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湖南教育科学规划网 发布时间：2011年08月31日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杨兆山
[摘要]：我国教育学的理论体系是在总结过去教育经验，借鉴外国教育研究成果，以丰富的教育实践为根基，根据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建构起来的。我国的教育研究有自己的特色和成绩，也有不足。为保证我国教育学健康发展，必须克服当前研究中存在的脱离实际的学风、玩弄文字概念的文风、照搬西方与固守本土化的两极对立倾向以及就教育论教育的方法论等问题。认清存在的问题是教育学进一步发展的生长点。回应科技革命的挑战，研究解决教育实际中的重大问题是教育学的生命力所在。
[关键词]：教育学；教育研究；学风；科技革命
一、教育学的历史发展与教育研究取向
关注教育学的建设和新发展必须首先正视教育学在我国发展的历史，这是当代教育研究的基本前提。就20世纪以来我国教育学的发展而言，建国前我们曾学习过日本、欧美的教育学，建国后我们主要学习苏联的教育学。1958年，我国开始了独立创建社会主义教育学框架体系的努力。1963年，由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组”领导，由刘佛年主编的《教育学》（讨论稿），经过集体的三年努力，终于编写出来。这是建国后教育学界力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教育实践为基础，概括总结历史教育经验，借鉴外国教育研究成果的一次尝试。但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们的教育学框架仍是前苏联凯洛夫《教育学》的四大块（即总论部分、教学部分、德育部分与学校管理部分）。
1978年以后，我国教育学者根据科学分化的综合--分化--新的综合规律提出了教育学的分化问题。他们认为，科学的发展都是在高度分化基础上的再综合，这是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教育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不仅最晚，而且一直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分化。过去那种集理论与应用综合于一体，教学、教育、管理知识兼容并包的教育学体系，已不再适应丰富的教育实践对教育学的新要求。相反，恰是这种无分化的原始性综合阻碍了教育学的深化和发展。据此，教育学界的一些学者率先提出了教育学应首先分化为教育概论、教学论、德育原理和学校管理学等四门课程。这在一定意义上克服了以往一本教育学所面临的既要研究教育理论，又要解决实际应用的窘境，摆脱了来自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责难。教育概论学科主要负责教育基本理论问题和教育规律的深入研究，而教学论、德育原理和学校管理学则在教育概论的基础上主要向应用学科方向发展。
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思想解放和科学研究的深入，更由于教学的急需，仅十几年时间，国内就出版了几百本教育学方面的著作，虽然良莠不齐，但不乏非常优秀的教育学著作，提出了许多教育上的新见解。如南京师大的《教育学》，王道俊、王汉澜主编的《教育学》，厉以贤的《现代教育原理》，黄济、王策三的《现代教育论》，孙喜亭的《教育学问题研究概述》，胡德海的《教育学原理》，陈桂生的《教育原理》，叶澜的《教育概论》，石佩臣的《教育学基础理论》等著作，都对教育理论有独到的解读，产生一定的影响（以上所列只是笔者认为的这一时期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并非全部，1985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对教育所做的基础性工作意义也很大）。这个时期的教育理论著作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学的建设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它们是我们进一步研究和发展我国教育理论的前提。同时，这个时期成立的中国教育学会和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研究会等也多次召开学术会议，讨论有关重大的教育基本理论问题和我国教育的实际问题，这对于推动我国教育理论发展和教育实践的进步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概括地讲，20世纪以来，从我国教育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其发展可概括为相对独立的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引进外国教育学阶段。第二阶段是教育学的中国化阶段，即中国教育学者结合本国情况努力建设中国自己的教育学阶段。第三阶段是教育学的分化阶段，即我国教育学者从科学分化的基本规律出发，首次把教育学分为教育概论、教学论、德育原理和学校管理学四门学科。第四阶段是教育学研究的深化阶段，这不仅表现为出现了大量新的教育类交叉学科，也表现为人们对各个学科研究上的深入。这些研究所呈现的基本特点可总结为四个基本方面：第一是坚持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第二是注重了教育科学体系的建设，并一直在为突破凯洛夫教育学的体系而努力。第三是坚持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研究风气，历史上关于教育的几次大的论争，如教育本质和教育功能的论争，教育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争，以及今天的素质教育的论争等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加深了人们对一些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第四是我国一直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指导性地位。
讨论教育学的过去是为了教育学发展的未来。从教育学在我国的发展来看，有教训，也有经验。总的说来，我国的教育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土壤中，它具有很强的民族特色。它既有对我国历史上教育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也有对当代教育实践经验的理论提升；既有对前苏联教育理论学习和影响的痕迹；也有对当代西方一些优秀教育理论的批判和借鉴。这些就是我国教育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呈现形态，教育学的未来发展不能撇开这个前提和基础。今天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有人从与世界对话的美好愿望出发，试图以后现代理论为指导思想和方法论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重教育的研究方法，轻教育问题本身的深入思考和研究；看重对外国教育的学习和借鉴，轻视教育学的本土化建设；这势必会将教育学的研究引偏。对话的前提是有自己的研究和特色，盲目跟着别人跑只会失去自己，最终在世界教育学的学科领域里失语。
我们要建设的教育学是研究当代中国教育问题的教育学，既不能脱离我国教育学的历史，也不能脱离我国的国情和“教情”。我们要建设的是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社会主义教育学，我们要研究解决的是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教育问题。这是我们建设新教育学的基本前提。
二、教育研究的成绩与问题
正确认识我国教育学发展的现状，总结所取得的成绩和进展，找出在教育研究上存在的问题，对于促进我国教育学的发展无疑是重要的。然而，究竟如何认识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旗帜，使中国教育重新走上正确的轨道，从而为教育科学理论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前提和基础。从“六五”到“十五”期间，国家多次组织教育理论专家公关，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去解决最基础和最迫切的教育理论课题。中国教育学会、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研究会、教育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等也多次召开学术会议，研讨有关教育基本理论的重大问题。国内教育界的学者，结合自己的教学和专业，努力钻研，也都为教育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总的说来，我们在教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绩，可概括如下：
第一，以中华民族的文化为土壤和根基，以丰富多彩的教育实践为材料，以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为指导，在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努力下，建构起了一个基本完整的中国自己的教育理论体系框架，实现了教育学的中国化。
第二，随着教育学的分化以及分化后的新的综合，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经济学等众多教育边缘学科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教育学的研究领域。
第三，人们对当代教育实践领域新生成的教育经验，诸如愉快教育、成功教育、挫折教育、主体教育、素质教育以及创新教育等都作了理论上的研究和概括，这不仅增强了教育理论的吸引力和实用性，也丰富了教育学的内涵。
第四，近年学术界又介绍和引进了一些港台教育理论和西方的后现代教育理论，这些理论不仅打开了我们了解世界教育发展状况的窗口，也同时开拓了教育的研究视野。
第五，教育理论上的一些学术的争鸣和讨论，诸如对教育本质问题，教育功能问题，教育规律问题，教育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素质教育问题，主体性教育问题，元教育学问题，以及对教育理论自身的性质、存在的问题和研究方法的反思等诸多教育理论问题的争鸣和讨论，深化了教育学的研究境界。
我国教育学的发展固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问题也很多，应该加以认真思考、研究、总结。
第一，教育研究中的个人功利主义问题。这些年国内学者写的教育学方面的著作少说也有数百本，甚至还要多，教育类的文章更是铺天盖地。但真正在理论上有所建树的文章和著作实在不多。受市场经济和整个社会心态的影响，同老一代相比，今天的一些学者多了些功利和浮躁，少了些踏实、奉献和真正的科学精神。有的学者搞科研的目的就是为了出名、赚钱和职称之类。当然，社会对高校的评价，高校对教师的评价也都存在急功近利的问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教育研究中的功利与浮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真正的科学理论研究是需要时间和宽松环境的，是同个人功利主义不相容的。正是由于个人功利主义的存在，教育的研究中也缺少合作，单兵作战，单打独斗现象普遍。
第二，教育研究中脱离实际的学风问题。坐在书斋里研究教育，也不是完全不需要，但要解决中国教育的问题，还需要走出书斋，去丰富多彩的教育实践中调查研究，了解实际问题。理论不为实践服务，或不能解决教育实际中的问题，理论研究的价值就很值得怀疑。教育研究脱离实际，理论就会在教育实际面前丧失自己的“话语”，没有发言权。中国教育发展的不均衡问题；农村教育投入不足，学生流失严重问题；只重视升学的智育教育，轻视对人的全面教育，所造成的人的割裂，破坏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学业负担过重，影响学生身心健康发展问题，等等，也都需要进一步作实际调查研究。素质教育搞了十余年了，各中小学是怎么做的，成绩有哪些，还存在哪些问题，校长和教师都怎么认识和理解素质教育，他们的困惑在哪里等，这些问题也都是应该经过实际调查研究才可能说清。教育研究应加强问题意识，调查意识，走进教育实践。克服完全脱离我国教育实际的高度形式化和高度抽象化的研究倾向。
第三，教育研究上的照搬西方与固守本土化的两极对立问题。学者都有自己的学术品格、研究方式与研究个性，这本无可厚非。但教育研究不应该是一种自娱式的研究，它事关教育发展大计，关涉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不能不认真对待。人类创造的文明自然归人类所享有，文明也具有共性特点。我们教育研究借鉴西方的教育成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固守文明的本土化，拒绝接纳外域先进文化，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最好，显然是背离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这种狭隘的文明观必然会带来文明的衰落。而反之却有一些同志坚持主张搬用西方的教育观点，甚至连话语体系也完全移植了过来。这种无视教育理论生成的土壤，无视教育理论的先天差异的做法，显然也是欠妥的。这两种倾向都或多或少的存在，都在影响教育学的健康发展。
第四，教育研究表述上的话语体系问题。这实际上是教育研究的文风问题。在话语体系表达上的主要问题，就是一些学者喜欢使用当代西方哲学和一些后现代著作中的话语体系，熟悉的汉字，生僻的词汇和语言，令人搞不懂所研究和讨论的问题。研究结论的表述应是清楚明了的，应使用最朴素的语言来阐述深刻的新认识和新见解，而不是使用晦涩难懂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并没有多少新意的见解。科学研究不是文字游戏，只有当用以往的语言和词汇已经不足以表达新的思想时，新的词汇才可能产生。过于追求新词汇、新话语，必然会淡化对教育问题本身的深入研究。而这正是我们教育研究中存在的较突出问题。
第五，教育研究方法论上的就教育论教育，在教育的小圈圈里转的问题。教育是社会的子系统，教育不能独立于社会之外而生存和发展。我们说教育的根本职能是培养人，而培养人的要害问题恰恰在于培养什么人和如何培养人。而这些都不是教育自身所能决定的，它要取决于社会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思考和研究教育问题都不能脱离社会，都应该从社会的发展变化所引发的对人的素质的新要求出发，来讨论教育的发展和变革问题。而我们今天的教育研究却总是习惯于只从教育自身出发来研究教育问题，其结果必然是在教育的小圈子里转，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研究我国教育学的现状，找出成绩和问题，是促进教育学发展的生长点和突破点。
三、科技革命与当代教育研究方向
第一，关于教育革新的问题。科技革命所引发的社会变革和生产变革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人的新要求，必然要求通过改变教育思想观念、教育内容、教育手段等来培养新的能适应高科技时代需要的人才。但这里的关键不是教育要不要革新，而是如何革新的问题。对此，《学会生存》一书曾提到在教育革新上，应首先处理好革新和保守的关系，即革新什么，保留什么；借鉴什么，批判什么等。这正是我们教育理论应深入研究的问题。现在的教育理论研究大都追求创新性，这无疑是对的，但也不能否认，有的研究，总是以否定过去的一切为前提，这并不能正确处理教育革新和保守的关系。
第二，关于“教育预见”的问题。今天，社会发展同教育的关系日益紧密。教育的发展规模与发展速度怎样才合理，教育的投入多少适度，人的培养规格与素质结构应怎样，甚至课程应如何改革等都必须指向未来。这也是我们的教育理论必须研究解决的课题。
第三，关于培养“完人”的问题。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这不是新问题，但却是始终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教育应培养专才还是培养通才，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现代社会，尤其现代生产要求人具有宽泛的知识基础，多种技能，要求人具有广泛的适应能力。这就为教育研究提出了一些重要课题：如何淡化专业，拓宽基础，加强通识教育?如何使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真正走向融合?如何真正克服教育上存在的片面性问题?这些也都是我们教育理论应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
第四，关于教育与劳动结合的问题。无论是教育方针，还是现代生产都倡导教育与劳动的结合。这既是教育的基本规律，也是人的发展的基本途径。但现实情况却是教育与劳动出现了分离，教育远离劳动已是普遍现象。教育的基本目的是培养劳动者，而今天许多人来接受教育的目的已不再是为了更好劳动，甚至是为了摆脱劳动。所以，就有两个难题需要教育理论去认真解决：一是如何重新使人们正确认识劳动在人的培养中的地位和价值，二是如何认识马克思的综合技术教育思想在实现教育与劳动结合中的作用，使教育与劳动真正联系起来。这些也是我们教育理论所不能回避，而应该给以解答的问题。
总之，我国教育学的发展要借鉴外国，要解决我国教育的实际问题。为此，中国教育学要发展要处理好保守与革新、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克服研究中的功利性与霸权性，加强调查研究，深入研究科技革命所带来的新问题，探索教育发展的未来趋势，使我国的教育理论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参看石佩臣主编：《教育学基础理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2]参看杨兆山、姚俊主编：《教育学原理》，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3]对于中国教育学的发展，陈元晖先生曾写有《中国教育学70年》，载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孙喜亭先生对建国后中国教育学50年的发展做了讨论，写有《中国教育学近50年来的发展概述》，载于《教育研究》1998年第5期。2002年瞿葆奎先生和郑金洲博士在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有《中国教育学百年》。这几部作品都对中国教育学的发展历程做了总结性的研究和思考.
[4]参看《文汇报》2003年6月9日晨云文.
[5]参看《教育理论与实践》2000年3期第11--16页.
出自：湖南教育科学规划网 发布时间：2011年08月31日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杨兆山
[摘要]：我国教育学的理论体系是在总结过去教育经验，借鉴外国教育研究成果，以丰富的教育实践为根基，根据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建构起来的。我国的教育研究有自己的特色和成绩，也有不足。为保证我国教育学健康发展，必须克服当前研究中存在的脱离实际的学风、玩弄文字概念的文风、照搬西方与固守本土化的两极对立倾向以及就教育论教育的方法论等问题。认清存在的问题是教育学进一步发展的生长点。回应科技革命的挑战，研究解决教育实际中的重大问题是教育学的生命力所在。
[关键词]：教育学；教育研究；学风；科技革命
一、教育学的历史发展与教育研究取向
关注教育学的建设和新发展必须首先正视教育学在我国发展的历史，这是当代教育研究的基本前提。就20世纪以来我国教育学的发展而言，建国前我们曾学习过日本、欧美的教育学，建国后我们主要学习苏联的教育学。1958年，我国开始了独立创建社会主义教育学框架体系的努力。1963年，由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组”领导，由刘佛年主编的《教育学》（讨论稿），经过集体的三年努力，终于编写出来。这是建国后教育学界力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教育实践为基础，概括总结历史教育经验，借鉴外国教育研究成果的一次尝试。但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们的教育学框架仍是前苏联凯洛夫《教育学》的四大块（即总论部分、教学部分、德育部分与学校管理部分）。
1978年以后，我国教育学者根据科学分化的综合--分化--新的综合规律提出了教育学的分化问题。他们认为，科学的发展都是在高度分化基础上的再综合，这是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教育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不仅最晚，而且一直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分化。过去那种集理论与应用综合于一体，教学、教育、管理知识兼容并包的教育学体系，已不再适应丰富的教育实践对教育学的新要求。相反，恰是这种无分化的原始性综合阻碍了教育学的深化和发展。据此，教育学界的一些学者率先提出了教育学应首先分化为教育概论、教学论、德育原理和学校管理学等四门课程。这在一定意义上克服了以往一本教育学所面临的既要研究教育理论，又要解决实际应用的窘境，摆脱了来自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责难。教育概论学科主要负责教育基本理论问题和教育规律的深入研究，而教学论、德育原理和学校管理学则在教育概论的基础上主要向应用学科方向发展。
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思想解放和科学研究的深入，更由于教学的急需，仅十几年时间，国内就出版了几百本教育学方面的著作，虽然良莠不齐，但不乏非常优秀的教育学著作，提出了许多教育上的新见解。如南京师大的《教育学》，王道俊、王汉澜主编的《教育学》，厉以贤的《现代教育原理》，黄济、王策三的《现代教育论》，孙喜亭的《教育学问题研究概述》，胡德海的《教育学原理》，陈桂生的《教育原理》，叶澜的《教育概论》，石佩臣的《教育学基础理论》等著作，都对教育理论有独到的解读，产生一定的影响（以上所列只是笔者认为的这一时期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并非全部，1985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对教育所做的基础性工作意义也很大）。这个时期的教育理论著作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学的建设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它们是我们进一步研究和发展我国教育理论的前提。同时，这个时期成立的中国教育学会和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研究会等也多次召开学术会议，讨论有关重大的教育基本理论问题和我国教育的实际问题，这对于推动我国教育理论发展和教育实践的进步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概括地讲，20世纪以来，从我国教育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其发展可概括为相对独立的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引进外国教育学阶段。第二阶段是教育学的中国化阶段，即中国教育学者结合本国情况努力建设中国自己的教育学阶段。第三阶段是教育学的分化阶段，即我国教育学者从科学分化的基本规律出发，首次把教育学分为教育概论、教学论、德育原理和学校管理学四门学科。第四阶段是教育学研究的深化阶段，这不仅表现为出现了大量新的教育类交叉学科，也表现为人们对各个学科研究上的深入。这些研究所呈现的基本特点可总结为四个基本方面：第一是坚持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第二是注重了教育科学体系的建设，并一直在为突破凯洛夫教育学的体系而努力。第三是坚持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研究风气，历史上关于教育的几次大的论争，如教育本质和教育功能的论争，教育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争，以及今天的素质教育的论争等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加深了人们对一些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第四是我国一直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指导性地位。
讨论教育学的过去是为了教育学发展的未来。从教育学在我国的发展来看，有教训，也有经验。总的说来，我国的教育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土壤中，它具有很强的民族特色。它既有对我国历史上教育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也有对当代教育实践经验的理论提升；既有对前苏联教育理论学习和影响的痕迹；也有对当代西方一些优秀教育理论的批判和借鉴。这些就是我国教育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呈现形态，教育学的未来发展不能撇开这个前提和基础。今天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有人从与世界对话的美好愿望出发，试图以后现代理论为指导思想和方法论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重教育的研究方法，轻教育问题本身的深入思考和研究；看重对外国教育的学习和借鉴，轻视教育学的本土化建设；这势必会将教育学的研究引偏。对话的前提是有自己的研究和特色，盲目跟着别人跑只会失去自己，最终在世界教育学的学科领域里失语。
我们要建设的教育学是研究当代中国教育问题的教育学，既不能脱离我国教育学的历史，也不能脱离我国的国情和“教情”。我们要建设的是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社会主义教育学，我们要研究解决的是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教育问题。这是我们建设新教育学的基本前提。
二、教育研究的成绩与问题
正确认识我国教育学发展的现状，总结所取得的成绩和进展，找出在教育研究上存在的问题，对于促进我国教育学的发展无疑是重要的。然而，究竟如何认识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旗帜，使中国教育重新走上正确的轨道，从而为教育科学理论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前提和基础。从“六五”到“十五”期间，国家多次组织教育理论专家公关，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去解决最基础和最迫切的教育理论课题。中国教育学会、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研究会、教育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等也多次召开学术会议，研讨有关教育基本理论的重大问题。国内教育界的学者，结合自己的教学和专业，努力钻研，也都为教育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总的说来，我们在教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绩，可概括如下：
第一，以中华民族的文化为土壤和根基，以丰富多彩的教育实践为材料，以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为指导，在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努力下，建构起了一个基本完整的中国自己的教育理论体系框架，实现了教育学的中国化。
第二，随着教育学的分化以及分化后的新的综合，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经济学等众多教育边缘学科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教育学的研究领域。
第三，人们对当代教育实践领域新生成的教育经验，诸如愉快教育、成功教育、挫折教育、主体教育、素质教育以及创新教育等都作了理论上的研究和概括，这不仅增强了教育理论的吸引力和实用性，也丰富了教育学的内涵。
第四，近年学术界又介绍和引进了一些港台教育理论和西方的后现代教育理论，这些理论不仅打开了我们了解世界教育发展状况的窗口，也同时开拓了教育的研究视野。
第五，教育理论上的一些学术的争鸣和讨论，诸如对教育本质问题，教育功能问题，教育规律问题，教育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素质教育问题，主体性教育问题，元教育学问题，以及对教育理论自身的性质、存在的问题和研究方法的反思等诸多教育理论问题的争鸣和讨论，深化了教育学的研究境界。
我国教育学的发展固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问题也很多，应该加以认真思考、研究、总结。
第一，教育研究中的个人功利主义问题。这些年国内学者写的教育学方面的著作少说也有数百本，甚至还要多，教育类的文章更是铺天盖地。但真正在理论上有所建树的文章和著作实在不多。受市场经济和整个社会心态的影响，同老一代相比，今天的一些学者多了些功利和浮躁，少了些踏实、奉献和真正的科学精神。有的学者搞科研的目的就是为了出名、赚钱和职称之类。当然，社会对高校的评价，高校对教师的评价也都存在急功近利的问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教育研究中的功利与浮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真正的科学理论研究是需要时间和宽松环境的，是同个人功利主义不相容的。正是由于个人功利主义的存在，教育的研究中也缺少合作，单兵作战，单打独斗现象普遍。
第二，教育研究中脱离实际的学风问题。坐在书斋里研究教育，也不是完全不需要，但要解决中国教育的问题，还需要走出书斋，去丰富多彩的教育实践中调查研究，了解实际问题。理论不为实践服务，或不能解决教育实际中的问题，理论研究的价值就很值得怀疑。教育研究脱离实际，理论就会在教育实际面前丧失自己的“话语”，没有发言权。中国教育发展的不均衡问题；农村教育投入不足，学生流失严重问题；只重视升学的智育教育，轻视对人的全面教育，所造成的人的割裂，破坏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学业负担过重，影响学生身心健康发展问题，等等，也都需要进一步作实际调查研究。素质教育搞了十余年了，各中小学是怎么做的，成绩有哪些，还存在哪些问题，校长和教师都怎么认识和理解素质教育，他们的困惑在哪里等，这些问题也都是应该经过实际调查研究才可能说清。教育研究应加强问题意识，调查意识，走进教育实践。克服完全脱离我国教育实际的高度形式化和高度抽象化的研究倾向。
第三，教育研究上的照搬西方与固守本土化的两极对立问题。学者都有自己的学术品格、研究方式与研究个性，这本无可厚非。但教育研究不应该是一种自娱式的研究，它事关教育发展大计，关涉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不能不认真对待。人类创造的文明自然归人类所享有，文明也具有共性特点。我们教育研究借鉴西方的教育成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固守文明的本土化，拒绝接纳外域先进文化，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最好，显然是背离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这种狭隘的文明观必然会带来文明的衰落。而反之却有一些同志坚持主张搬用西方的教育观点，甚至连话语体系也完全移植了过来。这种无视教育理论生成的土壤，无视教育理论的先天差异的做法，显然也是欠妥的。这两种倾向都或多或少的存在，都在影响教育学的健康发展。
第四，教育研究表述上的话语体系问题。这实际上是教育研究的文风问题。在话语体系表达上的主要问题，就是一些学者喜欢使用当代西方哲学和一些后现代著作中的话语体系，熟悉的汉字，生僻的词汇和语言，令人搞不懂所研究和讨论的问题。研究结论的表述应是清楚明了的，应使用最朴素的语言来阐述深刻的新认识和新见解，而不是使用晦涩难懂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并没有多少新意的见解。科学研究不是文字游戏，只有当用以往的语言和词汇已经不足以表达新的思想时，新的词汇才可能产生。过于追求新词汇、新话语，必然会淡化对教育问题本身的深入研究。而这正是我们教育研究中存在的较突出问题。
第五，教育研究方法论上的就教育论教育，在教育的小圈圈里转的问题。教育是社会的子系统，教育不能独立于社会之外而生存和发展。我们说教育的根本职能是培养人，而培养人的要害问题恰恰在于培养什么人和如何培养人。而这些都不是教育自身所能决定的，它要取决于社会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思考和研究教育问题都不能脱离社会，都应该从社会的发展变化所引发的对人的素质的新要求出发，来讨论教育的发展和变革问题。而我们今天的教育研究却总是习惯于只从教育自身出发来研究教育问题，其结果必然是在教育的小圈子里转，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研究我国教育学的现状，找出成绩和问题，是促进教育学发展的生长点和突破点。
三、科技革命与当代教育研究方向
第一，关于教育革新的问题。科技革命所引发的社会变革和生产变革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人的新要求，必然要求通过改变教育思想观念、教育内容、教育手段等来培养新的能适应高科技时代需要的人才。但这里的关键不是教育要不要革新，而是如何革新的问题。对此，《学会生存》一书曾提到在教育革新上，应首先处理好革新和保守的关系，即革新什么，保留什么；借鉴什么，批判什么等。这正是我们教育理论应深入研究的问题。现在的教育理论研究大都追求创新性，这无疑是对的，但也不能否认，有的研究，总是以否定过去的一切为前提，这并不能正确处理教育革新和保守的关系。
第二，关于“教育预见”的问题。今天，社会发展同教育的关系日益紧密。教育的发展规模与发展速度怎样才合理，教育的投入多少适度，人的培养规格与素质结构应怎样，甚至课程应如何改革等都必须指向未来。这也是我们的教育理论必须研究解决的课题。
第三，关于培养“完人”的问题。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这不是新问题，但却是始终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教育应培养专才还是培养通才，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现代社会，尤其现代生产要求人具有宽泛的知识基础，多种技能，要求人具有广泛的适应能力。这就为教育研究提出了一些重要课题：如何淡化专业，拓宽基础，加强通识教育?如何使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真正走向融合?如何真正克服教育上存在的片面性问题?这些也都是我们教育理论应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
第四，关于教育与劳动结合的问题。无论是教育方针，还是现代生产都倡导教育与劳动的结合。这既是教育的基本规律，也是人的发展的基本途径。但现实情况却是教育与劳动出现了分离，教育远离劳动已是普遍现象。教育的基本目的是培养劳动者，而今天许多人来接受教育的目的已不再是为了更好劳动，甚至是为了摆脱劳动。所以，就有两个难题需要教育理论去认真解决：一是如何重新使人们正确认识劳动在人的培养中的地位和价值，二是如何认识马克思的综合技术教育思想在实现教育与劳动结合中的作用，使教育与劳动真正联系起来。这些也是我们教育理论所不能回避，而应该给以解答的问题。
总之，我国教育学的发展要借鉴外国，要解决我国教育的实际问题。为此，中国教育学要发展要处理好保守与革新、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克服研究中的功利性与霸权性，加强调查研究，深入研究科技革命所带来的新问题，探索教育发展的未来趋势，使我国的教育理论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参看石佩臣主编：《教育学基础理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2]参看杨兆山、姚俊主编：《教育学原理》，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3]对于中国教育学的发展，陈元晖先生曾写有《中国教育学70年》，载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孙喜亭先生对建国后中国教育学50年的发展做了讨论，写有《中国教育学近50年来的发展概述》，载于《教育研究》1998年第5期。2002年瞿葆奎先生和郑金洲博士在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有《中国教育学百年》。这几部作品都对中国教育学的发展历程做了总结性的研究和思考.
[4]参看《文汇报》2003年6月9日晨云文.
[5]参看《教育理论与实践》2000年3期第1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