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玲
中国人口科学 2005年07期
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国家无不面临地区差距增大、贫富分化显著和民族矛盾趋于尖锐的社会问题。如果政府和社会不加大干预力度，后进地区和弱势群体势必陷入边缘化的境地，从而危及社会稳定、社会融合和社会凝聚。前苏联和俄罗斯经济改革的历程为此提供了例证。如果说社会稳定、社会融合和社会凝聚的含义还不够确切的话，从其反义词则很容易理解这些范畴，那就是社会动荡、社会疏离和社会分裂。如何在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通过公共支持援助弱势群体、促进后进地区和少数民族的发展，既是对转型国家公共政策的挑战，也是对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挑战。围绕这一主题，我们已经进行了5年的藏族聚居区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注：本课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主任王洛林主持。课题组于2004年6月28日至7月8日在四川省大邑县、九寨沟县和松潘县调研，得到调研地区各级政府和村委会的通力支持，同时受惠于调研农牧户的热情接待和卓有成效的合作。课题组在成都期间，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和四川大学的同行安排了高效率的学术交流。在与地方政府的联络过程中，得到陈奎元院长的帮助。谨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藏区生态环境脆弱不利于制造业发展，不少人都曾设想把旅游业作为藏区经济的增长点（中国科学院，2005）。问题是，青藏高原虽然壮美，却并非所有的地方都适合旅游或者说足以吸引游客，旅游业不可能覆盖所有的藏族聚居区。即使是在旅游业已经发展起来的地方，居民的受益程度也会由于居住区位、个人社会经济特征和旅游管理制度等因素而各不相同，有些群体甚至难以受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怎样的经济不平等？经济不平等程度加大对社会凝聚和社会融合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当地民众和政府是如何回应旅游业发展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的？2004年7月上旬，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奔赴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调研。
阿坝州有13个县，是个多民族混居的地方，居民不止有藏族和羌族，而且还有回族、满族和汉族。九寨沟位于南坪县，只因前者闻名遐迩而后者鲜为人知，南坪县遂更名为九寨沟县。松潘县是红军长征中爬雪山过草地的地方，旅游景点黄龙彩池就位于该县。我们把在阿坝州调研的地点定在九寨沟县和松潘县，主要是为了观察旅游业对藏民生活的影响。结果不但实现了预期的田野工作目标，而且还看到改革开放政策对不同民族之间社会经济文化交融的促进、西部开发政策带给当地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的改善、以及因此而导致的农牧民家庭福利的增加。下面拟采用案例讨论的方式对这次调研中观察到的事实展开分析。
一、被排斥在就业市场之外的群体
在中国农村现有的贫困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居住在生态脆弱、土地产出率低的山区。其实，恶劣的生态环境往往也是他们收入低下、食品无保障的首要原因。为了突出这一点，我们把这种贫困现象称为“生态贫困”。在现实生活中，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的措施从长远来看具有缓解乃至消除生态贫困的作用，但如果没有食品救济一类的配套政策，这些生态贫困人口可能还会在短期内加剧贫困。中国的退耕还林政策设计避免了这种短期负面效应。
退耕还林政策原本是为了实现水土保持和改善生态环境而设计的。我们的调查表明，这项政策在实施过程中还产生了社会保护的作用。初到九寨沟、松潘县就不难看到，退耕的坡地上丛林茂密，不仅涵养了水土，而且为这一带增添了旅游价值。课题组通过在九寨沟县马家乡甘沟村调研注意到，退耕政策还有一个副产品，那就是与之配套的粮食补助政策为原先饱受饥饿之苦的贫困农户提供了食品保障。
与四川省的汉族聚居区相比，阿坝州可谓幅员广阔人口稀少，8424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平均每平方公里大约有10人。可是这里多为陡峭的山坡、贫瘠的高原和暗藏沼泽的水草地，可耕地并不多，平均每人将近1亩（阿坝藏羌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网，2004）。更成问题的是，这里既无成都平原那样肥沃的土地又无那里得天独厚的温暖气候，农作物只能种植一季，平均每亩粮食产量不足200公斤（四川省统计局，2002）。那些挂在陡坡上的地块产量就更低了，据九寨沟和松潘县一带的农民介绍，在最好的年景里每亩小麦也收不到100公斤，农户退耕的田地，正是这些边缘地块。政府对退耕农民提供为期5～8年的粮食补偿，当地的补助标准是每年每亩退耕地100公斤左右大米或者面粉，每半年兑现一次。补助标准高于退耕地块的实际产量而又不受年景影响，所以这项政策很受欢迎。在林业部门和基层政府的监督指导下，退耕农民在自家地块上认真执行了育林和管护任务。实际上，这也是农民获得退耕补助粮的前提条件之一。从这个角度来看，退耕还林政策还包含了以工代赈的因素。
甘沟村位于九寨沟景区的山背面，是一个纯藏族村寨，居民有20多户，分布在一面向阳的山坡上。我们在村头遇到三五个妇女，说明来意便被邀请到其中一个叫央宗的妇女家门口落座。笔者每提一个问题，就会有好几个人争着回答或者互相校正说法，无形中增加了访谈的信息量。这几位藏族妇女都没上过学，却能讲流利的四川话，也能用普通话交谈。甘沟村的人即便是文盲也差不多能说汉话。平时经常听广播、看电视，去乡里办事或者到县城买卖东西，自然就学会了。
然而，像她们这些没有上过学的人即使会说汉话在外面也找不到工作。九寨沟景区宾馆、饭店招工要的是大中专和高中生，最低文化标准也是初中毕业。甘沟村里与她们年龄相仿的人几乎都是文盲，所以谁也没有到山那边上过班，村里也没有人去九寨沟做买卖。
央宗家原有11亩地，退耕5亩，每次从粮站拉回300来公斤大米的补助。自己耕种2亩马铃薯，一年能收1000公斤；3亩玉米，总产量大约1500公斤；还有1亩黄豆，收50公斤左右。大部分玉米用来喂猪，一年养两头。收获的粮食中只有黄豆多半出售，每公斤2元。此外，地头上的辣椒和花椒每年能卖几十元钱。前两年家里最大的现金花费是央宗两个妹妹的学费，每人每学期100元。现在需要花钱的地方主要是电费，每月20元；一年喝茶用的酥油，大约花100多元买5公斤。家里最主要的现金来源是挖药材，村里各户差不多都是如此，平均每个劳力一年挖的药材能卖300多元。采集的药材和野菜需要晾干后拿到县城去卖，有时卖给公家的商铺，有时卖给私人，价格由买家定。妇女们都认为价格被压得太低，如黄芪，5公斤鲜货才能晒出1公斤干药材，只能卖2元。
央宗现年25岁。10年前央宗的母亲去世前在南坪县住了25天医院，欠下6000元的债务，至今尚未还清。央宗和姐姐因家里太穷没能上学。弟弟19岁，是家里惟一的男孩，上过4年学。大妹16岁，二妹14岁，都已小学毕业。父亲和继母生了一个小妹妹，今年才5岁。继母40岁，和前夫有4个儿女，其年龄分别为19岁（女）、17岁（男）、15岁（女）和13岁（男）。两家目前的状况都是人多地少、生活贫困，如果没有退耕还林的补助粮，难以温饱。
笔者问甘沟村近20年是否实行过计划生育，在场的人都点头说“有政策”。央宗的父亲曾为她二妹（第五孩）和小妹的出生分别交过800元和1500元的罚款。由于父母那一代人认为儿女多干活的人也多，所以明知会罚款也要违反政策。央宗这一代每个小家庭都不会超过两个孩子。据说，当地的计划生育政策比以前严了，生育第三孩算是超生，规定罚款12000元。央宗的表姐王香兰说，就是不罚款，也不打算超生，因为养不起。她和丈夫都没读过书，不能让孩子再当文盲。这个小家庭原有6亩地，退耕3.2亩，一年能有300多公斤补助粮。耕种的2.8亩地里打下的粮食和喂养的猪都自家消费。种的结球甘蓝、大白菜和辣椒，也用于自食。全家一年买3斤酥油，没有买新衣服，一个月的电费不到5元，村里的自来水不要钱。然而，因看病欠下的3000元，按照她家目前的情况，还账遥遥无期。
从央宗和王香兰家当前的生产、收入、物质和精神消费状况来看，她们的家庭只是在勉强维持生存而几乎未能参与近年来的社会经济发展。甘沟村的年轻妇女及其父老兄弟由于没有受到足够的基础教育而被排斥在劳动力市场之外，因而不可能获得打工和创业收入。笔者在西藏遇到的四川省青壮年民工至少受过初中教育，表明那里非农就业岗位的受教育程度“门槛”设在初中水平。从央宗她们提供的信息可知，九寨沟景区的就业“门槛”显然被提高到专科或高中水平。这就使甘沟村的人既不能融入劳动力流出的大潮中，也无法受益于当地旅游业发展创造的就业岗位。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成为社会的边缘群体。
如果说退耕补助政策使所有退耕人家受益的话，类似甘沟村农户这样的贫困群体受益最大，因为舍此他们就可能会陷入饥饿。从这个角度看，退耕补助对贫困人口具有救济作用。鉴于受益的贫困户还承担着护林职能，这种救济实质上是通过以工代赈的形式实现的。由此可以引申出如下政策建议：退耕补助计划年限到期之后，有必要借助此类形式继续向贫困户发放以工代赈口粮，以便一方面巩固退耕还林的生态成果，防止毁林开荒现象反弹；另一方面，通过这种积极的生存保障策略扶助贫困群体摆脱边缘化处境。当然，这一措施还应辅以针对贫困群体的扫盲项目、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保障、计划生育、技能培训和信息服务等多种援助措施，才有可能从根本上缓解乃至消除生态脆弱地区的贫困。至于那些非贫困退耕户，在粮食补助期满之后政府可以考虑给予少量象征性货币补贴，以激励其参与护林行动，或者作为国家对退耕户林地使用权的支付。
二、社会经济不平等与基础教育不平等
近年来，就业市场的教育水平“门槛”逐渐提高，促使中国老百姓更多地投资于子女教育，这无疑有利于人力资源的发展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然而教育费用的飞涨使得中低收入家庭不堪重负，更把贫困家庭的子女逼入教育无保障的境地。如果从家庭消费支出的角度观察贫困现象，仅仅是基础教育支出就使一些处在贫困线边缘的农民家庭陷入贫困。为了叙述方便我们暂且把这种贫困称为“教育贫困”。与此成为鲜明对照的是，一些在市场化进程中占据社会或经济有利地位而先富起来的人家，从基础教育阶段起就把子女送入贵族式教育的轨道。社会经济不平等和基础教育不平等交互作用，加剧了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群体在人生起点上的不平等。笔者在九寨沟和松潘县调研时记录的几个人物经历，正是这种状况的写照。
（一）低收入者如何为子女教育打工
这几年去中西部农村调查，几乎随处可见“教育贫困”现象。那些处在贫困线边缘的农民几乎都在为子女教育打工，在松潘县黄龙彩池景点抬滑竿的轿夫杜某就是其中的一个。杜某今年40岁，家住距离景点2公里的小河镇小河村，婚前生活在一个人口众多的汉族大家庭，婚后分家带出来自己名下的1亩地，前些年修公路被占用半亩，得到3000元补偿金。杜某夫妇均无学历，凭借非农体力劳动谋生。杜某当过9年矿工，小矿被关闭后，经亲戚介绍进了滑竿队。虽然在海拔3000多米的山道上抬滑竿十分辛苦，但轿夫位置的竞争却非常激烈。而且每天无论挣多少钱，都必须向公司交30%的管理费。
每年4～10月是黄龙景区的旅游季节，到这里来的人多数愿意爬山，只有少数人坐滑竿，轿夫们只能在调度指挥下排队等生意。因为食品涨价，杜某夫妇除了吃饭，几乎不再花什么钱，挣的钱差不多都花到两个孩子身上。女儿15岁正在读初中三年级，儿子13岁上初一。每个孩子每学期需要花费1000多元。杜某抬滑竿有时一天挣50～60元，有时候挣10元，只有在“五一”旅游黄金周的时候一天能挣100元。妻子打零工（目前正在修路）一天收入20～30元。他家去年修房子欠亲戚4000元的债，估计年底之前能还清债务。杜某认为，只要身体不出毛病，就能抬滑竿供儿女读书；只要孩子能考上更高级的学校，他和妻子再苦再累也愿意。但是，他们能否供两个孩子完成初中学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抬滑竿的收入，但这笔收入却并不稳定而且也无保障，因为杜某的就业岗位和健康都存在着不可预见的风险。这表明，类似这样的非贫困农家的孩子，要完成9年基础教育实质上还是没有财务保障的。就算杜某没有健康和就业风险，一年能抬200天滑竿，每天能挣40元，扣除他个人的饭钱还能剩6000元左右。当地供养一个高中生或中专生每年最少要花费4000元，如果没有其他财力支持，杜家孩子注定会有一个不得不辍学。
相比之下，九寨沟县漳扎镇龙康村的贫困户就幸运多了。这个村距离九寨沟景区大门5公里左右，是个聚集着120多户人家的藏族村。自从景区管理机构规定沟里不准经营旅馆后，龙康村有不少人家抓住这个机会在沟外开旅馆、搞运输、经营餐馆商店等等，很快进入高收入阶层。但也有少数农户缺少具有创业能力的人力资源，难以利用眼前的机遇，因而落人低收入群体。不过，由于镇政府和村委会牵线搭桥，这些户里每家至少有一个劳动力由景区管理局安排在沟内外当环卫工，每月工资600元，这就使龙康村的贫困户脱离了绝对贫困。村里人说到贫困户，只不过是在相对意义上区分了贫困和非贫困。
笔者在龙康村走访了一家贫困户，有祖孙三代5口人：83岁的奶奶、同为45岁的户主夫妇、18岁的儿子和13岁的女儿。户主夫妇都没上过学，幸好有村委会照顾，否则他俩不可能找到有稳定收入的非农工作。目前户主在景区内当了3年多清洁工，妻子也开始在景区外做清洁工作，两人每月工资合计1200元。在没有得到这份工作前，其收入只能来自耕种2亩地、养1头猪和上山挖药材。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供养两个孩子读书。目前女儿在县城上初一，儿子刚拿到成都一所中专学校的毕业文凭。儿子上学3年，每年需要4000元左右。如果父亲没有景区这份工作，就无法供他完成学业。
从上述案例不难看出：(1)以农民家庭食物消费为主的生存标准作为确定贫困线的依据，现在已经远远不够了。因为非农就业日益成为农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就业标准中对劳动者基本健康和基础教育水平的要求逐渐增加。(2)生活在现有贫困线以下的农户（年人均纯收入不足625元），不仅需要食品救济，还需要基本医疗和基础教育援助。(3)没有稳定的非农收入来源、生活在贫困线边缘的农户，难以为子女的基础教育提供财务保障。这种状况一方面提醒政府和公众，需要尽早采取行动遏制教育市场化、尤其是基础教育市场化的趋势，制止教育机构特别是公办学校肆意增加收费项目和提高收费水平的行为；另一方面，有必要把基础教育费用计入家庭生存消费标准，或者说提高现有的贫困线水平，以便双管齐下，从帮助贫困户提高收入和援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两方面同时入手来缓解“教育贫困”。
（二）偏好高价学校的社会经济含义
九寨沟旅游业的兴盛，首先使居住在沟内风景点跟前的家庭受益，或者说赋予他们经济区位优势。这些家庭不仅用旅游业收入提高生活水平，而且不惜投资于子女教育，送孩子去成都上寄宿学校。九寨沟里的树正寨几乎家家都选择这种教育模式。
树正寨是个纯藏族村，与九寨沟著名景点“树正瀑布”和“树正群海”之间只有一条景区公路相隔，而它所在的山坡本身就是一道风景线，可以说整个村庄都处在旅游的“漩涡”里。从1992年起，村里的住户已不再是农户，因为当地政府为了改善九寨沟的生态环境和旅游条件，规定沟内的农户放弃种养业。全村的农地一律退耕还林，政府按每亩地每年75公斤粮食的标准向村民发放退耕补偿。由于那时候旅游业早已成为住户的主要收入来源，这项政策的贯彻没有遇到实质性的困难。前几年，景区管理局就开始规定沟内不允许办旅馆，于是树正寨的村民少了这项收入。但作为补偿，所有住户皆可凭户口本每人每月从管理局领取500元，从而获得了一笔旱涝保收的生活费。此外，管理局只给这些居民户租用诺日朗旅游中心售货柜台的权利，同时禁止九寨沟外的居民进入景区做买卖。这一方面保证游客的观光活动不受叫卖干扰，另一方面也保障了沟内居民的商业利益。当然，树正寨的村民还能继续在村道两旁开商店。据龙康村的人们介绍，树正寨是全县最富裕的村，人均年收入至少上万元。
笔者在树正寨走访了一家正在装修房子的居民户，户主夫妇没有说明他们目前的商业收入，但从家庭住房质量和消费支出规模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其殷实的财力。这栋木结构为主的楼房占地大约200平方米，1989年建成，当时耗资12万元，今年预算装修和装饰支出60多万元，主要花在建筑材料、油漆费用和木工、画匠工资上。笔者在客厅遇到主人请来念诵平安经的4位僧人，户主朗某说，这样的法事他家一年要做6～7次，每次1～2天。僧人不论资历深浅，一律管吃管住，并给僧人每人每天30元。家里的两个孩子都在成都市上寄宿学校，不算他们夫妇每学期去学校接送和探视子女的花销以及请老师代为保管的零花钱，每个孩子的学费、生活费、交通费和学校赞助费每年大约在16000～17000元左右。
龙康村一位宾馆店主的两个儿子，在成都市的寄宿学校读四年级和二年级。每个孩子每学期的费用大约为7000元。在九寨沟和松潘县一带，一个小学生一学期的教育费用则不到300元。显然，去成都市寄宿制学校接受小学教育的费用相当于支付当地小学教育的23倍之多。他们认为成都市教学质量高，所以不惜支付如此昂贵的初等教育费。
笔者未曾走访过此类寄宿制学校，在调研地区也没有遇到从那里回来的学生，因此无从判断当地高收入群体的子女教育决策是否经济。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孩子从小远离家庭，不可能充分享受家庭亲情和父母教育；二是藏族孩子还将因此而欠缺童年时代应有的本民族语言和文化教育。树正寨和龙康村的受访者都承认这一点。
（三）小结
受教育程度日益成为农村劳动力进入非农就业市场、并获得收益良好的工作的一个决定因素。目前，这种就业岗位的最低教育水平“门槛”处在初中水平，意味着基础教育的完成已经成为一个必要的生存条件。前述案例显示，九寨沟和松潘县的居民对此都有清醒的意识。然而相对于高昂的教育费用，贫困户的财力难以支撑子女的初中学业，来自这一群体的新增劳动者往往被排斥在劳动力流动大潮之外，使他们因此而延续了家庭的贫困；处在贫困线边缘的家庭正在奋力托举自己的孩子翻越这道“门槛”，以求借助知识改变后代乃至整个家庭的命运；高收入住户则把子女送入了“贵族教育”轨道，其目的已经不仅是瞄准收益良好的非农就业机会，而是立足于家庭现有财富基础上的守业和创业，并且继续提升个人和家庭的社会地位。不同收入群体在子女教育上的决策行为，生动地展现了基础教育不平等背后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因素及二者交互作用的链条。
这一链条改革开放前即有之，只不过在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以前所未有的强度表现出来。它最清楚不过地向政府和公众表明，贫困并非是个人的过失而本质上是社会经济不平等因素所致。个人在占有人力资源、物质资源、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方面的先天优势虽然未必保证后天的成功，但先天劣势必定降低个人的竞争力。来自贫困家庭的儿童在孕育期间就极有可能因为母亲营养状况不良和过度劳累而发育不良，出生后还可能由于营养和照料不足而生长缓慢，此后在获得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服务方面的困难则进一步阻碍他们的发展。正因如此，我们才会看到在经济市场化进程中，贫困群体缺乏主动寻找市场机会的能力，也难以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所以，对贫困群体的援助并不意味着非贫困群体的施舍，而是为了实现社会公正目标的必需。通过政策干预来缩小教育不平等和健康不平等程度，属于在市场竞争起点上减少社会经济不平等的措施，因而也是维护社会公正、促进社会融合的一种重要手段。
虽说市场化条件下基础教育层次之上的多元化教育形式无可非议，但是贫困人口和低收入群体的基础教育无保障却无疑是需要政府干预的问题，是一个需要公共支持的领域。在九寨沟和松潘县，这种支持已经出现，例如私人经营的交通车对学生实行半价，政府对来自边远乡村的县城中学学生给予每学期80元的生活补贴，等等。但这并不足以保障贫困学生能够完成初中学业。由此可以引申出如下政策建议：(1)把基础教育费用计人家庭生存消费标准，或者说提高现有的贫困线水平，以便反映贫困家庭中的基础教育支出缺口。对家庭基本医疗支出的财务缺口也可照此办理。(2)从中央政府每年拨付的扶贫资金中“切出一块”，对标准调整后确认的贫困户发放基础教育券及基本医疗券。这样做，一方面可以校正以往政府在扶贫资金使用上偏好物质资本投资的倾向，这种扶贫投资的效率已经日益递减；另一方面能够借助人力资源投资取向的扶贫措施减少市场竞争起点上的不平等。
三、经验和信息带来机遇
在生态环境脆弱而人口又相对集中的高原地带，农牧业发展的余地并不大。农牧民要增加家庭收入，只能倚重于在非农领域寻求创业和就业机会。为此，需要个人具备捕捉和利用信息的能力。正规教育虽然由于提供知识或技能而有助于培养这种能力，但这并非是事情的全部。历史经验、传统智慧、社会阅历和人际交往等等，对于搜寻发展机遇和创业就业同样重要。这些指标所代表的人生经历，本身就是人力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改革开放对劳动力流动的刺激、市场化对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促进、以及旅游业带来的新增社会交往等因素，将九寨沟和松潘县一些远离风景点的社区和村民引领到经济发展的路口。
（一）多样化经营的藏家商贾
很久以前，阿坝地界上的商人就往返于四川汉区和青海、西藏之间，做着茶—盐互换和粮食、皮张买卖之类的生意，不经意间扮演了连接藏汉经济文化的纽带角色。这种商业传统和经验流传下来，在近20年的改革开放中与现代市场知识融汇在一起，熏陶出新一代的藏家商贾。松潘县山巴乡的山巴村，就是一个藏族商业精英聚集的地方。笔者在村里走访的泽旺能周，便是其中一位精明的商贾。
在九寨沟和松潘县50多岁的农牧民当中，泽旺夫妇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两人都小学毕业。早在公社时代，他俩就开始凭借上山挖药材和在生产队干活（1.2元／工日）积蓄资金。1993年，泽旺带了数千元盘缠和两个同伴一起顺着青藏线（公路）乘车去拉萨朝佛，然后沿川藏线返乡，历时2个多月，一路寻找商机，总共花销大约3000～4000元。这趟旅行是泽旺经商的起点。在那曲牧民家，他看到还在用油灯照明，就想到西宁有一家制造太阳能照明设备的厂，当即产生做这桩生意的想法。1995年，泽旺做成第一笔长途贩运太阳能灯具的生意：1998年从零售转为批发；2000年，扩大了经营范围，除了太阳能灯具还销售摩托车。
泽旺家共有11口人，是三代同堂的大家庭，住在一座占地200平方米左右的3层小楼里。通过分工使整个家庭成了亦农亦工又亦商的大户。家中的传统生产活动是农牧业，主要由儿媳一家负责。家里原有承包地26亩，退耕还林7亩，现在耕种的19亩农地上种植青稞、胡豆和马铃薯。正常年景里每年大约可收获1000公斤青稞、1500公斤马铃薯和2250公斤胡豆。胡豆全部用来和小贩对换大米和白面，对换比例为75公斤胡豆：50公斤大米或面粉；部分马铃薯则以5:1的比例对换成青稞。家里的种植业还包括蔬菜生产，这与粮食生产一样，是供自家食用的。由于自产自食的蔬菜品种趋于单一，他家还要时常买菜吃。与其他村民相似，家庭消费的肉和奶大部分是自家养殖业和放牧业的产品，余者从市场购得。
除了商业和农业，泽旺家还经营机械化挖沙业。这个行当是泽旺的长子和次子与村里另外3户人家合伙经营的。2002年，他们每家投资15万元，出两个劳力，共同贷款数十万元，购买了挖沙机械。村子附近有条河，他们从那里挖了沙子卖给建筑队。到2004年夏天，这个合伙企业已经偿还全部贷款，还用自有资金又购买增添了2台机器。显然，泽旺家这种多样化的经营方式既能增加家庭收入来源，又能分散经营风险。
（二）村民领袖与社区凝聚
据笔者多年在农村调研中的观察，少数民族村庄较之汉族村庄的社区凝聚力要强得多。这可能一是由于他们多半居住环境严酷，村民之间需要更为紧密的联系来共同抵御自然灾害；二是一些以游牧业为生的家庭需要组织起来从事经济活动以取得规模效益；三是少数民族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不受其他民族侵犯而强化内部凝聚力的历史传统遗留至今使然。为了维护凝聚力而付出的努力，明显地表现在保持本民族特有的宗教信仰、生产生活习俗和节日庆典等方面。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些努力部分地与村庄公共服务和福利的供给混合在一起，负责这些服务供给和分配的村党支部和行政组织不经意间就成为一支维护少数民族社区凝聚力的主导力量。
在人民公社时期，代表国家政治经济领导意志的村庄基层组织在实施集体化生产方式的同时，还曾大力培养和推行集体主义精神，这在少数民族地区也不例外。笔者在藏区调查时注意到，公社经济和文化或多或少地暗合了游牧人口的物质精神生活传统。因此，尽管公社制度不乏束缚个人创造力的缺陷，藏族农牧户对公社时代的集体主义精神至今保有深深的留恋。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转型以及向全球化进程的融汇，使单个农牧户在自然灾害风险和市场风险面前愈益显得力量微小，农牧民在社区、行业乃至地区范围内的互助共济对于增强他们自身的抗风险能力至关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讲，集体主义精神和承担社会组织和动员功能的村庄基层组织，既是公社时代留下的一笔具有中国特色的宝贵财富，又有可能成为市场经济下维护农牧社区凝聚力的粘合剂。在少数民族地区，这种集体主义精神和基层社会动员方式还不可避免地带上丰富的民族文化色彩。笔者从松潘县山巴乡山巴村党支部书记林卡牙那里获得的信息，恰好可以具体地刻画这一点。
山巴村是个居住着104户人家的大村。村党支部现有13名党员，最年轻者29岁，最年长的71岁。近几年支部未发展新党员，因为年轻人四处做生意，难保他们是否会严格遵守党纪，所以纳新工作进展迟缓。支委会由5人组成，村委会有9个干部。为了节约组织成本，有些村干部在这两个机构中交叉任职。在为村民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党支部和村委会成员通常都是相互配合做工作。县财政对村党支部书记和村长每年发放1400元／人的工作津贴，对妇女主任、民兵连长、团支书和民事调解主任每年补贴460元／人。此外，还发给6名村民组长少许补贴。
52岁的林卡牙担任村干部已有20多年了。他当选的主要原因是当过兵、是党员，而且办事公道。在环境相对封闭的农牧村庄，当兵的经历对于一个青年人实质上相当于一次集中的人力资本投资；担任村干部则意味着至少获得了扩展社会交往和信息渠道的机会。林卡牙集这两种经历于一身，无疑在村里属于出类拔萃之辈。自1989年始，林卡牙经村民选举连任两届村长（每3年一届）。此间，他还当选为县人大代表。1996年，村里的老支书要求退休。自那时起，林卡牙又连续3届当选村党支部书记，成为山巴村全体党员和村民的一名带头人。最近几年，山巴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主要做了如下工作：(1)组织建设村庄基础设施。1998～1999年，修建川九公路时政府征用了村里少量耕地。所得征地款在村集体和农户之间三七开分成，集体提留的那30%征地款就用来购买自来水设施。1998～2003年，九黄机场建设中村里部分草场被征用，村集体分到的征地款用来修建了一条连接川九公路的支线，还铺设了水泥村道。修路的技术工都是外请的，普通用工按每个劳力10个土石方的标准由村民分担。村干部跟电信局联系，给自愿出资安装电话的80户村民以优惠价格集体安装。此外，乡政府给村里安装了扩音器，方便村干部向全体村民发布通知。(2)组织村民参与大型公共工程建设，分配短期就业机会。党支部和村委会借助政府征地的机会，获得组织村民参加川九公路和机场建设的优先权。据支书林卡牙估算，山巴村的村民从这两项工程中挣到的工资总计大约100多万元。正因为村领导拥有分配这类短期就业机会的权力，也就不难运用奖惩手段处理村里的公共事务。例如，修建村道时他们曾规定，凡是无理拒绝出工者将不再给予招工机会。(3)维护村庄环境卫生。党支部和村委会共同做出决定，每月派人清扫村道，各家负责保持房前屋后的卫生。(4)调节村民之间包括村民家庭内部的纠纷。(5)组织村民大会和节日庆典。山巴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分别设有季度例会，如果有特殊事情需要决策，则临时召集会议讨论。村民大会往往在春节期间召开，村干部在会上强调各户注意事项。3年一届的村委会选举，往往也在这时进行。多数情况下，从1980年起，全村每年6月份集体庆祝“仓坝节”（音译）。(6)向县委县政府打报告要求兴办旅游村（观光点），筹办民俗旅游。自2002年始，村里已有20多户人家接待游客住宿。在此基础上，村里计划兴建一个名叫“红星藏寨旅游文化村”的观光点，占地200亩，已经得到县上的批准。这个计划中的旅游点包括藏族器物古董博物馆，出售藏装的摊位，卖酥油、奶渣和牦牛肉等藏族特色食品的小店，以及家庭旅馆。为此，村里还要建一个停车场，并拓宽巷道，以便旅游大客车穿行和停靠。
很难说山巴村是否能吸引到预期的众多游客，笔者对村委会和县乡政府直接参与竞争行业经济活动的做法一直持有疑问。不过根据上述案例可以判断，山巴村的干部善于捕捉经济信息，富有创新精神，而且热心村里的公益事业。可以说，村民领袖的意义正在于为村民提供服务，并用这种公共服务维系本村的凝聚力。与多数汉族村庄的党支部和村委会相比，山巴村领导班子的服务范围要更广泛一些。他们不仅与通常的村庄领导机构一样，贯彻党的政治路线、推行国家的农村政策、在村民和政府之间上传下达沟通双方意愿、为村庄整体发展寻求资源、代表村民处理本村社会经济事务，而且还顺畅地借助传统文化资源和娱乐休闲方式密切村民关系、创造和谐气氛、增强村民的社区归属感。对此，村支书林卡牙虽然没有用语言来表达，但是他以实际行动传递出这种理念。
林卡牙一家在山巴村不算富裕人家，村里的高收入户一般都是10多年前开始外出经商积累资金、继而发展多种经营的。那时林卡牙刚走上村领导岗位，为了不耽误村务，他便立足本村求发展。他家拥有一个80多头牛的家庭牧场。每年出售8～9头牛，每头售价在700～1500元之间。牧场里有20多头奶牛，生产的酥油除了供自家食用外，还可出售50多公斤，平均每公斤售价30元。挖药材是家里另一个现金收入来源。州林业局的一个工作站租用他家两间老房子，每月付给他200元房租，租期3年。与其他村民相仿，林卡牙家的农作物也用于自家消费。不久前，他在老房子的背面盖起了一栋新房，目的是在改善家居条件的同时接待游客。无论发展家庭旅游业是否如愿以偿，林卡牙能够获得政府部门的长期租约，显然与他多年担任村干部积累起来的“人脉”或曰“社会资本”不无关联。
（三）民族交往中的相互影响
阿坝州是藏族聚居区距离“汉地”较近的地方，也是个多民族杂居的地方。当地的藏族居民即使没有上过学堂，多半也能讲流利的汉语。乡镇政府机构中不少回族和汉族干部未经专门训练，却能用藏语交流。这说明多民族之间语言相通的困难通过社会经济交往即可轻而易举地解决。语言相通对信息传递、民族和睦与少数民族发展的重要性，无论怎么估量都不过分。进一步讲，社会经济交往无形中促使参与各方相互取长补短，即使在生活环境不变的条件下也能因此而增加各自的福利。从这个角度来看，频繁交往可谓促进偏僻地区少数民族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其实，有关交往促进民族发展的判断对多数民族同样适用，何况“多数”和“少数”民族只是就全国人口而言。在特定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汉族很有可能成为当地的少数民族。出于观察民族交往的目的，本课题组在松潘县选择了一个典型的民族杂居乡——安宏乡进行调研。
据乡卫生院提供的信息，安宏乡总人口约4100人。其中，汉族将近2000人、藏族1000多人、回族800～900人，其余为羌族。由于居住在同一地域，这几个民族的居民在许多生活习惯方面都有所趋同，以至于各族居民的常见病多发病种类也有些相似，如慢性支气管炎、风湿性关节炎、心血管疾病、风湿性心脏病和肺原性心脏病等，各族患者加起来有40～50个。近两年好像食道癌和胃癌发病率较高，患者大约有20～30人，其中汉族患者占多数，回族患者较少。当地百姓多数收入不高，乡里和县里还没有实行合作医疗和医疗救助制度，农村人看病全凭自己掏腰包。若是生了小病，有钱就吃点药，没钱就算了。慢性病患者（如心血管病）即使是吃药，也是病情稍有缓解就停药。而确诊的癌症患者如果属于早期，家里会根据经济条件和患者年龄决定是否治疗。因为肿瘤切除手术加上化疗大约需要3万～4万元，仅这一笔费用，对于人均年收入才2000元左右的普通人家来说就难以承受。中晚期患者大多数人放弃治疗。显然，为了维持家庭经济安全，安宏乡农牧户多采取消极措施来应对大小不等的健康风险和疾病负担。
为了进一步了解农户生产和生活状况，笔者走访了距离乡政府不远的安宏村。安宏村有180户，1000多人，不同民族自然而然地按民族聚集成片。民族之间相安无事，每每到集市上还有商品交易。从安宏村向北大约20公里有个风景点叫牟尼沟，住的也是藏族，除了本寨子的居民以外，不允许其他村子的人去做小买卖。对此，几位汉族妇女解释说，这种做法并不包含民族歧视，而是偏向富人并且保护本寨人的利益。寨子里招商要收取固定租金，外村人只要交得起租金，无论属于哪个民族都能在那里做买卖。
如果说由于民族杂居和地理气候的缘故而使这里的汉族有什么特点的话，那么表现在饮食上，当地的汉民既喝酥油茶也吃牦牛肉，只是到冬季才喝酥油茶，消费量远远低于藏民。每年农历6月15日，汉民和藏民都去黄龙寺拜佛。回民和羌民也去那里，但并不拜佛，而只是去赶庙会。显然，黄龙庙会是一个融娱乐和宗教活动为一体的民间节日。
总之，在身处西部边远地区的藏族农牧人口中，一部分领先接受学校教育和具有创新意识的群体及个人，将传统经验和现代市场知识相结合，敏锐地捕捉非农创业和就业信息，抓住了经济市场化带来的发展机遇，彻底摆脱了贫困。可见，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机会并不仅仅属于发达地区和多数民族，欠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的崛起同样有希望。上述案例表明，人口和社会流动性越强，经济和社会交往越频繁，每个参与交往的民族、社群和个人发展的机遇就越多。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将由于活力增加而趋于更加稳定，各民族会因此而在统一的国家框架里愈益倾向社会凝聚和社会融合。
四、政策讨论与总结
如果以20世纪末一些国家内部的社会冲突对其国民经济和人民福利造成的危害为参照系，可以确认，社会稳定、社会融合和社会凝聚是保障社会成员生活质量改善的前提之一，因此也是一个发展的目标。这与中国政府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的政策目标恰好相契合。基于这一理解我们认定，阻碍弱势群体特别是贫困人口生存和发展的因素，同时也是阻碍社会融合的因素。减少和消除那些导致贫穷的社会经济原因，必然有利于促进社会融合。与此同理，具有缩小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功能的政策、能够促进民族平等和性别平等的制度、以及给予家庭和个人生存安全的社会保障措施，都有利于增强社会凝聚力。进一步讲，以社会融合与凝聚为前提，才能获得可持续的社会稳定。有鉴于此，我们拟将对前述案例做进一步的分析讨论并归纳。
第一，确认最需要扶助的脆弱群体。阿坝州的案例表明，在欠发达的农牧区，不同社会群体的生活状况业已差别巨大。一些在旅游商贸行业占有先机的群体，即使与发达地区的中高收入群组相比，财力也不显单薄。处于不利经济区位和欠缺人力资本的群体，有的还在贫困线边缘挣扎，有的依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帮助这些群体摆脱贫困，理应成为西部大开发、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和扶贫项目的一个重点。进一步讲，公共援助需要优先扶持贫困人口，而非泛泛一般地援助少数民族，因为少数民族和汉族人口当中都有收入高低之别和社会地位强弱之分。在贫困人口中，少数民族、妇女和老龄人口等群体需要更多的公共支持。原因在于，这些群体由于受到现有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框架的限制，或者出于历史文化和生存环境的影响，与其他贫困群体相比往往处于更为脆弱的状态（Burgess等，1991:45～46）。
第二，食品援助政策仍需长期实施。20年前，中央政府制定的扶贫政策目标是优先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这在上亿人口还没有获得食品保障的情况下，当属可行性最强的政策。到现在，当年的贫困人口中多数已借助扶贫项目，通过提高土地产出率解决了吃饭问题。但是在生态环境极为脆弱的地方，这种措施难以奏效。我们看到，九寨沟和松潘县一带的贫困人口是依靠退耕还林项目的补助粮得到食品保障的。可见，温饱问题的完全解决还有待时日。食品援助对于最贫困的群体，具有不可或缺的生命维持作用。无论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还是直接救济的办法，食品援助都应成为一项瞄准突然受灾人口和长期贫困群体的政策手段。
第三，就业促进导向的扶贫政策和人力资源投资政策。对于防止贫困人口边缘化的目标而言，仅仅解决温饱问题还是远远不够的。国内外近年来的扶贫经验显示，就业岗位既是大多数人口的主要收入来源，又是贫困群体摆脱贫困的主要出路。健康和教育不仅是影响劳动者就业的两个决定性因素，而且还由于其决定劳动力的质量而对企业是否选择新技术和进入新市场产生影响(The World Bank,2004:136～156)。阿坝州旅游企业招工设置的受教育程度“门槛”，目前对于当地大多数农牧人口来说都难以逾越。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出，在非农就业日益成为农牧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情况下，扶贫政策的目标必须扩展到帮助劳动者获得基本健康和基础教育水平的层面。2003年SARS灾难过后，中央政府支持下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和医疗救助项目已经开始实施。温家宝总理在2005年“两会”召开期间宣布，不仅从当年起，免除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的书本费、杂费，并补助寄宿学生生活费；而且还将于2007年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这一政策。目前的问题已经不在于政府是否投资健康和教育，而是如何投资、怎样管理、如何保证低收入群体和贫困人口受益。倘若不能从制度上规范教育和健康服务提供者的行为、遏制相关行政管理机构的自利动机、惩治公共资源分配中的腐败，无论中央政府投资多少，获益的可能多半都是项目管理者和服务供给者，而不是最需要帮助的低收入群体和贫困人口。反之，如果能够有效地将公共援助资源传递到政策预期瞄准的目标人群，那就不仅可以减轻农牧区低收入家庭的基础教育和基本健康支出负担，而且有可能增加和释放这部分人口的其他生存消费需求，促进消费品市场的繁荣。因此，有效的教育和健康扶贫政策还有可能部分地校正物质资本投资旺盛而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的现状。
第四，提供创业就业指导和服务。以往的地区发展和扶贫战略注重利用公共资源扶植个别“支柱产业”和“龙头企业”。这在短期内有可能收到经济增长的效果，但如果没有辅以其他就业促进措施，在长期内却无益于社会融合。九寨沟和松潘县旅游业发展的案例显示，政府扶持的“支柱产业”和“龙头企业”即使能够成功运行，所覆盖的受益人口相对于当地总人口而言也极为有限。在游离于这些行业和企业之外的农牧劳动者当中，只有那些生活在具有公共财力和社会凝聚力的村庄里的人，得到过村领导机构给予的非农就业支持，余者实际上仍然处在难以获得公共援助的境地。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于居住在偏僻农牧区的少数民族劳动者来说，意味着艰难而惊险的人生转折。在从乡村到城市、从传统农牧业到现代工商服务业、从本民族聚居地到多元化人口密集区的迁移中，少数民族劳动者面临的创业和就业风险较之多数民族更高，他们应对生存环境突变和就业门槛提高的难度也更大。因此，亟需学习和指导。我们的调研表明，截至目前，这种学习和指导主要是劳动者通过熟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实现的，政府和社会机构未曾给予实质性的帮助。这显然不利于促进劳动力转移和赋予转移者经济安全感和社会认同感，从而需要政府从如下几个方面人手扭转现状：(1)从扶贫资金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资金中划分一定的比例，用于劳动力流出地的培训项目。培训内容不仅仅限于技能，而且还应包括城市生活常识、劳动保护知识和信息搜寻技巧，等等。(2)将农村劳动力就业指导纳入城市劳动管理部门的服务范围，资助建立非营利服务网络，对进城的农村劳动者提供就业信息和临时住所。(3)推进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教育改革，设计适应就业需求的知识和技能课程，为新增少数民族劳动力创造参与社会经济交往和获得创业就业信息的机会。
作者介绍：朱玲，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作者：朱玲
中国人口科学 2005年07期
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国家无不面临地区差距增大、贫富分化显著和民族矛盾趋于尖锐的社会问题。如果政府和社会不加大干预力度，后进地区和弱势群体势必陷入边缘化的境地，从而危及社会稳定、社会融合和社会凝聚。前苏联和俄罗斯经济改革的历程为此提供了例证。如果说社会稳定、社会融合和社会凝聚的含义还不够确切的话，从其反义词则很容易理解这些范畴，那就是社会动荡、社会疏离和社会分裂。如何在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通过公共支持援助弱势群体、促进后进地区和少数民族的发展，既是对转型国家公共政策的挑战，也是对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挑战。围绕这一主题，我们已经进行了5年的藏族聚居区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注：本课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主任王洛林主持。课题组于2004年6月28日至7月8日在四川省大邑县、九寨沟县和松潘县调研，得到调研地区各级政府和村委会的通力支持，同时受惠于调研农牧户的热情接待和卓有成效的合作。课题组在成都期间，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和四川大学的同行安排了高效率的学术交流。在与地方政府的联络过程中，得到陈奎元院长的帮助。谨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藏区生态环境脆弱不利于制造业发展，不少人都曾设想把旅游业作为藏区经济的增长点（中国科学院，2005）。问题是，青藏高原虽然壮美，却并非所有的地方都适合旅游或者说足以吸引游客，旅游业不可能覆盖所有的藏族聚居区。即使是在旅游业已经发展起来的地方，居民的受益程度也会由于居住区位、个人社会经济特征和旅游管理制度等因素而各不相同，有些群体甚至难以受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怎样的经济不平等？经济不平等程度加大对社会凝聚和社会融合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当地民众和政府是如何回应旅游业发展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的？2004年7月上旬，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奔赴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调研。
阿坝州有13个县，是个多民族混居的地方，居民不止有藏族和羌族，而且还有回族、满族和汉族。九寨沟位于南坪县，只因前者闻名遐迩而后者鲜为人知，南坪县遂更名为九寨沟县。松潘县是红军长征中爬雪山过草地的地方，旅游景点黄龙彩池就位于该县。我们把在阿坝州调研的地点定在九寨沟县和松潘县，主要是为了观察旅游业对藏民生活的影响。结果不但实现了预期的田野工作目标，而且还看到改革开放政策对不同民族之间社会经济文化交融的促进、西部开发政策带给当地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的改善、以及因此而导致的农牧民家庭福利的增加。下面拟采用案例讨论的方式对这次调研中观察到的事实展开分析。
一、被排斥在就业市场之外的群体
在中国农村现有的贫困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居住在生态脆弱、土地产出率低的山区。其实，恶劣的生态环境往往也是他们收入低下、食品无保障的首要原因。为了突出这一点，我们把这种贫困现象称为“生态贫困”。在现实生活中，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的措施从长远来看具有缓解乃至消除生态贫困的作用，但如果没有食品救济一类的配套政策，这些生态贫困人口可能还会在短期内加剧贫困。中国的退耕还林政策设计避免了这种短期负面效应。
退耕还林政策原本是为了实现水土保持和改善生态环境而设计的。我们的调查表明，这项政策在实施过程中还产生了社会保护的作用。初到九寨沟、松潘县就不难看到，退耕的坡地上丛林茂密，不仅涵养了水土，而且为这一带增添了旅游价值。课题组通过在九寨沟县马家乡甘沟村调研注意到，退耕政策还有一个副产品，那就是与之配套的粮食补助政策为原先饱受饥饿之苦的贫困农户提供了食品保障。
与四川省的汉族聚居区相比，阿坝州可谓幅员广阔人口稀少，8424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平均每平方公里大约有10人。可是这里多为陡峭的山坡、贫瘠的高原和暗藏沼泽的水草地，可耕地并不多，平均每人将近1亩（阿坝藏羌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网，2004）。更成问题的是，这里既无成都平原那样肥沃的土地又无那里得天独厚的温暖气候，农作物只能种植一季，平均每亩粮食产量不足200公斤（四川省统计局，2002）。那些挂在陡坡上的地块产量就更低了，据九寨沟和松潘县一带的农民介绍，在最好的年景里每亩小麦也收不到100公斤，农户退耕的田地，正是这些边缘地块。政府对退耕农民提供为期5～8年的粮食补偿，当地的补助标准是每年每亩退耕地100公斤左右大米或者面粉，每半年兑现一次。补助标准高于退耕地块的实际产量而又不受年景影响，所以这项政策很受欢迎。在林业部门和基层政府的监督指导下，退耕农民在自家地块上认真执行了育林和管护任务。实际上，这也是农民获得退耕补助粮的前提条件之一。从这个角度来看，退耕还林政策还包含了以工代赈的因素。
甘沟村位于九寨沟景区的山背面，是一个纯藏族村寨，居民有20多户，分布在一面向阳的山坡上。我们在村头遇到三五个妇女，说明来意便被邀请到其中一个叫央宗的妇女家门口落座。笔者每提一个问题，就会有好几个人争着回答或者互相校正说法，无形中增加了访谈的信息量。这几位藏族妇女都没上过学，却能讲流利的四川话，也能用普通话交谈。甘沟村的人即便是文盲也差不多能说汉话。平时经常听广播、看电视，去乡里办事或者到县城买卖东西，自然就学会了。
然而，像她们这些没有上过学的人即使会说汉话在外面也找不到工作。九寨沟景区宾馆、饭店招工要的是大中专和高中生，最低文化标准也是初中毕业。甘沟村里与她们年龄相仿的人几乎都是文盲，所以谁也没有到山那边上过班，村里也没有人去九寨沟做买卖。
央宗家原有11亩地，退耕5亩，每次从粮站拉回300来公斤大米的补助。自己耕种2亩马铃薯，一年能收1000公斤；3亩玉米，总产量大约1500公斤；还有1亩黄豆，收50公斤左右。大部分玉米用来喂猪，一年养两头。收获的粮食中只有黄豆多半出售，每公斤2元。此外，地头上的辣椒和花椒每年能卖几十元钱。前两年家里最大的现金花费是央宗两个妹妹的学费，每人每学期100元。现在需要花钱的地方主要是电费，每月20元；一年喝茶用的酥油，大约花100多元买5公斤。家里最主要的现金来源是挖药材，村里各户差不多都是如此，平均每个劳力一年挖的药材能卖300多元。采集的药材和野菜需要晾干后拿到县城去卖，有时卖给公家的商铺，有时卖给私人，价格由买家定。妇女们都认为价格被压得太低，如黄芪，5公斤鲜货才能晒出1公斤干药材，只能卖2元。
央宗现年25岁。10年前央宗的母亲去世前在南坪县住了25天医院，欠下6000元的债务，至今尚未还清。央宗和姐姐因家里太穷没能上学。弟弟19岁，是家里惟一的男孩，上过4年学。大妹16岁，二妹14岁，都已小学毕业。父亲和继母生了一个小妹妹，今年才5岁。继母40岁，和前夫有4个儿女，其年龄分别为19岁（女）、17岁（男）、15岁（女）和13岁（男）。两家目前的状况都是人多地少、生活贫困，如果没有退耕还林的补助粮，难以温饱。
笔者问甘沟村近20年是否实行过计划生育，在场的人都点头说“有政策”。央宗的父亲曾为她二妹（第五孩）和小妹的出生分别交过800元和1500元的罚款。由于父母那一代人认为儿女多干活的人也多，所以明知会罚款也要违反政策。央宗这一代每个小家庭都不会超过两个孩子。据说，当地的计划生育政策比以前严了，生育第三孩算是超生，规定罚款12000元。央宗的表姐王香兰说，就是不罚款，也不打算超生，因为养不起。她和丈夫都没读过书，不能让孩子再当文盲。这个小家庭原有6亩地，退耕3.2亩，一年能有300多公斤补助粮。耕种的2.8亩地里打下的粮食和喂养的猪都自家消费。种的结球甘蓝、大白菜和辣椒，也用于自食。全家一年买3斤酥油，没有买新衣服，一个月的电费不到5元，村里的自来水不要钱。然而，因看病欠下的3000元，按照她家目前的情况，还账遥遥无期。
从央宗和王香兰家当前的生产、收入、物质和精神消费状况来看，她们的家庭只是在勉强维持生存而几乎未能参与近年来的社会经济发展。甘沟村的年轻妇女及其父老兄弟由于没有受到足够的基础教育而被排斥在劳动力市场之外，因而不可能获得打工和创业收入。笔者在西藏遇到的四川省青壮年民工至少受过初中教育，表明那里非农就业岗位的受教育程度“门槛”设在初中水平。从央宗她们提供的信息可知，九寨沟景区的就业“门槛”显然被提高到专科或高中水平。这就使甘沟村的人既不能融入劳动力流出的大潮中，也无法受益于当地旅游业发展创造的就业岗位。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成为社会的边缘群体。
如果说退耕补助政策使所有退耕人家受益的话，类似甘沟村农户这样的贫困群体受益最大，因为舍此他们就可能会陷入饥饿。从这个角度看，退耕补助对贫困人口具有救济作用。鉴于受益的贫困户还承担着护林职能，这种救济实质上是通过以工代赈的形式实现的。由此可以引申出如下政策建议：退耕补助计划年限到期之后，有必要借助此类形式继续向贫困户发放以工代赈口粮，以便一方面巩固退耕还林的生态成果，防止毁林开荒现象反弹；另一方面，通过这种积极的生存保障策略扶助贫困群体摆脱边缘化处境。当然，这一措施还应辅以针对贫困群体的扫盲项目、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保障、计划生育、技能培训和信息服务等多种援助措施，才有可能从根本上缓解乃至消除生态脆弱地区的贫困。至于那些非贫困退耕户，在粮食补助期满之后政府可以考虑给予少量象征性货币补贴，以激励其参与护林行动，或者作为国家对退耕户林地使用权的支付。
二、社会经济不平等与基础教育不平等
近年来，就业市场的教育水平“门槛”逐渐提高，促使中国老百姓更多地投资于子女教育，这无疑有利于人力资源的发展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然而教育费用的飞涨使得中低收入家庭不堪重负，更把贫困家庭的子女逼入教育无保障的境地。如果从家庭消费支出的角度观察贫困现象，仅仅是基础教育支出就使一些处在贫困线边缘的农民家庭陷入贫困。为了叙述方便我们暂且把这种贫困称为“教育贫困”。与此成为鲜明对照的是，一些在市场化进程中占据社会或经济有利地位而先富起来的人家，从基础教育阶段起就把子女送入贵族式教育的轨道。社会经济不平等和基础教育不平等交互作用，加剧了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群体在人生起点上的不平等。笔者在九寨沟和松潘县调研时记录的几个人物经历，正是这种状况的写照。
（一）低收入者如何为子女教育打工
这几年去中西部农村调查，几乎随处可见“教育贫困”现象。那些处在贫困线边缘的农民几乎都在为子女教育打工，在松潘县黄龙彩池景点抬滑竿的轿夫杜某就是其中的一个。杜某今年40岁，家住距离景点2公里的小河镇小河村，婚前生活在一个人口众多的汉族大家庭，婚后分家带出来自己名下的1亩地，前些年修公路被占用半亩，得到3000元补偿金。杜某夫妇均无学历，凭借非农体力劳动谋生。杜某当过9年矿工，小矿被关闭后，经亲戚介绍进了滑竿队。虽然在海拔3000多米的山道上抬滑竿十分辛苦，但轿夫位置的竞争却非常激烈。而且每天无论挣多少钱，都必须向公司交30%的管理费。
每年4～10月是黄龙景区的旅游季节，到这里来的人多数愿意爬山，只有少数人坐滑竿，轿夫们只能在调度指挥下排队等生意。因为食品涨价，杜某夫妇除了吃饭，几乎不再花什么钱，挣的钱差不多都花到两个孩子身上。女儿15岁正在读初中三年级，儿子13岁上初一。每个孩子每学期需要花费1000多元。杜某抬滑竿有时一天挣50～60元，有时候挣10元，只有在“五一”旅游黄金周的时候一天能挣100元。妻子打零工（目前正在修路）一天收入20～30元。他家去年修房子欠亲戚4000元的债，估计年底之前能还清债务。杜某认为，只要身体不出毛病，就能抬滑竿供儿女读书；只要孩子能考上更高级的学校，他和妻子再苦再累也愿意。但是，他们能否供两个孩子完成初中学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抬滑竿的收入，但这笔收入却并不稳定而且也无保障，因为杜某的就业岗位和健康都存在着不可预见的风险。这表明，类似这样的非贫困农家的孩子，要完成9年基础教育实质上还是没有财务保障的。就算杜某没有健康和就业风险，一年能抬200天滑竿，每天能挣40元，扣除他个人的饭钱还能剩6000元左右。当地供养一个高中生或中专生每年最少要花费4000元，如果没有其他财力支持，杜家孩子注定会有一个不得不辍学。
相比之下，九寨沟县漳扎镇龙康村的贫困户就幸运多了。这个村距离九寨沟景区大门5公里左右，是个聚集着120多户人家的藏族村。自从景区管理机构规定沟里不准经营旅馆后，龙康村有不少人家抓住这个机会在沟外开旅馆、搞运输、经营餐馆商店等等，很快进入高收入阶层。但也有少数农户缺少具有创业能力的人力资源，难以利用眼前的机遇，因而落人低收入群体。不过，由于镇政府和村委会牵线搭桥，这些户里每家至少有一个劳动力由景区管理局安排在沟内外当环卫工，每月工资600元，这就使龙康村的贫困户脱离了绝对贫困。村里人说到贫困户，只不过是在相对意义上区分了贫困和非贫困。
笔者在龙康村走访了一家贫困户，有祖孙三代5口人：83岁的奶奶、同为45岁的户主夫妇、18岁的儿子和13岁的女儿。户主夫妇都没上过学，幸好有村委会照顾，否则他俩不可能找到有稳定收入的非农工作。目前户主在景区内当了3年多清洁工，妻子也开始在景区外做清洁工作，两人每月工资合计1200元。在没有得到这份工作前，其收入只能来自耕种2亩地、养1头猪和上山挖药材。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供养两个孩子读书。目前女儿在县城上初一，儿子刚拿到成都一所中专学校的毕业文凭。儿子上学3年，每年需要4000元左右。如果父亲没有景区这份工作，就无法供他完成学业。
从上述案例不难看出：(1)以农民家庭食物消费为主的生存标准作为确定贫困线的依据，现在已经远远不够了。因为非农就业日益成为农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就业标准中对劳动者基本健康和基础教育水平的要求逐渐增加。(2)生活在现有贫困线以下的农户（年人均纯收入不足625元），不仅需要食品救济，还需要基本医疗和基础教育援助。(3)没有稳定的非农收入来源、生活在贫困线边缘的农户，难以为子女的基础教育提供财务保障。这种状况一方面提醒政府和公众，需要尽早采取行动遏制教育市场化、尤其是基础教育市场化的趋势，制止教育机构特别是公办学校肆意增加收费项目和提高收费水平的行为；另一方面，有必要把基础教育费用计入家庭生存消费标准，或者说提高现有的贫困线水平，以便双管齐下，从帮助贫困户提高收入和援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两方面同时入手来缓解“教育贫困”。
（二）偏好高价学校的社会经济含义
九寨沟旅游业的兴盛，首先使居住在沟内风景点跟前的家庭受益，或者说赋予他们经济区位优势。这些家庭不仅用旅游业收入提高生活水平，而且不惜投资于子女教育，送孩子去成都上寄宿学校。九寨沟里的树正寨几乎家家都选择这种教育模式。
树正寨是个纯藏族村，与九寨沟著名景点“树正瀑布”和“树正群海”之间只有一条景区公路相隔，而它所在的山坡本身就是一道风景线，可以说整个村庄都处在旅游的“漩涡”里。从1992年起，村里的住户已不再是农户，因为当地政府为了改善九寨沟的生态环境和旅游条件，规定沟内的农户放弃种养业。全村的农地一律退耕还林，政府按每亩地每年75公斤粮食的标准向村民发放退耕补偿。由于那时候旅游业早已成为住户的主要收入来源，这项政策的贯彻没有遇到实质性的困难。前几年，景区管理局就开始规定沟内不允许办旅馆，于是树正寨的村民少了这项收入。但作为补偿，所有住户皆可凭户口本每人每月从管理局领取500元，从而获得了一笔旱涝保收的生活费。此外，管理局只给这些居民户租用诺日朗旅游中心售货柜台的权利，同时禁止九寨沟外的居民进入景区做买卖。这一方面保证游客的观光活动不受叫卖干扰，另一方面也保障了沟内居民的商业利益。当然，树正寨的村民还能继续在村道两旁开商店。据龙康村的人们介绍，树正寨是全县最富裕的村，人均年收入至少上万元。
笔者在树正寨走访了一家正在装修房子的居民户，户主夫妇没有说明他们目前的商业收入，但从家庭住房质量和消费支出规模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其殷实的财力。这栋木结构为主的楼房占地大约200平方米，1989年建成，当时耗资12万元，今年预算装修和装饰支出60多万元，主要花在建筑材料、油漆费用和木工、画匠工资上。笔者在客厅遇到主人请来念诵平安经的4位僧人，户主朗某说，这样的法事他家一年要做6～7次，每次1～2天。僧人不论资历深浅，一律管吃管住，并给僧人每人每天30元。家里的两个孩子都在成都市上寄宿学校，不算他们夫妇每学期去学校接送和探视子女的花销以及请老师代为保管的零花钱，每个孩子的学费、生活费、交通费和学校赞助费每年大约在16000～17000元左右。
龙康村一位宾馆店主的两个儿子，在成都市的寄宿学校读四年级和二年级。每个孩子每学期的费用大约为7000元。在九寨沟和松潘县一带，一个小学生一学期的教育费用则不到300元。显然，去成都市寄宿制学校接受小学教育的费用相当于支付当地小学教育的23倍之多。他们认为成都市教学质量高，所以不惜支付如此昂贵的初等教育费。
笔者未曾走访过此类寄宿制学校，在调研地区也没有遇到从那里回来的学生，因此无从判断当地高收入群体的子女教育决策是否经济。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孩子从小远离家庭，不可能充分享受家庭亲情和父母教育；二是藏族孩子还将因此而欠缺童年时代应有的本民族语言和文化教育。树正寨和龙康村的受访者都承认这一点。
（三）小结
受教育程度日益成为农村劳动力进入非农就业市场、并获得收益良好的工作的一个决定因素。目前，这种就业岗位的最低教育水平“门槛”处在初中水平，意味着基础教育的完成已经成为一个必要的生存条件。前述案例显示，九寨沟和松潘县的居民对此都有清醒的意识。然而相对于高昂的教育费用，贫困户的财力难以支撑子女的初中学业，来自这一群体的新增劳动者往往被排斥在劳动力流动大潮之外，使他们因此而延续了家庭的贫困；处在贫困线边缘的家庭正在奋力托举自己的孩子翻越这道“门槛”，以求借助知识改变后代乃至整个家庭的命运；高收入住户则把子女送入了“贵族教育”轨道，其目的已经不仅是瞄准收益良好的非农就业机会，而是立足于家庭现有财富基础上的守业和创业，并且继续提升个人和家庭的社会地位。不同收入群体在子女教育上的决策行为，生动地展现了基础教育不平等背后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因素及二者交互作用的链条。
这一链条改革开放前即有之，只不过在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以前所未有的强度表现出来。它最清楚不过地向政府和公众表明，贫困并非是个人的过失而本质上是社会经济不平等因素所致。个人在占有人力资源、物质资源、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方面的先天优势虽然未必保证后天的成功，但先天劣势必定降低个人的竞争力。来自贫困家庭的儿童在孕育期间就极有可能因为母亲营养状况不良和过度劳累而发育不良，出生后还可能由于营养和照料不足而生长缓慢，此后在获得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服务方面的困难则进一步阻碍他们的发展。正因如此，我们才会看到在经济市场化进程中，贫困群体缺乏主动寻找市场机会的能力，也难以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所以，对贫困群体的援助并不意味着非贫困群体的施舍，而是为了实现社会公正目标的必需。通过政策干预来缩小教育不平等和健康不平等程度，属于在市场竞争起点上减少社会经济不平等的措施，因而也是维护社会公正、促进社会融合的一种重要手段。
虽说市场化条件下基础教育层次之上的多元化教育形式无可非议，但是贫困人口和低收入群体的基础教育无保障却无疑是需要政府干预的问题，是一个需要公共支持的领域。在九寨沟和松潘县，这种支持已经出现，例如私人经营的交通车对学生实行半价，政府对来自边远乡村的县城中学学生给予每学期80元的生活补贴，等等。但这并不足以保障贫困学生能够完成初中学业。由此可以引申出如下政策建议：(1)把基础教育费用计人家庭生存消费标准，或者说提高现有的贫困线水平，以便反映贫困家庭中的基础教育支出缺口。对家庭基本医疗支出的财务缺口也可照此办理。(2)从中央政府每年拨付的扶贫资金中“切出一块”，对标准调整后确认的贫困户发放基础教育券及基本医疗券。这样做，一方面可以校正以往政府在扶贫资金使用上偏好物质资本投资的倾向，这种扶贫投资的效率已经日益递减；另一方面能够借助人力资源投资取向的扶贫措施减少市场竞争起点上的不平等。
三、经验和信息带来机遇
在生态环境脆弱而人口又相对集中的高原地带，农牧业发展的余地并不大。农牧民要增加家庭收入，只能倚重于在非农领域寻求创业和就业机会。为此，需要个人具备捕捉和利用信息的能力。正规教育虽然由于提供知识或技能而有助于培养这种能力，但这并非是事情的全部。历史经验、传统智慧、社会阅历和人际交往等等，对于搜寻发展机遇和创业就业同样重要。这些指标所代表的人生经历，本身就是人力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改革开放对劳动力流动的刺激、市场化对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促进、以及旅游业带来的新增社会交往等因素，将九寨沟和松潘县一些远离风景点的社区和村民引领到经济发展的路口。
（一）多样化经营的藏家商贾
很久以前，阿坝地界上的商人就往返于四川汉区和青海、西藏之间，做着茶—盐互换和粮食、皮张买卖之类的生意，不经意间扮演了连接藏汉经济文化的纽带角色。这种商业传统和经验流传下来，在近20年的改革开放中与现代市场知识融汇在一起，熏陶出新一代的藏家商贾。松潘县山巴乡的山巴村，就是一个藏族商业精英聚集的地方。笔者在村里走访的泽旺能周，便是其中一位精明的商贾。
在九寨沟和松潘县50多岁的农牧民当中，泽旺夫妇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两人都小学毕业。早在公社时代，他俩就开始凭借上山挖药材和在生产队干活（1.2元／工日）积蓄资金。1993年，泽旺带了数千元盘缠和两个同伴一起顺着青藏线（公路）乘车去拉萨朝佛，然后沿川藏线返乡，历时2个多月，一路寻找商机，总共花销大约3000～4000元。这趟旅行是泽旺经商的起点。在那曲牧民家，他看到还在用油灯照明，就想到西宁有一家制造太阳能照明设备的厂，当即产生做这桩生意的想法。1995年，泽旺做成第一笔长途贩运太阳能灯具的生意：1998年从零售转为批发；2000年，扩大了经营范围，除了太阳能灯具还销售摩托车。
泽旺家共有11口人，是三代同堂的大家庭，住在一座占地200平方米左右的3层小楼里。通过分工使整个家庭成了亦农亦工又亦商的大户。家中的传统生产活动是农牧业，主要由儿媳一家负责。家里原有承包地26亩，退耕还林7亩，现在耕种的19亩农地上种植青稞、胡豆和马铃薯。正常年景里每年大约可收获1000公斤青稞、1500公斤马铃薯和2250公斤胡豆。胡豆全部用来和小贩对换大米和白面，对换比例为75公斤胡豆：50公斤大米或面粉；部分马铃薯则以5:1的比例对换成青稞。家里的种植业还包括蔬菜生产，这与粮食生产一样，是供自家食用的。由于自产自食的蔬菜品种趋于单一，他家还要时常买菜吃。与其他村民相似，家庭消费的肉和奶大部分是自家养殖业和放牧业的产品，余者从市场购得。
除了商业和农业，泽旺家还经营机械化挖沙业。这个行当是泽旺的长子和次子与村里另外3户人家合伙经营的。2002年，他们每家投资15万元，出两个劳力，共同贷款数十万元，购买了挖沙机械。村子附近有条河，他们从那里挖了沙子卖给建筑队。到2004年夏天，这个合伙企业已经偿还全部贷款，还用自有资金又购买增添了2台机器。显然，泽旺家这种多样化的经营方式既能增加家庭收入来源，又能分散经营风险。
（二）村民领袖与社区凝聚
据笔者多年在农村调研中的观察，少数民族村庄较之汉族村庄的社区凝聚力要强得多。这可能一是由于他们多半居住环境严酷，村民之间需要更为紧密的联系来共同抵御自然灾害；二是一些以游牧业为生的家庭需要组织起来从事经济活动以取得规模效益；三是少数民族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不受其他民族侵犯而强化内部凝聚力的历史传统遗留至今使然。为了维护凝聚力而付出的努力，明显地表现在保持本民族特有的宗教信仰、生产生活习俗和节日庆典等方面。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些努力部分地与村庄公共服务和福利的供给混合在一起，负责这些服务供给和分配的村党支部和行政组织不经意间就成为一支维护少数民族社区凝聚力的主导力量。
在人民公社时期，代表国家政治经济领导意志的村庄基层组织在实施集体化生产方式的同时，还曾大力培养和推行集体主义精神，这在少数民族地区也不例外。笔者在藏区调查时注意到，公社经济和文化或多或少地暗合了游牧人口的物质精神生活传统。因此，尽管公社制度不乏束缚个人创造力的缺陷，藏族农牧户对公社时代的集体主义精神至今保有深深的留恋。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转型以及向全球化进程的融汇，使单个农牧户在自然灾害风险和市场风险面前愈益显得力量微小，农牧民在社区、行业乃至地区范围内的互助共济对于增强他们自身的抗风险能力至关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讲，集体主义精神和承担社会组织和动员功能的村庄基层组织，既是公社时代留下的一笔具有中国特色的宝贵财富，又有可能成为市场经济下维护农牧社区凝聚力的粘合剂。在少数民族地区，这种集体主义精神和基层社会动员方式还不可避免地带上丰富的民族文化色彩。笔者从松潘县山巴乡山巴村党支部书记林卡牙那里获得的信息，恰好可以具体地刻画这一点。
山巴村是个居住着104户人家的大村。村党支部现有13名党员，最年轻者29岁，最年长的71岁。近几年支部未发展新党员，因为年轻人四处做生意，难保他们是否会严格遵守党纪，所以纳新工作进展迟缓。支委会由5人组成，村委会有9个干部。为了节约组织成本，有些村干部在这两个机构中交叉任职。在为村民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党支部和村委会成员通常都是相互配合做工作。县财政对村党支部书记和村长每年发放1400元／人的工作津贴，对妇女主任、民兵连长、团支书和民事调解主任每年补贴460元／人。此外，还发给6名村民组长少许补贴。
52岁的林卡牙担任村干部已有20多年了。他当选的主要原因是当过兵、是党员，而且办事公道。在环境相对封闭的农牧村庄，当兵的经历对于一个青年人实质上相当于一次集中的人力资本投资；担任村干部则意味着至少获得了扩展社会交往和信息渠道的机会。林卡牙集这两种经历于一身，无疑在村里属于出类拔萃之辈。自1989年始，林卡牙经村民选举连任两届村长（每3年一届）。此间，他还当选为县人大代表。1996年，村里的老支书要求退休。自那时起，林卡牙又连续3届当选村党支部书记，成为山巴村全体党员和村民的一名带头人。最近几年，山巴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主要做了如下工作：(1)组织建设村庄基础设施。1998～1999年，修建川九公路时政府征用了村里少量耕地。所得征地款在村集体和农户之间三七开分成，集体提留的那30%征地款就用来购买自来水设施。1998～2003年，九黄机场建设中村里部分草场被征用，村集体分到的征地款用来修建了一条连接川九公路的支线，还铺设了水泥村道。修路的技术工都是外请的，普通用工按每个劳力10个土石方的标准由村民分担。村干部跟电信局联系，给自愿出资安装电话的80户村民以优惠价格集体安装。此外，乡政府给村里安装了扩音器，方便村干部向全体村民发布通知。(2)组织村民参与大型公共工程建设，分配短期就业机会。党支部和村委会借助政府征地的机会，获得组织村民参加川九公路和机场建设的优先权。据支书林卡牙估算，山巴村的村民从这两项工程中挣到的工资总计大约100多万元。正因为村领导拥有分配这类短期就业机会的权力，也就不难运用奖惩手段处理村里的公共事务。例如，修建村道时他们曾规定，凡是无理拒绝出工者将不再给予招工机会。(3)维护村庄环境卫生。党支部和村委会共同做出决定，每月派人清扫村道，各家负责保持房前屋后的卫生。(4)调节村民之间包括村民家庭内部的纠纷。(5)组织村民大会和节日庆典。山巴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分别设有季度例会，如果有特殊事情需要决策，则临时召集会议讨论。村民大会往往在春节期间召开，村干部在会上强调各户注意事项。3年一届的村委会选举，往往也在这时进行。多数情况下，从1980年起，全村每年6月份集体庆祝“仓坝节”（音译）。(6)向县委县政府打报告要求兴办旅游村（观光点），筹办民俗旅游。自2002年始，村里已有20多户人家接待游客住宿。在此基础上，村里计划兴建一个名叫“红星藏寨旅游文化村”的观光点，占地200亩，已经得到县上的批准。这个计划中的旅游点包括藏族器物古董博物馆，出售藏装的摊位，卖酥油、奶渣和牦牛肉等藏族特色食品的小店，以及家庭旅馆。为此，村里还要建一个停车场，并拓宽巷道，以便旅游大客车穿行和停靠。
很难说山巴村是否能吸引到预期的众多游客，笔者对村委会和县乡政府直接参与竞争行业经济活动的做法一直持有疑问。不过根据上述案例可以判断，山巴村的干部善于捕捉经济信息，富有创新精神，而且热心村里的公益事业。可以说，村民领袖的意义正在于为村民提供服务，并用这种公共服务维系本村的凝聚力。与多数汉族村庄的党支部和村委会相比，山巴村领导班子的服务范围要更广泛一些。他们不仅与通常的村庄领导机构一样，贯彻党的政治路线、推行国家的农村政策、在村民和政府之间上传下达沟通双方意愿、为村庄整体发展寻求资源、代表村民处理本村社会经济事务，而且还顺畅地借助传统文化资源和娱乐休闲方式密切村民关系、创造和谐气氛、增强村民的社区归属感。对此，村支书林卡牙虽然没有用语言来表达，但是他以实际行动传递出这种理念。
林卡牙一家在山巴村不算富裕人家，村里的高收入户一般都是10多年前开始外出经商积累资金、继而发展多种经营的。那时林卡牙刚走上村领导岗位，为了不耽误村务，他便立足本村求发展。他家拥有一个80多头牛的家庭牧场。每年出售8～9头牛，每头售价在700～1500元之间。牧场里有20多头奶牛，生产的酥油除了供自家食用外，还可出售50多公斤，平均每公斤售价30元。挖药材是家里另一个现金收入来源。州林业局的一个工作站租用他家两间老房子，每月付给他200元房租，租期3年。与其他村民相仿，林卡牙家的农作物也用于自家消费。不久前，他在老房子的背面盖起了一栋新房，目的是在改善家居条件的同时接待游客。无论发展家庭旅游业是否如愿以偿，林卡牙能够获得政府部门的长期租约，显然与他多年担任村干部积累起来的“人脉”或曰“社会资本”不无关联。
（三）民族交往中的相互影响
阿坝州是藏族聚居区距离“汉地”较近的地方，也是个多民族杂居的地方。当地的藏族居民即使没有上过学堂，多半也能讲流利的汉语。乡镇政府机构中不少回族和汉族干部未经专门训练，却能用藏语交流。这说明多民族之间语言相通的困难通过社会经济交往即可轻而易举地解决。语言相通对信息传递、民族和睦与少数民族发展的重要性，无论怎么估量都不过分。进一步讲，社会经济交往无形中促使参与各方相互取长补短，即使在生活环境不变的条件下也能因此而增加各自的福利。从这个角度来看，频繁交往可谓促进偏僻地区少数民族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其实，有关交往促进民族发展的判断对多数民族同样适用，何况“多数”和“少数”民族只是就全国人口而言。在特定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汉族很有可能成为当地的少数民族。出于观察民族交往的目的，本课题组在松潘县选择了一个典型的民族杂居乡——安宏乡进行调研。
据乡卫生院提供的信息，安宏乡总人口约4100人。其中，汉族将近2000人、藏族1000多人、回族800～900人，其余为羌族。由于居住在同一地域，这几个民族的居民在许多生活习惯方面都有所趋同，以至于各族居民的常见病多发病种类也有些相似，如慢性支气管炎、风湿性关节炎、心血管疾病、风湿性心脏病和肺原性心脏病等，各族患者加起来有40～50个。近两年好像食道癌和胃癌发病率较高，患者大约有20～30人，其中汉族患者占多数，回族患者较少。当地百姓多数收入不高，乡里和县里还没有实行合作医疗和医疗救助制度，农村人看病全凭自己掏腰包。若是生了小病，有钱就吃点药，没钱就算了。慢性病患者（如心血管病）即使是吃药，也是病情稍有缓解就停药。而确诊的癌症患者如果属于早期，家里会根据经济条件和患者年龄决定是否治疗。因为肿瘤切除手术加上化疗大约需要3万～4万元，仅这一笔费用，对于人均年收入才2000元左右的普通人家来说就难以承受。中晚期患者大多数人放弃治疗。显然，为了维持家庭经济安全，安宏乡农牧户多采取消极措施来应对大小不等的健康风险和疾病负担。
为了进一步了解农户生产和生活状况，笔者走访了距离乡政府不远的安宏村。安宏村有180户，1000多人，不同民族自然而然地按民族聚集成片。民族之间相安无事，每每到集市上还有商品交易。从安宏村向北大约20公里有个风景点叫牟尼沟，住的也是藏族，除了本寨子的居民以外，不允许其他村子的人去做小买卖。对此，几位汉族妇女解释说，这种做法并不包含民族歧视，而是偏向富人并且保护本寨人的利益。寨子里招商要收取固定租金，外村人只要交得起租金，无论属于哪个民族都能在那里做买卖。
如果说由于民族杂居和地理气候的缘故而使这里的汉族有什么特点的话，那么表现在饮食上，当地的汉民既喝酥油茶也吃牦牛肉，只是到冬季才喝酥油茶，消费量远远低于藏民。每年农历6月15日，汉民和藏民都去黄龙寺拜佛。回民和羌民也去那里，但并不拜佛，而只是去赶庙会。显然，黄龙庙会是一个融娱乐和宗教活动为一体的民间节日。
总之，在身处西部边远地区的藏族农牧人口中，一部分领先接受学校教育和具有创新意识的群体及个人，将传统经验和现代市场知识相结合，敏锐地捕捉非农创业和就业信息，抓住了经济市场化带来的发展机遇，彻底摆脱了贫困。可见，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机会并不仅仅属于发达地区和多数民族，欠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的崛起同样有希望。上述案例表明，人口和社会流动性越强，经济和社会交往越频繁，每个参与交往的民族、社群和个人发展的机遇就越多。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将由于活力增加而趋于更加稳定，各民族会因此而在统一的国家框架里愈益倾向社会凝聚和社会融合。
四、政策讨论与总结
如果以20世纪末一些国家内部的社会冲突对其国民经济和人民福利造成的危害为参照系，可以确认，社会稳定、社会融合和社会凝聚是保障社会成员生活质量改善的前提之一，因此也是一个发展的目标。这与中国政府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的政策目标恰好相契合。基于这一理解我们认定，阻碍弱势群体特别是贫困人口生存和发展的因素，同时也是阻碍社会融合的因素。减少和消除那些导致贫穷的社会经济原因，必然有利于促进社会融合。与此同理，具有缩小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功能的政策、能够促进民族平等和性别平等的制度、以及给予家庭和个人生存安全的社会保障措施，都有利于增强社会凝聚力。进一步讲，以社会融合与凝聚为前提，才能获得可持续的社会稳定。有鉴于此，我们拟将对前述案例做进一步的分析讨论并归纳。
第一，确认最需要扶助的脆弱群体。阿坝州的案例表明，在欠发达的农牧区，不同社会群体的生活状况业已差别巨大。一些在旅游商贸行业占有先机的群体，即使与发达地区的中高收入群组相比，财力也不显单薄。处于不利经济区位和欠缺人力资本的群体，有的还在贫困线边缘挣扎，有的依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帮助这些群体摆脱贫困，理应成为西部大开发、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和扶贫项目的一个重点。进一步讲，公共援助需要优先扶持贫困人口，而非泛泛一般地援助少数民族，因为少数民族和汉族人口当中都有收入高低之别和社会地位强弱之分。在贫困人口中，少数民族、妇女和老龄人口等群体需要更多的公共支持。原因在于，这些群体由于受到现有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框架的限制，或者出于历史文化和生存环境的影响，与其他贫困群体相比往往处于更为脆弱的状态（Burgess等，1991:45～46）。
第二，食品援助政策仍需长期实施。20年前，中央政府制定的扶贫政策目标是优先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这在上亿人口还没有获得食品保障的情况下，当属可行性最强的政策。到现在，当年的贫困人口中多数已借助扶贫项目，通过提高土地产出率解决了吃饭问题。但是在生态环境极为脆弱的地方，这种措施难以奏效。我们看到，九寨沟和松潘县一带的贫困人口是依靠退耕还林项目的补助粮得到食品保障的。可见，温饱问题的完全解决还有待时日。食品援助对于最贫困的群体，具有不可或缺的生命维持作用。无论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还是直接救济的办法，食品援助都应成为一项瞄准突然受灾人口和长期贫困群体的政策手段。
第三，就业促进导向的扶贫政策和人力资源投资政策。对于防止贫困人口边缘化的目标而言，仅仅解决温饱问题还是远远不够的。国内外近年来的扶贫经验显示，就业岗位既是大多数人口的主要收入来源，又是贫困群体摆脱贫困的主要出路。健康和教育不仅是影响劳动者就业的两个决定性因素，而且还由于其决定劳动力的质量而对企业是否选择新技术和进入新市场产生影响(The World Bank,2004:136～156)。阿坝州旅游企业招工设置的受教育程度“门槛”，目前对于当地大多数农牧人口来说都难以逾越。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出，在非农就业日益成为农牧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情况下，扶贫政策的目标必须扩展到帮助劳动者获得基本健康和基础教育水平的层面。2003年SARS灾难过后，中央政府支持下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和医疗救助项目已经开始实施。温家宝总理在2005年“两会”召开期间宣布，不仅从当年起，免除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的书本费、杂费，并补助寄宿学生生活费；而且还将于2007年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这一政策。目前的问题已经不在于政府是否投资健康和教育，而是如何投资、怎样管理、如何保证低收入群体和贫困人口受益。倘若不能从制度上规范教育和健康服务提供者的行为、遏制相关行政管理机构的自利动机、惩治公共资源分配中的腐败，无论中央政府投资多少，获益的可能多半都是项目管理者和服务供给者，而不是最需要帮助的低收入群体和贫困人口。反之，如果能够有效地将公共援助资源传递到政策预期瞄准的目标人群，那就不仅可以减轻农牧区低收入家庭的基础教育和基本健康支出负担，而且有可能增加和释放这部分人口的其他生存消费需求，促进消费品市场的繁荣。因此，有效的教育和健康扶贫政策还有可能部分地校正物质资本投资旺盛而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的现状。
第四，提供创业就业指导和服务。以往的地区发展和扶贫战略注重利用公共资源扶植个别“支柱产业”和“龙头企业”。这在短期内有可能收到经济增长的效果，但如果没有辅以其他就业促进措施，在长期内却无益于社会融合。九寨沟和松潘县旅游业发展的案例显示，政府扶持的“支柱产业”和“龙头企业”即使能够成功运行，所覆盖的受益人口相对于当地总人口而言也极为有限。在游离于这些行业和企业之外的农牧劳动者当中，只有那些生活在具有公共财力和社会凝聚力的村庄里的人，得到过村领导机构给予的非农就业支持，余者实际上仍然处在难以获得公共援助的境地。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于居住在偏僻农牧区的少数民族劳动者来说，意味着艰难而惊险的人生转折。在从乡村到城市、从传统农牧业到现代工商服务业、从本民族聚居地到多元化人口密集区的迁移中，少数民族劳动者面临的创业和就业风险较之多数民族更高，他们应对生存环境突变和就业门槛提高的难度也更大。因此，亟需学习和指导。我们的调研表明，截至目前，这种学习和指导主要是劳动者通过熟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实现的，政府和社会机构未曾给予实质性的帮助。这显然不利于促进劳动力转移和赋予转移者经济安全感和社会认同感，从而需要政府从如下几个方面人手扭转现状：(1)从扶贫资金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资金中划分一定的比例，用于劳动力流出地的培训项目。培训内容不仅仅限于技能，而且还应包括城市生活常识、劳动保护知识和信息搜寻技巧，等等。(2)将农村劳动力就业指导纳入城市劳动管理部门的服务范围，资助建立非营利服务网络，对进城的农村劳动者提供就业信息和临时住所。(3)推进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教育改革，设计适应就业需求的知识和技能课程，为新增少数民族劳动力创造参与社会经济交往和获得创业就业信息的机会。
作者介绍：朱玲，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