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美国大都市区的人口增长率一直高于非都市地区，大都市区化成为美国城市发展的主流。所谓大都市区，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人口在5万以上的中心城市及其周围与之有着密切的社会经济联系的郊区所构成的共同体。非都市区就是大都市区以外的其他地区，比如农村和小城市。但到上世纪70年代，美国人口的发展出现了异常现象，即非都市地区的发展速度超过了大都市区。这一现象被某些学者称为“逆城市化”。
对于美国上世纪70年代非都市区人口增长率快于大都市区的这种现象，学术界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城市化历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已经来临。逆城市化已经取代城市化而成为塑造这个国家居住模式主导力量”。如果说城市化是一种人口集中的过程，“它意味着从一种不太集中的状态到一种比较集中的状态的运动”，那么，逆城市化进程的本质就是规模、密度和异质性的下降，就是一种人口的分散过程，它意味着从一种比较集中的状态到一种不太集中的状态的运动。上世纪70年代美国非都市地区人口的加速增长和大都市区人口的减少，就预示着美国城市时代的结束，美国城市行将解体，美国人口的分布模式将由城市化转向逆城市化乃至乡村化。
第二种观点认为，出现在上世纪70年代所谓的“逆城市化”现象，是由于特殊事件的影响，主要是经济因素和人口因素。经济因素主要包括能源危机和经济衰退。在能源危机期间，在美国西部地区的非都市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能源开采，推动了非都市地区的经济和人口的发展。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经济衰退，使大都市区的就业受到极大的冲击，而制造业又受到激烈的国际竞争。就人口因素而言，战后婴儿高峰期出生的人口到上世纪70年代已经达到上大学的年龄，因此位于非都市地区的那些州立大学和社区大学迅速膨胀。而那些出生于上世纪头10年和20年代的人们也达到了退休的年龄，对非都市地区的疗养地的需求急剧增加。因此，上世纪70年代的所谓逆城市化是一种反常现象，当短期的经济和人口因素过去以后，城市的发展自然会步入正轨。还有的学者认为，非都市地区人口增长率的加快，除了与上述短期因素的影响以外，还与大都市区的统计有很大关系。上世纪70年代，由于郊区的发展已经越过了大都市区的统计范围，或者是由于中小城市的发展已经达到了大都市区的规模，而没有被人口普查局划定为大都市区，却仍然按照非都市地区来进行统计的结果。只要重新划定大都市区的界限，就会发现，大都市区的发展速度仍然很快，城市的时代和大都市区的时代并没有结束。
如果我们对战后美国郊区、大都市区和非都市地区的发展过程作进一步的考察，就会发现，“逆城市化”论未免操之过急。其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非都市地区的某些地区的发展速度就已经开始加快。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距大都市区越近，交通条件越便利的非都市地区，其发展速度越快。上世纪70年代与50年代的情况类似。如果从总体上来看，上世纪70年代美国非都市地区各县比大都市区内的各县的人口增长率快，其人口增长率分别为1.34%和1.00%。但是，如果将大都市区分解为中心城市所在的县和郊区各县两部分，那么，大都市区的郊区各县的人口增长率为1.74%，仍然快于非都市地区各县1.34%的增长率。而且，在非都市地区各县中，那些距大都市区越近，通勤到大都市区上班的就业人口占该县就业人口比例越高的县，其人口的年增长率越高。比如，这一通勤比例达到15%的非都市地区各县，其人口年增长率为1.80%，甚至超过了郊区的人口增长率。而随着到大都市区通勤就业比例的降低，其人口的年增长率也就越低。发展最快的地区是与大都市区相邻的非都市地区，其次是大都市区的郊区。这说明上世纪50年代发展的波峰还处于大都市区内部的郊区，而到上世纪70年代，这一波峰已经推进到大都市区的外围地区。因此，这不是所谓的“逆城市化”，而是大都市区和郊区发展的延续。在这种情况下，只要重新调整大都市区的界限，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1981年美国人口普查局重新划定了大都市区的界限，并且还从非都市区中划定了75个新的大都市区，使美国大都市区的数量从1970年的243个增加到1980年的318个。重新划定大都市区的界限以后，美国大都市区的人口从1970年的13，948.0万增加到1980年的16，943.1万人，即增加了2995.1万人，增长率为21.5%；非都市地区的人口从1970年的6382.2万人减少到5711.5万人，即减少了670.7万人。这样，大都市区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百分比从1970年的68.6%上升到1980年的74.8%。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大都市区占美国总人口的比例继续上升，1990年的比例为79.7%，1996年的比例为79.8%。这样就否定了福克斯和贝里等人的结论，“逆城市化”论不攻自破。
学术界已经对“逆城市化”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从双方的争论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些启示：
首先要正确理解大都市区和非都市区之间的关系，不能割裂两者的发展在空间上的连续性。大都市区和非都市地区的发展往往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在某种情况下可以互相转化。大都市区的进一步扩展，会导致与大都市区相邻的非都市地区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并因此加强了这些非都市地区与大都市区的社会经济联系，实际上是在促进这些非都市地区的大都市区化，只要适当调整现有大都市区的界限，这些非都市地区就会成为大都市区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导致大都市区规模的扩大。而非都市地区中远离大都市区的中小城镇人口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又往往使这些中小城镇达到大都市区的规模，从而也导致了大都市区数量的增加。一些学者所谓的“逆城市化”实质上仅仅是“大都市区的外溢”。
其次要明确城市化、郊区化和“逆城市化”的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郊区化是城市化的一种方式，是城市在集中前提下的分散，分散的同时在进行宏观集中。而逆城市化的实质又是郊区化的延伸，这一点前面已经说明。由此看来，“逆城市化”的实质仍然是城市化，即大都市区周围地区非都市区的城市化。如果将城市化、郊区化和“逆城市化”的关系对立起来，看不到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割裂它们的联系，必然会得出“逆城市化”的结论。
最后，最重要的一点启示就是，“逆城市化”论曾在我国城市学界流行一时，由此也产生了巨大的危害。某些学者根据逆城市化论，认为大城市的发展已经走到了尽头，应该积极发展小城市。国家城市发展战略也一度调整为严格控制大城市，适当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但小城市在基础设施、经济规模、人口资源、技术水平等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大城市，从而不能形成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造成经济发展的低效益。由于小城镇的密度更低，更加深入乡村，从而会侵占更多的土地，造成更大的环境问题。因此，发展小城市并不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发展小城市必须加上一个前提，即必须是大都市区内的小城市。
作者：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责编/彭澜）
20世纪以来，美国大都市区的人口增长率一直高于非都市地区，大都市区化成为美国城市发展的主流。所谓大都市区，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人口在5万以上的中心城市及其周围与之有着密切的社会经济联系的郊区所构成的共同体。非都市区就是大都市区以外的其他地区，比如农村和小城市。但到上世纪70年代，美国人口的发展出现了异常现象，即非都市地区的发展速度超过了大都市区。这一现象被某些学者称为“逆城市化”。
对于美国上世纪70年代非都市区人口增长率快于大都市区的这种现象，学术界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城市化历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已经来临。逆城市化已经取代城市化而成为塑造这个国家居住模式主导力量”。如果说城市化是一种人口集中的过程，“它意味着从一种不太集中的状态到一种比较集中的状态的运动”，那么，逆城市化进程的本质就是规模、密度和异质性的下降，就是一种人口的分散过程，它意味着从一种比较集中的状态到一种不太集中的状态的运动。上世纪70年代美国非都市地区人口的加速增长和大都市区人口的减少，就预示着美国城市时代的结束，美国城市行将解体，美国人口的分布模式将由城市化转向逆城市化乃至乡村化。
第二种观点认为，出现在上世纪70年代所谓的“逆城市化”现象，是由于特殊事件的影响，主要是经济因素和人口因素。经济因素主要包括能源危机和经济衰退。在能源危机期间，在美国西部地区的非都市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能源开采，推动了非都市地区的经济和人口的发展。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经济衰退，使大都市区的就业受到极大的冲击，而制造业又受到激烈的国际竞争。就人口因素而言，战后婴儿高峰期出生的人口到上世纪70年代已经达到上大学的年龄，因此位于非都市地区的那些州立大学和社区大学迅速膨胀。而那些出生于上世纪头10年和20年代的人们也达到了退休的年龄，对非都市地区的疗养地的需求急剧增加。因此，上世纪70年代的所谓逆城市化是一种反常现象，当短期的经济和人口因素过去以后，城市的发展自然会步入正轨。还有的学者认为，非都市地区人口增长率的加快，除了与上述短期因素的影响以外，还与大都市区的统计有很大关系。上世纪70年代，由于郊区的发展已经越过了大都市区的统计范围，或者是由于中小城市的发展已经达到了大都市区的规模，而没有被人口普查局划定为大都市区，却仍然按照非都市地区来进行统计的结果。只要重新划定大都市区的界限，就会发现，大都市区的发展速度仍然很快，城市的时代和大都市区的时代并没有结束。
如果我们对战后美国郊区、大都市区和非都市地区的发展过程作进一步的考察，就会发现，“逆城市化”论未免操之过急。其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非都市地区的某些地区的发展速度就已经开始加快。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距大都市区越近，交通条件越便利的非都市地区，其发展速度越快。上世纪70年代与50年代的情况类似。如果从总体上来看，上世纪70年代美国非都市地区各县比大都市区内的各县的人口增长率快，其人口增长率分别为1.34%和1.00%。但是，如果将大都市区分解为中心城市所在的县和郊区各县两部分，那么，大都市区的郊区各县的人口增长率为1.74%，仍然快于非都市地区各县1.34%的增长率。而且，在非都市地区各县中，那些距大都市区越近，通勤到大都市区上班的就业人口占该县就业人口比例越高的县，其人口的年增长率越高。比如，这一通勤比例达到15%的非都市地区各县，其人口年增长率为1.80%，甚至超过了郊区的人口增长率。而随着到大都市区通勤就业比例的降低，其人口的年增长率也就越低。发展最快的地区是与大都市区相邻的非都市地区，其次是大都市区的郊区。这说明上世纪50年代发展的波峰还处于大都市区内部的郊区，而到上世纪70年代，这一波峰已经推进到大都市区的外围地区。因此，这不是所谓的“逆城市化”，而是大都市区和郊区发展的延续。在这种情况下，只要重新调整大都市区的界限，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1981年美国人口普查局重新划定了大都市区的界限，并且还从非都市区中划定了75个新的大都市区，使美国大都市区的数量从1970年的243个增加到1980年的318个。重新划定大都市区的界限以后，美国大都市区的人口从1970年的13，948.0万增加到1980年的16，943.1万人，即增加了2995.1万人，增长率为21.5%；非都市地区的人口从1970年的6382.2万人减少到5711.5万人，即减少了670.7万人。这样，大都市区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百分比从1970年的68.6%上升到1980年的74.8%。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大都市区占美国总人口的比例继续上升，1990年的比例为79.7%，1996年的比例为79.8%。这样就否定了福克斯和贝里等人的结论，“逆城市化”论不攻自破。
学术界已经对“逆城市化”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从双方的争论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些启示：
首先要正确理解大都市区和非都市区之间的关系，不能割裂两者的发展在空间上的连续性。大都市区和非都市地区的发展往往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在某种情况下可以互相转化。大都市区的进一步扩展，会导致与大都市区相邻的非都市地区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并因此加强了这些非都市地区与大都市区的社会经济联系，实际上是在促进这些非都市地区的大都市区化，只要适当调整现有大都市区的界限，这些非都市地区就会成为大都市区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导致大都市区规模的扩大。而非都市地区中远离大都市区的中小城镇人口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又往往使这些中小城镇达到大都市区的规模，从而也导致了大都市区数量的增加。一些学者所谓的“逆城市化”实质上仅仅是“大都市区的外溢”。
其次要明确城市化、郊区化和“逆城市化”的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郊区化是城市化的一种方式，是城市在集中前提下的分散，分散的同时在进行宏观集中。而逆城市化的实质又是郊区化的延伸，这一点前面已经说明。由此看来，“逆城市化”的实质仍然是城市化，即大都市区周围地区非都市区的城市化。如果将城市化、郊区化和“逆城市化”的关系对立起来，看不到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割裂它们的联系，必然会得出“逆城市化”的结论。
最后，最重要的一点启示就是，“逆城市化”论曾在我国城市学界流行一时，由此也产生了巨大的危害。某些学者根据逆城市化论，认为大城市的发展已经走到了尽头，应该积极发展小城市。国家城市发展战略也一度调整为严格控制大城市，适当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但小城市在基础设施、经济规模、人口资源、技术水平等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大城市，从而不能形成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造成经济发展的低效益。由于小城镇的密度更低，更加深入乡村，从而会侵占更多的土地，造成更大的环境问题。因此，发展小城市并不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发展小城市必须加上一个前提，即必须是大都市区内的小城市。
作者：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责编/彭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