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金岭
杂文月刊 2004年07期
最近，英美有几个和“当地政府”对着干的人，其言行琢磨起来很有意思。
一个是美国曾负责武器核查的戴维·凯。此公曾在不同场合明确表示，他所领导的为期6个月的武器搜寻工作表明，在美国对伊动武之前，伊拉克并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简直是和白宫对着干。
另两个是英国女人。其一是英国间谍凯瑟琳·冈，该女士向一家报纸透露了有关美国方面要求英国协助窃听安理会代表的内幕，并称自己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阻止对伊拉克的“不道德战争”。其二是因反对对伊开战而退出布莱尔内阁的英国前国际开发事务大臣克莱尔·肖特，此人向英国媒体抖出猛料：在伊战爆发前，英国情报人员曾经对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进行窃听，以便了解他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的立场。
这事要是撂到有的国家，那可就奇了怪了！有很现成的说法：胳膊肘儿往外拐，明摆着是在“卖国”嘛！这几个人，竟然不忠诚于政府，那当然是不忠诚于国家；不忠诚于国家，那自然就是卖国了嘛！
内在的逻辑是这样的：你如果不忠诚于政府，那你对自己的良知、职业的使命和法律的忠诚，就一钱不值，甚至你对国家的忠诚都不成立。
可是，在他们各自的国家里，他们不但没有被视作“卖国”，还获得了人们道德上的褒奖，这如何解释呢？
我感觉到，这至少反映出这样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一个公民当然要忠诚于自己的国家，但首先要忠诚于自己的良知，忠诚于国家的法律，忠诚于自己的职业使命；否则，对国家的忠诚便可能成为愚忠，视愚忠为当然为天然为必然，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态，便会成为蛆虫翻滚的茅坑。
爱国，大概也需要某些基础条件。
有一个反面的例子，可为佐证。希特勒治下的第三帝国时代，德国的军官团宣誓效忠于他个人，而不是效忠德国，效忠于宪法。要推翻纳粹党政权的统治，对于军官团来说，本来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情。但在这种效忠之下，他们便只对希特勒个人承担义务，而不是对德国人民，不是对人类承担义务。他们的荣誉来自于对希特勒个人的忠诚，而不是来自对国家、人民以及人类的忠诚。“他们常常为了这种荣誉感，而忘掉了自己作为人类的荣誉感，把他们军官团的道德准则践踏在污泥之中”（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上卷）。
当然，在没有建立起现代政治文明规范的国度里，这几个执著于事实的洋人，很可能会被视为不爱国，必将从肉体上消灭之而后快。不愿为皇帝起草继位诏书的方孝儒，只因认准了新皇帝是个篡权者这个事实，惨遭杀害，被灭九族；索尔仁尼琴，直面于苏联的事实，只能流亡天涯。在他们的时代，爱国家和爱事实是水火不容的！他们失去的，是爱国的资格。
在现代社会，公民和政府一样，都是对国家负有法律和道德责任的独立政治主体。也就是，公民和政府这两者，爱国的资格是平等的。公民就该像戴维·凯、凯瑟琳·冈和克莱尔·肖特三人一样，永远不要沦为政府或某个政治人物为达到自己目的而可以自由驱遣的棋子。
公民的爱国和政府的爱国，应该统一于对事实的尊重，对法律的崇仰，对良知的维护。否则，爱国就成为表演，成为游戏。政府和公民对社会公共事务协同治理和共同承担责任，这就是“平面政治”（相对于传统社会的“垂直政治”）。这应该是我们的常识。
记得多年前在《文汇报》上读到过钱谷融先生的一则短文，题目忘记了，但内容大致还记得。钱先生的大意是说，自己的人生理想，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能够“自由地奉献”。当初对这样的人生理想很不理解，现在想来，这实在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有时候，你如果太执著于事实，太执著于自己的良知，很可能会被视为另类，从而失去爱国的资格；“自由地奉献”的资格当然也会随之而失去。
爱国家与爱事实，这是一个多么深重的话题。
作者：张金岭
杂文月刊 2004年07期
最近，英美有几个和“当地政府”对着干的人，其言行琢磨起来很有意思。
一个是美国曾负责武器核查的戴维·凯。此公曾在不同场合明确表示，他所领导的为期6个月的武器搜寻工作表明，在美国对伊动武之前，伊拉克并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简直是和白宫对着干。
另两个是英国女人。其一是英国间谍凯瑟琳·冈，该女士向一家报纸透露了有关美国方面要求英国协助窃听安理会代表的内幕，并称自己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阻止对伊拉克的“不道德战争”。其二是因反对对伊开战而退出布莱尔内阁的英国前国际开发事务大臣克莱尔·肖特，此人向英国媒体抖出猛料：在伊战爆发前，英国情报人员曾经对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进行窃听，以便了解他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的立场。
这事要是撂到有的国家，那可就奇了怪了！有很现成的说法：胳膊肘儿往外拐，明摆着是在“卖国”嘛！这几个人，竟然不忠诚于政府，那当然是不忠诚于国家；不忠诚于国家，那自然就是卖国了嘛！
内在的逻辑是这样的：你如果不忠诚于政府，那你对自己的良知、职业的使命和法律的忠诚，就一钱不值，甚至你对国家的忠诚都不成立。
可是，在他们各自的国家里，他们不但没有被视作“卖国”，还获得了人们道德上的褒奖，这如何解释呢？
我感觉到，这至少反映出这样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一个公民当然要忠诚于自己的国家，但首先要忠诚于自己的良知，忠诚于国家的法律，忠诚于自己的职业使命；否则，对国家的忠诚便可能成为愚忠，视愚忠为当然为天然为必然，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态，便会成为蛆虫翻滚的茅坑。
爱国，大概也需要某些基础条件。
有一个反面的例子，可为佐证。希特勒治下的第三帝国时代，德国的军官团宣誓效忠于他个人，而不是效忠德国，效忠于宪法。要推翻纳粹党政权的统治，对于军官团来说，本来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情。但在这种效忠之下，他们便只对希特勒个人承担义务，而不是对德国人民，不是对人类承担义务。他们的荣誉来自于对希特勒个人的忠诚，而不是来自对国家、人民以及人类的忠诚。“他们常常为了这种荣誉感，而忘掉了自己作为人类的荣誉感，把他们军官团的道德准则践踏在污泥之中”（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上卷）。
当然，在没有建立起现代政治文明规范的国度里，这几个执著于事实的洋人，很可能会被视为不爱国，必将从肉体上消灭之而后快。不愿为皇帝起草继位诏书的方孝儒，只因认准了新皇帝是个篡权者这个事实，惨遭杀害，被灭九族；索尔仁尼琴，直面于苏联的事实，只能流亡天涯。在他们的时代，爱国家和爱事实是水火不容的！他们失去的，是爱国的资格。
在现代社会，公民和政府一样，都是对国家负有法律和道德责任的独立政治主体。也就是，公民和政府这两者，爱国的资格是平等的。公民就该像戴维·凯、凯瑟琳·冈和克莱尔·肖特三人一样，永远不要沦为政府或某个政治人物为达到自己目的而可以自由驱遣的棋子。
公民的爱国和政府的爱国，应该统一于对事实的尊重，对法律的崇仰，对良知的维护。否则，爱国就成为表演，成为游戏。政府和公民对社会公共事务协同治理和共同承担责任，这就是“平面政治”（相对于传统社会的“垂直政治”）。这应该是我们的常识。
记得多年前在《文汇报》上读到过钱谷融先生的一则短文，题目忘记了，但内容大致还记得。钱先生的大意是说，自己的人生理想，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能够“自由地奉献”。当初对这样的人生理想很不理解，现在想来，这实在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有时候，你如果太执著于事实，太执著于自己的良知，很可能会被视为另类，从而失去爱国的资格；“自由地奉献”的资格当然也会随之而失去。
爱国家与爱事实，这是一个多么深重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