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室的花朵
奈莉・萨克斯于1891年12月10日出生于柏林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犹太家庭，原名莱奥妮・萨克斯。母亲名为玛格丽特・萨克斯，父亲威廉・萨克斯是一位发明家、制造商和业余钢琴家，萨克斯是家中的独生女。这是一个信奉自由主义的家庭，接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
萨克斯幼年由于健康关系，在家中跟随家庭教师学习舞蹈和音乐，之后进入柏林高等女子学校学习。她从小就显示出舞蹈的天赋，曾一度希望成为一名舞蹈家，但萨克斯的父母出于保护女儿的目的，并不赞同萨克斯从事舞蹈事业。
萨克斯的童年生活是寂寞的。在父亲如图书馆般藏书丰富的书房里，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的优秀作品令这个孤单的孩子着迷不已，她阅读了大量歌德、席勒等作家的作品。萨克斯17岁开始学习诗歌写作，创作了带有神话色彩的木偶剧，但她从未向人提起过她在偷偷写诗。在萨克斯早期的诗中，不止一次地出现了一个恋人的男性形象。十七岁时，萨克斯爱上了一位非犹太裔男子，遭到父母的强烈反对。萨克斯一生中惟一的一次爱情最终以失望而告终，这给她带来严重的精神创伤，导致她徘徊在生死边缘长达两年之久。此后，萨克斯的健康状况一直令人担忧，终身未婚。
从小得到父母细心呵护的萨克斯性格内向而羞怯，她拒绝一切社交活动，仅与少数极为女性朋友保持联络。15岁时，萨克斯读完瑞典著名小说家塞尔玛・拉格洛芙的《游斯达柏林世家传奇》后，与这位作家进行了通信交流，开始了她们大约长达35年之久的友谊。
不幸的伤痛
1930年，萨克斯父亲故去，她从此便与母亲相依为命。1933年，纳粹上台，作为一名犹太人的萨克斯饱尝辛酸，她内心的恐惧与日俱增，以至于一度丧失语言能力。1940年，在纳粹排犹的恐怖中煎熬长达七年之久后，萨克斯和她年迈的母亲得到拉格洛芙的帮助，在原本将会被关进集中营的前一星期，乘坐最后一班飞机逃离德国，流亡瑞典。不幸的是，萨克斯的其他亲人在纳粹集中营中全部遇难。萨克斯到达瑞典时，拉格洛芙去世。从此，萨克斯再也没有回到故国，仅在1960年因领奖而到德国，但对于年轻一代的德国人，萨克斯还是心怀宽恕，并和战后许多以德语为母语的作家联系紧密，如恩岑斯贝格，英格褒・巴赫曼等。
萨克斯母女定居于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并于1953年加入瑞典国籍。在南斯德哥尔摩，母女二人住在狭小的两居室内。多年来，萨克斯独自一人照顾母亲，学习瑞典语，将瑞典诗人埃盖洛夫，文贝里等人的作品翻译成德语，以维持生计。1950年2月，萨克斯母亲逝世，这对萨克斯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打击。此后，萨克斯饱受幻觉、迫害妄想症的折磨，甚至在精神疗养院接受长达几年的治疗。但在医院治疗期间，萨克斯也从未停止过写作。幸而萨克斯病情终于好转，得以出院独自生活，然而她的精神状态依然脆弱敏感。
忘年的友情
萨克斯与犹太诗人保罗・策兰的友情至今为人津津乐道。策兰生于泽诺维奇（原属奥匈帝国，今属乌克兰）一个讲德语的犹太家庭，父母惨死于纳粹集中营，策兰本人也历经磨难。策兰一名在拉丁文中表示“隐藏或保密了什么”，策兰以此为名，说明了他悲剧性的内心世界，也解释了为何他最终跳入巴黎的塞纳河自杀。
萨克斯和策兰虽是两代人，却以姐弟相称。萨克斯第一次遇见策兰时，她正与芬裔瑞典作曲家佩格门特就《伊莱:以色列苦难的奇迹剧》的改编争执不已，萨克斯不断指责佩格门特对其不信任，而策兰给予了她所需要的信任感，两人的友谊由此开始。1954年，萨克斯开始了与保罗・策兰的通信，此后便通信不断，两人甚为投机。他们同样经历过纳粹的迫害，有着犹太人共同的历史命运，对基督教和犹太传统教义中的神秘主义都十分感兴趣，还有着共同的信念，那就是：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唯一理由。策兰曾说过：“在逝去的一切中，只有一样东西是依然可以把握，亲密而可靠的：语言。”
1960年，萨克斯曾到巴黎拜访过策兰一家，这也是她唯一的一次拜访。此后不久，萨克斯就接受了她的第一次医院治疗，可见两人的深厚友谊也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幸加重了对方的精神疾病。
无声的疾呼
二十世纪二十、三十年代，萨克斯的抒情诗不断发表在各个报纸杂志上，但在柏林的文学界，她依然是一个无名之辈，不为人所知。后来，萨克斯的作品引起了奥地利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关注。1921年，在茨威格的资助下，萨克斯第一部作品《传奇故事与短篇小说》出版，书中收集了中世纪的一些传奇和故事，反映出她对基督教神秘因素的着迷。萨克斯的早期作品带有些微的忧郁与伤感，作品主题大多围绕自然和音乐，反映出她受到新浪漫主义的影响，但萨克斯后期的诗集却没有将这些早期的诗歌收录其中。三十年代末，萨克斯加入犹太文化协会。
萨克斯很大一部分早期诗作都是关于她那段开花却没有结果的爱情故事，在萨克斯得知她生命中唯一恋人因抵抗纳粹暴政，被施以酷刑并处决的消息后，她将恋人的命运与整个犹太民族联系起来。在她许多的爱情诗歌中，诗歌不仅是以恋人的死亡告终，还是以整个民族大屠杀的灾难结束。萨克斯不再像一个被抛弃的女子抒发哀怨之情，而是代表了整个犹太民族，记录下整个民族遭受的历史苦难。从萨克斯的诗中可以看出她受到犹太宗教传统的影响，但在希特勒上台对犹太人公开进行政治迫害之前，她并没有特别强调自己的宗教信仰，基督教对萨克斯的影响显然大过于犹太教的影响。随着希特勒当权，反犹太主义的出现，她开始转向犹太民族的传统文化，探讨《圣经・旧约》中神秘的犹太教义，关注犹太民族的传统宗教哈西德主义，并在其中发现了许多像以往基督教吸引她之处一样的超自然因素。犹太民族的悲惨命运和她个人的不幸遭遇在其诗作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关于杀戮的与被杀戮的、追逐与逃亡、暴力与死亡的关系的探讨是萨克斯创作的主题，诗中充满殉道精神和浓厚的宗教神秘色彩，于是她的作品被人们称为反抗纳粹大屠杀的“无声疾呼”。萨克斯的晚期作品中历史性题材逐渐减少，大多表现劫后余生者的心境。
1946年，萨克斯的《在死亡的寓所中》在柏林出版，该书的主题是通过猎人和猎物的象征，反映逃亡与追捕，描写了当时人们，尤其是犹太人所饱受的苦难。1947年出版的德译瑞典诗选集《波浪与共同岗岩》（1947）引起了人们对这位女诗人的广泛关注，为当时尚不为人所知的作者赢得了她理应得到的赞扬。德译瑞典现代诗选集《但太阳也没有家乡》（1948）和萨克斯在逃亡途中创作的《星晨晦暗》（1951）描写了第三帝国（即纳粹德国）期间，六百万犹太人遭到屠杀。由于各种原因，人们对这两部书没有给予太多的评论。
1950年，萨克斯的一些瑞典朋友出版了她《艾利:以色列苦难的奇迹剧》的私藏本，共200本。这部作品描写一个波兰8岁小男孩的悲惨命运和死亡，以及如何寻找凶手，反映了纳粹士兵对波兰的蹂躏，后来被改编成广播剧和歌剧，介绍到德国，广受好评。在结构上，这部作品如同中世纪奇迹剧一般简单；但在主题上，它描绘了一个没有信任和良知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天真成了邪恶的牺牲品。这一时期，萨克斯一共创作了12部戏剧。《伊莱》和其它11部作品都是为了纪念在纳粹集中营中饱受苦难，甚至丧生的人们而创作。在她看来，这些受难者们是永恒“蜕变”的一部分。
20世纪50年代晚期，随着《无人再知晓》（1957）和《逃亡与蜕变》（1959）的相继出版，萨克斯作为一位抒情诗诗人的天赋得到人们的认可，她在诗坛的地位进一步得到确立。这些作品依然关注黑色主题――大屠杀中的受害者，以及作者自己的孤独。在《逃亡与蜕变》中，萨克斯关于“蜕变”和人类流亡的观点得到进一步发展。1962年，萨克斯戏剧选集《沙上的记号》出版，其中收录有14个剧本。
最后的犹太女诗人
六十年代，萨克斯获得了多个奖项：1961年《无尘世界的旅行》获得多特蒙德设立的奈莉・萨克斯文学奖，1965年《晚期诗作》获得法兰克福书展德国书业和平奖。为纪念萨克斯七十岁生日，法兰克福一位出版商出版了她的作品集《无尘世界的旅行》，其中收录了她的一批新诗。在这部书的献词中，萨克斯写到，她将这部书献给“我故去的兄弟姐妹们”。1966年，“由于她以卓越的抒情诗和剧作，以感人的力量阐述了以色列的命运”，萨克斯与以色列作家阿格农同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她是当年唯一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萨克斯曾说：“阿格农所表现的是以色列这个国家，我所表现的是犹太民族的悲剧。”
尽管萨克斯赢得许多德语读者的尊重，但是直到她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其他欧洲各国读者和美国大众对她依然知之甚少。1970年5月12日，萨克斯因结肠癌在斯德哥尔摩一家医院病逝，葬于斯德哥尔摩北部的一座犹太墓地。德国诗人安森斯伯格说道：“奈莉・萨克斯是德语世界最后一位犹太女诗人。”
温室的花朵
奈莉・萨克斯于1891年12月10日出生于柏林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犹太家庭，原名莱奥妮・萨克斯。母亲名为玛格丽特・萨克斯，父亲威廉・萨克斯是一位发明家、制造商和业余钢琴家，萨克斯是家中的独生女。这是一个信奉自由主义的家庭，接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
萨克斯幼年由于健康关系，在家中跟随家庭教师学习舞蹈和音乐，之后进入柏林高等女子学校学习。她从小就显示出舞蹈的天赋，曾一度希望成为一名舞蹈家，但萨克斯的父母出于保护女儿的目的，并不赞同萨克斯从事舞蹈事业。
萨克斯的童年生活是寂寞的。在父亲如图书馆般藏书丰富的书房里，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的优秀作品令这个孤单的孩子着迷不已，她阅读了大量歌德、席勒等作家的作品。萨克斯17岁开始学习诗歌写作，创作了带有神话色彩的木偶剧，但她从未向人提起过她在偷偷写诗。在萨克斯早期的诗中，不止一次地出现了一个恋人的男性形象。十七岁时，萨克斯爱上了一位非犹太裔男子，遭到父母的强烈反对。萨克斯一生中惟一的一次爱情最终以失望而告终，这给她带来严重的精神创伤，导致她徘徊在生死边缘长达两年之久。此后，萨克斯的健康状况一直令人担忧，终身未婚。
从小得到父母细心呵护的萨克斯性格内向而羞怯，她拒绝一切社交活动，仅与少数极为女性朋友保持联络。15岁时，萨克斯读完瑞典著名小说家塞尔玛・拉格洛芙的《游斯达柏林世家传奇》后，与这位作家进行了通信交流，开始了她们大约长达35年之久的友谊。
不幸的伤痛
1930年，萨克斯父亲故去，她从此便与母亲相依为命。1933年，纳粹上台，作为一名犹太人的萨克斯饱尝辛酸，她内心的恐惧与日俱增，以至于一度丧失语言能力。1940年，在纳粹排犹的恐怖中煎熬长达七年之久后，萨克斯和她年迈的母亲得到拉格洛芙的帮助，在原本将会被关进集中营的前一星期，乘坐最后一班飞机逃离德国，流亡瑞典。不幸的是，萨克斯的其他亲人在纳粹集中营中全部遇难。萨克斯到达瑞典时，拉格洛芙去世。从此，萨克斯再也没有回到故国，仅在1960年因领奖而到德国，但对于年轻一代的德国人，萨克斯还是心怀宽恕，并和战后许多以德语为母语的作家联系紧密，如恩岑斯贝格，英格褒・巴赫曼等。
萨克斯母女定居于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并于1953年加入瑞典国籍。在南斯德哥尔摩，母女二人住在狭小的两居室内。多年来，萨克斯独自一人照顾母亲，学习瑞典语，将瑞典诗人埃盖洛夫，文贝里等人的作品翻译成德语，以维持生计。1950年2月，萨克斯母亲逝世，这对萨克斯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打击。此后，萨克斯饱受幻觉、迫害妄想症的折磨，甚至在精神疗养院接受长达几年的治疗。但在医院治疗期间，萨克斯也从未停止过写作。幸而萨克斯病情终于好转，得以出院独自生活，然而她的精神状态依然脆弱敏感。
忘年的友情
萨克斯与犹太诗人保罗・策兰的友情至今为人津津乐道。策兰生于泽诺维奇（原属奥匈帝国，今属乌克兰）一个讲德语的犹太家庭，父母惨死于纳粹集中营，策兰本人也历经磨难。策兰一名在拉丁文中表示“隐藏或保密了什么”，策兰以此为名，说明了他悲剧性的内心世界，也解释了为何他最终跳入巴黎的塞纳河自杀。
萨克斯和策兰虽是两代人，却以姐弟相称。萨克斯第一次遇见策兰时，她正与芬裔瑞典作曲家佩格门特就《伊莱:以色列苦难的奇迹剧》的改编争执不已，萨克斯不断指责佩格门特对其不信任，而策兰给予了她所需要的信任感，两人的友谊由此开始。1954年，萨克斯开始了与保罗・策兰的通信，此后便通信不断，两人甚为投机。他们同样经历过纳粹的迫害，有着犹太人共同的历史命运，对基督教和犹太传统教义中的神秘主义都十分感兴趣，还有着共同的信念，那就是：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唯一理由。策兰曾说过：“在逝去的一切中，只有一样东西是依然可以把握，亲密而可靠的：语言。”
1960年，萨克斯曾到巴黎拜访过策兰一家，这也是她唯一的一次拜访。此后不久，萨克斯就接受了她的第一次医院治疗，可见两人的深厚友谊也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幸加重了对方的精神疾病。
无声的疾呼
二十世纪二十、三十年代，萨克斯的抒情诗不断发表在各个报纸杂志上，但在柏林的文学界，她依然是一个无名之辈，不为人所知。后来，萨克斯的作品引起了奥地利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关注。1921年，在茨威格的资助下，萨克斯第一部作品《传奇故事与短篇小说》出版，书中收集了中世纪的一些传奇和故事，反映出她对基督教神秘因素的着迷。萨克斯的早期作品带有些微的忧郁与伤感，作品主题大多围绕自然和音乐，反映出她受到新浪漫主义的影响，但萨克斯后期的诗集却没有将这些早期的诗歌收录其中。三十年代末，萨克斯加入犹太文化协会。
萨克斯很大一部分早期诗作都是关于她那段开花却没有结果的爱情故事，在萨克斯得知她生命中唯一恋人因抵抗纳粹暴政，被施以酷刑并处决的消息后，她将恋人的命运与整个犹太民族联系起来。在她许多的爱情诗歌中，诗歌不仅是以恋人的死亡告终，还是以整个民族大屠杀的灾难结束。萨克斯不再像一个被抛弃的女子抒发哀怨之情，而是代表了整个犹太民族，记录下整个民族遭受的历史苦难。从萨克斯的诗中可以看出她受到犹太宗教传统的影响，但在希特勒上台对犹太人公开进行政治迫害之前，她并没有特别强调自己的宗教信仰，基督教对萨克斯的影响显然大过于犹太教的影响。随着希特勒当权，反犹太主义的出现，她开始转向犹太民族的传统文化，探讨《圣经・旧约》中神秘的犹太教义，关注犹太民族的传统宗教哈西德主义，并在其中发现了许多像以往基督教吸引她之处一样的超自然因素。犹太民族的悲惨命运和她个人的不幸遭遇在其诗作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关于杀戮的与被杀戮的、追逐与逃亡、暴力与死亡的关系的探讨是萨克斯创作的主题，诗中充满殉道精神和浓厚的宗教神秘色彩，于是她的作品被人们称为反抗纳粹大屠杀的“无声疾呼”。萨克斯的晚期作品中历史性题材逐渐减少，大多表现劫后余生者的心境。
1946年，萨克斯的《在死亡的寓所中》在柏林出版，该书的主题是通过猎人和猎物的象征，反映逃亡与追捕，描写了当时人们，尤其是犹太人所饱受的苦难。1947年出版的德译瑞典诗选集《波浪与共同岗岩》（1947）引起了人们对这位女诗人的广泛关注，为当时尚不为人所知的作者赢得了她理应得到的赞扬。德译瑞典现代诗选集《但太阳也没有家乡》（1948）和萨克斯在逃亡途中创作的《星晨晦暗》（1951）描写了第三帝国（即纳粹德国）期间，六百万犹太人遭到屠杀。由于各种原因，人们对这两部书没有给予太多的评论。
1950年，萨克斯的一些瑞典朋友出版了她《艾利:以色列苦难的奇迹剧》的私藏本，共200本。这部作品描写一个波兰8岁小男孩的悲惨命运和死亡，以及如何寻找凶手，反映了纳粹士兵对波兰的蹂躏，后来被改编成广播剧和歌剧，介绍到德国，广受好评。在结构上，这部作品如同中世纪奇迹剧一般简单；但在主题上，它描绘了一个没有信任和良知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天真成了邪恶的牺牲品。这一时期，萨克斯一共创作了12部戏剧。《伊莱》和其它11部作品都是为了纪念在纳粹集中营中饱受苦难，甚至丧生的人们而创作。在她看来，这些受难者们是永恒“蜕变”的一部分。
20世纪50年代晚期，随着《无人再知晓》（1957）和《逃亡与蜕变》（1959）的相继出版，萨克斯作为一位抒情诗诗人的天赋得到人们的认可，她在诗坛的地位进一步得到确立。这些作品依然关注黑色主题――大屠杀中的受害者，以及作者自己的孤独。在《逃亡与蜕变》中，萨克斯关于“蜕变”和人类流亡的观点得到进一步发展。1962年，萨克斯戏剧选集《沙上的记号》出版，其中收录有14个剧本。
最后的犹太女诗人
六十年代，萨克斯获得了多个奖项：1961年《无尘世界的旅行》获得多特蒙德设立的奈莉・萨克斯文学奖，1965年《晚期诗作》获得法兰克福书展德国书业和平奖。为纪念萨克斯七十岁生日，法兰克福一位出版商出版了她的作品集《无尘世界的旅行》，其中收录了她的一批新诗。在这部书的献词中，萨克斯写到，她将这部书献给“我故去的兄弟姐妹们”。1966年，“由于她以卓越的抒情诗和剧作，以感人的力量阐述了以色列的命运”，萨克斯与以色列作家阿格农同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她是当年唯一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萨克斯曾说：“阿格农所表现的是以色列这个国家，我所表现的是犹太民族的悲剧。”
尽管萨克斯赢得许多德语读者的尊重，但是直到她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其他欧洲各国读者和美国大众对她依然知之甚少。1970年5月12日，萨克斯因结肠癌在斯德哥尔摩一家医院病逝，葬于斯德哥尔摩北部的一座犹太墓地。德国诗人安森斯伯格说道：“奈莉・萨克斯是德语世界最后一位犹太女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