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民居特点
浙江传统民居多利用山坡河畔而建，既适应复杂的自然地形，节约耕地，又创造了良好的居住环境。根据气候特点和生产、生活的需要，普遍采用合院、敞厅、天井、通廊等形式，使内外空间既有联系又有分隔，构成开敞通透的布局。在形体上合理运用材料、结构以及一些艺术加工手法，给人一种朴素自然的感觉。
浙江古村落民居
诸葛村中心－－钟池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传统民居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被比喻成“正在消失的风景”，开始日渐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以后，随着民居作为历史文化遗产性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民居热迅速升温，它对现代社会的参照作用也日益显得重要。
作为地域文化的物质表征，民居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从“悬虚构屋”的河姆渡干栏式原始建筑始，浙江的民居随着气候、地形环境以及人们生活习俗的不同而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变化。就聚落选址、布局以及各类建筑物的处理等要素而言，浙江民居大致体现了三大特点，即：崇尚自然，讲究风水；强化血缘，聚族而居；顺应礼制，注重人伦。当然，这些特点由于时代的不同和城乡、地域的区别，表现形态可以不完全相同，但无论是临河而筑的水乡民居、隐含理性秩序的院落式住宅、还是依地势布局的山地村镇，其中的内在取向是一致的。
花坦，依山傍水，一派田园风光。
受古代哲学“天人合一”、“万物一体”思想的影响，浙江民居十分讲究从堪舆风水的角度来选择村落的环境，建筑的朝向、形式、布局以及前后左右建筑关系，并将它认作影响家族兴旺和发达的直接元素。所谓的《黄帝宅经》曾经说：“夫宅者，乃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故宅者，人之本，人以宅为家居。若安则家代昌吉，若不安则门族衰微”，古人对此深信不疑。这中间虽然含有不科学的成分，但实际上却是朴素地流露出崇尚自然，强调自然界与人的生命和谐协调的思想。山水聚合，藏风得水，重于水的瀛畅，确实是环境美好的一种表现。从现有古村落保存下来的情况看，一些基本上保持数百年前地形地貌的村子，象兰溪诸葛、武义俞源，基本上达到了村落、建筑与自然环境结为有机整体的目的，数百年的运转并没有导致整个生态系统和环境面貌发生重大逆转，依然呈现出原有的朴实的精神和文化意味。
“高冈起凤”是宗祠建筑
浙江民居多以血缘为纽带形成氏族村落，且多有谱牒可稽。一个个聚族而居的村寨、坞堡、院落，构成团块式的空间结构，团块的核心是一个房派的宗祠，两侧是这房派的住宅，十几个团块形成整个血缘聚落，以宗祠居中，成为同宗血缘联系的纽带。这种空间结构寄托
着人们对家族凝聚、团结、和睦的向往，那些长而厚重的围墙，则将一姓之家、一族之有团团围合在一起。对外则成为划分宗族的地理和心理界线，“风化教人，人心而已，而合族神主”。对内则严格遵循“长幼有序，内外有别，卑不逾尊，疏不逾戚”的原则，造成“闺门穆穆，兄弟怡怡，戾者以平，争者以让”的家居氛围。浦江的郑宅所谓的“九世同居，千人共食”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宗法社会的礼乐秩序和纲常伦理。
桃渚东城门
浙江民居注重人伦，特别强调教育环境的营造。族长家长都十分重视小孩的教育。宗族的祠堂常常是学生的开蒙之处。同姓子弟不论富贵贫贱，书院教育的门总是向他们开着的。即使家境贫寒，宗族也会有一定的办法来接济你。这和北方农村以单个家庭为办学单位，只教自己的孩子不管其他人子弟的情况是不同的。许多村落还十分重视读书氛围的布置，从房屋的梁枋等空间结构到门窗隔扇上的小雕饰，从教育子弟崇德尚礼的厅堂命名、题匾、撰联、题刻到巍然高耸于低矮的住宅之上的文昌阁和文峰塔，无不体现对诗书传家、耕读为业的生活样式的讴歌。这也是国内其他地区比较少见的。民居所反映的礼制制度、崇祀制度等无不教育族人守规矩，有分寸，遵守国家的法律和社会准则，以达到修身、立族、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让人感受到封建宗法制度和组织的力量，体现了传统文化观念通过人们的行为在民居中的演绎、传承和表现。
近年来古村落旅游热的兴起，这也许是对一种渐行渐远的古老文化的怀念。
斯盛居背山临溪，修竹婆娑，清泉淙淙，一派优美的自然田园风光。
浙江民居-宗法制度与传统民居
宗法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支柱，宗法关系，是由氏族社会的父系家长制蜕变而来的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长期以来，宗法制度逐渐渗透到我国封建社会各个领域，由此产生的宗法思想和观念左右着国家政体，并从社会组织的形成、生活领域的确立，到人们的思想意识，都深深地烙上了宗法制的印记。浙江传统村落的“聚族而居”就是一个典型的血缘宗族相聚而居的结合体。尊礼、循礼的观念也直接反映在民居建筑中，《宋史》记载越中“弦诵之声，比屋相闻，无间城乡，无分苦乐，咸礼让而循，宛当年之邹鲁。”精神物化下的绍兴传统民居建筑因此而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半步。
明清时期宗族组织在江南普遍出现，其标志便是宗族祠堂的大量兴建。浙江祠堂一般采用严格的轴线对称布局，院落空间由数进建筑构成，一般包括大门、仪门、正厅、后寝等，有些祠堂还在后部设置花园。祠堂的正厅亦称享堂、祭堂，是拜祖先神主、举行祭祀仪式及宗族议事之所，后寝为安放祖先牌位和悬挂祖先画像之所。依据宗法观念及其制度，祭祖是非常神圣和严肃的事，涉及到祭祀的类型、祭器、供品、祭告的内容、有关人员的职责、祭礼的程序、祭后的宴会等。金华、衢州一带祭祀的类型有时祭、节祭、岁祭、房祭、祠祭等，其中祠祭多举行春、秋二祭，分别在阴历二月中旬和八月中旬。祭礼为全猪、全羊、全鹅等三牲；祭仪由德高望重的长辈主持。祭时需读祭文，仪式隆重，祭毕，祠中设宴，分发胙肉，让子孙能得到祖宗的恩惠。通过隆重的祭祀活动，达到后辈与祖先精神上的沟通，祈求先人保佑，在祖宗的感召下把宗族成员团结在一起，正是清初宁波籍经学家万斯大在《学礼置疑·宗法》中所云：“统族人以奉祀也，祭已德之祖，而收见在之族”之意。根据不同的祭祀功能有总祠、支祠及私厅等之分，兰溪长乐村鼎盛时期，曾建有16座祠堂，目前仍保存金氏大宗祠、嘉会堂、滋树堂、嘉乐堂、吴氏宗祠等数座支祠和私厅。
泰顺泗溪玉岩村包氏宗祠，是玉岩包氏总祠，占地3400多平方米，周围群山环抱。八字形大门为木构牌楼形式，门外设有弧形照壁，门内又设一小照墙，经过一片衫树林和约百
米长的曲转坡道，便是宗祠主体建筑，前后包括月门、半月池、正门、正厅、寝堂。正厅高悬“不践清土”牌匾，为包氏后人为仰慕先祖包世昌当年不降清庭的气节而敬制的。该祠规模宏大，建筑依山就势布局，错落有致，保存完整，是浙南规模较大的宗祠。
村落是人聚居生存的空间，是生命承载之地，构成村落最基本的部分是住宅，建造住宅，不仅仅是满足人们生活、生产舒适方便，更体现了人们精神生活的追求。“夫宅者，乃是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规模，非夫博物明贤未能悟斯道也。”在传统理学思“三纲五常”、“长尊幼卑”、“男女有别”是村民奉行的准则，规范着住宅建设的规模、形制等。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家庭内个人的地位按照性别、辈份和年龄分出尊卑，父对子、夫对妻、兄对弟都有强制的权利，以此实现一种尊卑秩序。这种封建宗法关系体现在住宅空间位序上，也就规定了每个人住房的位置。
金衢地区的住宅多采用三合院式的楼居，正是为满足这种“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的位序要求。在这等级界线分明的空间中，尤其注重男女有别，“男女有别，经传所训，闺门之际虽切近，寻常而内外之防实非细故，主家教者首饬此闲。”(兰溪西姜《姜氏宗谱·宗约》卷之一)一家之中，夫主外，妻主内，恰恰是朱熹“男治外事，女治内事”的家礼规范。兰溪风俗，“女事纺织，不出闺门”。司马光《涑水家仪》中严格规定：“凡为宫室，必辨内外，深固宫门。”富家大户，人口众多，主管、佣人、雇工一应俱全，为严防内外，三进二明堂的大宅在正厅后侧设高墙，开小门，固深院，女眷、小姐深居后楼，平时家中小姐外出，须有父辈兄长陪伴，只有少数几个重要节日如春节、演戏时，女眷才能外出观赏。生活所需均由佣人送入。佣人入内，需走边门及后门，不得走正门。在一幢独立住宅中，必有一较大的空间作为家庭生活的中心，这就是被称为“堂前”的正房明间。堂前内通常供奉祖宗神像牌位，平日在此祭祖、宴宾、会聚，家长拥有绝对权威。主仆“尊卑有分”、“贵贱有定”的封建等级制在许多地方的住宅中也表现得十分清楚，如在住宅建筑的后部，房与后墙间辟一夹道，并设一小门作为勾通与外部联系的孔道，这样下人就不用从大门出入，而同时又可达到侍奉主人的目的。浙江古村落是以传统农业为主的聚落，财富主要源自于土地，因此，大部分住宅规模很小，多见一户一个小小的三合院；而那些出仕做官或经商致富者的住宅，则往往建有中、大型建筑群，显然其拥有的社会地位、经济能力。如东阳卢宅、绍兴吕府、慈溪龙山虞氏旧宅等。
早在7000年前，浙江的先民河姆渡人就有了木结构干栏式建筑。他们也吃稻米。这一切同我们没有什么两样。 同其他地区的民居建筑一样，浙江的民居制作与风格既是从它依附的独特的地理和气候中派生出来的，又是居住于其中的人们的文化创造。 服饰是文明的
产物，而建筑是文明的
然而，从大的格局到小的装饰，却又无不反映中国文化的宗法情感和礼乐气氛。 古人把选择一地居住建房称为
红白喜事，盖房买田是一生的事 盖房标志着人生的成功，这成功来之不易，需有主人数十年的辛苦劳动，以及在生活中的节衣缩食。 一个中国农民一生中其实只有四件大事：红白喜事，盖房买田。由于现在田归公家所有，不能买卖，实际上只剩下三件事。而没有房子，红喜根本无从指望，所以盖房这件事就成了 一个前提，一个人生终极目标--齐家的必要前提。
笑脸下隐蔽着的宏愿 也许正是这种超越了简单生存的精神价值的追求，才使得盖房仪式格外隆重吧？ 不仅是主人，全村的人和全族的人都在这个隆重的气氛中感受到人生的不易和创业的神圣。 正如结婚要选个吉日良辰一样，造房子也得择个好日子。一求造房顺利，二求岁时平安。当然，能荫子荫孙，瓜瓞绵绵，后世出几个有脸有面的人物，那更是房主人笑脸下内心深处隐蔽着的宏愿了。
上梁的时辰是经过周密计算的
最恐怖的是火 浙江大部分地区的传统民居都是木结构的，因此木结构的保护和防火就成了大问题。从造房子的那天起，人们就期望日后房屋坚固，免遭虫蛀、火烧。 上梁时，主人在梁上挂只箩筐，筐中装只鸡，一来鸡吉同音，吉利；二来认为鸡能吃蜈蚣、白蚁，可保木结构牢固。 为了防火，浙江民居普遍都用马头墙，以防火势蔓延；有的大型民居布置水塘，为消防提供方便。 屋脊大量地运用像征主义手法，用鱼、草等水生动植物做装饰；
梁枋被雕刻成翻卷的波浪，好像整座房子都被水覆盖。 历次大火灾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一点火星能败倒一户世代簪缨之家，一把火能毁灭半座城池。 因此，砖木结构的建筑最恐怖的灾星就是号称
浙江民居特点
浙江传统民居多利用山坡河畔而建，既适应复杂的自然地形，节约耕地，又创造了良好的居住环境。根据气候特点和生产、生活的需要，普遍采用合院、敞厅、天井、通廊等形式，使内外空间既有联系又有分隔，构成开敞通透的布局。在形体上合理运用材料、结构以及一些艺术加工手法，给人一种朴素自然的感觉。
浙江古村落民居
诸葛村中心－－钟池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传统民居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被比喻成“正在消失的风景”，开始日渐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以后，随着民居作为历史文化遗产性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民居热迅速升温，它对现代社会的参照作用也日益显得重要。
作为地域文化的物质表征，民居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从“悬虚构屋”的河姆渡干栏式原始建筑始，浙江的民居随着气候、地形环境以及人们生活习俗的不同而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变化。就聚落选址、布局以及各类建筑物的处理等要素而言，浙江民居大致体现了三大特点，即：崇尚自然，讲究风水；强化血缘，聚族而居；顺应礼制，注重人伦。当然，这些特点由于时代的不同和城乡、地域的区别，表现形态可以不完全相同，但无论是临河而筑的水乡民居、隐含理性秩序的院落式住宅、还是依地势布局的山地村镇，其中的内在取向是一致的。
花坦，依山傍水，一派田园风光。
受古代哲学“天人合一”、“万物一体”思想的影响，浙江民居十分讲究从堪舆风水的角度来选择村落的环境，建筑的朝向、形式、布局以及前后左右建筑关系，并将它认作影响家族兴旺和发达的直接元素。所谓的《黄帝宅经》曾经说：“夫宅者，乃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故宅者，人之本，人以宅为家居。若安则家代昌吉，若不安则门族衰微”，古人对此深信不疑。这中间虽然含有不科学的成分，但实际上却是朴素地流露出崇尚自然，强调自然界与人的生命和谐协调的思想。山水聚合，藏风得水，重于水的瀛畅，确实是环境美好的一种表现。从现有古村落保存下来的情况看，一些基本上保持数百年前地形地貌的村子，象兰溪诸葛、武义俞源，基本上达到了村落、建筑与自然环境结为有机整体的目的，数百年的运转并没有导致整个生态系统和环境面貌发生重大逆转，依然呈现出原有的朴实的精神和文化意味。
“高冈起凤”是宗祠建筑
浙江民居多以血缘为纽带形成氏族村落，且多有谱牒可稽。一个个聚族而居的村寨、坞堡、院落，构成团块式的空间结构，团块的核心是一个房派的宗祠，两侧是这房派的住宅，十几个团块形成整个血缘聚落，以宗祠居中，成为同宗血缘联系的纽带。这种空间结构寄托
着人们对家族凝聚、团结、和睦的向往，那些长而厚重的围墙，则将一姓之家、一族之有团团围合在一起。对外则成为划分宗族的地理和心理界线，“风化教人，人心而已，而合族神主”。对内则严格遵循“长幼有序，内外有别，卑不逾尊，疏不逾戚”的原则，造成“闺门穆穆，兄弟怡怡，戾者以平，争者以让”的家居氛围。浦江的郑宅所谓的“九世同居，千人共食”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宗法社会的礼乐秩序和纲常伦理。
桃渚东城门
浙江民居注重人伦，特别强调教育环境的营造。族长家长都十分重视小孩的教育。宗族的祠堂常常是学生的开蒙之处。同姓子弟不论富贵贫贱，书院教育的门总是向他们开着的。即使家境贫寒，宗族也会有一定的办法来接济你。这和北方农村以单个家庭为办学单位，只教自己的孩子不管其他人子弟的情况是不同的。许多村落还十分重视读书氛围的布置，从房屋的梁枋等空间结构到门窗隔扇上的小雕饰，从教育子弟崇德尚礼的厅堂命名、题匾、撰联、题刻到巍然高耸于低矮的住宅之上的文昌阁和文峰塔，无不体现对诗书传家、耕读为业的生活样式的讴歌。这也是国内其他地区比较少见的。民居所反映的礼制制度、崇祀制度等无不教育族人守规矩，有分寸，遵守国家的法律和社会准则，以达到修身、立族、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让人感受到封建宗法制度和组织的力量，体现了传统文化观念通过人们的行为在民居中的演绎、传承和表现。
近年来古村落旅游热的兴起，这也许是对一种渐行渐远的古老文化的怀念。
斯盛居背山临溪，修竹婆娑，清泉淙淙，一派优美的自然田园风光。
浙江民居-宗法制度与传统民居
宗法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支柱，宗法关系，是由氏族社会的父系家长制蜕变而来的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长期以来，宗法制度逐渐渗透到我国封建社会各个领域，由此产生的宗法思想和观念左右着国家政体，并从社会组织的形成、生活领域的确立，到人们的思想意识，都深深地烙上了宗法制的印记。浙江传统村落的“聚族而居”就是一个典型的血缘宗族相聚而居的结合体。尊礼、循礼的观念也直接反映在民居建筑中，《宋史》记载越中“弦诵之声，比屋相闻，无间城乡，无分苦乐，咸礼让而循，宛当年之邹鲁。”精神物化下的绍兴传统民居建筑因此而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半步。
明清时期宗族组织在江南普遍出现，其标志便是宗族祠堂的大量兴建。浙江祠堂一般采用严格的轴线对称布局，院落空间由数进建筑构成，一般包括大门、仪门、正厅、后寝等，有些祠堂还在后部设置花园。祠堂的正厅亦称享堂、祭堂，是拜祖先神主、举行祭祀仪式及宗族议事之所，后寝为安放祖先牌位和悬挂祖先画像之所。依据宗法观念及其制度，祭祖是非常神圣和严肃的事，涉及到祭祀的类型、祭器、供品、祭告的内容、有关人员的职责、祭礼的程序、祭后的宴会等。金华、衢州一带祭祀的类型有时祭、节祭、岁祭、房祭、祠祭等，其中祠祭多举行春、秋二祭，分别在阴历二月中旬和八月中旬。祭礼为全猪、全羊、全鹅等三牲；祭仪由德高望重的长辈主持。祭时需读祭文，仪式隆重，祭毕，祠中设宴，分发胙肉，让子孙能得到祖宗的恩惠。通过隆重的祭祀活动，达到后辈与祖先精神上的沟通，祈求先人保佑，在祖宗的感召下把宗族成员团结在一起，正是清初宁波籍经学家万斯大在《学礼置疑·宗法》中所云：“统族人以奉祀也，祭已德之祖，而收见在之族”之意。根据不同的祭祀功能有总祠、支祠及私厅等之分，兰溪长乐村鼎盛时期，曾建有16座祠堂，目前仍保存金氏大宗祠、嘉会堂、滋树堂、嘉乐堂、吴氏宗祠等数座支祠和私厅。
泰顺泗溪玉岩村包氏宗祠，是玉岩包氏总祠，占地3400多平方米，周围群山环抱。八字形大门为木构牌楼形式，门外设有弧形照壁，门内又设一小照墙，经过一片衫树林和约百
米长的曲转坡道，便是宗祠主体建筑，前后包括月门、半月池、正门、正厅、寝堂。正厅高悬“不践清土”牌匾，为包氏后人为仰慕先祖包世昌当年不降清庭的气节而敬制的。该祠规模宏大，建筑依山就势布局，错落有致，保存完整，是浙南规模较大的宗祠。
村落是人聚居生存的空间，是生命承载之地，构成村落最基本的部分是住宅，建造住宅，不仅仅是满足人们生活、生产舒适方便，更体现了人们精神生活的追求。“夫宅者，乃是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规模，非夫博物明贤未能悟斯道也。”在传统理学思“三纲五常”、“长尊幼卑”、“男女有别”是村民奉行的准则，规范着住宅建设的规模、形制等。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家庭内个人的地位按照性别、辈份和年龄分出尊卑，父对子、夫对妻、兄对弟都有强制的权利，以此实现一种尊卑秩序。这种封建宗法关系体现在住宅空间位序上，也就规定了每个人住房的位置。
金衢地区的住宅多采用三合院式的楼居，正是为满足这种“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的位序要求。在这等级界线分明的空间中，尤其注重男女有别，“男女有别，经传所训，闺门之际虽切近，寻常而内外之防实非细故，主家教者首饬此闲。”(兰溪西姜《姜氏宗谱·宗约》卷之一)一家之中，夫主外，妻主内，恰恰是朱熹“男治外事，女治内事”的家礼规范。兰溪风俗，“女事纺织，不出闺门”。司马光《涑水家仪》中严格规定：“凡为宫室，必辨内外，深固宫门。”富家大户，人口众多，主管、佣人、雇工一应俱全，为严防内外，三进二明堂的大宅在正厅后侧设高墙，开小门，固深院，女眷、小姐深居后楼，平时家中小姐外出，须有父辈兄长陪伴，只有少数几个重要节日如春节、演戏时，女眷才能外出观赏。生活所需均由佣人送入。佣人入内，需走边门及后门，不得走正门。在一幢独立住宅中，必有一较大的空间作为家庭生活的中心，这就是被称为“堂前”的正房明间。堂前内通常供奉祖宗神像牌位，平日在此祭祖、宴宾、会聚，家长拥有绝对权威。主仆“尊卑有分”、“贵贱有定”的封建等级制在许多地方的住宅中也表现得十分清楚，如在住宅建筑的后部，房与后墙间辟一夹道，并设一小门作为勾通与外部联系的孔道，这样下人就不用从大门出入，而同时又可达到侍奉主人的目的。浙江古村落是以传统农业为主的聚落，财富主要源自于土地，因此，大部分住宅规模很小，多见一户一个小小的三合院；而那些出仕做官或经商致富者的住宅，则往往建有中、大型建筑群，显然其拥有的社会地位、经济能力。如东阳卢宅、绍兴吕府、慈溪龙山虞氏旧宅等。
早在7000年前，浙江的先民河姆渡人就有了木结构干栏式建筑。他们也吃稻米。这一切同我们没有什么两样。 同其他地区的民居建筑一样，浙江的民居制作与风格既是从它依附的独特的地理和气候中派生出来的，又是居住于其中的人们的文化创造。 服饰是文明的
产物，而建筑是文明的
然而，从大的格局到小的装饰，却又无不反映中国文化的宗法情感和礼乐气氛。 古人把选择一地居住建房称为
红白喜事，盖房买田是一生的事 盖房标志着人生的成功，这成功来之不易，需有主人数十年的辛苦劳动，以及在生活中的节衣缩食。 一个中国农民一生中其实只有四件大事：红白喜事，盖房买田。由于现在田归公家所有，不能买卖，实际上只剩下三件事。而没有房子，红喜根本无从指望，所以盖房这件事就成了 一个前提，一个人生终极目标--齐家的必要前提。
笑脸下隐蔽着的宏愿 也许正是这种超越了简单生存的精神价值的追求，才使得盖房仪式格外隆重吧？ 不仅是主人，全村的人和全族的人都在这个隆重的气氛中感受到人生的不易和创业的神圣。 正如结婚要选个吉日良辰一样，造房子也得择个好日子。一求造房顺利，二求岁时平安。当然，能荫子荫孙，瓜瓞绵绵，后世出几个有脸有面的人物，那更是房主人笑脸下内心深处隐蔽着的宏愿了。
上梁的时辰是经过周密计算的
最恐怖的是火 浙江大部分地区的传统民居都是木结构的，因此木结构的保护和防火就成了大问题。从造房子的那天起，人们就期望日后房屋坚固，免遭虫蛀、火烧。 上梁时，主人在梁上挂只箩筐，筐中装只鸡，一来鸡吉同音，吉利；二来认为鸡能吃蜈蚣、白蚁，可保木结构牢固。 为了防火，浙江民居普遍都用马头墙，以防火势蔓延；有的大型民居布置水塘，为消防提供方便。 屋脊大量地运用像征主义手法，用鱼、草等水生动植物做装饰；
梁枋被雕刻成翻卷的波浪，好像整座房子都被水覆盖。 历次大火灾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一点火星能败倒一户世代簪缨之家，一把火能毁灭半座城池。 因此，砖木结构的建筑最恐怖的灾星就是号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