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心灵
以赛亚·伯林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2011
1、“刺猬与狐狸”源于古希腊诗人阿尔基洛科斯（Archilochus）的诗歌片段：“狐狸多机巧，刺猬仅一招。”伯林拿这句格言来形容历史人物时，并没有厚此薄彼的意思。每个人都兼有这两种动物的特质，尽管所占比例和相互影响的程度不同。P3（预言）
2、由于各种原因，俄罗斯在各个历史时期一直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保持某种程度的隔绝，因而也从未真正成为西方传统的一部分。事实上，在她的文学中，对于她与西方之间不轻松的关系，始终流露着一种特别矛盾的心态：时而表现为一种希望融入并成为欧洲生活主流的狂热而毫不餍足的渴求，时而又表现出对西方价值带着怨恨的轻蔑，而且这绝不仅仅限于公开表明信仰的斯拉夫派；但更常见的是将这两种对立的情绪既未妥善也不自然地结合起来。这种交织着爱与恨的情绪渗透在几乎每一位著名的俄罗斯作家的作品中。P1
3、俄罗斯诗人的命运通常都很悲惨：雷列耶夫被吊死；十二月党诗人不是葬身西伯利亚就是在那里丧失了斗志；普希金和莱蒙托夫死于决斗；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茨维塔耶娃自杀身亡；勃洛克和帕斯捷尔纳克则因失宠于当局而郁郁而终。P44
4、俄国之所以对西方不信任主要是因为她从未长期融入过欧洲，也不经常与欧洲各国打交道，所以她觉得不安全，低人一等。值得一提的是，可能除了屠格涅夫之外，没有哪位伟大的俄国作家不受排外情绪的影响，有时甚至达到了对西方的极端仇恨。俄国觉得她占领的这片土地上的“西徐亚人”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这种尴尬的地位在她内心产生了一种永远难以克服的恐惧症。P88
5、“人为的辩证法”——此乃是最高统帅斯大林的原创，亦为他对统治术的主要贡献，或许比“在一国实现社会主义”还更重要。它是一种确保能够“弥补”自然和历史的不确定性并长期维持内在驱动力的有效工具——持续的增长，长期的战争动员状态——也唯有如此才能维持这般反常的生活。采用的办法是既不让政府变得过于软弱无能，也绝不允许它行动过激从而造成过多的内耗。……..它迫使苏联政府采取一种左右摇摆的路线，给全体人民制造了一种持续紧张的局面，以免每当政策失误而急转弯时人民不知所措。P109-110
6、能否成功的操作取决于是否能够调动各种有用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来完全地控制公共舆论，对全体人民实施极其严格的管束；总之，取决于对火候的把握，要求每个操作者都具有高超的技巧甚至天赋——尤其对独裁者本人来说更是如此。因为这需要这种技术——道理很简单，真正正确的“路线”，势必要在同样不可避免而又相互冲突的左翼和右翼的“偏离”之间波动——因此不可能机械地做出决定。它是一种人为的建构，取决于一系列人为的决定；因此它的命运不能视为是完全可靠的。只有掌权者具备斯大林那种杰出的管理才能，“路线”的走向，尽管对于苏联内部或是外界的许多人来说可能依然看不清楚，却并非完全不可预测。P110
7、绝不要让人民整体痛苦到彻底的绝望，感到生不如死，无论自然或者被杀都比活着要好，操控“总路线”的艺术恰好在于此。假如苏联的公民得不到一点的自由或者快乐，那么他们很可能变得难以驯服或者干劲不足；也绝不能让他们陷入一种恐慌、绝望或冷漠的状态，那同样会让他们丧失行动的能力。“总路线”上的摇摆正好可以被用来避免这些极端情形的出现。P112
8、它（苏联）的未来可能还不明确，甚至不稳定；它还可能犯错、翻船或发生渐变或剧变；但不见得一定会灭亡，除非人们的良心得到发扬光大。这个体制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身体和精神上的创作，没有哪个西方社会能够救得了它。P113
9、苏联的文化只要存在一天就不是一种无阶级社会的文化，而是一种被解放的奴隶阶级的文化，他们仍然没有改变对原来主人的整个文化的敌意，仍然在面对这种文化时感到极度的社会不适，特别是在面对和对待西方的外交代表和其他访问者时表现得尤为明显。P122
10、对上司阿谀奉承，对下属蛮横欺压，这帮人根本就不配做统治者。他们为全体人民所敬畏、所憎恨但又不得不接受。在我看来他们之间的鸿沟是不可逾越的。P122
11、无论出于何种原因，19世纪和20世纪初几乎所有的俄国知识分子内心都秉持着这样一种信念：认为所有的问题都是相互关联的，而且存在着某种在原则上能够解决这所有问题的理论体系；甚至认为，发现这种体系是一切道德、社会生活和教育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如果是为关注个别的或个人的目的，比如说为自己追求知识、艺术创作、追求幸福或个人自由而放弃对这种理论体系的求索，则被看成是主观任性、失去理智、自私自利，是逃避人的责任的不道德行为。P125
12、马克思主义宣称能够根据一套具有“科学”证据的历史模型来揭示人类的正确目标。它所宣扬的道德和政治价值据说能够被“客观地”决定，也就是说，不是根据不同的个人、阶级和文化的各种主观的、相对的和无法预测的态度来决定，而是根据“建立”和“事物客观行为”基础上的各项原则来决定，而且那些价值是绝对的，并可以在理性的范围内独立地去拯救和解放全人类。它宣扬人与制度不可分割的统一性。就像18世纪法国哲学家曾经实际宣称过的那样，它宣称所有真实的问题，也就是说可以解释的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技术性的问题；人类的目标——人类可能变成怎样，而一旦他们了解了他们真正的利害关系，他们又不可避免地想要变成怎样——取决于新的科学的世界景。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实现这些目标。这不是一个道德或政治问题，而是一个技术问题；一个关于发展和使用那些通话普遍“确然”有效的目标的正确途径的问题；一个操作性问题。P128
13、斯大林对知识分子有一句著名的且非常耐人寻味的描述，称他们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个说法完全出自马克思主义的假设。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在对历史和社会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阐明正确的社会目标；然后，通过各种教育或“熏陶”的手段，使他们的同胞协调思想，像一台调试准确、运转高效的机器的各个协调部件一样，把握已揭示出的真理并要求行动。P128
14、个人对于建立新的秩序无足轻重，因为崭新的集体主义社会的艺术本身必然也是集体性的。……艺术作品必须是团队的，艺术批评——评论、随笔、指示——也是由一班评论家共同完成的，他们集体为作品承担责任，每一位成员只是整个社会无名的一分子。P131
15、这种生活方式无孔不入且让人别无选择，完全由党或党的中央委员会操控，即便在马克思或恩格斯最激进的言论中也找不到有关这种生活的丝毫根据。这就是赫尔岑所谓的“颠倒的沙皇专制制度”，他早在1850年代初就忧郁而又准确地预设了俄国社会主义会变成这样。……..毫无疑问，同时孕育了列宁和沙皇专制的俄国生活状况从某种程度上说需要马克思主义提供的宗教信念和救世理论。但权威主义的要素也属于列宁的独特贡献——他把党看成是一个由大佬严厉统治的派别，要求它的成员向圣坛贡献出他们所珍爱的一切，对温情的道德越反叛越厌恶越好。P132
16、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一门形而上学，表面上基于历史的分析，实则拒绝接受一切与之龃龉的事实，而试图通过强制或说服来确保人们对一整套教条的遵从。这些教条自有一套晦涩难懂的术语，自有其“辩证的”论证方法；对人类和社会无论付出何种代价也必须被改造成什么样子，自有一套清晰又严密的先验观念。P132
17、从1932年到1945年，实际上到1955年，毫不过分地说，除了自然科学，在俄国几乎没有发表过任何有很高内在价值的思想或评论文章，也几乎没有创作出这样的艺术作品。P136
18、即使在沙皇压迫最厉害的时候，毕竟也还存在一些完全自由的表达领域，至少，你可以一直保持沉默。斯大林彻底改变了这一切。没有任何领域独立于党的方针之外；而且拒绝说上面命令你说的话，就是不服从，就会受到惩罚。P141
19、（斯大林）绝不允许出现任何辩证唯物主义的教士集团，因为根本不容许对理论问题有任何的讨论；科学院、红色教授协会以及马恩研究所的工作就是引用马恩的话来支持斯大林的行为；至于教义，由他本人或某个政治局成员来提供。P141
20、经济剥削在西方是一种非常熟悉的现象；但没有哪一个社会像苏联的工人阶级一样受到他们的统治如此长期、系统而又公开的“剥削”。诚然，从中所得到的利益并没有落入雇佣者或资本家私人的腰包。真正的剥削者是国家本身，说得更确切一些是那些实际操纵权力机构的人。这些掌权者——无论他们充当的是党的干部或者政府官员的角色，或者身兼二任——表现得比当今西方任何在世的资本家都更像马克思神话中的资本家形象。P142
21、布尔什维克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派遣——孟什维克——最深刻的分歧在于，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否可行。P144
22、布尔什维克，主要在托洛茨基的启发下，宣称不必半被动地等待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去完成这项任务——那样将不能充分地保护工人，使之免于“历史”、“自然”等等的任意玩弄——无产阶级专政可以掌控这一过程；在共产党调节的适宜环境下，俄国能够穿越“历史辩证法”所要求的那个阶段。这便是著名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以人为或调控的方式取代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然”发展；两条道路同样通往欣欣向荣的共产主义，只不过俄国的路线不再听任“自然”的捉弄，而是由掌握着自己命运的人们加以规划，因此能够减少痛苦。P144
23、就我近来与苏联的学生、店员、出租司机以及各类偶遇的熟人的谈话，可以得出一个较为客观的印象，结论它（苏联）只是发育迟滞的婴儿，而不是另一种成熟的异类。P48
24、他们（统治者）每个人既冷酷又渴望升迁，他们似乎存在一种共识：共产主义的语言和某种最低限度的共产主义学说，乃是唯一能够把苏联的各个组成部分紧密结合起来的粘合剂，因此过多地改动这些语言和学说将会危及到体制的稳定，并且会让他们自身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P153
25、一部分前斯大林时代的文人幸存下来，名声显赫，但已经凤毛麟角；他们是出自神奇但衰亡的时代的传奇人物，既值得敬仰，又让人惊诧。张牙舞爪而又趋炎附势的、半吊子马克思主义的市侩居于其上；一群真正有教养的、有洞察力的、道德尚未泯灭而且通常天赋超群，但被吓得战战兢兢，对政治不闻不问的“专家”居其中；诚实、易受影响、天真得要命、纯粹、渴望知识，非马克思主义又有半吊子文化，充满难以满足的好奇之人居其下。大体而言，这便是今日苏联的文化。P156
26、斯大林1930年说的一段话：“有时人们会问，我们是否能够放慢脚步，放慢发展的速度。放慢脚步意味着落后，而落后就要挨打………我们要么追赶资本主义国家要么就等着灭亡。我们落后领先的资本主义五十到一百年。我们必须在十年内赶上。我们要么这么做要么被毁灭。”P236
苏联的心灵
以赛亚·伯林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2011
1、“刺猬与狐狸”源于古希腊诗人阿尔基洛科斯（Archilochus）的诗歌片段：“狐狸多机巧，刺猬仅一招。”伯林拿这句格言来形容历史人物时，并没有厚此薄彼的意思。每个人都兼有这两种动物的特质，尽管所占比例和相互影响的程度不同。P3（预言）
2、由于各种原因，俄罗斯在各个历史时期一直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保持某种程度的隔绝，因而也从未真正成为西方传统的一部分。事实上，在她的文学中，对于她与西方之间不轻松的关系，始终流露着一种特别矛盾的心态：时而表现为一种希望融入并成为欧洲生活主流的狂热而毫不餍足的渴求，时而又表现出对西方价值带着怨恨的轻蔑，而且这绝不仅仅限于公开表明信仰的斯拉夫派；但更常见的是将这两种对立的情绪既未妥善也不自然地结合起来。这种交织着爱与恨的情绪渗透在几乎每一位著名的俄罗斯作家的作品中。P1
3、俄罗斯诗人的命运通常都很悲惨：雷列耶夫被吊死；十二月党诗人不是葬身西伯利亚就是在那里丧失了斗志；普希金和莱蒙托夫死于决斗；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茨维塔耶娃自杀身亡；勃洛克和帕斯捷尔纳克则因失宠于当局而郁郁而终。P44
4、俄国之所以对西方不信任主要是因为她从未长期融入过欧洲，也不经常与欧洲各国打交道，所以她觉得不安全，低人一等。值得一提的是，可能除了屠格涅夫之外，没有哪位伟大的俄国作家不受排外情绪的影响，有时甚至达到了对西方的极端仇恨。俄国觉得她占领的这片土地上的“西徐亚人”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这种尴尬的地位在她内心产生了一种永远难以克服的恐惧症。P88
5、“人为的辩证法”——此乃是最高统帅斯大林的原创，亦为他对统治术的主要贡献，或许比“在一国实现社会主义”还更重要。它是一种确保能够“弥补”自然和历史的不确定性并长期维持内在驱动力的有效工具——持续的增长，长期的战争动员状态——也唯有如此才能维持这般反常的生活。采用的办法是既不让政府变得过于软弱无能，也绝不允许它行动过激从而造成过多的内耗。……..它迫使苏联政府采取一种左右摇摆的路线，给全体人民制造了一种持续紧张的局面，以免每当政策失误而急转弯时人民不知所措。P109-110
6、能否成功的操作取决于是否能够调动各种有用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来完全地控制公共舆论，对全体人民实施极其严格的管束；总之，取决于对火候的把握，要求每个操作者都具有高超的技巧甚至天赋——尤其对独裁者本人来说更是如此。因为这需要这种技术——道理很简单，真正正确的“路线”，势必要在同样不可避免而又相互冲突的左翼和右翼的“偏离”之间波动——因此不可能机械地做出决定。它是一种人为的建构，取决于一系列人为的决定；因此它的命运不能视为是完全可靠的。只有掌权者具备斯大林那种杰出的管理才能，“路线”的走向，尽管对于苏联内部或是外界的许多人来说可能依然看不清楚，却并非完全不可预测。P110
7、绝不要让人民整体痛苦到彻底的绝望，感到生不如死，无论自然或者被杀都比活着要好，操控“总路线”的艺术恰好在于此。假如苏联的公民得不到一点的自由或者快乐，那么他们很可能变得难以驯服或者干劲不足；也绝不能让他们陷入一种恐慌、绝望或冷漠的状态，那同样会让他们丧失行动的能力。“总路线”上的摇摆正好可以被用来避免这些极端情形的出现。P112
8、它（苏联）的未来可能还不明确，甚至不稳定；它还可能犯错、翻船或发生渐变或剧变；但不见得一定会灭亡，除非人们的良心得到发扬光大。这个体制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身体和精神上的创作，没有哪个西方社会能够救得了它。P113
9、苏联的文化只要存在一天就不是一种无阶级社会的文化，而是一种被解放的奴隶阶级的文化，他们仍然没有改变对原来主人的整个文化的敌意，仍然在面对这种文化时感到极度的社会不适，特别是在面对和对待西方的外交代表和其他访问者时表现得尤为明显。P122
10、对上司阿谀奉承，对下属蛮横欺压，这帮人根本就不配做统治者。他们为全体人民所敬畏、所憎恨但又不得不接受。在我看来他们之间的鸿沟是不可逾越的。P122
11、无论出于何种原因，19世纪和20世纪初几乎所有的俄国知识分子内心都秉持着这样一种信念：认为所有的问题都是相互关联的，而且存在着某种在原则上能够解决这所有问题的理论体系；甚至认为，发现这种体系是一切道德、社会生活和教育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如果是为关注个别的或个人的目的，比如说为自己追求知识、艺术创作、追求幸福或个人自由而放弃对这种理论体系的求索，则被看成是主观任性、失去理智、自私自利，是逃避人的责任的不道德行为。P125
12、马克思主义宣称能够根据一套具有“科学”证据的历史模型来揭示人类的正确目标。它所宣扬的道德和政治价值据说能够被“客观地”决定，也就是说，不是根据不同的个人、阶级和文化的各种主观的、相对的和无法预测的态度来决定，而是根据“建立”和“事物客观行为”基础上的各项原则来决定，而且那些价值是绝对的，并可以在理性的范围内独立地去拯救和解放全人类。它宣扬人与制度不可分割的统一性。就像18世纪法国哲学家曾经实际宣称过的那样，它宣称所有真实的问题，也就是说可以解释的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技术性的问题；人类的目标——人类可能变成怎样，而一旦他们了解了他们真正的利害关系，他们又不可避免地想要变成怎样——取决于新的科学的世界景。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实现这些目标。这不是一个道德或政治问题，而是一个技术问题；一个关于发展和使用那些通话普遍“确然”有效的目标的正确途径的问题；一个操作性问题。P128
13、斯大林对知识分子有一句著名的且非常耐人寻味的描述，称他们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个说法完全出自马克思主义的假设。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在对历史和社会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阐明正确的社会目标；然后，通过各种教育或“熏陶”的手段，使他们的同胞协调思想，像一台调试准确、运转高效的机器的各个协调部件一样，把握已揭示出的真理并要求行动。P128
14、个人对于建立新的秩序无足轻重，因为崭新的集体主义社会的艺术本身必然也是集体性的。……艺术作品必须是团队的，艺术批评——评论、随笔、指示——也是由一班评论家共同完成的，他们集体为作品承担责任，每一位成员只是整个社会无名的一分子。P131
15、这种生活方式无孔不入且让人别无选择，完全由党或党的中央委员会操控，即便在马克思或恩格斯最激进的言论中也找不到有关这种生活的丝毫根据。这就是赫尔岑所谓的“颠倒的沙皇专制制度”，他早在1850年代初就忧郁而又准确地预设了俄国社会主义会变成这样。……..毫无疑问，同时孕育了列宁和沙皇专制的俄国生活状况从某种程度上说需要马克思主义提供的宗教信念和救世理论。但权威主义的要素也属于列宁的独特贡献——他把党看成是一个由大佬严厉统治的派别，要求它的成员向圣坛贡献出他们所珍爱的一切，对温情的道德越反叛越厌恶越好。P132
16、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一门形而上学，表面上基于历史的分析，实则拒绝接受一切与之龃龉的事实，而试图通过强制或说服来确保人们对一整套教条的遵从。这些教条自有一套晦涩难懂的术语，自有其“辩证的”论证方法；对人类和社会无论付出何种代价也必须被改造成什么样子，自有一套清晰又严密的先验观念。P132
17、从1932年到1945年，实际上到1955年，毫不过分地说，除了自然科学，在俄国几乎没有发表过任何有很高内在价值的思想或评论文章，也几乎没有创作出这样的艺术作品。P136
18、即使在沙皇压迫最厉害的时候，毕竟也还存在一些完全自由的表达领域，至少，你可以一直保持沉默。斯大林彻底改变了这一切。没有任何领域独立于党的方针之外；而且拒绝说上面命令你说的话，就是不服从，就会受到惩罚。P141
19、（斯大林）绝不允许出现任何辩证唯物主义的教士集团，因为根本不容许对理论问题有任何的讨论；科学院、红色教授协会以及马恩研究所的工作就是引用马恩的话来支持斯大林的行为；至于教义，由他本人或某个政治局成员来提供。P141
20、经济剥削在西方是一种非常熟悉的现象；但没有哪一个社会像苏联的工人阶级一样受到他们的统治如此长期、系统而又公开的“剥削”。诚然，从中所得到的利益并没有落入雇佣者或资本家私人的腰包。真正的剥削者是国家本身，说得更确切一些是那些实际操纵权力机构的人。这些掌权者——无论他们充当的是党的干部或者政府官员的角色，或者身兼二任——表现得比当今西方任何在世的资本家都更像马克思神话中的资本家形象。P142
21、布尔什维克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派遣——孟什维克——最深刻的分歧在于，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否可行。P144
22、布尔什维克，主要在托洛茨基的启发下，宣称不必半被动地等待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去完成这项任务——那样将不能充分地保护工人，使之免于“历史”、“自然”等等的任意玩弄——无产阶级专政可以掌控这一过程；在共产党调节的适宜环境下，俄国能够穿越“历史辩证法”所要求的那个阶段。这便是著名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以人为或调控的方式取代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然”发展；两条道路同样通往欣欣向荣的共产主义，只不过俄国的路线不再听任“自然”的捉弄，而是由掌握着自己命运的人们加以规划，因此能够减少痛苦。P144
23、就我近来与苏联的学生、店员、出租司机以及各类偶遇的熟人的谈话，可以得出一个较为客观的印象，结论它（苏联）只是发育迟滞的婴儿，而不是另一种成熟的异类。P48
24、他们（统治者）每个人既冷酷又渴望升迁，他们似乎存在一种共识：共产主义的语言和某种最低限度的共产主义学说，乃是唯一能够把苏联的各个组成部分紧密结合起来的粘合剂，因此过多地改动这些语言和学说将会危及到体制的稳定，并且会让他们自身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P153
25、一部分前斯大林时代的文人幸存下来，名声显赫，但已经凤毛麟角；他们是出自神奇但衰亡的时代的传奇人物，既值得敬仰，又让人惊诧。张牙舞爪而又趋炎附势的、半吊子马克思主义的市侩居于其上；一群真正有教养的、有洞察力的、道德尚未泯灭而且通常天赋超群，但被吓得战战兢兢，对政治不闻不问的“专家”居其中；诚实、易受影响、天真得要命、纯粹、渴望知识，非马克思主义又有半吊子文化，充满难以满足的好奇之人居其下。大体而言，这便是今日苏联的文化。P156
26、斯大林1930年说的一段话：“有时人们会问，我们是否能够放慢脚步，放慢发展的速度。放慢脚步意味着落后，而落后就要挨打………我们要么追赶资本主义国家要么就等着灭亡。我们落后领先的资本主义五十到一百年。我们必须在十年内赶上。我们要么这么做要么被毁灭。”P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