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世说新语》中的女性
中国史传文学是中国历史文学的一部分，它兼有历史学与文学两种成分。从文学方面来看，它是从历史题材中描写历史人物的文学作品，而从历史学方面来看，它又是通过对历史人物的描写来反映特定的历史。我国的史传文学历史悠久，相传黄帝时就已经设立史官，历代统治者都将历史视为教育人们的一种方式，设史官，编史书，记录每个历史时期的人物与事件，演绎各时期特定的历史风貌。不管是正史，还是杂史杂传，笔记，都或多或少地体现出其记录的那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状况，如政治环境，民俗风情，家庭关系，婚姻制度等等。而正史记载的大多是是对彼时社会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历史事件或者历史人物，较少将笔触伸向平民百姓，因此不能确切地反映其他略显“卑微”的阶层的真实生活状况，杂传笔记则正好对这一缺陷进行了弥补。这样，在由正史，杂史，杂传，笔记等组成的庞大的史传文学体系中，历史得到更为真实的还原。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女性历来处于从属的卑微地位。被写进史书的一般都是与政治话题密切相关如《史记》中残忍刻毒、权欲熏心的乱政皇后吕雉，《汉书》中为国为民出塞和亲的昭君，或者是倾国倾城的红颜祸水，夏之妺喜，商之妲己，周之褒姒，祸国殃民留下骂名，或者是极具典型性的正面形象，如西汉·刘向《列女传·卷一·母仪》中写到“孟子生有淑质，幼被慈母三迁之教”，描写出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独具慧眼的母亲，《项羽本纪》中勾勒的能与西楚霸王同生死，共荣辱，忠诚而有骨气的绝代佳人虞姬。正如之前所说，正史中关注的女性基本上都是对历史产生过一定影响的典型人物，对平凡卑微的女性的描写寥寥无几。
《世说新语》属于历史杂记类笔记，根据有关旧闻和著作编纂而成，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称其“纂辑旧文，非由自造”，它以生动传神的笔触，
简练的语言记录了汉末，三国，两晋人物的逸闻趣事，虽则篇幅短小，有时甚至只是只言片语，却真实地反映了这段历史时期残酷险恶的政治斗争，士族阶层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方式。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士人庶民，僧人道士，彼时社会的各个阶层基本上都囊括其中。全书共分德行，言语，政事等三十六门，约1000余条，其中提到女性的大概有一百余条，大致占总数的十分之一。但是即使只占了十分之一，却也生动地勾勒出了彼时独具风格的女性群体。
说到《世说新语》，不得不说到魏晋风度。汉末以后，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不安，几次党争事件让士人们对朝廷彻底失望，儒学一尊的地位开始解体，促进了士人群体思想的解放，士人从对儒学圣人的崇拜中走出来，开始关注自我，进行自我体认。士人的这种心态一直延续到依旧混乱的魏晋时期。所谓的魏晋风度，便是指彼时的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与魏晋风度密切相关的是人的情感和个性的解放，这带动整个社会从刻板的礼教的束缚中走了出来，任情而为，肆意而行。魏晋风度不仅仅是在士人阶层中盛行的一种审美风格，也是当时整个社会流行的审美理想。那么，充分反映了魏晋风度的《世说新语》中的女性们又会是怎样的一个群体呢？
《世说新语》与正史中女性形象最明显的不同在于他们的评价视角的不同。之前正史中对女性群体的纳入总显得有点极端，要么是正面的典型，具备美好德行，深明大义，聪慧得体；要么是反面的典型，红颜祸水，祸国殃民。这种评价视角容易将女性群体简单地划分为两种类型，即善与恶。而事实上，人性往往是具有多样性的，不能单纯地用善或者恶来概括，大恶之人未必没有善，而大善之人也未必没有恶。所以，之前史书中的女性多是极善或者极恶之人，隶属于极善的典型便尽量突出其善的方面，反之亦然。《世说新语》对女性的评价视角有极端走向了真实，书中的女性不再单纯地是善或者恶的代言人，具备了多面性。她们被还原到现实生活，突出了女性自身的情感，成为了独立的群体，不再是从属于政治或者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男性。可以说，《世说新语》中的女性才是最为
真实的女性，她们将自己的情感赤裸裸地表现出来，或爱或恨，爱得坦率，恨得真切。因此，不管是妻子，母亲还是奴婢，妾室，各种身份的女性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真实性与多样性。《世说新语》将高高在上的历史女性人物引入现实生活中真实地展现着自我，让我们看到魏晋女性亦风流。
《世说新语》中女性形象大致可以分为徳贤类，才识类，任情类。徳贤类的女性形象大致集中在贤媛第十九，拒收坩鲝的陶侃母，告诫出嫁女儿“慎勿为好”的赵母，崇尚德义和睦持家的钟氏，郝氏二人，规谏丈夫“恐伤盛徳”的谢公夫人，她们或深明大义，或明察事理，闪耀着传统女性贤惠的光芒。 徳贤类的女性形象大多突出其高尚的道德感，重视其道德教化的作用，而才识类的女性则更为关注女性自身聪明才智的展示，女性凭借自我的才华机智获取了与男性平等对话甚至盖过男性的机会。谢道蕴联诗咏雪的故事淋漓尽致地体现出女性的才华，“未若柳絮因风起”的千古佳话使得“咏絮才”成为才女的代称，这个著名的才女在男权社会里甚至敢于说出“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朗”的话，表现出对丈夫的不满，对丈夫的不满其实正是她对自身才华的自我体认。另外，对刁钻刻薄问题的机智回答也充分地展现了女性的才华，应对敏捷，，王公渊娶诸葛诞女，入室，言语始交，王谓妇曰：“新妇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妇曰：“大丈夫不能仿佛彦云，而令妇人比踪英杰。”，面对丈夫刁钻挑衅的言语，诸葛诞女反应敏捷，以牙还牙，使得丈夫哑口无言，赢得丈夫的尊重与爱恋。不好新衣的桓冲因妻子故意送新衣服给他而大怒，却因妻子“衣不经新，何由而故”的一句话而大笑释然。不仅显贵家庭中的女性具备聪明才智，身份卑微的奴婢亦不乏满腹才华之人，郑玄家奴婢皆读书，尝使一婢，不称旨，将挞之。方自陈说，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须臾，复有一婢来，问曰：“胡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诉，逢彼之怒。”奴婢间的日常对话都是引经据典。 最后，任情类的女性形象在《世说新语》中也是层出不穷的。任情而为是魏晋风度下的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不仅仅是士人阶层们打破传统礼教的束缚，任情而为，女性群体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
对情感的自觉追求与释放。在中国古代社会，含蓄是一种正统的美德，夫妻间的和谐美满是“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可是这种完全合乎“礼”的美满却使得夫妻之间缺少了应有的亲密，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让人觉得有点生分。且看《世说新语》中的夫妻，王安丰妇无视俗礼，以“卿”称呼丈夫，丈夫劝他改口时，她坦然而言“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毫不掩饰自己对丈夫的爱。郗嘉宾丧，妇兄弟欲迎妹还，终不肯归，曰：“生纵不得与郗郎同室，死宁不同穴？”可以看出，当时的婚姻制度是比较宽松的，允许妇人改嫁，可是郗嘉宾妇去坚守着对丈夫的爱，甘愿与丈夫死则同穴。彼时的女性往往敢于大胆表明自己的情感，毫不掩饰自己的内心，情之所至，总会坦率地表现出来。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对于美的喜爱和丑的厌恶，她们从不遮遮掩掩。
之前提到过史书记录的是特定历史时期内的社会状况，史书中的历史人物往往能折射出当时的某些历史现象，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环境，政治局面，经济状况，风俗习惯或多或少会有所不同，但是我们也总能从中找到一些共同点。《世说新语》中的女性形象身上又折射了哪些历史的共同点呢？首先，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始终存在着不合理的婚姻制度。魏晋时期的女性虽然可以坦率地表达自己对情感的追求，甚至付诸行动，但是允许一夫多妻和门当户对的婚姻制度对女性还是很不公平的。有名的韩寿偷香的故事，说的是贾充女自己择夫，主动追求美好婚姻的故事，却被放进了“惑溺”之中，可见即便在当时比较宽松的社会环境中，这种行为也是不太受肯定的。而一夫多妻制与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的碰撞又造成妒妇的大量出现，因为对爱情的独占欲是导致婚姻中嫉妒出现的根本原因。桓温平定蜀地，以李势的妹妹为妾，很宠爱她，桓温妻子南康长公主知道后竟然带着数十个婢女拿着刀去袭击她。再如，“惑溺”一目中记载贾充的妻子郭槐仅仅因为贾充就着乳母的手中逗儿子，就以为贾充喜欢乳母，随即把她杀了，
结果儿子日夜悲啼，不饮它乳以致夭折，其妒性可见一斑。 其次，对“美”的追求是亘古不变的历史话题。在魏晋风度影响下，魏晋女性对美的崇拜超乎想象，并且往往用行动坦率地表现出来，围堵潘岳，唾弃左思，看杀卫玠，可以看出，她们对“美”的追求几乎达到了狂热的境界。但是，女性们对“美”的追求不仅仅表现在对外在美的追求上，她们也由衷地欣赏内在美。贤媛十一写到山涛妻子韩氏夜穿墉以视阮籍，嵇康，达旦忘返，并且得出山涛“才致殊不知，正当以识度相友耳”的结论，而这一结论也正是阮籍，嵇康对山涛的评价。可见，山涛妻子有较高的鉴识能力，能够慧眼识珠，品评人物恰如其分。
总而言之，魏晋风度孕育了思想活跃，个性多样，真实独立的魏晋女性群体形象，《世说新语》真实地反映了寻找自我，表现自我的魏晋时期中国女性风采，这些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带我们真切地感受着独特的魏晋风度。
参考资料：
[1]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2]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3]李柏．浅谈《世说新语》中的女性群体[J]．长春师范学院院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
[4]李丽君．魏晋女性亦风流[J]．现代语文，2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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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世说新语》中的女性
中国史传文学是中国历史文学的一部分，它兼有历史学与文学两种成分。从文学方面来看，它是从历史题材中描写历史人物的文学作品，而从历史学方面来看，它又是通过对历史人物的描写来反映特定的历史。我国的史传文学历史悠久，相传黄帝时就已经设立史官，历代统治者都将历史视为教育人们的一种方式，设史官，编史书，记录每个历史时期的人物与事件，演绎各时期特定的历史风貌。不管是正史，还是杂史杂传，笔记，都或多或少地体现出其记录的那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状况，如政治环境，民俗风情，家庭关系，婚姻制度等等。而正史记载的大多是是对彼时社会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历史事件或者历史人物，较少将笔触伸向平民百姓，因此不能确切地反映其他略显“卑微”的阶层的真实生活状况，杂传笔记则正好对这一缺陷进行了弥补。这样，在由正史，杂史，杂传，笔记等组成的庞大的史传文学体系中，历史得到更为真实的还原。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女性历来处于从属的卑微地位。被写进史书的一般都是与政治话题密切相关如《史记》中残忍刻毒、权欲熏心的乱政皇后吕雉，《汉书》中为国为民出塞和亲的昭君，或者是倾国倾城的红颜祸水，夏之妺喜，商之妲己，周之褒姒，祸国殃民留下骂名，或者是极具典型性的正面形象，如西汉·刘向《列女传·卷一·母仪》中写到“孟子生有淑质，幼被慈母三迁之教”，描写出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独具慧眼的母亲，《项羽本纪》中勾勒的能与西楚霸王同生死，共荣辱，忠诚而有骨气的绝代佳人虞姬。正如之前所说，正史中关注的女性基本上都是对历史产生过一定影响的典型人物，对平凡卑微的女性的描写寥寥无几。
《世说新语》属于历史杂记类笔记，根据有关旧闻和著作编纂而成，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称其“纂辑旧文，非由自造”，它以生动传神的笔触，
简练的语言记录了汉末，三国，两晋人物的逸闻趣事，虽则篇幅短小，有时甚至只是只言片语，却真实地反映了这段历史时期残酷险恶的政治斗争，士族阶层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方式。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士人庶民，僧人道士，彼时社会的各个阶层基本上都囊括其中。全书共分德行，言语，政事等三十六门，约1000余条，其中提到女性的大概有一百余条，大致占总数的十分之一。但是即使只占了十分之一，却也生动地勾勒出了彼时独具风格的女性群体。
说到《世说新语》，不得不说到魏晋风度。汉末以后，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不安，几次党争事件让士人们对朝廷彻底失望，儒学一尊的地位开始解体，促进了士人群体思想的解放，士人从对儒学圣人的崇拜中走出来，开始关注自我，进行自我体认。士人的这种心态一直延续到依旧混乱的魏晋时期。所谓的魏晋风度，便是指彼时的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与魏晋风度密切相关的是人的情感和个性的解放，这带动整个社会从刻板的礼教的束缚中走了出来，任情而为，肆意而行。魏晋风度不仅仅是在士人阶层中盛行的一种审美风格，也是当时整个社会流行的审美理想。那么，充分反映了魏晋风度的《世说新语》中的女性们又会是怎样的一个群体呢？
《世说新语》与正史中女性形象最明显的不同在于他们的评价视角的不同。之前正史中对女性群体的纳入总显得有点极端，要么是正面的典型，具备美好德行，深明大义，聪慧得体；要么是反面的典型，红颜祸水，祸国殃民。这种评价视角容易将女性群体简单地划分为两种类型，即善与恶。而事实上，人性往往是具有多样性的，不能单纯地用善或者恶来概括，大恶之人未必没有善，而大善之人也未必没有恶。所以，之前史书中的女性多是极善或者极恶之人，隶属于极善的典型便尽量突出其善的方面，反之亦然。《世说新语》对女性的评价视角有极端走向了真实，书中的女性不再单纯地是善或者恶的代言人，具备了多面性。她们被还原到现实生活，突出了女性自身的情感，成为了独立的群体，不再是从属于政治或者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男性。可以说，《世说新语》中的女性才是最为
真实的女性，她们将自己的情感赤裸裸地表现出来，或爱或恨，爱得坦率，恨得真切。因此，不管是妻子，母亲还是奴婢，妾室，各种身份的女性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真实性与多样性。《世说新语》将高高在上的历史女性人物引入现实生活中真实地展现着自我，让我们看到魏晋女性亦风流。
《世说新语》中女性形象大致可以分为徳贤类，才识类，任情类。徳贤类的女性形象大致集中在贤媛第十九，拒收坩鲝的陶侃母，告诫出嫁女儿“慎勿为好”的赵母，崇尚德义和睦持家的钟氏，郝氏二人，规谏丈夫“恐伤盛徳”的谢公夫人，她们或深明大义，或明察事理，闪耀着传统女性贤惠的光芒。 徳贤类的女性形象大多突出其高尚的道德感，重视其道德教化的作用，而才识类的女性则更为关注女性自身聪明才智的展示，女性凭借自我的才华机智获取了与男性平等对话甚至盖过男性的机会。谢道蕴联诗咏雪的故事淋漓尽致地体现出女性的才华，“未若柳絮因风起”的千古佳话使得“咏絮才”成为才女的代称，这个著名的才女在男权社会里甚至敢于说出“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朗”的话，表现出对丈夫的不满，对丈夫的不满其实正是她对自身才华的自我体认。另外，对刁钻刻薄问题的机智回答也充分地展现了女性的才华，应对敏捷，，王公渊娶诸葛诞女，入室，言语始交，王谓妇曰：“新妇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妇曰：“大丈夫不能仿佛彦云，而令妇人比踪英杰。”，面对丈夫刁钻挑衅的言语，诸葛诞女反应敏捷，以牙还牙，使得丈夫哑口无言，赢得丈夫的尊重与爱恋。不好新衣的桓冲因妻子故意送新衣服给他而大怒，却因妻子“衣不经新，何由而故”的一句话而大笑释然。不仅显贵家庭中的女性具备聪明才智，身份卑微的奴婢亦不乏满腹才华之人，郑玄家奴婢皆读书，尝使一婢，不称旨，将挞之。方自陈说，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须臾，复有一婢来，问曰：“胡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诉，逢彼之怒。”奴婢间的日常对话都是引经据典。 最后，任情类的女性形象在《世说新语》中也是层出不穷的。任情而为是魏晋风度下的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不仅仅是士人阶层们打破传统礼教的束缚，任情而为，女性群体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
对情感的自觉追求与释放。在中国古代社会，含蓄是一种正统的美德，夫妻间的和谐美满是“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可是这种完全合乎“礼”的美满却使得夫妻之间缺少了应有的亲密，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让人觉得有点生分。且看《世说新语》中的夫妻，王安丰妇无视俗礼，以“卿”称呼丈夫，丈夫劝他改口时，她坦然而言“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毫不掩饰自己对丈夫的爱。郗嘉宾丧，妇兄弟欲迎妹还，终不肯归，曰：“生纵不得与郗郎同室，死宁不同穴？”可以看出，当时的婚姻制度是比较宽松的，允许妇人改嫁，可是郗嘉宾妇去坚守着对丈夫的爱，甘愿与丈夫死则同穴。彼时的女性往往敢于大胆表明自己的情感，毫不掩饰自己的内心，情之所至，总会坦率地表现出来。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对于美的喜爱和丑的厌恶，她们从不遮遮掩掩。
之前提到过史书记录的是特定历史时期内的社会状况，史书中的历史人物往往能折射出当时的某些历史现象，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环境，政治局面，经济状况，风俗习惯或多或少会有所不同，但是我们也总能从中找到一些共同点。《世说新语》中的女性形象身上又折射了哪些历史的共同点呢？首先，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始终存在着不合理的婚姻制度。魏晋时期的女性虽然可以坦率地表达自己对情感的追求，甚至付诸行动，但是允许一夫多妻和门当户对的婚姻制度对女性还是很不公平的。有名的韩寿偷香的故事，说的是贾充女自己择夫，主动追求美好婚姻的故事，却被放进了“惑溺”之中，可见即便在当时比较宽松的社会环境中，这种行为也是不太受肯定的。而一夫多妻制与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的碰撞又造成妒妇的大量出现，因为对爱情的独占欲是导致婚姻中嫉妒出现的根本原因。桓温平定蜀地，以李势的妹妹为妾，很宠爱她，桓温妻子南康长公主知道后竟然带着数十个婢女拿着刀去袭击她。再如，“惑溺”一目中记载贾充的妻子郭槐仅仅因为贾充就着乳母的手中逗儿子，就以为贾充喜欢乳母，随即把她杀了，
结果儿子日夜悲啼，不饮它乳以致夭折，其妒性可见一斑。 其次，对“美”的追求是亘古不变的历史话题。在魏晋风度影响下，魏晋女性对美的崇拜超乎想象，并且往往用行动坦率地表现出来，围堵潘岳，唾弃左思，看杀卫玠，可以看出，她们对“美”的追求几乎达到了狂热的境界。但是，女性们对“美”的追求不仅仅表现在对外在美的追求上，她们也由衷地欣赏内在美。贤媛十一写到山涛妻子韩氏夜穿墉以视阮籍，嵇康，达旦忘返，并且得出山涛“才致殊不知，正当以识度相友耳”的结论，而这一结论也正是阮籍，嵇康对山涛的评价。可见，山涛妻子有较高的鉴识能力，能够慧眼识珠，品评人物恰如其分。
总而言之，魏晋风度孕育了思想活跃，个性多样，真实独立的魏晋女性群体形象，《世说新语》真实地反映了寻找自我，表现自我的魏晋时期中国女性风采，这些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带我们真切地感受着独特的魏晋风度。
参考资料：
[1]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2]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3]李柏．浅谈《世说新语》中的女性群体[J]．长春师范学院院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
[4]李丽君．魏晋女性亦风流[J]．现代语文，2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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