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上海市杨浦区政府创新管理模式，实施“政府业务流程外包”计划，把“不擅长”的事务委托给有公信力的社会中介组织来运作，在培育主导产业上与中国工业设计协会合作，在提高国资监管效绩上与上海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合作，在拓展服务领域上与上海国际交流协会合作，在降低行政运营成本上与携程网合作，使中介组织成为协助政府解决公共问题的重要力量。（3月11日新华网） 按以往的“常规”思维，政府几乎无所不能。现在，要把一些原来由政府承办的事情向外“转包”，似乎是“丢人现眼”，自我否定。其实不然。杨浦区政府把“不擅”事务“外包”是在优化自身职能，合理地转变、改善自身职能，是促进公共行政管理的明智选择。 社会中介组织处于政府与社会之间，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它能有效调节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为社会提供各方面的服务。从公共行政管理的角度来说，现代政府在职能转变过程中，在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和自身运行等方面，应增强公共管理的开放性和互动性，借助社会力量，集中社会智力资源，培育政府委托中介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的民间市场，把自身不能干、干不好的社会管理事务，交由中介机构办理。这样，政府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行使主要职能，在宏观决策、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等方面下工夫。 应该看到，随着社会公共事务和民众服务要求的日趋多元化、复杂化，现在一些地方的政府部门仍在包揽一切，舍不得放权，结果力不从心，有时会造成决策的失误、管理服务水平的下降，事倍功半，乃至“添乱”，不仅让民众不满意，而且给政府的信誉、形象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应当有更多地方的政府部门像上海市那样，将不擅长做或做不好的事务“外包”给中介机构，卸掉包袱，轻装前进，不断提高公共管理质量，为民众提供更优质、更便捷的服务。 “读书无用论”是反智主义的变种□文/谢涛 改革之初，知识分子地位还不高，赚钱也不多，使得“读书无用论”在上个世纪80年代喧嚣一时。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结构不断发生变化，产业转型要求更多的知识阶层参与国家建设，知识的魅力越发显现出来。可是，近年来，不少中国人在观念上却开起了“倒车”，“读书无用论”又重新主导了他们的思维。此种情形，农村尤甚。 根据《长沙晚报》对益阳某村的实地报道，该村今年4名大学毕业生，有3名苦苦寻觅不到工作，这样的例子使得这个本来就没有几个大学生的村庄形成一种共识：“读太多书没用，初中就够了，关键是要能赚钱。”这些话反映了一个沉重的社会问题：在我们自认为科技高度发达的信息时代，为什么还会有如此明显的反智主义？ 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是一种存在于文化或思想中的态度，它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对于智性、知识的反对或怀疑，认为智性或知识对于人生有害而无益；另一种则是对于知识分子的怀疑和鄙视。回溯历史，崇智和反智从来都是中国社会并行不悖的两条思想路径，尊崇知识的思想观念虽然是主流，而且也支撑了华夏数千年的悠久文明，但是，反智主义的阴影却不时浮现于世，酿成了“焚书坑儒”、“文化大革命”等人间惨剧。 对于现在流行于农村的“读书无用论”，社会舆论一致认为，这是高校扩招政策和就业市场不公造成的恶果。其实，这只是表象。在很多国家，包括像欧美这样的发达国家，大学生就业问题（像就业难、机会不均等）从来都没有得到过真正解决。在美国，毕业即失业通常很普遍，人们将此事看得很淡，大多把原因归结于自身能力的欠缺。公民即便有对社会制度的抨击，也是极为理智的就事论事，像中国这样将矛头指向知识本身的极度例子，可以说是绝少的。在我看来，“读书无用论”究其根源只不过是反智主义的一个变种而已，它长久以来便隐伏于国人的思维方式之中，现在不过是利用由于公共政策失误和教育体制弊陋而产生的社会不满情绪趁机爆发而已。 由“读书无用论”联想到一年前的“芙蓉姐姐”，再联想到风行一时的以“反专业、反精英、反权威”为思想核心的“无厘头文化”，反智主义正慢慢侵入我们的主流思想，如果不抵制这种倾向，其祸害必将是无穷的。当前的中国，全民素质不是太高，而是太低，知识精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农村尤其如此。《天下无贼》里有一句经典台词：“21世纪最缺的是什么？人才。” 那么，21世纪人才最需要的又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是知识。
最近，上海市杨浦区政府创新管理模式，实施“政府业务流程外包”计划，把“不擅长”的事务委托给有公信力的社会中介组织来运作，在培育主导产业上与中国工业设计协会合作，在提高国资监管效绩上与上海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合作，在拓展服务领域上与上海国际交流协会合作，在降低行政运营成本上与携程网合作，使中介组织成为协助政府解决公共问题的重要力量。（3月11日新华网） 按以往的“常规”思维，政府几乎无所不能。现在，要把一些原来由政府承办的事情向外“转包”，似乎是“丢人现眼”，自我否定。其实不然。杨浦区政府把“不擅”事务“外包”是在优化自身职能，合理地转变、改善自身职能，是促进公共行政管理的明智选择。 社会中介组织处于政府与社会之间，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它能有效调节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为社会提供各方面的服务。从公共行政管理的角度来说，现代政府在职能转变过程中，在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和自身运行等方面，应增强公共管理的开放性和互动性，借助社会力量，集中社会智力资源，培育政府委托中介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的民间市场，把自身不能干、干不好的社会管理事务，交由中介机构办理。这样，政府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行使主要职能，在宏观决策、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等方面下工夫。 应该看到，随着社会公共事务和民众服务要求的日趋多元化、复杂化，现在一些地方的政府部门仍在包揽一切，舍不得放权，结果力不从心，有时会造成决策的失误、管理服务水平的下降，事倍功半，乃至“添乱”，不仅让民众不满意，而且给政府的信誉、形象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应当有更多地方的政府部门像上海市那样，将不擅长做或做不好的事务“外包”给中介机构，卸掉包袱，轻装前进，不断提高公共管理质量，为民众提供更优质、更便捷的服务。 “读书无用论”是反智主义的变种□文/谢涛 改革之初，知识分子地位还不高，赚钱也不多，使得“读书无用论”在上个世纪80年代喧嚣一时。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结构不断发生变化，产业转型要求更多的知识阶层参与国家建设，知识的魅力越发显现出来。可是，近年来，不少中国人在观念上却开起了“倒车”，“读书无用论”又重新主导了他们的思维。此种情形，农村尤甚。 根据《长沙晚报》对益阳某村的实地报道，该村今年4名大学毕业生，有3名苦苦寻觅不到工作，这样的例子使得这个本来就没有几个大学生的村庄形成一种共识：“读太多书没用，初中就够了，关键是要能赚钱。”这些话反映了一个沉重的社会问题：在我们自认为科技高度发达的信息时代，为什么还会有如此明显的反智主义？ 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是一种存在于文化或思想中的态度，它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对于智性、知识的反对或怀疑，认为智性或知识对于人生有害而无益；另一种则是对于知识分子的怀疑和鄙视。回溯历史，崇智和反智从来都是中国社会并行不悖的两条思想路径，尊崇知识的思想观念虽然是主流，而且也支撑了华夏数千年的悠久文明，但是，反智主义的阴影却不时浮现于世，酿成了“焚书坑儒”、“文化大革命”等人间惨剧。 对于现在流行于农村的“读书无用论”，社会舆论一致认为，这是高校扩招政策和就业市场不公造成的恶果。其实，这只是表象。在很多国家，包括像欧美这样的发达国家，大学生就业问题（像就业难、机会不均等）从来都没有得到过真正解决。在美国，毕业即失业通常很普遍，人们将此事看得很淡，大多把原因归结于自身能力的欠缺。公民即便有对社会制度的抨击，也是极为理智的就事论事，像中国这样将矛头指向知识本身的极度例子，可以说是绝少的。在我看来，“读书无用论”究其根源只不过是反智主义的一个变种而已，它长久以来便隐伏于国人的思维方式之中，现在不过是利用由于公共政策失误和教育体制弊陋而产生的社会不满情绪趁机爆发而已。 由“读书无用论”联想到一年前的“芙蓉姐姐”，再联想到风行一时的以“反专业、反精英、反权威”为思想核心的“无厘头文化”，反智主义正慢慢侵入我们的主流思想，如果不抵制这种倾向，其祸害必将是无穷的。当前的中国，全民素质不是太高，而是太低，知识精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农村尤其如此。《天下无贼》里有一句经典台词：“21世纪最缺的是什么？人才。” 那么，21世纪人才最需要的又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是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