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危机证明了专门的能源报道记者的重要性。不幸的是，3月11日灾难发生时，美国并没有多少记者在场。《纽约时报》能源和环境报道的资深记者马修・沃尔德（Matthew L. Wald）是少数现场记者之一，该报对这次灾难进行了出色的报道。沃尔德在该报工作近35年，自1979年以来就报道核能问题，自1995年以来一直在该报华盛顿分部工作。作为《纽约时报》庞大的国际团队的成员，沃尔德从一开始就参与日本报道，撰写和编发稿件28篇以上，并随时更新博客，提供最新的专业技术信息。《哥伦比亚新闻评论》编辑克里斯汀・拉塞尔（Cristine Russell）最近就福岛第一核电站危机的新闻报道问题采访了沃尔德。 问：在传闻日本地震和海啸引发核电厂事故之后，《纽约时报》的报道团队是如何组建起来的？ 答：我在3月11日星期五接到海外编辑的电话。我们派驻中国的凯斯・布雷德谢尔（Keith Bradsher）写过很多能源报道，他就在附近时区，日本也有很多我们的工作人员。我花费了很多时间收集信息，不过解释并核对所获得的信息以确保准确无误也花费了很多时间，如试图严格区分辐射和辐射物的差异，弄清剂量单位，试图解释为什么已经关闭的核反应堆仍然可能熔化。 问：到现在为止，你觉得报道这场危机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答：有趣的是，我们都是从远距离报道这场危机的。因为《纽约时报》早先决定不派任何人前往核电站50英里范围内采访。挑战之一是东京电力公司（TEPCO）有时发布的信息太多，其中有些信息是错误的。我不认为这是邪恶的，这是某种战争迷雾现象。有时候东电发表的消息并没有错，但只不过太粗糙，你必须弄清楚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读者和大部分编辑都几乎一无所知的领域，所以你必须解释造成核反应堆燃料棒熔化的衰变热现象，必须解释乏燃料的重要性，必须解释沸水堆核电厂设计及其特殊性。我花费很多时间和绘图人员一起工作，把图片集中起来解释我们觉得在发生的事。 问：你的信息从哪里来？ 答：大部分来自《纽约时报》的东京团队，国际原子能机构和东电也在网上发布消息。如果没有网络，要报道这个事故肯定会更加困难。你还可能发现专家对福岛发生的事并不了解多少，但是你能找到在美国的类似核反应堆工作的人、从事核反应堆工程的人以及能提供背景知识的人。 问：你为网站和日报写稿，在尽快获得信息的需要和获得更多视角验证信息的需要之间，怎么保持平衡？ 答：我举一个例子。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发布了距核电站很远的地方的放射性铯平均值的信息，美国物理学家计算出这个水平远远高于苏联在1986年用以断定切尔诺贝利附近的什么区域应该被永远隔离的水平。我是在下午晚些时候得到这个消息的，在最后期限到来之时，我还不敢完全肯定该计算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在第一版扣压下该信息，在对计算感到满意后我们把它放在了第二版。这个数据是清晰的，但国际原子能机构没有把它和切尔诺贝利对比。这是基本上倾向于反核的物理学家得出的结果。我并不想仅仅因为他这样说，就在确保它真实无误前将其发在报纸上。最重要的是他是正确的，福岛25英里外测量出来的铯含量的峰值高于苏联在宣布切尔诺贝利应该被长时间隔离的标准的2.5倍。 问：你也报道过飞机失事。核危机与它相比怎样？ 答：关于飞机失事，你知道事件的基本轮廓。你或许在最初几个小时得到一些坏消息，第二天得以纠正，但通常在三个多星期后你就能很好地掌握整个事件了。核危机则不同，现在的情况依然在变化。这里我说的变化，并不是物质变化而是对所发生情况的理解一直在变化。而且，最初的事件到现在还没有结束。 问：在这点上，对此次灾难，你不知道的或我们不知道的是什么？ 答：危机对安全壳和乏燃料池的危害程度到底如何是不确定的。对包含这些材料的核电厂的危害程度是不确定的。消除这些材料并把它们封存起来或在适当地方封存的能力是不清楚的。有些地方的受污染程度是否严重到在可估计的时间段内已经不适宜居住的程度，同样也是不确定的。我们不了解日本管理者和东电决定如何对付他们认为的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也不知道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地方是否会复制他们的推理。我们不清楚需要对其他地方的核反应堆做出怎样的改造，才能确保它们能经受超过设计者设想的更大自然灾害的挑战。 问：你是如何找到专家和其他人以获得报道的不同视角，并确保并非强化了他们的反核或者亲核的立场？ 答：你一直都在强化某个立场。从根本上说，我把人分为两类：一种认为所有的核工程问题都是可解决的，一种认为核能本身就是一个坏主意，日本不过是说明问题的另外一个例子。这两群人都能提出很好的论证，为有意义的辩论做贡献，而我并不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但是把两边的观点理清楚是我的工作。我觉得我有一些优势，因为最近我采访的很多人都是过去20年我一直在采访的人。 问：你认为美国新闻媒体在报道核电站事故或危机方面的准备工作如何？能源报道的记者数量一直在下降。 答：请让我稍微做一些更正。首先，当美国核管理委员会（NRC）建造当今的总部时，他们给媒体留了很多空间，因为他们认为报纸、电台、电视记者会进来报道他们的每次辩论和会议。但是在我去的很多次会议里，我都是唯一来自公共媒体的记者。他们有很多时事通讯员和偶尔出现的电视摄像机，但通常我是那里唯一的公共媒体人。这不仅限于核能报道，我吃惊地发现在上次我报道飞机失事事件时现场记者就非常少。媒体业已经不像从前那样把记者派往现场了。 问：但是即便网上有很多信息，似乎很多记者并不明白核反应堆是如何工作的，潜在的熔化是什么。 答：确实如此，不过，这和其他报道没有多大的不同。我可以告诉你有关飞机失事的荒谬故事。到现场的当地记者首先彻底误解了发生的事。所以，我确实相信跟队记者（Beat Reporter）的优势。我也相信跟队记者已经成为濒危物种。 未来的议题之一是更加密切地关注美国每个已经运营的核电站。地方记者做了什么样的准备来评价安全，如果考虑到不同的核电站设计和地域情况的话。 我已经考察过不同的核电厂，常常碰见当地或区域报纸的记者，通常他们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事。他们常常对建造或经营这个厂的公司了解比较多，因为这就像他们的家事，但他们的视野往往不够开阔。威彻斯特县（纽约州）的一个本地记者在报道印第安角（Indian Point）核电站时比我仔细得多，但我的视野更开阔一些。我遇见了佛罗里达和田纳西州的记者，他们比我更密切地关注这些地方的核电站建议。我并不想再次批评他人，虽然这不是洞穴视野，但他们拥有的是无法从广阔视野中获得好处的更加超级地方化的理解。 地方报道往往演变成亲核或反核专家的决斗，而不是技术问题的开门见山的报道。 让我在这个观点上添加一些东西，如果你引用正反两方面的专家观点，你的工作已经不错了，这确实有价值，但是如果你理解各方在说的话，而且能向支持者和反对者提出探索性的问题，那就更好了。 问：新闻媒体把核能放在能源的大背景下讨论的做法你觉得怎么样？似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看似热闹，却没有真知灼见。 答：我们没有根据实际风险值来修改我们的报道，我们考虑更多的是有无新闻报道价值。高速公路上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死于空难的人数。但是我们关注的往往是空难。在福岛事故开始后的一个星期，我看到一个报道说巴基斯坦一个煤矿48名矿工遇难。没有哪种能源的开采、转化、运输是不死人的。 如果你觉得寒冷，要分析问题的话，我们需要电，以便拥有清洁的饮用水，污水处理，冰箱中的新鲜食物，寒冷冬夜的温度达到68度（摄氏20度），炎热的8月午后是72度（摄氏22度左右）。所有这些东西都有利益，但所有这些东西都有某种成本。其中之一就是风险和有时候的死亡。看看加州圣布鲁诺市（San Bruno）因为天然气管道破裂而死的人。能源的开采、转化、运输都有成本，但是我们并没有真正查看数据。我们并不以每千瓦时的死亡人数来评级。核电厂事故不过是比煤矿事故更吸引人的眼球而已。 值得记住的是，如果你看看该事件的三个星期的报道，日本当局已经宣布大约12000人死亡，我很遗憾地说死亡数字到了被公布出来的时候已经高出很多了。这些死者并不是因为核事故而是因为地震和海啸。但我们的报道大部分集中在核事故上。 问：这个故事最令你吃惊的地方是什么？ 答：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同时报道多样的熔化，或者我会报道事实上的“兄弟相残”，一个核反应堆的问题引起相邻的反应堆出现问题。但新闻是无法预测的。我承认有时候我认识到我们生活在科幻电影中，有时候我觉得所有这些计算机预测――所有最糟糕事件的这些工程研究不过是预测。现在我们获得了真正的世界数据点，这可能意味着更多的进步。 我有另外一个观点要说，那就是这可能是个罗尔沙赫氏墨迹心理试验（Rorschach Test）。看看福岛事故的墨迹，我们可能听到有人说：“这显示了人类是多么愚蠢，我们本来就不应该搞原子裂变。”还可能听到有人说：“看看，如果这是能够发生的最坏的事情，并不比一些更早的预测更坏。”我们会听到有人说：“是的，如果这是坏事，有些他们本来能够做得更好的事，但我们可以从中汲取教训，并继续前进。”任何观点的人都能从中获得教训。 （本文译自：The Importance of Energy ReportersBy Cristine Russell，http://www.省略/the_observatory/the_importance_of_energy_repor.php?page=3。作者克里斯汀・拉塞尔为《哥伦比亚新闻评论》编辑，科技写作促进会主席，哈佛大学贝尔弗尔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译者吴万伟为武汉科技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
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危机证明了专门的能源报道记者的重要性。不幸的是，3月11日灾难发生时，美国并没有多少记者在场。《纽约时报》能源和环境报道的资深记者马修・沃尔德（Matthew L. Wald）是少数现场记者之一，该报对这次灾难进行了出色的报道。沃尔德在该报工作近35年，自1979年以来就报道核能问题，自1995年以来一直在该报华盛顿分部工作。作为《纽约时报》庞大的国际团队的成员，沃尔德从一开始就参与日本报道，撰写和编发稿件28篇以上，并随时更新博客，提供最新的专业技术信息。《哥伦比亚新闻评论》编辑克里斯汀・拉塞尔（Cristine Russell）最近就福岛第一核电站危机的新闻报道问题采访了沃尔德。 问：在传闻日本地震和海啸引发核电厂事故之后，《纽约时报》的报道团队是如何组建起来的？ 答：我在3月11日星期五接到海外编辑的电话。我们派驻中国的凯斯・布雷德谢尔（Keith Bradsher）写过很多能源报道，他就在附近时区，日本也有很多我们的工作人员。我花费了很多时间收集信息，不过解释并核对所获得的信息以确保准确无误也花费了很多时间，如试图严格区分辐射和辐射物的差异，弄清剂量单位，试图解释为什么已经关闭的核反应堆仍然可能熔化。 问：到现在为止，你觉得报道这场危机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答：有趣的是，我们都是从远距离报道这场危机的。因为《纽约时报》早先决定不派任何人前往核电站50英里范围内采访。挑战之一是东京电力公司（TEPCO）有时发布的信息太多，其中有些信息是错误的。我不认为这是邪恶的，这是某种战争迷雾现象。有时候东电发表的消息并没有错，但只不过太粗糙，你必须弄清楚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读者和大部分编辑都几乎一无所知的领域，所以你必须解释造成核反应堆燃料棒熔化的衰变热现象，必须解释乏燃料的重要性，必须解释沸水堆核电厂设计及其特殊性。我花费很多时间和绘图人员一起工作，把图片集中起来解释我们觉得在发生的事。 问：你的信息从哪里来？ 答：大部分来自《纽约时报》的东京团队，国际原子能机构和东电也在网上发布消息。如果没有网络，要报道这个事故肯定会更加困难。你还可能发现专家对福岛发生的事并不了解多少，但是你能找到在美国的类似核反应堆工作的人、从事核反应堆工程的人以及能提供背景知识的人。 问：你为网站和日报写稿，在尽快获得信息的需要和获得更多视角验证信息的需要之间，怎么保持平衡？ 答：我举一个例子。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发布了距核电站很远的地方的放射性铯平均值的信息，美国物理学家计算出这个水平远远高于苏联在1986年用以断定切尔诺贝利附近的什么区域应该被永远隔离的水平。我是在下午晚些时候得到这个消息的，在最后期限到来之时，我还不敢完全肯定该计算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在第一版扣压下该信息，在对计算感到满意后我们把它放在了第二版。这个数据是清晰的，但国际原子能机构没有把它和切尔诺贝利对比。这是基本上倾向于反核的物理学家得出的结果。我并不想仅仅因为他这样说，就在确保它真实无误前将其发在报纸上。最重要的是他是正确的，福岛25英里外测量出来的铯含量的峰值高于苏联在宣布切尔诺贝利应该被长时间隔离的标准的2.5倍。 问：你也报道过飞机失事。核危机与它相比怎样？ 答：关于飞机失事，你知道事件的基本轮廓。你或许在最初几个小时得到一些坏消息，第二天得以纠正，但通常在三个多星期后你就能很好地掌握整个事件了。核危机则不同，现在的情况依然在变化。这里我说的变化，并不是物质变化而是对所发生情况的理解一直在变化。而且，最初的事件到现在还没有结束。 问：在这点上，对此次灾难，你不知道的或我们不知道的是什么？ 答：危机对安全壳和乏燃料池的危害程度到底如何是不确定的。对包含这些材料的核电厂的危害程度是不确定的。消除这些材料并把它们封存起来或在适当地方封存的能力是不清楚的。有些地方的受污染程度是否严重到在可估计的时间段内已经不适宜居住的程度，同样也是不确定的。我们不了解日本管理者和东电决定如何对付他们认为的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也不知道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地方是否会复制他们的推理。我们不清楚需要对其他地方的核反应堆做出怎样的改造，才能确保它们能经受超过设计者设想的更大自然灾害的挑战。 问：你是如何找到专家和其他人以获得报道的不同视角，并确保并非强化了他们的反核或者亲核的立场？ 答：你一直都在强化某个立场。从根本上说，我把人分为两类：一种认为所有的核工程问题都是可解决的，一种认为核能本身就是一个坏主意，日本不过是说明问题的另外一个例子。这两群人都能提出很好的论证，为有意义的辩论做贡献，而我并不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但是把两边的观点理清楚是我的工作。我觉得我有一些优势，因为最近我采访的很多人都是过去20年我一直在采访的人。 问：你认为美国新闻媒体在报道核电站事故或危机方面的准备工作如何？能源报道的记者数量一直在下降。 答：请让我稍微做一些更正。首先，当美国核管理委员会（NRC）建造当今的总部时，他们给媒体留了很多空间，因为他们认为报纸、电台、电视记者会进来报道他们的每次辩论和会议。但是在我去的很多次会议里，我都是唯一来自公共媒体的记者。他们有很多时事通讯员和偶尔出现的电视摄像机，但通常我是那里唯一的公共媒体人。这不仅限于核能报道，我吃惊地发现在上次我报道飞机失事事件时现场记者就非常少。媒体业已经不像从前那样把记者派往现场了。 问：但是即便网上有很多信息，似乎很多记者并不明白核反应堆是如何工作的，潜在的熔化是什么。 答：确实如此，不过，这和其他报道没有多大的不同。我可以告诉你有关飞机失事的荒谬故事。到现场的当地记者首先彻底误解了发生的事。所以，我确实相信跟队记者（Beat Reporter）的优势。我也相信跟队记者已经成为濒危物种。 未来的议题之一是更加密切地关注美国每个已经运营的核电站。地方记者做了什么样的准备来评价安全，如果考虑到不同的核电站设计和地域情况的话。 我已经考察过不同的核电厂，常常碰见当地或区域报纸的记者，通常他们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事。他们常常对建造或经营这个厂的公司了解比较多，因为这就像他们的家事，但他们的视野往往不够开阔。威彻斯特县（纽约州）的一个本地记者在报道印第安角（Indian Point）核电站时比我仔细得多，但我的视野更开阔一些。我遇见了佛罗里达和田纳西州的记者，他们比我更密切地关注这些地方的核电站建议。我并不想再次批评他人，虽然这不是洞穴视野，但他们拥有的是无法从广阔视野中获得好处的更加超级地方化的理解。 地方报道往往演变成亲核或反核专家的决斗，而不是技术问题的开门见山的报道。 让我在这个观点上添加一些东西，如果你引用正反两方面的专家观点，你的工作已经不错了，这确实有价值，但是如果你理解各方在说的话，而且能向支持者和反对者提出探索性的问题，那就更好了。 问：新闻媒体把核能放在能源的大背景下讨论的做法你觉得怎么样？似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看似热闹，却没有真知灼见。 答：我们没有根据实际风险值来修改我们的报道，我们考虑更多的是有无新闻报道价值。高速公路上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死于空难的人数。但是我们关注的往往是空难。在福岛事故开始后的一个星期，我看到一个报道说巴基斯坦一个煤矿48名矿工遇难。没有哪种能源的开采、转化、运输是不死人的。 如果你觉得寒冷，要分析问题的话，我们需要电，以便拥有清洁的饮用水，污水处理，冰箱中的新鲜食物，寒冷冬夜的温度达到68度（摄氏20度），炎热的8月午后是72度（摄氏22度左右）。所有这些东西都有利益，但所有这些东西都有某种成本。其中之一就是风险和有时候的死亡。看看加州圣布鲁诺市（San Bruno）因为天然气管道破裂而死的人。能源的开采、转化、运输都有成本，但是我们并没有真正查看数据。我们并不以每千瓦时的死亡人数来评级。核电厂事故不过是比煤矿事故更吸引人的眼球而已。 值得记住的是，如果你看看该事件的三个星期的报道，日本当局已经宣布大约12000人死亡，我很遗憾地说死亡数字到了被公布出来的时候已经高出很多了。这些死者并不是因为核事故而是因为地震和海啸。但我们的报道大部分集中在核事故上。 问：这个故事最令你吃惊的地方是什么？ 答：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同时报道多样的熔化，或者我会报道事实上的“兄弟相残”，一个核反应堆的问题引起相邻的反应堆出现问题。但新闻是无法预测的。我承认有时候我认识到我们生活在科幻电影中，有时候我觉得所有这些计算机预测――所有最糟糕事件的这些工程研究不过是预测。现在我们获得了真正的世界数据点，这可能意味着更多的进步。 我有另外一个观点要说，那就是这可能是个罗尔沙赫氏墨迹心理试验（Rorschach Test）。看看福岛事故的墨迹，我们可能听到有人说：“这显示了人类是多么愚蠢，我们本来就不应该搞原子裂变。”还可能听到有人说：“看看，如果这是能够发生的最坏的事情，并不比一些更早的预测更坏。”我们会听到有人说：“是的，如果这是坏事，有些他们本来能够做得更好的事，但我们可以从中汲取教训，并继续前进。”任何观点的人都能从中获得教训。 （本文译自：The Importance of Energy ReportersBy Cristine Russell，http://www.省略/the_observatory/the_importance_of_energy_repor.php?page=3。作者克里斯汀・拉塞尔为《哥伦比亚新闻评论》编辑，科技写作促进会主席，哈佛大学贝尔弗尔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译者吴万伟为武汉科技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