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女作家中，60年代出生的迟子建与70年代出生的朱文颖无疑是两个标志性的人物，前者是中生代女作家的杰出代表，后者则是新生代女作家的佼佼者。因为人生经验、审美趣味、艺术修养以及小说观念等方面的不同，二人的小说在思想追求和艺术风格上均具有强烈的反差性。迟子建的小说善于从平凡的人生中挖掘与呈现善良美好的人性，她对生活的观察与表达有着人文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色调，因而读者总能被她小说中所蕴含的温暖的情怀所打动。朱文颖的小说则更为时尚和新锐，她偏离了传统的文学经验，更为倾心于浪漫、唯美、神秘、忧郁的气息，私密而尖锐的经验与非道德化的叙事呈现给读者的是一种冷艳的气质。短篇小说《一坛猪油》与《浮生》可以说正典型地体现了她们两人在艺术风格上的差异。 迟子建的《一坛猪油》以第一人称的口气叙述“我”从家乡到东北投奔林场丈夫老潘的故事。小说的情节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叙述“我”在路上的故事。“我”是卖了房子带着三个孩子和霍大眼送的“一坛猪油”上路的。虽然历经坎坷，但“我”一直抱着这一坛猪油，直到等到了接“我”的崔大林。但是在骑马去林场时那坛猪油却打碎了。“我”只能和崔大林趴在地上用碗、罐子还有那个破油伞，把猪油盛了起来。第二部分主要叙述“我”到达东北林场后的生活与故事。“我”和丈夫老潘在林场又生了儿子苏生，小名叫蚂蚁。他后来因为爱情去了苏联。而崔大林也用大宝石戒指娶了个女人，但不幸的是女人因为戒指掉到水里而疯并丢了性命。两段故事的连结点则是那“一坛猪油”，因为这里面藏着两个秘密：一个秘密是屠夫霍大眼暗恋女主人公，他给“我”的猪油里藏着大宝石戒指；另一个秘密是崔大林当初盛油时偷偷藏起了大宝石戒指，但大宝石戒指没给他带来幸福，却带来了灾难。小说表面上情节并不复杂，也不见剧烈的冲突，但是迟子建总是能够赋予世俗、凡常的人生以饱满而浓烈的精神性情感。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爱的传奇与温暖，霍大眼对“我”的暗恋、“我”与丈夫的恩爱、蚂蚁与苏联姑娘的爱情，甚至店主夫妇之间的爱与恨，都具有强烈的民间伦理与道德内涵。而“戒指”则更是作家手中的人性之镜，通过它我们既看到了人性的美与光芒，也看到了人性的阴影与斑点。“我”的善良与真诚，对比的是崔大林和程英的私欲和贪念。而程英之死和崔大林的阳痿背后，作家揭示的则是罪与罚、爱与恨、沉沦与救赎等沉重的伦理与道德命题。小说的语言亲切自然、娓娓道来，绵实而厚重，饱含情感的汁液和世俗生活的烟火气息，其对人物性格的塑造以及情感境界的呈现起到了重要作用。 朱文颖的《浮生》处理的也是一个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故事。苏州老城里一对普普通通的夫妻三白与芸娘，他们为了搬离沧浪亭附近的家而到城区四处找房子。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也不见波澜起伏的冲突，主体就是男主人公三白一天繁琐、单调、无趣的找房经历，只是其中在王先生家喝酒以及寺庙中对阿明的寻找才让流水帐似的情节泛起了些微的涟漪。小说的结尾用寥寥三百字交代了房子没搬成老婆芸娘却生病死了的结局，虽然情节上出现了跳跃，却更能诠释小说“浮生若梦”的题旨。在这篇小说中，朱文颖显然没有迟子建那种对于伦理、道德、人性等精神内涵的执著，她塑造的人物性格模糊、神情恍惚，仿佛一些虚幻而飘忽的影像，她感兴趣的是一种鬼魅性的情绪、心态、气息和氛围的营构。“狐狸”是小说的重要结构元素，是笼罩性的话题，也是小说情节推进的内在逻辑力量。正是关于狐狸的传说，以及各种由狐狸而引起的迷惘、困惑与幻觉，赋予了小说亦真亦幻、虚虚实实的效果。在这种神秘而鬼魅的气氛中，主人公三白如入鬼境，他走过的古城小巷、水沟、石板、寺庙都被死魂灵的阴气包围，而埂巷的老妇、王先生的太太，甚至芸娘似乎都成了狐狸的化身。小说弥漫的是阴柔、潮湿、另类的气息，从中既能看到苏州文化、民间宗教以及鬼神观念的无所不在，同时，也隐约能感到一种文化和人性的压抑，以及某种古典的、怀旧的、浪漫的情调与意趣。与此相联系，《浮生》的语言也呈现为一种冷艳的色调，比如：“暮色给它罩上了一层晕黄，虽然没有晚霞，却仍然是晕黄的，只是在黄的里面，少了平日的微红而已。而这则更使眼下的黄昏时分显得缓慢起来。就象石桥下面的水。”“确实是出太阳了，而且不仅仅是出太阳，而是一边出太阳一边下雨。雨一点都没有变小，灰蒙蒙的很有密度，象一张网。也象无数的银针。太阳却是耀眼的，有着灰色的衬托，它忽然显出明晃晃的亮度。单纯有太阳的时候，绝对不会想到太阳会是这样的太阳，单纯下雨的时候，也绝对不会感觉雨竟然会是这样的雨。一时间三白也有些呆滞，看着眼前的光影晃来晃去，街巷顿时就有着不真实的意味了。仿佛整个的就是朵大而白的茉莉，人与物都笼在其中了。”在作家的笔下，景与物、人与我都浸染在一种艳丽、诗性、浓汁的语言河流中，色彩斑斓的语言意象与人物敏感、纤弱的内心世界遥相呼应，使小说呈现出特异的艺术品质。 女性写作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领域的一朵奇葩。新世纪以来，女性文学更是越来越呈现出多元而繁荣的景象。“乱花渐欲迷人眼”，各种风格、各种类型的女性文学作品正在得到文学界的高度肯定和关注。迟子建和朱文颖以她们特有的个人化方式证明了她们各自不可替代的文学价值，也丰富了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色调，她们的想象力、创造性以及令人感叹的才情与气质都让我们对她们的文学未来充满期待。 [此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新时期文学经典化问题研究”中期成果，项目编号为“09BZW046”。]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文学馆)
在中国当代女作家中，60年代出生的迟子建与70年代出生的朱文颖无疑是两个标志性的人物，前者是中生代女作家的杰出代表，后者则是新生代女作家的佼佼者。因为人生经验、审美趣味、艺术修养以及小说观念等方面的不同，二人的小说在思想追求和艺术风格上均具有强烈的反差性。迟子建的小说善于从平凡的人生中挖掘与呈现善良美好的人性，她对生活的观察与表达有着人文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色调，因而读者总能被她小说中所蕴含的温暖的情怀所打动。朱文颖的小说则更为时尚和新锐，她偏离了传统的文学经验，更为倾心于浪漫、唯美、神秘、忧郁的气息，私密而尖锐的经验与非道德化的叙事呈现给读者的是一种冷艳的气质。短篇小说《一坛猪油》与《浮生》可以说正典型地体现了她们两人在艺术风格上的差异。 迟子建的《一坛猪油》以第一人称的口气叙述“我”从家乡到东北投奔林场丈夫老潘的故事。小说的情节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叙述“我”在路上的故事。“我”是卖了房子带着三个孩子和霍大眼送的“一坛猪油”上路的。虽然历经坎坷，但“我”一直抱着这一坛猪油，直到等到了接“我”的崔大林。但是在骑马去林场时那坛猪油却打碎了。“我”只能和崔大林趴在地上用碗、罐子还有那个破油伞，把猪油盛了起来。第二部分主要叙述“我”到达东北林场后的生活与故事。“我”和丈夫老潘在林场又生了儿子苏生，小名叫蚂蚁。他后来因为爱情去了苏联。而崔大林也用大宝石戒指娶了个女人，但不幸的是女人因为戒指掉到水里而疯并丢了性命。两段故事的连结点则是那“一坛猪油”，因为这里面藏着两个秘密：一个秘密是屠夫霍大眼暗恋女主人公，他给“我”的猪油里藏着大宝石戒指；另一个秘密是崔大林当初盛油时偷偷藏起了大宝石戒指，但大宝石戒指没给他带来幸福，却带来了灾难。小说表面上情节并不复杂，也不见剧烈的冲突，但是迟子建总是能够赋予世俗、凡常的人生以饱满而浓烈的精神性情感。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爱的传奇与温暖，霍大眼对“我”的暗恋、“我”与丈夫的恩爱、蚂蚁与苏联姑娘的爱情，甚至店主夫妇之间的爱与恨，都具有强烈的民间伦理与道德内涵。而“戒指”则更是作家手中的人性之镜，通过它我们既看到了人性的美与光芒，也看到了人性的阴影与斑点。“我”的善良与真诚，对比的是崔大林和程英的私欲和贪念。而程英之死和崔大林的阳痿背后，作家揭示的则是罪与罚、爱与恨、沉沦与救赎等沉重的伦理与道德命题。小说的语言亲切自然、娓娓道来，绵实而厚重，饱含情感的汁液和世俗生活的烟火气息，其对人物性格的塑造以及情感境界的呈现起到了重要作用。 朱文颖的《浮生》处理的也是一个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故事。苏州老城里一对普普通通的夫妻三白与芸娘，他们为了搬离沧浪亭附近的家而到城区四处找房子。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也不见波澜起伏的冲突，主体就是男主人公三白一天繁琐、单调、无趣的找房经历，只是其中在王先生家喝酒以及寺庙中对阿明的寻找才让流水帐似的情节泛起了些微的涟漪。小说的结尾用寥寥三百字交代了房子没搬成老婆芸娘却生病死了的结局，虽然情节上出现了跳跃，却更能诠释小说“浮生若梦”的题旨。在这篇小说中，朱文颖显然没有迟子建那种对于伦理、道德、人性等精神内涵的执著，她塑造的人物性格模糊、神情恍惚，仿佛一些虚幻而飘忽的影像，她感兴趣的是一种鬼魅性的情绪、心态、气息和氛围的营构。“狐狸”是小说的重要结构元素，是笼罩性的话题，也是小说情节推进的内在逻辑力量。正是关于狐狸的传说，以及各种由狐狸而引起的迷惘、困惑与幻觉，赋予了小说亦真亦幻、虚虚实实的效果。在这种神秘而鬼魅的气氛中，主人公三白如入鬼境，他走过的古城小巷、水沟、石板、寺庙都被死魂灵的阴气包围，而埂巷的老妇、王先生的太太，甚至芸娘似乎都成了狐狸的化身。小说弥漫的是阴柔、潮湿、另类的气息，从中既能看到苏州文化、民间宗教以及鬼神观念的无所不在，同时，也隐约能感到一种文化和人性的压抑，以及某种古典的、怀旧的、浪漫的情调与意趣。与此相联系，《浮生》的语言也呈现为一种冷艳的色调，比如：“暮色给它罩上了一层晕黄，虽然没有晚霞，却仍然是晕黄的，只是在黄的里面，少了平日的微红而已。而这则更使眼下的黄昏时分显得缓慢起来。就象石桥下面的水。”“确实是出太阳了，而且不仅仅是出太阳，而是一边出太阳一边下雨。雨一点都没有变小，灰蒙蒙的很有密度，象一张网。也象无数的银针。太阳却是耀眼的，有着灰色的衬托，它忽然显出明晃晃的亮度。单纯有太阳的时候，绝对不会想到太阳会是这样的太阳，单纯下雨的时候，也绝对不会感觉雨竟然会是这样的雨。一时间三白也有些呆滞，看着眼前的光影晃来晃去，街巷顿时就有着不真实的意味了。仿佛整个的就是朵大而白的茉莉，人与物都笼在其中了。”在作家的笔下，景与物、人与我都浸染在一种艳丽、诗性、浓汁的语言河流中，色彩斑斓的语言意象与人物敏感、纤弱的内心世界遥相呼应，使小说呈现出特异的艺术品质。 女性写作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领域的一朵奇葩。新世纪以来，女性文学更是越来越呈现出多元而繁荣的景象。“乱花渐欲迷人眼”，各种风格、各种类型的女性文学作品正在得到文学界的高度肯定和关注。迟子建和朱文颖以她们特有的个人化方式证明了她们各自不可替代的文学价值，也丰富了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色调，她们的想象力、创造性以及令人感叹的才情与气质都让我们对她们的文学未来充满期待。 [此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新时期文学经典化问题研究”中期成果，项目编号为“09BZW046”。]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文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