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69年创立以来，布克奖已成为英联邦国家最重要的文学奖，影响日益壮大。2008年正值布克奖40周年，年仅34岁的印度作家阿拉温德・阿迪加凭借长篇小说处女作《白虎》一举夺魁，爆出了大冷门。最后一轮的竞争对手既有布克奖常客爱尔兰作家塞巴斯蒂安・巴里，又有同胞印度英语文学骁将阿米特瓦・高士。凭借处女作就能“过五关斩六将”，成为布克奖历史上第二年轻的获奖者，阿迪加的确值得庆祝。
一、从新闻记者到文坛新宠
1974年10月23日，阿迪加出生于印度泰米尔纳德邦首府金奈，即殖民时期大名鼎鼎的马德拉斯；他在卡纳塔克邦的芒格洛尔市长大。后来，他全家迁往澳大利亚，他在悉尼完成了中学教育。接着，他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学习英语文学。
毕业之后，阿迪加一直从事新闻工作。2000年，他曾在《金融时报》华盛顿分部实习。正式毕业后,他作为金融媒体的通讯记者在纽约工作了两年半，给许多成功人士做过访谈，包括地产大王唐纳德・特朗普，美国著名真人秀《飞黄腾达》节目主持人等。2003年，阿迪加回到印度，继续为《时代》杂志做通讯记者。曾为南亚各国总理做过访谈，并在南亚各国实地考察，足迹遍布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和斯里兰卡。阿迪加的思考范围很宽，政治、商业和艺术都是他涉猎的领域，曾同时为《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时代》杂志和美国广播公司工作。阿迪加现居孟买，已是自由作家。
《白虎》初写于2005年，2007年1月初完成修改。小说采用书信体的形式，由主人公巴尔拉姆・哈尔瓦伊写给即将访问班加罗尔的中国总理。通过一个杀人犯飞黄腾达的故事，《白虎》生动概括了当代印度社会的种种黑暗，揭露与批判了印度经济发展过程中底层人民的悲惨不幸。在上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之后，印度经济有了长足进步，以极其活跃的姿态出现于国际舞台，印度和中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是当前世界最主要的话题之一。《白虎》正诞生于这样的时代背景，小说主人公不无信心地对小说的叙事接受者言道：“20年后，就将是我们黄色人种和棕色人种的世纪处于金字塔的顶端，我们将统治整个世界。”然而，在美好的未来图景下，这个班加罗尔的时代宠儿，却是凭借杀人牟取了商业发展的“第一桶金”；他的事业离了受贿官员的庇佑，就无法运转。巴尔拉姆的自信代表了一个蒸蒸日上的印度，但自信的背后则隐藏着许多不可告人的秘密。
《白虎》的艺术关注主要集中在主人公巴尔拉姆・哈尔瓦伊的塑造上。巴尔拉姆是出身于低等种姓的穷人后代，在刚开始辍学务工时，他对主人恭顺忠诚、任劳任怨；从乡村走向城市、从茶店小伙计转为私人司机的过程中，慢慢被金钱至上、唯利是图的世风腐蚀了灵魂，他竟然铤而走险，走上了谋财害命的不归路；让巴尔拉姆感到幸运的是，得手后他竟然全身而退，在班加罗尔投身商业并获得成功，摇身一变成了社会名流。巴尔拉姆的人生历程荒诞而复杂：从社会根源看，他的犯罪是底层人民对残酷的种姓歧视和等级压迫造成的本能挣扎；从印度的现代化进程看，这种嗜血、残忍的蜕变似乎又不可避免，甚至是经济发展必然承受的道德代价。小说采取第一人称的主观叙事，巴尔拉姆不断向读者辩解他的行动既是无奈之举，又是绝境中的唯一；而隐身幕后的叙事者对巴尔拉姆叙述的不置可否，又为这部来自第三世界的后现代作品蒙上了一层复杂的面纱。
二、《白虎》中的当代印度图景
巴尔拉姆・哈尔瓦伊，一个富于文化深意的名字。巴尔拉姆人生发展的过程由名字所标志：穆那男孩→巴尔拉姆（白虎）→阿肖克・沙尔玛，这是一条具有象征意义的线索。
第一天上学，老师问他名字，他的回答是穆那（男孩）――和中国人一样，孩子的名字寄托了父母的期望，可他的父亲为生活疲于奔命，母亲重病在床――穷人家的孩子能有什么期望呢？于是，老师随口叫他“巴尔拉姆”。从无名到有名，巴尔拉姆的人生有了第一次起色。一次，一位学校巡查员前来，老师让他代表所有学生回答问题，巴尔拉姆的临场发挥获得了巡查员的赞许，夸他是“白虎”，还要送他到真正的学校去深造。虽然这些承诺没有一个兑现，虽然只有家人开玩笑地称他“白虎”，但这个绰号还是给巴尔拉姆的内心深处赋予了一种意义，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小说中的“白虎”是为重要隐喻，巴尔拉姆与侄子同游动物园观看白虎，笼中白虎突然不见影踪，恍惚中他竟然昏倒在地，仿若白虎附体，坚定了日后杀人决心。当巴尔拉姆逃到班加罗尔后，他又改名为阿肖克・沙尔玛，似乎比死去的主人更能适应这个崛起的时代，更有资格成为“阿肖克”。名字的从无到有，种姓的历史淡出，共同标志了巴尔拉姆所代表的时代。
巴尔拉姆的家乡在菩提伽耶附近的村子莱克斯曼噶，菩提伽耶是佛祖释迦牟尼悟道的所在，也是近现代印度最为贫穷的北部地区。他家是典型的传统大家族，老老少少几十口。为了谋生，亲人们只能靠给地主做苦力，忍受极高的赋税，无以为计之时竟以乞讨为生。父亲维克拉姆・哈尔瓦伊不愿受地主盘剥，但拉人力车改变不了命运，他痛苦地告诉儿子：“我被人当了一辈子驴。我的全部希望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儿子――至少一个――能活得像个人。”父亲患上肺结核，最终无医无药、活活咳死于公立医院，巴尔拉姆眼睁睁地看着却束手无策，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个打击。他感悟到苟活于乡村是没有出路的，暗暗发誓要永远逃离故土。
于是，巴尔拉姆去城里茶店务工，但他几乎没受过什么教育，身无长技，而城乡对低等种姓的歧视却是普遍的。他曾在街头“蹲马路”寻找工作机会，每每被粗暴拒绝。都市生活的举步维艰令他尝尽人生辛酸，这是他所受的第二个打击。
凭借聪明和运气，他学会了开车，并当上了在城乡均有房产的本乡地主“老鹳”家的司机。“老鹳”家有两部车：本田“城市”和铃木。“二号司机”巴尔拉姆开小型铃木，本田由“一号司机”拉姆・波萨德独占。波萨德驾驶技术不错，又会打羽毛球陪女主人消遣。他和巴尔拉姆的关系就像他们共同生活的房间，前者睡床，后者只能委屈地睡地上。巴尔拉姆一直对波萨德嫉妒得要死，“世界上还有一种憎恨比得上二号仆人对一号仆人的憎恨吗？”为了私利，巴尔拉姆用告密的方式向主人揭发波萨德的穆斯林身份，成为了“老鹳”家的唯一司机。
小说真实、深刻地揭示了印度社会的阴暗面，尤其关注黑暗之境中的底层百姓。专门有一段描写旧德里，那里的贫民窟破落不堪，街头拥塞混乱，人民生活处境非常艰难，和新德里的现代气象形成鲜明反差。尽管经济发展，但是地主、富人们对低等种姓的奴役和歧视还是随处可见。巴尔拉姆不仅要做司机，还要为主人做饭、洗狗、打扫院子，甚至给地主“老鹳”洗脚按摩。每次他都要用香皂拼命洗手，“给别人按摩脚之后，不管你怎样洗手，那种来自老死皮屑的气味都会留下一整天。”驾车的时候，巴尔拉姆还学会了一种本领，就是一手操纵方向盘，一手给后座的主人倒酒，而且一滴不洒！“这技术也就只有印度司机才有。”这不啻是绝好的讽刺！尽管走入城市，拿上了家人无比艳羡的“高工资”，但其受奴役的根本社会地位没有任何改变。这是巴尔拉姆遭受的第三个打击。
如果说身体疲劳尚能忍受，最让巴尔拉姆不能容忍的就是精神上受到的歧视和压迫。初入都市的巴尔拉姆时常经历性苦闷。都市的灯红酒绿、色情杂志的勾引挑逗和富人们寻花问柳不停地刺激他骚动的心。他最渴望的就是找个部长助理穆克山介绍给阿肖克那样的金发美女，此时的他的文化眼光完全来自于他人。他攒了几个月的工资去妓院买春，没想到所找妓女的金发竟然是染的，这令他大为光火，要求老板退钱，结果遭致妓院打手们的一顿老拳。这是他遭受的第四个打击。巴尔拉姆终于认识到仅仅靠出卖劳动、提高收入并不能改变人生实质，他要彻底改变命运。
巴尔拉姆的确与众不同，他善于从各方面汲取社会经验，很会见风使舵，讨主人欢喜，最重要的是他能一针见血地认清社会实质，并迅速采取行动，他的“成功”肇始于此。作家通过他的发迹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一个有能力有抱负的底层年轻人想要在社会上出人头地，难道只能用血腥的方式？
《白虎》的字里行间试图通过主人公的叙述回答这一问题。在农村，种姓制度压迫使得低等种姓永无翻身之日，地主的苛捐杂税使穷人生活不堪重负，政府却置若罔闻。莱克斯曼噶有“水牛”、“老鹳”、“野猪”和“乌鸦”4个地主。这些家伙为非作歹、鱼肉乡里，他们千方百计地剥削老百姓，或者侮辱他们想要的任意一个女人。在城市，政治家靠玩弄政治伎俩巧取豪夺，过着贪污腐化的生活，地主与政客们相互勾结，城乡社会上层沆瀣一气，共同奴役底层人民；在所谓的现代都市，发展新技术经济的背后，仍然是权钱交易的肮脏模式支撑着社会表面的健康运转。“老鹳”一家贿赂高官，在地方选举中瞒天过海，经营煤矿把持地方经济命脉。对待高官，他们极尽巴结、谄谀之能事，用巨额钱财行贿，陪同官员们去色情场所寻欢作乐；对待下层人民，则穷凶极恶、极度吝啬。“老鹳”之子“猫鼬”一次就向中央部长行贿50万卢比，却因为找不见钱包里的1卢比对巴尔拉姆大发雷霆，埋怨他偷走了钱，最后巴尔拉姆只好假称硬币掉在地上而用自己的钱打发过关。这些富人心狠手辣、极端残忍。“水牛”家的儿子被绑架，“水牛”怀疑是看孩子的仆人勾结纳萨尔派分子干的，于是枪杀仆人，纵火烧掉房子，将仆人全家灭门。巴尔拉姆的主人阿肖克的美国太太品齐夫人酒醉驾车撞了人，“猫鼬”认为巴尔拉姆理所应当去抵罪！
三、后殖民视角下的《白虎》
阿迪加坦率地告诉记者，小说直接受到美国黑人文学作家拉尔夫・埃里森、詹姆斯・鲍德温和理查・赖特的影响。但是，与黑人文学主人公悲剧性的命运截然相反，《白虎》中的杀人犯巴尔拉姆不仅成功逃脱，还利用谋杀获取的“第一桶金”在班加罗尔大发横财、呼风唤雨。他的个人财产达到了当初抢劫阿肖克70万卢布的15倍，成为了千万富翁！这一形象是批判现实主义题材在后殖民时代的继续发展，小说塑造的这一“反英雄”形象具有丰富的后现代意义。
无疑，巴尔拉姆是个恶棍，但他良心未泯。杀人之后，他冒着被捕的危险将一同在城里打工的侄子接走。享受荣华富贵之时，也没有忘记家乡的亲人――他知道，由于自己的行为，亲人们要么被报复杀掉，要么被赶出村子、生不如死。在班加罗尔，巴尔拉姆试图塑造崭新的自我。“但是，我必须做得不一样；你看不到吗？我不能按照‘野猪’、‘水牛’和‘乌鸦’他们那样生活……” 当他的雇员穆罕默德・阿斯夫撞死人后，他毫不怪罪，亲自出马买通警察，使得案子不了了之。然后，又拿出一大笔钱去死者家中慰问，并许诺让死者兄弟来他的公司做司机。这些描写都反映了巴尔拉姆的复杂性。一方面，他尚有良知，他从不把雇员当“家庭一员”（“老鹳”家对他的称呼），能够平等地对待身边的贫穷下层。“让动物按动物的本性去生活，让人类按照人类的本性去生活。”某种程度上是他亲手杀死的阿肖克思想的体现。另一方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巴尔拉姆奋力从黑暗中挣脱出来，但他只是改变了自己，他救不了更多的人，哪怕是抚养他长大的亲人。他成了企业家，但他维持企业运转的方式仍然是收买贿赂、草菅人命，与“老鹳”们所做的别无二致。他的努力未曾触动印度社会运行机制分毫，只是继续强化着原有不公平的社会制度。
因而，巴尔拉姆的困境在于非正义手段与正义目的之间的矛盾。尽管小说用了七章来写他杀人之前的经历和心理变化，只有一章写他逃脱后在班加罗尔的生活，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把他的人生分为这样两个阶段。前者为了逃离黑暗，后者则是想建立一种较为公平的生活态度，但无论是哪种目的，巴尔拉姆采取的都是非正义的手段。在目的与手段之间很难取得和谐，这是困扰他思维方式的难题。
对于杀人，巴尔拉姆从来都是承认错误的，尽管他时刻强调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对在班加罗尔的作为，他却颇有顾盼自雄之意。在他给中国总理的信中，也是以成功者和老江湖自居的。巴尔拉姆从事的是汽车租赁业，这个行业不仅仅具有象征意义，即象征着他从“主人的司机”变为“司机的主人”，还非常真实地反映了班加罗尔的经济现状。这座南方城市号称“印度硅谷”，世界主要的IT行业公司齐聚城内。他的出租汽车公司的服务对象就是这些公司夜里上班的白领职员，为什么非要半夜上班呢？因为公司老板都远在大洋彼岸，必须适应他们的时间。这就形成了一个锁链，本地职员为洋老板服务，巴尔拉姆为本地职员服务。经济发展是历史的选择，发展中国家尤其要注重经济发展。在这种历史的感召下，原来在农村服务于地主的乡下穷小子被唤进城市，继续为上层富人们卖命，像那个倒在车轮下的无名男孩，死得不声不吭。
经济发展必然带来快速增长的中产阶级和不断扩大的富人精英，巴尔拉姆在这一历史变迁过程中迅速扩大自己的资产，从穷小子变成引领时代的弄潮儿。但是，经济发展带来的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对伦理道德的侵蚀，却是巴尔拉姆不愿面对也不敢面对的。就像他曾担心侄子会怪他不通知家人逃命，但是很快就发现侄子其实比他更现实地认识到彼此间的唇亡齿寒，不禁感叹道：“……新一代正在变得毫无道德可言。”正如前面指出的，他为了维系事业发展，只能采取不道德的方法，只能复制他内心深处无比厌弃的富人们的手段，尽管他也内疚不安，但理智告诉他这是唯一的办法，就像当初理智告诉他必须要杀人一样。这里，作家用形象塑造的艺术方式，深刻地质疑后殖民时代印度经济发展给人们思想上带来的巨大冲击，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价值观的分裂与瓦解。在某种程度上，无论是死于他手的阿肖克，还是死于车轮下的男孩，甚至包括巴尔拉姆本人，都是印度经济发展的牺牲品。
通过作品，作家阿迪加探讨的其实是同一问题的不同问法――“至于印度的未来会变成什么样――那可是世界上最难回答的问题之一。”面对后殖民时代的发展机遇与潜在危机，年轻的阿迪加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老练和审慎，这也许是他获得布克奖的原因。
自1969年创立以来，布克奖已成为英联邦国家最重要的文学奖，影响日益壮大。2008年正值布克奖40周年，年仅34岁的印度作家阿拉温德・阿迪加凭借长篇小说处女作《白虎》一举夺魁，爆出了大冷门。最后一轮的竞争对手既有布克奖常客爱尔兰作家塞巴斯蒂安・巴里，又有同胞印度英语文学骁将阿米特瓦・高士。凭借处女作就能“过五关斩六将”，成为布克奖历史上第二年轻的获奖者，阿迪加的确值得庆祝。
一、从新闻记者到文坛新宠
1974年10月23日，阿迪加出生于印度泰米尔纳德邦首府金奈，即殖民时期大名鼎鼎的马德拉斯；他在卡纳塔克邦的芒格洛尔市长大。后来，他全家迁往澳大利亚，他在悉尼完成了中学教育。接着，他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学习英语文学。
毕业之后，阿迪加一直从事新闻工作。2000年，他曾在《金融时报》华盛顿分部实习。正式毕业后,他作为金融媒体的通讯记者在纽约工作了两年半，给许多成功人士做过访谈，包括地产大王唐纳德・特朗普，美国著名真人秀《飞黄腾达》节目主持人等。2003年，阿迪加回到印度，继续为《时代》杂志做通讯记者。曾为南亚各国总理做过访谈，并在南亚各国实地考察，足迹遍布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和斯里兰卡。阿迪加的思考范围很宽，政治、商业和艺术都是他涉猎的领域，曾同时为《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时代》杂志和美国广播公司工作。阿迪加现居孟买，已是自由作家。
《白虎》初写于2005年，2007年1月初完成修改。小说采用书信体的形式，由主人公巴尔拉姆・哈尔瓦伊写给即将访问班加罗尔的中国总理。通过一个杀人犯飞黄腾达的故事，《白虎》生动概括了当代印度社会的种种黑暗，揭露与批判了印度经济发展过程中底层人民的悲惨不幸。在上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之后，印度经济有了长足进步，以极其活跃的姿态出现于国际舞台，印度和中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是当前世界最主要的话题之一。《白虎》正诞生于这样的时代背景，小说主人公不无信心地对小说的叙事接受者言道：“20年后，就将是我们黄色人种和棕色人种的世纪处于金字塔的顶端，我们将统治整个世界。”然而，在美好的未来图景下，这个班加罗尔的时代宠儿，却是凭借杀人牟取了商业发展的“第一桶金”；他的事业离了受贿官员的庇佑，就无法运转。巴尔拉姆的自信代表了一个蒸蒸日上的印度，但自信的背后则隐藏着许多不可告人的秘密。
《白虎》的艺术关注主要集中在主人公巴尔拉姆・哈尔瓦伊的塑造上。巴尔拉姆是出身于低等种姓的穷人后代，在刚开始辍学务工时，他对主人恭顺忠诚、任劳任怨；从乡村走向城市、从茶店小伙计转为私人司机的过程中，慢慢被金钱至上、唯利是图的世风腐蚀了灵魂，他竟然铤而走险，走上了谋财害命的不归路；让巴尔拉姆感到幸运的是，得手后他竟然全身而退，在班加罗尔投身商业并获得成功，摇身一变成了社会名流。巴尔拉姆的人生历程荒诞而复杂：从社会根源看，他的犯罪是底层人民对残酷的种姓歧视和等级压迫造成的本能挣扎；从印度的现代化进程看，这种嗜血、残忍的蜕变似乎又不可避免，甚至是经济发展必然承受的道德代价。小说采取第一人称的主观叙事，巴尔拉姆不断向读者辩解他的行动既是无奈之举，又是绝境中的唯一；而隐身幕后的叙事者对巴尔拉姆叙述的不置可否，又为这部来自第三世界的后现代作品蒙上了一层复杂的面纱。
二、《白虎》中的当代印度图景
巴尔拉姆・哈尔瓦伊，一个富于文化深意的名字。巴尔拉姆人生发展的过程由名字所标志：穆那男孩→巴尔拉姆（白虎）→阿肖克・沙尔玛，这是一条具有象征意义的线索。
第一天上学，老师问他名字，他的回答是穆那（男孩）――和中国人一样，孩子的名字寄托了父母的期望，可他的父亲为生活疲于奔命，母亲重病在床――穷人家的孩子能有什么期望呢？于是，老师随口叫他“巴尔拉姆”。从无名到有名，巴尔拉姆的人生有了第一次起色。一次，一位学校巡查员前来，老师让他代表所有学生回答问题，巴尔拉姆的临场发挥获得了巡查员的赞许，夸他是“白虎”，还要送他到真正的学校去深造。虽然这些承诺没有一个兑现，虽然只有家人开玩笑地称他“白虎”，但这个绰号还是给巴尔拉姆的内心深处赋予了一种意义，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小说中的“白虎”是为重要隐喻，巴尔拉姆与侄子同游动物园观看白虎，笼中白虎突然不见影踪，恍惚中他竟然昏倒在地，仿若白虎附体，坚定了日后杀人决心。当巴尔拉姆逃到班加罗尔后，他又改名为阿肖克・沙尔玛，似乎比死去的主人更能适应这个崛起的时代，更有资格成为“阿肖克”。名字的从无到有，种姓的历史淡出，共同标志了巴尔拉姆所代表的时代。
巴尔拉姆的家乡在菩提伽耶附近的村子莱克斯曼噶，菩提伽耶是佛祖释迦牟尼悟道的所在，也是近现代印度最为贫穷的北部地区。他家是典型的传统大家族，老老少少几十口。为了谋生，亲人们只能靠给地主做苦力，忍受极高的赋税，无以为计之时竟以乞讨为生。父亲维克拉姆・哈尔瓦伊不愿受地主盘剥，但拉人力车改变不了命运，他痛苦地告诉儿子：“我被人当了一辈子驴。我的全部希望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儿子――至少一个――能活得像个人。”父亲患上肺结核，最终无医无药、活活咳死于公立医院，巴尔拉姆眼睁睁地看着却束手无策，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个打击。他感悟到苟活于乡村是没有出路的，暗暗发誓要永远逃离故土。
于是，巴尔拉姆去城里茶店务工，但他几乎没受过什么教育，身无长技，而城乡对低等种姓的歧视却是普遍的。他曾在街头“蹲马路”寻找工作机会，每每被粗暴拒绝。都市生活的举步维艰令他尝尽人生辛酸，这是他所受的第二个打击。
凭借聪明和运气，他学会了开车，并当上了在城乡均有房产的本乡地主“老鹳”家的司机。“老鹳”家有两部车：本田“城市”和铃木。“二号司机”巴尔拉姆开小型铃木，本田由“一号司机”拉姆・波萨德独占。波萨德驾驶技术不错，又会打羽毛球陪女主人消遣。他和巴尔拉姆的关系就像他们共同生活的房间，前者睡床，后者只能委屈地睡地上。巴尔拉姆一直对波萨德嫉妒得要死，“世界上还有一种憎恨比得上二号仆人对一号仆人的憎恨吗？”为了私利，巴尔拉姆用告密的方式向主人揭发波萨德的穆斯林身份，成为了“老鹳”家的唯一司机。
小说真实、深刻地揭示了印度社会的阴暗面，尤其关注黑暗之境中的底层百姓。专门有一段描写旧德里，那里的贫民窟破落不堪，街头拥塞混乱，人民生活处境非常艰难，和新德里的现代气象形成鲜明反差。尽管经济发展，但是地主、富人们对低等种姓的奴役和歧视还是随处可见。巴尔拉姆不仅要做司机，还要为主人做饭、洗狗、打扫院子，甚至给地主“老鹳”洗脚按摩。每次他都要用香皂拼命洗手，“给别人按摩脚之后，不管你怎样洗手，那种来自老死皮屑的气味都会留下一整天。”驾车的时候，巴尔拉姆还学会了一种本领，就是一手操纵方向盘，一手给后座的主人倒酒，而且一滴不洒！“这技术也就只有印度司机才有。”这不啻是绝好的讽刺！尽管走入城市，拿上了家人无比艳羡的“高工资”，但其受奴役的根本社会地位没有任何改变。这是巴尔拉姆遭受的第三个打击。
如果说身体疲劳尚能忍受，最让巴尔拉姆不能容忍的就是精神上受到的歧视和压迫。初入都市的巴尔拉姆时常经历性苦闷。都市的灯红酒绿、色情杂志的勾引挑逗和富人们寻花问柳不停地刺激他骚动的心。他最渴望的就是找个部长助理穆克山介绍给阿肖克那样的金发美女，此时的他的文化眼光完全来自于他人。他攒了几个月的工资去妓院买春，没想到所找妓女的金发竟然是染的，这令他大为光火，要求老板退钱，结果遭致妓院打手们的一顿老拳。这是他遭受的第四个打击。巴尔拉姆终于认识到仅仅靠出卖劳动、提高收入并不能改变人生实质，他要彻底改变命运。
巴尔拉姆的确与众不同，他善于从各方面汲取社会经验，很会见风使舵，讨主人欢喜，最重要的是他能一针见血地认清社会实质，并迅速采取行动，他的“成功”肇始于此。作家通过他的发迹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一个有能力有抱负的底层年轻人想要在社会上出人头地，难道只能用血腥的方式？
《白虎》的字里行间试图通过主人公的叙述回答这一问题。在农村，种姓制度压迫使得低等种姓永无翻身之日，地主的苛捐杂税使穷人生活不堪重负，政府却置若罔闻。莱克斯曼噶有“水牛”、“老鹳”、“野猪”和“乌鸦”4个地主。这些家伙为非作歹、鱼肉乡里，他们千方百计地剥削老百姓，或者侮辱他们想要的任意一个女人。在城市，政治家靠玩弄政治伎俩巧取豪夺，过着贪污腐化的生活，地主与政客们相互勾结，城乡社会上层沆瀣一气，共同奴役底层人民；在所谓的现代都市，发展新技术经济的背后，仍然是权钱交易的肮脏模式支撑着社会表面的健康运转。“老鹳”一家贿赂高官，在地方选举中瞒天过海，经营煤矿把持地方经济命脉。对待高官，他们极尽巴结、谄谀之能事，用巨额钱财行贿，陪同官员们去色情场所寻欢作乐；对待下层人民，则穷凶极恶、极度吝啬。“老鹳”之子“猫鼬”一次就向中央部长行贿50万卢比，却因为找不见钱包里的1卢比对巴尔拉姆大发雷霆，埋怨他偷走了钱，最后巴尔拉姆只好假称硬币掉在地上而用自己的钱打发过关。这些富人心狠手辣、极端残忍。“水牛”家的儿子被绑架，“水牛”怀疑是看孩子的仆人勾结纳萨尔派分子干的，于是枪杀仆人，纵火烧掉房子，将仆人全家灭门。巴尔拉姆的主人阿肖克的美国太太品齐夫人酒醉驾车撞了人，“猫鼬”认为巴尔拉姆理所应当去抵罪！
三、后殖民视角下的《白虎》
阿迪加坦率地告诉记者，小说直接受到美国黑人文学作家拉尔夫・埃里森、詹姆斯・鲍德温和理查・赖特的影响。但是，与黑人文学主人公悲剧性的命运截然相反，《白虎》中的杀人犯巴尔拉姆不仅成功逃脱，还利用谋杀获取的“第一桶金”在班加罗尔大发横财、呼风唤雨。他的个人财产达到了当初抢劫阿肖克70万卢布的15倍，成为了千万富翁！这一形象是批判现实主义题材在后殖民时代的继续发展，小说塑造的这一“反英雄”形象具有丰富的后现代意义。
无疑，巴尔拉姆是个恶棍，但他良心未泯。杀人之后，他冒着被捕的危险将一同在城里打工的侄子接走。享受荣华富贵之时，也没有忘记家乡的亲人――他知道，由于自己的行为，亲人们要么被报复杀掉，要么被赶出村子、生不如死。在班加罗尔，巴尔拉姆试图塑造崭新的自我。“但是，我必须做得不一样；你看不到吗？我不能按照‘野猪’、‘水牛’和‘乌鸦’他们那样生活……” 当他的雇员穆罕默德・阿斯夫撞死人后，他毫不怪罪，亲自出马买通警察，使得案子不了了之。然后，又拿出一大笔钱去死者家中慰问，并许诺让死者兄弟来他的公司做司机。这些描写都反映了巴尔拉姆的复杂性。一方面，他尚有良知，他从不把雇员当“家庭一员”（“老鹳”家对他的称呼），能够平等地对待身边的贫穷下层。“让动物按动物的本性去生活，让人类按照人类的本性去生活。”某种程度上是他亲手杀死的阿肖克思想的体现。另一方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巴尔拉姆奋力从黑暗中挣脱出来，但他只是改变了自己，他救不了更多的人，哪怕是抚养他长大的亲人。他成了企业家，但他维持企业运转的方式仍然是收买贿赂、草菅人命，与“老鹳”们所做的别无二致。他的努力未曾触动印度社会运行机制分毫，只是继续强化着原有不公平的社会制度。
因而，巴尔拉姆的困境在于非正义手段与正义目的之间的矛盾。尽管小说用了七章来写他杀人之前的经历和心理变化，只有一章写他逃脱后在班加罗尔的生活，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把他的人生分为这样两个阶段。前者为了逃离黑暗，后者则是想建立一种较为公平的生活态度，但无论是哪种目的，巴尔拉姆采取的都是非正义的手段。在目的与手段之间很难取得和谐，这是困扰他思维方式的难题。
对于杀人，巴尔拉姆从来都是承认错误的，尽管他时刻强调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对在班加罗尔的作为，他却颇有顾盼自雄之意。在他给中国总理的信中，也是以成功者和老江湖自居的。巴尔拉姆从事的是汽车租赁业，这个行业不仅仅具有象征意义，即象征着他从“主人的司机”变为“司机的主人”，还非常真实地反映了班加罗尔的经济现状。这座南方城市号称“印度硅谷”，世界主要的IT行业公司齐聚城内。他的出租汽车公司的服务对象就是这些公司夜里上班的白领职员，为什么非要半夜上班呢？因为公司老板都远在大洋彼岸，必须适应他们的时间。这就形成了一个锁链，本地职员为洋老板服务，巴尔拉姆为本地职员服务。经济发展是历史的选择，发展中国家尤其要注重经济发展。在这种历史的感召下，原来在农村服务于地主的乡下穷小子被唤进城市，继续为上层富人们卖命，像那个倒在车轮下的无名男孩，死得不声不吭。
经济发展必然带来快速增长的中产阶级和不断扩大的富人精英，巴尔拉姆在这一历史变迁过程中迅速扩大自己的资产，从穷小子变成引领时代的弄潮儿。但是，经济发展带来的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对伦理道德的侵蚀，却是巴尔拉姆不愿面对也不敢面对的。就像他曾担心侄子会怪他不通知家人逃命，但是很快就发现侄子其实比他更现实地认识到彼此间的唇亡齿寒，不禁感叹道：“……新一代正在变得毫无道德可言。”正如前面指出的，他为了维系事业发展，只能采取不道德的方法，只能复制他内心深处无比厌弃的富人们的手段，尽管他也内疚不安，但理智告诉他这是唯一的办法，就像当初理智告诉他必须要杀人一样。这里，作家用形象塑造的艺术方式，深刻地质疑后殖民时代印度经济发展给人们思想上带来的巨大冲击，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价值观的分裂与瓦解。在某种程度上，无论是死于他手的阿肖克，还是死于车轮下的男孩，甚至包括巴尔拉姆本人，都是印度经济发展的牺牲品。
通过作品，作家阿迪加探讨的其实是同一问题的不同问法――“至于印度的未来会变成什么样――那可是世界上最难回答的问题之一。”面对后殖民时代的发展机遇与潜在危机，年轻的阿迪加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老练和审慎，这也许是他获得布克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