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的序曲，李伶著，长征出版社，2008
漫漫归乡路，张间实著，哈尔滨出版社，2010
杨虎城大传，杨瀚著，团结出版社，2008
张学良口述历史，张学良口述，唐德刚撰写，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
亲历西安事变，李立编著，团结出版社，2007
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杨奎松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密档中的历史：西安事变，刘方富辑，广西师大出版社，2010
1936年12月12日，对于中国来说，注定是一个不可忘记的日子，这一天，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兵谏，率部发动西安事变，以“兵谏”的方式来促使蒋介石抗日。此次事变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成为扭转中国危局的关键。现在，让我们以阅读的名义，从书籍回溯历史，走近关于“西安事变”的人和事。
序曲引出一首战歌
作家李伶的长篇纪实文学《西安事变的序曲》(长征出版社出版)，揭开了70多年的尘封，首次讲述这个引人入胜的真实故事，神奇的“秘密协定”引发出3年后的“张杨兵谏”。
李伶在书中指出，1933年5月，杨虎城与红四方面军签订了“巴山为界，互不侵犯，联共反蒋，共同抗日”的“巴山协定”，这就是我军第一个有效的统战协定。它坚持了两年之久，对西北革命形势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乃至引出了后来的“西安事变”，宛如一段序曲引出了一首战歌。
书中以“从阎王爷枪口下抢救出的活材料”和大量的解密资料，诠释了许多闻所未闻的重大问题：为什么说“巴山协定”是“西安事变”的序曲?为什么西安事变70多年后才有“序曲之说”?哪些人为因素致使这些重要史实长期湮没于尘埃之中?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杨虎城曾经有过哪些误会?这些误会是怎么解除的?为什么说疏于统战是西路军惨败的一个重要原因?9岁烈士“小萝h头”为何与杨虎城同葬一个陵园?每一个问题背后都有一串鲜为人知的动人故事。
为什么有关“巴山协定”的研究并不多见?李伶对此表示，这里面有相当复杂的原因。第一是历史原因，与张国焘的错误有关。当时张国焘意图和党中央分庭抗礼，把功劳据为己有，不愿提及杨虎城对红军的大力支持。第二，史学界长期以来认为，西安事变的主角是张学良，而事实上如果我们把张杨二人联络共产党的时间表排出来看的话，杨虎城确实早走了一步。
一片爱国赤子之心
张作霖之孙、张学良之侄(六弟张学浚的儿子)张闾实撰写的《漫漫归乡路》(哈尔滨出版社出版)，以张闾实亲身经历为背景，以其回归大陆为线索，讲述了其爷爷张作霖、大伯张学良鲜为人知的故事，特别是张家后人在大陆及香港、澳门、台湾的传奇经历，是第一部由张家后人诠释张家不为人知的传奇作品，因此弥足珍贵。
张闾实在书中写道，“西安事变”的发生，不仅震动了南京政府，也使全国民众目瞪口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由于过度的精神紧张，大爷几乎是撑不住了，精神已接近崩溃的边缘，并且担心家人的安全。
1936年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找到杨虎城，对他说打算送蒋回京，杨当时力劝不要亲自送蒋，但张学良表示决心已定，为表明心迹，他把一份事先拟好的手令交给了杨虎城，大意是他本人不在西安期间，东北军听命于杨虎城指挥，然后就匆忙地随同蒋飞走了，送行的只有杨虎城将军。
此时，一场惊心动魄的事件就告一段落了。而张学良的命运也由此发生了巨变，软囚的生活一过就是几十年。而他对自己的举动没有一丝一毫的悔意，在他历尽波折后的1990年，对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谈起“西安事变”这段历史时，他还说：“我问心无愧，我没有私心，我敢跟你说，我做那件事(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我没混过与我自己地位、利益有关的东西，我没有!假设我自个要地位、利益，我就没有西安事变，我牺牲我自己，为什么，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不要打了!”由此看出张学良的一片爱国的赤子之心。
将军悲壮人生之路
《杨虎城大传》(团结出版社出版)系杨虎城将军的孙子杨瀚，花了近3年的时间，耗费了大量心血，在收集、整理了诸多历史资料和档案，走访了众多相关人物的基础上创作完成的，是首部以大传形式系统、全面、深刻地反映杨虎城将军悲壮人生的著作。
书中还深入分析探讨了围绕杨虎城将军的几个尚未澄清的问题，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细节。该书写作过程中，杨翰分别写信给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主席马英九，呼吁国民党还历史本来面目，正确评价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及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
杨翰还接受香港《亚洲周刊》记者的专访，要求中国国民党为杨虎城将军平反昭雪。“给西安事变给杨虎城一个公道”。杨瀚说：“我不是要算旧账，而是要化解仇恨。我现在要求为祖父平反，是表达自己渴望祖国统一、和谐、民主的愿望，与当年‘西安事变’时祖父提出的八大主张是一致的。”
杨瀚说：“关于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到底起到什么作用了解更是少，有些甚至误解‘说他是老粗、怕死、懦弱’。”误解的评价占到大多数，这也促使杨瀚下决心，应该把他所掌握的一些东西客观地告诉世人。对于“西安事变”，杨瀚说：“通过事实来讲，杨虎城是主角。这个主意本身是杨虎城提出来的，还有发动过程，都是杨虎城做的。”
杨瀚在书中表示，写这本祖父的书，就是想让世人了解一个更加生动、真实的杨虎城。对于祖父的遇难经过，杨瀚在书中称：“当年杀杨虎城的凶手抓了三个、枪毙两个，另一个仍然在世的，虽然承认参与了秘密杀害行动，但他当时并不知杀的人是谁。”“而此人也不愿意跟我谈当时的详细过程，只是反复地跟我忏悔，说‘我丢人得很’，边说边擦眼泪。”
揭示事变心境与缘由
张学良是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之一。本性最适合做一个声色犬马的公子哥儿，可现实偏要压他一肩的戎马战事和国恨家仇，更遇上“九一八事变”，不抵抗的罪名令他几成民族公敌：“西安事变”促成了抗日统一战线，他自己却从此被幽禁半个世纪，也因此赢得了世人的敬重。他无限感慨地说：“我的事情是到36岁，以后就没有了；从21岁到36岁，这就是我的生命。”
国内虽然已经出版过很多有关张学良生平的书，但少见真正有分量有价值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由史学名家唐德刚担纲完成，以张学良自述为主体，以唐德刚论张学良的数万文字为辅，正好弥补了以往各种图书的错谬与不足。更兼唐的论说精辟而有洞明世事人情的味道。一边是研究对象的“自白”，一边是研究者的“审视”，两相对照着看，历史变得更为真切、真实而生动。唐德刚认为，没有西安事变，张学良只能是个不同于老子的新军阀，成不了历史人物。
在书中，张学良亲口追溯发动西安事变的心境和缘由，解开了影响中
国和世界的大谜题，也澄清了历来史家种种推敲和臆测。张学良说，“西安事变是逼出来的”。蒋介石当年骂他对一二・九学生游行没有用机枪镇压，是两面人，他对蒋介石机关枪不打日本侵略者而打学生的讲话气得满脸通红。并暗下决心要给“蒋老头子教训教训”。“西安事变”后，蒋被逼答应要与共产党合作抗日。
张学良认为中国现代人物中他最佩服的是周恩来，而且两人一见如故。他还重提当年日本人想挟他做“东北土皇帝”，他对日本人说：“你忘了我是中国人啊!”张学良一再表示，作为中国人谁也不愿意看到祖国的分裂。同时也在这次谈话中强烈地表达了反内战的立场。他说：“我就是要中国停战，不要打仗。我实在是反对内战，反对透了。”
亲历者还原历史真相
李立编著的《亲历西安事变》(团结出版社出版)中，当年亲身经历过西安事变的原东北军、西北军有关人员吕正操、赵寿山、孙铭九等，以及杨虎城女儿、杨虎城卫士、蒋介石侍从秘书萧赞育等通过回忆和口述，披露了西安事变中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揭秘了西安事变的内幕，从不同的侧面真实还原了西安事变的历史真相。
张学良的警卫营长孙铭九回忆说，1936年12月11日夜10时左右，当他奉命来到金家巷张公馆，张学良对他说：“现在要你去请蒋委员长进城，绝对不能把他打死!”张学良已意识到“兵谏”之举倘若失败，后果将会如何。他对孙铭九说：“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我和你不能再见面了。你死，我死，说不定了。”孙铭九也意识到此行也许有去无回。
原东北军吕正操回忆说，西安事变后的一次干部会上，张学良曾非常郑重地对到会人员说：“我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扣留蒋介石?主要是为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尽快把蒋介石送回南京，将会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那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我一定自杀，以谢国人!”为了国家、民族，张学良已把个人生死毁誉置于度外。
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历史档案逐步开放，书中还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诸如宋子文在日记中记载，张学良和杨虎城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杨说：“你发动了政变，在未获任何保证下，而今你竟允委员长离去，他定会让你我人头落地。”张说：“我个人对政变负完全责任，如果我们接受他的领导，一切均会好转，若否，则尽可开枪将他打死。对其行动方针，难道还有其他选择?难道我们不想结束此等局面?”杨不满地离去。
张学良对于“西安事变”的自我评价究竟如何?张学良说：“作为一个军人，我是应该被枪毙；但是依我的良心，我没有做错!”
不是单纯逼蒋抗日
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战爆发，历史的天平开始朝共产党倾斜。“西安事变”促成了这次转折，至今，它仍是国民党人心中无法抹平的伤痛。随着相关档案的陆续公开，中国大陆学界对“西安事变”的研究也有了很多新的进展。近代史学者杨奎松所著的《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被国内外学界认为是该领域的扛鼎之作。
杨奎松认为“西安事变”不是单纯的逼蒋抗日。这是由于张学良当时要回东北唯一可以指望的，只有苏联。因此，发动西安事变，不是张学良单纯地想要逼蒋抗日的问题，最直接刺激他的原因是红军要走，他必须要把中共中央和红军留下来。因为张学良抗日必须要联苏，而联苏他除了找中共，别无他途。如果红军走了，回不来，或者蒋介石把共产党消灭了，他也就没有联苏的希望了。
另外，张学良真的会天真到以为只要把蒋扣押起来，用枪指着蒋介石的脑袋，蒋就会答应他的条件吗?杨奎松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张学良扣押蒋介石，实际上就已经做好了和蒋彻底翻脸的准备。他事变当天在给中共中央的第一封电报里第一句话讲的就是：“蒋介石反革命面目已毕现。”以后他在给毛泽东去电，要求知道苏联政府的态度时，问的也是苏联对他的“西安事变”有何意见。由此可知，张学良发动事变时，其实就表明了准备站到中共和苏联一边，参加“革命”了。这已经超出打回东北老家去的目标了。
还原历史场景与气氛
“西安事变”不可能完全还原，但通过那些原始的材料，历史的另一种面目或许有拼合的可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密档中的历史：西安事变》，为我们很大程度还原了历史的某一场景或气氛。
时间从1936年12月12日迄1937年5月12日，收录了当时各大小媒体对西安事变的持续报道。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张杨发动兵谏，并不为当时舆论所支持，甚至可以说处于一片讨伐声中；其二，张学良送蒋公回宁，王以哲被戕杀，乃西安事变两个重要节点，事态皆因此二事件而急转；其三，张学良送蒋回宁，原因大略有三，受蒋日记感染，形势日益局促，英美俄之干涉，而第二点至为重要，实在是形势迫张最终只有送蒋回宁一途可选择而已。
从当年各大小媒体围绕此事进行的持续报道，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张杨兵谏并不为当时大多数人所理解，自始至终，呼吁张学良放蒋拥蒋一直是主流声音。本书涵盖从事变发生至东北军、西北军被强行改编，以及张学良被扣押、杨虎城被迫出国，从高层决策到民众反响，许多罕见鲜闻的事实，在70余年后读来，仍然如在现场。
翻阅此书还需注意，这些史料其实是日本人收集的，其前身为“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这个研究所正是日本当年为侵华而在中国设立的情报机构，其资料主要来源为当时国内外50多种重要的中、英、日文报纸，各种政治立场都有，所以就还原历史气氛而言，有着足够的看点。日人之处心积虑，由此可见一斑。
通过对以上书籍的解读，让我们看到了“西安事变”一一那个艰辛时代的缩影，更能体察当今世界一些深层次问题产生的因果，并引发触类旁通的思考。这对于我们的现在，抑或将来，都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责任编辑 王一澜)
西安事变的序曲，李伶著，长征出版社，2008
漫漫归乡路，张间实著，哈尔滨出版社，2010
杨虎城大传，杨瀚著，团结出版社，2008
张学良口述历史，张学良口述，唐德刚撰写，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
亲历西安事变，李立编著，团结出版社，2007
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杨奎松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密档中的历史：西安事变，刘方富辑，广西师大出版社，2010
1936年12月12日，对于中国来说，注定是一个不可忘记的日子，这一天，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兵谏，率部发动西安事变，以“兵谏”的方式来促使蒋介石抗日。此次事变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成为扭转中国危局的关键。现在，让我们以阅读的名义，从书籍回溯历史，走近关于“西安事变”的人和事。
序曲引出一首战歌
作家李伶的长篇纪实文学《西安事变的序曲》(长征出版社出版)，揭开了70多年的尘封，首次讲述这个引人入胜的真实故事，神奇的“秘密协定”引发出3年后的“张杨兵谏”。
李伶在书中指出，1933年5月，杨虎城与红四方面军签订了“巴山为界，互不侵犯，联共反蒋，共同抗日”的“巴山协定”，这就是我军第一个有效的统战协定。它坚持了两年之久，对西北革命形势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乃至引出了后来的“西安事变”，宛如一段序曲引出了一首战歌。
书中以“从阎王爷枪口下抢救出的活材料”和大量的解密资料，诠释了许多闻所未闻的重大问题：为什么说“巴山协定”是“西安事变”的序曲?为什么西安事变70多年后才有“序曲之说”?哪些人为因素致使这些重要史实长期湮没于尘埃之中?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杨虎城曾经有过哪些误会?这些误会是怎么解除的?为什么说疏于统战是西路军惨败的一个重要原因?9岁烈士“小萝h头”为何与杨虎城同葬一个陵园?每一个问题背后都有一串鲜为人知的动人故事。
为什么有关“巴山协定”的研究并不多见?李伶对此表示，这里面有相当复杂的原因。第一是历史原因，与张国焘的错误有关。当时张国焘意图和党中央分庭抗礼，把功劳据为己有，不愿提及杨虎城对红军的大力支持。第二，史学界长期以来认为，西安事变的主角是张学良，而事实上如果我们把张杨二人联络共产党的时间表排出来看的话，杨虎城确实早走了一步。
一片爱国赤子之心
张作霖之孙、张学良之侄(六弟张学浚的儿子)张闾实撰写的《漫漫归乡路》(哈尔滨出版社出版)，以张闾实亲身经历为背景，以其回归大陆为线索，讲述了其爷爷张作霖、大伯张学良鲜为人知的故事，特别是张家后人在大陆及香港、澳门、台湾的传奇经历，是第一部由张家后人诠释张家不为人知的传奇作品，因此弥足珍贵。
张闾实在书中写道，“西安事变”的发生，不仅震动了南京政府，也使全国民众目瞪口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由于过度的精神紧张，大爷几乎是撑不住了，精神已接近崩溃的边缘，并且担心家人的安全。
1936年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找到杨虎城，对他说打算送蒋回京，杨当时力劝不要亲自送蒋，但张学良表示决心已定，为表明心迹，他把一份事先拟好的手令交给了杨虎城，大意是他本人不在西安期间，东北军听命于杨虎城指挥，然后就匆忙地随同蒋飞走了，送行的只有杨虎城将军。
此时，一场惊心动魄的事件就告一段落了。而张学良的命运也由此发生了巨变，软囚的生活一过就是几十年。而他对自己的举动没有一丝一毫的悔意，在他历尽波折后的1990年，对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谈起“西安事变”这段历史时，他还说：“我问心无愧，我没有私心，我敢跟你说，我做那件事(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我没混过与我自己地位、利益有关的东西，我没有!假设我自个要地位、利益，我就没有西安事变，我牺牲我自己，为什么，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不要打了!”由此看出张学良的一片爱国的赤子之心。
将军悲壮人生之路
《杨虎城大传》(团结出版社出版)系杨虎城将军的孙子杨瀚，花了近3年的时间，耗费了大量心血，在收集、整理了诸多历史资料和档案，走访了众多相关人物的基础上创作完成的，是首部以大传形式系统、全面、深刻地反映杨虎城将军悲壮人生的著作。
书中还深入分析探讨了围绕杨虎城将军的几个尚未澄清的问题，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细节。该书写作过程中，杨翰分别写信给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主席马英九，呼吁国民党还历史本来面目，正确评价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及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
杨翰还接受香港《亚洲周刊》记者的专访，要求中国国民党为杨虎城将军平反昭雪。“给西安事变给杨虎城一个公道”。杨瀚说：“我不是要算旧账，而是要化解仇恨。我现在要求为祖父平反，是表达自己渴望祖国统一、和谐、民主的愿望，与当年‘西安事变’时祖父提出的八大主张是一致的。”
杨瀚说：“关于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到底起到什么作用了解更是少，有些甚至误解‘说他是老粗、怕死、懦弱’。”误解的评价占到大多数，这也促使杨瀚下决心，应该把他所掌握的一些东西客观地告诉世人。对于“西安事变”，杨瀚说：“通过事实来讲，杨虎城是主角。这个主意本身是杨虎城提出来的，还有发动过程，都是杨虎城做的。”
杨瀚在书中表示，写这本祖父的书，就是想让世人了解一个更加生动、真实的杨虎城。对于祖父的遇难经过，杨瀚在书中称：“当年杀杨虎城的凶手抓了三个、枪毙两个，另一个仍然在世的，虽然承认参与了秘密杀害行动，但他当时并不知杀的人是谁。”“而此人也不愿意跟我谈当时的详细过程，只是反复地跟我忏悔，说‘我丢人得很’，边说边擦眼泪。”
揭示事变心境与缘由
张学良是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之一。本性最适合做一个声色犬马的公子哥儿，可现实偏要压他一肩的戎马战事和国恨家仇，更遇上“九一八事变”，不抵抗的罪名令他几成民族公敌：“西安事变”促成了抗日统一战线，他自己却从此被幽禁半个世纪，也因此赢得了世人的敬重。他无限感慨地说：“我的事情是到36岁，以后就没有了；从21岁到36岁，这就是我的生命。”
国内虽然已经出版过很多有关张学良生平的书，但少见真正有分量有价值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由史学名家唐德刚担纲完成，以张学良自述为主体，以唐德刚论张学良的数万文字为辅，正好弥补了以往各种图书的错谬与不足。更兼唐的论说精辟而有洞明世事人情的味道。一边是研究对象的“自白”，一边是研究者的“审视”，两相对照着看，历史变得更为真切、真实而生动。唐德刚认为，没有西安事变，张学良只能是个不同于老子的新军阀，成不了历史人物。
在书中，张学良亲口追溯发动西安事变的心境和缘由，解开了影响中
国和世界的大谜题，也澄清了历来史家种种推敲和臆测。张学良说，“西安事变是逼出来的”。蒋介石当年骂他对一二・九学生游行没有用机枪镇压，是两面人，他对蒋介石机关枪不打日本侵略者而打学生的讲话气得满脸通红。并暗下决心要给“蒋老头子教训教训”。“西安事变”后，蒋被逼答应要与共产党合作抗日。
张学良认为中国现代人物中他最佩服的是周恩来，而且两人一见如故。他还重提当年日本人想挟他做“东北土皇帝”，他对日本人说：“你忘了我是中国人啊!”张学良一再表示，作为中国人谁也不愿意看到祖国的分裂。同时也在这次谈话中强烈地表达了反内战的立场。他说：“我就是要中国停战，不要打仗。我实在是反对内战，反对透了。”
亲历者还原历史真相
李立编著的《亲历西安事变》(团结出版社出版)中，当年亲身经历过西安事变的原东北军、西北军有关人员吕正操、赵寿山、孙铭九等，以及杨虎城女儿、杨虎城卫士、蒋介石侍从秘书萧赞育等通过回忆和口述，披露了西安事变中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揭秘了西安事变的内幕，从不同的侧面真实还原了西安事变的历史真相。
张学良的警卫营长孙铭九回忆说，1936年12月11日夜10时左右，当他奉命来到金家巷张公馆，张学良对他说：“现在要你去请蒋委员长进城，绝对不能把他打死!”张学良已意识到“兵谏”之举倘若失败，后果将会如何。他对孙铭九说：“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我和你不能再见面了。你死，我死，说不定了。”孙铭九也意识到此行也许有去无回。
原东北军吕正操回忆说，西安事变后的一次干部会上，张学良曾非常郑重地对到会人员说：“我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扣留蒋介石?主要是为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尽快把蒋介石送回南京，将会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那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我一定自杀，以谢国人!”为了国家、民族，张学良已把个人生死毁誉置于度外。
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历史档案逐步开放，书中还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诸如宋子文在日记中记载，张学良和杨虎城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杨说：“你发动了政变，在未获任何保证下，而今你竟允委员长离去，他定会让你我人头落地。”张说：“我个人对政变负完全责任，如果我们接受他的领导，一切均会好转，若否，则尽可开枪将他打死。对其行动方针，难道还有其他选择?难道我们不想结束此等局面?”杨不满地离去。
张学良对于“西安事变”的自我评价究竟如何?张学良说：“作为一个军人，我是应该被枪毙；但是依我的良心，我没有做错!”
不是单纯逼蒋抗日
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战爆发，历史的天平开始朝共产党倾斜。“西安事变”促成了这次转折，至今，它仍是国民党人心中无法抹平的伤痛。随着相关档案的陆续公开，中国大陆学界对“西安事变”的研究也有了很多新的进展。近代史学者杨奎松所著的《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被国内外学界认为是该领域的扛鼎之作。
杨奎松认为“西安事变”不是单纯的逼蒋抗日。这是由于张学良当时要回东北唯一可以指望的，只有苏联。因此，发动西安事变，不是张学良单纯地想要逼蒋抗日的问题，最直接刺激他的原因是红军要走，他必须要把中共中央和红军留下来。因为张学良抗日必须要联苏，而联苏他除了找中共，别无他途。如果红军走了，回不来，或者蒋介石把共产党消灭了，他也就没有联苏的希望了。
另外，张学良真的会天真到以为只要把蒋扣押起来，用枪指着蒋介石的脑袋，蒋就会答应他的条件吗?杨奎松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张学良扣押蒋介石，实际上就已经做好了和蒋彻底翻脸的准备。他事变当天在给中共中央的第一封电报里第一句话讲的就是：“蒋介石反革命面目已毕现。”以后他在给毛泽东去电，要求知道苏联政府的态度时，问的也是苏联对他的“西安事变”有何意见。由此可知，张学良发动事变时，其实就表明了准备站到中共和苏联一边，参加“革命”了。这已经超出打回东北老家去的目标了。
还原历史场景与气氛
“西安事变”不可能完全还原，但通过那些原始的材料，历史的另一种面目或许有拼合的可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密档中的历史：西安事变》，为我们很大程度还原了历史的某一场景或气氛。
时间从1936年12月12日迄1937年5月12日，收录了当时各大小媒体对西安事变的持续报道。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张杨发动兵谏，并不为当时舆论所支持，甚至可以说处于一片讨伐声中；其二，张学良送蒋公回宁，王以哲被戕杀，乃西安事变两个重要节点，事态皆因此二事件而急转；其三，张学良送蒋回宁，原因大略有三，受蒋日记感染，形势日益局促，英美俄之干涉，而第二点至为重要，实在是形势迫张最终只有送蒋回宁一途可选择而已。
从当年各大小媒体围绕此事进行的持续报道，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张杨兵谏并不为当时大多数人所理解，自始至终，呼吁张学良放蒋拥蒋一直是主流声音。本书涵盖从事变发生至东北军、西北军被强行改编，以及张学良被扣押、杨虎城被迫出国，从高层决策到民众反响，许多罕见鲜闻的事实，在70余年后读来，仍然如在现场。
翻阅此书还需注意，这些史料其实是日本人收集的，其前身为“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这个研究所正是日本当年为侵华而在中国设立的情报机构，其资料主要来源为当时国内外50多种重要的中、英、日文报纸，各种政治立场都有，所以就还原历史气氛而言，有着足够的看点。日人之处心积虑，由此可见一斑。
通过对以上书籍的解读，让我们看到了“西安事变”一一那个艰辛时代的缩影，更能体察当今世界一些深层次问题产生的因果，并引发触类旁通的思考。这对于我们的现在，抑或将来，都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责任编辑 王一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