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中国人口的发展态势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未来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于人口的结构，具体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城乡结构。对于弥合二元体制，人们大多希望通过户籍制度的改革来解决，但是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被妖魔化了，有关户籍改革的认识存在严重误区。二是年龄结构。人口老龄化在一定程度上也被妖魔化了，有关“民工荒”的认识也存在严重误区。三是性别结构。性别比例失衡导致的“剩男”问题在婚配上的表现，将成为未来界定“贫困”的新的表达。四是家庭结构。中国独生子女群体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未来的主流价值体系、家庭模式的传承等。因此，需要前瞻性地理解中国人口发展的态势，并通过一套整合的社会经济政策体系去积极地解决人口问题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各种各样的问题。 关键词 人口结构 户籍制度 老龄化 剩男剩女 独生子女 作者 彭希哲，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433） 笔者想讨论的主题是，中国人口发展的基本态势及其对于中国未来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 经过30多年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已经稳定减慢，过去10年间总人口每年自然增长率在0.57%左右，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低的人口增长率。当然，由于巨大的人口基数和增长惯性，中国人口的总量还在持续增长。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大陆人口为13.4亿，每年净增加人口大概在700万左右。未来中国人口增长到多大的程度后会停止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的生育水平。关于中国现在生育水平的高低，学者之间和政府部门有许多不同甚至对立的见解，比较为大家接受的判断是“中国每个妇女一生生1.5~1.6个小孩”。如果这个生育水平保持稳定，中国的人口总量在2030年前后将达到高峰，总人口峰值约为14.6亿左右，理论上应该不会超过15亿。当然，如果人们的生育行为发生变化，这里面包括政府引导的生育行为的变化，或者社会经济发展所引导的生育行为的变化，将会对未来人口的变化产生重要影响。在影响人口总量的因素中，死亡和国际迁移的影响比较小。 未来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于人口的结构，而这个结构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城乡结构，二是年龄结构，三是性别结构，四是家庭结构。 城市化与户籍改革 2010年底的时候，在中国城市居住的人口已经超过总人口的50%，也就是说，13.4亿的人口中，有约6.7亿人居住在城市。单纯就这个数字而言，中国城市化速度无论在古今中外都是非常快的，在过去10年每年约增加1.3个百分点。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一个现实，在50%的城市人口中间，也就是在6.7亿城市人口中间，实际上是把2.2亿农村流动人口中的大部分都计算在内了，因为流动人口主要是从农村流出、流入城市，在城市工作、生活。 实际持有城市户籍的城市人口不到5亿人。在上海，2300万常住人口中，有900万人口没有上海户籍。 也就是说，在传统的城乡二元体制的对立之下，城市内部再度产生出新的二元体制。这使得整个中国会面临重大的社会融合、社会整合的挑战，将影响中国未来的长期稳定发展。 如何弥合二元体制，人们大多希望通过户籍制度的改革来解决问题。在此，笔者想特别强调的是，实际上我们有关户籍制度改革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把户籍制度妖魔化了。其思考的基本逻辑是：之所以出现二元体制，之所以出现种种不公，是因为户籍，因此认为只要把户籍取消，就能实现公平了。 过去近20年的户籍制度改革，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种途径：第一是把原来同一个城市中间的农村人口、城市人口都变成城市居民，从而让同一城市辖区内的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获得相同的权利和福利。第二是对外来人口实行有选择的准入，即各个城市都设置一定的门槛，希望引进高端人才，而把不希望要的（如低端）人口排除在外，以此提高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地区的竞争力。而这两种办法的基本前提就是保持现有户籍制度所涵盖的各种福利，在此基础上，把能够享受这种权利福利的人的范围扩大。显而易见，其并没有真正解决户籍制度改革希望解决的根本问题。 户籍改革的一个终极目标是实现中国人口的自由迁徙和中国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就现实情况而言，目前尚不能实现这个目标。比如，最近我们从南开大学引进一个教授，其人在上海工作，但是目前看病、养老还必须回到天津去。可见，即便是这样一个被我们称之为高端人才的教授，有特大城市天津的户籍，也不能在中国自由迁徙、自由流动。 户籍改革的另一个误区是：我们希望通过让农村人口在城市落户的办法，使其逐渐在这个城市稳定下来。就整个国家的稳定来说，这其实是一个可能会有很大风险的措施。以广东东莞为例，东莞人口现在将近900万，其中700万是外来人口。而东莞的经济是以出口导向、劳动密集型产业为特征的。试想，如果把这700万非东莞人口全部安上东莞户口，东莞产业结构一旦发生转型，比如把加工业转移出去以后，这700万人该怎么办？再具体些说，我们知道富士康从珠三角撤走，原来该企业提供的40万个就业岗位也随之转移到其他地区去了。而如果富士康原先雇佣的40万人都已经获得东莞的户口，东莞市政府就要为这40万人再做一次就业安置。 就此而言，在当下中国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区域经济格局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一旦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把一群人固定在某一个城市，恐怕反而会“后患无穷”。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曾经非常担心金融危机会造成整个中国出口企业的不景气，会带来大量农民工的失业，会产生严重的社会不安定的问题。但最后我们发现并没有发生比较大的问题。为什么？只因为大量农民工回家了，自己还有一块地。只要他能够生存，能够休息，能够在当地找到其他的生存和发展机会，就不一定会再回到沿海地区来。这就是2009年那一轮农民工返乡潮，并没有对中国社会稳定带来重大影响的主要原因。 笔者的个人想法是：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不是在户籍制度本身，不是说一定要给外来人口安一个当地的户籍，也不是说要通过户籍将人们重新固定在一个地方。重点要改的是社会保障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医疗保险制度、教育制度。无论你来自哪里，现在何处，通过“权利和义务对等”的原则， 参与当地的社会经济建设，分享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成果，并能够在不同的地区间自由迁徙、自由流动。这样的城市化才可能是真正的和高质量的。 人口老龄化及其应对 中国未来面临的另一个巨大问题就是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的孩子越来越少；二是人活得越来越长。笔者在此想强调的一个观点是，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把人口老龄化妖魔化了，其思考的基本逻辑就是：人口老龄化为社会造成了巨大的负担。然而，如果换一个角度来思考，没有社会进步，就不可能有生育水平的下降，也不可能有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所以人口老龄化本身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值得庆贺的事情。当然，人口老龄化的确也会带来一些问题，由于老年人口越来越多，必然会带来诸如年轻劳动力短缺、老年人口的养老金和护理需求不断增加等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全社会引起高度重视，但是并没有必要那么恐慌。 综观世界各国，发达国家几乎全部进入老龄化。发展中国家如中国，也多已进入老龄化。当前，全世界190个国家、地区中，大概有60多个已经进入老龄社会。按照联合国的预测，到2030年前后，150个以上的国家会进入老龄化。老龄化是不可避免或者说是不可阻挡的趋势。而我们应该做的，并不是如何想办法让老龄化不发生，而是如何采取措施促进整个社会的整合，从我们的观念、制度和政策设计出发，从社会各种福利体制、就业制度出发，寻求应对人口老龄化之策。
我们经常讲“劳动力短缺”，同时我们也看到大量的女性劳动力50（55）岁退休，男性劳动力60岁退休。随着人的寿命的延长，人到了五六十岁其实还有很大的能力发挥的空间。我们现在经常提的是“老年人口要公平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实际上我们也变相剥夺了“老年人口公平参与社会建设的权利”。“60岁必须要退休”，这个规定和国际潮流是相悖的。国际潮流的大趋势是，只界定领取全额养老金的最低年龄，也就是说，你可以任何时候退休，可以到80岁退休，也可以在50岁退休，但是想领取全额养老金，必须达到65岁。因此，我们有很大的制度空间可以做很好的调整，让老年人更多地参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人力资源，使得老年人口中所隐藏的巨大人力资本进一步发挥作用。这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会有非常大的好处。 我们现在也经常在讨论一个问题：由于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媒体上频频报道“民工荒”，给人带来的直观的感觉是民工太少了，进而认为民工少是因为生孩子少了。当然，这个相关性的分析有一定的客观性，但我们经常忽略了另一个重要的因素。笔者认为，高校扩招对于目前“民工荒”的影响比过去几十年实行计划生育造成人口出生减少的影响可能更大。 在中国高等教育大规模扩张之前，中国高校在1999年招收了160万大学生，而我们现在每年招收680万大学生，从而使得中国大学在校学生的数量达到3000万。大学扩招让中国成为世界上高等教育规模最大的国家，为整个中国的创新驱动、产业进一步升级准备了充足的人力资本。但是，另一方面，也必然使得能够成为传统意义上的“民工”的供给越来越缺、越来越“荒”。换言之，如果大学不扩招（还是保持在1999年的水平），那么每年500万现在进入大学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就可能直接进入了劳动就业市场，其中又有很大一部分可能成为了“民工”。而现在如此众多的年轻人口大规模进入高校以后，他们的发展目标就不是做民工，而是做白领、金领。 以此推断，中国未来对于民工的需求不会迅速衰减，而民工的供给则会不断萎缩，“民工荒”会继续发展下去。大学生的就业将会成为更为严重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扩招的规模远远超过了产业结构调整的规模，也远远超过了现代服务业所需要的那部分大学生的规模，我们高校的学科培养结构也远远未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能过度讨论了“民工荒”的问题，过度讨论了人口红利消失的问题，过度担心了老龄化的问题，而这些都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性别失衡和剩男剩女问题 中国社会未来发展将面临的再一个巨大问题是性别比例失衡导致的“剩男”问题。这个问题到现在已经发展了将近30年的时间，它的后果还在不断显现。其中，对社会发展最主要的影响就是婚姻挤压。未来10年、20年要结婚的人都已经出生，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判断未来婚姻市场中男性和女性的比例，推断哪些人可能被“剩”出来。 中国自1980年代开始出现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问题，尽管政府部门采取了许多严厉的应对措施，但直至今日出生性别比仍居高不下，而其中又以中国的中部地区最为严重。其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年轻的男性人口大大多于女性人口。中国人一般都在20~40岁结婚，这个年龄段中男女数量的差异就可能造成婚姻挤压，即在正常的婚姻模式下一部分人将无法找到配偶。根据预测，在2020年前后，整个中国社会将会有2000~3000万的适婚男性过剩。前不久笔者在《羊城晚报》接受采访时也谈到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剩女”（这里绝对没有歧视的意思，只是为了表述的简单）实质上是主观选择的结果，是女性社会经济地位提高与传统婚姻模式发生矛盾的结果，主要发生在高端的女性身上；而“剩男”则主要发生在贫困地区的贫困男性身上，他们之所以找不到老婆，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整个中国婚姻市场中客观地缺少女性。 此外，适婚人群在地域上是流动的，婚姻是社会流动的一个重要途径。也就是说，贫困地区的女性可能通过婚配流动到相对富裕的地区，这将进一步加剧贫困地区原本已经非常严重的性别比失衡问题，这种状况也将使得我们对于贫困问题有了新的表达。我们过去说“贫困”主要是指收入低下，没有很好的教育，生活状况比较差。而在未来，我们可能会将是否具有找到老婆的机会也作为“贫困”的一个根本标志。而“剩女”现象的存在，将使得“剩男”问题的解决更加错综复杂。 严重的婚姻挤压是未来必然会发生的社会现象，会对整个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社会稳定带来巨大的压力，人们对此似乎还没有足够的重视。 独生子女和未来社会 对于未来中国社会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独生子女问题。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中国城市的独生子女大概有1亿，农村独生子女将近有6000万（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有些可能还会生二胎）。最早的城市独生子女，从1980年算起，到现在已经30多岁了。这一代人与通常所谓的80后、90后有重叠，但也不完全一样。而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这都是一个特殊的人群。除了没有直接的兄弟姐妹之外，他们的行为方式、心理特征、社会责任感、家庭观念，都和过去几代人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些差异的产生肯定与独生子女的家庭结构有关，也归因于这一代人成长的时代特征。独生子女正在并必然会在未来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在一定程度上主导着中国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这是一个古今中外没有先例的现象，可能与之类比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婴儿潮”现象。 在西方国家，1960年代末期出现的嬉皮士运动、反战和民权运动等都和“婴儿潮”这一代人有关，而这一代人中的绝大多数在成年以后逐渐回归主流社会。无论你是否接受，无论你如何评价这一代人的优势和不足，中国社会未来主流价值体系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独生子女这一群体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中国社会传统文化和家庭模式的传承也取决于这一人口群体的整体认同。这是一个值得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其他学界的研究者认真思考的问题，在未来10年我们必然会遭遇这样一个挑战。 作为总结，笔者认为，中国人口的发展态势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这样一些人口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我们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在人口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单纯地依靠人口政策，特别是生育政策的调整，可能部分地延缓老龄化的趋势，可能对解决出生性别比失衡有所帮助，但是不可能根本性地改变中国人口发展的趋势。 因而，我们首先要能够前瞻性地理解中国人口发展的态势，而人口问题以及由人口问题导致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各种各样问题的解决，则必须通过一套整合的社会经济政策体系来实现。也即通过制度的重新设计，通过政策的重新整合，通过观念的重新创新，真正将中国人口所形成的变化向积极的方向引导，使其成为中国社会未来长期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的人口环境。 编辑 李 梅
内容摘要 中国人口的发展态势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未来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于人口的结构，具体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城乡结构。对于弥合二元体制，人们大多希望通过户籍制度的改革来解决，但是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被妖魔化了，有关户籍改革的认识存在严重误区。二是年龄结构。人口老龄化在一定程度上也被妖魔化了，有关“民工荒”的认识也存在严重误区。三是性别结构。性别比例失衡导致的“剩男”问题在婚配上的表现，将成为未来界定“贫困”的新的表达。四是家庭结构。中国独生子女群体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未来的主流价值体系、家庭模式的传承等。因此，需要前瞻性地理解中国人口发展的态势，并通过一套整合的社会经济政策体系去积极地解决人口问题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各种各样的问题。 关键词 人口结构 户籍制度 老龄化 剩男剩女 独生子女 作者 彭希哲，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433） 笔者想讨论的主题是，中国人口发展的基本态势及其对于中国未来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 经过30多年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已经稳定减慢，过去10年间总人口每年自然增长率在0.57%左右，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低的人口增长率。当然，由于巨大的人口基数和增长惯性，中国人口的总量还在持续增长。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大陆人口为13.4亿，每年净增加人口大概在700万左右。未来中国人口增长到多大的程度后会停止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的生育水平。关于中国现在生育水平的高低，学者之间和政府部门有许多不同甚至对立的见解，比较为大家接受的判断是“中国每个妇女一生生1.5~1.6个小孩”。如果这个生育水平保持稳定，中国的人口总量在2030年前后将达到高峰，总人口峰值约为14.6亿左右，理论上应该不会超过15亿。当然，如果人们的生育行为发生变化，这里面包括政府引导的生育行为的变化，或者社会经济发展所引导的生育行为的变化，将会对未来人口的变化产生重要影响。在影响人口总量的因素中，死亡和国际迁移的影响比较小。 未来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于人口的结构，而这个结构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城乡结构，二是年龄结构，三是性别结构，四是家庭结构。 城市化与户籍改革 2010年底的时候，在中国城市居住的人口已经超过总人口的50%，也就是说，13.4亿的人口中，有约6.7亿人居住在城市。单纯就这个数字而言，中国城市化速度无论在古今中外都是非常快的，在过去10年每年约增加1.3个百分点。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一个现实，在50%的城市人口中间，也就是在6.7亿城市人口中间，实际上是把2.2亿农村流动人口中的大部分都计算在内了，因为流动人口主要是从农村流出、流入城市，在城市工作、生活。 实际持有城市户籍的城市人口不到5亿人。在上海，2300万常住人口中，有900万人口没有上海户籍。 也就是说，在传统的城乡二元体制的对立之下，城市内部再度产生出新的二元体制。这使得整个中国会面临重大的社会融合、社会整合的挑战，将影响中国未来的长期稳定发展。 如何弥合二元体制，人们大多希望通过户籍制度的改革来解决问题。在此，笔者想特别强调的是，实际上我们有关户籍制度改革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把户籍制度妖魔化了。其思考的基本逻辑是：之所以出现二元体制，之所以出现种种不公，是因为户籍，因此认为只要把户籍取消，就能实现公平了。 过去近20年的户籍制度改革，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种途径：第一是把原来同一个城市中间的农村人口、城市人口都变成城市居民，从而让同一城市辖区内的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获得相同的权利和福利。第二是对外来人口实行有选择的准入，即各个城市都设置一定的门槛，希望引进高端人才，而把不希望要的（如低端）人口排除在外，以此提高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地区的竞争力。而这两种办法的基本前提就是保持现有户籍制度所涵盖的各种福利，在此基础上，把能够享受这种权利福利的人的范围扩大。显而易见，其并没有真正解决户籍制度改革希望解决的根本问题。 户籍改革的一个终极目标是实现中国人口的自由迁徙和中国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就现实情况而言，目前尚不能实现这个目标。比如，最近我们从南开大学引进一个教授，其人在上海工作，但是目前看病、养老还必须回到天津去。可见，即便是这样一个被我们称之为高端人才的教授，有特大城市天津的户籍，也不能在中国自由迁徙、自由流动。 户籍改革的另一个误区是：我们希望通过让农村人口在城市落户的办法，使其逐渐在这个城市稳定下来。就整个国家的稳定来说，这其实是一个可能会有很大风险的措施。以广东东莞为例，东莞人口现在将近900万，其中700万是外来人口。而东莞的经济是以出口导向、劳动密集型产业为特征的。试想，如果把这700万非东莞人口全部安上东莞户口，东莞产业结构一旦发生转型，比如把加工业转移出去以后，这700万人该怎么办？再具体些说，我们知道富士康从珠三角撤走，原来该企业提供的40万个就业岗位也随之转移到其他地区去了。而如果富士康原先雇佣的40万人都已经获得东莞的户口，东莞市政府就要为这40万人再做一次就业安置。 就此而言，在当下中国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区域经济格局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一旦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把一群人固定在某一个城市，恐怕反而会“后患无穷”。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曾经非常担心金融危机会造成整个中国出口企业的不景气，会带来大量农民工的失业，会产生严重的社会不安定的问题。但最后我们发现并没有发生比较大的问题。为什么？只因为大量农民工回家了，自己还有一块地。只要他能够生存，能够休息，能够在当地找到其他的生存和发展机会，就不一定会再回到沿海地区来。这就是2009年那一轮农民工返乡潮，并没有对中国社会稳定带来重大影响的主要原因。 笔者的个人想法是：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不是在户籍制度本身，不是说一定要给外来人口安一个当地的户籍，也不是说要通过户籍将人们重新固定在一个地方。重点要改的是社会保障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医疗保险制度、教育制度。无论你来自哪里，现在何处，通过“权利和义务对等”的原则， 参与当地的社会经济建设，分享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成果，并能够在不同的地区间自由迁徙、自由流动。这样的城市化才可能是真正的和高质量的。 人口老龄化及其应对 中国未来面临的另一个巨大问题就是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的孩子越来越少；二是人活得越来越长。笔者在此想强调的一个观点是，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把人口老龄化妖魔化了，其思考的基本逻辑就是：人口老龄化为社会造成了巨大的负担。然而，如果换一个角度来思考，没有社会进步，就不可能有生育水平的下降，也不可能有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所以人口老龄化本身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值得庆贺的事情。当然，人口老龄化的确也会带来一些问题，由于老年人口越来越多，必然会带来诸如年轻劳动力短缺、老年人口的养老金和护理需求不断增加等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全社会引起高度重视，但是并没有必要那么恐慌。 综观世界各国，发达国家几乎全部进入老龄化。发展中国家如中国，也多已进入老龄化。当前，全世界190个国家、地区中，大概有60多个已经进入老龄社会。按照联合国的预测，到2030年前后，150个以上的国家会进入老龄化。老龄化是不可避免或者说是不可阻挡的趋势。而我们应该做的，并不是如何想办法让老龄化不发生，而是如何采取措施促进整个社会的整合，从我们的观念、制度和政策设计出发，从社会各种福利体制、就业制度出发，寻求应对人口老龄化之策。
我们经常讲“劳动力短缺”，同时我们也看到大量的女性劳动力50（55）岁退休，男性劳动力60岁退休。随着人的寿命的延长，人到了五六十岁其实还有很大的能力发挥的空间。我们现在经常提的是“老年人口要公平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实际上我们也变相剥夺了“老年人口公平参与社会建设的权利”。“60岁必须要退休”，这个规定和国际潮流是相悖的。国际潮流的大趋势是，只界定领取全额养老金的最低年龄，也就是说，你可以任何时候退休，可以到80岁退休，也可以在50岁退休，但是想领取全额养老金，必须达到65岁。因此，我们有很大的制度空间可以做很好的调整，让老年人更多地参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人力资源，使得老年人口中所隐藏的巨大人力资本进一步发挥作用。这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会有非常大的好处。 我们现在也经常在讨论一个问题：由于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媒体上频频报道“民工荒”，给人带来的直观的感觉是民工太少了，进而认为民工少是因为生孩子少了。当然，这个相关性的分析有一定的客观性，但我们经常忽略了另一个重要的因素。笔者认为，高校扩招对于目前“民工荒”的影响比过去几十年实行计划生育造成人口出生减少的影响可能更大。 在中国高等教育大规模扩张之前，中国高校在1999年招收了160万大学生，而我们现在每年招收680万大学生，从而使得中国大学在校学生的数量达到3000万。大学扩招让中国成为世界上高等教育规模最大的国家，为整个中国的创新驱动、产业进一步升级准备了充足的人力资本。但是，另一方面，也必然使得能够成为传统意义上的“民工”的供给越来越缺、越来越“荒”。换言之，如果大学不扩招（还是保持在1999年的水平），那么每年500万现在进入大学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就可能直接进入了劳动就业市场，其中又有很大一部分可能成为了“民工”。而现在如此众多的年轻人口大规模进入高校以后，他们的发展目标就不是做民工，而是做白领、金领。 以此推断，中国未来对于民工的需求不会迅速衰减，而民工的供给则会不断萎缩，“民工荒”会继续发展下去。大学生的就业将会成为更为严重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扩招的规模远远超过了产业结构调整的规模，也远远超过了现代服务业所需要的那部分大学生的规模，我们高校的学科培养结构也远远未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能过度讨论了“民工荒”的问题，过度讨论了人口红利消失的问题，过度担心了老龄化的问题，而这些都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性别失衡和剩男剩女问题 中国社会未来发展将面临的再一个巨大问题是性别比例失衡导致的“剩男”问题。这个问题到现在已经发展了将近30年的时间，它的后果还在不断显现。其中，对社会发展最主要的影响就是婚姻挤压。未来10年、20年要结婚的人都已经出生，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判断未来婚姻市场中男性和女性的比例，推断哪些人可能被“剩”出来。 中国自1980年代开始出现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问题，尽管政府部门采取了许多严厉的应对措施，但直至今日出生性别比仍居高不下，而其中又以中国的中部地区最为严重。其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年轻的男性人口大大多于女性人口。中国人一般都在20~40岁结婚，这个年龄段中男女数量的差异就可能造成婚姻挤压，即在正常的婚姻模式下一部分人将无法找到配偶。根据预测，在2020年前后，整个中国社会将会有2000~3000万的适婚男性过剩。前不久笔者在《羊城晚报》接受采访时也谈到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剩女”（这里绝对没有歧视的意思，只是为了表述的简单）实质上是主观选择的结果，是女性社会经济地位提高与传统婚姻模式发生矛盾的结果，主要发生在高端的女性身上；而“剩男”则主要发生在贫困地区的贫困男性身上，他们之所以找不到老婆，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整个中国婚姻市场中客观地缺少女性。 此外，适婚人群在地域上是流动的，婚姻是社会流动的一个重要途径。也就是说，贫困地区的女性可能通过婚配流动到相对富裕的地区，这将进一步加剧贫困地区原本已经非常严重的性别比失衡问题，这种状况也将使得我们对于贫困问题有了新的表达。我们过去说“贫困”主要是指收入低下，没有很好的教育，生活状况比较差。而在未来，我们可能会将是否具有找到老婆的机会也作为“贫困”的一个根本标志。而“剩女”现象的存在，将使得“剩男”问题的解决更加错综复杂。 严重的婚姻挤压是未来必然会发生的社会现象，会对整个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社会稳定带来巨大的压力，人们对此似乎还没有足够的重视。 独生子女和未来社会 对于未来中国社会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独生子女问题。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中国城市的独生子女大概有1亿，农村独生子女将近有6000万（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有些可能还会生二胎）。最早的城市独生子女，从1980年算起，到现在已经30多岁了。这一代人与通常所谓的80后、90后有重叠，但也不完全一样。而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这都是一个特殊的人群。除了没有直接的兄弟姐妹之外，他们的行为方式、心理特征、社会责任感、家庭观念，都和过去几代人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些差异的产生肯定与独生子女的家庭结构有关，也归因于这一代人成长的时代特征。独生子女正在并必然会在未来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在一定程度上主导着中国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这是一个古今中外没有先例的现象，可能与之类比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婴儿潮”现象。 在西方国家，1960年代末期出现的嬉皮士运动、反战和民权运动等都和“婴儿潮”这一代人有关，而这一代人中的绝大多数在成年以后逐渐回归主流社会。无论你是否接受，无论你如何评价这一代人的优势和不足，中国社会未来主流价值体系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独生子女这一群体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中国社会传统文化和家庭模式的传承也取决于这一人口群体的整体认同。这是一个值得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其他学界的研究者认真思考的问题，在未来10年我们必然会遭遇这样一个挑战。 作为总结，笔者认为，中国人口的发展态势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这样一些人口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我们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在人口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单纯地依靠人口政策，特别是生育政策的调整，可能部分地延缓老龄化的趋势，可能对解决出生性别比失衡有所帮助，但是不可能根本性地改变中国人口发展的趋势。 因而，我们首先要能够前瞻性地理解中国人口发展的态势，而人口问题以及由人口问题导致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各种各样问题的解决，则必须通过一套整合的社会经济政策体系来实现。也即通过制度的重新设计，通过政策的重新整合，通过观念的重新创新，真正将中国人口所形成的变化向积极的方向引导，使其成为中国社会未来长期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的人口环境。 编辑 李 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