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长斌
科学社会主义 2006年06期
“大家知道，俄罗斯化的异族人在表现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方面总是做得过火。”①
——列宁
迄今为止，研究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基本上停留于社会体制、制度层面，没有深入到历史—哲学层面。实际上，对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最深刻的影响来源于俄罗斯传统——政治取向、民族——宗教、价值观和历史文化。要思考和探究苏联模式失败的教训，有必要从更深层次探究其根源。
一、俄罗斯民族历史——文化的扼要回顾
与当今世界诸多历史悠久的民族相比，俄罗斯族所属的东斯拉夫人应该算作较为年轻的族群。9世纪初，东斯拉夫部落以基辅为中心实现部落联盟，建立了基辅罗斯。与古拜占庭的经济与文化联系促进了基辅罗斯的封建制的萌生。907年起，基辅罗斯与拜占庭交战互有胜负。拜占庭获得在罗斯境内传播基督教的自由。957年基辅女大公奥丽加第一个皈依基督教。后来基辅大公弗拉吉米尔娶拜占庭安娜公主为妻，988年大公下令废止多神教，居民一律用第聂伯河水受洗，奉基督教为国教。从此，多神教的罗斯，逐步转变为独尊上帝的“神圣罗斯”。
基辅罗斯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的统一国家，诸多封建主雄踞一方，他们以邻为壑，战乱迭起，罗斯缺少的是强有力的中央集权。
13—14世纪蒙古人的入侵和统治，对东斯拉夫社会造成极大的破坏，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俄罗斯的社会发展史。蒙古统治者并不直接治理各封建公国，而是分而治之，实际实行的是大大小小的残暴的封建暴政制。它造成罗斯居民纷纷向偏远荒凉的北方——莫斯科地区迁徙聚居，从而激励了莫斯科公国的崛起。莫斯科公国的崛起始于伊凡·卡里达统治时期（1305—1325）。他为了夺取蒙古统治者的信任，不惜“充当汗的卑鄙工具窃取汗的权力，然后用以对付同他竞争的（罗斯）王公们和他自己的臣民”。② 伊凡·卡里达为了博得蒙古汗对他“弗拉基米尔及全罗斯大公”的册封，一方面大肆贿赂、收买汗的重臣，另一方面协助汗的军队镇压、征服具有独立倾向的罗斯王公。至16世纪上半叶，莫斯科公国逐一征服各封建王公并彻底摆脱了鞑靼人统治，“莫斯科罗斯”的领土从1462年的43万平方公里拓展为280万平方公里，形成了俄罗斯统一国家。此后，开始了俄罗斯向异族国家的持续扩张。到1917年领土面积达到2280万平方公里。
俄罗斯的领土扩张，除了有一整套极其严酷的中央封建极权制度之外，其特有的宗教——附属于世俗政权的东正教“弥赛亚使命”观，则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首都位于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帝国，又称东罗马帝国，最早由4世纪罗马帝国分离而成。6世纪上半叶仍属罗马帝国，但此后其社会、宗教发展开始与早期罗马基督教迥异。拜占庭帝国所奉宗教被称基督教“正教”或东正教，意为“正统的基督教”，奉行政教合一，世俗皇帝权力高于教会。988年基辅罗斯接受“正教”为国教后，拜占庭帝国由于屡受土耳其威胁，于1439年决定与西方教会联合，教义也随天主教有所改变，这引起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不满。1448年正式成立俄罗斯东正教会。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占，拜占庭帝国为奥斯曼帝国所灭。此时国势日隆的俄罗斯自然不肯接受西方基督教（天主教），更不肯接受土耳其伊斯兰教。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1440—1505，1462年即莫斯科大公位）娶拜占庭最后一任皇帝的公主为妻。1472年俄罗斯普斯科夫修道院僧人菲洛费伊呈文伊凡三世称，第二罗马帝国已经死亡，东正教中心已经从君士坦丁堡转移到了莫斯科，莫斯科应为君士坦丁堡“新城”，俄罗斯理应成为负有特殊使命的“第三罗马”，而且未来不会再有“第四罗马”了。此后，东正教被正式奉为“俄罗斯正教”，成为沙皇极权统治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工具。1492年伊凡三世自行冠以“沙皇”头衔。沙皇的“沙”字系由拉丁文“凯撒”（Caesar）音转而来。伊凡三世自称沙皇，意在承继古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地位，以君临天下，他随即以东罗马帝国（拜占庭）的双头鹰徽章为俄罗斯国徽。其子伊凡四世（1530—1584）1533年即位时，尚称“全罗斯大公”，1547年复正式冠以“沙皇”尊号，并世代相传。1652年起任俄国东正教教会牧首的尼康，曾一度提倡“神权高于皇权”，但被沙皇击败，遭到流放，此后东正教遂成为皇权的统治工具。
东正教核心教义“弥赛亚使命”的主要内容是，俄罗斯民族是唯一的“慎选民族”，是“超级民族”，体现着神的意志，负有“拯救全人类、解救全人类的使命”。“弥赛亚使命”也随之被沙皇为其制订内外政策所用，并竭力使之演变为普遍的社会意识。当然，沙皇政权的第一需要是把它更进一步地提升为俄罗斯民族的历史—政治哲学。1721年，彼得大帝在位时皇权下设政府部门“正教院”就是典型例证。正教院院长由沙皇任命，负责管理东正教事物、解释宗教教义、规定宗教仪式，进行教务检查和宗教教育，同异教徒及分裂派作斗争。作为民族价值观到了19世纪就已达到高潮：“弥赛亚使命”通过“斯拉夫学派”的推动，完全为俄罗斯帝国主义所驾驭，所利用，并且以“俄罗斯思想”（“俄罗斯理想”）统辖着俄罗斯的历史—哲学，成为社会意识的主流。
布尔什维克是无神论者。十月革命后，东正教会的活动受到了限制。但1943年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出于动员民众的需要，解除了对东正教的限制。当年9月，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接见苏联东正教主教们时，斯大林表示：“教会可以指望得到政府的全面支持。”③ 这就说明，即使在苏联时期，东正教及其教义也还是有其利用价值的，原因是它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其实，“弥赛亚使命”意识不仅在民间并未消失，在相当程度上也还是支配社会精英们的潜意识。
二、列宁是如何看待苏俄政权与别国革命的关系的？
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对俄国的国情、俄国革命的社会性质和地位都有极其清醒准确的认识。列宁关于苏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与作用是有一系列的明确的表述的。这是其一。其二，列宁生前根本没有“列宁主义”这一术语④，因而他也不认为，他的学说能够普遍应用于各国革命。俄共党内正式提出“列宁主义”是在1923年列宁病重，特别是在他逝世后展开的党内大论战中。——当然，这并不影响我们今天正确地理解列宁的学说。
列宁主义的首要特征是把马克思主义正确地应用于俄国社会的实际进程中。
1917年3月俄国二月革命后，列宁对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是这样判断的：“俄国无产阶级十分荣幸的是，帝国主义战争在客观上必然引起的一系列革命由它来开始。但是我们绝没有这样的想法：俄国无产阶级是各国工人中间最优秀的革命无产阶级。”“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国家里，社会主义不可能立刻直接取得胜利。”但是，俄国“这个国家的农民性质能够使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巨大的规模，并使我国革命变成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变成进到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级阶梯”。“俄国无产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胜利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但它能使俄国革命具有浩大的声势，从而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极好的条件，这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这样，俄国无产阶级就会使自己主要的、最忠实的、最可靠的战友——欧洲和美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易于进入决战。”⑤
列宁的上述观点写于大战尚未结束时。1918年德国投降，战争结束，国际形势出现重大变化。
1919年3月成立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的成立既是为了推动各国革命进程，也是为了动员国际力量支持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俄共在成立这一国际组织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苏俄中心”理论与机制的出现。同年5月27日，当列宁得知匈牙利苏维埃政权成立的消息后，立即拍发了贺电，表达了非常重要的、与上述思想完全一致的观点：“同志们！我们从匈牙利苏维埃活动家那里得到的消息，使我们感到欢欣鼓舞。匈牙利的苏维埃政权成立以来不过两个多月，但从组织程度方面说，匈牙利的无产阶级看来已经超过了我们。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匈牙利居民的一半文化水平较高，其次，产业工人在全体居民中所占的比重也大得多（现时匈牙利有800万人口，300万集中在布达佩斯），最后，匈牙利过渡到苏维埃制度及无产阶级专政比我国容易得多，和平得多。”“……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不仅在于暴力，而且主要不在于暴力。”“匈牙利的工人同志们！你们一下子就在真正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上把一切社会主义者联合起来了，你们给世界树立了比苏维埃俄国更好的榜样。”⑥
1920年4—5月，共产国际成立一周年后，列宁再次申明俄国革命与别国革命的关系。他写道：“现在我们已经有相当丰富的国际经验，它十分明确地说明，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所具有的意义，不是局部地区的、一国特有的、仅限于俄国的意义，而是国际的意义。我这里所说的国际意义不是按广义来说的，不是说：不仅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而且所有基本特点和许多次要特点都具有国际意义，都对所有国家发生影响。不是的，我是按最狭义来说的，就是说，所谓国际意义是指我国所发生过的事情在国际上具有重要性，或者说，具有在国际范围内重演的历史必然性，因此必须承认，具有国际意义的是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当然，要是夸大这个真理，说它不限于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那是极大的错误。如果忽略另外一点，同样也是错误的，那就是：只要有一个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了胜利，就很可能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那时，俄国很快就不再是模范的国家，而又会成为落后的（在‘苏维埃’和社会主义的意义上来说）国家了。”⑦
由上述一切可以明确地看出，列宁对俄国革命及苏维埃政权的评价是异常准确而又实事求是的。他丝毫没有要求别国革命服从苏俄政权的利益要求。1921年6月共产国际三大前夕，列宁在与蔡特金的谈话时说：“世界革命的第一个浪潮已经平息了。第二次浪潮还没有兴起，如果我们对它抱有任何幻想，那是危险的。”⑧
三、斯大林的“苏联中心主义”给国际共运带来了什么？
“苏联中心主义”是斯大林的独创，随着这一理论的提出和完善，则是一整套机制的建立和运转。
列宁时期的共产国际尽管理论和实践都不甚成熟，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甚至也存在一些失误，但是列宁都能及时总结和反思（如进军波兰问题）。列宁的基本思想是让苏俄政权尽到国际主义义务。
列宁于1924年1月21日逝世后，联共党内关于社会主义战略，特别是关于列宁主义定义，展开了如火如荼的大论战。1924年4月，斯大林首先批驳了认为“列宁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环境的特殊条件下的应用”的正确论点，他在认为“列宁主义是根源于整个国际发展过程的国际现象，而不仅仅是俄国的现象”的同时，宣布：“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一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因此，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革命不应当把自己看作独立自在的东西，而应当看作用以加速其他国家无产阶级胜利的助力和工具。”⑨ 1925年6月他更直接地宣布：“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发展和支持其他国家革命的手段。”⑩（粗黑体字为本文作者所强调）
其实，斯大林的“以苏俄为工具”向外输出革命，绝不仅仅是一种理论观点。1920年他就是苏俄红军向华沙乃至整个欧洲进军的积极推动者之一。1923年列宁病重期间，他又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搞了德国汉堡起义，花光了苏俄实施新经济政策两年来积蓄的黄金储备。
列宁逝世后，掌握联共（布）领导大权的斯大林以共产国际“为工具”，迅速地构建了“苏联中心主义”理论与机制。
1924年12月，他写道：“最可能的是，在世界革命的发展进程中，与个别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策源地和这些国家的全世界体系并列，会出现个别苏维埃国家的社会主义策源地和这些策源地的全世界体系，而这两个体系间的斗争将充满世界革命发展的历史。”“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一个国家在冲破帝国主义体系这一事业中的伟大创始，它是帝国主义国家汪洋大海中的第一个社会主义策源地，而且还在于它是世界革命的第一阶段，它是世界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强大基地。”(11)
1927年，斯大林把“苏联中心主义”发展到了极致。他竟然斩钉截铁地、毫不含糊地，甚至是霸气十足地宣布：“谁决心不开秘密军事会议而绝对地、无条件地、公开地和忠实地捍卫苏联，保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国家。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国际主义者，因为苏联是世界革命运动的基地，不捍卫苏联，就不能捍卫并推进世界革命运动。要知道，谁想撇开苏联，反对苏联而捍卫世界革命运动，谁就是反对革命，谁就必然要滚到革命敌人的阵营里去。现在，在战争威胁面前形成了两个阵营，因此也就出现了两种立场：一种立场是无条件地捍卫苏联，另一种立场是反对苏联。在这中间必须加以选择，因为第三种立场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中立，犹豫动摇，提出附带条件，寻求第三种立场，就是企图逃避责任，逃避无条件地捍卫苏联的斗争，在保卫苏联的紧要关头开小差。而逃避责任是什么意思呢？这等于不知不觉地滚到苏联敌人的阵营里去。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12) 斯大林对十月革命的评价也与当年的列宁完全不同，斯大林说：“十月革命不仅震动了帝国主义，同时为世界革命运动建立了强大的公开的基地即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世界革命运动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基地，现在它可以把这个基地作为靠山了。十月革命为世界革命运动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公开的中心，世界革命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中心，现在它团结在这个中心的周围，组织世界各国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统一战线了。”(13)
四、“苏联中心主义”与反法西斯战争
30年代，在希特勒法西斯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战略意图已经十分明显的情况下，人类共同面临的危险是法西斯战争狂人行将挑起的灾难。30年代下半期，苏、英、法三国首当其冲。尽管三国领导人由于“各揣心腹事”，都想在组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为自己国家争得更为有利的地位，但是，如果说英法对希特勒德国执行的是“绥靖政策”，那么斯大林执行的则是合作政策。
共产国际从1919年起至1928年总共召开过6次代表大会，此后直到1943年解散，长达15年期间只是在1935年召开过一次代表大会即第七次大会，——这还是在季米特洛夫接任共产国际主席之后，力争之下开成的。
七大决议主要内容有：第一，提出了保卫资产阶级民主、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口号，要求各国共产党首先为实现一般的民主任务而斗争，从而把争取一般的民主与争取社会主义结合了起来，改变了共产国际以前要求各国共产党立即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欧洲苏维埃共和国的战略。第二，与此相联系，七大确立了反法西斯主义的工人阶级统一战线和人民战线的方针，就是说，不仅一般地改变了对左翼社会民主主义派的态度，而且确立了争取一切反法西斯民主力量的大战略。
但是，1939年8月下旬，联共（布）的对外政策出现了急转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各国共产党的反法西斯战略陷入一片混乱。
史实如下：
1939年8月24日凌晨苏德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以及“秘密附加议定书”），随后，希特勒德国陆、空军共88.6万人于9月1日攻入波兰西部。9月3日英法向德国宣战。9月17日，苏联根据秘密《议定书》，派60万大军开进波兰东部。9月19日波军19万人向苏军投降。9月28日华沙陷落。此战使德军俘虏波军69.4万人，苏军俘虏波军21.7万人（含投降数）。就在这一天，苏德双方更进一步签订《苏德边界友好条约》（同样含有秘密“议定书”）。过去，人们一般都采用苏联的官方观点，即认为苏联之所以同希特勒德国签订条约，目的是尽可能推迟两国之间战争的爆发时间，以便使苏联的备战工作更加充分。但是，随着历史档案的解密，我们看到，简单地承袭苏联的官方观点，已经远远不够了。苏德之间这两个条约都含有对外不予公布的、划分势力范围的“附加秘密议定书”。《互不侵犯条约》“附加议定书”规定的苏德势力范围是：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属苏联势力范围（但立陶宛属德国）；《边界友好条约》的“议定书”则规定苏德在波境内以纳雷夫河、布格河与桑河为界，瓜分波兰；立陶宛转归苏联势力范围。
斯大林这样做，也是有他明确的指导思想的。在英法向德国宣战之后，斯大林对莫洛托夫、日丹诺夫、季诺维也夫说：“战争是在两个资本主义国家集团（穷的和富的，为了争夺殖民地、原料等）之间进行，为了重新瓜分世界，为了统治世界！我们不反对它们互相好好打仗，为了互相消耗力量。如果用德国的手能动摇最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英国），并不是坏事。希特勒（他自己并不了解也不愿意出现这种情况）正在动摇、损害资本主义制度。”“互不侵犯条约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德国。下一步——推动另一方。”至于战争初期即被瓜分的波兰，在斯大林心目中占有什么地位呢？“波兰国家从前在历史上是一个民族国家。因此革命者曾经保卫它不遭分割和奴役。现在这个法西斯国家压迫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等。消灭这个国家在现在的条件下就意味着减少了一个资产阶级法西斯国家！如果由于消灭了波兰，我们把社会主义制度推广到新的领土和居民中去，这有什么不好呢。”(14)
其实，斯大林出于大国沙文主义、民族扩张主义立场，公开敌视、觊觎波兰早就开始了。他首先把攻击矛头指向维护波兰独立的波兰共产党。1938年1月，《共产国际》杂志（俄文版）第1期发表署名文章：《华沙通讯：活动中的奸细》，断言波共领导机构里混入了“敌人的代理人”、“奸细”，文章还猛烈地攻击波共在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问题上的政策，指责波共领导意在“恶化波苏关系”。同年7月2日，被共产国际指定的“波共临时领导机构”召开会议，传达共产国际关于解散波兰共产党的决定，同时在党员积极分子中间传阅《共产国际代表关于波兰共产党问题的报告》，报告认为，摆脱波共状况的惟一出路，是对波兰的共产主义运动进行改组，“共产国际揭露了广泛盘踞在波共领导岗位的错综复杂的坐探奸细网之后决定解散波兰共产党，以便一举切除痈疽，在健康的无产阶级原则上重新建党。”(15)
转年，即1939年9月9日，正是在德军对波兰实行“闪电式”打击、英法对德宣战之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并通过了给各国党的指示，内容有：“当前的战争是帝国主义的非正义战争。对于这场战争，所有交战国的资产阶级都是同样有罪的”；“国际工人阶级决不该保卫拒绝苏联的援助而压迫其他民族的法西斯波兰”。(16)
苏联外交政策的这次骤变，使得共产国际只好被动地、仓促地向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做出自相矛盾的解释。与此同时，苏联官方的对外宣传也大幅度地改变了腔调。1939年10月31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特别会议上发表讲话称，苏德条约使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因此，“我们不久前还使用的某些旧的说法也已经显然过时和不再使用了”。他说，比如“侵略”和“侵略者”的说法，“在最近几个月中……有了一种新的含义”，“因为正当目前德国致力于结束战争的时候，英国和法国却继续进行战争，因此不应该再把德国，而是应改把英法看作侵略者”。莫洛托夫指出，西方国家把战争说成是一场民主反对希特勒主义的战争，这只是一种幌子；“在为民主而斗争的幌子下进行一场摧毁希特勒的战争，不但毫无意义，而且也是犯罪的”。他还指出，英法对德战争的真正目的不是恢复波兰主权，也不是消灭法西斯，而是害怕德国夺走它们的殖民地，因此，莫洛托夫声明，它们进行的战争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17)
这里暴露出的是，斯大林对希特勒法西斯本质严重估计不足，或者说，犯有严重的错误。根源在于，这一切都是为了苏联的国家利益，即一切都要无条件地服从苏联这个“中心”，即使把希特勒德国说成“被侵略者”也在所不惜。
斯大林把拓展苏联领土等同于开展世界革命的思想是一贯的。时任苏联外交部长的莫洛托夫在1974年11月回忆说：“历代俄国沙皇为我们征服了这么多的土地，现在我们同资本主义斗争就容易多了。”“作为外交部长，我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尽量扩大我们祖国的版图。看起来，这个任务我和斯大林完成得并不坏。”在同一篇回忆录里，莫洛托夫还谈到二战结束时斯大林对他说过的一段话：“斯大林用按钉把它（一张地图）定在墙上，说：‘咱们来看看，我们都得到了些什么……北方一切都好，正常。芬兰对我们是范有严重罪过的，所以我们把过节从列宁格勒向前推进了。波罗的海沿岸，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的土地！现在重归我们所有。咱们的白俄罗斯人现在都集中居住在一起，乌克兰人居住在一起了，摩尔达维亚人也集中住在一起了。西方的情况正常。’说着，他（斯大林）转而指向东方边界：‘这儿情况如何呢？千岛群岛现在已归我们，萨哈林岛完全属于我们所有，你们看吧，这有多么好！旅顺港是我们的，大连也是我们的。’斯大林边说边用烟斗在地图上的中国一带画了一圈，‘中东铁路也是我们的，中国、蒙古——都没问题……可是这儿的边界我不喜欢！’斯大林说着指向了高加索以南的地方。”(18)
能够印证斯大林的思想实质的，还有1945年春天斯大林对铁托等人的谈话。当时，铁托率领南斯拉夫代表团访问苏联。据南斯拉夫政治家杰拉斯回忆，斯大林对铁托等人说：“这次战争和以往战争不同，谁解放领土，谁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们军队所到之处。绝不可能不是这样。”接着斯大林谈起了他的泛斯拉夫主义政策，说：“如果斯拉夫人团结一致，那么将来谁也不敢碰他们一下。对，连碰一下都不敢！”当时有人说，德国人在今后50年内不会恢复元气。斯大林不同意这个看法，说：“不对，他们会恢复，而且会很快恢复起来。德国是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有很熟练的数量很大的工人阶级和技术知识分子，再过十五至二十年，他们又会站得很稳了。所以斯拉夫人应该团结起来。总而言之，如果斯拉夫人团结起来，任何人都不敢碰它们一下。”斯大林接着说：“战争快结束了，再过十五——二十年，我们也会恢复起来，然后再打仗！”(19) 在另一次谈话里，斯大林讲，德国的分裂状态要继续下去：“西方要把西德搞成他们那个样子，我们要把东德建成我们这样的国家！”后来谈话转到了芬兰问题上，在场的日丹诺夫说：“我们犯了错误，没有占领这个国家，要是占领下来的话，那么，现在一切事情都好办了。”斯大林接着说：“对，这是我们的错误，我们过分顾虑美国人会有反应，可是他们连手指头也没有敢动一下。”(20)
这里似乎已经不必再加赘述，战后苏联是如何把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强加给东欧各国的了。
最后，有一点还需要补充的是，斯大林经常流露出他内心深深埋藏凝固的俄罗斯“弥赛亚使命”情结，——除了本文中已经列举的事实之外，他也会情不自禁地加以表露。例如，1947年9月2日，就日本签署投降书一事发表《告人民书》，斯大林竟然说：“日本早在1904年日俄战争时，就开始侵略我国。大家知道，在1904年2月，当日俄双方还在继续谈判的时候，日本就利用沙皇政府的虚弱，突然地、背信弃义地、不宣而战地进犯我国，攻击旅顺口地域的俄国舰队，想击毁几艘俄国军舰，从而为自己的舰队造成有利的形势。”“但是，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俄军的失败，给人民留下了沉痛的回忆。那次失败是我国的一个污点。我国人民相信，总有一天日本会被打败，污点会被洗清，并且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今天，日本承认自己已被战败，并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了。”(21) 这里， 斯大林似乎忘记了日俄战争是一场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的掠夺性战争，战场是在别国的领海和领土上进行的，沙俄战败根本不是什么“被侵略”的问题。
还有，1947年9月6日据说是莫斯科建城800周年纪念日。斯大林发表的《贺词》中说：“莫斯科的历史功绩在于，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罗斯建立集中国家的基础和倡导者。”“莫斯科同时还是全世界一切劳动人民、一切被压迫种族和民族争取从财阀和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斗争的旗帜。毫无疑问，没有这种政策，莫斯科就不可能成为在我们的多民族国家内建立各族人民友好和兄弟般合作的中心。”(22) （粗黑体字为本文作者所强调）
斯大林青少年时期，就读于东正教小学、中学。小学时期，他是优等生，获得就读中学的奖学金。斯大林曾是教会中学的“叛逆者”，根据《斯大林传略》记载，他接触了马克思主义读物，对学校呆板纪律极为反感并且有意违反校规，但是，《传略》没有任何地方涉及他对东正教的见解，更不要说“批判”了。这也是我们有理由怀疑，东正教的“弥赛亚使命论”对斯大林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斯大林去世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他对20世纪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有着深刻而久远的影响，连苏联本身解体也已有15个年头了。但是关于斯大林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评论仍在继续。1939年12月23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起草人之一、苏联科学院院士雅罗斯拉夫斯基在共青团庆祝斯大林60诞辰大会上说过一句名言：“你若不是列宁主义者，你就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者；你若不是斯大林主义者，你就不可能是列宁主义者！”(23)
但是，我们要做列宁主义者，绝不能做斯大林主义者。
注释：
① 列宁：《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7页。
②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0页。
③ 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737页。
④ 根据季诺维也夫的回忆，最早使用“列宁主义”这一术语的是列宁的反对者，是1903年在党内争论中用作批评列宁的手段。参见格·季诺维也夫：《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研究导论》，郑异凡、郑桥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⑤ 列宁：《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0—91页。
⑥ 列宁：《向匈牙利工人致敬》，《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34、835、837页。
⑦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2—133页。
⑧ ［德］蔡特金：《回忆列宁》，《回忆列宁》，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页。
⑨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2—63、95、344页。
⑩ 斯大林：《问题和答复》，《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0页。
(11) 斯大林：《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47页。
(12)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7—48页。
(13) 斯大林：《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08页。
(14)(16)(23) ［保］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马细谱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8、99页。第103页。
(15)(17) 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共产国际大事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96—497页。第523—524页。
(18) ［苏］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5—16页。
(19)(20) ［南］杰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赵洵、林英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9页。第122页。
(21)(22) 中央编译局编译：《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8—470页。第535、536页。
作者介绍：姜长斌，中央党校教授（北京 100091）。
作者：姜长斌
科学社会主义 2006年06期
“大家知道，俄罗斯化的异族人在表现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方面总是做得过火。”①
——列宁
迄今为止，研究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基本上停留于社会体制、制度层面，没有深入到历史—哲学层面。实际上，对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最深刻的影响来源于俄罗斯传统——政治取向、民族——宗教、价值观和历史文化。要思考和探究苏联模式失败的教训，有必要从更深层次探究其根源。
一、俄罗斯民族历史——文化的扼要回顾
与当今世界诸多历史悠久的民族相比，俄罗斯族所属的东斯拉夫人应该算作较为年轻的族群。9世纪初，东斯拉夫部落以基辅为中心实现部落联盟，建立了基辅罗斯。与古拜占庭的经济与文化联系促进了基辅罗斯的封建制的萌生。907年起，基辅罗斯与拜占庭交战互有胜负。拜占庭获得在罗斯境内传播基督教的自由。957年基辅女大公奥丽加第一个皈依基督教。后来基辅大公弗拉吉米尔娶拜占庭安娜公主为妻，988年大公下令废止多神教，居民一律用第聂伯河水受洗，奉基督教为国教。从此，多神教的罗斯，逐步转变为独尊上帝的“神圣罗斯”。
基辅罗斯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的统一国家，诸多封建主雄踞一方，他们以邻为壑，战乱迭起，罗斯缺少的是强有力的中央集权。
13—14世纪蒙古人的入侵和统治，对东斯拉夫社会造成极大的破坏，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俄罗斯的社会发展史。蒙古统治者并不直接治理各封建公国，而是分而治之，实际实行的是大大小小的残暴的封建暴政制。它造成罗斯居民纷纷向偏远荒凉的北方——莫斯科地区迁徙聚居，从而激励了莫斯科公国的崛起。莫斯科公国的崛起始于伊凡·卡里达统治时期（1305—1325）。他为了夺取蒙古统治者的信任，不惜“充当汗的卑鄙工具窃取汗的权力，然后用以对付同他竞争的（罗斯）王公们和他自己的臣民”。② 伊凡·卡里达为了博得蒙古汗对他“弗拉基米尔及全罗斯大公”的册封，一方面大肆贿赂、收买汗的重臣，另一方面协助汗的军队镇压、征服具有独立倾向的罗斯王公。至16世纪上半叶，莫斯科公国逐一征服各封建王公并彻底摆脱了鞑靼人统治，“莫斯科罗斯”的领土从1462年的43万平方公里拓展为280万平方公里，形成了俄罗斯统一国家。此后，开始了俄罗斯向异族国家的持续扩张。到1917年领土面积达到2280万平方公里。
俄罗斯的领土扩张，除了有一整套极其严酷的中央封建极权制度之外，其特有的宗教——附属于世俗政权的东正教“弥赛亚使命”观，则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首都位于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帝国，又称东罗马帝国，最早由4世纪罗马帝国分离而成。6世纪上半叶仍属罗马帝国，但此后其社会、宗教发展开始与早期罗马基督教迥异。拜占庭帝国所奉宗教被称基督教“正教”或东正教，意为“正统的基督教”，奉行政教合一，世俗皇帝权力高于教会。988年基辅罗斯接受“正教”为国教后，拜占庭帝国由于屡受土耳其威胁，于1439年决定与西方教会联合，教义也随天主教有所改变，这引起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不满。1448年正式成立俄罗斯东正教会。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占，拜占庭帝国为奥斯曼帝国所灭。此时国势日隆的俄罗斯自然不肯接受西方基督教（天主教），更不肯接受土耳其伊斯兰教。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1440—1505，1462年即莫斯科大公位）娶拜占庭最后一任皇帝的公主为妻。1472年俄罗斯普斯科夫修道院僧人菲洛费伊呈文伊凡三世称，第二罗马帝国已经死亡，东正教中心已经从君士坦丁堡转移到了莫斯科，莫斯科应为君士坦丁堡“新城”，俄罗斯理应成为负有特殊使命的“第三罗马”，而且未来不会再有“第四罗马”了。此后，东正教被正式奉为“俄罗斯正教”，成为沙皇极权统治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工具。1492年伊凡三世自行冠以“沙皇”头衔。沙皇的“沙”字系由拉丁文“凯撒”（Caesar）音转而来。伊凡三世自称沙皇，意在承继古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地位，以君临天下，他随即以东罗马帝国（拜占庭）的双头鹰徽章为俄罗斯国徽。其子伊凡四世（1530—1584）1533年即位时，尚称“全罗斯大公”，1547年复正式冠以“沙皇”尊号，并世代相传。1652年起任俄国东正教教会牧首的尼康，曾一度提倡“神权高于皇权”，但被沙皇击败，遭到流放，此后东正教遂成为皇权的统治工具。
东正教核心教义“弥赛亚使命”的主要内容是，俄罗斯民族是唯一的“慎选民族”，是“超级民族”，体现着神的意志，负有“拯救全人类、解救全人类的使命”。“弥赛亚使命”也随之被沙皇为其制订内外政策所用，并竭力使之演变为普遍的社会意识。当然，沙皇政权的第一需要是把它更进一步地提升为俄罗斯民族的历史—政治哲学。1721年，彼得大帝在位时皇权下设政府部门“正教院”就是典型例证。正教院院长由沙皇任命，负责管理东正教事物、解释宗教教义、规定宗教仪式，进行教务检查和宗教教育，同异教徒及分裂派作斗争。作为民族价值观到了19世纪就已达到高潮：“弥赛亚使命”通过“斯拉夫学派”的推动，完全为俄罗斯帝国主义所驾驭，所利用，并且以“俄罗斯思想”（“俄罗斯理想”）统辖着俄罗斯的历史—哲学，成为社会意识的主流。
布尔什维克是无神论者。十月革命后，东正教会的活动受到了限制。但1943年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出于动员民众的需要，解除了对东正教的限制。当年9月，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接见苏联东正教主教们时，斯大林表示：“教会可以指望得到政府的全面支持。”③ 这就说明，即使在苏联时期，东正教及其教义也还是有其利用价值的，原因是它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其实，“弥赛亚使命”意识不仅在民间并未消失，在相当程度上也还是支配社会精英们的潜意识。
二、列宁是如何看待苏俄政权与别国革命的关系的？
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对俄国的国情、俄国革命的社会性质和地位都有极其清醒准确的认识。列宁关于苏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与作用是有一系列的明确的表述的。这是其一。其二，列宁生前根本没有“列宁主义”这一术语④，因而他也不认为，他的学说能够普遍应用于各国革命。俄共党内正式提出“列宁主义”是在1923年列宁病重，特别是在他逝世后展开的党内大论战中。——当然，这并不影响我们今天正确地理解列宁的学说。
列宁主义的首要特征是把马克思主义正确地应用于俄国社会的实际进程中。
1917年3月俄国二月革命后，列宁对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是这样判断的：“俄国无产阶级十分荣幸的是，帝国主义战争在客观上必然引起的一系列革命由它来开始。但是我们绝没有这样的想法：俄国无产阶级是各国工人中间最优秀的革命无产阶级。”“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国家里，社会主义不可能立刻直接取得胜利。”但是，俄国“这个国家的农民性质能够使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巨大的规模，并使我国革命变成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变成进到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级阶梯”。“俄国无产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胜利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但它能使俄国革命具有浩大的声势，从而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极好的条件，这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这样，俄国无产阶级就会使自己主要的、最忠实的、最可靠的战友——欧洲和美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易于进入决战。”⑤
列宁的上述观点写于大战尚未结束时。1918年德国投降，战争结束，国际形势出现重大变化。
1919年3月成立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的成立既是为了推动各国革命进程，也是为了动员国际力量支持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俄共在成立这一国际组织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苏俄中心”理论与机制的出现。同年5月27日，当列宁得知匈牙利苏维埃政权成立的消息后，立即拍发了贺电，表达了非常重要的、与上述思想完全一致的观点：“同志们！我们从匈牙利苏维埃活动家那里得到的消息，使我们感到欢欣鼓舞。匈牙利的苏维埃政权成立以来不过两个多月，但从组织程度方面说，匈牙利的无产阶级看来已经超过了我们。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匈牙利居民的一半文化水平较高，其次，产业工人在全体居民中所占的比重也大得多（现时匈牙利有800万人口，300万集中在布达佩斯），最后，匈牙利过渡到苏维埃制度及无产阶级专政比我国容易得多，和平得多。”“……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不仅在于暴力，而且主要不在于暴力。”“匈牙利的工人同志们！你们一下子就在真正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上把一切社会主义者联合起来了，你们给世界树立了比苏维埃俄国更好的榜样。”⑥
1920年4—5月，共产国际成立一周年后，列宁再次申明俄国革命与别国革命的关系。他写道：“现在我们已经有相当丰富的国际经验，它十分明确地说明，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所具有的意义，不是局部地区的、一国特有的、仅限于俄国的意义，而是国际的意义。我这里所说的国际意义不是按广义来说的，不是说：不仅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而且所有基本特点和许多次要特点都具有国际意义，都对所有国家发生影响。不是的，我是按最狭义来说的，就是说，所谓国际意义是指我国所发生过的事情在国际上具有重要性，或者说，具有在国际范围内重演的历史必然性，因此必须承认，具有国际意义的是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当然，要是夸大这个真理，说它不限于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那是极大的错误。如果忽略另外一点，同样也是错误的，那就是：只要有一个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了胜利，就很可能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那时，俄国很快就不再是模范的国家，而又会成为落后的（在‘苏维埃’和社会主义的意义上来说）国家了。”⑦
由上述一切可以明确地看出，列宁对俄国革命及苏维埃政权的评价是异常准确而又实事求是的。他丝毫没有要求别国革命服从苏俄政权的利益要求。1921年6月共产国际三大前夕，列宁在与蔡特金的谈话时说：“世界革命的第一个浪潮已经平息了。第二次浪潮还没有兴起，如果我们对它抱有任何幻想，那是危险的。”⑧
三、斯大林的“苏联中心主义”给国际共运带来了什么？
“苏联中心主义”是斯大林的独创，随着这一理论的提出和完善，则是一整套机制的建立和运转。
列宁时期的共产国际尽管理论和实践都不甚成熟，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甚至也存在一些失误，但是列宁都能及时总结和反思（如进军波兰问题）。列宁的基本思想是让苏俄政权尽到国际主义义务。
列宁于1924年1月21日逝世后，联共党内关于社会主义战略，特别是关于列宁主义定义，展开了如火如荼的大论战。1924年4月，斯大林首先批驳了认为“列宁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环境的特殊条件下的应用”的正确论点，他在认为“列宁主义是根源于整个国际发展过程的国际现象，而不仅仅是俄国的现象”的同时，宣布：“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一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因此，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革命不应当把自己看作独立自在的东西，而应当看作用以加速其他国家无产阶级胜利的助力和工具。”⑨ 1925年6月他更直接地宣布：“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发展和支持其他国家革命的手段。”⑩（粗黑体字为本文作者所强调）
其实，斯大林的“以苏俄为工具”向外输出革命，绝不仅仅是一种理论观点。1920年他就是苏俄红军向华沙乃至整个欧洲进军的积极推动者之一。1923年列宁病重期间，他又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搞了德国汉堡起义，花光了苏俄实施新经济政策两年来积蓄的黄金储备。
列宁逝世后，掌握联共（布）领导大权的斯大林以共产国际“为工具”，迅速地构建了“苏联中心主义”理论与机制。
1924年12月，他写道：“最可能的是，在世界革命的发展进程中，与个别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策源地和这些国家的全世界体系并列，会出现个别苏维埃国家的社会主义策源地和这些策源地的全世界体系，而这两个体系间的斗争将充满世界革命发展的历史。”“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一个国家在冲破帝国主义体系这一事业中的伟大创始，它是帝国主义国家汪洋大海中的第一个社会主义策源地，而且还在于它是世界革命的第一阶段，它是世界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强大基地。”(11)
1927年，斯大林把“苏联中心主义”发展到了极致。他竟然斩钉截铁地、毫不含糊地，甚至是霸气十足地宣布：“谁决心不开秘密军事会议而绝对地、无条件地、公开地和忠实地捍卫苏联，保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国家。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国际主义者，因为苏联是世界革命运动的基地，不捍卫苏联，就不能捍卫并推进世界革命运动。要知道，谁想撇开苏联，反对苏联而捍卫世界革命运动，谁就是反对革命，谁就必然要滚到革命敌人的阵营里去。现在，在战争威胁面前形成了两个阵营，因此也就出现了两种立场：一种立场是无条件地捍卫苏联，另一种立场是反对苏联。在这中间必须加以选择，因为第三种立场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中立，犹豫动摇，提出附带条件，寻求第三种立场，就是企图逃避责任，逃避无条件地捍卫苏联的斗争，在保卫苏联的紧要关头开小差。而逃避责任是什么意思呢？这等于不知不觉地滚到苏联敌人的阵营里去。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12) 斯大林对十月革命的评价也与当年的列宁完全不同，斯大林说：“十月革命不仅震动了帝国主义，同时为世界革命运动建立了强大的公开的基地即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世界革命运动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基地，现在它可以把这个基地作为靠山了。十月革命为世界革命运动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公开的中心，世界革命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中心，现在它团结在这个中心的周围，组织世界各国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统一战线了。”(13)
四、“苏联中心主义”与反法西斯战争
30年代，在希特勒法西斯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战略意图已经十分明显的情况下，人类共同面临的危险是法西斯战争狂人行将挑起的灾难。30年代下半期，苏、英、法三国首当其冲。尽管三国领导人由于“各揣心腹事”，都想在组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为自己国家争得更为有利的地位，但是，如果说英法对希特勒德国执行的是“绥靖政策”，那么斯大林执行的则是合作政策。
共产国际从1919年起至1928年总共召开过6次代表大会，此后直到1943年解散，长达15年期间只是在1935年召开过一次代表大会即第七次大会，——这还是在季米特洛夫接任共产国际主席之后，力争之下开成的。
七大决议主要内容有：第一，提出了保卫资产阶级民主、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口号，要求各国共产党首先为实现一般的民主任务而斗争，从而把争取一般的民主与争取社会主义结合了起来，改变了共产国际以前要求各国共产党立即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欧洲苏维埃共和国的战略。第二，与此相联系，七大确立了反法西斯主义的工人阶级统一战线和人民战线的方针，就是说，不仅一般地改变了对左翼社会民主主义派的态度，而且确立了争取一切反法西斯民主力量的大战略。
但是，1939年8月下旬，联共（布）的对外政策出现了急转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各国共产党的反法西斯战略陷入一片混乱。
史实如下：
1939年8月24日凌晨苏德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以及“秘密附加议定书”），随后，希特勒德国陆、空军共88.6万人于9月1日攻入波兰西部。9月3日英法向德国宣战。9月17日，苏联根据秘密《议定书》，派60万大军开进波兰东部。9月19日波军19万人向苏军投降。9月28日华沙陷落。此战使德军俘虏波军69.4万人，苏军俘虏波军21.7万人（含投降数）。就在这一天，苏德双方更进一步签订《苏德边界友好条约》（同样含有秘密“议定书”）。过去，人们一般都采用苏联的官方观点，即认为苏联之所以同希特勒德国签订条约，目的是尽可能推迟两国之间战争的爆发时间，以便使苏联的备战工作更加充分。但是，随着历史档案的解密，我们看到，简单地承袭苏联的官方观点，已经远远不够了。苏德之间这两个条约都含有对外不予公布的、划分势力范围的“附加秘密议定书”。《互不侵犯条约》“附加议定书”规定的苏德势力范围是：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属苏联势力范围（但立陶宛属德国）；《边界友好条约》的“议定书”则规定苏德在波境内以纳雷夫河、布格河与桑河为界，瓜分波兰；立陶宛转归苏联势力范围。
斯大林这样做，也是有他明确的指导思想的。在英法向德国宣战之后，斯大林对莫洛托夫、日丹诺夫、季诺维也夫说：“战争是在两个资本主义国家集团（穷的和富的，为了争夺殖民地、原料等）之间进行，为了重新瓜分世界，为了统治世界！我们不反对它们互相好好打仗，为了互相消耗力量。如果用德国的手能动摇最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英国），并不是坏事。希特勒（他自己并不了解也不愿意出现这种情况）正在动摇、损害资本主义制度。”“互不侵犯条约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德国。下一步——推动另一方。”至于战争初期即被瓜分的波兰，在斯大林心目中占有什么地位呢？“波兰国家从前在历史上是一个民族国家。因此革命者曾经保卫它不遭分割和奴役。现在这个法西斯国家压迫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等。消灭这个国家在现在的条件下就意味着减少了一个资产阶级法西斯国家！如果由于消灭了波兰，我们把社会主义制度推广到新的领土和居民中去，这有什么不好呢。”(14)
其实，斯大林出于大国沙文主义、民族扩张主义立场，公开敌视、觊觎波兰早就开始了。他首先把攻击矛头指向维护波兰独立的波兰共产党。1938年1月，《共产国际》杂志（俄文版）第1期发表署名文章：《华沙通讯：活动中的奸细》，断言波共领导机构里混入了“敌人的代理人”、“奸细”，文章还猛烈地攻击波共在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问题上的政策，指责波共领导意在“恶化波苏关系”。同年7月2日，被共产国际指定的“波共临时领导机构”召开会议，传达共产国际关于解散波兰共产党的决定，同时在党员积极分子中间传阅《共产国际代表关于波兰共产党问题的报告》，报告认为，摆脱波共状况的惟一出路，是对波兰的共产主义运动进行改组，“共产国际揭露了广泛盘踞在波共领导岗位的错综复杂的坐探奸细网之后决定解散波兰共产党，以便一举切除痈疽，在健康的无产阶级原则上重新建党。”(15)
转年，即1939年9月9日，正是在德军对波兰实行“闪电式”打击、英法对德宣战之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并通过了给各国党的指示，内容有：“当前的战争是帝国主义的非正义战争。对于这场战争，所有交战国的资产阶级都是同样有罪的”；“国际工人阶级决不该保卫拒绝苏联的援助而压迫其他民族的法西斯波兰”。(16)
苏联外交政策的这次骤变，使得共产国际只好被动地、仓促地向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做出自相矛盾的解释。与此同时，苏联官方的对外宣传也大幅度地改变了腔调。1939年10月31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特别会议上发表讲话称，苏德条约使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因此，“我们不久前还使用的某些旧的说法也已经显然过时和不再使用了”。他说，比如“侵略”和“侵略者”的说法，“在最近几个月中……有了一种新的含义”，“因为正当目前德国致力于结束战争的时候，英国和法国却继续进行战争，因此不应该再把德国，而是应改把英法看作侵略者”。莫洛托夫指出，西方国家把战争说成是一场民主反对希特勒主义的战争，这只是一种幌子；“在为民主而斗争的幌子下进行一场摧毁希特勒的战争，不但毫无意义，而且也是犯罪的”。他还指出，英法对德战争的真正目的不是恢复波兰主权，也不是消灭法西斯，而是害怕德国夺走它们的殖民地，因此，莫洛托夫声明，它们进行的战争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17)
这里暴露出的是，斯大林对希特勒法西斯本质严重估计不足，或者说，犯有严重的错误。根源在于，这一切都是为了苏联的国家利益，即一切都要无条件地服从苏联这个“中心”，即使把希特勒德国说成“被侵略者”也在所不惜。
斯大林把拓展苏联领土等同于开展世界革命的思想是一贯的。时任苏联外交部长的莫洛托夫在1974年11月回忆说：“历代俄国沙皇为我们征服了这么多的土地，现在我们同资本主义斗争就容易多了。”“作为外交部长，我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尽量扩大我们祖国的版图。看起来，这个任务我和斯大林完成得并不坏。”在同一篇回忆录里，莫洛托夫还谈到二战结束时斯大林对他说过的一段话：“斯大林用按钉把它（一张地图）定在墙上，说：‘咱们来看看，我们都得到了些什么……北方一切都好，正常。芬兰对我们是范有严重罪过的，所以我们把过节从列宁格勒向前推进了。波罗的海沿岸，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的土地！现在重归我们所有。咱们的白俄罗斯人现在都集中居住在一起，乌克兰人居住在一起了，摩尔达维亚人也集中住在一起了。西方的情况正常。’说着，他（斯大林）转而指向东方边界：‘这儿情况如何呢？千岛群岛现在已归我们，萨哈林岛完全属于我们所有，你们看吧，这有多么好！旅顺港是我们的，大连也是我们的。’斯大林边说边用烟斗在地图上的中国一带画了一圈，‘中东铁路也是我们的，中国、蒙古——都没问题……可是这儿的边界我不喜欢！’斯大林说着指向了高加索以南的地方。”(18)
能够印证斯大林的思想实质的，还有1945年春天斯大林对铁托等人的谈话。当时，铁托率领南斯拉夫代表团访问苏联。据南斯拉夫政治家杰拉斯回忆，斯大林对铁托等人说：“这次战争和以往战争不同，谁解放领土，谁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们军队所到之处。绝不可能不是这样。”接着斯大林谈起了他的泛斯拉夫主义政策，说：“如果斯拉夫人团结一致，那么将来谁也不敢碰他们一下。对，连碰一下都不敢！”当时有人说，德国人在今后50年内不会恢复元气。斯大林不同意这个看法，说：“不对，他们会恢复，而且会很快恢复起来。德国是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有很熟练的数量很大的工人阶级和技术知识分子，再过十五至二十年，他们又会站得很稳了。所以斯拉夫人应该团结起来。总而言之，如果斯拉夫人团结起来，任何人都不敢碰它们一下。”斯大林接着说：“战争快结束了，再过十五——二十年，我们也会恢复起来，然后再打仗！”(19) 在另一次谈话里，斯大林讲，德国的分裂状态要继续下去：“西方要把西德搞成他们那个样子，我们要把东德建成我们这样的国家！”后来谈话转到了芬兰问题上，在场的日丹诺夫说：“我们犯了错误，没有占领这个国家，要是占领下来的话，那么，现在一切事情都好办了。”斯大林接着说：“对，这是我们的错误，我们过分顾虑美国人会有反应，可是他们连手指头也没有敢动一下。”(20)
这里似乎已经不必再加赘述，战后苏联是如何把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强加给东欧各国的了。
最后，有一点还需要补充的是，斯大林经常流露出他内心深深埋藏凝固的俄罗斯“弥赛亚使命”情结，——除了本文中已经列举的事实之外，他也会情不自禁地加以表露。例如，1947年9月2日，就日本签署投降书一事发表《告人民书》，斯大林竟然说：“日本早在1904年日俄战争时，就开始侵略我国。大家知道，在1904年2月，当日俄双方还在继续谈判的时候，日本就利用沙皇政府的虚弱，突然地、背信弃义地、不宣而战地进犯我国，攻击旅顺口地域的俄国舰队，想击毁几艘俄国军舰，从而为自己的舰队造成有利的形势。”“但是，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俄军的失败，给人民留下了沉痛的回忆。那次失败是我国的一个污点。我国人民相信，总有一天日本会被打败，污点会被洗清，并且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今天，日本承认自己已被战败，并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了。”(21) 这里， 斯大林似乎忘记了日俄战争是一场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的掠夺性战争，战场是在别国的领海和领土上进行的，沙俄战败根本不是什么“被侵略”的问题。
还有，1947年9月6日据说是莫斯科建城800周年纪念日。斯大林发表的《贺词》中说：“莫斯科的历史功绩在于，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罗斯建立集中国家的基础和倡导者。”“莫斯科同时还是全世界一切劳动人民、一切被压迫种族和民族争取从财阀和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斗争的旗帜。毫无疑问，没有这种政策，莫斯科就不可能成为在我们的多民族国家内建立各族人民友好和兄弟般合作的中心。”(22) （粗黑体字为本文作者所强调）
斯大林青少年时期，就读于东正教小学、中学。小学时期，他是优等生，获得就读中学的奖学金。斯大林曾是教会中学的“叛逆者”，根据《斯大林传略》记载，他接触了马克思主义读物，对学校呆板纪律极为反感并且有意违反校规，但是，《传略》没有任何地方涉及他对东正教的见解，更不要说“批判”了。这也是我们有理由怀疑，东正教的“弥赛亚使命论”对斯大林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斯大林去世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他对20世纪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有着深刻而久远的影响，连苏联本身解体也已有15个年头了。但是关于斯大林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评论仍在继续。1939年12月23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起草人之一、苏联科学院院士雅罗斯拉夫斯基在共青团庆祝斯大林60诞辰大会上说过一句名言：“你若不是列宁主义者，你就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者；你若不是斯大林主义者，你就不可能是列宁主义者！”(23)
但是，我们要做列宁主义者，绝不能做斯大林主义者。
注释：
① 列宁：《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7页。
②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0页。
③ 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737页。
④ 根据季诺维也夫的回忆，最早使用“列宁主义”这一术语的是列宁的反对者，是1903年在党内争论中用作批评列宁的手段。参见格·季诺维也夫：《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研究导论》，郑异凡、郑桥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⑤ 列宁：《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0—91页。
⑥ 列宁：《向匈牙利工人致敬》，《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34、835、837页。
⑦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2—133页。
⑧ ［德］蔡特金：《回忆列宁》，《回忆列宁》，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页。
⑨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2—63、95、344页。
⑩ 斯大林：《问题和答复》，《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0页。
(11) 斯大林：《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47页。
(12)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7—48页。
(13) 斯大林：《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08页。
(14)(16)(23) ［保］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马细谱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8、99页。第103页。
(15)(17) 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共产国际大事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96—497页。第523—524页。
(18) ［苏］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5—16页。
(19)(20) ［南］杰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赵洵、林英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9页。第122页。
(21)(22) 中央编译局编译：《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8—470页。第535、536页。
作者介绍：姜长斌，中央党校教授（北京 10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