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卖文凭之事，古今中外并不鲜见。现在常见的大学招生指标，在古代便买卖兴隆。因为敛财快，甚至成为朝廷弥补国库亏空的一种手段。 中国古代的高等学府从隋朝起称“国子监”，是朝廷的中央大学，其毕业生不仅包分配工作，很多时候还“包当官”。明代规定，“入国学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换句话说，上了国子监就能当官。 上国子监的好处多多，但得凭成绩，要考，古今一理。没有成绩，如果有一个不凡的家庭背景，也可以特招。如果没有这些条件，是不是没门了？也不是，但前提条件得有钱，买个大学名额。 古时的入学名额叫“员”，所谓“生员”即今天的“招生指标”。招生指标并不是每个朝代都买卖的，最疯狂的年代是明朝。明朝廷曾经明码标价，以收取“赞助费”的方式，公开出售招生指标，称为“官倒”。 国子监是古代出“贤人”的地方，招生指标本不该成为商品，但是随着国力下降，中央财政严重亏空，朝廷急于搞钱，便开始“教育乱收费”了：凡想上大学、到国子监读书者，不论成绩优劣，不问家庭出身，“军民子弟”只要肯出“赞助费”，就发给“录取通知书”！有意思的是，明朝时收取的赞助费不要现金，只收当时短缺的粮食或是马匹等。 国子监的学生，因为出身和入学方式不同，叫法便不少，如举监、贡监、荫监、恩生等，自打招生指标可以买卖后，又多了一种“例监”，是对通过买指标入学学生的专有称呼。 明代的“招生新政”，出现在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力主实施的是当朝的皇帝朱祁钰。 当时，军费开支庞大，中央财政却入不敷出。臣僚给朱祁钰开出的妙方之一是，“纳粟纳马者入监读书”。就是给国家多上缴粮食，便能获得进国子监读书的机会。 这个口子一开，后来的皇帝差不多都学着干过，国库一没钱，边防粮饷一没着落，地方一闹饥荒，就会这样干。明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南京及周边大闹饥荒，当地主政官员便上书，要卖招生指标创收。行将灭国前一年的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朝廷也卖过招生指标。提出这一建议的，是中书舍人陈龙正。他的上书得到了皇帝朱由检本人的赞许。后来，朱由检干脆让陈龙正当了校长（南京国子监丞）。由此，开了中国历史上大学校长卖招生指标的先例。 由于是“官倒”，明朝的招生指标交易很透明，实行“全国统一价”。 据《明史·食货志二》上的数据，要想获得国子监的入学资格，景泰年间（公元1449-1457年），最高的要800石米，低者300石米。成化年间（公元1464-1487年），则稳定在100石米。这价格是有“学籍”的，如果不在乎学籍，只当旁听生镀镀金，或是插班生、肄业生的，可以享受“优惠价”。以明英宗天顺五年（公元1461年）的标准为例，每个指标需缴纳20匹马。 景泰年间的赞助费算是最高了，800石米的标准是“买方”主动出的价钱。时山东临清县，伍铭等几个在县学读书的学生提出，愿意缴纳800石米，求进国子监读书的机会。山东省主管官员将此情况上报朝廷后，获皇帝特批，于是“米八百石”遂成标准。但是能出或愿出800石赞助费的，还是很少的，所以后来不断往下降，以吸引考生、扩大生源。 这样的入学赞助费，在当时算不算高？ 据《明史·食货志二》记载，明宣宗朱瞻基时期可以花钱赎罪，行情是普通死刑犯免死，需60石米；流放的犯人，需40石米。简单对比便可看出，明朝时花钱上大学，比“捞人”的成本还要高。 而依照明洪武二十年九月定的工资标准，相当于今省部级高官的二品大员，年俸禄是576至732石米，如果缴800石赞助费，明朝“省委书记”一年的工资也不够。相当于今县处级干部的七品官，年俸禄是84至90石米，如果缴800石的赞助费，要花去10年左右的全部工资收入。 如同买官卖官不绝一样，中国古代历朝历代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均卖过入学名额和资格。到了清朝，倒卖“招生指标”则成一种制度，书面语言称为“捐学”，教育乱收费比明朝还厉害！ 选自《北京晚报》
买卖文凭之事，古今中外并不鲜见。现在常见的大学招生指标，在古代便买卖兴隆。因为敛财快，甚至成为朝廷弥补国库亏空的一种手段。 中国古代的高等学府从隋朝起称“国子监”，是朝廷的中央大学，其毕业生不仅包分配工作，很多时候还“包当官”。明代规定，“入国学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换句话说，上了国子监就能当官。 上国子监的好处多多，但得凭成绩，要考，古今一理。没有成绩，如果有一个不凡的家庭背景，也可以特招。如果没有这些条件，是不是没门了？也不是，但前提条件得有钱，买个大学名额。 古时的入学名额叫“员”，所谓“生员”即今天的“招生指标”。招生指标并不是每个朝代都买卖的，最疯狂的年代是明朝。明朝廷曾经明码标价，以收取“赞助费”的方式，公开出售招生指标，称为“官倒”。 国子监是古代出“贤人”的地方，招生指标本不该成为商品，但是随着国力下降，中央财政严重亏空，朝廷急于搞钱，便开始“教育乱收费”了：凡想上大学、到国子监读书者，不论成绩优劣，不问家庭出身，“军民子弟”只要肯出“赞助费”，就发给“录取通知书”！有意思的是，明朝时收取的赞助费不要现金，只收当时短缺的粮食或是马匹等。 国子监的学生，因为出身和入学方式不同，叫法便不少，如举监、贡监、荫监、恩生等，自打招生指标可以买卖后，又多了一种“例监”，是对通过买指标入学学生的专有称呼。 明代的“招生新政”，出现在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力主实施的是当朝的皇帝朱祁钰。 当时，军费开支庞大，中央财政却入不敷出。臣僚给朱祁钰开出的妙方之一是，“纳粟纳马者入监读书”。就是给国家多上缴粮食，便能获得进国子监读书的机会。 这个口子一开，后来的皇帝差不多都学着干过，国库一没钱，边防粮饷一没着落，地方一闹饥荒，就会这样干。明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南京及周边大闹饥荒，当地主政官员便上书，要卖招生指标创收。行将灭国前一年的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朝廷也卖过招生指标。提出这一建议的，是中书舍人陈龙正。他的上书得到了皇帝朱由检本人的赞许。后来，朱由检干脆让陈龙正当了校长（南京国子监丞）。由此，开了中国历史上大学校长卖招生指标的先例。 由于是“官倒”，明朝的招生指标交易很透明，实行“全国统一价”。 据《明史·食货志二》上的数据，要想获得国子监的入学资格，景泰年间（公元1449-1457年），最高的要800石米，低者300石米。成化年间（公元1464-1487年），则稳定在100石米。这价格是有“学籍”的，如果不在乎学籍，只当旁听生镀镀金，或是插班生、肄业生的，可以享受“优惠价”。以明英宗天顺五年（公元1461年）的标准为例，每个指标需缴纳20匹马。 景泰年间的赞助费算是最高了，800石米的标准是“买方”主动出的价钱。时山东临清县，伍铭等几个在县学读书的学生提出，愿意缴纳800石米，求进国子监读书的机会。山东省主管官员将此情况上报朝廷后，获皇帝特批，于是“米八百石”遂成标准。但是能出或愿出800石赞助费的，还是很少的，所以后来不断往下降，以吸引考生、扩大生源。 这样的入学赞助费，在当时算不算高？ 据《明史·食货志二》记载，明宣宗朱瞻基时期可以花钱赎罪，行情是普通死刑犯免死，需60石米；流放的犯人，需40石米。简单对比便可看出，明朝时花钱上大学，比“捞人”的成本还要高。 而依照明洪武二十年九月定的工资标准，相当于今省部级高官的二品大员，年俸禄是576至732石米，如果缴800石赞助费，明朝“省委书记”一年的工资也不够。相当于今县处级干部的七品官，年俸禄是84至90石米，如果缴800石的赞助费，要花去10年左右的全部工资收入。 如同买官卖官不绝一样，中国古代历朝历代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均卖过入学名额和资格。到了清朝，倒卖“招生指标”则成一种制度，书面语言称为“捐学”，教育乱收费比明朝还厉害！ 选自《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