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录平
长白学刊 2002年02期
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社会是在寻求和构建一种合乎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律的、有利于人的 个性张扬及社会和谐与进步的、有生命力的社会制度中前进的。各个不同的民族，由于不同 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及生产力水平等，必然按照自己的价值理念与创造精神去选择和设计 自己民族的政治制度。这样，政治制度文明就具有了时空规定性，在此时此地是合理的、进 步的、有效的，在彼时彼地就不一定如此。因此，必须具体地、历史地去对待、研究和挖掘 各种政治制度文明，分析和了解各种政治制度的特点，以利于相互学习和借鉴。
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是指1949年10月以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它包括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政体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制度，民 主集中制的权力运行机制和组织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新型社会主 义政党制度，社会主义国家行政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选举制度等一系列制度。考察这 一制度体系的建立、运行与变迁过程，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一、制度选择的超越性与跨越性
一定的政治制度是一定的历史环境的产物，是各阶级利益调和、妥协的结果。所谓制度选 择，就是各民族依据一定的历史环境，确立一种政治制度，以维持着一定的政治秩序，以一 定的方式配置社会资源，从而求得社会系统有序生存、正常运行和合理发展。
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造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它是中国 社 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重大成果。其制度选择的超越性首先在于它的确立 是对其他政治制度在中国的否定，解决了其他政治制度在中国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中国长 期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一个单极的政策输出系统，皇帝掌握着全部社会资源的分配，“生 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此六柄也，王之所操也。”[1]这种制度在十九世纪中叶西 方资本主义入侵及由资本的扩张性而带来的殖民化、工业化、近代化的挑战下运转失灵了。 社会不断分化，政治资源不断从皇帝手中分散与流失，中国的政治一时变得混乱和无序，剥 削阶级极力伸张自己的利益，被剥削阶级也借机表达自己的意志与要求。君主立宪制、资产 阶级共和制、多党竞争制、法西斯独裁制，文明的或野蛮的，在中国均不能有效配置资源、 整合社会，以求得民族的独立与国家的迅速工业化、现代化。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成功地 找出了中国社会各种问题的总根源——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2]并成功地对被剥削阶级— —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进行了政治动员与政治组织，团结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消 灭了大资产阶级的力量和帝国主义的在华统治，集中了人民的意志，建立起无产阶级领导的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制度。随后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的 国家制度，完成制度的最后转型。
其次，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性质和内容上对在此之前中国出现的各种政治制度 进行了否定和超越。在性质上，它体现了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劳动阶级的意志，是中国历史 上第一个劳动者为主体的政权制度。在内容上，既继承了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单一制国家结 构传统，体现了重视中央权威和凝聚力的民族性格，又吸收了西方政党制度、议会制度的民 主形式，能有效地集中民意，为政治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设计了多条政治参与渠道和监督 实体，形成了比较科学的政治决策机制，从而 构建起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格局，实现了制度选择的超越。
从制度选择的跨越性来看，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在封建专制制度漫长发展、资本主 义民主政治没有充分展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戊戌变法只维持了103天，辛亥革命建立起 来的资产阶级共和制也在三个月后被袁世凯复辟帝制和这之后的军阀混战所代替，1905年的 君主立宪与民初的多党竞争只是两场闹剧。此后，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的呼声逐渐式微，湮 没于人民共和的历史呼声之中。制度选择的这一特点说明中国缺少民主传统，人们没有养成 良好的民主习惯，“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3] 从而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教育与民主训练的长期性、艰巨性和紧迫性。
二、制度主体的人民性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4]因此 ，文明的政治制度必然是广大人民群众的选择。政治制度文明另一层面是制度主体的人民性 。
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工农劳动阶级通过武装斗争推翻反动 政权和建立统一战线，团结各进步阶级力量而确立起来的，既集中了全体劳动人民的意志， 又实现了其他进步阶级的要求。它的确立与运行，维护和伸张的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 本利益，体现了鲜明的人民性。
首先，这一制度是集中了全体劳动人民的意志、以劳动阶级为实践主体建立起来的。一方 面，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中国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政党反映和集中本阶 级的利益、要求和意志并对阶级成员加以政治训练。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致力于工人运动， 通过创办工人报刊、开办工人夜校、组织工人俱乐部、领导工人罢工等一系列工作唤起无产 阶级的阶级自觉，有效地组织起工人阶级，并把它造就成革命的领导阶级。大革命失败后， 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但并没有放弃对城市无产阶级的工作和努力。同时，党认识到“ 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5]，加强党员队伍和革命军队的无产阶 级思想教育，对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改造，把“掌握思想教育”作为“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 治斗争的中心环节”[6]，使无产阶级的真实意志始终代表着中国革命的努力方向。另一方 面，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工作对象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是中国 传统农民，要求把农民的革命愿望、政治行动引向正确的轨道。同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 革命军队本身长期以来也是农民成份占优势。中国的国情要求中国共产党在改造中国农民的 政治思想、训练中国农民的政治能力的同时，必须实现农民的利益，满足农民的要求，适应 农民的需要。中国共产党通过整党整风运动、强化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等形式，对农民进行 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动员、政治训练和政治组织，把农民阶级的自发的、盲目的政治行为纳入 制度化轨道，通过党的思想灌输、文化扩散、榜样示范等最终把中国传统农民改造成了新型 政治人。可见，中国共产党创造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以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阶级与农民阶 级为实践主体进行政治活动的选择结果，既是全体劳动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又是中国政治 发展的重要收获。
其次，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主体是人民。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制度是按人民民主专政的原则 建立起来的，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占主体地位。全国人民通 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将自己团结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行使管理国家与社会事务的权力。同 时，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全国范围的、群众性的大党，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 。与资产阶级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强调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强调党的群众路线，有着密切 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并且把民主集中制作为自己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因此，广大人民 群众的真实意志与利益要求基本上可以通过制度化渠道进入政治决策系统，从而有力地保证 了人民民主权利，能有效地实现人民的利益要求。
三、资源配置的整体性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资源配置整体性首先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系统中的领导核心 地位。在中国政治系统的平行关系上，参与中国政治与政府运行的其他系统，如行政系统、 司法系统、工青妇系统等，均附着于党的系统。在系统的级别关系上，党中央通过地方和部 门的党组织，通过各种政治、组织渠道，分层次地把地方和部门上的各个系统稳定地掌握起 来 。[7]这样，中国共产党能够有效地支配整个社会各种资源的生产与配置，减少因资源争 夺而引起的各种社会冲突。其次，体现在国家行政制度的集权性上。中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 ， 从中央人民政府到基层的乡镇人民政府，从国务院各部、委、行、署到市县的职能局、办， 构成了一个完整统一的组织系统。一方面，各级政府之间存在着严密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在遵循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强调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另一方面，上下级政府 职能部门或构成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或形成业务上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以保证行政职能 履行的统一性和协调性。
四、制度系统的自我创新性
一定的政治制度是一定时期各阶级（或阶层）妥协（或契约）的结果。随着政治的发展，阶级 力量的重新配备，又会形成新的制度变迁。“一种文明的制度就是最有利于自身制度变迁、 制 度创新的制度。”[8]文明的政治制度应该是具有内在创新动力的开放性的制度系统。只有 这样的制度才能产生新的先进生产力及其代表，并吸纳新生的政治力量，把新的政治要求与 政治行为纳入制度化轨道，实现整个社会系统健康稳定、和谐有序的发展。
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一个典型的封闭式的单极政策输出制度系统，劳动人民没有政 治参与的途径，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与要求缺乏顺畅的传输通道，无法顺利完整地到达政治决 策系统中去，因此缺乏制度创新功能。在相对独立和封闭的状态下运行了两千多年的中国政 治始终只有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很难产生新的生产力及其代表。一旦均衡从外部打破，又 无法适应开放变化了的新环境。中国共产党同样强调中央权威，但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安 排了多条政治参与渠道，各种社会信息、社会要求可通过党组织、人大、政协等途径进入政 治决策系统，特别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坚持立党为公、立党为民的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始 终关注和把握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倡导和弘扬先进的社会文化，始终维护和伸 张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9]以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制度、尊重人民群众的实践与 创造等来保证政治信息和政治行为的科学性；以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来保证 政治决策系统的人民性。因此，中国共产党所创造和领导的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具有自我调节 、自我创新的功能。“我们党也犯过错误，但是错误总还是由我们自己纠正的，不是别的力 量来纠正的。”[10]从现有制度实践来看，行政系统的首长负责制代替合议制，提高了行政 效率；公开办事制度增强了人民对政府的监督力度；特别行政区制度为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 式增添了新的特点；国家公务员制度、领导干部任前公示制度为党管干部制度注入新的活力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机制的不断成熟，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 将朝着更加民主化、科学化方向发展。
五、制度发育的不成熟性
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文明的、进步的、合理而有效的，但具有不成熟性。
首先是制度资源的严重流失。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一方面是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漫长发展、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没有充分展开的基础上建立的，封建专制的思想、文化、制度 等因素的影响极深，而民主与法制传统少。另一方面，又是建立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农业社会 和半工业社会基础之上的，制度选择主体的农民因素不可忽视。长期落后的农业社会所积淀 下来的中国传统农民所特有的思维模式、心理结构、价值取向、行为特点等是中国共产党不 得不面对和承接的一笔遗产。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所依托的制度基础与制度主体和它所追求的 民主与科学的制度理念相去甚远。广大干部和群众民主与法制观念淡薄，缺乏制度意识，权 大于法 的观念、人治的理想与现代民主制度的主体要求格格不入。党内破坏民主集中制、破坏集 体领导制度、人为堵塞政治信息等肆意践踏制度、不重视制度的现象屡见不鲜。特别是“文 化大革命”，几乎把所有的文明都归于资本主义而加以拒绝和批判，却把一些封建主义的表 现当作社会主义的事物加以保护和发扬，不但使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设无法进行，更使本 不完善的制度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其次是制度系统尚不完善，制度创新任重道远。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是一项超越性和创 新 性很强的制度设计，其借以依托的制度资源需要严加提炼，而可资借鉴的制度资源又严重缺 乏，因此在很长时间里处于摸索状态，甚至有所变形和走样。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设计，一 向重视权力的辐射力和向心力的构建，然而，一旦权力失去监督和制约而腐化变质后，向心 力就变成离心力直至对抗力，政权随之土崩瓦解，生产力遭受极大破坏，滞延社会发展进程 。这就是黄炎培先生五十年前在延安所说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 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力求构建一种全新的政治制度，以跳出“历史 周期率”。然而，如何让人民去监督政府，却是一个很艰难的课题。从毛泽东的民主治国理 想到邓小平的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努力及江泽民的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与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的实践，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走向成熟的发育道路可谓举步艰难，历尽沧桑。 在现有政治制度的设计中，一是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不成熟，监督与制约力度小。在党和国 家的制度中，授权主体对客体的监督制度、权力使用者对权力所有者的责任制度没有规范到 位。二是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保证执政党的人民性、先进性建设在国家制度层面体 现少。三是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制度、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等保证决策科学化制度的 程序化、可操作性需要进一步改进。四是在利益主体多样化的市场经济体制下，需要在制度 层面下规范各政治实体的自身建设，理顺政治信息的输入与输出通道，保证政治信息正确生 产、完整传输，实现政治资源的科学、合理配置。
固守传统，裹足不前，将无法参与当今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抛弃传统，全部照搬，新制 度无法生存，势必引起生产力的巨大破坏。生吞活剥，亦步亦趋，简单模仿，无异东施效颦 。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就是把毛泽东“民主治国”的理想科学化、制度化， 为此，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实现政治民主化与现代化的目标取向，坚持邓小平 “三个有利于”价值标准，按照江泽民“三个代表”的要求，把社会主义民主与科学的制度 理念融入制度创新的实践中，努力挖掘自身的制度资源，吸收其他进步因素，推动制度主体 的现代化，增强制度创新的内生动力，实现制度系统的科学化，这样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才会 充满生机与活力。
作者介绍：张录平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 吉林 长春 130012
作者：张录平
长白学刊 2002年02期
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社会是在寻求和构建一种合乎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律的、有利于人的 个性张扬及社会和谐与进步的、有生命力的社会制度中前进的。各个不同的民族，由于不同 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及生产力水平等，必然按照自己的价值理念与创造精神去选择和设计 自己民族的政治制度。这样，政治制度文明就具有了时空规定性，在此时此地是合理的、进 步的、有效的，在彼时彼地就不一定如此。因此，必须具体地、历史地去对待、研究和挖掘 各种政治制度文明，分析和了解各种政治制度的特点，以利于相互学习和借鉴。
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是指1949年10月以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它包括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政体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制度，民 主集中制的权力运行机制和组织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新型社会主 义政党制度，社会主义国家行政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选举制度等一系列制度。考察这 一制度体系的建立、运行与变迁过程，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一、制度选择的超越性与跨越性
一定的政治制度是一定的历史环境的产物，是各阶级利益调和、妥协的结果。所谓制度选 择，就是各民族依据一定的历史环境，确立一种政治制度，以维持着一定的政治秩序，以一 定的方式配置社会资源，从而求得社会系统有序生存、正常运行和合理发展。
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造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它是中国 社 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重大成果。其制度选择的超越性首先在于它的确立 是对其他政治制度在中国的否定，解决了其他政治制度在中国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中国长 期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一个单极的政策输出系统，皇帝掌握着全部社会资源的分配，“生 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此六柄也，王之所操也。”[1]这种制度在十九世纪中叶西 方资本主义入侵及由资本的扩张性而带来的殖民化、工业化、近代化的挑战下运转失灵了。 社会不断分化，政治资源不断从皇帝手中分散与流失，中国的政治一时变得混乱和无序，剥 削阶级极力伸张自己的利益，被剥削阶级也借机表达自己的意志与要求。君主立宪制、资产 阶级共和制、多党竞争制、法西斯独裁制，文明的或野蛮的，在中国均不能有效配置资源、 整合社会，以求得民族的独立与国家的迅速工业化、现代化。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成功地 找出了中国社会各种问题的总根源——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2]并成功地对被剥削阶级— —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进行了政治动员与政治组织，团结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消 灭了大资产阶级的力量和帝国主义的在华统治，集中了人民的意志，建立起无产阶级领导的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制度。随后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的 国家制度，完成制度的最后转型。
其次，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性质和内容上对在此之前中国出现的各种政治制度 进行了否定和超越。在性质上，它体现了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劳动阶级的意志，是中国历史 上第一个劳动者为主体的政权制度。在内容上，既继承了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单一制国家结 构传统，体现了重视中央权威和凝聚力的民族性格，又吸收了西方政党制度、议会制度的民 主形式，能有效地集中民意，为政治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设计了多条政治参与渠道和监督 实体，形成了比较科学的政治决策机制，从而 构建起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格局，实现了制度选择的超越。
从制度选择的跨越性来看，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在封建专制制度漫长发展、资本主 义民主政治没有充分展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戊戌变法只维持了103天，辛亥革命建立起 来的资产阶级共和制也在三个月后被袁世凯复辟帝制和这之后的军阀混战所代替，1905年的 君主立宪与民初的多党竞争只是两场闹剧。此后，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的呼声逐渐式微，湮 没于人民共和的历史呼声之中。制度选择的这一特点说明中国缺少民主传统，人们没有养成 良好的民主习惯，“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3] 从而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教育与民主训练的长期性、艰巨性和紧迫性。
二、制度主体的人民性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4]因此 ，文明的政治制度必然是广大人民群众的选择。政治制度文明另一层面是制度主体的人民性 。
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工农劳动阶级通过武装斗争推翻反动 政权和建立统一战线，团结各进步阶级力量而确立起来的，既集中了全体劳动人民的意志， 又实现了其他进步阶级的要求。它的确立与运行，维护和伸张的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 本利益，体现了鲜明的人民性。
首先，这一制度是集中了全体劳动人民的意志、以劳动阶级为实践主体建立起来的。一方 面，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中国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政党反映和集中本阶 级的利益、要求和意志并对阶级成员加以政治训练。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致力于工人运动， 通过创办工人报刊、开办工人夜校、组织工人俱乐部、领导工人罢工等一系列工作唤起无产 阶级的阶级自觉，有效地组织起工人阶级，并把它造就成革命的领导阶级。大革命失败后， 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但并没有放弃对城市无产阶级的工作和努力。同时，党认识到“ 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5]，加强党员队伍和革命军队的无产阶 级思想教育，对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改造，把“掌握思想教育”作为“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 治斗争的中心环节”[6]，使无产阶级的真实意志始终代表着中国革命的努力方向。另一方 面，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工作对象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是中国 传统农民，要求把农民的革命愿望、政治行动引向正确的轨道。同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 革命军队本身长期以来也是农民成份占优势。中国的国情要求中国共产党在改造中国农民的 政治思想、训练中国农民的政治能力的同时，必须实现农民的利益，满足农民的要求，适应 农民的需要。中国共产党通过整党整风运动、强化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等形式，对农民进行 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动员、政治训练和政治组织，把农民阶级的自发的、盲目的政治行为纳入 制度化轨道，通过党的思想灌输、文化扩散、榜样示范等最终把中国传统农民改造成了新型 政治人。可见，中国共产党创造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以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阶级与农民阶 级为实践主体进行政治活动的选择结果，既是全体劳动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又是中国政治 发展的重要收获。
其次，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主体是人民。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制度是按人民民主专政的原则 建立起来的，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占主体地位。全国人民通 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将自己团结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行使管理国家与社会事务的权力。同 时，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全国范围的、群众性的大党，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 。与资产阶级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强调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强调党的群众路线，有着密切 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并且把民主集中制作为自己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因此，广大人民 群众的真实意志与利益要求基本上可以通过制度化渠道进入政治决策系统，从而有力地保证 了人民民主权利，能有效地实现人民的利益要求。
三、资源配置的整体性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资源配置整体性首先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系统中的领导核心 地位。在中国政治系统的平行关系上，参与中国政治与政府运行的其他系统，如行政系统、 司法系统、工青妇系统等，均附着于党的系统。在系统的级别关系上，党中央通过地方和部 门的党组织，通过各种政治、组织渠道，分层次地把地方和部门上的各个系统稳定地掌握起 来 。[7]这样，中国共产党能够有效地支配整个社会各种资源的生产与配置，减少因资源争 夺而引起的各种社会冲突。其次，体现在国家行政制度的集权性上。中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 ， 从中央人民政府到基层的乡镇人民政府，从国务院各部、委、行、署到市县的职能局、办， 构成了一个完整统一的组织系统。一方面，各级政府之间存在着严密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在遵循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强调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另一方面，上下级政府 职能部门或构成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或形成业务上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以保证行政职能 履行的统一性和协调性。
四、制度系统的自我创新性
一定的政治制度是一定时期各阶级（或阶层）妥协（或契约）的结果。随着政治的发展，阶级 力量的重新配备，又会形成新的制度变迁。“一种文明的制度就是最有利于自身制度变迁、 制 度创新的制度。”[8]文明的政治制度应该是具有内在创新动力的开放性的制度系统。只有 这样的制度才能产生新的先进生产力及其代表，并吸纳新生的政治力量，把新的政治要求与 政治行为纳入制度化轨道，实现整个社会系统健康稳定、和谐有序的发展。
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一个典型的封闭式的单极政策输出制度系统，劳动人民没有政 治参与的途径，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与要求缺乏顺畅的传输通道，无法顺利完整地到达政治决 策系统中去，因此缺乏制度创新功能。在相对独立和封闭的状态下运行了两千多年的中国政 治始终只有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很难产生新的生产力及其代表。一旦均衡从外部打破，又 无法适应开放变化了的新环境。中国共产党同样强调中央权威，但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安 排了多条政治参与渠道，各种社会信息、社会要求可通过党组织、人大、政协等途径进入政 治决策系统，特别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坚持立党为公、立党为民的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始 终关注和把握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倡导和弘扬先进的社会文化，始终维护和伸 张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9]以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制度、尊重人民群众的实践与 创造等来保证政治信息和政治行为的科学性；以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来保证 政治决策系统的人民性。因此，中国共产党所创造和领导的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具有自我调节 、自我创新的功能。“我们党也犯过错误，但是错误总还是由我们自己纠正的，不是别的力 量来纠正的。”[10]从现有制度实践来看，行政系统的首长负责制代替合议制，提高了行政 效率；公开办事制度增强了人民对政府的监督力度；特别行政区制度为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 式增添了新的特点；国家公务员制度、领导干部任前公示制度为党管干部制度注入新的活力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机制的不断成熟，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 将朝着更加民主化、科学化方向发展。
五、制度发育的不成熟性
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文明的、进步的、合理而有效的，但具有不成熟性。
首先是制度资源的严重流失。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一方面是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漫长发展、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没有充分展开的基础上建立的，封建专制的思想、文化、制度 等因素的影响极深，而民主与法制传统少。另一方面，又是建立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农业社会 和半工业社会基础之上的，制度选择主体的农民因素不可忽视。长期落后的农业社会所积淀 下来的中国传统农民所特有的思维模式、心理结构、价值取向、行为特点等是中国共产党不 得不面对和承接的一笔遗产。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所依托的制度基础与制度主体和它所追求的 民主与科学的制度理念相去甚远。广大干部和群众民主与法制观念淡薄，缺乏制度意识，权 大于法 的观念、人治的理想与现代民主制度的主体要求格格不入。党内破坏民主集中制、破坏集 体领导制度、人为堵塞政治信息等肆意践踏制度、不重视制度的现象屡见不鲜。特别是“文 化大革命”，几乎把所有的文明都归于资本主义而加以拒绝和批判，却把一些封建主义的表 现当作社会主义的事物加以保护和发扬，不但使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设无法进行，更使本 不完善的制度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其次是制度系统尚不完善，制度创新任重道远。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是一项超越性和创 新 性很强的制度设计，其借以依托的制度资源需要严加提炼，而可资借鉴的制度资源又严重缺 乏，因此在很长时间里处于摸索状态，甚至有所变形和走样。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设计，一 向重视权力的辐射力和向心力的构建，然而，一旦权力失去监督和制约而腐化变质后，向心 力就变成离心力直至对抗力，政权随之土崩瓦解，生产力遭受极大破坏，滞延社会发展进程 。这就是黄炎培先生五十年前在延安所说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 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力求构建一种全新的政治制度，以跳出“历史 周期率”。然而，如何让人民去监督政府，却是一个很艰难的课题。从毛泽东的民主治国理 想到邓小平的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努力及江泽民的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与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的实践，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走向成熟的发育道路可谓举步艰难，历尽沧桑。 在现有政治制度的设计中，一是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不成熟，监督与制约力度小。在党和国 家的制度中，授权主体对客体的监督制度、权力使用者对权力所有者的责任制度没有规范到 位。二是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保证执政党的人民性、先进性建设在国家制度层面体 现少。三是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制度、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等保证决策科学化制度的 程序化、可操作性需要进一步改进。四是在利益主体多样化的市场经济体制下，需要在制度 层面下规范各政治实体的自身建设，理顺政治信息的输入与输出通道，保证政治信息正确生 产、完整传输，实现政治资源的科学、合理配置。
固守传统，裹足不前，将无法参与当今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抛弃传统，全部照搬，新制 度无法生存，势必引起生产力的巨大破坏。生吞活剥，亦步亦趋，简单模仿，无异东施效颦 。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就是把毛泽东“民主治国”的理想科学化、制度化， 为此，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实现政治民主化与现代化的目标取向，坚持邓小平 “三个有利于”价值标准，按照江泽民“三个代表”的要求，把社会主义民主与科学的制度 理念融入制度创新的实践中，努力挖掘自身的制度资源，吸收其他进步因素，推动制度主体 的现代化，增强制度创新的内生动力，实现制度系统的科学化，这样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才会 充满生机与活力。
作者介绍：张录平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 吉林 长春 13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