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制，成功的当然有，但是更多的是面临严重困境和僵局。
所谓成功的国企状况是：
垄断型国企（一般也是大型的且是中央国企）日子是比较好过的，他们以国家利益为招牌，享受国家倾斜政策的扶持，实为本部门谋利益，普通的消费者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和成本。他们的高工资高福利并不是对辛苦付出的报酬，而是对消费者的掠夺。近些日发改委发布了《电力行业2005年运行分析及2006年趋势预测》报告，指出了电力企业的亏损状况，也许又是对消费者掠夺的涨价信号。
有一些貌似经营状况很好的企业，却是利用国家对其的扶持，不断地依靠贷款上新项目，以保障资金链条不断，维持整个企业运转。实际上这样的企业内部有不少的项目并没有盈利。这样的企业，问题一旦暴露将是爆炸性的。但由于牵涉方方面面的利益，相关的利益人会竭力阻止问题的暴露的，最基本的要保持资金链条不能断裂。
还有一些国企通过改制也许是有了改观，我们经常总结为搞好了国企，事实上这样的企业已经不是原来的国企，它甩掉了所有的包袱，而脱胎换骨成另一个企业了。功劳不能算在国企身上。
虽然国企有成功的，但毕竟这样的例子很少，没有什么代表性，特别是垄断型国企。这就像失去生存环境的恐龙一样，那是我们把有限的资源去喂少数的恐龙而已。也是不会长久的。本文要论述的不是上述类型的国企，重点要说的是绝大多数小型国企的窘况和惨淡情况，结合我对本人所在城市小型国企的了解，谈一些看法，应该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国企改制的困境
事实上，无论我们怎么正面宣传说“全国国企的改制面已经完成了90%，但具体的状况是让人担忧的。联系到我们这个地方，并不像有资料所说已经有90%的国企完成了改制，应该倒过来才算符合实际状况。我们把准备改制、正在改制和改制陷入僵局的国企如果都统统说成已经进行了改制。虽然大部分已经开始了改制，但可以说是不少的国企改制陷入困境和僵局，甚至可以说离改制结束还“遥遥无期”。
（一）中小型国企面临的状况
让我们先看看大部分的中小型国企还剩下什么？
绝大部分中小企业萎靡不振，资不抵债，破落衰败。无产品，无技术，无资金，处于停产状态。
剩下年久失修破烂不堪的厂房，剩下残缺不全不能使用的的设备，剩下因地理位置不同而价值不同的土地，剩下剪不断理还乱的失业人员以及巨额债务。
那又靠什么维持生计呢？靠变卖设备，靠房地产开发，靠廉价出租房产。
一个时期以来，房地产开发在企业很流行，竞相仿效。实质上这是在吃企业最后一点值钱的东西了。由于我所在的城市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地租和级差都很小，再因为企业规模又小，房地产开发规模和效益有限，根本就达不到增资减债调整结构的作用，再加上一些灰色操作，企业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自身愈加萎缩，更加困难。指望几幢楼以物业管理为出路也只能是杯水车薪。最终的结果是：债务悬空，人员无所依存，破产无产可破，重组无产可组。
企业陷入窘境以后，自身无法重新启动和经营。现在通常的做法是租赁。这也是一时提倡的一种经营方法。租赁分为整体租赁和分块租赁。分块租赁基本上放弃了原企业的主业，并且规模都比较小，只是用了房子和厂地。整体租赁相对要好一些。但租赁稳定性差，短期性强，有掠夺资源之嫌，低廉的租金相对于数额巨大的资产更有逃避债务之嫌，且也无法保障职工的利益。
有时候，这样的局面我们竟还总结为搞活了。其实企业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多少。
一次有事，去了曾经呆过，十几年没有光顾的一个企业。虽听说这个企业已开发了不少住宅，但进了院子，走了一圈，仍感到十分的震惊。整个大院子已被几幢住宅楼占去了大半，进入厂区要经过住宅楼相夹的一个通道。院内杂草丛生，破败的厂房萎缩在里面，一片狼迹，显的那么凄凉。令人不由得心中唏嘘不已，悲怆而绝望。
李瑞环说，“经常性的问题从制度上找原因，普遍性的问题从规律上找原因”。前些年（1994年以后），由于政策的不断调整，不少的企业陷于不景气，政府便疏于监管，形成只要工人不闹事，不上访，你怎么搞都行；而工人也天真地认为，只要你能发工资怎么搞也行，反正以后由政府管。造成对企业监管的失控，对企业领导人既没有约束也没有激励。企业负责人各显神通，或开发或租赁或卖东西，只要有暂时的收入，能维持局面走一步说一步，至于长远的问题无人管无人问，最终造成企业资源的枯竭，同时也成了烫手的山芋。我知道的一个企业原来的负责人搞房地产开发，也确实为职工发了生活费，维持了一段时间。后来换了领导，不想再开发了，就失去了收入来源，影响了职工的收入，职工就埋怨说，你还不如原来的领导，不管人家咋弄给我们发钱了。
国有企业走到这一步很大程度上是政策调整的结果。所以，国有企业的没落，不能把板砖全拍在经理人的头上。
如此这般的企业依靠自身想重新启动可以说是无望的，而指望政府再给予资金的支持来启动也是痴人说梦。只有通过改制或者破产引进新的入主者才能有希望改观。所以国企改制势在必行。
（二）国企改制中的问题
正是企业资源的枯竭，根本就不能完全兑现国企改制文件对职工应享有的补偿，职工基本的待遇和福利得不到满足，职工的不断上访和抵触使改制进行缓慢或者进行不下去。
具体表现在：
企业所剩资源不能足额缴纳职工的养老、医疗、失业金。现在绝大部分企业拖欠养老、医疗、失业金。
企业所剩资源不够规定的职工补偿标准。不少的企业由于房地产开发用于职工补偿的土地所剩无几。
企业职工要追究企业沦落和资产流失的责任。
有些企业即便是改制后也没有好的出路。不少企业准备改制后在土地上盖上楼了事儿。
破产企业多次流拍，无法变现，进行实物分配依然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大规模经常的上访。因为采用的方式不恰当，影响了企业的改制进程，甚至也影响了政府的正常工作，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不少企业由于不能兑现给职工的应有补偿形成僵持，有意入主企业的也望而却步，使改制暂时搁置。
我们的改革基本上都是政府推动性型的，游戏规则也是政府制定的，换句话说就是政府出台政策，下面按有关政策来实施。作为企业改制政策原则采用的是一厂一策，换一种说法是每一个企业在改制中是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自己消化自己的矛盾。原来有一句对中央政策感叹的话：中央请客，地方买单。现在的企业改制又何尝不是“政府请客，企业买单“呢！
比如，改制文件中规定了职工养老、医疗等应该保障，但是如果出现了缺口，不能满足时怎么办却只字未提。指望改制企业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自己消化自己的矛盾，或者是一种幻想，或者就不准备给职工兑现。
又比如，现在不少的企业拖欠养老金，工人到了退休年龄办退休数学手续的时候却要工人缴纳企业拖欠的那一部分，并且还有滞纳金。不然不给办理。企业已经无力缴纳，只好工人自己缴。这是对工人的极大不公。
现在大部分的国企就像患上绝症已病入膏肓的病人，在苟延残喘，就是有回天之力也难以救生。重要的怎么样安排好后事，不要引起不必要的矛盾和震荡，以便于其脱胎换骨而转世再生。
二．国企当前必须解决的问题
表层上看国企当前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人员的安置补偿，资产的处理，以及下一步的“转世再生”。
国企改制说白了就是要甩包袱，卸掉企业不应承载的一些责任和负担，还原它以盈利为目的的本来面目。从人事制度方面来说，企业有用人的自由，员工也有选择的自由。形成资本方出资金劳动方出劳力的自由结合以及自由流动。现在的买断工龄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跟员工的关系就是一种资本和劳动力的结合关系或者是雇佣关系。由于涉及到意思形态的问题我们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我在1998年就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企业普遍存在的自谋生路与企业两不找的职工问题。你不找企业，企业也不找你。但存有后遗症，手续没办清，说不明道不白的，现在没事好说，有事了来找企业，闹起纠纷了还真说不清。事实证明这样的问题出现了。
而现在由于企业所剩资源不够文件规定给予职工的补偿标准，给职工补偿多少、以及截止到什么时候不能圆满地划上句号，这样，拖的时间越长所付出的代价越大。不仅仅体现在金钱上，更重要的挫伤职工对改革的信心和对政府的信任。这些问题用拖的办法是不会拖没有的，只能让问题越积越大，矛盾越积越深。不能放任不管，避免重现更多的问题。
职工的补偿问题，指望企业自身已无能为力。我认为，在现在这个特殊时期可以采取一些特殊的政策，成立一个临时的专门机构，统筹安排企业的改制。
针对一些不能自顾的企业，政府应该想办法拿出资金先把承诺给职工的东西兑现了，等企业改制后再收回。这样企业才能顺利改制。
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政府控制着资源，分期分批地逐步变现，从而可以避免一窝风地卖企业引起国有资产的贬值。
如果给国家公务员涨工资其中一个理由是刺激国内消费能成立的话，那给予工人的补偿其不是更能起到这个作用。况且这又是工人的养命钱，是必须花的。
也许政府以资金困难为由不能承担，但是，政府可以少上点什么工程，完全是能做的到的。有些问题不是没办法，而是去不去想；有些事情不是不能做，而是愿不愿做。
然而，也并不是说让政府包办一切，还要充分调动厂长经理的积极性。因为现在不少国有企业乱到仿佛是一锅粥，人们躲之不及，上级机关人员根本不愿意涉足企业这汤浑水。被派到企业的机关人员，无论企业改制成什么结果与己无关，不深意去操心。这种时候要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实际上就是厂长经理的积极性。令人失望的是现在不少的企业领导对改制心有余悸，缺乏积极性。也许现在能支撑局面完全在靠一种责任心。
主要因为，现在社会上特别是网上对国企改制的争论很激烈，再加上现在不少企业的改制不是很顺利或者效果不是很明显或者是改制后走上歧路，使厂长经理产生畏难和犹豫，有一种等等看的思想，缺乏积极主动的行动；再是企业的资产状况恶化，企业处于停产状态；三是不少的厂长经理个人没有经济实力，即便是企业的资产状况良好，厂长经理积极去推动改制也是在为他人做嫁衣裳。改制的结束也是厂长经理使命的结束。换句话说，企业改制如果厂长经理不能成为大股东的话，那么他自己积极进行改制就是在砸自己的饭碗，在危及自己的地位和利益。这样的结果未必能得到领导的理解和同情。响应政府的号召，勇敢牺牲自己的利益，积极推动企业改制的厂长经理最终落了个无人管无人问的地步，还怎么能指望他们积极呢？所以现在有一句看似玩笑的话：不能相信组织了，要相信朋友。
一个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是与他所能掌握的资源成正比的。现在由于企业基本上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职工在某种程度上不依靠企业，所以现在的厂长经理领导力大大削弱，开展工作的难度非常之大，被指着鼻子挨骂的不乏其人。上面是因为工作不力挨批，下面是因为工作积极挨骂，成了受气桶，成了钻进风箱的老鼠，两头受气。
以现在厂长经理的状况和预期怎么能要求他们在改制中去强力推进呢？指望用政治任务来要求对于将要一无所有的他们有多少的约束力呢？要想让厂长经理们在改制中有积极性，政府应该有相关的保护政策。
既然我们已经确定了国企改制方向就要积极地推进，至于大家所诟病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通过规范的操作完全可以避免。
三．解决国企深层次问题需要政府配套相应的政策
功夫在戏外，从深层看搞好国企改制决不是单纯企业的问题，需要政府配套相应的政策。
国企改制是个非常复杂牵涉面很广的问题。指望单方面的国企改制不可能有多好的效果。学者喜欢用一些军事术语来形容我们的一些改革，比如“攻坚战”之类的。我们知道要打好一场战役，就要做好充分的谋划和准备。如果要从一个地方突破或者撕开一个口子，也需要其它方面的配合；口子被突破或者撕开以后，后续的部队也要跟上，否则突击部队就会有被歼的可能。类比到国企改制就是要有配套措施。原来全国的国企是个大社会，一个国企就是一个小社会，它们承载着许多的社会功能。比如医疗、住房、甚至还有教育。我们国企改革中要还原企业的本来面目：就是以盈利为目的，让企业摆脱诸多的社会功能，轻装上阵。然而，当企业剥离了社会的功能以后，而这种功能社会却没能很好地承接，发生了断层。广大的职工失去了原来他们在企业的医疗、养老、住房、教育等等一系列的生活保障。这不是国企改制的错，而是政府在改革中政策转换和配套衔接上出现了问题，更是一些政策承诺在执行中不得力的问题。这种单兵突进没能配合的改革难免会出现问题招来人们的不满并遭到诟病。
我们最不愿看到的也是令人失望的是：我们的许多改革，在出台削减老百姓福利政策的执行上雷厉风行，比如教改、医改、房改；而在落实对老百姓的惠民政策时步履蹒跚，行动缓慢，比如社会保障。从这方面充分显现了一些政府在改革中急于甩包袱的心理和行为。上升到一定的政治高度就是一种不负责任。
出现这样的问题主要的是职工民主权力的断裂和缺失。以前不管如何，职工还有个表达意见的渠道，像工会和职代会，而改制后这些职能基本丧失，也就难怪有人批评由于国有企业的改制使职工失去了工人阶级领导地位，从改制前的“主人”跌落到现在的“雇员”。这种地位跌落的具体表现为：不能当家作主决定住房、医疗、就学的市场化的改革决策。这种转变和失落激起人们的强烈情绪。
也许我们不愿承认职工民主权力的最基本的权力选举和被选举权、监督权的丧失。原来这些权力职工可以通过所在的单位来行使，虽然效果打了折扣。现在大部分的职工脱离了单位，成为无主管的个人，这些权力的行使缺少了平台和渠道，从而架空了这些人的民主权力。按说这个平台和渠道应该由社区承接，而现在的社区完全不能承担这种功能。所以我所了解的一些选举就是由人代选的，而选举人根本就不知情，也不愿意操那个心。
从政府设计的改革的路径来说，也许都考虑到了，比如社保，当企业通过改制剥离了社会的功能以后，要有社会承接这种功能。企业由改制前的管人改变成出钱，就是要足额上缴医疗、养老、住房等各种费用。如果是负责的企业，它不会减少任何的社会责任和付出。问题就出在不少的企业偷奸耍滑，没能履行他们的责任，而政府又监管不力，这就造成了政府财政拮据不能承接和落实从企业转移出来的社会功能。
不能就国企改制说国企改制，而应该放眼更深层次看问题。那就是怎么样在改制中体现民主的意愿。正如“五一”温家宝在首钢说的：改革是为了工人，改革要依靠工人。
不要以为在企业失去了原来的医疗、养老、住房、教育等等一系列的保障，是因为企业改制的原因。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才是规则的受益者。而正是由“为民做主”不能还原到“由民做主”造成的。所以出现了如下问题：
在社会保障体系未能建立，不能有效保证保障大批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的情况下，大批的职工买断工龄，使相当数量的工人从此失去了岗位失去了经济来源，与此同时，住房、医疗、就学的市场化改革严重增大了群众的经济压力，从而失生活保障。
企业剥离了办社会的功能，而这种功能社会却没能很好地承接，发生了断层，在改革中政策转换和衔接上出现了问题。而国家制定新的政策过程中没有老百姓的参与。
偷奸耍滑的企业，想法设法不去上缴医疗、养老、住房等各种费用，而政府监管不力，管不好，却又不能被追究。
公务员自己给自己涨工资而没有普通老百姓的参与。
最重要的是民主的体现是要参与制定游戏规则。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才是规则的受益者。反思我们改革一方面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另一方面不少人利益相对受损。一个政府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吵吵嚷嚷几年了，至今未能实施。这说明了民主在国家大政方针制定中的缺位。如果民主不缺位，住房、医疗、就学的市场化改革会那么严重地伤害老百姓吗？
当然民主权力的体现不仅要讲工人，还有农民，全国人民。
看似这和安排国企的后事无关，事实上这才是更重要的，解决不好这个问题一切都是空话，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也得不到保障。
四．结束语
要想解决好国企的问题，现在不是让职工局限于自己企业范围搞“民主”，吵成一锅粥。企业现在这种状况，需要的不是自己当家作主，因为已经没有什么家可以当了，需要的是得到帮助和救济。如果真正要职工做主话，那就是要求政府有关部门承担责任，解决企业改制中出现的他们不能解决的问题，使企业改制顺利地进行，早些脱胎换骨，早些重生！
国企改制，成功的当然有，但是更多的是面临严重困境和僵局。
所谓成功的国企状况是：
垄断型国企（一般也是大型的且是中央国企）日子是比较好过的，他们以国家利益为招牌，享受国家倾斜政策的扶持，实为本部门谋利益，普通的消费者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和成本。他们的高工资高福利并不是对辛苦付出的报酬，而是对消费者的掠夺。近些日发改委发布了《电力行业2005年运行分析及2006年趋势预测》报告，指出了电力企业的亏损状况，也许又是对消费者掠夺的涨价信号。
有一些貌似经营状况很好的企业，却是利用国家对其的扶持，不断地依靠贷款上新项目，以保障资金链条不断，维持整个企业运转。实际上这样的企业内部有不少的项目并没有盈利。这样的企业，问题一旦暴露将是爆炸性的。但由于牵涉方方面面的利益，相关的利益人会竭力阻止问题的暴露的，最基本的要保持资金链条不能断裂。
还有一些国企通过改制也许是有了改观，我们经常总结为搞好了国企，事实上这样的企业已经不是原来的国企，它甩掉了所有的包袱，而脱胎换骨成另一个企业了。功劳不能算在国企身上。
虽然国企有成功的，但毕竟这样的例子很少，没有什么代表性，特别是垄断型国企。这就像失去生存环境的恐龙一样，那是我们把有限的资源去喂少数的恐龙而已。也是不会长久的。本文要论述的不是上述类型的国企，重点要说的是绝大多数小型国企的窘况和惨淡情况，结合我对本人所在城市小型国企的了解，谈一些看法，应该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国企改制的困境
事实上，无论我们怎么正面宣传说“全国国企的改制面已经完成了90%，但具体的状况是让人担忧的。联系到我们这个地方，并不像有资料所说已经有90%的国企完成了改制，应该倒过来才算符合实际状况。我们把准备改制、正在改制和改制陷入僵局的国企如果都统统说成已经进行了改制。虽然大部分已经开始了改制，但可以说是不少的国企改制陷入困境和僵局，甚至可以说离改制结束还“遥遥无期”。
（一）中小型国企面临的状况
让我们先看看大部分的中小型国企还剩下什么？
绝大部分中小企业萎靡不振，资不抵债，破落衰败。无产品，无技术，无资金，处于停产状态。
剩下年久失修破烂不堪的厂房，剩下残缺不全不能使用的的设备，剩下因地理位置不同而价值不同的土地，剩下剪不断理还乱的失业人员以及巨额债务。
那又靠什么维持生计呢？靠变卖设备，靠房地产开发，靠廉价出租房产。
一个时期以来，房地产开发在企业很流行，竞相仿效。实质上这是在吃企业最后一点值钱的东西了。由于我所在的城市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地租和级差都很小，再因为企业规模又小，房地产开发规模和效益有限，根本就达不到增资减债调整结构的作用，再加上一些灰色操作，企业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自身愈加萎缩，更加困难。指望几幢楼以物业管理为出路也只能是杯水车薪。最终的结果是：债务悬空，人员无所依存，破产无产可破，重组无产可组。
企业陷入窘境以后，自身无法重新启动和经营。现在通常的做法是租赁。这也是一时提倡的一种经营方法。租赁分为整体租赁和分块租赁。分块租赁基本上放弃了原企业的主业，并且规模都比较小，只是用了房子和厂地。整体租赁相对要好一些。但租赁稳定性差，短期性强，有掠夺资源之嫌，低廉的租金相对于数额巨大的资产更有逃避债务之嫌，且也无法保障职工的利益。
有时候，这样的局面我们竟还总结为搞活了。其实企业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多少。
一次有事，去了曾经呆过，十几年没有光顾的一个企业。虽听说这个企业已开发了不少住宅，但进了院子，走了一圈，仍感到十分的震惊。整个大院子已被几幢住宅楼占去了大半，进入厂区要经过住宅楼相夹的一个通道。院内杂草丛生，破败的厂房萎缩在里面，一片狼迹，显的那么凄凉。令人不由得心中唏嘘不已，悲怆而绝望。
李瑞环说，“经常性的问题从制度上找原因，普遍性的问题从规律上找原因”。前些年（1994年以后），由于政策的不断调整，不少的企业陷于不景气，政府便疏于监管，形成只要工人不闹事，不上访，你怎么搞都行；而工人也天真地认为，只要你能发工资怎么搞也行，反正以后由政府管。造成对企业监管的失控，对企业领导人既没有约束也没有激励。企业负责人各显神通，或开发或租赁或卖东西，只要有暂时的收入，能维持局面走一步说一步，至于长远的问题无人管无人问，最终造成企业资源的枯竭，同时也成了烫手的山芋。我知道的一个企业原来的负责人搞房地产开发，也确实为职工发了生活费，维持了一段时间。后来换了领导，不想再开发了，就失去了收入来源，影响了职工的收入，职工就埋怨说，你还不如原来的领导，不管人家咋弄给我们发钱了。
国有企业走到这一步很大程度上是政策调整的结果。所以，国有企业的没落，不能把板砖全拍在经理人的头上。
如此这般的企业依靠自身想重新启动可以说是无望的，而指望政府再给予资金的支持来启动也是痴人说梦。只有通过改制或者破产引进新的入主者才能有希望改观。所以国企改制势在必行。
（二）国企改制中的问题
正是企业资源的枯竭，根本就不能完全兑现国企改制文件对职工应享有的补偿，职工基本的待遇和福利得不到满足，职工的不断上访和抵触使改制进行缓慢或者进行不下去。
具体表现在：
企业所剩资源不能足额缴纳职工的养老、医疗、失业金。现在绝大部分企业拖欠养老、医疗、失业金。
企业所剩资源不够规定的职工补偿标准。不少的企业由于房地产开发用于职工补偿的土地所剩无几。
企业职工要追究企业沦落和资产流失的责任。
有些企业即便是改制后也没有好的出路。不少企业准备改制后在土地上盖上楼了事儿。
破产企业多次流拍，无法变现，进行实物分配依然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大规模经常的上访。因为采用的方式不恰当，影响了企业的改制进程，甚至也影响了政府的正常工作，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不少企业由于不能兑现给职工的应有补偿形成僵持，有意入主企业的也望而却步，使改制暂时搁置。
我们的改革基本上都是政府推动性型的，游戏规则也是政府制定的，换句话说就是政府出台政策，下面按有关政策来实施。作为企业改制政策原则采用的是一厂一策，换一种说法是每一个企业在改制中是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自己消化自己的矛盾。原来有一句对中央政策感叹的话：中央请客，地方买单。现在的企业改制又何尝不是“政府请客，企业买单“呢！
比如，改制文件中规定了职工养老、医疗等应该保障，但是如果出现了缺口，不能满足时怎么办却只字未提。指望改制企业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自己消化自己的矛盾，或者是一种幻想，或者就不准备给职工兑现。
又比如，现在不少的企业拖欠养老金，工人到了退休年龄办退休数学手续的时候却要工人缴纳企业拖欠的那一部分，并且还有滞纳金。不然不给办理。企业已经无力缴纳，只好工人自己缴。这是对工人的极大不公。
现在大部分的国企就像患上绝症已病入膏肓的病人，在苟延残喘，就是有回天之力也难以救生。重要的怎么样安排好后事，不要引起不必要的矛盾和震荡，以便于其脱胎换骨而转世再生。
二．国企当前必须解决的问题
表层上看国企当前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人员的安置补偿，资产的处理，以及下一步的“转世再生”。
国企改制说白了就是要甩包袱，卸掉企业不应承载的一些责任和负担，还原它以盈利为目的的本来面目。从人事制度方面来说，企业有用人的自由，员工也有选择的自由。形成资本方出资金劳动方出劳力的自由结合以及自由流动。现在的买断工龄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跟员工的关系就是一种资本和劳动力的结合关系或者是雇佣关系。由于涉及到意思形态的问题我们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我在1998年就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企业普遍存在的自谋生路与企业两不找的职工问题。你不找企业，企业也不找你。但存有后遗症，手续没办清，说不明道不白的，现在没事好说，有事了来找企业，闹起纠纷了还真说不清。事实证明这样的问题出现了。
而现在由于企业所剩资源不够文件规定给予职工的补偿标准，给职工补偿多少、以及截止到什么时候不能圆满地划上句号，这样，拖的时间越长所付出的代价越大。不仅仅体现在金钱上，更重要的挫伤职工对改革的信心和对政府的信任。这些问题用拖的办法是不会拖没有的，只能让问题越积越大，矛盾越积越深。不能放任不管，避免重现更多的问题。
职工的补偿问题，指望企业自身已无能为力。我认为，在现在这个特殊时期可以采取一些特殊的政策，成立一个临时的专门机构，统筹安排企业的改制。
针对一些不能自顾的企业，政府应该想办法拿出资金先把承诺给职工的东西兑现了，等企业改制后再收回。这样企业才能顺利改制。
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政府控制着资源，分期分批地逐步变现，从而可以避免一窝风地卖企业引起国有资产的贬值。
如果给国家公务员涨工资其中一个理由是刺激国内消费能成立的话，那给予工人的补偿其不是更能起到这个作用。况且这又是工人的养命钱，是必须花的。
也许政府以资金困难为由不能承担，但是，政府可以少上点什么工程，完全是能做的到的。有些问题不是没办法，而是去不去想；有些事情不是不能做，而是愿不愿做。
然而，也并不是说让政府包办一切，还要充分调动厂长经理的积极性。因为现在不少国有企业乱到仿佛是一锅粥，人们躲之不及，上级机关人员根本不愿意涉足企业这汤浑水。被派到企业的机关人员，无论企业改制成什么结果与己无关，不深意去操心。这种时候要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实际上就是厂长经理的积极性。令人失望的是现在不少的企业领导对改制心有余悸，缺乏积极性。也许现在能支撑局面完全在靠一种责任心。
主要因为，现在社会上特别是网上对国企改制的争论很激烈，再加上现在不少企业的改制不是很顺利或者效果不是很明显或者是改制后走上歧路，使厂长经理产生畏难和犹豫，有一种等等看的思想，缺乏积极主动的行动；再是企业的资产状况恶化，企业处于停产状态；三是不少的厂长经理个人没有经济实力，即便是企业的资产状况良好，厂长经理积极去推动改制也是在为他人做嫁衣裳。改制的结束也是厂长经理使命的结束。换句话说，企业改制如果厂长经理不能成为大股东的话，那么他自己积极进行改制就是在砸自己的饭碗，在危及自己的地位和利益。这样的结果未必能得到领导的理解和同情。响应政府的号召，勇敢牺牲自己的利益，积极推动企业改制的厂长经理最终落了个无人管无人问的地步，还怎么能指望他们积极呢？所以现在有一句看似玩笑的话：不能相信组织了，要相信朋友。
一个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是与他所能掌握的资源成正比的。现在由于企业基本上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职工在某种程度上不依靠企业，所以现在的厂长经理领导力大大削弱，开展工作的难度非常之大，被指着鼻子挨骂的不乏其人。上面是因为工作不力挨批，下面是因为工作积极挨骂，成了受气桶，成了钻进风箱的老鼠，两头受气。
以现在厂长经理的状况和预期怎么能要求他们在改制中去强力推进呢？指望用政治任务来要求对于将要一无所有的他们有多少的约束力呢？要想让厂长经理们在改制中有积极性，政府应该有相关的保护政策。
既然我们已经确定了国企改制方向就要积极地推进，至于大家所诟病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通过规范的操作完全可以避免。
三．解决国企深层次问题需要政府配套相应的政策
功夫在戏外，从深层看搞好国企改制决不是单纯企业的问题，需要政府配套相应的政策。
国企改制是个非常复杂牵涉面很广的问题。指望单方面的国企改制不可能有多好的效果。学者喜欢用一些军事术语来形容我们的一些改革，比如“攻坚战”之类的。我们知道要打好一场战役，就要做好充分的谋划和准备。如果要从一个地方突破或者撕开一个口子，也需要其它方面的配合；口子被突破或者撕开以后，后续的部队也要跟上，否则突击部队就会有被歼的可能。类比到国企改制就是要有配套措施。原来全国的国企是个大社会，一个国企就是一个小社会，它们承载着许多的社会功能。比如医疗、住房、甚至还有教育。我们国企改革中要还原企业的本来面目：就是以盈利为目的，让企业摆脱诸多的社会功能，轻装上阵。然而，当企业剥离了社会的功能以后，而这种功能社会却没能很好地承接，发生了断层。广大的职工失去了原来他们在企业的医疗、养老、住房、教育等等一系列的生活保障。这不是国企改制的错，而是政府在改革中政策转换和配套衔接上出现了问题，更是一些政策承诺在执行中不得力的问题。这种单兵突进没能配合的改革难免会出现问题招来人们的不满并遭到诟病。
我们最不愿看到的也是令人失望的是：我们的许多改革，在出台削减老百姓福利政策的执行上雷厉风行，比如教改、医改、房改；而在落实对老百姓的惠民政策时步履蹒跚，行动缓慢，比如社会保障。从这方面充分显现了一些政府在改革中急于甩包袱的心理和行为。上升到一定的政治高度就是一种不负责任。
出现这样的问题主要的是职工民主权力的断裂和缺失。以前不管如何，职工还有个表达意见的渠道，像工会和职代会，而改制后这些职能基本丧失，也就难怪有人批评由于国有企业的改制使职工失去了工人阶级领导地位，从改制前的“主人”跌落到现在的“雇员”。这种地位跌落的具体表现为：不能当家作主决定住房、医疗、就学的市场化的改革决策。这种转变和失落激起人们的强烈情绪。
也许我们不愿承认职工民主权力的最基本的权力选举和被选举权、监督权的丧失。原来这些权力职工可以通过所在的单位来行使，虽然效果打了折扣。现在大部分的职工脱离了单位，成为无主管的个人，这些权力的行使缺少了平台和渠道，从而架空了这些人的民主权力。按说这个平台和渠道应该由社区承接，而现在的社区完全不能承担这种功能。所以我所了解的一些选举就是由人代选的，而选举人根本就不知情，也不愿意操那个心。
从政府设计的改革的路径来说，也许都考虑到了，比如社保，当企业通过改制剥离了社会的功能以后，要有社会承接这种功能。企业由改制前的管人改变成出钱，就是要足额上缴医疗、养老、住房等各种费用。如果是负责的企业，它不会减少任何的社会责任和付出。问题就出在不少的企业偷奸耍滑，没能履行他们的责任，而政府又监管不力，这就造成了政府财政拮据不能承接和落实从企业转移出来的社会功能。
不能就国企改制说国企改制，而应该放眼更深层次看问题。那就是怎么样在改制中体现民主的意愿。正如“五一”温家宝在首钢说的：改革是为了工人，改革要依靠工人。
不要以为在企业失去了原来的医疗、养老、住房、教育等等一系列的保障，是因为企业改制的原因。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才是规则的受益者。而正是由“为民做主”不能还原到“由民做主”造成的。所以出现了如下问题：
在社会保障体系未能建立，不能有效保证保障大批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的情况下，大批的职工买断工龄，使相当数量的工人从此失去了岗位失去了经济来源，与此同时，住房、医疗、就学的市场化改革严重增大了群众的经济压力，从而失生活保障。
企业剥离了办社会的功能，而这种功能社会却没能很好地承接，发生了断层，在改革中政策转换和衔接上出现了问题。而国家制定新的政策过程中没有老百姓的参与。
偷奸耍滑的企业，想法设法不去上缴医疗、养老、住房等各种费用，而政府监管不力，管不好，却又不能被追究。
公务员自己给自己涨工资而没有普通老百姓的参与。
最重要的是民主的体现是要参与制定游戏规则。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才是规则的受益者。反思我们改革一方面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另一方面不少人利益相对受损。一个政府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吵吵嚷嚷几年了，至今未能实施。这说明了民主在国家大政方针制定中的缺位。如果民主不缺位，住房、医疗、就学的市场化改革会那么严重地伤害老百姓吗？
当然民主权力的体现不仅要讲工人，还有农民，全国人民。
看似这和安排国企的后事无关，事实上这才是更重要的，解决不好这个问题一切都是空话，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也得不到保障。
四．结束语
要想解决好国企的问题，现在不是让职工局限于自己企业范围搞“民主”，吵成一锅粥。企业现在这种状况，需要的不是自己当家作主，因为已经没有什么家可以当了，需要的是得到帮助和救济。如果真正要职工做主话，那就是要求政府有关部门承担责任，解决企业改制中出现的他们不能解决的问题，使企业改制顺利地进行，早些脱胎换骨，早些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