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网评论员：今天（8月30日）有媒体报道说，在楼市调控的市场传言的激荡下，上海离婚登记处的热闹景象如同“菜市场”。据媒体报道，昨天早7时，上海市徐汇区婚姻登记中心就有人开始排队。不仅徐汇区，上海多个婚姻登记中心从上周末开始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协议离婚高峰：浦东上周六一天超过近百对夫妇协议离婚，杨浦则有97对夫妇协议离婚，是平时的三倍。报道称，随着各种调控传闻的不断被放大，上海离婚买房也进入白热化放量冲刺阶段……
自从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以来，类似上海市这样扎堆离婚的现象已随调控时松时紧的节奏出现过多波。对这种为了规避调控政策的影响而不惜瓦解人伦关系、解除法律关系，或者人伦关系虽在、法律关系实亡的“假离婚”做法，政策制定者甚至相当多数的社会公众已经见多不怪，习以为常。但是，这种因公共政策的制定、推出和执行而升高社会道德风险的后果，不仅会消解和抵消公共政策本身的作用、影响和效率，也会拉低社会道德标准以致对社会道德风尚形成长久的伤害。
对用“假离婚”来规避调控政策的做法，政策制定者、执行者和规避者乃至“旁观”的社会公众无不“知己知彼”。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都知道规避者的行为将消解、抵消政策的效力，从而浪费政策制定的成本，增加政策执行的成本；而规避者也知道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一定知道自己的规避行为就是为了躲避政策的影响，消解和抵消政策的效力。于是，在“假离婚”行为出现后，政策制定者也“假装”其制定的政策效力依旧，政策执行者也不得不“假装”没看见、不知道规避者的规避行为，从而在“假装”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的“理想”状况下去执行这个效力已经打了大大折扣的政策。
如此从假到假、以假对假的结果，最终只能是“假装”这个政策仍具有其所设定的效力，从而“假装”这个政策达到了其所设计的目标。而这个政策的执行效果又关联整个政策体系中其他政策的执行效果，所以，此“假装”的结果常常不仅会降低整个政策体系的效力，甚至也会引发整个政策体系皆不得不“假装”的整体性道德危机。
从公共政策制定的角度讲，一个可以触发、引发社会道德危机的政策，其可检讨之处当不止在其执行或程序等形式设计方面。一个政策，其被规避的代价如果已至必须打破人伦关系的程度，那么，即使不论其所引发的社会道德危机，其政策本身实际上已然失败。这种失败，就是各地在已有房地产调控规定及其措施的基础上，又不断推出新的、更新的房地产调控规定及其措施的原因。
现代社会，在正常的决策体制下，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须考虑政策本身的价值取向，以及其实际执行所可能触发和引发的社会道德危机。如果一项公共政策引致了大面积的造假、虚构或打破人伦关系的道德危机，那么，这个道德危机影响所及，就绝对不会仅限于这项公共政策本身：由道德危机所下拉的道德水准，还将在其他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形成新的秩序阻抗和更深的道德危机。
即使不论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及其所引发的道德危机，以大规模的“假离婚”来规避楼市政策，从客观效果上看，这也说明现行楼市调控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被消解，其政策目标除了“假装”实现以外，已经不可能真正实现。由此，楼市政策的“遭遇”，当为其他公共政策的镜鉴。
（转载请注明来源“光明网”，作者“光明网评论员”）
光明网评论员：今天（8月30日）有媒体报道说，在楼市调控的市场传言的激荡下，上海离婚登记处的热闹景象如同“菜市场”。据媒体报道，昨天早7时，上海市徐汇区婚姻登记中心就有人开始排队。不仅徐汇区，上海多个婚姻登记中心从上周末开始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协议离婚高峰：浦东上周六一天超过近百对夫妇协议离婚，杨浦则有97对夫妇协议离婚，是平时的三倍。报道称，随着各种调控传闻的不断被放大，上海离婚买房也进入白热化放量冲刺阶段……
自从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以来，类似上海市这样扎堆离婚的现象已随调控时松时紧的节奏出现过多波。对这种为了规避调控政策的影响而不惜瓦解人伦关系、解除法律关系，或者人伦关系虽在、法律关系实亡的“假离婚”做法，政策制定者甚至相当多数的社会公众已经见多不怪，习以为常。但是，这种因公共政策的制定、推出和执行而升高社会道德风险的后果，不仅会消解和抵消公共政策本身的作用、影响和效率，也会拉低社会道德标准以致对社会道德风尚形成长久的伤害。
对用“假离婚”来规避调控政策的做法，政策制定者、执行者和规避者乃至“旁观”的社会公众无不“知己知彼”。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都知道规避者的行为将消解、抵消政策的效力，从而浪费政策制定的成本，增加政策执行的成本；而规避者也知道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一定知道自己的规避行为就是为了躲避政策的影响，消解和抵消政策的效力。于是，在“假离婚”行为出现后，政策制定者也“假装”其制定的政策效力依旧，政策执行者也不得不“假装”没看见、不知道规避者的规避行为，从而在“假装”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的“理想”状况下去执行这个效力已经打了大大折扣的政策。
如此从假到假、以假对假的结果，最终只能是“假装”这个政策仍具有其所设定的效力，从而“假装”这个政策达到了其所设计的目标。而这个政策的执行效果又关联整个政策体系中其他政策的执行效果，所以，此“假装”的结果常常不仅会降低整个政策体系的效力，甚至也会引发整个政策体系皆不得不“假装”的整体性道德危机。
从公共政策制定的角度讲，一个可以触发、引发社会道德危机的政策，其可检讨之处当不止在其执行或程序等形式设计方面。一个政策，其被规避的代价如果已至必须打破人伦关系的程度，那么，即使不论其所引发的社会道德危机，其政策本身实际上已然失败。这种失败，就是各地在已有房地产调控规定及其措施的基础上，又不断推出新的、更新的房地产调控规定及其措施的原因。
现代社会，在正常的决策体制下，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须考虑政策本身的价值取向，以及其实际执行所可能触发和引发的社会道德危机。如果一项公共政策引致了大面积的造假、虚构或打破人伦关系的道德危机，那么，这个道德危机影响所及，就绝对不会仅限于这项公共政策本身：由道德危机所下拉的道德水准，还将在其他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形成新的秩序阻抗和更深的道德危机。
即使不论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及其所引发的道德危机，以大规模的“假离婚”来规避楼市政策，从客观效果上看，这也说明现行楼市调控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被消解，其政策目标除了“假装”实现以外，已经不可能真正实现。由此，楼市政策的“遭遇”，当为其他公共政策的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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