒国大力扩张时期的属地德若、莎车二城；“达麦尼”即达满城，。唐代疏勒都督府下辖15州之一的“达满州”，即沿袭此名。至于国都“赛拉”城，正是自西汉以来就有的“疏勒”城。“赛里斯”(Seres)不过是古希腊人在“疏勒”（Sure) 这个词的后面，加上了他们的习惯性尾音“S ”予以转读的结果。
关于“赛里斯国”的这个解释，有根有据，也十分诱人，。但是。当时并不出产丝绸的西域疏勒国，何以会成为西方史籍中所记载的“赛里斯国”呢?
众所周知，丝绸之路在中国段内，自古就分为北、南二道。在其西端，北道以疏勒而南道以莎车为终点，之后翻越葱岭才向西方延伸。这种情况，在《汉书》里已有明确记载。
但是，自南道西端的莎车西行，必须上溯叶尔羌河。据《汉书·西域传》记载，沿途的路径，“狭者尺六七寸，长者径三十里，临峥嵘不测之深渊„„险阻危害，不可胜言”。商队行进时，都要拉上绳索保护；葱岭间的山路还未定上一半，人畜就要死掉许多；有时还没看清楚怎么回事，人畜就跌下山谷摔得粉碎，的确让人谈起来就色变。所以西汉成帝时的议郎杜钦，就曾经极力劝阻走南道向西的使者，最好走到皮山就返回中原。这条道路就是今天走起来，也是难而又难的。
那么，生意要做，命也要留着，为了活着回家，沿南道西行的人，往往在抵达莎车后，又接着北上一段路，到疏勒城后再去攀越葱岭。从疏勒城穿越其北部的吐尔尕特山口。或其西北部的铁列克达坂，前往中、西亚，路就好走一些。即使从疏勒城西南行，过红其拉甫山口向西，也比自莎车直上葱岭要好走得多。这也就是自莎车直接西行的这条道，近代以来渐被废止的原因。
疏勒疏勒图册所以，无论是两汉时的南北二道，还是魏晋之后的南、中、北三道，人们都更倾向于把疏勒城作为丝绸之路中国段在西端的总汇之处。正因为如此，才更加促成疏勒城变为古代的国际性商业城，使西方的商队都不约而同地大批集中到这里做生意。到了疏勒，就算到了中国；回去之后，就说到过“赛里斯国”了。
另一方面，多数的西方人大概也只是在疏勒最容易见到直接来自我国中原的丝绸。于是想当然地把只是转运站的疏勒指定为出产丝绸的“赛里斯国”。其实丝绸如何制成，连汉代的疏勒人也是朦朦胧胧，于是便加倍地以讹传讹，西方人才编出了“丝生于树叶上，湿之以水，理之成丝”之类的神秘传说。
西汉的琉勒城成为丝路通衡重镇，并进而发展为天山南北首屈一指的商业城，除却“天时”——丝绸贸易的大背景与“地利”——优越的地理交通条件之外，在当时也不乏“人和”——本地经济、政治、军事实力的雄厚等有利因素。
据《后汉书·东南夷列传》记载，直至东汉时期，我国川、贵、滇、闽一带，大多还处于原始氏族制末期，当时在现东北的土著居民，还是“常为穴居，以深为贵”；朝鲜半岛上也多是“邑落杂居，亦无城郭”的原始部落；就连当时的日本人，也只是以整片的麻布裹身御寒。都还是相当落后的。但是，就在此300多年前，由于丝绸贸易的恩宠惠赐，疏勒国就早已步入了较先进的有阶级社会，社会生产力已有相当的发展。
西汉时期，疏勒国就已有了以王、侯、都尉、将军、骑君、译长为标志的一系列完整的政权机构组织。西汉神爵二年，即公元前60年，疏勒国又作为我国西域的一个地方性政权，正式归入汉朝版图，上述的官职都受到西汉王朝的正式册封；其中的“译长”这一官员的主要职责，就是为了翻译传递汉朝中央政权指令信息的。
当时，疏勒国已有1510户18647人，军队2000人。到东汉时。就已发展到2100户，军队竞多达3万人，而人口则想必超过10万。除此之外，每日过往此地的大批客商和常年侨居在这里的外地人，也将使当地人口激增。
供养这么多人口的衣食住行，没有相应的物产经济是不堪设想的。据《汉书·西域传》中说：“自且末以往，皆种五谷，土地、草木、畜产、作兵(制作兵器) ，略与汉(中原) 同。”说明疏勒国的经济水平与物产情况与内地大致相同；而且“依耐国„„少谷，寄田疏勒、莎车”，也说明疏勒国物产之丰，不仅自给有余，同时还能支援邻近地区。东汉时班超在疏勒定居多年，也曾经在给朝廷的报告中盛赞过疏勒绿洲“田地肥广，草木饶衍”，可知农牧业在当地是很发达的。”
另外，距今3000多年前，在我国西北至中亚北部生活着塞人部族。大约在公元前176年左右，也就是西汉初年，大月氏在匈奴的打击下被迫西迁，一路上却又给那些塞人部族以打击。塞王被迫率部民自北方草原南下，穿过铁列克山口来到疏勒绿洲，有相当一部分定居于此地，带来了当时高度发达的塞人文化。后来又有相当一部分塞人继续西迁到了今克什米尔，建立了罽宾国。据《汉书》记载，塞人在那里“种五谷、葡萄诸果，粪治园田„„其民巧，雕文刻镂，治宫室，织罽(麻布) ，刺文绣，好治食。有金银铜锡、以为器。市列。”塞人迁居罽宾后所创造的这些文明，甚至也“市列”的情形，想必与他们在故地疏勒受到的影响不无关系。
时至今日，喀什噶尔的居民们仍以推祟农业、喜好园艺、擅长建筑、精于烹调并能制作各色精巧的纺织、刺绣、金属器皿等手工艺品而著称于世。这些传统，很可能就起源于远古的那个时代。
脱离游牧生活而大力发展农业，继而又以发达的手工业充实城市经济，是上古时期社会进步的显著标志。自西汉起，疏勒国就已具备了这些特征。蓬勃兴盛的丝路贸易，极大地促进了古琉勒物质文明的发达，而疏勒本地雄厚的经济实力又反过来参与和促进了丝绸之路的贸易经济。丝绸之路造就了疏勒形象的辉煌。
班超与疏勒
班超出使西域路线图班超出使西域路线图图册东汉明帝永乐十七年，也就是公元74年，匈奴势力正严密控制着天山南北，横贯西域的丝绸之路早在65年前就被封闭堵绝，西域各
族人民也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塔里木盆地西缘的疏勒绿洲上空，朋云密布，灰沙蒙蒙，一场戈壁的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初春。黎明。赤水下游，春寒料峭。一支仅有36人的骑兵队，踏着冰棱未尽的刺骨河水，悄无声息地驰到北岸。骑兵们聚成扇形队伍，结集待命。人和战马都是满身灰沙，但却盖不住满身汗水蒸腾着的热气。他们心中都有一把火，72只眼睛都紧盯着晨色朦胧的西北方：90里之外，就是疏勒国盘橐城，眼下正是匈奴势力在西域的一个重要据点。
这是一支全由东汉的汉族士兵组成的骑兵队，兵不在多，而在精。其中一个生得虎背熊腰、体魂魁伟却又格外机警、沉着的人物，便是这支队伍的指挥官。真是将不在勇而在谋，他胸有成竹，跨马扬鞭遥指前方，对勇士们说，前面就是盘橐城，原先的疏勒国王去年已被匈奴势力杀害，匈奴派遣龟兹的左侯兜题担任了疏勒的傀儡国王，在疏勒倒行逆施胡作非为，疏勒人对他早已恨之入骨；兜题本不是疏勒人，当地官民绝不会为他效忠卖命；我们人数虽少，要想拿下盘橐城也绝不是难事。
接着，这位指挥官叫过一个名叫田虑的得力部将，令他飞马驰奔盘橐城，劝说兜题立即投降；如其不肯，就活捉来献。几个时辰后，田虑数骑叩开盘橐城门，见到始疏勒王兜题后传达了命令。兜题见田虑一副单薄文弱的模样，哪里放他在眼里，断然予以拒绝。田虑可是虎瘦雄心在，乘兜题轻敌大意、左右无备，大喝一声冲上前去，三下五除二把兜题捆了个结实。兜题身边侍从发一声喊都作鸟兽散。
田虑像提小鸡一样把兜题押在马背上，呼啸一声便驰马飞奔，径直跑回赤水河畔驻地，向指挥官报告战果。在这位料敌如神的指探官率领下，36勇土像旋风般扑向盘橐城，眨眼之间便兵不血刃占领了疏勒国。
进得城来，指挥官召集疏勒的原班将吏，大义凛然地宣布龟兹勾结匈奴攻灭疏勒以及兜题在疏勒的种种罪行，并征得各方同意，扶立原疏勒王的侄子榆勒继承王位。榆勒激动万分，当众宣布改名为“忠”，以表示对汉朝的忠贞不二，疏勒上下无不欢欣鼓舞。随后，疏勒王忠率文武官员，要求指挥官把罪大恶极的兜题处以死刑以平民愤。
但这位指挥官却有深谋远虑，认为杀了兜题，徒自增加了疏勒与龟兹之间的仇恨；不如放还兜题，让龟兹知道汉朝的威德和信义。。于是就派人把兜题送回龟兹。疏勒官民对此无不钦佩万分。
正是这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奇制胜的小小战役，一举安定了疏勒国，也使东汉初年被迫封闭65年之久的丝绸之路再度开放，揭开了我国西域史上崭新的一页，奏起了中西交往史上第二次浪潮的庄严序曲。
盘橐城(在今喀什市东南郊) 战役的这位指挥官，正是各自西域的东汉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班超。
自公元74年春天开始的以后18年问，班超和疏勒结下了不解之缘；疏勒也因此而成了汉朝打击匈奴势力的根据饱和联络西域各国的大本营，从而发挥了别地无可替代的巨大作
用。
公元前60年(西汉神爵二年) ，匈奴日逐王先贤掸降汉，于是天山南北至中亚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辽阔地域，从此纳入了汉朝版图，结束了匈奴自公元前92年以来所设置的“僮仆都尉”在西域的统治，首次在西域设置了都护府。
公元9年王莽篡汉之后。对内对外采取了一系列错误政策，匈奴乘虚而入又占领了西域，丝绸之路因此堵绝。往日那种边城晚期。畜群遍野、玉门内外安居乐业，使商往来络绎不绝的太平景象再也看不到了。
公元25年东汉建国后，天山以南的莎车国迅速强大起来，与匈奴势力在西域争霸角逐。西域各国本已在匈奴重压之下喘不过气，这一下更是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无法解脱。为此，西域有18国王子前往洛阳告急。东汉光武帝刘秀因大局初定，无暇西顾，各国王子也只好依然而归。
经40余年休养生息，东汉国力日强。汉明帝永乎十六年，即公元73年初，汉朝决定痛击匈奴，重振丝路大业，派出奉车都尉窦固等将领，率12000兵马西出酒泉塞进军天山，击溃北匈奴呼衍王，打开了内地到天山以北的通道。班超久已盼望的机会终于到来了!
公元50年，因为班固在家里私修《汉书》，被人诬告而下狱。班超听说后，不顾一切日夜兼程驰马洛阳，面见汉明帝为兄申辩。他的口才与胆识深得明帝器重，不仅使班固无罪释放，他自己也因此被任命为兰台令史，管理国家图书并专门从事编史修志工作。
但班超身在兰台，心仍在西域。
当时东汉稍有见识之士，无不对匈奴势力的消长与西域局势的动荡深表关注。曾久居河西并熟知边事的班彪，对此更是了如指掌；曾与其长子班固向朝廷提出过许多应对匈奴与西域的良策，这对渴望建功立业并拯救西域黎民于水火的班超，无疑会产生决定性影响。
因此，当窦固大军西征之际，班超放下手中的笔管，提起了利剑，毅然决然地投身到窦固的麾下——这就是著名成语“投笔从戎”典故的来历。
一到军队，班超就担任了窦固手下的假司马军职，在天山以北的蒲类海(今巴里坤湖) 大战中崭露头角，并独当一面领兵攻取了伊吾(今哈密) ，军功赫赫，首战告捷，深得窦固赏识。
班超一生的历史，将在这里转折。
窦固为东汉名将，多年守边屡立功勋。当时西北的羌人，常吃未烤透的肉，见了窦固之后，他们将还滴着血的烤肉恭敬地奉献上来，窦固接过来就快活地大嚼，羌人认为他能尊重自己风俗，’于是“爱之如父母”。将边民视为兄弟；使窦固在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中间有极高的威望。朝廷委之以西征重任，可说是很有眼力的。而窦固大胆起用班超，则更是英雄识英雄。
窦固与班超不仅是同乡，而且还是世交。班彪早年曾在窦固叔父、河西大将军窦融手下
任职，窦融“深敬待之。接以师友之道”。因此窦固对班超父子的才干与为人更是敬佩已久，对在蒲类海大战中班超历表现出的超人勇气与才智，更是刮目相看。
当西征天山战事稍平之后，根据与少数民族相处的经验及对西域危局的深刻了解，窦固迫切需要一个具有非凡毅力，并在政治与军事诸方面有过人才智，同时又能像自己一样善于团结少数民族共阂对敌的杰出人才，才能完成收复西域、重振丝路的宏伟大业。
完成这一历史的重任，则非班超莫属。
班超深知西域地域辽阔，局势复杂，动用大部队打速决战很可能事倍功半。但西域各国人民心向中原、盼望统一，所动以情晓以理，联络和团结大多数，才能孤立、击败匈奴，实现西域的长治久安。
于是，经班超与窦固精心商定之后，班超只带领了36名勇士，在公元73年夏初，接过了汉使的旌节，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挺进，意欲招抚远离匈奴主力的丝路南道诸国，建立一个抗击匈奴的稳固后方。
在半年多的时间内，班超一行驰马l()00余公里，从伊吾直抵于阂，沿途曾在鄯善国(今罗布泊东南地) 火烧匈奴使者，威服该国君臣；在于阗又智斩巫师，取得国王信任，一时威震商道诸国。
在于阂站稳了脚的班超，对下一步的行动深费斟酌：于阗虽好，但与匈奴主力相去太远，莎车虽有地理之利，在政治上却又极不可靠，都不是理想的根据地。
于是，班超的战略眼光便集中到了疏勒。
在地理上，疏勒位于丝绸之路中国段南北二道在西端的会合点上，倚葱岭而通中亚，自古为兵家所必争。据此向北可直接进击匈奴设置在北道沿线上的姑墨(今阿克苏) 、龟兹、焉耆等据点，往南则可及时得到于闻等南道诸国在军事和物资方面的支援。
在经济地位上，疏勒自古“有市列”，是丝路上著名的商品集散地，财源茂盛，给养易得；况又是塔里木盆地西缘第一大绿洲，“田地肥广，草木挠衍，不比敦煌、都善问也”。这样，军队可以不依赖内地就能丰衣足食。
在外交上，葱岭以西的大月氏贵霜王朝，久已企图垄断丝路贸易；常存觊觎疏勒之心；控制了疏勒，就能让月氏的如意算盘打不成，还避免了月氏对西域的干扰。
在军事实力上，疏勒国拥有3万大兵，据此则不愁兵源不足，北上抗击匈奴就有了保证。
在政治民心方面，当时匈奴在西域的最大帮凶龟兹，杀害疏勒王占据了该地，又让龟兹人兜题当了傀儡，疏勒上下无不切齿痛恨，势如干柴引火一点就燃，推翻匈奴傀儡政权完全顺乎民心。况且只要据有疏勒，南面唯一的敌对势力莎车国就会被隔绝而孤立，抓住时机予以分化瓦解，就可全力北向对付匈奴。
这样，班超一行巧妙地避开莎车国，从于阗走戈壁便道，径直插到了疏勒国盘囊城下，成功地演出了一幕历史活剧：智袭盘橐，力擒兜题。从而为汉朝夺回了疏勒国。
仅此一役，就可见班超独具慧眼，胆识超群。
得知班超一行在疏勒的成功，窦固奏准朝廷，在西域重新设置了西域都护与戊己校尉。从王莽以来撤销的这些行政机构，才又得到恢复。
公元75年春，窦因奉裙率军团京，匈奴乘机发兵2万再攻西域。年底，西域都护陈睦与2000余汉军全数阵亡，西域局势急剧恶化。龟兹与姑墨等匈奴势力屡次发兵进攻疏勒，班超孤立无援，困守盘橐城，与疏勒王忠互为首尾，以微弱的兵力艰难拒敌一年多。
公元76年，汉章帝接替了去世的明帝，不幸听从了放弃西域的主张，撤回西域官吏，重新关闭玉门；同时诏谕班超回京。
功业未竞，壮志末酬，但自古君命不可违。班超打点行装，踏上了南下返京的归途。
当时，班超所过之地，疏勒、于阗的王侯百姓无不失声痛哭、抱马劝阻。班超深感于西域人民的盛情挽留，也不忍见前功尽弃，况自古也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说，便毅然自于阗勒马，再次重返疏勒。
自班超离去后不久，疏勒国内就有两座城池的将领投降了龟兹，并和尉头国联兵，妄图占领整个疏勒国。班超一返回，即刻设计诱斩叛军首领，依靠疏勒军民重新平定了叛乱。
公元78年初夏，班超率领以疏勒军为主力的1万大军，攻克了姑墨国，获得了北征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开始化被动为主动。班超在疏勒的地位日益巩固。
由于龟兹、莎车诸国的重重压力，又忌惮班超在疏勒军民中的崇高威望，当年曾立誓忠于汉朝的疏勒王忠，开始猜罽忌班超，萌发了背汉自立之心。
公元80年，朝廷派班超的同乡徐干，率1000士兵前往西域配合班超，以表示同意班超留在西域并希望他更有作为。不料就在此时，疏勒国都尉番辰却在忠的授意下，抢先发动叛乱。徐于援军来得够及时，班超与徐干合力击溃了叛军，杀掉番辰，迅速平息了一场内乱。
公元83年，朝廷采纳班超的建议，招抚天山以北乌孙诸国，以牵制匈奴南下，同时擢拔班超为将兵长史，并授予他“假鼓吹幢摩”的荣誉，即能以中级军职代行边塞大将之权，可以像高级将领一样使用军乐(鼓吹) 与军旗(幢麾) 。
公元84年，莎车国面对班超这个劲敌，终于放弃了在西域争霸，彻底倒向了匈奴。也就在同时，汉朝及时派来了和恭率领的800汉军。班超率徐干、和恭等部。开始准备进攻莎车。
莎车王得知情报后，就用重金收买了疏勒王忠；要他在班超的后院放火。忠见利忘义，认为除掉班超的时机成熟，立即发动叛乱，占领了疏勒国乌即城(大约在今喀什市西南阿克
塔拉一带) ，以牵制班超进兵莎车。
班超绝不示弱，当机立断扶持原府丞成大为疏勒王。国有新主，民心立趋稳定。，班超马上征调部队攻打乌即城叛军。谁想卖国求荣的忠却又从康居国求来了援军。班超深知不可力敌，况且莎车国随时可能做巢而动，袭击自己伪侧。于是他充分调动外交手段，利用康居与大月氏有联姻关
系，说通月氏王劝康居退了兵。忠见大势不妙，只好尾随退兵逃到康居去了。班超不费一兵一卒，—举收复了乌即城。
公元86年秋末，流亡康居的忠实在不甘心；又从康居借得大兵卷土重来，占据了疏勒国桢中城(大约在今喀什市西南的阿克陶县附近入与龟兹王密谋勾结之后，妄图以诈降欺骗班超。
班超早已洞察其好，样作应允。在忠前来赴宴饮酒之际，活捉了这个叛贼，一举平定了疏勒旧贵族的叛乱。
班超在腹背受敌、内乱不己的险境中，大智大勇，浴血奋战，自公元74年起，用了整整13年时间，才使疏勒真正成了一个抗击匈奴的稳固基地。
为了使丝路南道彻底畅通，必须拔除莎车这颗埋在身后的钉子。
公元87年。班超以疏勒为基地，调动于阗等国2．5万兵马，决心南北夹击莎车，迫使其投降。．龟兹王闻讯，也立即征集北道各路军队5万人前来援救。双方大军在疏勒与莎车之间的戈壁上扎营对垒。原先班超与于阗军夹击莎车之势，反成了被莎车和龟兹的夹击，而且兵力上以一敌二，形势很是危急。
班超在西域作战的最大特色就是出奇制胜以少胜众，面对强敌，从无畏惧。他在驻地召开了部将和于阗王参加的军事会议，故作发愁法敌之状，对大家说：“现在我方兵少，不可力敌，不如大家各自散伙。于阗军队向东面撤回，我也返回疏勒。夜里听到鼓声大家就撤军、”大家一时都不明所以。
班超探明撤军的消息传开后，立即命手下士兵故意放松戒备，放跑了几个龟兹俘虏，借他们的口向龟兹王传递情报。龟兹王闻讯大喜过望，以为班超用兵也不过如此，立即下令派8000骑兵在东线伏击于阗退兵，自己亲率1万兵马去西线组挡班超的退路，务求天明前大获全胜。
但是龟兹王却扎扎实实地中了班超的调虎离山之计。第二天鸡鸣拂晓之际，班超集中自己的所有兵力，出其不意地向孤立无助的莎车军营发起猛烈攻势，还在梦乡里的莎车军队猝不及防一败涂地，，被班超追斩5000余人，缴获了无数马匹财物。莎车王惊惧万状，只好俯首技降。还在数十里外傻等埋伏的龟兹大军，知道上了大当，也慌忙逃回龟兹去了。
随着莎车的被征服，班超再无后顾之忧。
公元91年，东汉军队在漠北草原大破匈奴主力，迫使其大规模迁往中亚和欧洲。原由匈奴势力控制的龟兹等诸国失去了靠山，只好先后向班超纳表称降。第二年初，班超以赫赫战功出任西域都护，按以往惯例，须迁驻龟兹它乾城的都护住所。
临行之际，班超特派自己最得力的助手、西域长史徐干长驻疏勒，以示对这个老根据地的不能忘怀和高度重视。
自公元74年春至92年初的整整18年间，班超立足疏勒，终于奠定了最终统一西域的宏伟大业。正如布尔努瓦所评他的那样：“在不知疲倦的征战中，班超对中亚的影响几乎是无所不在；而他进行的征战又几乎是常胜不败的。”
当然，常胜不败的征战，并不能只归功于班超个人或他的36勇士，没有西域千千万万各族人民的支持，他的常胜不败就变成了神话。在这里，人们尤其不应当忘记，喀什噶尔人的先辈们早在1900多年前，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和西域大局的安定，在反对内外敌人的战争中，用血与火写出的辉煌历史。
公元106年西域都护任尚丢失了西域。第二年，朝廷即任命“少有父风”的班勇为军司马，接应从西域撤退的汉军。公元123年，他又正式出任西域长史进兵西域，在故乡人民的大力支持下，用了5年时间，终于彻底荡平了匈奴在西域的残余势力，再度收复了西域。在东汉国力日衰的情势下，班勇承父遗志，做出如此巨大努力，是很不容易的。
另一点，班勇自幼就对西域特别是疏勒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爱，加之对西域地理、经济、军事勺民俗了若指掌，在他父亲班超所记载西域情况的基础上，又根据亲身经历和见闻，撰写了《西域记》一书。这部著作后来被完整地保存在《后汉书。西域传》里，成为后世研究西域史和亚洲史的宝贵资料。
疏勒 - 佛教与疏勒 佛教东传路线图佛教东传路线图图册佛教在古疏勒国的历史，也有近1000年之久。
还不仅如此。就佛教东传的路线而言，与佛教发源地古印度的距离，疏勒和于阗几乎相当，而比龟兹和高昌则近得多；因而在传入时间上也要早一些，疏勒可以说是佛教传入我国的最早基地之一。
公元前6—5世纪，佛教经释伽牟尼之手创立并传布于印度恒河中上游地区。历经几百年，佛教迅速地由印度西北的犍陀罗(今巴基斯坦) 和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 传到中亚各地，无疑也开始越过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进入今天山以南地区。据专家们考证，至迟在公元前73年左右，已有迦湿弥罗高憎毗卢析那将佛教传播到于阂。于闻与疏勒相去不远，佛教传入疏勒大概也不晚于这一时期，相差至多也不会超过几十年。此后，佛教才逐渐自塔里木盆地西南缘向龟兹、
高昌等地传播，至东汉明帝年间(公元58-75年) 方传入我国内地，此时疏勒固有佛教徒的活动可能已近一个世纪了。
佛教传入疏勒的路线，一是自印度本土出发，绕道大月氏(今乌孜别克斯坦) 经今铁列克
山口东向传入；一是自印度西北部，出瓦罕山(在今阿富汗) 之后，再越葱岭经今红其拉甫山口而达疏勒。
佛教经典最初没有文字记录，全靠佛教徒相互间口授心记。因此，在疏勒传教的僧侣们可能受到语言和文化的限制，只以佛教徒个人在民间四处走动传教为主要形式，既无固定的佛教信徒队伍，也没有固定的传教点(例如寺庙) ，要说影响，恐怕是十分微弱的。这也就是我国《汉书》和《后汉书》上为什么没有记载疏勒国佛教的原因了。在那一时期的疏勒国。对巫”的崇拜可能占主要地位。
佛教在疏勒的大规模兴超和传播，大约在公元2世纪初叶，也就是班超离开疏勒后不久。
公元114--120年间(有人明确记为公元116年) ，疏勒国王名叫安国，由于和舅父臣盘政见不合，便将臣盘流放到大月氏贵霜王朝。不想臣盘却因祸得福，在大月氏被贵霜国王敬若上宾，两人相处极为亲密。疏勒王安国死后无子，王后就让臣盘的侄子遗腹当了疏勒王。臣盘听说后，认为自己是，遗腹的亲叔父，自己健在，岂有让侄子继承王位之理。于是，在贵霜国王的大力支持下，臣盘带兵返回疏勒，夺取了王位。不久，臣盘发愤图强、励精图治，使疏勒国成为西域一大强国。在巴基斯坦的历史书中，甚至将这一段史实记成贵霜王朝占领了疏勒。
贵霜王朝建立于公元1世纪上半叶，不久就占领了印度及其以西地方，佛教就在此时向大月氏所控制的一切地方迅速传播开来。公元90年贵霜王阎膏珍曾派副王谢发兵7万进攻疏勒，被班超击退，此后长期与疏勒保持友好关系。到迦腻色迦王(约公元78--120年) 统治时期。贵霜王朝的佛教事业已空前昌盛，曾在克什米尔举行过世界佛教史上的第4次结集(即佛学研讨大会) ，并四处起建寺庙佛塔，弘扬佛法。
当臣盘于公元116年到达贵霜王朝时，正是迦腻色迦王执政的晚期。由于班超的威名不衰，臣盘受到迦腻色迦王的优厚礼遇。迦腻色迦对佛教的狂热崇拜，想必使臣盘受到极大影响。况且臣盘有求于贵霜王朝，皈依佛教也才能使他与迦腻色迦的关系更加亲近。于是，热衷于佛教而且精于佛经典律，就成了二人关系密切的首要条件。
据500年后唐玄类在《大唐西域记》中所记，东汉时汉朝的一名“质子”(即诸侯国向中央王朝派去的人质) 曾被贵霜王迦腻色迦奉为上宾，两人都驾信佛教。迦腻色迦让这位质子冬天住在温暖的印度诸地，夏天住在凉爽的迦毕试国(在今阿富汗) ，不冷不热的春秋季节则回到迦腻色迦王身边。为了让质子潜心学佛，他所居住的地方都建有专设的寺庙。在这些寺庙中，都有这位质于的壁画像，容貌服饰都同中国人相似，当地人甚至说自己的先王是汉人，互相传告，深以为荣。
佛教遗迹——三仙洞
三仙洞三仙洞图册据专家考证，迦腻色迦王时代的这位汉朝质子，就是后来的疏勒王臣盘。臣盘在迦毕试国所居住的佛放小乘教沙落迦寺，相传是汉朝天子的儿子充质于该国时所建，其实就是迦腻色迦为臣盘专门修建的。“沙落迦”就是梵语或吐火罗语中的“疏勒”的译音，显然是臣盘为纪念故乡而起’的名字。疏勒自西汉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地，迦毕试人把臣盘当作汉朝天于的儿子也就并不奇怪。
臣盘自贵霜王朝返回疏勒国执政后，毫无疑问会把佛教带回来，像他的老朋友迦腻色迦—样广修寺庙佛殿，大力弘扬佛法。公元120年后，佛教才成为疏勒国占主导地位的宗教； 公元1世纪后，随着佛造像的出现，佛教壁画石窟也就应运而生了。佛教在疏勒国开始兴盛之后，佛教徒们也在这里开凿了佛画洞窟。保留至今的，有喀什市北郊的三仙洞。1962年定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三仙洞在喀什市北郊10公里处的伯什克然木河右岸峭壁的半腰问。峭壁突兀耸峙，从河床边缘至壁顶高达20余米；峭壁立面如同刀削，若无专用登高工具，徒手是万难进洞的。早年佛教徒们开凿三仙洞时，想必不是这样难以攀援，只是上千年河水的冲剧，才使峭壁变得如此高峻。但是，也正因为如此，三仙洞才得以保存下来。
清朝乾隆年间一名叫苏尔德的官员，来到喀什噶尔后，听说有这么一处古迹，于是在1777年第一次考察了这里。他在《回疆志》中说：“其陡壁之半有三洞，立独木云梯登而视之，亦无甚异。土人(按指当地维吾尔族百姓) 名之曰 ‘玉舒布尔杭’，询之莫知其详。”看来他只是在洞口马马虎虎地观望了一下，就草率地下结论说“亦无甚异”，结果乘兴而来。扫兴而去，这次探访基本上不得要领。
如果苏尔德通维吾尔语，就可以知道“玉舒”(应译作 “玉曲”) 即数词“三”，而“布尔杭”就是“佛”、“佛像”、“佛教”之意；这是三个佛像洞窟，说明当地少数民族群众早就知道，只是苏尔德不懂罢了。伯什克然木河两岸的山岭。远在公元11世纪的《突厥语大辞典》中，就记作“八尔罕山”，“八尔罕”也就是“布尔杭”，当时甚至被作为喀什噶尔的代称，可以想见11世纪之前这里的佛教事业是多么的发达；而“八尔罕山”间的佛教壁画洞窟想必还有很多处，只是大都被毁了。
1803年12月10日，原叶尔羌(今沙车) 帮办大臣和宁调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至1896年离任。在任期间，和宁著《回疆通志》12卷，其中记载了他继苏尔德之后，第二次考察三仙洞的实况：“迤北陡壁之半崖有石洞三，三洞中置石仙像。”论态度他比苏尔德有进步，但他仍未看懂洞中究竟是什么名堂，其实洞中并非道家仙，而是释迦佛。不过自这以后，“三仙洞”也就此得名了。
1979年9月问，喀什地区的有关人员陪同自治区博物馆负责同志前往考察，才真正揭开了三仙洞之谜。 洞窟所在的山岭多是积沙崖，土质松软粗糙，所以洞口虽高却并不深；窟顶呈纵卷式，规模也不算大。 半山间的3个宛如门柜的洞口，以中洞为最大。三洞都分前后二室，均前大后小。中洞前室内空无一物，其后室正中却保留有一个无头坐佛，佛身彩塑已剥蚀殆尽，仅余一座石胎。西洞在初凿时大约就不曾完工，壁上只见凿痕斑斑。 唯有东洞最为壮观：仅前室洞壁四周的70多个佛画像，就令人目不暇接。其顶部有莲花藻井，上绘的莲子尚粒粒可数；藻井四周又绘有高1尺多的坐佛像，光环耀眼色彩斑斓。其中有一坐佛的袈裟以彩色方格绘成，所著服饰为中国早期佛窟壁画所仅有。该洞后室又绘有一立佛像，造型与用色也为中国佛画中所罕见，充分体现了西域疏勒国人民丰富的想象力与高超的创作技巧。
佛教石窟艺术约于公元220—589年间传入我国内地。举世闻名的龙门石窟凿于公元500年，云岗石窟在公元453年，敦煌石窟在公元366年，库车克孜尔千佛洞约凿于公元180
年后的东汉末期——愈往西，洞窟开凿年代就愈早。据专家们考证并记录在《中国名胜词典》中有一段话：“三仙洞开凿年代在东汉时期，这是目前所知我国西部保存下来的最古的一处洞窟。”其历史价值之高是可以想见的。
佛画洞窟的出现，标志着佛教文化的发达，西域疏勒国是我国佛教传人最早地区之一，也就得到了印证。佛窟内佛造像与壁画艺术的成熟，也显示出疏勒国佛教地位的巩固；据时间推断，三仙洞大约开凿于臣盘在疏勒执政的晚期，如果开凿在库车克孜尔千佛洞之前，当不晚于公元l70年。三仙洞很可能是臣盘在疏勒国推行佛教后留下的唯一遗迹。
三仙洞自被发现后，200余年来，已有不少中外游人光顾。在中洞还能看到一个多世纪前重新修饰过的痕迹。洞壁上至今还保存有许多各种文字的题记。汉文中的题名以清代为多；外国的诸如英国斯坦因、法国伯希和、德国勒柯克、日本桔瑞超等，都曾造访三仙洞并留下题记，其中伯希和在1906年的题名至今可见。
坦驹岭大战
公元8世纪30年代之后，唐朝辖制之下的中亚西突厥各部发生分裂，四处骚扰西域各地。公元734年，突厥突骑施的一支劲旅企图强攻疏勒镇，疏勒镇守使夫蒙灵察按安西四镇节度使王斛斯指示，加强边备，力拒突骑施，保住了葱岭通道。
公元739年秋，突骑施又在中亚碎叶城发动叛乱，发兵占据了坦逻斯(今中亚哈萨克斯坦江布尔) 城。唐碛西节度使盖嘉运立即发兵进击‘在碎叶城以东的贺逻岭大败突骑施叛军。这时，住在坦逻斯城的黑姓可汗尔微特勤，闻讯后赶忙调遣突骑施军队，打算救援碎叶城。
盖嘉运当机立断，于9月22日火速征调能征惯战的疏勒镇守使夫蒙灵察，率领疏勒精兵以最快速度穿越疏勒西北的铁列克山口，在中亚会合拔汗那(今乌孜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国王阿悉烂达干的军队，奇袭坦逻斯城，一战即斩系了尔微特勤及其拔斯，其党羽皆四散逃走。夫蒙灵察招回了散的数万百姓，交还给拔汗那国王。这一仗，不仅保证了盖嘉运的唐军主力在碎叶城的全面胜利，而且使先前被大食（阿拉伯）和突骑施部裹胁的中亚各小国，纷纷前来归附唐朝。疏勒军民为保卫唐朝边疆又立奇功。
公元741年，西突厥达奚部落又反，发兵再攻碎叶城。唐玄宗闻报后，直接下令征调饱有作战经验的疏勒镇守使夫蒙灵察往击达奚部，其部将高仙芝在这一战役中击溃敌军主力，荣立战功。不久，夫蒙灵察由疏勒镇守使荣升安西四镇节度。
看见西域局势混乱，吐蕃又开始打安西四镇的主意，首先又拿小勃律开刀。吐蕃以武力为后盾，要挟迫使小勃律王与吐蕃公主成亲。一时间，附近的20余小国纷纷倒向了吐 蕃，丝绸之路又为之堵绝。当时的安西四镇节度使田仁琬、盖嘉运与夫蒙灵察诸将领，曾先后3次发兵征讨，均未成功。于是朝廷令安西四镇节度副使高仙芝领兵前去征讨。
公元747年8月底，高仙芝的1万大军齐集疏勒镇，令疏勒守捉使赵崇38为前部先锋，拨换(今阿克苏) 守捉使崇为接应，高仙芝与中使边令城统率唐军主力，浩浩荡荡越过葱岭，渡过播密州(为阿姆河在葱岭中之支流) 进入小勃律境。当时先锋赵崇现所率的30督9各硫勒铁骑，最先由北路进入吐蕾重兵把守的连云愿(在今阿富汗东北的萨尔哈榴一带) 。
当时连云逐内有吐蓄守军千余人；其南15里的山上又吐蕾兵八九千入。堡下有大河，水涨不可渡。在高仙芝的指挥下，赵祟耻率部与拔换军强渡激流，杀敌500，生擒千余，俘战马上千匹，一举攻克连云堡。之后，安西大军会绍于坦驹岭(今巴基斯坦北部达尔科特山口) 下，向敌军发动了罕见的猛烈攻势，首先击溃了小勃律叛军，活捉了小勃梯王与吐蕃公主。遭受惨重损失的吐蕃军主力全线溃退，唐军大获全胜。
这就是当时震撼中外的“坦驹岭大战”。
战役结束之后，葱岭之西的东罗马帝国与阿拉伯等72个国家受到强烈震慑，纷纷遣使修好，表示要和唐朝永结睦邻关系。
在这场战役中，疏勒的军民功不在小。为此，公元753年2月，疏勒首领兼耀建州司马裴国良去长安朝贡时，唐玄宗特地赐他紫袍与金鱼，并授予他“折冲都尉”的头衔，以示嘉奖。
再度丧失
公元55年，唐朝爆发了“安史之乱”，内战不巴无暇西顾。这时吐蕃又加强了对西域的军事攻势。唐朝在无法应付的情势下，于公元784年命令安西、北庭二大都护府全线撤回内地。但驻守西域的唐朝各族军民，不甘心投降退让，违旨不从朝渝，又继续抗战多年。吐蕃铁骑步步紧逼，公元790年攻陷了苦战到最后的北庭都护府；被迫逃亡的节度使杨袭古，也在第工年的10月间被回鹘骑兵袭杀。西域至此完全丧失。
在这悲壮撼人的空前血战中，疏勒都督府的军民，也以自己的血肉之躯谱写了辉煌的一页。
公元789年，中原僧人悟空(原名车奉朝，为唐朝官员，护送罽宾使者时在那里出家) ，在返国途中经过疏勒镇时，见到疏勒王、大都督裴冷冷与疏勒镇守使鲁阳，仍然在原地率领全体军民，在吐蕃大军的苦逼围困下，不辞艰险奋力镇守。
在“安史之乱”后35年，又值西域局势近于穷途来路之肮酿钧都督府军民依旧满坏信心矢忠唐朝，为维护祖国的统一，竭尽了最后的努力。
疏勒 - 历史名人 高僧裴慧琳
公元2世纪后，为了向中原地区广泛传播佛教文化，在蜂拥东进的众多西域佛教徒中，曾出现过鸠摩罗什、佛图澄与裴慧琳这三位贡献卓著的佛学巨子。前两人都是西域龟兹人，而裴慧琳则是唐代西域疏勒国著名高僧。
裴慧琳(公元737—820年) ，青年时自故乡疏勒到达内地，积极传播佛教文化，后来到唐朝京城长安，居住在名刹西明寺内。他不仅精通本民族语言文化和梵文佛教经典，经过长期刻苦学习，对汉语言文化和汉文典籍也同样有精深研究，文书称他“内持密藏，外究儒流，博及群经，精通训诂”，学识的博大宏富，为当时甚至后世许多学者所不及。然而他的最大
贡献还不仅仅是佛学文化，而是花费了整整25年用汉文编纂出了一部长达100卷的《一切经音义》。
裴慧琳编写《一切经音义》的直接目的是对汉文佛经及其他佛教著作进行训释。在编写的过程中，为了力求内容翔实准确，他广采博引了诸如《说文》、《字林》、《玉篇》、《字统》、《古今正字》、《切韵》等字典韵书，而且承继参考了玄应、慧苑、云公、窥基等各家的佛经音义著作。这部著作不仅有丰富的佛学知识，而且还是汉语言文字学的名作，其中还包括大量有关历史、地理、物产、民情及风俗等方面的珍贵资料，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所以史书盛誉这部著作“精心结撰，无美不备”(《宋高僧传》) 。
这部作品在当时和后世发生过重大影响，不少著名学者都曾悉心研究考证。因这部书博引古代的字书、韵书来解释佛经的音义，凡是字书与韵书所没有的，他又广引经史子集予以注释，所以直到今天仍然是佛学和古汉语学者的案头必备之书。辽代和尚希麟又在这部著作的基础上作《续一切经音义》10卷；裴慧琳的《一切经音义》在后世还广泛流传到朝鲜 。日本和东南亚许多通用汉文的地方。
疏勒王臣盘
由于班超的借重，疏勒国在东汉时期迅速发展壮大为西域一大强国，其全盛时期，邻近诸如莎车等12个小国全都并 入疏勒。臣盘于公元120年执政后，与汉朝中央政权的关系极为密切。公元127年，因臣盘曾极力协助班超之子班勇再次为汉朝收复西域，被汉朝封为汉大都尉，又封臣盘的侄子为疏勒守国司马。
自公元127年至144年问，疏勒王臣盘又多次向汉顺帝进贡方物并派自己的儿子到洛阳作汉朝的侍子。在臣盘的贡物中，如狮子、封牛（亦称“瘤牛”) 和青金石（一种药材) 等，大多来自大宛和大月氏。大月氏贵霜王朝与臣盘关系极好，与罗马帝国也有频繁的通商关系，所以很多罗马的货物也都由埃及经红海运到大月氏，再经疏勒王臣盘之手转送到我国内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疏勒王臣盘在中两关系史上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公元132年，西域于阗国发起政变，与汉朝对立；汉朝通过敦煌太守徐繇调遣疏勒国军队前往平乱。臣盘欣然领命，发兵2万余进击于阗，大获全胜，为汉朝收复于阂，并使丝绸之路南道再度开放。
公元168年，疏勒国大臣和得见臣盘年迈，急于篡权谋位，在臣盘外出打猎时，放暗箭射死了臣盘。和得自立为疏勒王。公元170年；汉朝为了给汉大都尉、疏勒王臣盘复仇；派遣凉州刺史孟陀的部将任涉，会同戊己校尉曹宽、西域长史张宴，率敦煌、焉耆、龟兹诸地大军3万余人攻讨疏勒国，将和得围在疏勒帧中城40余天，后久攻末克不得已撤军。
不久，和得又被拥戴臣盘的反对派杀死，继任的疏勒王们也连相杀害。此时东汉已是国力日衰，也无力禁止；但忠于祖国的疏勒王臣盘的英名，却不会被人民忘却。
疏勒 - 疏勒乐曲 唐朝著名诗人元稹的《新题乐府》中，有一首名为《法曲》的诗，描写了唐代西域舞乐在内地流传的盛况：
女为胡妇学胡妆，
伎伎胡音务多乐，
《火凤》久声沉多咽绝，
《春莺啭》罢长萧索。
可以看出，《火凤》和《春莺啭》是当时颇有影响的流行歌曲；前者以慷概悲壮见长，后者则以凄婉清丽取胜。《春莺啭》为西域龟兹乐师白明达所作，而《火凤》的作者，在唐代《通典》中有专文介绍：“太宗贞观末，有裴神符妙解琵琶。初唯作《胜蛮奴》、《火风》、《倾杯乐》三曲，声度清美，太宗悦之。高祖之末，其技盛流于时矣。”
这位在初唐时倔起于宫廷而饮誉于民间的著名作曲家；便是西域疏勒籍乐师裴神符。
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知道，裴神将大约在唐高祖李渊在位时已担任了唐朝宫廷乐师，而且已经颇负盛名。到太宗世民时，裴神符依然受到器重。从元稹的诗中又可以看出，裴神符以《火凤》为代表的三首名曲，又是作为唐代中原音乐“胡”化的标志而出现，可见古代西域疏勒乐舞对中原文化的发展，有过极深的影响。唐人崔令钦《教坊记》中所列名曲录中，裴神符创作的《倾杯乐》便在其中。裴神符不愧是《疏勒乐》在内地传播的著名代表人物。
今日的喀什噶尔，素以“歌舞之乡”著称，其渊源当追溯到我国汉代就已产生的疏勒乐舞。《疏勒乐》到魏晋时期日臻完美，在西域已极有影响，我国南北朝前后魏时期——大约在北魏太武帝太延二年即公元436年前后，正式传入中原地区。隋代时在内地已十分流行。据《隋书》卷l 5记载：“(《疏勒乐》) 乐器有竖箜篌、琵琶、五弦、笛、箫、筚篥、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等十种，为一部十二人。”即一部《疏勒乐》13名乐工演奏10种乐器，乐队的器乐和人员编制已经定型。
《疏勒乐》的伴舞《疏勒乐》的伴舞图册《疏勒乐》在演奏曲目时，也很有讲究，它有“歌曲”“舞曲”和’“解曲”三种形式。“歌曲”是专为唱歌时伴奏的曲子，其名称叫；“亢利死让乐”’“舞曲”是专为舞蹈伴奏的曲子，其名称叫“远服”；“解曲”的专称叫“盐”，是吸收了突厥乐曲后改编的《疏勒乐》专用曲调，有时也被直指为“疏勒盐”，可能是演奏达到高潮载歌载舞时使用的欢快乐曲。由此可知；《疏勒乐》不仅是”套器乐曲的演奏，其中还包括声乐和舞蹈各种形式。《疏勒乐》表演的场面想必是极其热烈欢快的，无怪乎在宫廷和民间都受到广泛的喜爱和欢迎，
唐贞观年间(公元629--649年) ，著名的疏勒乐师裴神符所创作的《火凤》曲，就是—一首《疏勒乐》的“歌曲”。当时在内地曾众口传唱，并被多次改编，如后来唐宫廷乐“法曲部”中的《真火凤》、“胡曲部”中的《急火凤》，都是根据《火凤》改编的。又据《唐会要》卷33中所记，《火凤》曲列于林钟宫调时，又改名为《舞鹤盐》，而“盐”正是《疏勒乐》中的“解曲”，可知《疏勒乐》经裴神符改编后，在内地引起多么大的反响。
裴神符的《倾杯乐》，可能是根据当时阿拉伯(大食) 乐曲改编的，曲调激越奔腾；唐玄宗时(公元713--756年）被用于为百匹骏马跳跃起舞时的马舞伴奏曲，唐代的《明皇杂录》
中，曾对用《倾杯乐》曲为群马伴舞的壮观场面作过精彩的描述。
裴神符不仅仅是一位著名的作曲家，同时还是一位著名的器乐演奏家和改革家。
《通典》中说：“旧弹琵琶，皆用木拨之。大唐贞观中，始有手弹之法，今所谓‘掐琵琶’者是也。”可琵琶在唐代之前一直是用木片来弹奏的。如果至今仍用木片弹奏，那么《丝路花雨》中“反弹琵琶舞”就绝不会那么自如而动人了。《新唐书 礼乐志》中记道：“五弦如琵琶而小，北国所出，旧以木弹拔。乐工裴神符即以手弹，太宗悦签。后人习为掐琵琶。”庸人段安节的《琵茵录》中也有同样记载。把木片拨奏代之以手指弹拔，对丰富和发展琵琶的演奏技巧和表现力，有很重要的意义，这无疑也是古疏勒东师对祖国器乐艺术的一项贡献。
《疏勒乐》在内地的传播者，应当还有许多许多人，但大多未能留下姓名。目前所知道的除裴神符外，还有唐贞元年间(公元785—805年) 活跃在宫廷中的疏勒籍乐师裴兴织，他在琵琶演奏方面也颇负盛名。
疏勒 - 地理位置与命名的考证 今天喀什地区自英吉沙县以北、包括今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广大地域，两汉以来的汉文史籍中，都称之为西域“疏勒国”；从魏晋到宋代，“疏勒国”的地盘又要加上今莎车县以南到皮山县这片地方。疏勒国的首府，在西汉时
被称作“疏勒城”，也就是今日的喀什市。
在古代的西域，这种一个城邦或地区性政权称为一个“国”的现象，一直到明代还存在着，正如《明史·西域传》所说：“地大者称国，小者止称地面”，形式上只同于我国内地王族受封的诸侯国，不能混同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国家”这一概念；就像周代时的800诸侯、战国时的7国一样，都是中华民族所建中央政权之下的地方性政权。
对于“疏勒”之称，古籍中也有记作“沙勒”，其实都是“疏勒”的同音异泽。由中心城池的名称，推演为地区或邦国的名称，是古代地名演化的常见规律。
在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就附有这样一段话：“旧疏勒者，乃称其城号，正音宜云‘室利讫栗多底’。”就是“疏勒”在开始时只是首府的城名，而国名的正规叫法应是“室利讫栗多底”。
“室利讫栗多底”中的“室利”一音，有人认为正是“疏勒”的对音；而“室利讫栗多底”大约是“疏勒人国”的意思，其中“讫”这个音，含有“某地人”之义，正如突厥语把和田人称作“忽炭讫”一样，唐玄奘到疏勒时，是操突厥语民族在当地居民中占优势的时候。尽管玄奘并未向后人解释“疏勒”这一名称的含义，但已可以得知“疏勒”应该先是城名，而后才为国名的。
至于后世以“疏勒”之称命名的唐代的镇与都督府，还有清代的直隶州(l884年置) 与府(1902年置) ，以及民国至今的县，都是由西汉时的旧称沿袭或派生的；即使清代以后的疏勒与今日的喀什市已是两地两名，但究其根底，仍是同出一源。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今日的喀什在古代被称作疏勒外，在我国其他地方还有好几个叫疏
勒的地名。这在新疆的地名中是比较少见的。
如在今北疆奇台县阳近就有一座古疏勒城，当地俗称“石城子”。史载东汉戊校尉耿恭曾于公元75年在此城驻守，留下过“疏勒拜泉退匈奴”的千古佳话。
再一座疏勒城，则在今甘肃省安西县境内，古代亦称之为“瓠轳城”，因位于当地的疏勒河畔而得名，以致使清代学者椿园认为“疑即疏勒国，古迹虽无可考，而犹呼其水曰‘疏勒河’也。”这当然是不正确的。
以上两座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古疏勒城，久已湮没无闻，而疏勒河却是至今犹存的。溯河东向，沿疏勒河南岸，在今青海省北缘，：又有一个以“疏勒”命名的地方——疏勒南山，这便是疏勒河的发源之地。这么多山、水、城、国虽在不同地域，在古代却都冠以“疏勒”之名，说明这个名称在我国历史上是很有影响的。 这会不会是古代的某一个部族，从河西走廊的东部逐渐向西、再往南迁徒的过程中，在自己居住过的主要地方留下的地名呢? 这是一个很诱人的推测，但也是一个很困难的课题至少目前还无法回答。
要确定疏勒地名的含义，关键是要弄清起名的是古代哪一部族及其所操的究竟是什么方言，可这恰好是最说不清的。因此，对于“疏勒”这—地名，，国内外史地学界就有好多种解释。择其要者，有以下几种说法较有代表性。
其一，据日本学者白乌库吉考证说：“今日的喀什噶尔，为汉代的疏勒。突厥语称‘水’为Su ，称‘有水’为Suluk(音‘苏智克’) 。喀什噶尔地域水草美好，故得此名。”白乌库吉认为“疏勒”即古突厥语Suluk 的汉语泽法，含义是“有水(之地) ”。
其二，、认为这是属于印欧语系中古东伊兰语族的粟特语。在纪元前就生活在今中亚索格底亚那的粟特人，同时操两种方言，其中之一为“L ”方言，主要流行于常年外出经商的粟特人中而分布在今新疆地区。据“L ”方言，粟特(Soghd)族名的尾音“d ”就变为“L ”，Soghd(读如“索格德”) 一词便显示为Soghl （读如“索合勒”）。公元前128年左右，张骞窍到疏勒后，就摹拟当地人的读音，将粟特语的‘索合勒”译为汉文的“疏勒”。也就是说，“疏勒”这一地名是古代的栗特人用自己部族的名称，来为这里命名的。
其三，钱伯泉同志在《Seves 考》一文的附记中认为，“疏勒”是古匈奴语“黄色”之意。钱文以为，今蒙古高原的色楞格河流域是匈奴人的发源地，而“色楞格”在汉文古籍中也译为“黄色”。“色楞格”一词的发音与“疏勒”相同。在张骞通西域之前，匈奴已统治天山南北多年，而匈奴人看见“喀什周围土层厚，春天冰融雪消，疏勒河水呈黄色”，所以就把这一带也称为“色楞格”——疏勒。
其他，也有认为“疏勒”地名，是公元前176年左右自河西走廊一带西迁的大月氏人留下的，也有认为是被大月氏人西迁时击败并迁居到这里的塞人所起的名字。这也仅仅是推测，而且也无助于说明大月氏或塞人所起“疏勒”这个名称，究竟是什么意思。
地名本身是一种语言的产物，从语言学着眼来探究“疏勒”的语源，当然极有价值。但这里有两个前提必须弄准确。第一，“疏勒”这——地名，至少在西汉张骞通西域时已经有了，即产生在公元前128年之前，如在《穆天子传》中所记的“曹奴”，就很RJ 能是“疏
勒”的更早汉文译法。那么，只有在这之前就居住在这里的土著部族才有资格起“疏勒”这个地名。·’第二，具体的语言，总是和具体的民族紧密联系的。如果不弄清公元前128年之前生活在这里的究竟是哪一个部族，就无法弄清这一部族究竟操什么语言。这样，“疏勒”这一地名究竟是什么语言，又是什么意思，当然就更说不清。
据此来考察以上几种关于“疏勒”地名的解释，就不免都有这样或那样说不通的地方。
首先说突威语“有水”这一解释。众所周知，我国西北突厥民族的逐步形成，还是魏晋之后的事情；而西突肠大规模西迁西域，又是在公元五六世纪间，很难设想他们在尚未形成前的六七百年前，会跑到疏勒去起地名。这种解释是欠慎重的。
再看疏勒地名的“粟特说”。中亚粟特人高度发达的语言文字，曾经对我国古代西北民族，特别是对后起的突照与回鹘产生过深刻影响。而且据11世纪喀什噶尔人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辞典》记载，在当时的喀什噶尔附近，居住过相当多的粟特(坎杰克) 人村落，粟特语也是当时当地流行的一种方言。但是粟特人的发源地远在喀什以西的中亚腹地，虽然粟特人在纪元前的好几个世纪里就以善于经商闻名，但真正开始大规模地跨跃帕米尔高原、到古疏勒定居以至到中原内地经商，那还是公元2世纪以后的事情，这有我国大量出土的粟特语文献为证。
另一方面，外出经商而操“L ”方言的粟特人，只称自己为“萃利”或“萃利克”，而汉文古籍对之也只译为“苏哩”或“修利”；虽然的确与“疏勒”音近，但却入未与“疏勒”混淆而相提并论。
匈奴在西汉时就曾征服过西域，这倒不假；但匈奴涉足域究竟深到什么地步，却要详加考察。匈奴故地在我国北的蒙古高原，生活方式以游牧行猎为主，“逐水草而”，很是飘忽不定；对早在3000年前就已开始农业定居的疏勒绿洲人的生活方式，是不会习惯的，很难说会有一文匈奴部落在这里长期定居，并从而为之起名的。再者，从史书上考查，匈奴之到西域，向来是以征服者的面孔出现的，他们要征服的是早已有人居住并应该早有地名的地方，把征服者故乡一条河流的名称，强加给被征服者，是很难让被奴役的当地人接受的。况且，“疏勒”这个地名，也应该是早在匈奴进入天山以南之前就已有了的。
用“喀什噶尔”取代“疏勒”，—般认为是在我国宋、元以后，这是以汉文正史引用的时间为标准的。实际上，“喀什噶尔”这一名称的最初使用，应该上溯到6世纪初突厥人大批进入西域前后。到公元10世纪的宋代史料中仍称之为“疏勒”，那不过是官方的习惯性沿用而已。
用“喀什”代称“喀什噶尔”，是今天的一种简化使用，殊不知恰恰是恢复了最初的叫法。4世纪初的《魏略》中，已开始将“疏勒”改称为“竭石”，这与“疏勒”之音相去甚远，似乎这时已换了一个新的名称；但可能旧名“疏勒”当时也并未消失，使用旧称的人更多些，故“竭石”一称并不普及，或许只是疏勒国新当权的统治者自己这样称呼罢了。
公元644年，唐玄樊到此地时，曾明确记这里为“袪沙国”。由于玄奘对西域地名往往附会为音读相近的梵语(古印度语) ，没能按照当地人的实际发音作准确译写，所以“祛沙”之称未能引起人们注意而在汉文史籍中普及。
在唐代的佛教经典《孔雀王咒经》中已有了“Khasa ”一名的记载，僧加婆罗译本中即写作“迦舍”——这可以看作是“竭石”或“袪沙”的另一种译写法。说明佛教徒们对这里地名的变化比官方的汉文史料注意的更早。
不过，从唐代开始，官方还是注意到达一变化了。尽管唐朝仍按西汉旧称命名这里为“疏勒镇”与“疏勒都督府”，封其都督为“疏勒王”，但在新、旧《唐书》中，都明确记载疏勒国“王居伽师城”；首府称“伽师”(当然并不是今日的伽师县，而是今日的喀什市) ，这显然又是“竭石”、“迦舍”或“祛沙”这些译写方法的又一个补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