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明朝民族政策演变史》
简评《明朝民族政策演变史》
张颖超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处理得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边疆的稳定、王朝的兴替。因此,历代王朝民族政策的研究,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课题。然以往学界由于受到清代以来种种灰暗明史观和西方中国历史“停滞论”的影响,对明朝评价一般不高,视其远逊汉唐,甚至元清也不如。明朝的民族政策受此明史总体评价的制约,一般也都给予较低的评价,更有学者对其持否定态度,认为明朝的民族政策是失败的。那么,明朝的民族政策是否真的毫无可取之处呢?抑或在其局限性之外尚具有进步性、开明性?刘祥学教授的《明朝民族政策演变史》(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对此进行了探讨。
全书九章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概述明朝的民族观与民族事务管理机构。认为,明朝民族观不外“定天下于一”、“华夷一家”、“内中国而外夷狄”数端,表面看似有矛盾之处,实际是在不同形势下,明统治者对民族问题的认识发生变化的结果。第二部分为明朝民族政策的基本内容及影响民族政策的几种因素,分析明朝民族政策的总方针是重点防御北方少数民族,“威怀”两广、西南、西藏少数民族。第三部分是该书的主体,分述有明一代各时期的民族政策。第四部分为明朝民族政策演变的评价,总结出了明朝民族政策演变的基本规律,认为明朝的民族政策总体上围绕北方民族、南方民族两个轴心在演变。北方民族政策的制定主要以对明朝威胁最大的游牧民族为主要对象。明神宗万历中期以前,明北方民族政策的重心是防御退居塞外的蒙古贵族,对西北的哈密、罕东等卫,东北的兀良哈、女真各部的政策是为重点防御蒙古的战略目标服务的。“俺答封贡”以后,蒙古的威胁不复存在,但东北的女真兴起,成为明朝最强劲的对手,明朝北方民族政策的重心遂转为对女真的全力防御。南方民族政策主要以两湖、两广、云、贵、川广大地区山地农耕民族为主要对象。明初较强大时,强调抚谕政策的运用,而在明中后期国力渐衰时,较为强调采取军事征剿手段解决南方民族问题。或剿或抚,或剿抚兼施,皆以加强对南方民族地区的直接统治为目的。明朝的南北民族政策还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关联性与差异性。南方民族政策受北部边防形势影响较大,北部边境紧张时,对南方民族即招抚怀柔居多,北部形势缓和,对南方民族就以剿为主。南北民族政策之间的最大不同即是,对北方民族或主动出击,或慎固防御,承认其对漠北的统治,封以王号,设置互市以羁縻之;对南方各民族除征剿外,以其首领为土官或土司,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兴办学校等。与此同时,还指出了明朝民族政策成败的经验教训,较为有力地回答了“明朝民族政策是失败的?还是具有进步性和开明性?”这一问题。认为既往成果放大了明朝民族政策的局限性,缩小了明朝民族政策的进步性和开明性。明朝的民族政策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特征。
该著内容丰富,总括而言有如下鲜明特点:第一,文献功夫扎实,征引广博,引用各类古籍168种,近人著述42种,立论皆建立在丰富的文献资料基础上。第二,在分析大量史料基础
《民族研究》2009年第3期
上,对明朝民族政策进行动态的研究,逐一评述了明朝各阶段的民族政策及实施效果,清晰地勾勒出了明朝近300年民族政策发展演变的轨迹。第三,对明朝民族政策的许多具体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如,正统年间宦官王振三征麓川,曾得到学界某些学者的肯定。该著未予盲从,而是将其放到明朝国家战略的高度进行分析,认为王振专权后,一切以巩固权势,提高个人声威为基本出发点,不顾北方瓦剌等部势力正盛,对明朝威胁不断增大的现实,倾力征讨反叛的麓川思氏土司,战火绵延10年之久。连年兴师动众,损耗了明朝大量的人力、物力,加重了东南各省百姓的负担,且使明朝无暇北顾,甚至还从北线调将南征,调整了明朝重点防范蒙古的民族政策,使明对蒙古的防御力量严重削弱,瓦剌首领也先利用这一时机,拼命扩张势力,得以重新崛起,最终酿成土木之变的惨祸。发前人时贤所未发,分析中肯,符合历史实际。又如关于“套虏”的形成,学界有学者认为,天顺成化时期,蒙古开始入居河套,弘治正德时期,蒙古鄂尔多斯部在河套取得稳固地位。也有学者提出,蒙古入居河套,早在宣德年间至正统初年即已开始。该著以翔实的史料予此二说以有力辨正,认为宣德正统间确有蒙古军队在河套一带出没,但并未驻牧其中,至景泰后,蒙古在河套仍去驻不常。蒙古入居河套,形成“套虏”之患,当在明英宗天顺年间以后。
该著是一部断代民族政策演变史,固然应以明朝这一断代为中心展开细致、深入的研究。但明朝民族政策的演变,只是整个中国古代民族政策发展演变的一个阶段,不贯通中国古代民族政策的形态和内容的变迁过程,就无法准确诠释明朝民族政策演变的特质,更无法揭示明朝的民族政策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作用。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开始形成于何时,学术界存有不小的分歧。然最后形成于明清时期,却是学术界的一致认识。因此,把明朝民族政策的演变放到中国古代民族政策发展演变的长河中予以考察,揭示其承上启下的重要特点及其在统一多民族国家最后形成中的作用,即成为明朝民族政策研究题中应有之义。作者应该说也有这样的意识,并在前言中有简略文字提及,但着墨太少,短到只有几百字的篇幅。对本应成为该书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值得大加阐述的内容作如此简约化的处理,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明朝民族政策内容丰富,涵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宗教等各个方面。无论成功或失败,其影响都是多方面的。且构成明朝民族政策的各个要素之间存在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部分离开了整体就不能发挥其正常的功能。因此,对明朝民族政策的评价理应是多维度的、全面的、整体的。该著对明朝民族政策的评价虽也有整体的、综合的论述,但体现并不充分,大多是从政治、军事的角度着眼,以是否有利于明朝统治力量的壮大为评价的基本标准,而较少从经济、文化的角度考虑,评述其在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单向度评价的特征。
另外,该著对明末民族政策的分析、评述,不如明前期民族政策部分的论述从容、详细、深刻,写得过于匆促、简单,显得较为平面化,给人以历史事实的陈述有余,阶段性特点的提炼不足之感。
(作者张颖超,女,《西南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地址:重庆市,邮编400715)
〔责任编辑 贾 益〕
简评《明朝民族政策演变史》
简评《明朝民族政策演变史》
张颖超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处理得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边疆的稳定、王朝的兴替。因此,历代王朝民族政策的研究,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课题。然以往学界由于受到清代以来种种灰暗明史观和西方中国历史“停滞论”的影响,对明朝评价一般不高,视其远逊汉唐,甚至元清也不如。明朝的民族政策受此明史总体评价的制约,一般也都给予较低的评价,更有学者对其持否定态度,认为明朝的民族政策是失败的。那么,明朝的民族政策是否真的毫无可取之处呢?抑或在其局限性之外尚具有进步性、开明性?刘祥学教授的《明朝民族政策演变史》(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对此进行了探讨。
全书九章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概述明朝的民族观与民族事务管理机构。认为,明朝民族观不外“定天下于一”、“华夷一家”、“内中国而外夷狄”数端,表面看似有矛盾之处,实际是在不同形势下,明统治者对民族问题的认识发生变化的结果。第二部分为明朝民族政策的基本内容及影响民族政策的几种因素,分析明朝民族政策的总方针是重点防御北方少数民族,“威怀”两广、西南、西藏少数民族。第三部分是该书的主体,分述有明一代各时期的民族政策。第四部分为明朝民族政策演变的评价,总结出了明朝民族政策演变的基本规律,认为明朝的民族政策总体上围绕北方民族、南方民族两个轴心在演变。北方民族政策的制定主要以对明朝威胁最大的游牧民族为主要对象。明神宗万历中期以前,明北方民族政策的重心是防御退居塞外的蒙古贵族,对西北的哈密、罕东等卫,东北的兀良哈、女真各部的政策是为重点防御蒙古的战略目标服务的。“俺答封贡”以后,蒙古的威胁不复存在,但东北的女真兴起,成为明朝最强劲的对手,明朝北方民族政策的重心遂转为对女真的全力防御。南方民族政策主要以两湖、两广、云、贵、川广大地区山地农耕民族为主要对象。明初较强大时,强调抚谕政策的运用,而在明中后期国力渐衰时,较为强调采取军事征剿手段解决南方民族问题。或剿或抚,或剿抚兼施,皆以加强对南方民族地区的直接统治为目的。明朝的南北民族政策还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关联性与差异性。南方民族政策受北部边防形势影响较大,北部边境紧张时,对南方民族即招抚怀柔居多,北部形势缓和,对南方民族就以剿为主。南北民族政策之间的最大不同即是,对北方民族或主动出击,或慎固防御,承认其对漠北的统治,封以王号,设置互市以羁縻之;对南方各民族除征剿外,以其首领为土官或土司,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兴办学校等。与此同时,还指出了明朝民族政策成败的经验教训,较为有力地回答了“明朝民族政策是失败的?还是具有进步性和开明性?”这一问题。认为既往成果放大了明朝民族政策的局限性,缩小了明朝民族政策的进步性和开明性。明朝的民族政策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特征。
该著内容丰富,总括而言有如下鲜明特点:第一,文献功夫扎实,征引广博,引用各类古籍168种,近人著述42种,立论皆建立在丰富的文献资料基础上。第二,在分析大量史料基础
《民族研究》2009年第3期
上,对明朝民族政策进行动态的研究,逐一评述了明朝各阶段的民族政策及实施效果,清晰地勾勒出了明朝近300年民族政策发展演变的轨迹。第三,对明朝民族政策的许多具体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如,正统年间宦官王振三征麓川,曾得到学界某些学者的肯定。该著未予盲从,而是将其放到明朝国家战略的高度进行分析,认为王振专权后,一切以巩固权势,提高个人声威为基本出发点,不顾北方瓦剌等部势力正盛,对明朝威胁不断增大的现实,倾力征讨反叛的麓川思氏土司,战火绵延10年之久。连年兴师动众,损耗了明朝大量的人力、物力,加重了东南各省百姓的负担,且使明朝无暇北顾,甚至还从北线调将南征,调整了明朝重点防范蒙古的民族政策,使明对蒙古的防御力量严重削弱,瓦剌首领也先利用这一时机,拼命扩张势力,得以重新崛起,最终酿成土木之变的惨祸。发前人时贤所未发,分析中肯,符合历史实际。又如关于“套虏”的形成,学界有学者认为,天顺成化时期,蒙古开始入居河套,弘治正德时期,蒙古鄂尔多斯部在河套取得稳固地位。也有学者提出,蒙古入居河套,早在宣德年间至正统初年即已开始。该著以翔实的史料予此二说以有力辨正,认为宣德正统间确有蒙古军队在河套一带出没,但并未驻牧其中,至景泰后,蒙古在河套仍去驻不常。蒙古入居河套,形成“套虏”之患,当在明英宗天顺年间以后。
该著是一部断代民族政策演变史,固然应以明朝这一断代为中心展开细致、深入的研究。但明朝民族政策的演变,只是整个中国古代民族政策发展演变的一个阶段,不贯通中国古代民族政策的形态和内容的变迁过程,就无法准确诠释明朝民族政策演变的特质,更无法揭示明朝的民族政策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作用。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开始形成于何时,学术界存有不小的分歧。然最后形成于明清时期,却是学术界的一致认识。因此,把明朝民族政策的演变放到中国古代民族政策发展演变的长河中予以考察,揭示其承上启下的重要特点及其在统一多民族国家最后形成中的作用,即成为明朝民族政策研究题中应有之义。作者应该说也有这样的意识,并在前言中有简略文字提及,但着墨太少,短到只有几百字的篇幅。对本应成为该书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值得大加阐述的内容作如此简约化的处理,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明朝民族政策内容丰富,涵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宗教等各个方面。无论成功或失败,其影响都是多方面的。且构成明朝民族政策的各个要素之间存在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部分离开了整体就不能发挥其正常的功能。因此,对明朝民族政策的评价理应是多维度的、全面的、整体的。该著对明朝民族政策的评价虽也有整体的、综合的论述,但体现并不充分,大多是从政治、军事的角度着眼,以是否有利于明朝统治力量的壮大为评价的基本标准,而较少从经济、文化的角度考虑,评述其在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单向度评价的特征。
另外,该著对明末民族政策的分析、评述,不如明前期民族政策部分的论述从容、详细、深刻,写得过于匆促、简单,显得较为平面化,给人以历史事实的陈述有余,阶段性特点的提炼不足之感。
(作者张颖超,女,《西南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地址:重庆市,邮编400715)
〔责任编辑 贾 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