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勇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让出行越来越方便。机票可直接通过互联网订好。个人凭身份证件，可直接办理登机手续。异地订票也很轻松，订票中的异地概念甚至已经消失。只要有适当的支付手段，人在国外，国内机票同样可以轻松搞定。需要行程单报销者，到机场或售票处打印即可。要行程单留念的，同样可以如法炮制。与当下乘坐火车打印了火车票，就不能凭证件直接乘车的种种不便相比，飞机出行可真是方便。
可是，情况在发生变化。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些机构单位要求报销机票附上登机牌。在互联网时代，这样的事情有点匪夷所思。我在北京，去上海出差。上海方面提供机票，但我回北京后，得把登机牌寄回上海。上海的这个机构没有登机牌，机票不能报销。因此，为了让上海方面报账，我又不得不将登机牌快递回上海。上海方面选择快递邮资到付，但是，我仍觉得这太浪费时间和金钱，既不方便，又不经济。在电子发票都已到临的年代，却要为一张本来不是凭据的纸张，耗费成本，有点滑稽。
之所以会有报销机票要有登机牌的规定，无非是曾经有一些人买了机票但不去坐飞机，行程单报账之后，又退了机票款。于是，有关机构提出这种要求。被要求者只是在执行规定。设置登机牌障碍旨在减少套取机票款的行为。
可是，怎么想，我都觉得这都是一些人犯了错，却在惩罚另一些人。套取机票款的人毕竟是少数。为了防止少数人犯错，却让大部分人都要为此付出精心保管和传递登机牌的代价，实在太不经济。异地之间登机牌的寄送，更是如此。
实际上，要发现机票是否已被真正使用，并不困难。简单的联网或航空公司查询，就可以解决某人是否乘机查证问题。而且，这只要一定比例的抽查即可。
在多数情况下，购买机票与出差是关联的。有了出差地住宿发票，且有相应的时间约束，不用其他证明，就可以支持机票已被使用的事实。上海方面给我提供了机票，票款是上海方面支付的，我也去了上海，最后，我也离开了上海。即使是退票，也只会通过上海机票原购买渠道退回，根本不可能存在机票款套领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为不可能发生的事件提供证明，实在是多此一举。
这也引发我的思考。出差的种种不便多在公共部门发生。公共部门的财务管理制度应该怎么设计才好？现实中如何执行才最经济？凡事总有来由。报销需要登机牌是用于应对机票款套取问题，实在过于麻烦，且没有必要。特别是，近来，越来越多的公共部门购买机票需要通过政府采购方式进行。政府采购程序较为繁杂，相关信息均已体现，根本没有必要再用登机牌来加以约束。用登机牌来约束，好比一大门本有高级大锁，却要花钱再买一小锁套在上面。徒增成本，又有何用？
啼笑皆非的类似的管制措施还有：一些公共部门机构单位的人员出差报销差旅费时，如无住宿发票，也会有麻烦。有的单位要求会议接待单位开出承担住宿费用的证明或在会议邀请函上注明。这还算容易操作的。有些则毫无办法。出差调研地正好是出差人的老家。回家住宿，谁能开证明？没有公章，家里人签字也不能作数。结果，对于出差人来说，最优的选择就是，开房但不住宿。这种选择虽然“刺激”消费需求，但是无论是对于出差人，还是对于机构单位，难道就不是一种浪费行为？
不合理的做法改变起来有多难呢？不难。记得在过去，财务管理制度执行得特别严格的年代，实际支出了，但票据丢了，只要能给出相应的说法，经主管领导签字批准，这都能够报账的。财务制度的严格与实际操作的灵活并不矛盾。关键的是，某些主管领导已经不愿意承担必要的责任，而将该有的担当推卸出去。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懒政怠政。看似不违规，但实际上让办事人员承担了本不应承担的责任，对于事业的发展不见得有好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该进行的出差不去了。
出差麻烦事还有不少。某些时候，出差人员对应的舱位机票已售罄。为了赶时间，出差人员最优策略是坐商务舱或头等舱，但是，僵硬的制度和不太灵活的操作，却让这种最优策略无法执行。结果是时间上的浪费和更多的不必要的住宿费用。无论是从时间，还是金钱上来考虑，这都不见得是一种合算的行为。从财务制度优化上看，应该可以给出差者更多更合理的选择机会。只要出差人能说明情况，相关领导就应予以支持。
说时容易做时难。这种事情不仅仅发生于国内机构。一些国际组织也有类似问题。
记得十年前，世界银行邀请我在国内某地开会，提供的是经济舱机票。当时正值暑期，某航空公司为教师提供五折的商务舱机票。机票价格比经济舱还要低。但是，经办人员告诉我，不能选择价格更低的商务舱，而只能是经济舱。我不知道世行的财务制度怎么规定，反正，这种体验，让我明白，规范的制度与灵活的操作，并非易事。
出差本已很辛苦，却还要为登机牌而操劳，为不必要的住宿发票而操心，为那些对管理无益的事而投入时间和金钱，这是何苦呢。也许正因为这样，一些必要的出差也就免了，一些本来可以好好利用互联网的机会就白白丧失了。公共部门的“互联网+”进程也会因此延误。说得再严重点，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也会随之变慢。一件小事，说明公共部门管理实在不是某些人所说的那么简单，而是更需要动脑筋的艺术。管理应能做到过程简单却能有效办事。■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杨志勇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让出行越来越方便。机票可直接通过互联网订好。个人凭身份证件，可直接办理登机手续。异地订票也很轻松，订票中的异地概念甚至已经消失。只要有适当的支付手段，人在国外，国内机票同样可以轻松搞定。需要行程单报销者，到机场或售票处打印即可。要行程单留念的，同样可以如法炮制。与当下乘坐火车打印了火车票，就不能凭证件直接乘车的种种不便相比，飞机出行可真是方便。
可是，情况在发生变化。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些机构单位要求报销机票附上登机牌。在互联网时代，这样的事情有点匪夷所思。我在北京，去上海出差。上海方面提供机票，但我回北京后，得把登机牌寄回上海。上海的这个机构没有登机牌，机票不能报销。因此，为了让上海方面报账，我又不得不将登机牌快递回上海。上海方面选择快递邮资到付，但是，我仍觉得这太浪费时间和金钱，既不方便，又不经济。在电子发票都已到临的年代，却要为一张本来不是凭据的纸张，耗费成本，有点滑稽。
之所以会有报销机票要有登机牌的规定，无非是曾经有一些人买了机票但不去坐飞机，行程单报账之后，又退了机票款。于是，有关机构提出这种要求。被要求者只是在执行规定。设置登机牌障碍旨在减少套取机票款的行为。
可是，怎么想，我都觉得这都是一些人犯了错，却在惩罚另一些人。套取机票款的人毕竟是少数。为了防止少数人犯错，却让大部分人都要为此付出精心保管和传递登机牌的代价，实在太不经济。异地之间登机牌的寄送，更是如此。
实际上，要发现机票是否已被真正使用，并不困难。简单的联网或航空公司查询，就可以解决某人是否乘机查证问题。而且，这只要一定比例的抽查即可。
在多数情况下，购买机票与出差是关联的。有了出差地住宿发票，且有相应的时间约束，不用其他证明，就可以支持机票已被使用的事实。上海方面给我提供了机票，票款是上海方面支付的，我也去了上海，最后，我也离开了上海。即使是退票，也只会通过上海机票原购买渠道退回，根本不可能存在机票款套领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为不可能发生的事件提供证明，实在是多此一举。
这也引发我的思考。出差的种种不便多在公共部门发生。公共部门的财务管理制度应该怎么设计才好？现实中如何执行才最经济？凡事总有来由。报销需要登机牌是用于应对机票款套取问题，实在过于麻烦，且没有必要。特别是，近来，越来越多的公共部门购买机票需要通过政府采购方式进行。政府采购程序较为繁杂，相关信息均已体现，根本没有必要再用登机牌来加以约束。用登机牌来约束，好比一大门本有高级大锁，却要花钱再买一小锁套在上面。徒增成本，又有何用？
啼笑皆非的类似的管制措施还有：一些公共部门机构单位的人员出差报销差旅费时，如无住宿发票，也会有麻烦。有的单位要求会议接待单位开出承担住宿费用的证明或在会议邀请函上注明。这还算容易操作的。有些则毫无办法。出差调研地正好是出差人的老家。回家住宿，谁能开证明？没有公章，家里人签字也不能作数。结果，对于出差人来说，最优的选择就是，开房但不住宿。这种选择虽然“刺激”消费需求，但是无论是对于出差人，还是对于机构单位，难道就不是一种浪费行为？
不合理的做法改变起来有多难呢？不难。记得在过去，财务管理制度执行得特别严格的年代，实际支出了，但票据丢了，只要能给出相应的说法，经主管领导签字批准，这都能够报账的。财务制度的严格与实际操作的灵活并不矛盾。关键的是，某些主管领导已经不愿意承担必要的责任，而将该有的担当推卸出去。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懒政怠政。看似不违规，但实际上让办事人员承担了本不应承担的责任，对于事业的发展不见得有好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该进行的出差不去了。
出差麻烦事还有不少。某些时候，出差人员对应的舱位机票已售罄。为了赶时间，出差人员最优策略是坐商务舱或头等舱，但是，僵硬的制度和不太灵活的操作，却让这种最优策略无法执行。结果是时间上的浪费和更多的不必要的住宿费用。无论是从时间，还是金钱上来考虑，这都不见得是一种合算的行为。从财务制度优化上看，应该可以给出差者更多更合理的选择机会。只要出差人能说明情况，相关领导就应予以支持。
说时容易做时难。这种事情不仅仅发生于国内机构。一些国际组织也有类似问题。
记得十年前，世界银行邀请我在国内某地开会，提供的是经济舱机票。当时正值暑期，某航空公司为教师提供五折的商务舱机票。机票价格比经济舱还要低。但是，经办人员告诉我，不能选择价格更低的商务舱，而只能是经济舱。我不知道世行的财务制度怎么规定，反正，这种体验，让我明白，规范的制度与灵活的操作，并非易事。
出差本已很辛苦，却还要为登机牌而操劳，为不必要的住宿发票而操心，为那些对管理无益的事而投入时间和金钱，这是何苦呢。也许正因为这样，一些必要的出差也就免了，一些本来可以好好利用互联网的机会就白白丧失了。公共部门的“互联网+”进程也会因此延误。说得再严重点，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也会随之变慢。一件小事，说明公共部门管理实在不是某些人所说的那么简单，而是更需要动脑筋的艺术。管理应能做到过程简单却能有效办事。■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