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轼到苏东坡
——浅谈苏轼在黄州的蜕变与坚守
虞城县春来高中 代昆鹏
摘要：乌台诗案是苏轼平生第一次最大的挫折，但他却在晚年诗作中这样肯定被贬之地黄州：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认识？是因为他在黄州完成了身份上最重要的蜕变和精神上最执著的坚守！正因为如此，北宋文学史和中国文化史上才会有这样一位不可无一却难能有二的天仙才子苏东坡！
关键词：苏轼 文人 儒家 精神 蜕变 坚守
正文：
苏轼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豪放词开创者，北宋诗坛的领军人物，北宋画坛的佼佼者，北宋四大书法家之首，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罕有其匹的全能艺术天才。
东坡是他的号，全称为“东坡居士”。
很明显，从现实角度看他们绝对是同一个人；但是，从文化意义上来说，苏轼和苏东坡却有着一些区别。“轼”是父亲苏洵为他取的名，“东坡居士”却是他为自己取的号；名在他出生之后便有，而号却在他四十七岁（1082年）之时才出现。林语堂先生在他的《苏东坡传》中写道：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我们甚至可以这样推测，在中国和有华人的地方，苏东坡要比苏轼名气更大。
为什么会是这种情况呢？这就要从北宋历史上一个著名的文字狱说起。
元丰二年（1079），新党人物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为排除异己，便拿反对变法的旧党人物开刀，而苏轼因其名气和声望首当其冲。李定等人故意歪曲其诗，以“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把苏轼从湖州知州任上捉拿到御史台受审。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又被称为“乌台”，苏轼之案因诗而起，所以这一事件史称“乌台诗案”。李定等人欲置苏轼于死地，幸有众多大臣仗义执言、全力相助，再加上宋神宗也很欣赏苏轼，他才得以免除死罪。我们现在回头去看“乌台诗案”，那的确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冤假错案，其实质是新旧两党之间的政治斗争，而苏轼不过是历史舞台中错步上前的牺牲品和替罪羊。但不管怎样，他总是被人抓住了把柄，死罪虽可饶，活罪却难免。元丰二年（1079）十二月二十九日，苏轼出狱。出狱后，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文。这两个官职非常之小，小到几乎没有品级。“本州安置”指“限制居住”，也就是说苏轼只能在黄州地界活动，不得擅离。“不得签书公文”的意思是没有签字权和行政处置权。说白了，苏轼不过是有着官员身份的囚犯。和正常调任不同，被贬官员必须即刻动身。元丰三年（1080）大年初一，苏轼在长子苏迈陪同下，被御史台差人押赴黄州。
余秋雨先生在《苏东坡突围》中很形象地写道：“他很疲倦，他很狼狈，出汴梁、过河南、渡淮河、进湖北、抵黄州，萧条的黄州没有给他预备任何住所，他只得在一所寺庙中住下。他擦一把脸，喘一口气，四周一片静寂，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他闭上眼睛摇了摇头。”这寺庙叫定惠院，苏轼真正到黄州后的第一首词便作于这里。《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缺、疏、断、静、幽、独、缥缈、孤、惊、恨、寒、寂寞、冷，这一连串的字眼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但，是冰珠。丁当作响，寒气逼人，清冷之中，包裹着一种巨大的孤独感，让人读后寒彻心骨。一首词中冷色调的字如此之多，在中国文学史上极为罕见。我们可以从中见得苏轼初到黄州的心境之孤独寂寞、凄苦悲凉。毫无疑问，他陷入了精神上前所未有的困境。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中国古代文人历来都以自己的身体力行验证着这一哲理。
苏轼，当然也要变。
他从原来名动朝野的天仙才子变成了现在躬耕东坡的乡村农夫。苏轼早年词作《沁园春》有这样的句子：“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此等豪气，豪放词中并不多见！苏轼用晋朝名士陆机陆云来比喻自己和弟弟苏辙，这里面有着他的高度自信和远大抱负。也难怪，“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苏轼年仅22岁第一次参加礼部组织的进士考试就得了全国第二（这还是因为主考官欧阳修的误判，不然他应该是全国第一）。文坛领袖欧阳修当时就夸赞：“此人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四年之后，在皇帝亲自主持的北宋最重要的制科考试中他成为北宋开国以来百年第一人。春风得意，豪气干云，那是情理之中的事。当年的苏轼就是这样一位名动朝野的天仙才子，而现在呢？苏轼在他作于黄州的一组诗的小序中这样写道：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我们还可以在《东坡八首》（其一）中窥探到他的处境：废垒无人顾，颓垣满蓬蒿。谁能捐筋力，岁晚不偿劳。独有孤旅人，天穷无所逃。端来拾瓦砾，岁旱土不膏。崎岖草棘中，欲刮一寸毛。喟然释耒叹，我廪何时高。这首诗淋漓尽致地写出了一个农夫耕作的劳苦。这种身份的变化让他看世界的视角也发生了变化。原来他目光向上，眼高过顶，鼻孔朝天。现在他目光向下，面朝黄土背朝天。他更加了解稼穑之苦，更加明白人生艰难，更加懂得谦恭感恩，也更加贴近平民百姓。
他从原来卓有政绩的良吏能臣变成了现在谪居落寞的贬官罪人。我们看看他原来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作于1075年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便写出了他当年的豪情：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倾城随太守，全城百姓都随苏太守出城打猎！如果是真的，没有夸张，大家可想而知当年的苏轼活得有多么张扬！如果不是真的，有些夸张，我们又可以知道他活得多么狂放！而到黄州之后，他这样描写自己的处境：“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屡，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答李端叔书》）原来的他，极尽张扬，无论是杭州修井，还是密州捕蝗，或是徐州抗洪，唯恐天下不知，他甚至把自己看成世界的中心。而现在的他深刻反省，自我追问，不再张扬狂放，变得含蓄内敛。游离于繁华红尘之外，热闹是人家的，自己什么也没有。这让他多了几分冷静清醒。第二种身份的变化让他做人的态度发生了改变。
其实能够给我们传递更多信息的还是他的号。他所耕种的这块贫瘠的坡地在黄州城东，苏轼便给这块地取名“东坡”，而自己也依此取号为“东坡居士”！何为“居士”？“居士”就是不出家却信佛的人。我们也可以从他的黄州诗词中读到他对佛教的皈依。到黄州之后，苏轼的身份标识、生活环境以及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他真的变了吗？我们看他给朋友写的信：“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与李公择书》）
变了吗？变了。变了吗？没有变！
名号变了，身份变了，说话的方式变了，做人的态度变了，他的心却没有变，还是那么真诚，还是那么坦荡，还是那么热忱，还是那么纯朴，还是那么静定，也还是那么慈悲。他的精神内核也没有变，还是坚守着儒家大义！
梁衡先生在《读韩愈》中说，“人生的逆境大约可分四种：一曰生活之苦，饥寒交迫；二曰心境之苦，怀才不遇；三曰事业受阻，功败垂成；四曰存亡之危，身处绝境。处逆境之心也分四种：一是心灰意冷，逆来顺受；二是怨天尤人，牢骚满腹；三是见心明志，直言疾呼；四是泰然处之，尽力有为。”苏东坡现在是同时处在第一、第二、第三三种逆境，最终却选择了第四种心态：泰然处之，尽力有为。他就是用这种心态在黄州坚守着他知识分子的良心！
在己，他活出了文人良知。当时只要他肯妥协，相信李定、舒亶等人会求之不得、欣喜
若狂，不但不会再迫害于他，而且还会在皇上面前极尽美言，苏轼自然可以摆脱困境，青云直上，飞黄腾达。但是，他没有。他宁愿在黄州躬耕自足累得筋力殆尽也不愿向小人低头。这正是孟子所言的浩然正气！李敖说“疏于自省”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弱点之一，苏东坡在黄州却是勇于自省。他在《答李端叔书》中这样深刻反省：“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譊譊至今，坐此得罪几死，„„真可笑也。”钱理群先生在《心灵的探寻》一书中谈及中国的知识分子时这样说：“缺乏实践、行动的能力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剧与致命弱点。历代知识分子，有高于一般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能预见历史事变的发展，却不能参加历史的变革，对历史施加自己的影响。心灵高飞着，身体却陷在泥沼，思辨与实践脱节，只能清议、空谈、不能行动„„” 在黄州的苏东坡却是知行合一。
对人，他活出了菩萨心肠。鄂州（今湖北武昌，与黄州毗邻）、黄州当时有一种不良风气。老百姓限于经济条件，无法抚养更多子女，而一旦超出养育能力，他们往往将刚出生的婴儿溺死。苏东坡听到这些事情，心里非常沉痛。为此，他专门写信给自己的好朋友、鄂州知州朱寿昌，希望他出面以官府的力量革除这种坏风气（见《与朱鄂州书》）。而他自己也在民间做着不懈的努力，在黄州组织成立民间慈善机构——育儿会，邀请当地富户加入，每户每年缴纳会费一万钱，主要用来购买米面、布绢、棉絮等婴儿必备用品。他还专门邀请当地秀才古耕道、安国寺长老继连管理账目钱款，只要听说乡间贫民无力抚养新生儿，育儿会就给予一些必要的帮助。因苏东坡的帮助而得以存活的孩子数以百计。苦难与不幸没有使苏东坡麻木不仁，明哲保身，他反而尽自己的所能去帮助那些更为不幸的人，这不是高高在上的俯视与怜悯，而是风雨同舟的关切与同情，是对生命实实在在的领悟与体验。孟子要儒家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苏东坡更是特别，他要“穷而兼善天下！”
这就是苏东坡，这就是真实高贵而又可爱可敬的苏东坡！
黄州对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黄州本来是他的贬谪地，也应该是他的伤心地，却也成了苏东坡建功立业之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遭遇逆境之时，往往自怨自艾，甚至怨天尤人，像白居易，虽字乐天，被贬江州司马时却一点也不“乐天”，而苏东坡却能在苦难中活出高贵，在逆境中让人生升华，原因何在？就因为苏东坡身上有着一般知识分子所没有的高贵品格。
他的地位可变，地位可变，身份可变，高也好，低也好，顺也罢，逆也罢，身居庙堂或者远处江湖也都无所谓，他都可以游刃有余地活出自己的旷达与洒脱。他不会拘泥于这些外在，他可以与时俱进！
但精神内涵不可变。他身上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可贵品格，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道德底线，都没有变。他在坚守他应该坚守的心！
苏轼就这样在黄州站成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高标！四川眉山把一个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天仙才子送给我们；而黄州让苏轼远离官场是非，用心审视自我，和自然对话，让人格升华，在这里完成了自我精神的蜕变与坚守！完成了一次永载史册的文化突围！
参考书目：
1．《苏东坡传》 林语堂著 张振玉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苏轼传》 王水照 崔铭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3．《苏轼图传》 曾枣庄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4．《康震评说苏东坡》 康震著 中华书局
5．《说苏轼》 黄玉峰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6．《东坡拾瓦砾》 孙涛著 天津教育出版社
7．《苏轼文艺美论》 王启鹏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8．《山居笔记》之《苏东坡突围》 余秋雨著 文汇出版社
9．《中国人的心灵》之《缥缈孤鸿》 鲍鹏山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从苏轼到苏东坡
——浅谈苏轼在黄州的蜕变与坚守
虞城县春来高中 代昆鹏
摘要：乌台诗案是苏轼平生第一次最大的挫折，但他却在晚年诗作中这样肯定被贬之地黄州：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认识？是因为他在黄州完成了身份上最重要的蜕变和精神上最执著的坚守！正因为如此，北宋文学史和中国文化史上才会有这样一位不可无一却难能有二的天仙才子苏东坡！
关键词：苏轼 文人 儒家 精神 蜕变 坚守
正文：
苏轼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豪放词开创者，北宋诗坛的领军人物，北宋画坛的佼佼者，北宋四大书法家之首，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罕有其匹的全能艺术天才。
东坡是他的号，全称为“东坡居士”。
很明显，从现实角度看他们绝对是同一个人；但是，从文化意义上来说，苏轼和苏东坡却有着一些区别。“轼”是父亲苏洵为他取的名，“东坡居士”却是他为自己取的号；名在他出生之后便有，而号却在他四十七岁（1082年）之时才出现。林语堂先生在他的《苏东坡传》中写道：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我们甚至可以这样推测，在中国和有华人的地方，苏东坡要比苏轼名气更大。
为什么会是这种情况呢？这就要从北宋历史上一个著名的文字狱说起。
元丰二年（1079），新党人物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为排除异己，便拿反对变法的旧党人物开刀，而苏轼因其名气和声望首当其冲。李定等人故意歪曲其诗，以“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把苏轼从湖州知州任上捉拿到御史台受审。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又被称为“乌台”，苏轼之案因诗而起，所以这一事件史称“乌台诗案”。李定等人欲置苏轼于死地，幸有众多大臣仗义执言、全力相助，再加上宋神宗也很欣赏苏轼，他才得以免除死罪。我们现在回头去看“乌台诗案”，那的确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冤假错案，其实质是新旧两党之间的政治斗争，而苏轼不过是历史舞台中错步上前的牺牲品和替罪羊。但不管怎样，他总是被人抓住了把柄，死罪虽可饶，活罪却难免。元丰二年（1079）十二月二十九日，苏轼出狱。出狱后，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文。这两个官职非常之小，小到几乎没有品级。“本州安置”指“限制居住”，也就是说苏轼只能在黄州地界活动，不得擅离。“不得签书公文”的意思是没有签字权和行政处置权。说白了，苏轼不过是有着官员身份的囚犯。和正常调任不同，被贬官员必须即刻动身。元丰三年（1080）大年初一，苏轼在长子苏迈陪同下，被御史台差人押赴黄州。
余秋雨先生在《苏东坡突围》中很形象地写道：“他很疲倦，他很狼狈，出汴梁、过河南、渡淮河、进湖北、抵黄州，萧条的黄州没有给他预备任何住所，他只得在一所寺庙中住下。他擦一把脸，喘一口气，四周一片静寂，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他闭上眼睛摇了摇头。”这寺庙叫定惠院，苏轼真正到黄州后的第一首词便作于这里。《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缺、疏、断、静、幽、独、缥缈、孤、惊、恨、寒、寂寞、冷，这一连串的字眼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但，是冰珠。丁当作响，寒气逼人，清冷之中，包裹着一种巨大的孤独感，让人读后寒彻心骨。一首词中冷色调的字如此之多，在中国文学史上极为罕见。我们可以从中见得苏轼初到黄州的心境之孤独寂寞、凄苦悲凉。毫无疑问，他陷入了精神上前所未有的困境。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中国古代文人历来都以自己的身体力行验证着这一哲理。
苏轼，当然也要变。
他从原来名动朝野的天仙才子变成了现在躬耕东坡的乡村农夫。苏轼早年词作《沁园春》有这样的句子：“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此等豪气，豪放词中并不多见！苏轼用晋朝名士陆机陆云来比喻自己和弟弟苏辙，这里面有着他的高度自信和远大抱负。也难怪，“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苏轼年仅22岁第一次参加礼部组织的进士考试就得了全国第二（这还是因为主考官欧阳修的误判，不然他应该是全国第一）。文坛领袖欧阳修当时就夸赞：“此人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四年之后，在皇帝亲自主持的北宋最重要的制科考试中他成为北宋开国以来百年第一人。春风得意，豪气干云，那是情理之中的事。当年的苏轼就是这样一位名动朝野的天仙才子，而现在呢？苏轼在他作于黄州的一组诗的小序中这样写道：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我们还可以在《东坡八首》（其一）中窥探到他的处境：废垒无人顾，颓垣满蓬蒿。谁能捐筋力，岁晚不偿劳。独有孤旅人，天穷无所逃。端来拾瓦砾，岁旱土不膏。崎岖草棘中，欲刮一寸毛。喟然释耒叹，我廪何时高。这首诗淋漓尽致地写出了一个农夫耕作的劳苦。这种身份的变化让他看世界的视角也发生了变化。原来他目光向上，眼高过顶，鼻孔朝天。现在他目光向下，面朝黄土背朝天。他更加了解稼穑之苦，更加明白人生艰难，更加懂得谦恭感恩，也更加贴近平民百姓。
他从原来卓有政绩的良吏能臣变成了现在谪居落寞的贬官罪人。我们看看他原来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作于1075年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便写出了他当年的豪情：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倾城随太守，全城百姓都随苏太守出城打猎！如果是真的，没有夸张，大家可想而知当年的苏轼活得有多么张扬！如果不是真的，有些夸张，我们又可以知道他活得多么狂放！而到黄州之后，他这样描写自己的处境：“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屡，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答李端叔书》）原来的他，极尽张扬，无论是杭州修井，还是密州捕蝗，或是徐州抗洪，唯恐天下不知，他甚至把自己看成世界的中心。而现在的他深刻反省，自我追问，不再张扬狂放，变得含蓄内敛。游离于繁华红尘之外，热闹是人家的，自己什么也没有。这让他多了几分冷静清醒。第二种身份的变化让他做人的态度发生了改变。
其实能够给我们传递更多信息的还是他的号。他所耕种的这块贫瘠的坡地在黄州城东，苏轼便给这块地取名“东坡”，而自己也依此取号为“东坡居士”！何为“居士”？“居士”就是不出家却信佛的人。我们也可以从他的黄州诗词中读到他对佛教的皈依。到黄州之后，苏轼的身份标识、生活环境以及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他真的变了吗？我们看他给朋友写的信：“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与李公择书》）
变了吗？变了。变了吗？没有变！
名号变了，身份变了，说话的方式变了，做人的态度变了，他的心却没有变，还是那么真诚，还是那么坦荡，还是那么热忱，还是那么纯朴，还是那么静定，也还是那么慈悲。他的精神内核也没有变，还是坚守着儒家大义！
梁衡先生在《读韩愈》中说，“人生的逆境大约可分四种：一曰生活之苦，饥寒交迫；二曰心境之苦，怀才不遇；三曰事业受阻，功败垂成；四曰存亡之危，身处绝境。处逆境之心也分四种：一是心灰意冷，逆来顺受；二是怨天尤人，牢骚满腹；三是见心明志，直言疾呼；四是泰然处之，尽力有为。”苏东坡现在是同时处在第一、第二、第三三种逆境，最终却选择了第四种心态：泰然处之，尽力有为。他就是用这种心态在黄州坚守着他知识分子的良心！
在己，他活出了文人良知。当时只要他肯妥协，相信李定、舒亶等人会求之不得、欣喜
若狂，不但不会再迫害于他，而且还会在皇上面前极尽美言，苏轼自然可以摆脱困境，青云直上，飞黄腾达。但是，他没有。他宁愿在黄州躬耕自足累得筋力殆尽也不愿向小人低头。这正是孟子所言的浩然正气！李敖说“疏于自省”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弱点之一，苏东坡在黄州却是勇于自省。他在《答李端叔书》中这样深刻反省：“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譊譊至今，坐此得罪几死，„„真可笑也。”钱理群先生在《心灵的探寻》一书中谈及中国的知识分子时这样说：“缺乏实践、行动的能力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剧与致命弱点。历代知识分子，有高于一般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能预见历史事变的发展，却不能参加历史的变革，对历史施加自己的影响。心灵高飞着，身体却陷在泥沼，思辨与实践脱节，只能清议、空谈、不能行动„„” 在黄州的苏东坡却是知行合一。
对人，他活出了菩萨心肠。鄂州（今湖北武昌，与黄州毗邻）、黄州当时有一种不良风气。老百姓限于经济条件，无法抚养更多子女，而一旦超出养育能力，他们往往将刚出生的婴儿溺死。苏东坡听到这些事情，心里非常沉痛。为此，他专门写信给自己的好朋友、鄂州知州朱寿昌，希望他出面以官府的力量革除这种坏风气（见《与朱鄂州书》）。而他自己也在民间做着不懈的努力，在黄州组织成立民间慈善机构——育儿会，邀请当地富户加入，每户每年缴纳会费一万钱，主要用来购买米面、布绢、棉絮等婴儿必备用品。他还专门邀请当地秀才古耕道、安国寺长老继连管理账目钱款，只要听说乡间贫民无力抚养新生儿，育儿会就给予一些必要的帮助。因苏东坡的帮助而得以存活的孩子数以百计。苦难与不幸没有使苏东坡麻木不仁，明哲保身，他反而尽自己的所能去帮助那些更为不幸的人，这不是高高在上的俯视与怜悯，而是风雨同舟的关切与同情，是对生命实实在在的领悟与体验。孟子要儒家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苏东坡更是特别，他要“穷而兼善天下！”
这就是苏东坡，这就是真实高贵而又可爱可敬的苏东坡！
黄州对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黄州本来是他的贬谪地，也应该是他的伤心地，却也成了苏东坡建功立业之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遭遇逆境之时，往往自怨自艾，甚至怨天尤人，像白居易，虽字乐天，被贬江州司马时却一点也不“乐天”，而苏东坡却能在苦难中活出高贵，在逆境中让人生升华，原因何在？就因为苏东坡身上有着一般知识分子所没有的高贵品格。
他的地位可变，地位可变，身份可变，高也好，低也好，顺也罢，逆也罢，身居庙堂或者远处江湖也都无所谓，他都可以游刃有余地活出自己的旷达与洒脱。他不会拘泥于这些外在，他可以与时俱进！
但精神内涵不可变。他身上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可贵品格，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道德底线，都没有变。他在坚守他应该坚守的心！
苏轼就这样在黄州站成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高标！四川眉山把一个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天仙才子送给我们；而黄州让苏轼远离官场是非，用心审视自我，和自然对话，让人格升华，在这里完成了自我精神的蜕变与坚守！完成了一次永载史册的文化突围！
参考书目：
1．《苏东坡传》 林语堂著 张振玉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苏轼传》 王水照 崔铭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3．《苏轼图传》 曾枣庄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4．《康震评说苏东坡》 康震著 中华书局
5．《说苏轼》 黄玉峰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6．《东坡拾瓦砾》 孙涛著 天津教育出版社
7．《苏轼文艺美论》 王启鹏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8．《山居笔记》之《苏东坡突围》 余秋雨著 文汇出版社
9．《中国人的心灵》之《缥缈孤鸿》 鲍鹏山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