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一玲
求实 2016年06期
[中图分类号]D2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6)01-0004-08
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分化加快，利益结构变得更加复杂化，各种新兴社会阶层和社会力量不断涌现，如何对这些新社会阶层和社会力量进行社会整合和政治整合，同时满足新兴社会阶层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要求是党组织建设亟待解决的难题。私营企业主阶层作为新社会阶层中有重要影响力，且对民主政治发展具有极大推动力的一股重要政治力量，其政治成长与政治参与是中国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杆。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认为扩大政治参与是政治现代化的标志[1](P1)。纵观世界各国民主发展历程，私营企业主阶层往往是民主发展过程中重要而积极的行动者。尽管从经济学意义上看，私营企业主的各种政治行为和利益表达可能有利于现代市场秩序的建立。但是从执政党发展角度看，私营企业主在体制外的行动可能会削弱执政党的权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损害执政党的利益。所以执政党会动员和采取一切有效方式，最大限度地吸收、分化这种势力的形成[2]。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在非公经济组织空间中以扩大党的基层组织覆盖面的方式来有效整合新生的社会力量，进而有效地巩固和扩大党长期执政的组织基础、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
一、非公经济组织中党组织拓展的逻辑起点
改革开放与新经济空间的出现推动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国的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化，社会力量日益多元化，社会分层异质化程度不断提高，社会自组织程度不断提升，与非公经济组织相联系的社会力量也在不断成长。“一个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制度必须具有将现代化造就的社会势力吸收进该体制中来的能力。”[3](P129)政党是一个与外部环境共生的组织生命体，需要具备及时调整策略，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将新生的社会力量纳入到自身的组织体系之中，防止其形成体制外的行动力量是当前执政党进行组织拓展的一个重要出发点。非公经济组织是一种全新的组织生态，执政党要对其发挥有效的领导作用，必须更好地适应这一新生态，并在其中延续自身的存在。向非公经济组织中进行组织拓展，在其中普遍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可以更好地使政党融入社会。具体来说，执政党向非公经济组织进行组织拓展的逻辑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不断加强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
改革开放催生了社会结构的变化，政党如果不相应地进行组织结构及运转方式的变革，则易与转型后的社会结构产生冲突，形成党组织纵向管理盲区，出现管理不到位等现象。对此，需要以党建社会化为主导，“把党组织生长与运转的空间由单位转向社会，通过推进党领导和组织社会的功能结构的转型，激活基层党组织整合社会的能力，弥补传统单位制党建模式在功能定位、运作方式、活动载体上缺乏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缺陷”[4]。执政党通过对非公经济组织进行组织拓展与组织覆盖，有助于将新经济组织及与之相联系的社会力量吸纳到体制中来，进而增强执政党对社会的渗透力、调控力与统合力。
(二)防止执政党组织资源的流失
非公经济组织吸纳了大量的就业人口，其中也包括一些从体制内出去的党员。党员是党组织的细胞，是党组织联系社会、联系群众的重要纽带，执政党需要通过党员来实现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对于执政党而言，党员数量虽然是政党发展的重要指标，但不是显示政党力量的表征。政党规模发展甚至会与其党力党势增长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负和化”现象[5]。政党力量是建立在组织团结的基础上的，政党组织对党员的有效管理、党员对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才是决定政党力量的关键要素。如果执政党不向非公经济组织中进行组织拓展，可能会直接导致执政党组织资源的流失，这种流失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非公经济组织中的党员在其中找不到组织，党组织不能对其进行有效的组织管理，会导致党组织对党员直接控制力和约束力的弱化。在执政党向非公经济组织进行组织拓展前，大量“隐形”党员和“口袋”党员的存在即是明证；二是长期脱离党的组织，使得存在于非公经济组织中的党员的组织归属感淡漠，组织生活的缺失也容易使他们的党性修养弱化，理想迷茫和信仰迷失，不能与党组织保持一致，降低了其对政党组织的认同，而组织认同与组织力量呈正相关性。“成功性组织认同心理与尽心行为的相关关系最强，具有较强成功性组织认同心理的员工相对具有更强的尽心组织认同行为。”[6]如果不能将分散在非公经济组织中的党员凝聚起来，势必会导致党组织涣散无力。
(三)有助于政治招募与政治支持资源的获得
以政治学的观点看来，政党执政必须有足够的能力去利用各种资源，争取尽可能多的民众的认同，吸收更多的本党支持者，以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而执政党达此目的经常采用的手段之一就是政治招募。通过健全政党政治招募机制，扩大党员队伍，实现党员队伍的新陈代谢。如果不能适时地扩大政治招募，政党得不到新鲜血液与力量补充，政党的生命力就会面临危机。政党的政治招募不仅是把各种有共同政治意愿的人吸纳到党内，还包括把民众吸引到政党的周围，从而获得更广的政治支持资源。西方政治学者迪克森(Bruce·J·Dickson)考察了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历史任务的变化与党员的招募标准后指出，过去在党员招募方面，中国共产党注重群众动员与宣传能力、政治忠诚，而技术专家能力与企业家能力则是不被注重的；但是改革与发展时代的到来，对技术专家能力与企业家能力的要求日益凸显出来。党必须注重吸收新社会阶层中具有技术专长或者企业家能力的精英加入到党的组织，开展党员招募工作[7](P77)。党通过向非公经济组织进行组织拓展，吸纳非公经济组织中的社会精英，可以优化党的组织结构，提高党组织在新知识群体中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二、整合理论与非公经济组织中党组织拓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辞典》中这样界定“整合”：几个不同部分联合成整体的过程。已形成的系统或未形成系统的各部分形成新系统，都要经过整合过程。通过整合，系统能够提高自身的完整性和组织性水平[8](P429)。执政党在非公经济组织中推动党建工作的出发点是为了整合，党建工作的过程也就是推动整合的过程，而最终的目的也是为了实现整合。
整合是与分化相对而言的，分化可以是力量的分化、组织的分化、结构的分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最根本的变化是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变”[9]，社会力量、社会组织与社会结构正处于一个重新分化和组合的过程中，执政党通过国家系统整合社会、政社合一的方式已经不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面对从体制内分化出去的新经济空间及与之相联系的新社会力量的发展、新社会空间的发育以及社会自组织程度的不断提高，执政党要维系对各种社会力量的控制，就要将执政党的组织嵌入到新的社会空间中去，从而维护社会稳定，进一步夯实自身执政的群众基础与社会基础，就要对新社会力量进行优化整合，拓展新社会空间。2009年9月18日，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做到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党的工作；哪里有党员哪里就有党组织；哪里有党组织哪里就有健全的组织生活和党组织作用的充分发挥”。2015年5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明确指出要在社会组织领导机关中设立党组[10]。这对非公经济组织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必将进一步推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也必将推动执政党对新生社会力量与新社会空间的整合。
随着非公经济组织的不断发展壮大，面对这一新的社会空间和新社会力量，执政党积极通过组织拓展和组织覆盖力图在非公经济组织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支部建在连上”的逻辑使然。在此逻辑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通过“不留空白点”组织覆盖，力图将新经济组织纳入到执政党的影响之下。从目前组织拓展的进展来看，这一战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在执政党组织拓展的过程中，强调“组织全覆盖”固然有其意义，但是如果党建工作不能很好地适应非公经济组织党建生态的变化，不能够很好地借助执政党的组织拓展来实现执政党对非公经济组织及与之相联系的新社会力量的政治整合与社会整合，最终不仅会使得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止于表面成效，而且会影响到非公经济组织的健康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
为应对非公经济组织及与之相联系的社会力量的潜在政治参与要求，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的非公经济组织中的党组织建设无疑是一项重要的策略。非公经济组织的发展推动着社会分化，使得执政党整合社会、汲取社会支持资源的总体生态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执政党要在这样一个变化的社会生态中生存下去，就必须适应社会生态的变化，并通过自身的组织调整来应对社会生态的变化，从而更好地维系自身的执政地位和增强自身执政的社会基础。从组织的视角来看，组织的首要任务是生存，由于组织自身资源的有限性，要实现组织的生存和发展，组织就需要具备获得并保护资源的能力，就必须与外部环境进行有效的良性互动。政党也是一个组织，政党组织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同样需要通过行为和制定政策，使其与环境相适应。目前，执政党在非公经济组织中进行的组织拓展适应了新时期社会生态的变化，执政党可以通过组织拓展，实现对非公经济组织及与之相联系的新社会阶层的社会整合与政治整合，维系执政党对社会的领导，夯实自身执政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从中汲取对于执政党而言最为重要的支持资源，或说是合法性资源。在可预见的将来，对非公经济组织及与之相联系的新社会阶层的社会整合与政治整合依然是执政党在非公经济组织中进行组织拓展的重要价值诉求。
三、非公经济组织中党组织功能重构
面对新生的非公经济组织及其所联系的新社会空间，执政党应积极进行三个向度的整合：一是政治层面的整合，即整合潜在的体制外的政治参与力量；二是社会层面的整合，即通过党的组织覆盖实现对新社会空间的整合；三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整合，即以党的意识形态来整合新社会力量。执政党对非公经济组织的整合的主要渠道与载体是执政党的组织拓展，通过在非公经济组织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可以实现政治整合、社会整合及意识形态整合的目标，下文对其具体整合机制与整合运作过程展开分析。
(一)政治整合
政治整合是与政治发展、政治现代化等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根据塞缪尔·亨廷顿的观点，即现代性产生稳定性，而现代化却滋生动乱。因为现代化进程打破了原有的利益结构，随之社会结构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而社会结构的变化与转型则会改变原有社会中的利益与权力格局，必将会产生不同社会阶层与群众之间的利益冲突，而一旦这种政治冲突无法在现有政治体系框架内获得解决，就有可能引发不稳定因素。因此，现代化政治制度应具备吸纳现代化进程中的新社会势力的能力。基于此，政治整合对于维系政治统治的稳定无疑具有正面作用。
整合往往是与分化相对而言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原有阶级、阶层格局的打破，新生的社会力量不断增长，社会阶层分化也带来了阶层整合的课题。“‘阶层分化’虽然有效释放了社会发展空间，但是整合机制的滞后性却制约了社会阶层的正常分化，造成‘阶层分化’与‘政治整合’之间的结构性紧张。”[11]由此可见，执政党要维系社会稳定，要维系自身的执政地位，就需要积极地、有意识地推动政治整合，将不同的政治力量联合起来，共同实现执政党的政治目标。执政党在非公经济组织中进行的组织拓展就是为了将政党的组织嵌入到非公经济组织及其相联系的社会力量中，从而将这些新社会力量的利益诉求纳入到党的政治沟通管道中来，通过党的组织体系将其利益诉求制度化的导入党的组织体系中，从而实现有效的政治沟通，而有效的政治沟通则会成为国家实现整合的重要途径与手段，“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如何建立一种政治沟通机制，这种机制既能实现社会的利益表达，又能完成国家意志的传输，将国家与社会有机地连接起来，降低社会的政治离心力，实现国家的政治整合”[12]。而执政党通过将自身的组织嵌入到非公经济组织中去，就能够建立起执政党与非公经济组织的政治沟通渠道，从而实现对非公经济组织的政治整合。
利益聚合是政党的重要功能之一，通过在非公经济组织中积极拓展党的组织，就能够在非公经济组织中发挥政党的利益聚合功能，实现有效的利益整合。要维护政治稳定，就要进一步增强执政党与日益分化的社会力量之间的联系与沟通，就需要进一步在非公经济组织中拓展执政党的组织，这样也能够将政党与非公经济组织及其相联系的新生社会力量联系起来，将其潜在的政治行动在其发展起来以前化解掉，就可以大大降低政治动荡与社会冲突的风险，“避免非制度化力量在体制外的集结”[13]，从而实现国家对新社会力量的政治整合，将这些分散的社会力量整合进以执政党为核心的政治体系中，由此一定程度上可以将利益博弈的过程导入政治体系内予以化解，避免由社会转型及阶层分化所带来的利益冲突与社会动荡。
(二)社会整合
体制改革与市场转型催生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社会学学者陆学艺曾借鉴西方社会学分层研究方法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十大社会阶层，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将伴随改革开放产生的新社会阶层划分为六大新社会阶层。“社会阶层的核心内容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分配方式和配置方式的差异，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体现着社会的资源分配和占有关系。”[14]社会阶层分化本质上是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而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难免会带来社会利益冲突乃至社会冲突的问题。社会阶层的分化也促进了社会的发育和社会自主性的提高，而对于执政党而言，这同样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一般来说，政党有效领导地位的树立和维护，必须基于对社会一定程度的控制，控制的强度和深度直接决定了政党领导有效性的程度。”[15]而执政党要牢固维系自身的执政地位，就要通过有效的社会整合，实现执政党对社会的有效领导，进而在社会中进一步增强政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这就给执政党提出了社会整合的新课题。
社会整合即“通过制度、组织、价值体系等连接纽带，把各种不同的构成要素、互动关系及其功能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使社会更具有自我维持和适应新环境的能力”[16](P375)。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是一个深刻的社会变迁过程，利益的分化、阶层的分化以及社会价值的分裂都使得社会面临诸多冲突与变数，当今社会正日益发展成为“风险社会”，其原因就在于社会各系统各要素之间还未能实现有效的磨合，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分配与利益协调仍未达到均衡状态，但是光靠社会自身，并不能实现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分配与利益协调的均衡状态，这就需要政治力量的入场，而政党的社会整合无疑是其中一条重要的途径。通过有效的社会整合，可以化解社会利益冲突，并从社会中汲取支持资源进而维护自身的执政地位。政党与社会紧密关联，它必须扎根于社会，离开了社会政党就是无土之木，离开了社会支持，政党就无法实现长期稳定执政。政党不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社会不仅为政党影响力的发挥提供了空间，而且是政党进行组织拓展所凭借的最为深厚的土壤。社会结构影响着政党的运作方式、功能发挥等。来自社会环境中的他者对政党的认同是政党权威得以形成的重要条件。“政党的权威性影响是在与其他主体关联、互动中形成的。如果政党不能有效嵌入与之相对应的一些领域，如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其权威地位也就不可能树立。”[17]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社会而言，执政党要维系社会稳定，除了依靠相应的政治经济制度等看得见的制度以外，还需要其他一些因素来实现对社会的领导，其中当然包括政党权威，这种权威同样也来自社会的认同与社会的支持，因而，政党就需要牢固地嵌入社会，而执政党在新经济组织中进行的组织拓展就是嵌入社会的过程，通过嵌入社会，就能够有效地整合社会力量，从而维持社会的稳定状态，同时还能不断增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众多政党的实践都表明：强大的社会整合功能往往能使政党保持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强大影响，源源不断地获得执政支持。目前执政党在非公经济组织中进行的组织拓展就是在社会阶层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夯实执政党执政的社会基础的战略举措，对于执政党而言，具有社会整合与政治整合的双重意义。
(三)组织整合
政党对社会的有效整合是政党维持自身执政地位和提升自身执政能力的重要保障，是政党强大力量的源泉。“党对社会领导，主要是通过其广大党员以及所建立的庞大而系统的组织网络来实现的。”[18](P321)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地领导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并且在面临巨大困难与挫折时始终能够维持对社会的强有力的领导的关键就是执政党的组织已经牢牢嵌入社会，依靠党的组织实现了对社会的有效整合。但随着改革开放，新经济组织不断从原有的社会体制空间中分化出来，由此导致了社会的分化与政党执政的组织资源的流失。基层党组织是政党组织机构中的基础单位，是政党开展活动、联系人民群众的基础，能够更加客观、全面、真实地反映民意。面对新经济组织及其所联系的新社会空间，执政党要想从中汲取支持资源，不断在这一新社会空间中扩大自身执政的合法性，就需要利用自身强大的组织力量，运用政党资源，加强基层党组织动员能力，努力将自身的基层组织嵌入到非公经济组织中，真正做到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基层组织在党的整个组织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是支撑政党金字塔的重要基础，也是执政党嵌入社会的神经末梢，正因为基层组织对于执政党的重要性，要实现对非公经济组织的整合，就需要将党的基层组织嵌入到非公经济组织中。
政党的领导不仅体现在通过国家权力来实现对社会的领导，这可以视为一种“硬领导”，同样也需要一种“软领导”，即通过非权力化的政党自身组织体系渗透到社会中，通过组织作用的发挥来赢得社会对于党组织的支持，这种领导更为有效，党组织的诉求也能够得到来自社会更为积极的回应。目前执政党通过多方合力将其基层组织嵌入到非公经济组织中，试图获得“软领导力”，从而实现对社会更为有效的组织整合。
(四)意识形态整合
安东尼·葛兰西曾指出：“在保持整个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上的统一中，意识形态起到了团结统一的水泥作用。”[19](P25)对于一个正处于社会转型与社会变革中的社会而言，意识形态整合是对社会整合与政治整合的强力补充。制度经济学家科斯对意识形态作了如下界定：“意识形态是非正式制度中决定个人观念转化为行为的道德和伦理的信仰体系，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交易费用的工具，是人们头脑中深层次的经验内化，同时具有确认现行制度结构符合义理或凝聚某个团体的功能，具有解释、规范与指导个人行为和实践的制度功能。”[20](P379)意识形态具有解释、规范、评价等功能，有效的意识形态整合能够加深处于分化中的社会阶层的共识，避免因为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导致社会价值的分裂与冲突，而社会价值的分裂与冲突则是导致社会持续动荡甚至发展失败的重要根源。因而，“统治者为维持自己的统治，大多会运用国家力量在全社会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投资，塑造有利于有效统治的社会意识形态；而统治者的反对者大多也会进行反意识形态的投资，使人们相信现有的意识形态是不公正和非正义的，只有参与改变现行体制的活动，公正和正义才会实现”[22](P22-29)。目前执政党在非公经济组织中进行的组织拓展也同样具有意识形态整合的意义，而意识形态整合则可以弥合社会分歧，增强变革社会中社会各阶层特别是非公经济组织中的新社会阶层在社会剧变过程中对党与现存体制的认同度。
要实现对以非公经济组织为代表的新社会力量的整合，需要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当前以私营企业主为主要代表的新社会阶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地位已被认可，党提出了判断个体政治上是先进还是落后的新标准，积极吸引一些新社会阶层人士入党，使得党的意识形态更具张力和包容性。执政党通过在非公经济组织进行组织拓展，具有如下意识形态整合意义：一是能够将党的意识形态主张传导到这一新的社会空间中，防止出现党的意识形态空白点，增强党的意识形态在非公经济组织中的影响力；二是可以进一步发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促进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和执行；三是将非公经济组织的利益诉求与愿望反映到党的组织体系中，也增强了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整合功能；四是通过党的先进性的发挥，吸引包括非公经济组织业主在内的非公经济组织中的先进分子加入党的组织，从而实现政治招募和扩大执政党的组织资源。
综上，执政党通过在非公经济组织中进行组织拓展是发挥党的意识形态整合功能的重要途径。对于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化时期弥合社会分歧、减少社会冲突、增强执政党对新社会空间的领导有着难以替代的现实意义。面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化，执政党之前行之有效的对社会的整合途径与整合组织方式需要进行与时俱进地调整，积极适应社会生态的变化，不断推进整合进程，从而实现政党组织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协调。
作者介绍：黄一玲，女，安徽桐城人，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政治研究，重庆 401120
作者：黄一玲
求实 2016年06期
[中图分类号]D2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6)01-0004-08
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分化加快，利益结构变得更加复杂化，各种新兴社会阶层和社会力量不断涌现，如何对这些新社会阶层和社会力量进行社会整合和政治整合，同时满足新兴社会阶层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要求是党组织建设亟待解决的难题。私营企业主阶层作为新社会阶层中有重要影响力，且对民主政治发展具有极大推动力的一股重要政治力量，其政治成长与政治参与是中国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杆。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认为扩大政治参与是政治现代化的标志[1](P1)。纵观世界各国民主发展历程，私营企业主阶层往往是民主发展过程中重要而积极的行动者。尽管从经济学意义上看，私营企业主的各种政治行为和利益表达可能有利于现代市场秩序的建立。但是从执政党发展角度看，私营企业主在体制外的行动可能会削弱执政党的权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损害执政党的利益。所以执政党会动员和采取一切有效方式，最大限度地吸收、分化这种势力的形成[2]。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在非公经济组织空间中以扩大党的基层组织覆盖面的方式来有效整合新生的社会力量，进而有效地巩固和扩大党长期执政的组织基础、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
一、非公经济组织中党组织拓展的逻辑起点
改革开放与新经济空间的出现推动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国的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化，社会力量日益多元化，社会分层异质化程度不断提高，社会自组织程度不断提升，与非公经济组织相联系的社会力量也在不断成长。“一个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制度必须具有将现代化造就的社会势力吸收进该体制中来的能力。”[3](P129)政党是一个与外部环境共生的组织生命体，需要具备及时调整策略，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将新生的社会力量纳入到自身的组织体系之中，防止其形成体制外的行动力量是当前执政党进行组织拓展的一个重要出发点。非公经济组织是一种全新的组织生态，执政党要对其发挥有效的领导作用，必须更好地适应这一新生态，并在其中延续自身的存在。向非公经济组织中进行组织拓展，在其中普遍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可以更好地使政党融入社会。具体来说，执政党向非公经济组织进行组织拓展的逻辑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不断加强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
改革开放催生了社会结构的变化，政党如果不相应地进行组织结构及运转方式的变革，则易与转型后的社会结构产生冲突，形成党组织纵向管理盲区，出现管理不到位等现象。对此，需要以党建社会化为主导，“把党组织生长与运转的空间由单位转向社会，通过推进党领导和组织社会的功能结构的转型，激活基层党组织整合社会的能力，弥补传统单位制党建模式在功能定位、运作方式、活动载体上缺乏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缺陷”[4]。执政党通过对非公经济组织进行组织拓展与组织覆盖，有助于将新经济组织及与之相联系的社会力量吸纳到体制中来，进而增强执政党对社会的渗透力、调控力与统合力。
(二)防止执政党组织资源的流失
非公经济组织吸纳了大量的就业人口，其中也包括一些从体制内出去的党员。党员是党组织的细胞，是党组织联系社会、联系群众的重要纽带，执政党需要通过党员来实现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对于执政党而言，党员数量虽然是政党发展的重要指标，但不是显示政党力量的表征。政党规模发展甚至会与其党力党势增长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负和化”现象[5]。政党力量是建立在组织团结的基础上的，政党组织对党员的有效管理、党员对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才是决定政党力量的关键要素。如果执政党不向非公经济组织中进行组织拓展，可能会直接导致执政党组织资源的流失，这种流失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非公经济组织中的党员在其中找不到组织，党组织不能对其进行有效的组织管理，会导致党组织对党员直接控制力和约束力的弱化。在执政党向非公经济组织进行组织拓展前，大量“隐形”党员和“口袋”党员的存在即是明证；二是长期脱离党的组织，使得存在于非公经济组织中的党员的组织归属感淡漠，组织生活的缺失也容易使他们的党性修养弱化，理想迷茫和信仰迷失，不能与党组织保持一致，降低了其对政党组织的认同，而组织认同与组织力量呈正相关性。“成功性组织认同心理与尽心行为的相关关系最强，具有较强成功性组织认同心理的员工相对具有更强的尽心组织认同行为。”[6]如果不能将分散在非公经济组织中的党员凝聚起来，势必会导致党组织涣散无力。
(三)有助于政治招募与政治支持资源的获得
以政治学的观点看来，政党执政必须有足够的能力去利用各种资源，争取尽可能多的民众的认同，吸收更多的本党支持者，以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而执政党达此目的经常采用的手段之一就是政治招募。通过健全政党政治招募机制，扩大党员队伍，实现党员队伍的新陈代谢。如果不能适时地扩大政治招募，政党得不到新鲜血液与力量补充，政党的生命力就会面临危机。政党的政治招募不仅是把各种有共同政治意愿的人吸纳到党内，还包括把民众吸引到政党的周围，从而获得更广的政治支持资源。西方政治学者迪克森(Bruce·J·Dickson)考察了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历史任务的变化与党员的招募标准后指出，过去在党员招募方面，中国共产党注重群众动员与宣传能力、政治忠诚，而技术专家能力与企业家能力则是不被注重的；但是改革与发展时代的到来，对技术专家能力与企业家能力的要求日益凸显出来。党必须注重吸收新社会阶层中具有技术专长或者企业家能力的精英加入到党的组织，开展党员招募工作[7](P77)。党通过向非公经济组织进行组织拓展，吸纳非公经济组织中的社会精英，可以优化党的组织结构，提高党组织在新知识群体中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二、整合理论与非公经济组织中党组织拓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辞典》中这样界定“整合”：几个不同部分联合成整体的过程。已形成的系统或未形成系统的各部分形成新系统，都要经过整合过程。通过整合，系统能够提高自身的完整性和组织性水平[8](P429)。执政党在非公经济组织中推动党建工作的出发点是为了整合，党建工作的过程也就是推动整合的过程，而最终的目的也是为了实现整合。
整合是与分化相对而言的，分化可以是力量的分化、组织的分化、结构的分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最根本的变化是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变”[9]，社会力量、社会组织与社会结构正处于一个重新分化和组合的过程中，执政党通过国家系统整合社会、政社合一的方式已经不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面对从体制内分化出去的新经济空间及与之相联系的新社会力量的发展、新社会空间的发育以及社会自组织程度的不断提高，执政党要维系对各种社会力量的控制，就要将执政党的组织嵌入到新的社会空间中去，从而维护社会稳定，进一步夯实自身执政的群众基础与社会基础，就要对新社会力量进行优化整合，拓展新社会空间。2009年9月18日，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做到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党的工作；哪里有党员哪里就有党组织；哪里有党组织哪里就有健全的组织生活和党组织作用的充分发挥”。2015年5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明确指出要在社会组织领导机关中设立党组[10]。这对非公经济组织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必将进一步推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也必将推动执政党对新生社会力量与新社会空间的整合。
随着非公经济组织的不断发展壮大，面对这一新的社会空间和新社会力量，执政党积极通过组织拓展和组织覆盖力图在非公经济组织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支部建在连上”的逻辑使然。在此逻辑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通过“不留空白点”组织覆盖，力图将新经济组织纳入到执政党的影响之下。从目前组织拓展的进展来看，这一战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在执政党组织拓展的过程中，强调“组织全覆盖”固然有其意义，但是如果党建工作不能很好地适应非公经济组织党建生态的变化，不能够很好地借助执政党的组织拓展来实现执政党对非公经济组织及与之相联系的新社会力量的政治整合与社会整合，最终不仅会使得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止于表面成效，而且会影响到非公经济组织的健康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
为应对非公经济组织及与之相联系的社会力量的潜在政治参与要求，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的非公经济组织中的党组织建设无疑是一项重要的策略。非公经济组织的发展推动着社会分化，使得执政党整合社会、汲取社会支持资源的总体生态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执政党要在这样一个变化的社会生态中生存下去，就必须适应社会生态的变化，并通过自身的组织调整来应对社会生态的变化，从而更好地维系自身的执政地位和增强自身执政的社会基础。从组织的视角来看，组织的首要任务是生存，由于组织自身资源的有限性，要实现组织的生存和发展，组织就需要具备获得并保护资源的能力，就必须与外部环境进行有效的良性互动。政党也是一个组织，政党组织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同样需要通过行为和制定政策，使其与环境相适应。目前，执政党在非公经济组织中进行的组织拓展适应了新时期社会生态的变化，执政党可以通过组织拓展，实现对非公经济组织及与之相联系的新社会阶层的社会整合与政治整合，维系执政党对社会的领导，夯实自身执政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从中汲取对于执政党而言最为重要的支持资源，或说是合法性资源。在可预见的将来，对非公经济组织及与之相联系的新社会阶层的社会整合与政治整合依然是执政党在非公经济组织中进行组织拓展的重要价值诉求。
三、非公经济组织中党组织功能重构
面对新生的非公经济组织及其所联系的新社会空间，执政党应积极进行三个向度的整合：一是政治层面的整合，即整合潜在的体制外的政治参与力量；二是社会层面的整合，即通过党的组织覆盖实现对新社会空间的整合；三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整合，即以党的意识形态来整合新社会力量。执政党对非公经济组织的整合的主要渠道与载体是执政党的组织拓展，通过在非公经济组织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可以实现政治整合、社会整合及意识形态整合的目标，下文对其具体整合机制与整合运作过程展开分析。
(一)政治整合
政治整合是与政治发展、政治现代化等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根据塞缪尔·亨廷顿的观点，即现代性产生稳定性，而现代化却滋生动乱。因为现代化进程打破了原有的利益结构，随之社会结构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而社会结构的变化与转型则会改变原有社会中的利益与权力格局，必将会产生不同社会阶层与群众之间的利益冲突，而一旦这种政治冲突无法在现有政治体系框架内获得解决，就有可能引发不稳定因素。因此，现代化政治制度应具备吸纳现代化进程中的新社会势力的能力。基于此，政治整合对于维系政治统治的稳定无疑具有正面作用。
整合往往是与分化相对而言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原有阶级、阶层格局的打破，新生的社会力量不断增长，社会阶层分化也带来了阶层整合的课题。“‘阶层分化’虽然有效释放了社会发展空间，但是整合机制的滞后性却制约了社会阶层的正常分化，造成‘阶层分化’与‘政治整合’之间的结构性紧张。”[11]由此可见，执政党要维系社会稳定，要维系自身的执政地位，就需要积极地、有意识地推动政治整合，将不同的政治力量联合起来，共同实现执政党的政治目标。执政党在非公经济组织中进行的组织拓展就是为了将政党的组织嵌入到非公经济组织及其相联系的社会力量中，从而将这些新社会力量的利益诉求纳入到党的政治沟通管道中来，通过党的组织体系将其利益诉求制度化的导入党的组织体系中，从而实现有效的政治沟通，而有效的政治沟通则会成为国家实现整合的重要途径与手段，“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如何建立一种政治沟通机制，这种机制既能实现社会的利益表达，又能完成国家意志的传输，将国家与社会有机地连接起来，降低社会的政治离心力，实现国家的政治整合”[12]。而执政党通过将自身的组织嵌入到非公经济组织中去，就能够建立起执政党与非公经济组织的政治沟通渠道，从而实现对非公经济组织的政治整合。
利益聚合是政党的重要功能之一，通过在非公经济组织中积极拓展党的组织，就能够在非公经济组织中发挥政党的利益聚合功能，实现有效的利益整合。要维护政治稳定，就要进一步增强执政党与日益分化的社会力量之间的联系与沟通，就需要进一步在非公经济组织中拓展执政党的组织，这样也能够将政党与非公经济组织及其相联系的新生社会力量联系起来，将其潜在的政治行动在其发展起来以前化解掉，就可以大大降低政治动荡与社会冲突的风险，“避免非制度化力量在体制外的集结”[13]，从而实现国家对新社会力量的政治整合，将这些分散的社会力量整合进以执政党为核心的政治体系中，由此一定程度上可以将利益博弈的过程导入政治体系内予以化解，避免由社会转型及阶层分化所带来的利益冲突与社会动荡。
(二)社会整合
体制改革与市场转型催生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社会学学者陆学艺曾借鉴西方社会学分层研究方法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十大社会阶层，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将伴随改革开放产生的新社会阶层划分为六大新社会阶层。“社会阶层的核心内容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分配方式和配置方式的差异，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体现着社会的资源分配和占有关系。”[14]社会阶层分化本质上是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而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难免会带来社会利益冲突乃至社会冲突的问题。社会阶层的分化也促进了社会的发育和社会自主性的提高，而对于执政党而言，这同样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一般来说，政党有效领导地位的树立和维护，必须基于对社会一定程度的控制，控制的强度和深度直接决定了政党领导有效性的程度。”[15]而执政党要牢固维系自身的执政地位，就要通过有效的社会整合，实现执政党对社会的有效领导，进而在社会中进一步增强政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这就给执政党提出了社会整合的新课题。
社会整合即“通过制度、组织、价值体系等连接纽带，把各种不同的构成要素、互动关系及其功能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使社会更具有自我维持和适应新环境的能力”[16](P375)。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是一个深刻的社会变迁过程，利益的分化、阶层的分化以及社会价值的分裂都使得社会面临诸多冲突与变数，当今社会正日益发展成为“风险社会”，其原因就在于社会各系统各要素之间还未能实现有效的磨合，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分配与利益协调仍未达到均衡状态，但是光靠社会自身，并不能实现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分配与利益协调的均衡状态，这就需要政治力量的入场，而政党的社会整合无疑是其中一条重要的途径。通过有效的社会整合，可以化解社会利益冲突，并从社会中汲取支持资源进而维护自身的执政地位。政党与社会紧密关联，它必须扎根于社会，离开了社会政党就是无土之木，离开了社会支持，政党就无法实现长期稳定执政。政党不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社会不仅为政党影响力的发挥提供了空间，而且是政党进行组织拓展所凭借的最为深厚的土壤。社会结构影响着政党的运作方式、功能发挥等。来自社会环境中的他者对政党的认同是政党权威得以形成的重要条件。“政党的权威性影响是在与其他主体关联、互动中形成的。如果政党不能有效嵌入与之相对应的一些领域，如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其权威地位也就不可能树立。”[17]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社会而言，执政党要维系社会稳定，除了依靠相应的政治经济制度等看得见的制度以外，还需要其他一些因素来实现对社会的领导，其中当然包括政党权威，这种权威同样也来自社会的认同与社会的支持，因而，政党就需要牢固地嵌入社会，而执政党在新经济组织中进行的组织拓展就是嵌入社会的过程，通过嵌入社会，就能够有效地整合社会力量，从而维持社会的稳定状态，同时还能不断增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众多政党的实践都表明：强大的社会整合功能往往能使政党保持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强大影响，源源不断地获得执政支持。目前执政党在非公经济组织中进行的组织拓展就是在社会阶层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夯实执政党执政的社会基础的战略举措，对于执政党而言，具有社会整合与政治整合的双重意义。
(三)组织整合
政党对社会的有效整合是政党维持自身执政地位和提升自身执政能力的重要保障，是政党强大力量的源泉。“党对社会领导，主要是通过其广大党员以及所建立的庞大而系统的组织网络来实现的。”[18](P321)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地领导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并且在面临巨大困难与挫折时始终能够维持对社会的强有力的领导的关键就是执政党的组织已经牢牢嵌入社会，依靠党的组织实现了对社会的有效整合。但随着改革开放，新经济组织不断从原有的社会体制空间中分化出来，由此导致了社会的分化与政党执政的组织资源的流失。基层党组织是政党组织机构中的基础单位，是政党开展活动、联系人民群众的基础，能够更加客观、全面、真实地反映民意。面对新经济组织及其所联系的新社会空间，执政党要想从中汲取支持资源，不断在这一新社会空间中扩大自身执政的合法性，就需要利用自身强大的组织力量，运用政党资源，加强基层党组织动员能力，努力将自身的基层组织嵌入到非公经济组织中，真正做到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基层组织在党的整个组织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是支撑政党金字塔的重要基础，也是执政党嵌入社会的神经末梢，正因为基层组织对于执政党的重要性，要实现对非公经济组织的整合，就需要将党的基层组织嵌入到非公经济组织中。
政党的领导不仅体现在通过国家权力来实现对社会的领导，这可以视为一种“硬领导”，同样也需要一种“软领导”，即通过非权力化的政党自身组织体系渗透到社会中，通过组织作用的发挥来赢得社会对于党组织的支持，这种领导更为有效，党组织的诉求也能够得到来自社会更为积极的回应。目前执政党通过多方合力将其基层组织嵌入到非公经济组织中，试图获得“软领导力”，从而实现对社会更为有效的组织整合。
(四)意识形态整合
安东尼·葛兰西曾指出：“在保持整个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上的统一中，意识形态起到了团结统一的水泥作用。”[19](P25)对于一个正处于社会转型与社会变革中的社会而言，意识形态整合是对社会整合与政治整合的强力补充。制度经济学家科斯对意识形态作了如下界定：“意识形态是非正式制度中决定个人观念转化为行为的道德和伦理的信仰体系，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交易费用的工具，是人们头脑中深层次的经验内化，同时具有确认现行制度结构符合义理或凝聚某个团体的功能，具有解释、规范与指导个人行为和实践的制度功能。”[20](P379)意识形态具有解释、规范、评价等功能，有效的意识形态整合能够加深处于分化中的社会阶层的共识，避免因为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导致社会价值的分裂与冲突，而社会价值的分裂与冲突则是导致社会持续动荡甚至发展失败的重要根源。因而，“统治者为维持自己的统治，大多会运用国家力量在全社会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投资，塑造有利于有效统治的社会意识形态；而统治者的反对者大多也会进行反意识形态的投资，使人们相信现有的意识形态是不公正和非正义的，只有参与改变现行体制的活动，公正和正义才会实现”[22](P22-29)。目前执政党在非公经济组织中进行的组织拓展也同样具有意识形态整合的意义，而意识形态整合则可以弥合社会分歧，增强变革社会中社会各阶层特别是非公经济组织中的新社会阶层在社会剧变过程中对党与现存体制的认同度。
要实现对以非公经济组织为代表的新社会力量的整合，需要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当前以私营企业主为主要代表的新社会阶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地位已被认可，党提出了判断个体政治上是先进还是落后的新标准，积极吸引一些新社会阶层人士入党，使得党的意识形态更具张力和包容性。执政党通过在非公经济组织进行组织拓展，具有如下意识形态整合意义：一是能够将党的意识形态主张传导到这一新的社会空间中，防止出现党的意识形态空白点，增强党的意识形态在非公经济组织中的影响力；二是可以进一步发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促进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和执行；三是将非公经济组织的利益诉求与愿望反映到党的组织体系中，也增强了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整合功能；四是通过党的先进性的发挥，吸引包括非公经济组织业主在内的非公经济组织中的先进分子加入党的组织，从而实现政治招募和扩大执政党的组织资源。
综上，执政党通过在非公经济组织中进行组织拓展是发挥党的意识形态整合功能的重要途径。对于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化时期弥合社会分歧、减少社会冲突、增强执政党对新社会空间的领导有着难以替代的现实意义。面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化，执政党之前行之有效的对社会的整合途径与整合组织方式需要进行与时俱进地调整，积极适应社会生态的变化，不断推进整合进程，从而实现政党组织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协调。
作者介绍：黄一玲，女，安徽桐城人，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政治研究，重庆 40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