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五代是柳宗元接受史上最寂寞的一页，可谓知音寥寥，星火日稀。然而，星星之火毕竟没有熄灭，知音依然存在，杜牧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接受者：他的“韩柳”并称论成为柳宗元接受史上一个新的起点。
杜牧(803-852)在开成五年(8405给自己的侄儿写了一首题为《冬至日寄小儿阿宜》的古诗，在该诗中，他回忆了自家世代书香，曾藏书万卷的辉煌历史，衷心希望自己的侄儿后辈能够将之薪火相传和发扬光大。杜牧作为一代诗文大家，以其的成功文学实践和丰富的学习经验，在诗中还给后辈们指出了读书求学的方向；其中的“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近者四君子，与古争强梁”确立了诗文学习的典范，特别由此而导致的“韩柳”并称论，对于柳宗元的文学接受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首先，在文学史上第一次明确地将柳宗元的文学地位同韩愈相提并论。中唐时，柳宗元的文学地位是明显不如韩愈的。刘禹锡作为柳宗元和韩愈的共同朋友，他的观点最有代表性。刘禹锡在描述韩愈的文学地位时，是“三十余年，声名塞天”(《祭韩吏部文》)的盛况。而对柳宗元则是“河东柳子厚，斯人望而敬者欤!”(《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的一句简单评价。杜牧在刘禹锡的基础上，第一次将柳宗元与韩愈放在一起称扬，充分肯定他在古文运动中的杰出贡献，认为完全可以像韩愈一样，具有如同苍天般的文学地位。
其次，把柳宗元和韩愈在散文上的杰出成就同盛唐时李白、杜甫在诗歌上的成就相提并论，树立了文学史上诗歌和散文艺术巅峰的新标杆。李、杜的诗歌成就在中唐时已经享有盛誉，古文运动的先驱韩愈最早将之并称。曾赞其“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调张籍》)，晚唐的杜牧不仅把柳宗元同散文领域的韩愈相提并论，而且将之与诗歌领域的李杜并驾齐驱，分别确立了诗歌和散文领域接受的新方向。这种论调直接开启了宋代的王禹�，他的诗句“准怜所好还同我，韩柳文章李杜诗”(《小畜集》)与杜牧的言论如出一辙。在同李、杜的比较中，完全确立了柳宗元在散文史上的巅峰地位。
再次，开辟了柳宗元接方法上的一个新领域。杜牧之前，在对柳宗元的接受方式上主要是以韩愈为代表的“知人论世”之法，往往结合他的生平遭遇阐释其文学特征，杜牧在接受方法上的开创之功在于确立了柳宗元接受史上的“比较之法”。后世读者受到杜的影响，大都继承了“韩柳”并称的观点。如北宋初年的柳开(947-1000)作为宋代古文运动的开创者。把韩愈和柳宗元的古文同时作为学习和效仿的对象，并且己取名为“肩愈”(比肩韩愈之意)，取字为“绍元”(继承祖先之意)，借以表达在古文方面的志向。与柳开同处一个时代的王禹�(954-1001)，也常以“韩柳”并重，尊韩也重柳。他在《送丁谓序》中评价自己弟子的文章时说：“其(丁谓)文数章，皆意不常。而语不俗，若杂于韩柳集中，使能文之士读之不之辨也。”王禹�还把后生们的进步都鼓励成“类韩柳”，给他们作书写序，真正做到了韩柳并重，不再把柳作为韩的陪衬。宋代欧阳修虽然是从不满的角度批评世俗相传的“韩柳”并称论。他说：“自唐以来，言文章者惟韩、柳，柳岂韩之徒哉!”(《唐南岳弥陀和尚碑》)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韩柳”并存的态势已是当时普遍存在的事实。
另外，受到杜牧“韩柳”并称论的影响。在其之后，相继产生了“刘柳”、“陶柳”、“韦柳”、“谢柳”等并称，接受的内容由柳的散文领域扩展到诗歌，由文学成就延伸到政治遭遇等方面，昭示出与之并称者共有的文化意义或艺术特征。“刘柳”这一并称最早见于五代时刘�的《旧唐书》，是对其两人在“永贞革新”时的政治活动作为批评的对象而同时提出来的。《旧唐书・刘禹锡传》云：“既任，喜怒凌人，京师人士不敢指名，道路以目，时号‘二王、刘柳”’。柳刘两人在“八司马”中不仅政治命运相似，而且其文学成就也被后人同时赞许。宋元之际的马端临在其《文献通考》中曾说：“禹锡早与柳宗元为文章之友，称‘刘柳’。”北宋的苏轼开创了“陶柳”、“韦柳”的并称之法，将柳的散文领域之比较接受延伸到诗歌。他在《东坡题跋》卷二中云：“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靖深不及也。所贵于枯淡者。谓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把柳宗元同陶渊明、韦应物一起作为“枯淡”诗美的代表作家，由此确立了柳诗的历史地位，苏轼也由之而成为柳诗接受史上的“第一读者”。此后，类似的说法便绵延不绝，如杨万里的"3／言古诗，句雅淡而味深长者，陶渊明、柳子厚也”(《诚斋诗话》)和方回的“柳柳州诗，精绝工致，古体尤高，世言韦柳”(《瀛奎律髓》)等就是继苏轼之后的代表性评价。演进到元代时，元好问进一步将柳宗元同晋宋之际的谢灵运相提并论，在其《论诗绝句三十首》中云：“谢客风容映古今，发源谁似柳州深。朱弦一拂遗音在，却是当年寂寞心。”明确指出了柳诗与谢诗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和作品中共有的孤独寂寞之情怀。在中国文学史上，柳宗元与他人的并称之多，少有能与之比肩者，而其中的开创之功就源于杜牧的“韩柳”并称论。后世读者往往在比较的过程中，使柳宗元的文学接受不断走向深入。
杜牧是晚唐文坛的翘楚。与柳宗元一样，他诗文兼擅，曾为后世读者所道。明代的江盈科对柳、杜共有的艺术成就进行了高度的概括，认为“从古以来，诗有诗人，文有文人，……求其兼诣并呈，自杜樊川(杜牧)、柳柳州(柳宗元)之外，殆不多见”(《江盈科诗文才别》)。两人相似的诗文才情是杜牧赏识并接受柳宗元的根本原因。
此外，杜牧与柳宗元还存在着不为人所注意的人情关系的纽带，有三个人将他俩的情感紧密相连：
第一个联系人是牛僧孺(779-847)。牛僧孺是唐朝历史上长达几十年的“牛(牛僧孺)李(李德裕)党争”的核心人物，他权倾朝野，对唐朝中后期的政治走向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牛僧孺之所以成为杜牧与柳宗元感情联系的纽带，是因为他对杜牧有栽培之恩，而柳宗元对牛僧孺有发现之功。据杜牧给牛僧孺写的墓志铭载：“公(牛僧孺)年十五依以为学，不出一室，数年业就，名声入都中，故丞相韦公执谊，以聪明气势，急于褒拔，如柳宗元、刘禹锡辈以文学秀少皆在门下。韦公亟命柳、刘于樊乡访公，曰：‘愿一得相见。’”(《唐故太子少师奇章郡开国公赠太尉牛公墓志铭并序》)。由此可见，是柳宗元等人发现了，牛僧孺并将之荐于朝廷的。牛僧孺在永贞元年(805)及进士第，也正是柳宗元人生仕途最辉煌的时候，他之后能够成为宪宗时的核心政治人物，这与柳宗元等人给其打下的基础密不可分。杜牧于唐文宗大和二年(828)及进士第之后，长时间任职于牛僧儒的淮南节度使幕府，牛对杜关怀备至，杜电对此感激终身。由此可见，是柳宗元等人发现了当时的牛僧孺这个青年才俊，才使其走上了显赫的仕途之路：牛僧儒又对晚唐时的杜牧有栽培和知遇之恩。当杜牧饮水思源时，自然不会忘记自己恩人的恩人。
第二个联系人是杜佑(735-812)。杜牧为杜佑之孙，在“水贞革新”时，他位居相位，既是朝中元老，也是柳宗元等改革派的依靠力量(但后来由于局势所迫，没有转入政治斗争的旋涡中，得以保全)。杜氏家族向来就有专注于“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杜牧《上李中丞书》)的家风，杜牧受此耳濡目染，同时又有自己的祖父作纽带，自然会从一个政治家的角度，理解柳宗元在“永贞革新”时的政治作为，同情他的不幸遭遇，在感情上走近柳宗元。
第三个联系人是吴武陵(?835)。吴武陵，信州(今江西上饶)人，元和二年(807)举进士及第，因得罪权贵，在第二年也被流放永州(今湖南永州)。从此，柳、吴同为天涯沦落之人。生活于同一贬谪之地，经常一起纵情于山水自然问；同时，在为文之道上柳对吴给予指导和鼓励，尝评其文曰：“才气壮健。可以兴西汉文章。”(《与杨京兆冯书》)两年后，吴武陵从永州返还朝庭，官职不断升迁，享誉甚隆。他非常欣赏当时青年才子杜牧的才华，不避艰险，很热心地作为他参加科举考试的推荐人，主试官员顾及吴的面子，才使杜牧得以及第(见《唐摭言》卷六《公荐》)。他对杜的文风也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这样一来，杜牧自然也就间接地受到柳宗元的影响，在学术渊源上存在着承接关系。
总之，杜牧具有与柳宗元一样的诗文才华，使之惺惺相惜；再加之上述三人作为他俩学术渊源和感情联系上的纽带，促使了杜牧成为柳宗元在晚唐文坛上屈指可数的接受者。
晚唐五代是柳宗元接受史上最寂寞的一页，可谓知音寥寥，星火日稀。然而，星星之火毕竟没有熄灭，知音依然存在，杜牧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接受者：他的“韩柳”并称论成为柳宗元接受史上一个新的起点。
杜牧(803-852)在开成五年(8405给自己的侄儿写了一首题为《冬至日寄小儿阿宜》的古诗，在该诗中，他回忆了自家世代书香，曾藏书万卷的辉煌历史，衷心希望自己的侄儿后辈能够将之薪火相传和发扬光大。杜牧作为一代诗文大家，以其的成功文学实践和丰富的学习经验，在诗中还给后辈们指出了读书求学的方向；其中的“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近者四君子，与古争强梁”确立了诗文学习的典范，特别由此而导致的“韩柳”并称论，对于柳宗元的文学接受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首先，在文学史上第一次明确地将柳宗元的文学地位同韩愈相提并论。中唐时，柳宗元的文学地位是明显不如韩愈的。刘禹锡作为柳宗元和韩愈的共同朋友，他的观点最有代表性。刘禹锡在描述韩愈的文学地位时，是“三十余年，声名塞天”(《祭韩吏部文》)的盛况。而对柳宗元则是“河东柳子厚，斯人望而敬者欤!”(《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的一句简单评价。杜牧在刘禹锡的基础上，第一次将柳宗元与韩愈放在一起称扬，充分肯定他在古文运动中的杰出贡献，认为完全可以像韩愈一样，具有如同苍天般的文学地位。
其次，把柳宗元和韩愈在散文上的杰出成就同盛唐时李白、杜甫在诗歌上的成就相提并论，树立了文学史上诗歌和散文艺术巅峰的新标杆。李、杜的诗歌成就在中唐时已经享有盛誉，古文运动的先驱韩愈最早将之并称。曾赞其“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调张籍》)，晚唐的杜牧不仅把柳宗元同散文领域的韩愈相提并论，而且将之与诗歌领域的李杜并驾齐驱，分别确立了诗歌和散文领域接受的新方向。这种论调直接开启了宋代的王禹�，他的诗句“准怜所好还同我，韩柳文章李杜诗”(《小畜集》)与杜牧的言论如出一辙。在同李、杜的比较中，完全确立了柳宗元在散文史上的巅峰地位。
再次，开辟了柳宗元接方法上的一个新领域。杜牧之前，在对柳宗元的接受方式上主要是以韩愈为代表的“知人论世”之法，往往结合他的生平遭遇阐释其文学特征，杜牧在接受方法上的开创之功在于确立了柳宗元接受史上的“比较之法”。后世读者受到杜的影响，大都继承了“韩柳”并称的观点。如北宋初年的柳开(947-1000)作为宋代古文运动的开创者。把韩愈和柳宗元的古文同时作为学习和效仿的对象，并且己取名为“肩愈”(比肩韩愈之意)，取字为“绍元”(继承祖先之意)，借以表达在古文方面的志向。与柳开同处一个时代的王禹�(954-1001)，也常以“韩柳”并重，尊韩也重柳。他在《送丁谓序》中评价自己弟子的文章时说：“其(丁谓)文数章，皆意不常。而语不俗，若杂于韩柳集中，使能文之士读之不之辨也。”王禹�还把后生们的进步都鼓励成“类韩柳”，给他们作书写序，真正做到了韩柳并重，不再把柳作为韩的陪衬。宋代欧阳修虽然是从不满的角度批评世俗相传的“韩柳”并称论。他说：“自唐以来，言文章者惟韩、柳，柳岂韩之徒哉!”(《唐南岳弥陀和尚碑》)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韩柳”并存的态势已是当时普遍存在的事实。
另外，受到杜牧“韩柳”并称论的影响。在其之后，相继产生了“刘柳”、“陶柳”、“韦柳”、“谢柳”等并称，接受的内容由柳的散文领域扩展到诗歌，由文学成就延伸到政治遭遇等方面，昭示出与之并称者共有的文化意义或艺术特征。“刘柳”这一并称最早见于五代时刘�的《旧唐书》，是对其两人在“永贞革新”时的政治活动作为批评的对象而同时提出来的。《旧唐书・刘禹锡传》云：“既任，喜怒凌人，京师人士不敢指名，道路以目，时号‘二王、刘柳”’。柳刘两人在“八司马”中不仅政治命运相似，而且其文学成就也被后人同时赞许。宋元之际的马端临在其《文献通考》中曾说：“禹锡早与柳宗元为文章之友，称‘刘柳’。”北宋的苏轼开创了“陶柳”、“韦柳”的并称之法，将柳的散文领域之比较接受延伸到诗歌。他在《东坡题跋》卷二中云：“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靖深不及也。所贵于枯淡者。谓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把柳宗元同陶渊明、韦应物一起作为“枯淡”诗美的代表作家，由此确立了柳诗的历史地位，苏轼也由之而成为柳诗接受史上的“第一读者”。此后，类似的说法便绵延不绝，如杨万里的"3／言古诗，句雅淡而味深长者，陶渊明、柳子厚也”(《诚斋诗话》)和方回的“柳柳州诗，精绝工致，古体尤高，世言韦柳”(《瀛奎律髓》)等就是继苏轼之后的代表性评价。演进到元代时，元好问进一步将柳宗元同晋宋之际的谢灵运相提并论，在其《论诗绝句三十首》中云：“谢客风容映古今，发源谁似柳州深。朱弦一拂遗音在，却是当年寂寞心。”明确指出了柳诗与谢诗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和作品中共有的孤独寂寞之情怀。在中国文学史上，柳宗元与他人的并称之多，少有能与之比肩者，而其中的开创之功就源于杜牧的“韩柳”并称论。后世读者往往在比较的过程中，使柳宗元的文学接受不断走向深入。
杜牧是晚唐文坛的翘楚。与柳宗元一样，他诗文兼擅，曾为后世读者所道。明代的江盈科对柳、杜共有的艺术成就进行了高度的概括，认为“从古以来，诗有诗人，文有文人，……求其兼诣并呈，自杜樊川(杜牧)、柳柳州(柳宗元)之外，殆不多见”(《江盈科诗文才别》)。两人相似的诗文才情是杜牧赏识并接受柳宗元的根本原因。
此外，杜牧与柳宗元还存在着不为人所注意的人情关系的纽带，有三个人将他俩的情感紧密相连：
第一个联系人是牛僧孺(779-847)。牛僧孺是唐朝历史上长达几十年的“牛(牛僧孺)李(李德裕)党争”的核心人物，他权倾朝野，对唐朝中后期的政治走向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牛僧孺之所以成为杜牧与柳宗元感情联系的纽带，是因为他对杜牧有栽培之恩，而柳宗元对牛僧孺有发现之功。据杜牧给牛僧孺写的墓志铭载：“公(牛僧孺)年十五依以为学，不出一室，数年业就，名声入都中，故丞相韦公执谊，以聪明气势，急于褒拔，如柳宗元、刘禹锡辈以文学秀少皆在门下。韦公亟命柳、刘于樊乡访公，曰：‘愿一得相见。’”(《唐故太子少师奇章郡开国公赠太尉牛公墓志铭并序》)。由此可见，是柳宗元等人发现了，牛僧孺并将之荐于朝廷的。牛僧孺在永贞元年(805)及进士第，也正是柳宗元人生仕途最辉煌的时候，他之后能够成为宪宗时的核心政治人物，这与柳宗元等人给其打下的基础密不可分。杜牧于唐文宗大和二年(828)及进士第之后，长时间任职于牛僧儒的淮南节度使幕府，牛对杜关怀备至，杜电对此感激终身。由此可见，是柳宗元等人发现了当时的牛僧孺这个青年才俊，才使其走上了显赫的仕途之路：牛僧儒又对晚唐时的杜牧有栽培和知遇之恩。当杜牧饮水思源时，自然不会忘记自己恩人的恩人。
第二个联系人是杜佑(735-812)。杜牧为杜佑之孙，在“水贞革新”时，他位居相位，既是朝中元老，也是柳宗元等改革派的依靠力量(但后来由于局势所迫，没有转入政治斗争的旋涡中，得以保全)。杜氏家族向来就有专注于“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杜牧《上李中丞书》)的家风，杜牧受此耳濡目染，同时又有自己的祖父作纽带，自然会从一个政治家的角度，理解柳宗元在“永贞革新”时的政治作为，同情他的不幸遭遇，在感情上走近柳宗元。
第三个联系人是吴武陵(?835)。吴武陵，信州(今江西上饶)人，元和二年(807)举进士及第，因得罪权贵，在第二年也被流放永州(今湖南永州)。从此，柳、吴同为天涯沦落之人。生活于同一贬谪之地，经常一起纵情于山水自然问；同时，在为文之道上柳对吴给予指导和鼓励，尝评其文曰：“才气壮健。可以兴西汉文章。”(《与杨京兆冯书》)两年后，吴武陵从永州返还朝庭，官职不断升迁，享誉甚隆。他非常欣赏当时青年才子杜牧的才华，不避艰险，很热心地作为他参加科举考试的推荐人，主试官员顾及吴的面子，才使杜牧得以及第(见《唐摭言》卷六《公荐》)。他对杜的文风也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这样一来，杜牧自然也就间接地受到柳宗元的影响，在学术渊源上存在着承接关系。
总之，杜牧具有与柳宗元一样的诗文才华，使之惺惺相惜；再加之上述三人作为他俩学术渊源和感情联系上的纽带，促使了杜牧成为柳宗元在晚唐文坛上屈指可数的接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