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5月05日
小说家严歌苓的《陆犯焉识》是一部家族史。小说以“我祖父”为叙事主人公，讲述了他作为政治犯在文革时期的劳改生涯，沉痛的家族史被打开的同时，一代知识分子在红色风暴中被摧残被侮辱的命运史也得以展现。2014年春天，由中国电影导演张艺谋执导，编剧邹静之根据《陆犯焉识》改编的电影《归来》即将公映，这部小说亦再受瞩目。
《陆犯焉识》并不是严歌岺第一次书写家族。出版于2013年7月的《铁梨花》是她家族史书写中特别的一笔：特别之处在于小说是基于她的父亲萧马写于三十多年前的剧本，改编成的长篇小说。萧马，原名严敦勋，1930年出生，上海人，原学工，后从文，他对自己的人生总结是“蹉跎半生，书剑两误”，写过百万字的作品早已“零落成泥碾作尘”。如今很少有人知道萧马这个作家的名字，他的长篇小说《破壁记》和《纸拷》也少有人提及，然而女儿严歌苓现在是声名正炽。
谈到父亲时，严歌苓在随笔集《非洲札记》中写道：“在他受苦受辱的生命中，我不是作为我而活着，而是作为他活的希望而活着。”受苦受辱是父亲人生之旅的写照，也是严歌苓家族史的写照。
2011年10月，在81岁的父亲辞世之际，严歌岺出版了她的长篇小说《陆犯焉识》。
《陆犯焉识》被严歌苓视为“最艰难的一次创作”，因为在此前她很少碰知识分子题材，很少写知识分子生活。这部小说一改严歌岺此前独白式写作风格，以家族为载体，选择当代中国政治生活残酷一页进行书写，以个人视角聚焦红色风暴之下“文革”政治运动中的暴行，作家如摄像机般将记录镜头对准海外归国的高级知识分子被迫进行思想改造的囚犯生活，呈现一代知识分子饱受戕害的肉体磨难，痛切的心灵炼狱和悲惨的个人命运，作品以丰沛而灵异的叙事推进情节，延展人生故事，以尖锐的笔锋切入政治犯在西北荒漠劳改的具体现场，穿插其异国的生活场景，回旋繁华都市之衬景，凸显劳改现场各种酷刑和各种摧残的荒诞情境，作家立于当今以批判意识反省历史的错谬，对人性多有细致精微的刻画。这部厚重的小说准确刻画出知识分子的精神际遇，书写出大时代风暴肆虐之下的生命之痛，《陆犯焉识》成为作家献给逝去的红色年代的一曲交响哀歌。
《陆犯焉识》是严歌苓写作生涯的一次小结和转折，父辈的生活，以及整个家族的命运更明确地成为严歌苓持久的写作资源。
写于1980年代中期的短篇小说《老囚》是她最早对家族史的呈现。小说里的主人公“姥爷”是个被宣判死刑后又减刑出狱的政治犯，小说开始是“我”和妈妈去火车站接获得自由的“姥爷”，但是他们因为分别太久彼此隔膜，难以相认。小说更多的笔墨在写获释的老人融入现实生活的艰难和困顿，写他与亲人的疏离，跟社会的背谬，这篇小说中精神的畸零和人生的沉痛跃然纸上。
在严歌苓纷繁斑斓的写作史中，“文革”题材构成重要一脉。出版于2013年的中短篇小说集《灰舞鞋》收录了严歌苓十五篇早期以“文革”为背景的小说。抄家、游街、批斗、自杀、离散，这些发生在1960年代中国的社会事变出现在她的笔下。这个时期的写作是她对逝去的岁月的回望，是书写家族史的一次预习，也是对国家命运的省思。生于1950年代末的严歌苓经历了那个红色年代的生活，“文革暴行”成为她记忆无法清除的刻痕，她在《非洲札记》中回忆：“文革来了，‘文革’就是把一切‘文’都‘革’掉，父母和他的朋友们一夜之间成了反动作家，反动文人，大家的书被烧了，被抄家抄走了，被封存了。”少女时期的严歌苓和父母站在被红卫兵抄家的废墟中，窥到人世的残酷和人性的荒诞。
其时她记忆最深刻的是人的自杀。“自尽是我那单调的童年唯一的奇妙景观，某人被辱得吃不消了；被游街批斗得累了；被强加在身上的无数罪名弄得自己也仇恨起自己了；被众叛亲离的处境搞得自己也闹起不和了，这就决计把自己结束掉。”她亲眼目睹一对老年夫妇从高楼坠落，随老人从高楼飘落的是很多奶糖的纸衣，糖果在那个匮乏年代是珍贵的食物。
与同代的中文作家相比，严歌岺的写作生涯是独特的。
如果说家族史是她写作一脉的载体，她的作品那里传达的往往是中国与世界的差异，以人孤岛般的生存与活着，渴求温暖却不得，这些体验一直是她书写的主题，也来自她的个人经曲折的人生阅历。
严歌苓在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谈及个人经历：“在20岁开始写作。12岁报考文工团被录取，以舞蹈演员的身份在部队待了13年。服役第九年时赶上和平时期的一场战争，中越自卫反击战打响，其时只有20岁的严歌苓请求到前线做战地记者。她的请求得到批准，但不是去前线，而是到野战医院采访。她背着一支“五四”式手枪，带着一张特别通行证奔赴前线，一个舞蹈演员自此变身为一个战地记者。”对战地的阅历颠覆了她的思想，生命在瞬间的死亡和伤残令她痛苦，这次经历促成了严歌苓内心的觉醒，她在采访中谈及心路历程时说：“很多东西已经不能用舞蹈表达，只有用笔来表达。”
1986年，严歌苓被调到部队创作组专业创作，《一个女兵的悄悄话》、《绿血》、《雌性的草地》，就是创作于这个时期的作品。在军队写作有着比地方更为严格的组织纪律，作为职业军旅作家，思想要与政治领袖保持一致，以写作服务军政，弘扬主旋律，高唱赞歌。
1990年代初期，严歌苓终止了军旅生涯，她选择退役，赴美留学。
出版于2013年的中短篇小说集《谁家有女初长成》，收录了严歌岺十一篇表现海外生活的小说，这些作品真切地叙述了她早期留学海外的生活。最初的留学生涯是艰辛的，在餐馆打工，做各种杂活，在海外她体验到生存的各种危境，同时也开始新的写作期。
1997年，很多中国读者通过旅美演员陈冲执导的电影《天浴》再度熟悉严歌苓的名字。这是一部饱受争议的电影，改编自严歌岺的短篇小说《天浴》，陈冲第一次在影片现出了裸镜，引起中国舆论哗然。其时的中国在经历社会开放之后，显示出在意识形态的倒退和保守倾向。
《天浴》的效应为严歌苓带来了声誉和瞩目，尤其在电影界。《天浴》在1999年获“美国影评人协会奖”和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编剧奖；同时她的小说《少女小鱼》被李安购买电影改编权，同名电影获亚太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
之后严歌苓的名字频繁与电影联系在一起：2011年，由她改编，陈凯歌执导的电影《梅兰芳》公映；同年由她根据同名中篇小说改编，张艺谋执导的电影《金陵十三钗》公映亦再次奠定她在通俗文化界的地位。
然而严歌苓始终是一个作家，她的宽广视野和自由书写的心志弥漫于更多并未影视化的作品中。200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一个女人的史诗》
被称为“红色历史中的浪漫情史”，调性凄婉感伤，小说的时间跨度从解放前夕至“文革”结束，演绎着历史与现实的冲突，展现出人性深处的绝望；2008年长篇小说《小姨多鹤》的出版再现严歌苓强劲的个人风格。小说聚焦抗战末期，一个流落东北的日本遗孤的故事，展现出人在战争离乱境遇中的苦难诡谲的命运。
《陆犯焉识》因为改编电影而再受关注，也提供了一次再次阅读作为文学作者的严歌苓的机会。
夏榆是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我的独立消失在雾中》。
2014年05月05日
小说家严歌苓的《陆犯焉识》是一部家族史。小说以“我祖父”为叙事主人公，讲述了他作为政治犯在文革时期的劳改生涯，沉痛的家族史被打开的同时，一代知识分子在红色风暴中被摧残被侮辱的命运史也得以展现。2014年春天，由中国电影导演张艺谋执导，编剧邹静之根据《陆犯焉识》改编的电影《归来》即将公映，这部小说亦再受瞩目。
《陆犯焉识》并不是严歌岺第一次书写家族。出版于2013年7月的《铁梨花》是她家族史书写中特别的一笔：特别之处在于小说是基于她的父亲萧马写于三十多年前的剧本，改编成的长篇小说。萧马，原名严敦勋，1930年出生，上海人，原学工，后从文，他对自己的人生总结是“蹉跎半生，书剑两误”，写过百万字的作品早已“零落成泥碾作尘”。如今很少有人知道萧马这个作家的名字，他的长篇小说《破壁记》和《纸拷》也少有人提及，然而女儿严歌苓现在是声名正炽。
谈到父亲时，严歌苓在随笔集《非洲札记》中写道：“在他受苦受辱的生命中，我不是作为我而活着，而是作为他活的希望而活着。”受苦受辱是父亲人生之旅的写照，也是严歌苓家族史的写照。
2011年10月，在81岁的父亲辞世之际，严歌岺出版了她的长篇小说《陆犯焉识》。
《陆犯焉识》被严歌苓视为“最艰难的一次创作”，因为在此前她很少碰知识分子题材，很少写知识分子生活。这部小说一改严歌岺此前独白式写作风格，以家族为载体，选择当代中国政治生活残酷一页进行书写，以个人视角聚焦红色风暴之下“文革”政治运动中的暴行，作家如摄像机般将记录镜头对准海外归国的高级知识分子被迫进行思想改造的囚犯生活，呈现一代知识分子饱受戕害的肉体磨难，痛切的心灵炼狱和悲惨的个人命运，作品以丰沛而灵异的叙事推进情节，延展人生故事，以尖锐的笔锋切入政治犯在西北荒漠劳改的具体现场，穿插其异国的生活场景，回旋繁华都市之衬景，凸显劳改现场各种酷刑和各种摧残的荒诞情境，作家立于当今以批判意识反省历史的错谬，对人性多有细致精微的刻画。这部厚重的小说准确刻画出知识分子的精神际遇，书写出大时代风暴肆虐之下的生命之痛，《陆犯焉识》成为作家献给逝去的红色年代的一曲交响哀歌。
《陆犯焉识》是严歌苓写作生涯的一次小结和转折，父辈的生活，以及整个家族的命运更明确地成为严歌苓持久的写作资源。
写于1980年代中期的短篇小说《老囚》是她最早对家族史的呈现。小说里的主人公“姥爷”是个被宣判死刑后又减刑出狱的政治犯，小说开始是“我”和妈妈去火车站接获得自由的“姥爷”，但是他们因为分别太久彼此隔膜，难以相认。小说更多的笔墨在写获释的老人融入现实生活的艰难和困顿，写他与亲人的疏离，跟社会的背谬，这篇小说中精神的畸零和人生的沉痛跃然纸上。
在严歌苓纷繁斑斓的写作史中，“文革”题材构成重要一脉。出版于2013年的中短篇小说集《灰舞鞋》收录了严歌苓十五篇早期以“文革”为背景的小说。抄家、游街、批斗、自杀、离散，这些发生在1960年代中国的社会事变出现在她的笔下。这个时期的写作是她对逝去的岁月的回望，是书写家族史的一次预习，也是对国家命运的省思。生于1950年代末的严歌苓经历了那个红色年代的生活，“文革暴行”成为她记忆无法清除的刻痕，她在《非洲札记》中回忆：“文革来了，‘文革’就是把一切‘文’都‘革’掉，父母和他的朋友们一夜之间成了反动作家，反动文人，大家的书被烧了，被抄家抄走了，被封存了。”少女时期的严歌苓和父母站在被红卫兵抄家的废墟中，窥到人世的残酷和人性的荒诞。
其时她记忆最深刻的是人的自杀。“自尽是我那单调的童年唯一的奇妙景观，某人被辱得吃不消了；被游街批斗得累了；被强加在身上的无数罪名弄得自己也仇恨起自己了；被众叛亲离的处境搞得自己也闹起不和了，这就决计把自己结束掉。”她亲眼目睹一对老年夫妇从高楼坠落，随老人从高楼飘落的是很多奶糖的纸衣，糖果在那个匮乏年代是珍贵的食物。
与同代的中文作家相比，严歌岺的写作生涯是独特的。
如果说家族史是她写作一脉的载体，她的作品那里传达的往往是中国与世界的差异，以人孤岛般的生存与活着，渴求温暖却不得，这些体验一直是她书写的主题，也来自她的个人经曲折的人生阅历。
严歌苓在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谈及个人经历：“在20岁开始写作。12岁报考文工团被录取，以舞蹈演员的身份在部队待了13年。服役第九年时赶上和平时期的一场战争，中越自卫反击战打响，其时只有20岁的严歌苓请求到前线做战地记者。她的请求得到批准，但不是去前线，而是到野战医院采访。她背着一支“五四”式手枪，带着一张特别通行证奔赴前线，一个舞蹈演员自此变身为一个战地记者。”对战地的阅历颠覆了她的思想，生命在瞬间的死亡和伤残令她痛苦，这次经历促成了严歌苓内心的觉醒，她在采访中谈及心路历程时说：“很多东西已经不能用舞蹈表达，只有用笔来表达。”
1986年，严歌苓被调到部队创作组专业创作，《一个女兵的悄悄话》、《绿血》、《雌性的草地》，就是创作于这个时期的作品。在军队写作有着比地方更为严格的组织纪律，作为职业军旅作家，思想要与政治领袖保持一致，以写作服务军政，弘扬主旋律，高唱赞歌。
1990年代初期，严歌苓终止了军旅生涯，她选择退役，赴美留学。
出版于2013年的中短篇小说集《谁家有女初长成》，收录了严歌岺十一篇表现海外生活的小说，这些作品真切地叙述了她早期留学海外的生活。最初的留学生涯是艰辛的，在餐馆打工，做各种杂活，在海外她体验到生存的各种危境，同时也开始新的写作期。
1997年，很多中国读者通过旅美演员陈冲执导的电影《天浴》再度熟悉严歌苓的名字。这是一部饱受争议的电影，改编自严歌岺的短篇小说《天浴》，陈冲第一次在影片现出了裸镜，引起中国舆论哗然。其时的中国在经历社会开放之后，显示出在意识形态的倒退和保守倾向。
《天浴》的效应为严歌苓带来了声誉和瞩目，尤其在电影界。《天浴》在1999年获“美国影评人协会奖”和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编剧奖；同时她的小说《少女小鱼》被李安购买电影改编权，同名电影获亚太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
之后严歌苓的名字频繁与电影联系在一起：2011年，由她改编，陈凯歌执导的电影《梅兰芳》公映；同年由她根据同名中篇小说改编，张艺谋执导的电影《金陵十三钗》公映亦再次奠定她在通俗文化界的地位。
然而严歌苓始终是一个作家，她的宽广视野和自由书写的心志弥漫于更多并未影视化的作品中。200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一个女人的史诗》
被称为“红色历史中的浪漫情史”，调性凄婉感伤，小说的时间跨度从解放前夕至“文革”结束，演绎着历史与现实的冲突，展现出人性深处的绝望；2008年长篇小说《小姨多鹤》的出版再现严歌苓强劲的个人风格。小说聚焦抗战末期，一个流落东北的日本遗孤的故事，展现出人在战争离乱境遇中的苦难诡谲的命运。
《陆犯焉识》因为改编电影而再受关注，也提供了一次再次阅读作为文学作者的严歌苓的机会。
夏榆是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我的独立消失在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