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译理论研究成果与趋势浅析
Research on the interpreting and result’s analysis
北京语言大学 刘和平
论文摘要：中国的口译研究自上世纪末有了很大发展，涉及的领域逐渐扩大，研究方法逐渐走向科学化，口译理论研究与教学关系更加紧密。如何从跨学科角度脚踏实地加强实证和认知研究，如何引导口译向职业化方向发展，如何根据中外文特点进行口译教学，这是口译界面临的新课题。
Summary : Research on the interprétaiton in China having been successes meaning since the end of last century, is marked by widening of visions of the researchers, the improvement of scientific methods applied and also by a closer link with teaching. Approndir and to reinforce the studies on interpretation under interdisciplinary angles, in a methodological and progressive way, the professionalisation of this trade, teaching taking account of specificities of the transl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another language, is a stak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六十年代以来，国际上从对口译的现象到对人的认知结构的研究、从口译职业培训到质量评估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口译的研究正朝着跨学科和更科学化的方向发展。相对而言，中国的口译研究起步较晚，应该是90年代后期才真正开始，在此之前，该领域研究的一直远远落后于笔译研究，1996年前发表的涉及口译的论文不足50篇，且绝大多数都是谈口译经验,真正的口译研究成果寥寥无几。近几年无论是国际上还是中国,口译研究发展迅速，呈现出一些令人欣喜的趋势。
1. 国内外口译研究成果数字比较
吉尔(D.Gile.D)自1989年开始主编国际口译研究信息网公报(The IRN Bulletin)，后将其公布在英特网上，目的是让全球对口译研究感兴趣的人员能通过现代化的手段了解最新研究动态，为他们提供交流的平台。该通讯为每年两期，6月和12月发行。下面的统计只涉及2000年至2003年的8期通讯，即第20、21、22、23、24、25、26、27期，因为这几年是口译研究迅速发展和成果丰硕时期，参与人员的范围从最早的几个国家扩展到几十个国家，涵盖的语种也从初期的英语和法语为主发展到现在的十几个语种。西方研究人员主要来自法国、英国、德国、瑞士、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瑞典、苏联、美国等，东欧若干国家也有成果问世；亚洲以中国（含台湾、香港）日本和韩国为主。根据不完全统计，8期《公报》上刊登的论文具体情况如下：
时间
（95-）2000 已发表论文 博士论文 硕士论文 论文集或专著 124 45
23 28
24
199 21 18 10 94 4 3 3 总计： （注释：以上统计不包括学报上发表的论文，但包括部分中国作者发表的论文、论文集或专著）。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翻译》、《中国科技翻译》和《上海科技翻译》2000-2004期
间共发表涉及口译的论文58篇，其中
时间
2000-2004 《中国翻译》 《中国科技翻译》 《上海科技翻译》 23篇篇篇
截止到2004年上半年，国内共发表约二十部口译研究方面的论著，含7本译著（其中5本为法国释意理论创始人塞莱斯科维奇和勒代雷所著，另外2本为瑞士学者所著，这也客观地表明了法国释意派口译理论的地位。2000年后国内学者所著的口译理论专著主要包括：鲍刚的遗作《口译理论概述》、台湾学者杨承淑所作的《口译教学研究》、刘和平的《口译技巧—思维科学与口译推理教学法》、蔡晓红主编的《口译研究新探—新方法、新观念、新趋势》、黎难秋的《中国口译史》、刘宓庆的《口笔译理论研究》等。虽然中国对口译理论和教学的研究相对滞后，但如先前所讲，在作者统计的全球发表的约94部专著或论文集中，中国学者仍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除了口译专著，中国还出版了各语种口译教材或口译手册100多册，有的版本甚至已经出第五个版本。如此多的口译教材问世反映了中国口译市场的活跃和需求的增长。当然，口译教材的撰写原则、内容和方法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如果口译教材与笔译雷同，或始终停留在语言训练层面上，即使谈及口译技能，也只是皮毛，离口译职业化要求差距甚大。
2. 口译研究在中国
自1996年9月至今，在我国先后组织召开了五次口译理论与教学研讨会，厦门大学组织召开了“全国首届口译理论与教学研讨会”。与会代表集中讨论了口译教学的特点和规律，并就口译教学等具体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但由于与会者人数不多，规模相对较小，但应该是非常有意义的尝试，而且为后来口译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根据国内翻译市场形势的变化和要求，广州外语外贸大学于1998年10月组织了“全国第二届口译理论与教学研讨会”，会议内容较前丰富，形式新颖，个人研究与小组研究并重，理论研
究与教学研究紧密结合，翻译系的学生还为与会者表演了专题辩论即席口译，受到广泛好评。口译理论和教学研究的结合成为突出特点。不少代表提出，应该建立专门的口译教学委员会，以指导全国的口译理论和教学研究。
随后，除北京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外贸大学和厦门大学设立了专门的翻译（学院）系外，各高校均开设了翻译课，全国英语教学指导委员会还规定，口译课由原来的选修课变为必修课，培养翻译基本技能的任务摆在各高校面前。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全国第三届口译理论与教学研讨会”如期于2000年10月24日至26日在古都西安召开。来自22所高校的口译课教师汇聚一堂，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就大家关心的翻译学与口译研究、教材编写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如果说，在1996年前很多人仍然认为语言教学和翻译教学几乎没有的差别话，到了2000年第三届口译理论与教学研讨会上，与会者几乎一致认识到，口译教学无论在教学目标、教学原则，还是从教学手段和方法上都有悖于语言教学，这也是口译自身规律所决定的。翻译作为教学手段可以为语言教学服务，但语言教学不能替代翻译教学，因为，心理语言学告诉我们，人在学习语言和进行翻译时的心理机制是不同的，语言信号进入大脑后启动的认知知识也存在差异，学好语言不等于能够进行翻译，而翻译要求掌握工作使用的语言。换句话说，语言能力是学习翻译的基本条件，但不是唯一条件。论争多年的焦点问题初步达成共识后，与会者对编篡以技能为主线、能够指导各语种口译教学的纲要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厦门大学推出的口译教材和录音带正是为了满足广大口译教师的需要。与会者提出，应该在今后的研讨会上就大纲的使用情况进行深入研讨，分析利弊，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从理论和实践上论证其可行性，从而推动我国的口译教学不断向前发展。
两年后，即2002年05月25日至27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召开了“国际口译教学暨第四届全国口译理论与教学研讨会”。从跨学科角度探讨口译程序与教学是此次会议的主题。与会者递交的论文内容更加丰富广泛，跨学科特点更加突出，研究手段趋于科学化，研究人员年轻化和团队化，中国学者开始同国际知名专家展开对话。研讨会上，来自国外的D.Gile、R.Setten等教授作了专题发言，包括台湾在内的国内数名专家也介绍了近期的研究成果。会议期间，厦门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还就口译培训和资格考试等问题举行了专题讨论，为大会锦上添花，为口译教学研究拓宽了视野。
2004年11月6、7日在上海召开了第五届全国口译实践、教学研究会议。此次大会的主题“口译专业化：国际经验和中国的发展”充分反映出中国口译理论与教学研究关注的焦点问题。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AIIC）主席、欧洲委员会口译总司、日内瓦大学和巴黎高等翻译学校口译系主任等150多名国内外专家学者和研究人员应邀出席了研讨会。会议主要围绕口译职业化教学、资格考试、质量评估、同声传译等展开讨论，一半以上的与会者在主会场或分会场发言，参与
人数之多空前未有。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这次研讨会是在上海外国语大学2月份被批准从2005年起招收独立的翻译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后召开的，这是我国内地高等院校在外国语言文学专业下建立的第一个独立的翻译学学位点（二级学科），标志着我国内地高等院校在翻译学学科和学位点建设方面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另外，为推动口译教学研究的发展，《中国翻译》编辑部与美国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高级翻译学院于7月20日-8月2日联合主办了“2004暑期全国英语口笔译翻译教学高级研讨班”，就口笔译教学基本理论、口笔译理论与实践、口笔译课程的定位和教学目标、课程设置、教材的选择、笔译基本技巧、模型、交替传译、同声传译及视译的基本技巧和教学、口译的测试和评估及口译教学实践等进行培训。参加口译教学法培训的教师和翻译人员（以英语为主）近120人。可以相信，这类培训将为口译研究和教学的发展起十分积极的作用。
3. 口译研究涉及的主要领域
我们组织北京语言大学2003级翻译方向研究生对吉尔教授收集的部分已正式发表在各类刊物上的论文题目共236篇进行了分类整理，归纳为十个大的主题 ： 主题
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口译程序
口译量化分析和质量评估
口译错误或问题分析，练习方法
各种形式的翻译
杂志、书籍、出版物介绍
术语研究
各国 / 阶段翻译史
专业翻译
口译教学和培训
总计： 数量 23 29 34 36 5 4 7 10 21 37 236
以上研究内容包括中国学者发表在国内《中国翻译》等主要翻译类刊物上的论文。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至少三点启示：一是口译研究的范围比前些年更广泛，例如口译宏观理论研究、量化分析、术语研究、专业翻译等；二是数量有了大幅度增加，主题的广泛和数量的增加说明参加口译理论研究的人员数量在逐年上升；最后一个特点是，同前些年相比，论文的深度和质量也有了提高。
在口译领域影响比较大的有安德逊的从思维到话语全程的三段式认知程序模式、杰弗（Gerver）和朗博（Lambert）提出的全过程口译信息处理模式、吉尔（D.Gile）同声传译多任务处理模式（精力分配模式）（见《口笔译训练的基本概念与模式》“Basic Concepts and Models for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ing”），而塞顿（R.Setten）的模式是“基于当代有关言语感知、言语识别和言语活动之间关系的理论”（Setton 1999：63）（详见：肖晓燕，《西方口译研究：历史与现状》，《外国语》，2002：4：71）。另外，朗博（Lambert）, 迪林格（Dillinger）也提出过部分过程模式，达洛（Daro）、法博罗（Fabbro）、巴拉缔（Paradis）等还从神经语言学的角度对口译过程进行了探讨。在口译研究第三阶段占主导地位的应是以巴黎高等翻译学校和塞莱丝柯维奇教授为代表的释意派理论。
除对口译的跨学科研究外，对口译质量的评估成为学者们近些年关心的另一重大问题。“世界权威性翻译学术期刊《Meta》全刊收录了17篇论文，2001年46集第2期以翻译质量评估为专题，
除第一篇介绍性文章外，论文主题几乎覆盖到评估的各个方面：口、笔译职业评估、教学评估、研究评估、历史学家的评估、评估的参数、社会的评估、文献翻译评估、评估的方法、评估的效度、评估的理论依据、语篇理论与评估的性能、口译雇佣者的评估、术语研究的教学评估、效果评估等。论文的撰稿者大都是当今西方译界著名的的专家学者。2001年4月19日到21日在西班牙召开了题为‘国际会议口译质量’的国际研讨会……研讨会上50多人宣读了论文，令人瞩目的是，除了关于国际会议口译质量的标准、交替口译与同声传译的标准、教学质量标准、评估原则、方法等常规性主题外，不少研究项目还从多个视角去探讨口译的质量与评估问题：心理语言学的角度、术语学的角度、语言学角度、质量管理学角度、符号-价值哲学的角度、交际学的角度、语篇类型学的角度、医学中心理疗法的角度、等等。另外，此次大会提交的论文中相当部分是实证研究的成果。由此形成了跨学科或多学科交叉、多种形式的活跃的研究局面。”(见蔡小红，曾洁仪，《中国翻译》，2004:3:49-54)。
应该说，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口译理论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96年前以经验论为主线转入初级研究阶段，就口译和口译教学中的问题开始进行思考；第二阶段的研究主要是从静态转入动态研究，对口译过程进行描述，96年、98年和2000年第一、二、三届口译理论与教学研讨会论文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随着国外（包括香港和台湾地区）研究成果的介绍和其他领域学者的加入，跨学科和实证研究逐渐替代对口译的一般性描述，2002年的第四届研讨会论文介绍的基本上是跨学科和实证研究成果。随着中国口译市场的发展，口译职业化和职业口译人员的培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因此，第五届口译理论研讨会的主题集中在口译职业化问题上。实际上，后两个时期的研究主要围绕口译思维过程和认知研究、口译能力研究（主要是口译模式的探讨和应用）、口译质量评估、口译方法论等展开，目标是推动口译研究科学化，口译培训职业化。
我国近些年的口译研究有四个突出特点：一是研究人员年轻化，翻译方向研究生的增加使不少对口译感兴趣的年轻人迅速加入到研究队伍中，他们的到来给口译研究带来了生机；二是翻译、研究和教学人员的三结合，由于部分高校本身拥有强大的研究机构，例如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认知科学、神经心理学等，这为从事口译研究的人员提供了良好的合作机会；三是跨学科研究，一些从事文学比较和功能或篇章语言学或认知科学研究的人员的加盟为口译研究向跨学科和科学化发展提供了可能；四是开始与国外研究人员合作，无论是中国研究成果的对外介绍，还是国外研究成果在国内的宣传和实验，都为进一步加强对口译的宏观理论研究铺垫了道路。
4．待回答的若干问题
现代认知心理学有两个重要的核心概念，一是“信息” ，它是事物的属性、事物之间内在联系和含义的表征。另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信息加工系统”。信息加工系统指能够接收、存贮、处理和传递信息的系统。人的信息加工系统主要由四部分组成，即感受器、效应器、加工器和记忆装置。对口译过程的研究实际上就是运用信息论以及计算机的类比、模拟、验证等方法来研究信息是如何获得、如何存贮、如何交换、如何提取和使用的。到目前为止，对职业口译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也由于种种客观原因，很难进行大规模实地考察和实验。在目前情况下，如果能借助神经学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对口译程序进行科学的实证研究，对不同水平（层次）的口译培训进行研究，也能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口译程序。
A 对“理解、脱离原语语言外壳、重新表达”模式的思考
巴黎释意派理论在论述口译程序时强调，对原语理解后存在“脱离原语语言外壳”这样一个“概念化”过程，而重新表达恰恰建立在这个脱离了语言形式的“意义”基础上。该模式对翻译教学有十分积极的作用。但如何从理论上加以阐述？脱离原语语言形式后，信息意义依靠何种形式存储在大脑中？载体是语言的还是其他某种形式的？叙述类讲话多少可以依靠顺时和形象记忆，而论述类讲话的记忆模式是什么？通常讲的“关键词”记忆属于语言形式还是变成了一种特殊的信息“感应器”？近期笔者在同法国认知心理学专家J.VIVIER的一次讨论中，他认为“关键词”是大脑对信息的形象反应。脱离原语语言外壳并不意味着信息意义载体完全变成非语言的，而是讲对语言信息加工处理后大脑记忆的不再是原来的语言形式，而是原语语言形式承载的意义，这种意义载体可以是语言的，例如关键词，也可以是某种符号或形象。例如，一段讲话，开头是对会议组织者和相关部门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感谢”二字在表述的时候可以唤起记忆；随后是对国内经济形势的介绍，可以用“中经形”表示，依此类推。如果是叙述类讲话，形象记
忆则可以帮助译者回忆起讲话的内容，如“物体形状、行走路线、表情、手势”等。由此可以看出，讲“脱离原语语言外壳”是指脱离原语表达信息的某种特殊语言形式，该形式承载的信息可以通过某种语言或非语言符号（有待于进一步论证）记忆在大脑中，然后使用另一语言把记忆在大脑中的信息表达出来。这种载体有可能与原语的某种语言形式相吻合，也有可能是译入语语言表现形式，当然也有可能是语言学讲的“所指对象”（referent）、“指别成分”（deixis）等，这一点已得到职业口译实践的证明。
C 对同声传译“精力分配模式”的思考
“精力分配模式”建立在行为主义理论基础上，而且认知心理学中对双重任务的解释很难用在同声传译上，唯一可以借鉴的是用双重任务方法将口译任务分为主次。但在用这种主次任务方法对职业口译程序的观察后又出现了明显的问题：一是两项任务不可能完全独立；二是很难将两项任务分为主次；三是听和记忆信息与用另一语言重新表达意义之间并没有干扰。因此，J.VIVIER和C.DURIEUX两位学者建议使用“译员特殊注意力运作模式”解释在同一时间内复杂的多种活动的认知程序(待发表)。他们还对译员的记忆与口译、参照条件与控制、口译与多种模式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实证和理论研究。
以上两个问题可以通过对（初级、中级和高级）等不同层次的口译实践进行观察，并采取问卷方式调查，并对跟踪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和分析，从而得出进一步的结果，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和了解不同层次口译的程序和思维特点。
D 对语言知识与认知知识关系的思考
按照法国释意派理论，在学员没有娴熟掌握工作所需语言水平时不能教授笔译，更不能教授口译。但该派理论也指出，认知知识可以帮助理解语言表达的信息，例如“上下文”、“译前主题准备”、“对讲话人的了解”等。我们的问题是：在大学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口译教学中，学生的外语水平尚未达到职业口译所需的水平，但教学目标要求必须教授职业口译。那么，学生的外语水平达到何种程度可以教授职业口译？如何测评学生的外语水平？如何处理口译教学与外语进修的关系？如何帮助学生充分利用已获得的和即将获得的认知知识填补语言知识的不足？评价这两个阶段学生口译水平的具体标准如何确定才能现标准的合理性和科学性？笔者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看到，对本科生进行口译职业训练不仅可以让学生有机会了解和掌握初步的职业口译技巧，还可以帮助他们提高外语水平，因为职业口译是正常的双语交际行为，在正常的语言交际中学习语言比采用其他传统的语言学习方法更能帮助学生掌握活生生的语言，为他们进入翻译角色奠定良好的基础。对如何通过学习口译提高语言水平笔者曾在《口译技巧——思维科学与口译推理教学法》中有详细介绍，在此不再赘述。
E 对中文与外文间数字翻译的重新认识
在翻译中，译员首先要解决的是理解和记忆问题。中译法中比较特殊的问题之一是数字翻译。按照一般的翻译理论，数字翻译属于代码转译，可以借助笔记记忆，无需花更多时间进行阐释。但在中法互译中，较大的数字经常影响对译员对其他信息的听辨和理解。一位法国议会议员百思不得其解，他提出这样问题：“我几次到中国，几乎每次都遇到翻译将数字翻错。这到底为什么？”有学者专门对数字训练进行过研究，提出可以通过改善记忆方法解决中外数字表达的差异问题。笔者在对中法口译的观察后发现，数字的记忆和翻译同样需要借助语境和交际环境。例如，在翻译有关欧洲东扩的一篇法文讲话时，其中一位研究生在听到东扩后欧洲人口达到“450 millions”时出了差错，译成“四千万”，但她又很快纠正为“四亿五千万“。教师提出问题时，她解释说：“当时我没有准确记住这个数字，但我想，25个国家只有四千万是不可能的，法国就有近六千万人口，而且听到的是cent millions，于是立刻进行了纠正”。法语数字由于起特殊的表达方法在口译中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法语的70是60+10，80=4个20，90=4个20+10，或依此类推，直到100；而到万后又变成10个千，10万则是100个千，一亿是100个百万，而法语的一个milliard又变成中文的10亿。数字的进制差异给中法互译常常造成困难。因此，在听辨中借助语境和主题知识翻译法语的数字也是需要训练的必不可少的能力。由此看，在单独的数字互译后，将数字放在讲话中进行数字与语境和认知知识结合的翻译训练是十分必要的。
对职业翻译需要进行更多的实证研究，对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口译训练同样也可以进行类似的观察和分析，从而帮助我们发现具有代表性的问题，更全面地解释口译程序。应该说，对口译程序的研究可以解释和回答翻译的对象、翻译的实质等重要理论问题，这对翻译学学科的建设将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书：
4 黎难秋，《中国口译史》，青岛出版社，2002.3。
5 D.Gile, 《国际口译研究信息网公报》(The IRN Bulletin) 第20、21、22、23、24、25、26、
27期。
6 《中国翻译》2004第二期，P.44。
7 肖晓燕，“西方口译研究：历史与现状”，《外国语》，2002第四期，P.71。
《中国翻译》，2004第三期，PP.49-54。 8 蔡小红，曾洁仪，“口以质量评估的历史回顾”，
[作者简介]刘和平，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学博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教学，中法跨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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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译理论研究成果与趋势浅析
Research on the interpreting and result’s analysis
北京语言大学 刘和平
论文摘要：中国的口译研究自上世纪末有了很大发展，涉及的领域逐渐扩大，研究方法逐渐走向科学化，口译理论研究与教学关系更加紧密。如何从跨学科角度脚踏实地加强实证和认知研究，如何引导口译向职业化方向发展，如何根据中外文特点进行口译教学，这是口译界面临的新课题。
Summary : Research on the interprétaiton in China having been successes meaning since the end of last century, is marked by widening of visions of the researchers, the improvement of scientific methods applied and also by a closer link with teaching. Approndir and to reinforce the studies on interpretation under interdisciplinary angles, in a methodological and progressive way, the professionalisation of this trade, teaching taking account of specificities of the transl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another language, is a stak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六十年代以来，国际上从对口译的现象到对人的认知结构的研究、从口译职业培训到质量评估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口译的研究正朝着跨学科和更科学化的方向发展。相对而言，中国的口译研究起步较晚，应该是90年代后期才真正开始，在此之前，该领域研究的一直远远落后于笔译研究，1996年前发表的涉及口译的论文不足50篇，且绝大多数都是谈口译经验,真正的口译研究成果寥寥无几。近几年无论是国际上还是中国,口译研究发展迅速，呈现出一些令人欣喜的趋势。
1. 国内外口译研究成果数字比较
吉尔(D.Gile.D)自1989年开始主编国际口译研究信息网公报(The IRN Bulletin)，后将其公布在英特网上，目的是让全球对口译研究感兴趣的人员能通过现代化的手段了解最新研究动态，为他们提供交流的平台。该通讯为每年两期，6月和12月发行。下面的统计只涉及2000年至2003年的8期通讯，即第20、21、22、23、24、25、26、27期，因为这几年是口译研究迅速发展和成果丰硕时期，参与人员的范围从最早的几个国家扩展到几十个国家，涵盖的语种也从初期的英语和法语为主发展到现在的十几个语种。西方研究人员主要来自法国、英国、德国、瑞士、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瑞典、苏联、美国等，东欧若干国家也有成果问世；亚洲以中国（含台湾、香港）日本和韩国为主。根据不完全统计，8期《公报》上刊登的论文具体情况如下：
时间
（95-）2000 已发表论文 博士论文 硕士论文 论文集或专著 12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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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21 18 10 94 4 3 3 总计： （注释：以上统计不包括学报上发表的论文，但包括部分中国作者发表的论文、论文集或专著）。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翻译》、《中国科技翻译》和《上海科技翻译》2000-2004期
间共发表涉及口译的论文58篇，其中
时间
2000-2004 《中国翻译》 《中国科技翻译》 《上海科技翻译》 23篇篇篇
截止到2004年上半年，国内共发表约二十部口译研究方面的论著，含7本译著（其中5本为法国释意理论创始人塞莱斯科维奇和勒代雷所著，另外2本为瑞士学者所著，这也客观地表明了法国释意派口译理论的地位。2000年后国内学者所著的口译理论专著主要包括：鲍刚的遗作《口译理论概述》、台湾学者杨承淑所作的《口译教学研究》、刘和平的《口译技巧—思维科学与口译推理教学法》、蔡晓红主编的《口译研究新探—新方法、新观念、新趋势》、黎难秋的《中国口译史》、刘宓庆的《口笔译理论研究》等。虽然中国对口译理论和教学的研究相对滞后，但如先前所讲，在作者统计的全球发表的约94部专著或论文集中，中国学者仍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除了口译专著，中国还出版了各语种口译教材或口译手册100多册，有的版本甚至已经出第五个版本。如此多的口译教材问世反映了中国口译市场的活跃和需求的增长。当然，口译教材的撰写原则、内容和方法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如果口译教材与笔译雷同，或始终停留在语言训练层面上，即使谈及口译技能，也只是皮毛，离口译职业化要求差距甚大。
2. 口译研究在中国
自1996年9月至今，在我国先后组织召开了五次口译理论与教学研讨会，厦门大学组织召开了“全国首届口译理论与教学研讨会”。与会代表集中讨论了口译教学的特点和规律，并就口译教学等具体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但由于与会者人数不多，规模相对较小，但应该是非常有意义的尝试，而且为后来口译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根据国内翻译市场形势的变化和要求，广州外语外贸大学于1998年10月组织了“全国第二届口译理论与教学研讨会”，会议内容较前丰富，形式新颖，个人研究与小组研究并重，理论研
究与教学研究紧密结合，翻译系的学生还为与会者表演了专题辩论即席口译，受到广泛好评。口译理论和教学研究的结合成为突出特点。不少代表提出，应该建立专门的口译教学委员会，以指导全国的口译理论和教学研究。
随后，除北京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外贸大学和厦门大学设立了专门的翻译（学院）系外，各高校均开设了翻译课，全国英语教学指导委员会还规定，口译课由原来的选修课变为必修课，培养翻译基本技能的任务摆在各高校面前。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全国第三届口译理论与教学研讨会”如期于2000年10月24日至26日在古都西安召开。来自22所高校的口译课教师汇聚一堂，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就大家关心的翻译学与口译研究、教材编写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如果说，在1996年前很多人仍然认为语言教学和翻译教学几乎没有的差别话，到了2000年第三届口译理论与教学研讨会上，与会者几乎一致认识到，口译教学无论在教学目标、教学原则，还是从教学手段和方法上都有悖于语言教学，这也是口译自身规律所决定的。翻译作为教学手段可以为语言教学服务，但语言教学不能替代翻译教学，因为，心理语言学告诉我们，人在学习语言和进行翻译时的心理机制是不同的，语言信号进入大脑后启动的认知知识也存在差异，学好语言不等于能够进行翻译，而翻译要求掌握工作使用的语言。换句话说，语言能力是学习翻译的基本条件，但不是唯一条件。论争多年的焦点问题初步达成共识后，与会者对编篡以技能为主线、能够指导各语种口译教学的纲要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厦门大学推出的口译教材和录音带正是为了满足广大口译教师的需要。与会者提出，应该在今后的研讨会上就大纲的使用情况进行深入研讨，分析利弊，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从理论和实践上论证其可行性，从而推动我国的口译教学不断向前发展。
两年后，即2002年05月25日至27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召开了“国际口译教学暨第四届全国口译理论与教学研讨会”。从跨学科角度探讨口译程序与教学是此次会议的主题。与会者递交的论文内容更加丰富广泛，跨学科特点更加突出，研究手段趋于科学化，研究人员年轻化和团队化，中国学者开始同国际知名专家展开对话。研讨会上，来自国外的D.Gile、R.Setten等教授作了专题发言，包括台湾在内的国内数名专家也介绍了近期的研究成果。会议期间，厦门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还就口译培训和资格考试等问题举行了专题讨论，为大会锦上添花，为口译教学研究拓宽了视野。
2004年11月6、7日在上海召开了第五届全国口译实践、教学研究会议。此次大会的主题“口译专业化：国际经验和中国的发展”充分反映出中国口译理论与教学研究关注的焦点问题。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AIIC）主席、欧洲委员会口译总司、日内瓦大学和巴黎高等翻译学校口译系主任等150多名国内外专家学者和研究人员应邀出席了研讨会。会议主要围绕口译职业化教学、资格考试、质量评估、同声传译等展开讨论，一半以上的与会者在主会场或分会场发言，参与
人数之多空前未有。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这次研讨会是在上海外国语大学2月份被批准从2005年起招收独立的翻译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后召开的，这是我国内地高等院校在外国语言文学专业下建立的第一个独立的翻译学学位点（二级学科），标志着我国内地高等院校在翻译学学科和学位点建设方面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另外，为推动口译教学研究的发展，《中国翻译》编辑部与美国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高级翻译学院于7月20日-8月2日联合主办了“2004暑期全国英语口笔译翻译教学高级研讨班”，就口笔译教学基本理论、口笔译理论与实践、口笔译课程的定位和教学目标、课程设置、教材的选择、笔译基本技巧、模型、交替传译、同声传译及视译的基本技巧和教学、口译的测试和评估及口译教学实践等进行培训。参加口译教学法培训的教师和翻译人员（以英语为主）近120人。可以相信，这类培训将为口译研究和教学的发展起十分积极的作用。
3. 口译研究涉及的主要领域
我们组织北京语言大学2003级翻译方向研究生对吉尔教授收集的部分已正式发表在各类刊物上的论文题目共236篇进行了分类整理，归纳为十个大的主题 ： 主题
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口译程序
口译量化分析和质量评估
口译错误或问题分析，练习方法
各种形式的翻译
杂志、书籍、出版物介绍
术语研究
各国 / 阶段翻译史
专业翻译
口译教学和培训
总计： 数量 23 29 34 36 5 4 7 10 21 37 236
以上研究内容包括中国学者发表在国内《中国翻译》等主要翻译类刊物上的论文。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至少三点启示：一是口译研究的范围比前些年更广泛，例如口译宏观理论研究、量化分析、术语研究、专业翻译等；二是数量有了大幅度增加，主题的广泛和数量的增加说明参加口译理论研究的人员数量在逐年上升；最后一个特点是，同前些年相比，论文的深度和质量也有了提高。
在口译领域影响比较大的有安德逊的从思维到话语全程的三段式认知程序模式、杰弗（Gerver）和朗博（Lambert）提出的全过程口译信息处理模式、吉尔（D.Gile）同声传译多任务处理模式（精力分配模式）（见《口笔译训练的基本概念与模式》“Basic Concepts and Models for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ing”），而塞顿（R.Setten）的模式是“基于当代有关言语感知、言语识别和言语活动之间关系的理论”（Setton 1999：63）（详见：肖晓燕，《西方口译研究：历史与现状》，《外国语》，2002：4：71）。另外，朗博（Lambert）, 迪林格（Dillinger）也提出过部分过程模式，达洛（Daro）、法博罗（Fabbro）、巴拉缔（Paradis）等还从神经语言学的角度对口译过程进行了探讨。在口译研究第三阶段占主导地位的应是以巴黎高等翻译学校和塞莱丝柯维奇教授为代表的释意派理论。
除对口译的跨学科研究外，对口译质量的评估成为学者们近些年关心的另一重大问题。“世界权威性翻译学术期刊《Meta》全刊收录了17篇论文，2001年46集第2期以翻译质量评估为专题，
除第一篇介绍性文章外，论文主题几乎覆盖到评估的各个方面：口、笔译职业评估、教学评估、研究评估、历史学家的评估、评估的参数、社会的评估、文献翻译评估、评估的方法、评估的效度、评估的理论依据、语篇理论与评估的性能、口译雇佣者的评估、术语研究的教学评估、效果评估等。论文的撰稿者大都是当今西方译界著名的的专家学者。2001年4月19日到21日在西班牙召开了题为‘国际会议口译质量’的国际研讨会……研讨会上50多人宣读了论文，令人瞩目的是，除了关于国际会议口译质量的标准、交替口译与同声传译的标准、教学质量标准、评估原则、方法等常规性主题外，不少研究项目还从多个视角去探讨口译的质量与评估问题：心理语言学的角度、术语学的角度、语言学角度、质量管理学角度、符号-价值哲学的角度、交际学的角度、语篇类型学的角度、医学中心理疗法的角度、等等。另外，此次大会提交的论文中相当部分是实证研究的成果。由此形成了跨学科或多学科交叉、多种形式的活跃的研究局面。”(见蔡小红，曾洁仪，《中国翻译》，2004:3:49-54)。
应该说，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口译理论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96年前以经验论为主线转入初级研究阶段，就口译和口译教学中的问题开始进行思考；第二阶段的研究主要是从静态转入动态研究，对口译过程进行描述，96年、98年和2000年第一、二、三届口译理论与教学研讨会论文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随着国外（包括香港和台湾地区）研究成果的介绍和其他领域学者的加入，跨学科和实证研究逐渐替代对口译的一般性描述，2002年的第四届研讨会论文介绍的基本上是跨学科和实证研究成果。随着中国口译市场的发展，口译职业化和职业口译人员的培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因此，第五届口译理论研讨会的主题集中在口译职业化问题上。实际上，后两个时期的研究主要围绕口译思维过程和认知研究、口译能力研究（主要是口译模式的探讨和应用）、口译质量评估、口译方法论等展开，目标是推动口译研究科学化，口译培训职业化。
我国近些年的口译研究有四个突出特点：一是研究人员年轻化，翻译方向研究生的增加使不少对口译感兴趣的年轻人迅速加入到研究队伍中，他们的到来给口译研究带来了生机；二是翻译、研究和教学人员的三结合，由于部分高校本身拥有强大的研究机构，例如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认知科学、神经心理学等，这为从事口译研究的人员提供了良好的合作机会；三是跨学科研究，一些从事文学比较和功能或篇章语言学或认知科学研究的人员的加盟为口译研究向跨学科和科学化发展提供了可能；四是开始与国外研究人员合作，无论是中国研究成果的对外介绍，还是国外研究成果在国内的宣传和实验，都为进一步加强对口译的宏观理论研究铺垫了道路。
4．待回答的若干问题
现代认知心理学有两个重要的核心概念，一是“信息” ，它是事物的属性、事物之间内在联系和含义的表征。另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信息加工系统”。信息加工系统指能够接收、存贮、处理和传递信息的系统。人的信息加工系统主要由四部分组成，即感受器、效应器、加工器和记忆装置。对口译过程的研究实际上就是运用信息论以及计算机的类比、模拟、验证等方法来研究信息是如何获得、如何存贮、如何交换、如何提取和使用的。到目前为止，对职业口译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也由于种种客观原因，很难进行大规模实地考察和实验。在目前情况下，如果能借助神经学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对口译程序进行科学的实证研究，对不同水平（层次）的口译培训进行研究，也能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口译程序。
A 对“理解、脱离原语语言外壳、重新表达”模式的思考
巴黎释意派理论在论述口译程序时强调，对原语理解后存在“脱离原语语言外壳”这样一个“概念化”过程，而重新表达恰恰建立在这个脱离了语言形式的“意义”基础上。该模式对翻译教学有十分积极的作用。但如何从理论上加以阐述？脱离原语语言形式后，信息意义依靠何种形式存储在大脑中？载体是语言的还是其他某种形式的？叙述类讲话多少可以依靠顺时和形象记忆，而论述类讲话的记忆模式是什么？通常讲的“关键词”记忆属于语言形式还是变成了一种特殊的信息“感应器”？近期笔者在同法国认知心理学专家J.VIVIER的一次讨论中，他认为“关键词”是大脑对信息的形象反应。脱离原语语言外壳并不意味着信息意义载体完全变成非语言的，而是讲对语言信息加工处理后大脑记忆的不再是原来的语言形式，而是原语语言形式承载的意义，这种意义载体可以是语言的，例如关键词，也可以是某种符号或形象。例如，一段讲话，开头是对会议组织者和相关部门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感谢”二字在表述的时候可以唤起记忆；随后是对国内经济形势的介绍，可以用“中经形”表示，依此类推。如果是叙述类讲话，形象记
忆则可以帮助译者回忆起讲话的内容，如“物体形状、行走路线、表情、手势”等。由此可以看出，讲“脱离原语语言外壳”是指脱离原语表达信息的某种特殊语言形式，该形式承载的信息可以通过某种语言或非语言符号（有待于进一步论证）记忆在大脑中，然后使用另一语言把记忆在大脑中的信息表达出来。这种载体有可能与原语的某种语言形式相吻合，也有可能是译入语语言表现形式，当然也有可能是语言学讲的“所指对象”（referent）、“指别成分”（deixis）等，这一点已得到职业口译实践的证明。
C 对同声传译“精力分配模式”的思考
“精力分配模式”建立在行为主义理论基础上，而且认知心理学中对双重任务的解释很难用在同声传译上，唯一可以借鉴的是用双重任务方法将口译任务分为主次。但在用这种主次任务方法对职业口译程序的观察后又出现了明显的问题：一是两项任务不可能完全独立；二是很难将两项任务分为主次；三是听和记忆信息与用另一语言重新表达意义之间并没有干扰。因此，J.VIVIER和C.DURIEUX两位学者建议使用“译员特殊注意力运作模式”解释在同一时间内复杂的多种活动的认知程序(待发表)。他们还对译员的记忆与口译、参照条件与控制、口译与多种模式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实证和理论研究。
以上两个问题可以通过对（初级、中级和高级）等不同层次的口译实践进行观察，并采取问卷方式调查，并对跟踪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和分析，从而得出进一步的结果，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和了解不同层次口译的程序和思维特点。
D 对语言知识与认知知识关系的思考
按照法国释意派理论，在学员没有娴熟掌握工作所需语言水平时不能教授笔译，更不能教授口译。但该派理论也指出，认知知识可以帮助理解语言表达的信息，例如“上下文”、“译前主题准备”、“对讲话人的了解”等。我们的问题是：在大学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口译教学中，学生的外语水平尚未达到职业口译所需的水平，但教学目标要求必须教授职业口译。那么，学生的外语水平达到何种程度可以教授职业口译？如何测评学生的外语水平？如何处理口译教学与外语进修的关系？如何帮助学生充分利用已获得的和即将获得的认知知识填补语言知识的不足？评价这两个阶段学生口译水平的具体标准如何确定才能现标准的合理性和科学性？笔者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看到，对本科生进行口译职业训练不仅可以让学生有机会了解和掌握初步的职业口译技巧，还可以帮助他们提高外语水平，因为职业口译是正常的双语交际行为，在正常的语言交际中学习语言比采用其他传统的语言学习方法更能帮助学生掌握活生生的语言，为他们进入翻译角色奠定良好的基础。对如何通过学习口译提高语言水平笔者曾在《口译技巧——思维科学与口译推理教学法》中有详细介绍，在此不再赘述。
E 对中文与外文间数字翻译的重新认识
在翻译中，译员首先要解决的是理解和记忆问题。中译法中比较特殊的问题之一是数字翻译。按照一般的翻译理论，数字翻译属于代码转译，可以借助笔记记忆，无需花更多时间进行阐释。但在中法互译中，较大的数字经常影响对译员对其他信息的听辨和理解。一位法国议会议员百思不得其解，他提出这样问题：“我几次到中国，几乎每次都遇到翻译将数字翻错。这到底为什么？”有学者专门对数字训练进行过研究，提出可以通过改善记忆方法解决中外数字表达的差异问题。笔者在对中法口译的观察后发现，数字的记忆和翻译同样需要借助语境和交际环境。例如，在翻译有关欧洲东扩的一篇法文讲话时，其中一位研究生在听到东扩后欧洲人口达到“450 millions”时出了差错，译成“四千万”，但她又很快纠正为“四亿五千万“。教师提出问题时，她解释说：“当时我没有准确记住这个数字，但我想，25个国家只有四千万是不可能的，法国就有近六千万人口，而且听到的是cent millions，于是立刻进行了纠正”。法语数字由于起特殊的表达方法在口译中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法语的70是60+10，80=4个20，90=4个20+10，或依此类推，直到100；而到万后又变成10个千，10万则是100个千，一亿是100个百万，而法语的一个milliard又变成中文的10亿。数字的进制差异给中法互译常常造成困难。因此，在听辨中借助语境和主题知识翻译法语的数字也是需要训练的必不可少的能力。由此看，在单独的数字互译后，将数字放在讲话中进行数字与语境和认知知识结合的翻译训练是十分必要的。
对职业翻译需要进行更多的实证研究，对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口译训练同样也可以进行类似的观察和分析，从而帮助我们发现具有代表性的问题，更全面地解释口译程序。应该说，对口译程序的研究可以解释和回答翻译的对象、翻译的实质等重要理论问题，这对翻译学学科的建设将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书：
4 黎难秋，《中国口译史》，青岛出版社，2002.3。
5 D.Gile, 《国际口译研究信息网公报》(The IRN Bulletin) 第20、21、22、23、24、25、26、
27期。
6 《中国翻译》2004第二期，P.44。
7 肖晓燕，“西方口译研究：历史与现状”，《外国语》，2002第四期，P.71。
《中国翻译》，2004第三期，PP.49-54。 8 蔡小红，曾洁仪，“口以质量评估的历史回顾”，
[作者简介]刘和平，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学博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教学，中法跨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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