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记英雄的民族没有魂
“他堵枪眼时，我就在现场！”前不久，黄继光生前战友李继德老人在黄继光纪念馆动情地说。在1998年董存瑞牺牲50周年纪念大会上，董存瑞生前战友郅顺义就曾说过，当时是他掩护董存瑞炸碉堡，并亲眼目睹董存瑞牺牲的最后一刻。这些英雄的见证者，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还原了他们所亲历的那一幕，也给世人再次呈现了英雄的永恒瞬间。
事实上，在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处处都见证着英雄们的浴血荣光。据民政部统计，革命战争年代以来，约有2000万名烈士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献出了生命。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用手雷、爆破筒与敌同归于尽和舍身炸地堡、堵枪眼的烈士不计其数，仅15军留下姓名的就有38人。舍身堵枪眼的黄继光即是其一。
1939年，毛泽东同志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中写道：“从前人说：读诸葛亮《出师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密《陈情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孝。今天我们应该说：凡看见或听见中国军队不记旧怨而互相援助、亲密团结而不感动者，其人必不爱国。”祖国的万里江山，离不开英雄的鲜血浸染；人民的幸福安宁，离不开英雄的慷慨付出。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作为后来者，我们每一个承荫前辈者都有责任敬仰和尊崇英雄，没有权利轻慢和诋毁英雄。
然而，在多元多样多变、交融交流交锋的当下，在一些人那里，虚无历史成为“时尚”，解构英雄成为“潮流”。有的人要么以学术研究为名歪曲历史真相，要么以假设推断代替历史事实，要么用拼凑的细节否定事件的本质。“烈士保卫国家，谁来保卫烈士？”面对我们的英雄被一些人无端的嘲讽、污蔑、攻击，我们有必要发此一问。
有学者指出，历史意识是一个中轴，民族共同体就是围绕这根轴形成的。英雄记忆、英雄精神、英雄文化，无疑是历史意识中重要的支撑。如果听任历史虚无主义者颠倒黑白，“重构历史”，只能撕裂社会的主流价值，蛀空民族的精神支柱，最终一个民族走向的不是自由而是迷途，得到的不是清醒而是迷惘。
不懂历史的民族没有根，淡忘英雄的民族没有魂。英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脊梁，一个社会的价值标杆。一个社会不能只有醒目的红线、触目的底线，而没有仰望的“天线”。一个人也不能只关注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而不去追求崇高和壮丽。如果我们不去“呼吸英雄们的气息”，而沦为一个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功利的实用主义者或庸俗的消费主义者，整个社会就会失去正能量的风向标。
莎士比亚说：“我怀着比对我自己的生命更大的尊敬、神圣和严肃，去爱国家的利益。”捍卫英雄，就是在捍卫民族的历史；守望英雄，就是在守望国家的未来。面对英雄，我们需要这样的“尊敬、神圣和严肃”
给语言留一分纯净
自“五四”白话文运动以来，人们孜孜追求的话语权，日益由社会精英向广大民间开放。而网络的普及，将这一开放推向一个空前的高度。网络提供了一个平等的场域，再平凡的人也能于此发声，且有真知灼见，传播既速且广。这体现了当代中国的政治开明与思想进步，自然也孕育着社会文化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极大可能。
但在另一方面，它又表现出异常复杂的特征。网络毕竟只是一个话语平台，它无法如一些人想象的那样，自动生长出自我净化的功能。在一个众声喧哗、众说纷纭的网络环境中，常常是宣泄比分析更加容易、偏激比理性更受欢迎、粗品比精品更加多产、油滑比严肃更为流行。
有智者说，“无论在哪里，只要风俗与时尚腐败了，语言也会腐败”。事实上，语言不仅仅反映现实，而且直接地参与现实、干预现实，既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社会文化的发展进程，也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生存状态。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变革——不只局限在文化领域，不少是以改造语言作为突破口的。仅近代以来，“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延安的反对党八股，都是着眼于改变话风与文风，并且都极端重视向民间寻求语言的灵感与资源。民间正是语言变革发展的源头活水。网络语言的兴盛，最大的意义可能也在于此。
只不过，一切事物都是辩证的。有的网络语言确是老百姓对原汁原味现实生活最形象、最凝练的概括，是民间智慧的脱颖而出与开花结果。但也有的只是偏狭情绪的肆意宣泄，或者是对低级趣味无原则的迎合。有的不仅仅是低俗，甚至很粗鄙，其流行本身恰好反映了某种流行趣味在一定层面上的怪异与病态。
正如前人所讲的，“语言只是一种工具，通过它我们的意愿和思想就得到交流，它是我们灵魂的解释者”。语言是心灵的映射，更是交流的桥梁。语言粗鄙的背后，是一些人的心灵失去美好与静谧。语言充满偏激、谩骂与暴力的背后，是一些人缺乏基本的宽容与关怀，甚至是隐藏其后的轻薄与暴戾在借着“多数”的名义狂欢。
有人描述了这样一种现象：“义愤填膺的总是网友，冷漠无情的都是路人，也不知道是网友都不上街，还是路人都不上网。”批评别人总是容易的，自己做到却变得很艰难；责备的声音总是很洪亮的，而真正的共识却不想去达成；冷静的网络声音不是没有，却常常被淹没在众声喧哗里；理性的态度也不是没有，却可能反倒在流行的义愤填膺中沦落成不受欢迎的异类。这样的畸形心态和网络生态更值得我们深思。
有的人把那些低俗、粗鄙语言当成一种俗味，主张对其流布应当宽容。诚然，《国风》正是古代民歌的合唱，宋人话本亦源于民间白话的崛起，《水浒》里多用元气淋漓的江湖口语，《红楼梦》里也写活了俗不可耐的呆霸王薛蟠„„然而即便是它们，之所以能够进入不朽流传的空间，不也离不开历史的取舍与提炼吗？不听任那些低俗、粗鄙的语言泛滥，也正是纯洁语言的一种历史自觉，更是在给文明留一点尊严。
哲学家这样定位语言：人活在自己的语言中，语言是人“存在的家”。在这个意义上，善待善用语言，正是善待我们自身。
“经天纬地”说国学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有文化复兴。复兴不是复古，要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从文化建设上就要织好“两创”这块画布，即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是今日国学之使命。
织好画布，须把握“经”“纬”两个坐标。
坐标“经”：梁漱溟曾讲，历史上与中华文化若后若先之古代文化，或已夭折，或已转易，或失其独立自主之民族生命。唯中国始终以其自创之文化，绵永其独立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存。这当
中，必有它的道理、逻辑。中国古代就有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其中很多具有永恒价值，要传承，要弘扬，要在新时代闪烁新光芒。
坐标“纬”：面对中国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要重新屹立，再图振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仅靠藏书楼的经典，传统文化的智慧，行不通。简单回归“克己复礼”的老路不行，另起炉灶走“全盘西化”的邪路危险。怎么办？古今之间有“常”有“变”，中西之间有“同”有“异”。“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要知常知变，知同知异，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综合中西文化之优长的综合创新之路。
坐标“经”，提示不离不弃；坐标“纬”，促使创造创新。在“经纬”间的“两创”，是“经天纬地”的大手笔，顶天立地的大工程。今日国学，当在其中复位、复兴，成为显学。
然而，正如梁漱溟所说，“中国文化卓异之点可以指数者甚多”。那么，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如何契合或兼容？
“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无论打天下、治天下都通用，但具体阶段的侧重点肯定不同。打天下要走自己的路，治天下更要走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这就是结论”。通过武装斗争打出了天下，不可能在治国理政、调整内部矛盾时照样不断打下去。以儒家学说为主导的传统文化所包含的丰富的治国理政、立德化民的智慧，可为今天“资治通鉴”。正心诚意修齐治平，可以、也应该成为当政者的修养和为政之道。何况“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等许多智慧，打天下治天下都用得上。
还在战争年代，《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注意从传统文化汲取营养。今天“三严三实”的“严以修身”，更是君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当代传承。中国有推崇君子人格的传统。诸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谆谆告诫，修齐治平、治国安民的政治理想，“载舟”“覆舟”、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精神境界，“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民本情怀等，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君子之德”，与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相契相合。
中西医怎样结合、中西餐如何搭配，尚且不易；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之异同，必有纠结。但实践已大踏步前进，理论已焕然一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在不断开辟。今日国学，当在其中受益、受任，成为新学。
“经天纬地”说国学，国学可以成为显学、新学，兴国之学。
保持心中的敬畏感
有人做过一个实验：将一条鲨鱼和一群热带鱼放进同一个池子，用透明钢化玻璃将它们隔开。鲨鱼每次想捕食时，都会在钢化玻璃上碰壁。久而久之，即便将钢化玻璃取走，鲨鱼也不再会过去捕食。
这个实验表明，行为可能会形成惯性，心理可能会产生依赖。不过，换个角度看，实验中的钢化玻璃，也可以理解为行为边界的标注。有了“边界意识”，形成了“敬畏之心”，就能够自觉恪守底线、遵守规矩，“不敢越雷池半步”。
敬畏是自律的开端，敬畏也是行为的界限。对党员干部而言，心有所畏，才能行有所止。只有对组织、对权力、对群众、对法纪怀有存乎一心的敬畏，才能唤醒内心深处的道德律令，使守纪律、讲规矩成为行动自觉，面对组织不阳奉阴违，面对权力不忘乎所以，面对诱惑不迷失自我。正所谓，“凡善怕者，必身有所正，言有所规，行有所止，偶有逾矩，亦不出大格。”
相反，一旦失去敬畏，思想防线就会悄然失守，精神堤坝就会轰然倒塌。令计划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组织纪律、保密纪律，忘记了那道“钢化玻璃”，是一个重要原因。那些把权力当财富、把下级当家臣、把组织当私产、把贪腐当回报者，也往往是因为个人野心和贪欲膨胀，无视纪律与规矩，毁掉了突破底线时的最后一丝警觉。正如一位落马官员的沉痛忏悔：“防线被无情地冲垮了，一发不可收拾，真如激流放舟，一泻千里啊！”
邓小平早就指出，共产党员要“一怕党，二怕群众”。其中关键，就在一个“怕”字。现实中，一些人或是存在侥幸心理，把纪律和规矩当摆设，以为自己能逃过惩罚；或是形成傲慢心态，视纪律和规矩为无物，以为手握权杖就可以目空一切。正因此，中央以严明纪律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可谓切中肯綮、抓到根本。各级领导干部也应认识到：级别再高，也高不过人民；权力再大，也大不过制度。有如临深渊的畏惧，有如履薄冰的谨慎，人生才能行止有度、收放自如。
“贿道一开，辗转滋甚，鞋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币帛；币帛不已，必及车舆；车舆不已，必及金璧。”唐人陆贽的话引人深思：破坏规矩都有一个由小而大、因微而著的过程。因此，涵养对纪律和规矩的敬畏之心，也应该慎初慎微、抓小抓早。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就是要让纪律和规矩长出牙齿，决不让制度成为稻草人，陷入“破窗效应”；对各级干部来说，把“没事”当成“有事”来看，把“小事”当成“大事”来抓，把“别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反思，以严的要求、实的精神反求诸己，才能始终保持心中的敬畏感，做到居安思危、防患未然。
“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在西柏坡，习近平总书记思考深切、言辞峻切。古人云，“天下守法度者最快活”，身为领导干部，级别越高、权力越大，就越应该心存敬畏，牢记红线和底线，方能言行举止“发而皆中节”，方有“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
感知那血战到底英雄气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67军军长王以哲、冀中区妇救会主任韩朝新、空军第4航空大队大队长李桂丹、英雄“岱崮连”、抗联十二烈士„„近日民政部公布了第二批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9月3日阅兵，“狼牙山五壮士”“平型关大战突击连”“雁门关伏击战英雄连”“东北抗联”等10个以英模部队名称命名的方队将接受检阅。媒体上，“走近抗日英烈”“抗日英雄谱”等栏目讲述的故事，再次让人们眼前飞扬着一张张鲜活的面孔。
连日来，中华大地掀起英雄热，让人们仿佛置身那炮火连天的岁月，感知那血战到底的英雄气。那些抗击侵略、血洒沙场的猛士，汇成一座精神高地，绽放古老中国顽强不屈的民族精魂。
“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回首那段血火岁月，面对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将有必死之心，士无贪生之念，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威武不屈的中华儿女展现出捐躯为国、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淞沪大会战，将日本“三月亡华”的狂言彻底粉碎；百团大战，日军哀称此役为“挖心战”，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昆仑关大捷，创造了抗日攻坚战阶段的首次重大胜利，让日军自愧“这是陆军最为惨淡的年代”。英勇无畏的中国军民以“血肉之躯来填入敌人的火海”，筑起了一道保家卫国的坚固长城。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在长达14年的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历程中，无数英雄用鲜血和生命浇铸出民族精神的丰碑。他们是民族图谱
上的精神坐标，是历史长河里的不灭灯塔，是走向未来的信念主脉。缅怀英雄，才能传承精神；牢记英雄，才会敬畏历史。不只是那些纳入抗日英烈名录的英雄，还有很多无名英雄，他们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而献出生命，都应当被我们铭记。
一个人不能缺少精气神，否则就会精神萎靡、无所成就；一个民族同样不能缺少精神道统和价值丰碑，否则就会一盘散沙、任人欺凌。英烈是最可宝贵的民族魂，他们的名字是民族史诗中一个个跳跃着的音符，震撼世人心灵。如果说铭记历史是拥抱未来的最好姿态，那么铭记英雄则是走向未来的力量源泉。走出苦难的国家不会丢掉历史，迈向复兴的人民不会忘记英雄，“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中国人民更需要英雄精神去指引未来。共同传承全民族抗战的集体记忆，共同守护英雄用生命和热血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古老的中国一定可以凝聚为更加坚固的“信念共同体”。
崇尚英雄，才会英雄辈出。不管时代如何变化，英雄始终是标注历史的醒目坐标。不论环境发生什么改变，我们都应当像捍卫名誉那样捍卫英雄，像保护眼睛那样保卫历史。“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当全社会形成敬爱英雄、学习英雄精神、践行英雄品格的浓厚氛围，还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走向复兴的铿锵脚步？
教育当避“下沉螺旋”
新学期开学在即，给在农村的老父亲打电话，问村里有哪些孩子考上好大学了。父亲说，村子里已经五六年没有人考上本科院校了，以前每年还有一两个呢。这样的情况并非个别，身边的同事、朋友也有类似感慨。人们不禁忧虑“寒门难出贵子”，而在一些困难家庭中，“读书无用论”“知识无力感”颇有市场。
诚然，近年来从重点高校给农村学子抛去更多橄榄枝，到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计划不断扩容，教育公平的雨露更多洒向了乡村。然而，在那广袤的田野上，还有很多寒门子弟在喊渴。甚至出现一些学者所担心的“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找的工作越差”的“下沉螺旋”现象。一旦这种现象成为一种普遍性趋势，则不但个体的命运将难以通过自身努力来改变，对于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来说也是极为不利的。
“什么是公平？同一个太阳照着他的宫殿，也不曾避过了我们的草屋：日光是一视同仁的。”社会所期待的教育公平，是不仅让每个孩子都能上学，也要让他们都有机会接触到优质教育资源。如果说个人的拼搏奋进是生活向好和生命尊严的基石，那么对教育公平的捍卫，就是这块基石下面的地基。当且仅当教育公平成为现实时，教育方能改善困难人群的思想贫瘠，吹走留守儿童的精神孤寂，拔除寒门子弟心间过早生长的杂草，给人以面向未来的信心。
教育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事实上，一个倚重家世背景、人脉关系等社会资本，而排斥教育、知识、创新等文化资本的社会，一定不会是一个充满活力、大有希望的社会。释放知识的力量，并不意味着教育屈服于找好工作、赚大钱、当大官等功利想法，而是通过教育使每一个孩子在获得充盈心灵、健全人格的同时，拥有超越贫困、改写命运的“魔力”。多一些聚焦公平、直指人心的终极关怀，让“有教无类”绽放时代光芒，社会文化资本的活力因子才能被撬动起来。
“一次正确的制度选择，胜过十代人的代际更换。”教育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实现社会的分层流动。也就是说，受教育者无论来自哪个阶层，都可以通过自己优异的学业和成就而进入社会上升通道。这样一种分层流动，不仅促使社会更加稳定，更能带来国家的繁荣与发展。然而，这个功能得以发挥作
用的前提就是教育公平。一旦这个功能失效，就可能意味着社会结构失衡加剧。这就是为什么学者担忧“寒门难出贵子”的原因所在。
“这家里只要有一个上学的，这个家就有希望。”《平凡的世界》里，哥哥孙少安这样对弟弟孙少平说。教育公平，不仅是一种价值追求，更是一种强有力的现实力量。促进教育公平的努力不止步，我们的未来一定充满希望。
学会管理自己的欲望
“朋友圈”竟成了“腐败圈”，贵州省委原常委、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被朋友“拉下马”，这样的堕落轨迹令人警醒。
不禁再一次想起当年毛泽东同志那句警告：“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糖弹”有着极大的诱惑性和迷惑性，能够吊足人的胃口，刺激人的“食欲”，麻醉人的意志。联系当下一些屡屡被“糖弹”击倒的领导干部，令人扼腕叹息，更令人痛定思痛。
古人云：“香饵之下，必有悬鱼；重赏之下，必有死夫。”诱惑常常令人欲罢不能，“围猎”者正是看中了这一人性弱点，利用“糖弹”的引诱和迷惑作用，大搞利益输送。或先搞感情投资，认“干爹”、做“干儿”，进圈子、结圈子，结成一条绳上的蚂蚱；或以各种名目的所谓“代持”结为利益共同体，暗度陈仓、投桃报李；或放长线钓大鱼，今天你给我好处，日后等你退了或者转岗了再“连本带息”还给你；还有的，以安插老婆孩子“吃空饷”为饵，让你言听计从、百依百顺，被乖乖地牵着鼻子走。还有一种思想上的“糖弹”。有的用各种甜言蜜语进行“思想按摩”“精神催眠”和“言语贿赂”，或在干部的兴趣爱好上投其所好，最后拉你下水，直至 “捧杀”。对“围猎”者而言，“围猎”的成本虽然很高，但最终都会转嫁到公共利益上，由公权力来买单。
“糖弹”是一种毒性很强的腐蚀剂，极具杀伤力和致命性，一旦被侵袭则万劫不复。不少领导干部特别是一些高级干部，年轻时也曾吃过苦、受过累、流过汗，也曾战胜过各种工作困难、挫折和压力，有的还曾做出了一些成绩，甚至不愧功臣的称号。却在那些心怀叵测、居心不良者释放的“糖弹”面前栽了跟头、吃了败仗，不仅令个人和家庭陷入悲剧，也给党的事业和形象造成重大损失。惨痛代价面前更应明白，当官发财必须两道，为公为私必须两清，廉洁自律必须成为每个为官从政者的第一要义。
“围猎”可恶、可怕，其手段虽然高明，但只要有颗提防之心、戒惧之心，就不难识破“围猎者”的诡计。要做明白人、明眼人，善于从“香风蜜语”中分清好坏对错是非，不为“七情六欲”所惑，不为鲜花掌声所醉，不为身外之物所迷。打退“糖弹”的进攻，最根本的防线在于炼就金刚不坏之身，养就一身正气、骨气和硬气。人得有一种气概、一种精神和一种格局，内心始终有大目标、大方向和大原则，始终知足、知耻、知畏，有信念、定力和静气。人可以没架子，但得有样子，骨头硬、腰板直。不被牵着鼻子走，才不会在“糖弹”面前束手就擒。
“树欲静而风不止”。抵御“糖弹”，并不是要闭门谢客、断绝同外界的联络，而是要由外及内，修好内心私欲的防护堤。须明白，欲壑难填，趁早回头上岸；贪欲无艺，最好悬崖勒马。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一个人能否廉洁自律，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己。强大的欲望管理能力，不仅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个人品质，更是为官从政所必须涵养的领导力。
你的贫困就是我的痛楚 有位朋友说，自己现在日子好过了，便力所能及帮助一些生活很困难的人，以不忘当年极度贫穷的岁月，和那些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们。在他看来，这原本是一笔“良心债”，传递爱心才会安心。然而，当他面对所帮助的对象，仍然深深地震撼了，他没有想到贫困是这样“各各不同”，深入接触才真切感受到，几乎每一个贫困家庭都有自己的辛酸泪。朋友陷入深深的自责：是岁月模糊了自己的贫穷记忆，还是距离抽象了关切贫困的目光？
朋友的感悟令人深思。对于很多生活在都市里的人来说，即便曾经有过饥饿的记忆，也容易在舒适现代的都市生活中逐渐淡去。当我们坐在咖啡馆里看叶红叶落，乘着高铁“早上广州喝茶，晚上北京吃鸭”，贫困并不太容易飘入我们的视野。这不是说我们脑海里没有贫穷的概念，而只是少了些醒目的实情；不是说我们内心里对贫困没有深沉的情怀，只是少了些具体的关怀。
改革发展的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创造了减贫的传奇，贫困人口目前减少到7000多万。但他们的最后脱贫，仍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把视线投向他们，那里或是“地种山坡头，风吹尘土飞，雨水贵如油，十种九不收”，或是“无妈乡”“光棍村”“孤儿村”，他们或是“撑竹筏上学”“抽签睡床”的留守儿童，或是父亲长年卧病、母亲改嫁而自己被迫辍学的少年，抑或就是那个育着两个智障儿子的七旬老太在大山砍柴的沉重背影。
有人说：“贫穷其实不可怕，对贫穷的冷眼和麻木才可怕。”有的人不察实情，动不动就埋怨难以脱贫的家庭不思进取、好吃懒做。有的人心生隔膜，对困难群体漠不关心，陶醉于自己的小日子。有的干部把扶贫仅当成一项例行公事，到贫困户家中访问都不愿多待一会儿。更有甚者，视贫困如“利益蛋糕”，够不上贫困标准挤破头也要装穷，够不上“贫困县”资格想方设法也要戴“穷帽”，让真正困难的群体晾在一边，得不到帮助。凡此，都是扶贫攻坚路上的隐性障碍。
鲁迅先生曾言：“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有诗人则写道：“谁都不是一座孤岛，可以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那广袤大陆的一部分。”这抒写和讴歌的，正是人与人之间那种守望相助的情怀，我们又岂能淡了？30年来，国家层面开启了大规模扶贫开发工作，有计划有组织的扶贫济困成效斐然。与此同时，更多的社会成员自发投身其间，各种民间公益行动给贫困人群带去温暖。政府与民间的携手行动，在全社会汇聚起爱心的大海，努力如习近平主席在今年新年贺词中所言，“让农村贫困人口、城市困难群众等所有需要帮助的人们都能生活得到保障、心灵充满温暖。”
你的贫困就是我的痛楚，在相当意义上说，对贫困有这样的真切感知，我们才可能真正与困难群众站在一起，义无反顾地帮扶，一同向贫困宣战；才会真正让救助成为“有尊严的救助”，让发展成为“有温度的发展”。在国家第二个“扶贫日”到来之际，期盼有更多人用心感知贫困，走近困难群众的生活，更走进他们的内心。
别让“扶人被讹”成定见
安徽淮南女大学生称扶人被讹事件，剧情多次反转，真可谓一波三折。
21日，当地警方公布调查结果：这是一起交通事故，女大学生袁某骑车经过老人时相互有接触，袁某承担主要责任，老人承担次要责任。23日，袁某在微博发表声明称，对警方调查申请了复核，并以6个犀利的反问为自己辩解。
复核结果如何，剧情会不会再次反转，我们目前不得而知。但是，“不断反转”的背后，也足以让舆论有所反省。事件曝光之初，凭“老人”“摔倒”“女大学生”“寻找证人”等字眼，就拼接符合想象的真相，得出“扶人被讹”的定论。这样的思维定势，究竟从何而来？
定势，部分源于“蛇咬效应”，也源于并不可靠的“经验”。现实生活中，确有扶人被讹的案例，但相对而言仅是个例，却容易因其戏剧性而被刻意放大，造成扶人被讹已是常态的舆论氛围。殊不知，有些喧嚣一时的“扶人被讹”事件，也有结局逆转。比如南京的彭宇案。一开始，彭宇称“因做好事被诬告，将一个老太扶起后反被起诉”，引来众议。诉诸法庭后，彭宇承认确实与老太发生了碰撞，并一次性补偿对方1万元。
有作家说，偏见是盗贼，足以盗走真相、浇灭理性，也可能赶走正义。每有热点事件，如果迅速站队，而不是“站对”；如果凭“经验”下论断，而不是凭事实下结论，就容易闹出笑话，甚至南辕北辙。 这也是淮南这起事件中最值得我们反思之处。“一颗牙齿会战胜一块岩石，一只尼罗河的老鼠会杀掉一条鳄鱼”。尽管彭宇案有反转，此事也还没有最终尘埃落定，但匆忙中所做的论断，还是让道德堤坝有了裂缝，强化了“扶人被讹”的偏见，甚至可能让人利用这样的偏见来“撞人脱责”。
应该看到，“如果你没撞人，你为什么要扶”背后，是不相信有好人；而“你指认我，就是想讹我”的想法，本能地相信“扶人被讹”，是不是也是心态上有偏差？甚至如袁某所说，不顾连当事人都称不清楚的现场情况而妄下“撞人脱责”的结论，也难免有些武断。或许，今后面对类似事件，我们更需要节制愤怒、静观其变，更需要冷静思考、尊重事实。否则，受损的不仅是当事人，更将是整个时代的世道人心。
“鉴别力衰弱时，偏见就会占上风”。对此，媒体确实也可以更多想一想。媒体的公信力，源于对客观立场的恪守；媒体的生命力，源于对事件真相的探寻。难免会有误判，但事后反思不能缺位；难免会看不清楚，但冷静的叙述也不能少。毁坏的信任需要一起重建，而媒体可谓至关重要。
值得一提的是，南京市相关部门在反思彭宇案时曾坦承，在审理期间就出现了偏离真相的报道和舆情，但办案单位并没有足够重视并进行正确引导，对判决之后可能出现的舆情也没有充分预判。当此案形成舆论热点后，又缺乏积极有效的应对，最终让舆论走偏，形成判决结果与公众认知的巨大反差。应该说，这种反思，不无深度也不无力度，可惜，淹没于众声喧哗之中。
“君子之心，常怀敬畏。”彭宇案不能重演，发生在淮南的事件也不能误读，无论是职能部门还是媒体，无论是当事人还是民众，都可以从类似事件中读出敬畏。“往者不可复兮，冀来者之可望”，遵循起码的道德底线和法律准则，不为偏见所惑，不为成见所扰，不为歧见所惧，是“撞人脱责”还是“扶人被讹”才可能水落石出，社会能见度也才可能更高一些。
忘记英雄的民族没有魂
“他堵枪眼时，我就在现场！”前不久，黄继光生前战友李继德老人在黄继光纪念馆动情地说。在1998年董存瑞牺牲50周年纪念大会上，董存瑞生前战友郅顺义就曾说过，当时是他掩护董存瑞炸碉堡，并亲眼目睹董存瑞牺牲的最后一刻。这些英雄的见证者，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还原了他们所亲历的那一幕，也给世人再次呈现了英雄的永恒瞬间。
事实上，在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处处都见证着英雄们的浴血荣光。据民政部统计，革命战争年代以来，约有2000万名烈士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献出了生命。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用手雷、爆破筒与敌同归于尽和舍身炸地堡、堵枪眼的烈士不计其数，仅15军留下姓名的就有38人。舍身堵枪眼的黄继光即是其一。
1939年，毛泽东同志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中写道：“从前人说：读诸葛亮《出师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密《陈情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孝。今天我们应该说：凡看见或听见中国军队不记旧怨而互相援助、亲密团结而不感动者，其人必不爱国。”祖国的万里江山，离不开英雄的鲜血浸染；人民的幸福安宁，离不开英雄的慷慨付出。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作为后来者，我们每一个承荫前辈者都有责任敬仰和尊崇英雄，没有权利轻慢和诋毁英雄。
然而，在多元多样多变、交融交流交锋的当下，在一些人那里，虚无历史成为“时尚”，解构英雄成为“潮流”。有的人要么以学术研究为名歪曲历史真相，要么以假设推断代替历史事实，要么用拼凑的细节否定事件的本质。“烈士保卫国家，谁来保卫烈士？”面对我们的英雄被一些人无端的嘲讽、污蔑、攻击，我们有必要发此一问。
有学者指出，历史意识是一个中轴，民族共同体就是围绕这根轴形成的。英雄记忆、英雄精神、英雄文化，无疑是历史意识中重要的支撑。如果听任历史虚无主义者颠倒黑白，“重构历史”，只能撕裂社会的主流价值，蛀空民族的精神支柱，最终一个民族走向的不是自由而是迷途，得到的不是清醒而是迷惘。
不懂历史的民族没有根，淡忘英雄的民族没有魂。英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脊梁，一个社会的价值标杆。一个社会不能只有醒目的红线、触目的底线，而没有仰望的“天线”。一个人也不能只关注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而不去追求崇高和壮丽。如果我们不去“呼吸英雄们的气息”，而沦为一个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功利的实用主义者或庸俗的消费主义者，整个社会就会失去正能量的风向标。
莎士比亚说：“我怀着比对我自己的生命更大的尊敬、神圣和严肃，去爱国家的利益。”捍卫英雄，就是在捍卫民族的历史；守望英雄，就是在守望国家的未来。面对英雄，我们需要这样的“尊敬、神圣和严肃”
给语言留一分纯净
自“五四”白话文运动以来，人们孜孜追求的话语权，日益由社会精英向广大民间开放。而网络的普及，将这一开放推向一个空前的高度。网络提供了一个平等的场域，再平凡的人也能于此发声，且有真知灼见，传播既速且广。这体现了当代中国的政治开明与思想进步，自然也孕育着社会文化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极大可能。
但在另一方面，它又表现出异常复杂的特征。网络毕竟只是一个话语平台，它无法如一些人想象的那样，自动生长出自我净化的功能。在一个众声喧哗、众说纷纭的网络环境中，常常是宣泄比分析更加容易、偏激比理性更受欢迎、粗品比精品更加多产、油滑比严肃更为流行。
有智者说，“无论在哪里，只要风俗与时尚腐败了，语言也会腐败”。事实上，语言不仅仅反映现实，而且直接地参与现实、干预现实，既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社会文化的发展进程，也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生存状态。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变革——不只局限在文化领域，不少是以改造语言作为突破口的。仅近代以来，“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延安的反对党八股，都是着眼于改变话风与文风，并且都极端重视向民间寻求语言的灵感与资源。民间正是语言变革发展的源头活水。网络语言的兴盛，最大的意义可能也在于此。
只不过，一切事物都是辩证的。有的网络语言确是老百姓对原汁原味现实生活最形象、最凝练的概括，是民间智慧的脱颖而出与开花结果。但也有的只是偏狭情绪的肆意宣泄，或者是对低级趣味无原则的迎合。有的不仅仅是低俗，甚至很粗鄙，其流行本身恰好反映了某种流行趣味在一定层面上的怪异与病态。
正如前人所讲的，“语言只是一种工具，通过它我们的意愿和思想就得到交流，它是我们灵魂的解释者”。语言是心灵的映射，更是交流的桥梁。语言粗鄙的背后，是一些人的心灵失去美好与静谧。语言充满偏激、谩骂与暴力的背后，是一些人缺乏基本的宽容与关怀，甚至是隐藏其后的轻薄与暴戾在借着“多数”的名义狂欢。
有人描述了这样一种现象：“义愤填膺的总是网友，冷漠无情的都是路人，也不知道是网友都不上街，还是路人都不上网。”批评别人总是容易的，自己做到却变得很艰难；责备的声音总是很洪亮的，而真正的共识却不想去达成；冷静的网络声音不是没有，却常常被淹没在众声喧哗里；理性的态度也不是没有，却可能反倒在流行的义愤填膺中沦落成不受欢迎的异类。这样的畸形心态和网络生态更值得我们深思。
有的人把那些低俗、粗鄙语言当成一种俗味，主张对其流布应当宽容。诚然，《国风》正是古代民歌的合唱，宋人话本亦源于民间白话的崛起，《水浒》里多用元气淋漓的江湖口语，《红楼梦》里也写活了俗不可耐的呆霸王薛蟠„„然而即便是它们，之所以能够进入不朽流传的空间，不也离不开历史的取舍与提炼吗？不听任那些低俗、粗鄙的语言泛滥，也正是纯洁语言的一种历史自觉，更是在给文明留一点尊严。
哲学家这样定位语言：人活在自己的语言中，语言是人“存在的家”。在这个意义上，善待善用语言，正是善待我们自身。
“经天纬地”说国学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有文化复兴。复兴不是复古，要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从文化建设上就要织好“两创”这块画布，即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是今日国学之使命。
织好画布，须把握“经”“纬”两个坐标。
坐标“经”：梁漱溟曾讲，历史上与中华文化若后若先之古代文化，或已夭折，或已转易，或失其独立自主之民族生命。唯中国始终以其自创之文化，绵永其独立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存。这当
中，必有它的道理、逻辑。中国古代就有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其中很多具有永恒价值，要传承，要弘扬，要在新时代闪烁新光芒。
坐标“纬”：面对中国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要重新屹立，再图振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仅靠藏书楼的经典，传统文化的智慧，行不通。简单回归“克己复礼”的老路不行，另起炉灶走“全盘西化”的邪路危险。怎么办？古今之间有“常”有“变”，中西之间有“同”有“异”。“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要知常知变，知同知异，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综合中西文化之优长的综合创新之路。
坐标“经”，提示不离不弃；坐标“纬”，促使创造创新。在“经纬”间的“两创”，是“经天纬地”的大手笔，顶天立地的大工程。今日国学，当在其中复位、复兴，成为显学。
然而，正如梁漱溟所说，“中国文化卓异之点可以指数者甚多”。那么，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如何契合或兼容？
“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无论打天下、治天下都通用，但具体阶段的侧重点肯定不同。打天下要走自己的路，治天下更要走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这就是结论”。通过武装斗争打出了天下，不可能在治国理政、调整内部矛盾时照样不断打下去。以儒家学说为主导的传统文化所包含的丰富的治国理政、立德化民的智慧，可为今天“资治通鉴”。正心诚意修齐治平，可以、也应该成为当政者的修养和为政之道。何况“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等许多智慧，打天下治天下都用得上。
还在战争年代，《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注意从传统文化汲取营养。今天“三严三实”的“严以修身”，更是君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当代传承。中国有推崇君子人格的传统。诸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谆谆告诫，修齐治平、治国安民的政治理想，“载舟”“覆舟”、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精神境界，“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民本情怀等，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君子之德”，与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相契相合。
中西医怎样结合、中西餐如何搭配，尚且不易；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之异同，必有纠结。但实践已大踏步前进，理论已焕然一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在不断开辟。今日国学，当在其中受益、受任，成为新学。
“经天纬地”说国学，国学可以成为显学、新学，兴国之学。
保持心中的敬畏感
有人做过一个实验：将一条鲨鱼和一群热带鱼放进同一个池子，用透明钢化玻璃将它们隔开。鲨鱼每次想捕食时，都会在钢化玻璃上碰壁。久而久之，即便将钢化玻璃取走，鲨鱼也不再会过去捕食。
这个实验表明，行为可能会形成惯性，心理可能会产生依赖。不过，换个角度看，实验中的钢化玻璃，也可以理解为行为边界的标注。有了“边界意识”，形成了“敬畏之心”，就能够自觉恪守底线、遵守规矩，“不敢越雷池半步”。
敬畏是自律的开端，敬畏也是行为的界限。对党员干部而言，心有所畏，才能行有所止。只有对组织、对权力、对群众、对法纪怀有存乎一心的敬畏，才能唤醒内心深处的道德律令，使守纪律、讲规矩成为行动自觉，面对组织不阳奉阴违，面对权力不忘乎所以，面对诱惑不迷失自我。正所谓，“凡善怕者，必身有所正，言有所规，行有所止，偶有逾矩，亦不出大格。”
相反，一旦失去敬畏，思想防线就会悄然失守，精神堤坝就会轰然倒塌。令计划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组织纪律、保密纪律，忘记了那道“钢化玻璃”，是一个重要原因。那些把权力当财富、把下级当家臣、把组织当私产、把贪腐当回报者，也往往是因为个人野心和贪欲膨胀，无视纪律与规矩，毁掉了突破底线时的最后一丝警觉。正如一位落马官员的沉痛忏悔：“防线被无情地冲垮了，一发不可收拾，真如激流放舟，一泻千里啊！”
邓小平早就指出，共产党员要“一怕党，二怕群众”。其中关键，就在一个“怕”字。现实中，一些人或是存在侥幸心理，把纪律和规矩当摆设，以为自己能逃过惩罚；或是形成傲慢心态，视纪律和规矩为无物，以为手握权杖就可以目空一切。正因此，中央以严明纪律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可谓切中肯綮、抓到根本。各级领导干部也应认识到：级别再高，也高不过人民；权力再大，也大不过制度。有如临深渊的畏惧，有如履薄冰的谨慎，人生才能行止有度、收放自如。
“贿道一开，辗转滋甚，鞋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币帛；币帛不已，必及车舆；车舆不已，必及金璧。”唐人陆贽的话引人深思：破坏规矩都有一个由小而大、因微而著的过程。因此，涵养对纪律和规矩的敬畏之心，也应该慎初慎微、抓小抓早。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就是要让纪律和规矩长出牙齿，决不让制度成为稻草人，陷入“破窗效应”；对各级干部来说，把“没事”当成“有事”来看，把“小事”当成“大事”来抓，把“别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反思，以严的要求、实的精神反求诸己，才能始终保持心中的敬畏感，做到居安思危、防患未然。
“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在西柏坡，习近平总书记思考深切、言辞峻切。古人云，“天下守法度者最快活”，身为领导干部，级别越高、权力越大，就越应该心存敬畏，牢记红线和底线，方能言行举止“发而皆中节”，方有“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
感知那血战到底英雄气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67军军长王以哲、冀中区妇救会主任韩朝新、空军第4航空大队大队长李桂丹、英雄“岱崮连”、抗联十二烈士„„近日民政部公布了第二批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9月3日阅兵，“狼牙山五壮士”“平型关大战突击连”“雁门关伏击战英雄连”“东北抗联”等10个以英模部队名称命名的方队将接受检阅。媒体上，“走近抗日英烈”“抗日英雄谱”等栏目讲述的故事，再次让人们眼前飞扬着一张张鲜活的面孔。
连日来，中华大地掀起英雄热，让人们仿佛置身那炮火连天的岁月，感知那血战到底的英雄气。那些抗击侵略、血洒沙场的猛士，汇成一座精神高地，绽放古老中国顽强不屈的民族精魂。
“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回首那段血火岁月，面对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将有必死之心，士无贪生之念，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威武不屈的中华儿女展现出捐躯为国、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淞沪大会战，将日本“三月亡华”的狂言彻底粉碎；百团大战，日军哀称此役为“挖心战”，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昆仑关大捷，创造了抗日攻坚战阶段的首次重大胜利，让日军自愧“这是陆军最为惨淡的年代”。英勇无畏的中国军民以“血肉之躯来填入敌人的火海”，筑起了一道保家卫国的坚固长城。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在长达14年的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历程中，无数英雄用鲜血和生命浇铸出民族精神的丰碑。他们是民族图谱
上的精神坐标，是历史长河里的不灭灯塔，是走向未来的信念主脉。缅怀英雄，才能传承精神；牢记英雄，才会敬畏历史。不只是那些纳入抗日英烈名录的英雄，还有很多无名英雄，他们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而献出生命，都应当被我们铭记。
一个人不能缺少精气神，否则就会精神萎靡、无所成就；一个民族同样不能缺少精神道统和价值丰碑，否则就会一盘散沙、任人欺凌。英烈是最可宝贵的民族魂，他们的名字是民族史诗中一个个跳跃着的音符，震撼世人心灵。如果说铭记历史是拥抱未来的最好姿态，那么铭记英雄则是走向未来的力量源泉。走出苦难的国家不会丢掉历史，迈向复兴的人民不会忘记英雄，“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中国人民更需要英雄精神去指引未来。共同传承全民族抗战的集体记忆，共同守护英雄用生命和热血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古老的中国一定可以凝聚为更加坚固的“信念共同体”。
崇尚英雄，才会英雄辈出。不管时代如何变化，英雄始终是标注历史的醒目坐标。不论环境发生什么改变，我们都应当像捍卫名誉那样捍卫英雄，像保护眼睛那样保卫历史。“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当全社会形成敬爱英雄、学习英雄精神、践行英雄品格的浓厚氛围，还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走向复兴的铿锵脚步？
教育当避“下沉螺旋”
新学期开学在即，给在农村的老父亲打电话，问村里有哪些孩子考上好大学了。父亲说，村子里已经五六年没有人考上本科院校了，以前每年还有一两个呢。这样的情况并非个别，身边的同事、朋友也有类似感慨。人们不禁忧虑“寒门难出贵子”，而在一些困难家庭中，“读书无用论”“知识无力感”颇有市场。
诚然，近年来从重点高校给农村学子抛去更多橄榄枝，到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计划不断扩容，教育公平的雨露更多洒向了乡村。然而，在那广袤的田野上，还有很多寒门子弟在喊渴。甚至出现一些学者所担心的“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找的工作越差”的“下沉螺旋”现象。一旦这种现象成为一种普遍性趋势，则不但个体的命运将难以通过自身努力来改变，对于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来说也是极为不利的。
“什么是公平？同一个太阳照着他的宫殿，也不曾避过了我们的草屋：日光是一视同仁的。”社会所期待的教育公平，是不仅让每个孩子都能上学，也要让他们都有机会接触到优质教育资源。如果说个人的拼搏奋进是生活向好和生命尊严的基石，那么对教育公平的捍卫，就是这块基石下面的地基。当且仅当教育公平成为现实时，教育方能改善困难人群的思想贫瘠，吹走留守儿童的精神孤寂，拔除寒门子弟心间过早生长的杂草，给人以面向未来的信心。
教育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事实上，一个倚重家世背景、人脉关系等社会资本，而排斥教育、知识、创新等文化资本的社会，一定不会是一个充满活力、大有希望的社会。释放知识的力量，并不意味着教育屈服于找好工作、赚大钱、当大官等功利想法，而是通过教育使每一个孩子在获得充盈心灵、健全人格的同时，拥有超越贫困、改写命运的“魔力”。多一些聚焦公平、直指人心的终极关怀，让“有教无类”绽放时代光芒，社会文化资本的活力因子才能被撬动起来。
“一次正确的制度选择，胜过十代人的代际更换。”教育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实现社会的分层流动。也就是说，受教育者无论来自哪个阶层，都可以通过自己优异的学业和成就而进入社会上升通道。这样一种分层流动，不仅促使社会更加稳定，更能带来国家的繁荣与发展。然而，这个功能得以发挥作
用的前提就是教育公平。一旦这个功能失效，就可能意味着社会结构失衡加剧。这就是为什么学者担忧“寒门难出贵子”的原因所在。
“这家里只要有一个上学的，这个家就有希望。”《平凡的世界》里，哥哥孙少安这样对弟弟孙少平说。教育公平，不仅是一种价值追求，更是一种强有力的现实力量。促进教育公平的努力不止步，我们的未来一定充满希望。
学会管理自己的欲望
“朋友圈”竟成了“腐败圈”，贵州省委原常委、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被朋友“拉下马”，这样的堕落轨迹令人警醒。
不禁再一次想起当年毛泽东同志那句警告：“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糖弹”有着极大的诱惑性和迷惑性，能够吊足人的胃口，刺激人的“食欲”，麻醉人的意志。联系当下一些屡屡被“糖弹”击倒的领导干部，令人扼腕叹息，更令人痛定思痛。
古人云：“香饵之下，必有悬鱼；重赏之下，必有死夫。”诱惑常常令人欲罢不能，“围猎”者正是看中了这一人性弱点，利用“糖弹”的引诱和迷惑作用，大搞利益输送。或先搞感情投资，认“干爹”、做“干儿”，进圈子、结圈子，结成一条绳上的蚂蚱；或以各种名目的所谓“代持”结为利益共同体，暗度陈仓、投桃报李；或放长线钓大鱼，今天你给我好处，日后等你退了或者转岗了再“连本带息”还给你；还有的，以安插老婆孩子“吃空饷”为饵，让你言听计从、百依百顺，被乖乖地牵着鼻子走。还有一种思想上的“糖弹”。有的用各种甜言蜜语进行“思想按摩”“精神催眠”和“言语贿赂”，或在干部的兴趣爱好上投其所好，最后拉你下水，直至 “捧杀”。对“围猎”者而言，“围猎”的成本虽然很高，但最终都会转嫁到公共利益上，由公权力来买单。
“糖弹”是一种毒性很强的腐蚀剂，极具杀伤力和致命性，一旦被侵袭则万劫不复。不少领导干部特别是一些高级干部，年轻时也曾吃过苦、受过累、流过汗，也曾战胜过各种工作困难、挫折和压力，有的还曾做出了一些成绩，甚至不愧功臣的称号。却在那些心怀叵测、居心不良者释放的“糖弹”面前栽了跟头、吃了败仗，不仅令个人和家庭陷入悲剧，也给党的事业和形象造成重大损失。惨痛代价面前更应明白，当官发财必须两道，为公为私必须两清，廉洁自律必须成为每个为官从政者的第一要义。
“围猎”可恶、可怕，其手段虽然高明，但只要有颗提防之心、戒惧之心，就不难识破“围猎者”的诡计。要做明白人、明眼人，善于从“香风蜜语”中分清好坏对错是非，不为“七情六欲”所惑，不为鲜花掌声所醉，不为身外之物所迷。打退“糖弹”的进攻，最根本的防线在于炼就金刚不坏之身，养就一身正气、骨气和硬气。人得有一种气概、一种精神和一种格局，内心始终有大目标、大方向和大原则，始终知足、知耻、知畏，有信念、定力和静气。人可以没架子，但得有样子，骨头硬、腰板直。不被牵着鼻子走，才不会在“糖弹”面前束手就擒。
“树欲静而风不止”。抵御“糖弹”，并不是要闭门谢客、断绝同外界的联络，而是要由外及内，修好内心私欲的防护堤。须明白，欲壑难填，趁早回头上岸；贪欲无艺，最好悬崖勒马。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一个人能否廉洁自律，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己。强大的欲望管理能力，不仅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个人品质，更是为官从政所必须涵养的领导力。
你的贫困就是我的痛楚 有位朋友说，自己现在日子好过了，便力所能及帮助一些生活很困难的人，以不忘当年极度贫穷的岁月，和那些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们。在他看来，这原本是一笔“良心债”，传递爱心才会安心。然而，当他面对所帮助的对象，仍然深深地震撼了，他没有想到贫困是这样“各各不同”，深入接触才真切感受到，几乎每一个贫困家庭都有自己的辛酸泪。朋友陷入深深的自责：是岁月模糊了自己的贫穷记忆，还是距离抽象了关切贫困的目光？
朋友的感悟令人深思。对于很多生活在都市里的人来说，即便曾经有过饥饿的记忆，也容易在舒适现代的都市生活中逐渐淡去。当我们坐在咖啡馆里看叶红叶落，乘着高铁“早上广州喝茶，晚上北京吃鸭”，贫困并不太容易飘入我们的视野。这不是说我们脑海里没有贫穷的概念，而只是少了些醒目的实情；不是说我们内心里对贫困没有深沉的情怀，只是少了些具体的关怀。
改革发展的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创造了减贫的传奇，贫困人口目前减少到7000多万。但他们的最后脱贫，仍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把视线投向他们，那里或是“地种山坡头，风吹尘土飞，雨水贵如油，十种九不收”，或是“无妈乡”“光棍村”“孤儿村”，他们或是“撑竹筏上学”“抽签睡床”的留守儿童，或是父亲长年卧病、母亲改嫁而自己被迫辍学的少年，抑或就是那个育着两个智障儿子的七旬老太在大山砍柴的沉重背影。
有人说：“贫穷其实不可怕，对贫穷的冷眼和麻木才可怕。”有的人不察实情，动不动就埋怨难以脱贫的家庭不思进取、好吃懒做。有的人心生隔膜，对困难群体漠不关心，陶醉于自己的小日子。有的干部把扶贫仅当成一项例行公事，到贫困户家中访问都不愿多待一会儿。更有甚者，视贫困如“利益蛋糕”，够不上贫困标准挤破头也要装穷，够不上“贫困县”资格想方设法也要戴“穷帽”，让真正困难的群体晾在一边，得不到帮助。凡此，都是扶贫攻坚路上的隐性障碍。
鲁迅先生曾言：“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有诗人则写道：“谁都不是一座孤岛，可以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那广袤大陆的一部分。”这抒写和讴歌的，正是人与人之间那种守望相助的情怀，我们又岂能淡了？30年来，国家层面开启了大规模扶贫开发工作，有计划有组织的扶贫济困成效斐然。与此同时，更多的社会成员自发投身其间，各种民间公益行动给贫困人群带去温暖。政府与民间的携手行动，在全社会汇聚起爱心的大海，努力如习近平主席在今年新年贺词中所言，“让农村贫困人口、城市困难群众等所有需要帮助的人们都能生活得到保障、心灵充满温暖。”
你的贫困就是我的痛楚，在相当意义上说，对贫困有这样的真切感知，我们才可能真正与困难群众站在一起，义无反顾地帮扶，一同向贫困宣战；才会真正让救助成为“有尊严的救助”，让发展成为“有温度的发展”。在国家第二个“扶贫日”到来之际，期盼有更多人用心感知贫困，走近困难群众的生活，更走进他们的内心。
别让“扶人被讹”成定见
安徽淮南女大学生称扶人被讹事件，剧情多次反转，真可谓一波三折。
21日，当地警方公布调查结果：这是一起交通事故，女大学生袁某骑车经过老人时相互有接触，袁某承担主要责任，老人承担次要责任。23日，袁某在微博发表声明称，对警方调查申请了复核，并以6个犀利的反问为自己辩解。
复核结果如何，剧情会不会再次反转，我们目前不得而知。但是，“不断反转”的背后，也足以让舆论有所反省。事件曝光之初，凭“老人”“摔倒”“女大学生”“寻找证人”等字眼，就拼接符合想象的真相，得出“扶人被讹”的定论。这样的思维定势，究竟从何而来？
定势，部分源于“蛇咬效应”，也源于并不可靠的“经验”。现实生活中，确有扶人被讹的案例，但相对而言仅是个例，却容易因其戏剧性而被刻意放大，造成扶人被讹已是常态的舆论氛围。殊不知，有些喧嚣一时的“扶人被讹”事件，也有结局逆转。比如南京的彭宇案。一开始，彭宇称“因做好事被诬告，将一个老太扶起后反被起诉”，引来众议。诉诸法庭后，彭宇承认确实与老太发生了碰撞，并一次性补偿对方1万元。
有作家说，偏见是盗贼，足以盗走真相、浇灭理性，也可能赶走正义。每有热点事件，如果迅速站队，而不是“站对”；如果凭“经验”下论断，而不是凭事实下结论，就容易闹出笑话，甚至南辕北辙。 这也是淮南这起事件中最值得我们反思之处。“一颗牙齿会战胜一块岩石，一只尼罗河的老鼠会杀掉一条鳄鱼”。尽管彭宇案有反转，此事也还没有最终尘埃落定，但匆忙中所做的论断，还是让道德堤坝有了裂缝，强化了“扶人被讹”的偏见，甚至可能让人利用这样的偏见来“撞人脱责”。
应该看到，“如果你没撞人，你为什么要扶”背后，是不相信有好人；而“你指认我，就是想讹我”的想法，本能地相信“扶人被讹”，是不是也是心态上有偏差？甚至如袁某所说，不顾连当事人都称不清楚的现场情况而妄下“撞人脱责”的结论，也难免有些武断。或许，今后面对类似事件，我们更需要节制愤怒、静观其变，更需要冷静思考、尊重事实。否则，受损的不仅是当事人，更将是整个时代的世道人心。
“鉴别力衰弱时，偏见就会占上风”。对此，媒体确实也可以更多想一想。媒体的公信力，源于对客观立场的恪守；媒体的生命力，源于对事件真相的探寻。难免会有误判，但事后反思不能缺位；难免会看不清楚，但冷静的叙述也不能少。毁坏的信任需要一起重建，而媒体可谓至关重要。
值得一提的是，南京市相关部门在反思彭宇案时曾坦承，在审理期间就出现了偏离真相的报道和舆情，但办案单位并没有足够重视并进行正确引导，对判决之后可能出现的舆情也没有充分预判。当此案形成舆论热点后，又缺乏积极有效的应对，最终让舆论走偏，形成判决结果与公众认知的巨大反差。应该说，这种反思，不无深度也不无力度，可惜，淹没于众声喧哗之中。
“君子之心，常怀敬畏。”彭宇案不能重演，发生在淮南的事件也不能误读，无论是职能部门还是媒体，无论是当事人还是民众，都可以从类似事件中读出敬畏。“往者不可复兮，冀来者之可望”，遵循起码的道德底线和法律准则，不为偏见所惑，不为成见所扰，不为歧见所惧，是“撞人脱责”还是“扶人被讹”才可能水落石出，社会能见度也才可能更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