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同声传译是高强度思维�p多重任务并重的认知心理过程。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已引起西方认知心理学家的广泛关注。近年来又有研究者开始尝试对同声传译过程中的“工作记忆”及其重要性进行研究,并且创造性地提出了同声传译中的“心理过程模式”。对于口译工作以及如何更加有效地提升同传译员的素质而言,这些理论和研究,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关键词:同声传译;心理过程模型;工作记忆;短时记忆
同声传译作业之所以成为心理语言学理论的一个最大挑战和实验场地,是因为同声传译同时涉及语言理解和生成,对译者语言水平和综合素质的要求非同小可;正是因为理解与生成同时进行,同声传译对“工作记忆”的要求也非常之高。另外,同声传译又蕴含着极其复杂的心理认知“加工”过程,译员在同声传译作业过程中是一位独立的个体,这显然对译员的“工作记忆”资源要求甚高。因此,同声传译并非语言理解和生成的简单组合,同传理论也并非语言理解和生成理论的简单组合,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都有其自身明显的特殊性。本文试图对level(1989)言语生成模型、De Bot(1992)双语口语生成模型和董燕萍的口译心理过程模式(2005)进行一个系统的回顾和综述,并从“工作记忆”角度对同传译员素质的培养提出一些建议。
1口译心理过程模式发展回顾
1.1 莱沃尔特(level)的“言语生成模型”
莱沃尔特(level,1989)是荷兰心理语言学家,曾经提出了一个“言语生成模型”,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概念形成器(conceptualier)、构成器(formulator)和发音器(articulator)。概念形成器产生前语言信息(preverbal message);前语言信息输入构成器,构成器产生内部语言计划;内部语音计划被输入发音器,发音器产生外显的、人们可以听到的言语。该模型还有三个辅助要素:听辨、言语理解系统和监察。通过听辨和言语理解系统,说话人可以对自己的话语进行监察,从而使说话人有可能发现并纠正自己的话语。莱沃尔特的“言语生成模型”,其最终目的是对自己的言语进行监察,避免失误。
1.2 mees De Bot的“双语生成模型”
mees De Bot(1992)对level“言语生成模型”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作了一些修正,建立起“双语生成模型”(bilingual production model)。Kees De Bot 认为,“双语生成模型”和母语生成模型应该是一样的,除了在以下这些方面有所不同:
1.2.1 在概念形成器中,“宏计划”及其所需要的背景知识是双语共享的,而“微计划”在两种语言中各自独立。表达意图的前言语信息包括语言的选择,即准备使用哪种语言来表达该信息。
1.2.2 模型的第二部分“构成器”在两种语言中各自独立;前言语信息中的语言选择激活所选语言的构成器。两种语言共享一个心理词库,但词块和形式之间的关系不像单语中那样一一对应,也就是说,一个词块可能与多种具有不同特征的形式联系起来。在词块中,意义和句法信息之间的关系也不是那样不可分割。
1.2.3 发音器是双语共享的,储存着大脑已经掌握的两种语言所有可能的声音。
1.3 董燕萍的“口译心理过程模型”
蔡小红于2001年在《以跨学科的视野拓展口译研究》一文中提出了“交替传译过程模式”。董燕萍(2005,144)在他人(level,1989;De Bot,1992;蔡小红,2001)研究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口译心理过程主要涵盖以下几个步骤:
1.3.1 言语听辨和理解。
1.3.2 言语计划。
1.3.3 形式合成。
1.3.4 发音。另外,考虑到认知的“经济原则”,董燕萍认为,在同声传译中,两种语言共享一个言语听辨和理解系统,只是各自使用的心理词库有所不同而已。
2同声传译过程中的“工作记忆”
上述一些模型,可以说都在某种程度上揭示出了口译工作的心理过程,其中,每一步操作及其结果都是工作记忆中的内容,也就是说,工作记忆需要对信息进行加工,需要暂时保存从长时记忆(如百科知识、词库信息)中提取出来的信息,而且需要暂时保存加工的结果。认知心理学家(Baddeley,1998)从实验心理学和神经心理学角度,以大量实验论证了“工作记忆”的存在,认为“工作记忆”包括一个中央执行成分(the central executive)及三个缓冲区――“语音环”(Phonological loop)、“视觉空间模板”(visio-spatial sketch Pad)以及“情景缓冲器”(Episodic Buffer)。即:
图1.1 工作记忆的认知结构模型(Baddeley,1998)
这一模型有助于人们了解“工作记忆”的认知结构。
2.1 同声传译过程中的短时记忆
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信息处理活动,同声传译对时间限制具有极其严格的要求。通常情况下,译员须在三、四秒钟之内对目标语进行编码并转换成输出语,时间间隔最多不能超过十秒。这种特点对译员的短时记忆能力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挑战。
认知心理学家Baddeley 认为,工作记忆是一种短时记忆性质的记忆体系,是在执行认知任务的过程中,既负责信息存储又负责信息加工的一个资源有限的认知系统。在同声传译过程中,译员的工作记忆是一种极为特殊的短时记忆。一般意义上的短时记忆只具有将信息短暂存储这种单一功能,而同传工作中的短时记忆,其特殊性在于,译员在同传作业中,除了对信息进行短暂存储,还要进行短暂的信息加工转换。正是由于同传工作中的短时记忆具有这种特殊的双重处理功能,对同声传译特殊性的研究已在认知心理学领域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和兴趣。
2.2 同声传译过程中长时记忆对短时记忆的作用与影响
心理学认为,根据信息贮存的时间长短,记忆可分为瞬间记忆(亦称为感觉记忆)、短时记忆、长时记忆三类。那么,在同传作业中,单纯负责信息存储的短时记忆难以解释认知加工活动中出现的许多复杂现象。这时就需要从长时记忆中提取信息和背景材料,来帮助译员顺利地完成口译任务。此外,译员接受到原语(original language)并对其进行言语听辨和理解时,工作记忆不仅需要处理听辨和理解本身,而且还需要保存从长时记忆中提取的相关知识,需要保存理解后的命题或命题网络。由于构成器需要将前言语信息转换成语音计划,因此工作记忆在进行语言形式的生成工作时,还需要暂时保存前言语信息、从长时记忆中提取的相关词库知识和转换后的语音计划。假如译员已经具备了有关“意识流”这一文学概念的背景知识和长时记忆,在同传作业中,无论遇到何种言语,只要与此内容相关,译员就能通过短暂激活长时记忆而做到胸有成竹,顺利完成这次同传作业。
3译员素质的培养
3.1 “默读复述”练习
译员可以通过“默读复述”的方式来有效地控制和延长同传作业中的短时记忆。认知心理学家Baddeley 认为,“工作记忆”的语音信息保持量很小,时间也很短,但可以通过“默读复述” (亦称“默读发音”)对所存储的信息进行暂时性加工,不断激活存储的语音表征以防止记忆痕迹消退。这方面可用来进行训练的语料甚多,如《新约・哥林多前书》中保罗对爱的诠释:Love is patient; love is kind; love is not envious or boastful or arrogant or rude. It does not insist on its own way; it is not irritable or resentful; it does not rejoice in wrongdoing, but rejoices in the truth. It bears all things, hopes all things, endures all things. Love never ends.(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恩慈无限;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傲慢,不粗鲁。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急躁,不憎恨,不因作恶而欢喜,只为真理而欢欣。凡事包容,凡事期盼,凡事忍耐;爱,永不止息。)
3.2 “组块加工”练习
美国心理学家米勒(G. Miller)在其论文《神秘的七,加减二》中明确提出,人的短时记忆容量为7±2个组块(Chunk)。
“组块加工”在短时记忆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虽然短时记忆容量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固定的,但短时记忆的信息量可以通过“组块加工”而得到扩充和提高,如,采用在短时记忆中合并“单位”,减少“单位”数量,扩大“单位”所包含的信息等等,这些手段都很常用。“组块”大小是可变的,若能将更多的译文储存变成有意义的“组块”,便可以大幅度提高人的记忆广度。 在同传作业中,翻译数字、年代可以说是司空见惯的事,译员可利用数字特征对它们进行灵活多变的“组块加工”。如,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将连续数[1**********]0划分为三个熟悉的组块――2001、1984、1900,处理起来便可以得心应手。另外,在传译训练中,还可以对双语组块进行对应性记忆,如“这就是说”是汉语的一个组块;“What’sitdoing snowing in summer”中的 “What’s it doing X-ing” 是英语的一个固定组块,等等。通过“组块化”的学习,合理组织和运用各种语言材料,便可以大大提高记忆和传译的效率。
组块的作用也许会因人而异,因为组块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的知识和经验。同样的信息,对不同的人来说,因其经验不同,意义单元的大小也会不同。譬如,当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的“The Waste Land”出现在传译过程中时,对于文学基础扎实,而且在这方面经验丰富的译员来说,它只构成“一个”组块的意义单元,而缺乏这类文学概念的人则很可能将其视为三个信息单位。
3.3 “跟读”练习(shadowing)
跟读练习(shadowing)较之听和翻译要容易得多,这种方式应该是在同传作业中训练译员注意力的一个最佳途径,它可以使译员更好地熟悉“组块”,能够将注意力瞬间集中在一点上。
在国际交流中,给各国首脑人物做同声翻译时会发现,许多领导人讲话都喜欢引经据典,甚至对不同文化中的名人名言也能够谙熟于心,灵活运用,表现出令人敬佩的、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例如: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华,在其演讲中就引用了毛泽东主席的一段著名诗词:“So many deeds cry out to be done, and always urgently; the world rolls on, time presses. Ten thousand years are too long, seize the day, seize the hour!”如果译员平时注重积累大量的名人诗词与格言警句,已经非常熟悉这些有经典意义的“组块”,那么,立刻反映出这段诗词的汉语原句其实就是“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应该没有任何困难。除非对一些著名诗词、典故等等缺乏了解,或虽然了解但缺乏熟练程度,才会造成译员作业速度下降,甚至直接影响同传工作的质量。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即使译员硬着头皮完成了任务,但在准确度方面也会有所欠缺。
“工作记忆”是同声传译工作中的一个最基本的要素。当然,在同传活动中,尤其是在即时性相当突出的同声传译中,不仅仅是认知资源和工作记忆需调节得当,它还涉及许多其他方面的要素,如环境、原语(original language)的流利程度、说话人口音、讲话速度等等。往往,在成功的同声传译作业中,还需要认知资源在存储与加工等各个环节中进行有效的转换、分配和协调,此乃使同声传译达到尽可能完美的一个必经途径。
4结语
从国际学术背景来看,尽管对同声传译的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但在国内,成果依然是凤毛麟角。利用认知心理学的心理过程模式和工作记忆特点来分析同声传译技巧、译员素质的培养以及同传质量的提高问题,仍然是我国翻译界面临的一个新课题,也是心理学界的一个巨大挑战和机遇,值得广大翻译人员、语言学研究者和外语教师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参考文献:
[1] Baddeley, A. D. Gathercole, S. E. & papago, C. (1998). The phonological loop as a language learning device[J]. Psychological Review, 105, 158
[2]De Bot, K. 1992. ‘A Bilingual Production Model: Levelt’s ‘speaking’ Model Adapted.’ [J] Applied Linguistics 13: 1-24.
[3] George A. Miller.The Magical Number Seven, Plus or Minus Two: Some Limits on Our Capacity for Processing Information [J].The Psychological Review, 1956, vol. 63, pp. 81-97.
[4] Willem J. M. Levelt, 1989, Speaking: From Intention to Articulation[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5] 蔡小红.以跨学科的视野拓展口译研究[J].中国翻译,2001(2).
[6] 董燕萍.心理语言学与外语教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摘要:同声传译是高强度思维�p多重任务并重的认知心理过程。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已引起西方认知心理学家的广泛关注。近年来又有研究者开始尝试对同声传译过程中的“工作记忆”及其重要性进行研究,并且创造性地提出了同声传译中的“心理过程模式”。对于口译工作以及如何更加有效地提升同传译员的素质而言,这些理论和研究,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关键词:同声传译;心理过程模型;工作记忆;短时记忆
同声传译作业之所以成为心理语言学理论的一个最大挑战和实验场地,是因为同声传译同时涉及语言理解和生成,对译者语言水平和综合素质的要求非同小可;正是因为理解与生成同时进行,同声传译对“工作记忆”的要求也非常之高。另外,同声传译又蕴含着极其复杂的心理认知“加工”过程,译员在同声传译作业过程中是一位独立的个体,这显然对译员的“工作记忆”资源要求甚高。因此,同声传译并非语言理解和生成的简单组合,同传理论也并非语言理解和生成理论的简单组合,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都有其自身明显的特殊性。本文试图对level(1989)言语生成模型、De Bot(1992)双语口语生成模型和董燕萍的口译心理过程模式(2005)进行一个系统的回顾和综述,并从“工作记忆”角度对同传译员素质的培养提出一些建议。
1口译心理过程模式发展回顾
1.1 莱沃尔特(level)的“言语生成模型”
莱沃尔特(level,1989)是荷兰心理语言学家,曾经提出了一个“言语生成模型”,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概念形成器(conceptualier)、构成器(formulator)和发音器(articulator)。概念形成器产生前语言信息(preverbal message);前语言信息输入构成器,构成器产生内部语言计划;内部语音计划被输入发音器,发音器产生外显的、人们可以听到的言语。该模型还有三个辅助要素:听辨、言语理解系统和监察。通过听辨和言语理解系统,说话人可以对自己的话语进行监察,从而使说话人有可能发现并纠正自己的话语。莱沃尔特的“言语生成模型”,其最终目的是对自己的言语进行监察,避免失误。
1.2 mees De Bot的“双语生成模型”
mees De Bot(1992)对level“言语生成模型”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作了一些修正,建立起“双语生成模型”(bilingual production model)。Kees De Bot 认为,“双语生成模型”和母语生成模型应该是一样的,除了在以下这些方面有所不同:
1.2.1 在概念形成器中,“宏计划”及其所需要的背景知识是双语共享的,而“微计划”在两种语言中各自独立。表达意图的前言语信息包括语言的选择,即准备使用哪种语言来表达该信息。
1.2.2 模型的第二部分“构成器”在两种语言中各自独立;前言语信息中的语言选择激活所选语言的构成器。两种语言共享一个心理词库,但词块和形式之间的关系不像单语中那样一一对应,也就是说,一个词块可能与多种具有不同特征的形式联系起来。在词块中,意义和句法信息之间的关系也不是那样不可分割。
1.2.3 发音器是双语共享的,储存着大脑已经掌握的两种语言所有可能的声音。
1.3 董燕萍的“口译心理过程模型”
蔡小红于2001年在《以跨学科的视野拓展口译研究》一文中提出了“交替传译过程模式”。董燕萍(2005,144)在他人(level,1989;De Bot,1992;蔡小红,2001)研究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口译心理过程主要涵盖以下几个步骤:
1.3.1 言语听辨和理解。
1.3.2 言语计划。
1.3.3 形式合成。
1.3.4 发音。另外,考虑到认知的“经济原则”,董燕萍认为,在同声传译中,两种语言共享一个言语听辨和理解系统,只是各自使用的心理词库有所不同而已。
2同声传译过程中的“工作记忆”
上述一些模型,可以说都在某种程度上揭示出了口译工作的心理过程,其中,每一步操作及其结果都是工作记忆中的内容,也就是说,工作记忆需要对信息进行加工,需要暂时保存从长时记忆(如百科知识、词库信息)中提取出来的信息,而且需要暂时保存加工的结果。认知心理学家(Baddeley,1998)从实验心理学和神经心理学角度,以大量实验论证了“工作记忆”的存在,认为“工作记忆”包括一个中央执行成分(the central executive)及三个缓冲区――“语音环”(Phonological loop)、“视觉空间模板”(visio-spatial sketch Pad)以及“情景缓冲器”(Episodic Buffer)。即:
图1.1 工作记忆的认知结构模型(Baddeley,1998)
这一模型有助于人们了解“工作记忆”的认知结构。
2.1 同声传译过程中的短时记忆
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信息处理活动,同声传译对时间限制具有极其严格的要求。通常情况下,译员须在三、四秒钟之内对目标语进行编码并转换成输出语,时间间隔最多不能超过十秒。这种特点对译员的短时记忆能力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挑战。
认知心理学家Baddeley 认为,工作记忆是一种短时记忆性质的记忆体系,是在执行认知任务的过程中,既负责信息存储又负责信息加工的一个资源有限的认知系统。在同声传译过程中,译员的工作记忆是一种极为特殊的短时记忆。一般意义上的短时记忆只具有将信息短暂存储这种单一功能,而同传工作中的短时记忆,其特殊性在于,译员在同传作业中,除了对信息进行短暂存储,还要进行短暂的信息加工转换。正是由于同传工作中的短时记忆具有这种特殊的双重处理功能,对同声传译特殊性的研究已在认知心理学领域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和兴趣。
2.2 同声传译过程中长时记忆对短时记忆的作用与影响
心理学认为,根据信息贮存的时间长短,记忆可分为瞬间记忆(亦称为感觉记忆)、短时记忆、长时记忆三类。那么,在同传作业中,单纯负责信息存储的短时记忆难以解释认知加工活动中出现的许多复杂现象。这时就需要从长时记忆中提取信息和背景材料,来帮助译员顺利地完成口译任务。此外,译员接受到原语(original language)并对其进行言语听辨和理解时,工作记忆不仅需要处理听辨和理解本身,而且还需要保存从长时记忆中提取的相关知识,需要保存理解后的命题或命题网络。由于构成器需要将前言语信息转换成语音计划,因此工作记忆在进行语言形式的生成工作时,还需要暂时保存前言语信息、从长时记忆中提取的相关词库知识和转换后的语音计划。假如译员已经具备了有关“意识流”这一文学概念的背景知识和长时记忆,在同传作业中,无论遇到何种言语,只要与此内容相关,译员就能通过短暂激活长时记忆而做到胸有成竹,顺利完成这次同传作业。
3译员素质的培养
3.1 “默读复述”练习
译员可以通过“默读复述”的方式来有效地控制和延长同传作业中的短时记忆。认知心理学家Baddeley 认为,“工作记忆”的语音信息保持量很小,时间也很短,但可以通过“默读复述” (亦称“默读发音”)对所存储的信息进行暂时性加工,不断激活存储的语音表征以防止记忆痕迹消退。这方面可用来进行训练的语料甚多,如《新约・哥林多前书》中保罗对爱的诠释:Love is patient; love is kind; love is not envious or boastful or arrogant or rude. It does not insist on its own way; it is not irritable or resentful; it does not rejoice in wrongdoing, but rejoices in the truth. It bears all things, hopes all things, endures all things. Love never ends.(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恩慈无限;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傲慢,不粗鲁。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急躁,不憎恨,不因作恶而欢喜,只为真理而欢欣。凡事包容,凡事期盼,凡事忍耐;爱,永不止息。)
3.2 “组块加工”练习
美国心理学家米勒(G. Miller)在其论文《神秘的七,加减二》中明确提出,人的短时记忆容量为7±2个组块(Chunk)。
“组块加工”在短时记忆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虽然短时记忆容量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固定的,但短时记忆的信息量可以通过“组块加工”而得到扩充和提高,如,采用在短时记忆中合并“单位”,减少“单位”数量,扩大“单位”所包含的信息等等,这些手段都很常用。“组块”大小是可变的,若能将更多的译文储存变成有意义的“组块”,便可以大幅度提高人的记忆广度。 在同传作业中,翻译数字、年代可以说是司空见惯的事,译员可利用数字特征对它们进行灵活多变的“组块加工”。如,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将连续数[1**********]0划分为三个熟悉的组块――2001、1984、1900,处理起来便可以得心应手。另外,在传译训练中,还可以对双语组块进行对应性记忆,如“这就是说”是汉语的一个组块;“What’sitdoing snowing in summer”中的 “What’s it doing X-ing” 是英语的一个固定组块,等等。通过“组块化”的学习,合理组织和运用各种语言材料,便可以大大提高记忆和传译的效率。
组块的作用也许会因人而异,因为组块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的知识和经验。同样的信息,对不同的人来说,因其经验不同,意义单元的大小也会不同。譬如,当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的“The Waste Land”出现在传译过程中时,对于文学基础扎实,而且在这方面经验丰富的译员来说,它只构成“一个”组块的意义单元,而缺乏这类文学概念的人则很可能将其视为三个信息单位。
3.3 “跟读”练习(shadowing)
跟读练习(shadowing)较之听和翻译要容易得多,这种方式应该是在同传作业中训练译员注意力的一个最佳途径,它可以使译员更好地熟悉“组块”,能够将注意力瞬间集中在一点上。
在国际交流中,给各国首脑人物做同声翻译时会发现,许多领导人讲话都喜欢引经据典,甚至对不同文化中的名人名言也能够谙熟于心,灵活运用,表现出令人敬佩的、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例如: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华,在其演讲中就引用了毛泽东主席的一段著名诗词:“So many deeds cry out to be done, and always urgently; the world rolls on, time presses. Ten thousand years are too long, seize the day, seize the hour!”如果译员平时注重积累大量的名人诗词与格言警句,已经非常熟悉这些有经典意义的“组块”,那么,立刻反映出这段诗词的汉语原句其实就是“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应该没有任何困难。除非对一些著名诗词、典故等等缺乏了解,或虽然了解但缺乏熟练程度,才会造成译员作业速度下降,甚至直接影响同传工作的质量。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即使译员硬着头皮完成了任务,但在准确度方面也会有所欠缺。
“工作记忆”是同声传译工作中的一个最基本的要素。当然,在同传活动中,尤其是在即时性相当突出的同声传译中,不仅仅是认知资源和工作记忆需调节得当,它还涉及许多其他方面的要素,如环境、原语(original language)的流利程度、说话人口音、讲话速度等等。往往,在成功的同声传译作业中,还需要认知资源在存储与加工等各个环节中进行有效的转换、分配和协调,此乃使同声传译达到尽可能完美的一个必经途径。
4结语
从国际学术背景来看,尽管对同声传译的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但在国内,成果依然是凤毛麟角。利用认知心理学的心理过程模式和工作记忆特点来分析同声传译技巧、译员素质的培养以及同传质量的提高问题,仍然是我国翻译界面临的一个新课题,也是心理学界的一个巨大挑战和机遇,值得广大翻译人员、语言学研究者和外语教师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参考文献:
[1] Baddeley, A. D. Gathercole, S. E. & papago, C. (1998). The phonological loop as a language learning device[J]. Psychological Review, 105, 158
[2]De Bot, K. 1992. ‘A Bilingual Production Model: Levelt’s ‘speaking’ Model Adapted.’ [J] Applied Linguistics 13: 1-24.
[3] George A. Miller.The Magical Number Seven, Plus or Minus Two: Some Limits on Our Capacity for Processing Information [J].The Psychological Review, 1956, vol. 63, pp. 81-97.
[4] Willem J. M. Levelt, 1989, Speaking: From Intention to Articulation[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5] 蔡小红.以跨学科的视野拓展口译研究[J].中国翻译,2001(2).
[6] 董燕萍.心理语言学与外语教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