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针在危急关头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八七”会议。 中央档案馆馆藏档案中有一份“八七”会议的会议记录原件，曾有人怀疑这份会议记录的真实性，也有人说该记录是为了向共产国际作报告而在事后追记的。作为会议参加者之一的陆定一，在看了这份会议记录之后，判定它的真实性无可怀疑，并非事后追记。这份原件用纸8开大小，有20页，共12000余字。当时正处于白色恐怖时期，为便于携带，记录的字体非常小，但是仍然很清楚地记录了会议的整个过程。在现存关于“八七”会议的档案中，这份原件是最完整的，它为我们认识和研究“八七”会议提供了真实而宝贵的历史见证。 延期召开的紧急会议 1927年8月7日，“八七”会议在武汉汉口的一栋公寓式楼房里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21人，其中有中央委员10人：罗迈(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中央候补委员3人：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2人：杨匏安、王荷波；共青团中央委员3人：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代表1人：彭公达，湖北代表1人：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1人：王一飞。邓小平同志是中央秘书，负责筹备并参加了这次会议。此外，还有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另外两位俄国同志。 会议由李维汉主持，他简略讲了中央的一些情况，如鲍罗廷已经回国，共产国际派罗明纳兹来担任驻中国代表。他还说，共产国际来了“训令”，指出中国党内有机会主义，应召开紧急会议来清算这个错误倾向，并改组中央等等。他同时说明这次会议是由瞿秋白、张太雷、李维汉和罗明纳兹一起筹备的，原定于7月28日召开，因为通知开会困难和来不及准备报告，才延期到8月7日。直到当天，到会的中央委员还不到半数，地方党组织只有湖北、湖南有代表参加，因此会议不能称为中央全会，而是紧急会议。李维汉宣布会议的议程是三项：共产国际代表作报告；中央常委代表作报告，报告人为瞿秋白；改组中央政治局。 当天上午由罗明纳兹作长篇报告，瞿秋白担任翻译。下午讨论罗明纳兹的报告时，毛泽东第一个发言，他总共谈了四个问题：一是国民党问题。他说，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认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这是一大错误。二是农民问题。毛泽东指出，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就不同了：毛泽东进一步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受到陈独秀否定的事例说明，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三是军事问题。毛泽东批评党此前不做军事运动，指出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四是组织问题。毛泽东指出，以后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下级的报告，然后才能由不革命的转入革命的。 在毛泽东发言之后，邓中夏、蔡和森、瞿秋白等人也纷纷作了发言，均表示拥护共产国际代表的报告，同意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并就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谈了自己的意见。在众人发言之后，共产国际代表作了总结性发言，他着重讲了革命形势和革命性质。随后进行表决，一致通过了《告全党党员书》。《告全党党员书》强调指出：“无产阶级政党不怕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如果共产主义者不能无所畏惧无所忌讳的批评党的错误，疏忽和缺点，那么，共产主义者也就完了。我们的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 接着，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作党的新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任务，提出了党的策略是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并据此提出三条具体方针：第一，要注意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要注意揭露汪精卫反革命的假面具；第二，要注意群众，团结真正的左派；第三，在革命中组织临时的革命政府。瞿秋白报告后，会议讨论通过了《最近职工运动决议案》、《最近农民运动的决议案》和《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等文件，并追认批准了1927年7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等文件。这些文件都没有成文，只由主持人讲一讲大意和读一读稿子，即交代表们表决。表决时，没有发生分歧意见，很快就通过了，然后由中央常委们去做文字修改。会议所通过的《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指出：“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来发动和组织农民举行秋收暴动。会议所通过的《最近职工运动决议案》指出：“工人阶级应时刻的准备能领导并参加武装暴动，以乡村农民之胜利为依据，推翻反革命政权，而建立革命平民的民权的城市政府。” 会议最后选举临时政治局成员。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的9人分别是：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罗迈、任弼时、彭湃；候补委员7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会议没有作出撤销陈独秀职务的决定，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时，也很少点陈独秀的名，因为他还是共产党员，大家仍希望他能改正错误，继续在党内工作。 “八七”会议的功过评析 “八七”会议的首要功绩，是对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一次猛烈开火，宣告陈独秀路线的结束，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罗明纳兹的报告中，一开始就指出陈独秀犯了不要农民、只要资产阶级和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认为：“陈独秀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为了拉住资产阶级，对国民党让步，使我们党失去独立性，以至于国民党赶跑我们，杀戮我们。” 毛泽东在会议发言中用很生动的事例批评陈独秀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错误。他把国民党比作等着人家去住的新房子，而党的领导人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其后像新娘子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这所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没有当房子主人的决心。其他同志也尖锐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蔡和森很激动地说，陈独秀是以几个国民党上层领袖的意志为转移，一味退却，一直反对所谓“过火”行动，简直和国民党一样。他还提出家长制非打倒不可。邓中夏、任弼时同志发言时也很激动，集中批评陈独秀不发动群众、不实行土地革命的错误。这些批评都切中要害。 “八七”会议的第二个功绩，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关于土地革命问题，早在1926年11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就曾指出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的“中心问题”，斯大林也指出，“把中国农民卷入革命愈迅速愈彻底，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战线就
愈有力愈强大”，中国共产党“应当满足农民最切身的要求”。因此党的五大把减租减息政策推进到没收大中地主土地的政策，但是陈独秀拒绝执行，党内对土地问题进行多次讨论，也总是没有真正的行动。“八七”会议上，罗明纳兹强调“目前中国已进到土地革命时期。土地革命可以引导中国到另一个新阶段。尖锐批判过去党的政策是反工农的，是可耻的。”瞿秋白在代表政治局常委会的报告中指出，当前“土地革命已进到最高点”，要通过组织农民暴动来实行土地革命。任弼时也尖锐地批评党中央没有实行土地革命的决心，甚至创造一种理论说土地革命是很长远的过程，而不知道是目前的行动纲领。“八七”会议通过的《告全党党员书》，明确指出了“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中心问题”。确定土地革命为我们的总方针，不论从理论上和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都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不实行土地革命，就不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同时，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己很难在城市活动，必须转移到农村，如果不发动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就没有群众基础，甚至没有立足之地。 关于武装斗争问题，罗明纳兹在报告中没有明确指出，瞿秋白只是说要组织农民暴动来实行土地革命。对这个问题讲得比较透彻的是毛泽东，他说：“从前我们指责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不做农民运动；我们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却不管军事，新的政治局应当注意军事问题。”会议确定要举行湘、鄂、粤、赣四省秋收起义。毛泽东强调秋收起义非军事不可，“须知政权是要由枪杆子去取得的”，这句话发展为后来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著名论断。但是，会议对武装斗争的战略问题并没有认真讨论过，大家的想法只是要像孙中山那样，在广东建立根据地，然后进行北伐，还没有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这是因为会议虽然提出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是党的总方针，但实际上党的工作重心还没有放在武装斗争上面，城市中心论的错误观点没有受到批判，党内多数领导同志也缺乏武装斗争的经验。直到毛泽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重要文章发表后，我们党才有了系统、完整的武装斗争的战略策略思想。 “八七”会议的历史功绩巨大，这是无可置疑的。但会议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主要是对中国的资产阶级作了不正确的判断和提出所谓“不断革命”。此外，“八七”会议没有指出中国革命处于暂时的低潮，而认为是持续高涨，形势一直是好的；过分强调了进攻，却不懂得实行必要的退却，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对于党的领导成员，过分强调工人成分，这些也都是“左”的表现。会议决定继续使用国民党的名义，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革命斗争所应有的影响。 总之，现在回顾“八七”会议，它在我党历史上是有重要功绩的，这是主要方面；缺点、错误也是存在的，是次要方面。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针在危急关头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八七”会议。 中央档案馆馆藏档案中有一份“八七”会议的会议记录原件，曾有人怀疑这份会议记录的真实性，也有人说该记录是为了向共产国际作报告而在事后追记的。作为会议参加者之一的陆定一，在看了这份会议记录之后，判定它的真实性无可怀疑，并非事后追记。这份原件用纸8开大小，有20页，共12000余字。当时正处于白色恐怖时期，为便于携带，记录的字体非常小，但是仍然很清楚地记录了会议的整个过程。在现存关于“八七”会议的档案中，这份原件是最完整的，它为我们认识和研究“八七”会议提供了真实而宝贵的历史见证。 延期召开的紧急会议 1927年8月7日，“八七”会议在武汉汉口的一栋公寓式楼房里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21人，其中有中央委员10人：罗迈(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中央候补委员3人：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2人：杨匏安、王荷波；共青团中央委员3人：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代表1人：彭公达，湖北代表1人：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1人：王一飞。邓小平同志是中央秘书，负责筹备并参加了这次会议。此外，还有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另外两位俄国同志。 会议由李维汉主持，他简略讲了中央的一些情况，如鲍罗廷已经回国，共产国际派罗明纳兹来担任驻中国代表。他还说，共产国际来了“训令”，指出中国党内有机会主义，应召开紧急会议来清算这个错误倾向，并改组中央等等。他同时说明这次会议是由瞿秋白、张太雷、李维汉和罗明纳兹一起筹备的，原定于7月28日召开，因为通知开会困难和来不及准备报告，才延期到8月7日。直到当天，到会的中央委员还不到半数，地方党组织只有湖北、湖南有代表参加，因此会议不能称为中央全会，而是紧急会议。李维汉宣布会议的议程是三项：共产国际代表作报告；中央常委代表作报告，报告人为瞿秋白；改组中央政治局。 当天上午由罗明纳兹作长篇报告，瞿秋白担任翻译。下午讨论罗明纳兹的报告时，毛泽东第一个发言，他总共谈了四个问题：一是国民党问题。他说，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认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这是一大错误。二是农民问题。毛泽东指出，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就不同了：毛泽东进一步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受到陈独秀否定的事例说明，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三是军事问题。毛泽东批评党此前不做军事运动，指出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四是组织问题。毛泽东指出，以后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下级的报告，然后才能由不革命的转入革命的。 在毛泽东发言之后，邓中夏、蔡和森、瞿秋白等人也纷纷作了发言，均表示拥护共产国际代表的报告，同意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并就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谈了自己的意见。在众人发言之后，共产国际代表作了总结性发言，他着重讲了革命形势和革命性质。随后进行表决，一致通过了《告全党党员书》。《告全党党员书》强调指出：“无产阶级政党不怕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如果共产主义者不能无所畏惧无所忌讳的批评党的错误，疏忽和缺点，那么，共产主义者也就完了。我们的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 接着，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作党的新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任务，提出了党的策略是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并据此提出三条具体方针：第一，要注意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要注意揭露汪精卫反革命的假面具；第二，要注意群众，团结真正的左派；第三，在革命中组织临时的革命政府。瞿秋白报告后，会议讨论通过了《最近职工运动决议案》、《最近农民运动的决议案》和《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等文件，并追认批准了1927年7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等文件。这些文件都没有成文，只由主持人讲一讲大意和读一读稿子，即交代表们表决。表决时，没有发生分歧意见，很快就通过了，然后由中央常委们去做文字修改。会议所通过的《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指出：“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来发动和组织农民举行秋收暴动。会议所通过的《最近职工运动决议案》指出：“工人阶级应时刻的准备能领导并参加武装暴动，以乡村农民之胜利为依据，推翻反革命政权，而建立革命平民的民权的城市政府。” 会议最后选举临时政治局成员。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的9人分别是：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罗迈、任弼时、彭湃；候补委员7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会议没有作出撤销陈独秀职务的决定，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时，也很少点陈独秀的名，因为他还是共产党员，大家仍希望他能改正错误，继续在党内工作。 “八七”会议的功过评析 “八七”会议的首要功绩，是对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一次猛烈开火，宣告陈独秀路线的结束，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罗明纳兹的报告中，一开始就指出陈独秀犯了不要农民、只要资产阶级和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认为：“陈独秀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为了拉住资产阶级，对国民党让步，使我们党失去独立性，以至于国民党赶跑我们，杀戮我们。” 毛泽东在会议发言中用很生动的事例批评陈独秀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错误。他把国民党比作等着人家去住的新房子，而党的领导人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其后像新娘子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这所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没有当房子主人的决心。其他同志也尖锐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蔡和森很激动地说，陈独秀是以几个国民党上层领袖的意志为转移，一味退却，一直反对所谓“过火”行动，简直和国民党一样。他还提出家长制非打倒不可。邓中夏、任弼时同志发言时也很激动，集中批评陈独秀不发动群众、不实行土地革命的错误。这些批评都切中要害。 “八七”会议的第二个功绩，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关于土地革命问题，早在1926年11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就曾指出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的“中心问题”，斯大林也指出，“把中国农民卷入革命愈迅速愈彻底，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战线就
愈有力愈强大”，中国共产党“应当满足农民最切身的要求”。因此党的五大把减租减息政策推进到没收大中地主土地的政策，但是陈独秀拒绝执行，党内对土地问题进行多次讨论，也总是没有真正的行动。“八七”会议上，罗明纳兹强调“目前中国已进到土地革命时期。土地革命可以引导中国到另一个新阶段。尖锐批判过去党的政策是反工农的，是可耻的。”瞿秋白在代表政治局常委会的报告中指出，当前“土地革命已进到最高点”，要通过组织农民暴动来实行土地革命。任弼时也尖锐地批评党中央没有实行土地革命的决心，甚至创造一种理论说土地革命是很长远的过程，而不知道是目前的行动纲领。“八七”会议通过的《告全党党员书》，明确指出了“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中心问题”。确定土地革命为我们的总方针，不论从理论上和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都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不实行土地革命，就不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同时，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己很难在城市活动，必须转移到农村，如果不发动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就没有群众基础，甚至没有立足之地。 关于武装斗争问题，罗明纳兹在报告中没有明确指出，瞿秋白只是说要组织农民暴动来实行土地革命。对这个问题讲得比较透彻的是毛泽东，他说：“从前我们指责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不做农民运动；我们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却不管军事，新的政治局应当注意军事问题。”会议确定要举行湘、鄂、粤、赣四省秋收起义。毛泽东强调秋收起义非军事不可，“须知政权是要由枪杆子去取得的”，这句话发展为后来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著名论断。但是，会议对武装斗争的战略问题并没有认真讨论过，大家的想法只是要像孙中山那样，在广东建立根据地，然后进行北伐，还没有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这是因为会议虽然提出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是党的总方针，但实际上党的工作重心还没有放在武装斗争上面，城市中心论的错误观点没有受到批判，党内多数领导同志也缺乏武装斗争的经验。直到毛泽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重要文章发表后，我们党才有了系统、完整的武装斗争的战略策略思想。 “八七”会议的历史功绩巨大，这是无可置疑的。但会议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主要是对中国的资产阶级作了不正确的判断和提出所谓“不断革命”。此外，“八七”会议没有指出中国革命处于暂时的低潮，而认为是持续高涨，形势一直是好的；过分强调了进攻，却不懂得实行必要的退却，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对于党的领导成员，过分强调工人成分，这些也都是“左”的表现。会议决定继续使用国民党的名义，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革命斗争所应有的影响。 总之，现在回顾“八七”会议，它在我党历史上是有重要功绩的，这是主要方面；缺点、错误也是存在的，是次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