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守敬与中国文献学
杨守敬被誉为“三峡第一学人”，为晚清民初的著名学者，也是数百年来湖北不世出的宿儒，其在文献金石方面的成就虽不如其在历史地理方面那般丰硕，但也算是颇有贡献。斯人辞世已有九十年矣，作为乡邻后学的我有意于此撰小文而祭之。
杨守敬，湖北宜都人氏，小商人之后，父早亡，其主要由其祖父和母亲教养成人，同治元年中八十名举人，后五次会考皆不中，但游学京师仪所得不少。光绪六年（1880）渡海赴日，广求汉籍，学术精进，同时也有意无意间点化了日本书道，被奉为“近代日本书道之祖”，光绪十年（1884）归国。最能代表他研究水平的是《水经注疏》四十卷和三十四巨册的《历代舆地全图》，除却在历史地理方面的成果，杨守敬在版本目录学研究也很突出，传世书共近二十种，较著名的有《留真谱》与《日本访书志》；金石学是杨守敬一生研究的学问，虽不及其在历史地理与版本目录方面著作那么有名，但数量也有二十九种之多。
初昌雄教授在杨守敬对版本目录方面的贡献已著有专论《论杨守敬在版本目录学上的成就》，其主要就《日本访书志》及《留真谱》来论述杨守敬在此方面的成就。杨守敬快藏书，且嗜古成癖，无论其是游学国内还是任职海外，他总遍求古书碑钱瓦。在其任职日本之初，对版本目录之学尚欠深究，但历时一年以后，他便对日藏汉籍的种类、特点以及收藏分布有了初步了解。从《日本访书志》所收书目来看，杨守敬嗜古而不偏，抄本、明本、宋元的本子均为数众多，他还重视对日本、朝鲜刻本的收录，国内许多久已散佚的古籍因有日本、朝鲜的刻本而得以流传。《日本访书志》在版本收录上的第三个特点是大量收入抄本，且大多为保存了六朝、隋唐的原貌风格的古抄卷子本。
在《日本访书志》中，杨守敬综合运用了各种方法从形式到内容对各种版本进行考证，在一些提要中，他以标题、牌记，字体、讳字、内容甚至纸质着手，并与他本相比较考证其版刻。杨守敬非常重视版刻存佚及版本源流的考证，他不仅依据序跋考版刻源流，而且依据书目著录考其存佚。他在考证版本时，常尽可能参照已知可见尽可能多的版本，在图书的收录上，对同一种书也收录各种版本以资鉴别比较，考证版刻源流。在《日本访书志》中，几近一半的提要是对版本进行校勘的，而且对其中的许多图书撰有更为详尽的校勘记。他广罗众本，择善而从，在校勘时存疑存真，不妄改。他校勘不是比勘文字、校定正误、定著善本，而更重要的是他把校勘做为考证版本的一种手段。
余嘉锡先生说“四库提要之外，其他诸家记版本者，忧目开收藏家之派，钱记开鉴赏家之派，卢补开校仇家之派，皆非考学术源流之书，唯朱绪曾《开有益斋读书志》、杨守敬之《日本访书志》其庶几洪
氏所谓考订家乎？”
《留真谱》与善本书影是从一些比较珍贵的版本中选取能代表版本特征的书页摹其式而仿刊之，按一定的方式编成目录，它是版本鉴定的一种工具，也是进行版本目录学研究不可缺少的资料，善本书影作为一种目录形式，始于日本，与《日本访书志》相比，《留真谱》更受后人的推崇，初昌雄教授认为原因有二：“一，它将善本书影这种目录形式引入我国，并发扬光大，开我国善本书影之先河„„为版本的研究和考证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和有力的手段，为目录学和版本学别开一条新的途径。善本书影不仅能保存一些稀世珍本的真实面目，有很高的文物、艺术价值，而且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二，就《留真谱》而言，它保存了不少稀见之本的较为真实的面目，《日本访书志》所收之书已为罕见，《留真谱》所收更是时人难以见到的，杨氏在日本广收善本，对稀见之珍更是千方百计收罗，实在无法得到的则影摹之。”
杨守敬除却在版本学上的贡献巨大外，在金石学上的著述也颇多，如《湖北金石志》、《壬癸金石跋》、《三续寰宇访碑录》、《寰宇贞石图》、《高句丽好太王碑》等。
杨守敬认为“金石文字，以考证文字为上，玩其书法次之。”他运用金石文字补史书缺佚。杨守敬将《桑乾镇印》与《隋书》、《北齐书》、《水经注》等有关材料相互比较，证明了北魏确有桑乾郡，而补《魏书•地形志》之缺，他还运用金石文字纠正史籍之错误，此外，杨守敬还善于用金石文字考释官制、地理、文物、典章制度及年代。他的考释，因是针对金石文内的地理、官职、年代等具体内容，不免点点滴滴，过于细碎，但又是从具体出发，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开拓了考证及研究的视野及方法，更扩大了史料来源，拓展了史学领域。
概观杨守敬生平，其在日期间大抵可算为中国文献学有巨大贡献的四年，不仅有《日本访书志》和《留真谱》等重要撰述传世，而且对日藏汉籍回输中土有重大引导力量，日藏汉籍回输中土，虽可追溯到宋时，但清末时期大规模地回归故土的潮流中，杨守敬的访书活动便颇为有名。与此同时，在日本经历了明治维新以后对传统文化的蔑视而盲目追求西方文化的风潮后，使日本学术界有时之士颇为震动，他们反思自身的行为,于是对日藏汉籍格外重视起来，在某程度而言也保存了中华文化。
杨守敬虽然算不上清末民初学术界的领军人物，但绝对也是一位经历不凡、成就巨大的著名学者。在如今，他的名字已不如那些年代那么为人所知，但他的成就依然能在学术界流传不衰。特别是他在日本的影响颇大，以至在解放后尚有日本友人慕名访其故里。在家乡宜都也流传着有关他的传闻逸事，近些年更出版了一些有关他的书籍。
除却在文献学方面的贡献，其在历史地理方面的成就更不用说，罗振玉甚至将杨守敬的地理学与王念孙、段玉裁的小学、李善兰的算学并誉为清朝“三绝学”。杨守敬在日本四年中，不仅访书刻书，并且积极参与到当地文化活动中。他在赴日之前金石学已经颇有造诣，并
收藏了大量的金石碑版、古钱古币，并且携之东渡。他携带的大量汉魏碑刻拓本引起日本书法界的巨大兴趣，并且他将自己对于书法碑刻的认识与日本书法家广为交流，极大促进了日本书道的现代化，被奉为“近代日本书道之祖”、“日本书道的大恩人” ，直至今日，影响依然。
即使是如此知名有成就学者，在其晚年也很是失意，生活几度陷入困境，杨守敬毕业购书刻书写书，耗费巨资，加上清末民初动荡的社会局面，家乡田产房租难以收取，生活十分窘迫。在其年高之时，所著之书又纷纷杀青，苦于资金匮乏而不能刊刻，无奈之下，曾应袁世凯几番之请入京为官，任参议院参政，但其对政治持谨慎态度，对刻书依然不能忘怀。1915年，杨守敬带着最后的遗憾逝世。直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傅斯年携其稿至台湾，有台北中华书局影印出版。
杨守敬的学术成就简述
中国古代史专业 200440750 鲜健鹰
杨守敬被誉为“三峡第一学人”，为晚清民初的著名学者，也是数百年来湖北不世出的宿儒，其在文献金石方面的成就虽不如其在历史地理方面那般丰硕，但也算是颇有贡献。斯人辞世已有九十年矣，作为乡邻后学的我有意于此撰小文而祭之。
杨守敬，湖北宜都人氏，小商人之后，父早亡，其主要由其祖父和母亲教养成人，同治元年中八十名举人，后五次会考皆不中，但游学京师仪所得不少。光绪六年（1880）渡海赴日，广求汉籍，学术精进，同时也有意无意间点化了日本书道，被奉为“近代日本书道之祖”，光绪十年（1884）归国。最能代表他研究水平的是《水经注疏》四十卷和三十四巨册的《历代舆地全图》，除却在历史地理方面的成果，杨守敬在版本目录学研究也很突出，传世书共近二十种，较著名的有《留真谱》与《日本访书志》；金石学是杨守敬一生研究的学问，虽不及其在历史地理与版本目录方面著作那么有名，但数量也有二十九种之多。
初昌雄教授在杨守敬对版本目录方面的贡献已著有专论《论杨守敬在版本目录学上的成就》，其主要就《日本访书志》及《留真谱》来论述杨守敬在此方面的成就。杨守敬快藏书，且嗜古成癖，无论其是游学国内还是任职海外，他总遍求古书碑钱瓦。在其任职日本之初，对版本目录之学尚欠深究，但历时一年以后，他便对日藏汉籍的种类、特点以及收藏分布有了初步了解。从《日本访书志》所收书目来看，杨守敬嗜古而不偏，抄本、明本、宋元的本子均为数众多，他还重视对日本、朝鲜刻本的收录，国内许多久已散佚的古籍因有日本、朝鲜的刻本而得以流传。《日本访书志》在版本收录上的第三个特点是大量收入抄本，且大多为保存了六朝、隋唐的原貌风格的古抄卷子本。
在《日本访书志》中，杨守敬综合运用了各种方法从形式到内容对各种版本进行考证，在一些提要中，他以标题、牌记，字体、讳字、内容甚至纸质着手，并与他本相比较考证其版刻。杨守敬非常重视版刻存佚及版本源流的考证，他不仅依据序跋考版刻源流，而且依据书目著录考其存佚。他在考证版本时，常尽可能参照已知可见尽可能多的版本，在图书的收录上，对同一种书也收录各种版本以资鉴别比较，考证版刻源流。在《日本访书志》中，几近一半的提要是对版本进行校勘的，而且对其中的许多图书撰有更为详尽的校勘记。他广罗众本，择善而从，在校勘时存疑存真，不妄改。他校勘不是比勘文字、校定正误、定著善本，而更重要的是他把校勘做为考证版本的一种手段。
余嘉锡先生说“四库提要之外，其他诸家记版本者，忧目开收藏家之派，钱记开鉴赏家之派，卢补开校仇家之派，皆非考学术源流之书，唯朱绪曾《开有益斋读书志》、杨守敬之《日本访书志》其庶几洪氏所谓考订家乎？”
《留真谱》与善本书影是从一些比较珍贵的版本中选取能代表版本特征的书页摹其式而仿刊之，按一定的方式编成目录，它是版本鉴定的一种工具，也是进行版本目录学研究不可缺少的资料，善本书影作为一种目录形式，始于日本，与《日本访书志》相比，《留真谱》更受后人的推崇，初昌雄教授认为原因有二：“一，它将善本书影这种目录形式引入我国，并发扬光大，开我国善本书影之先河„„为版本的研究和考证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和有力的手段，为目录学和版本学别开一条新的途径。善本书影不仅能保存一些稀世珍本的真实面目，有很高的文物、艺术价值，而且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二，就《留真谱》而言，它保存了不少稀见之本的较为真实的面目，《日本访书志》所收之书已为罕见，《留真谱》所收更是时人难以见到的，杨氏在日本广收善本，对稀见之珍更是千方百计收罗，实在无法得到的则影摹之。”
杨守敬除却在版本学上的贡献巨大外，在金石学上的著述也颇多，如《湖北金石志》、《壬癸金石跋》、《三续寰宇访碑录》、《寰宇贞石图》、《高句丽好太王碑》等。
杨守敬认为“金石文字，以考证文字为上，玩其书法次之。”他运用金石文字补史书缺佚。杨守敬将《桑乾镇印》与《隋书》、《北齐书》、《水经注》等有关材料相互比较，证明了北魏确有桑乾郡，而补《魏书•地形志》之缺，他还运用金石文字纠正史籍之错误，此外，杨守敬还善于用金石文字考释官制、地理、文物、典章制度及年代。他的考释，因是针对金石文内的地理、官职、年代等具体内容，不免点点滴滴，过于细碎，但又是从具体出发，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开拓了考证及研究的视野及方法，更扩大了史料来源，拓展了史学领域。
概观杨守敬生平，其在日期间大抵可算为中国文献学有巨大贡献的四年，不仅有《日本访书志》和《留真谱》等重要撰述传世，而且对日藏汉籍回输中土有重大引导力量，日藏汉籍回输中土，虽可追溯到宋时，但清末时期大规模地回归故土的潮流中，杨守敬的访书活动便颇为有名。与此同时，在日本经历了明治维新以后对传统文化的蔑视而盲目追求西方文化的风潮后，使日本学术界有时之士颇为震动，他们反思自身的行为,于是对日藏汉籍格外重视起来，在某程度而言也保存了中华文化。
杨守敬虽然算不上清末民初学术界的领军人物，但绝对也是一位经历不凡、成就巨大的著名学者。在如今，他的名字已不如那些年代那么为人所知，但他的成就依然能在学术界流传不衰。特别是他在日本的影响颇大，以至在解放后尚有日本友人慕名访其故里。在家乡宜都也流传着有关他的传闻逸事，近些年更出版了一些有关他的书籍。
除却在文献学方面的贡献，其在历史地理方面的成就更不用说，罗振玉甚至将杨守敬的地理学与王念孙、段玉裁的小学、李善兰的算学并誉为清朝“三绝学”。杨守敬在日本四年中，不仅访书刻书，并且积极参与到当地文化活动中。他在赴日之前金石学已经颇有造诣，并收藏了大量的金石碑版、古钱古币，并且携之东渡。他携带的大量汉魏碑刻拓本引起日本书法界的巨大兴趣，并且他将自己对于书法碑刻
的认识与日本书法家广为交流，极大促进了日本书道的现代化，被奉为“近代日本书道之祖”、“日本书道的大恩人” ，直至今日，影响依然。
即使是如此知名有成就学者，在其晚年也很是失意，生活几度陷入困境，杨守敬毕业购书刻书写书，耗费巨资，加上清末民初动荡的社会局面，家乡田产房租难以收取，生活十分窘迫。在其年高之时，所著之书又纷纷杀青，苦于资金匮乏而不能刊刻，无奈之下，曾应袁世凯几番之请入京为官，任参议院参政，但其对政治持谨慎态度，对刻书依然不能忘怀。1915年，杨守敬带着最后的遗憾逝世。直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傅斯年携其稿至台湾，有台北中华书局影印出版。
杨守敬与中国文献学
杨守敬被誉为“三峡第一学人”，为晚清民初的著名学者，也是数百年来湖北不世出的宿儒，其在文献金石方面的成就虽不如其在历史地理方面那般丰硕，但也算是颇有贡献。斯人辞世已有九十年矣，作为乡邻后学的我有意于此撰小文而祭之。
杨守敬，湖北宜都人氏，小商人之后，父早亡，其主要由其祖父和母亲教养成人，同治元年中八十名举人，后五次会考皆不中，但游学京师仪所得不少。光绪六年（1880）渡海赴日，广求汉籍，学术精进，同时也有意无意间点化了日本书道，被奉为“近代日本书道之祖”，光绪十年（1884）归国。最能代表他研究水平的是《水经注疏》四十卷和三十四巨册的《历代舆地全图》，除却在历史地理方面的成果，杨守敬在版本目录学研究也很突出，传世书共近二十种，较著名的有《留真谱》与《日本访书志》；金石学是杨守敬一生研究的学问，虽不及其在历史地理与版本目录方面著作那么有名，但数量也有二十九种之多。
初昌雄教授在杨守敬对版本目录方面的贡献已著有专论《论杨守敬在版本目录学上的成就》，其主要就《日本访书志》及《留真谱》来论述杨守敬在此方面的成就。杨守敬快藏书，且嗜古成癖，无论其是游学国内还是任职海外，他总遍求古书碑钱瓦。在其任职日本之初，对版本目录之学尚欠深究，但历时一年以后，他便对日藏汉籍的种类、特点以及收藏分布有了初步了解。从《日本访书志》所收书目来看，杨守敬嗜古而不偏，抄本、明本、宋元的本子均为数众多，他还重视对日本、朝鲜刻本的收录，国内许多久已散佚的古籍因有日本、朝鲜的刻本而得以流传。《日本访书志》在版本收录上的第三个特点是大量收入抄本，且大多为保存了六朝、隋唐的原貌风格的古抄卷子本。
在《日本访书志》中，杨守敬综合运用了各种方法从形式到内容对各种版本进行考证，在一些提要中，他以标题、牌记，字体、讳字、内容甚至纸质着手，并与他本相比较考证其版刻。杨守敬非常重视版刻存佚及版本源流的考证，他不仅依据序跋考版刻源流，而且依据书目著录考其存佚。他在考证版本时，常尽可能参照已知可见尽可能多的版本，在图书的收录上，对同一种书也收录各种版本以资鉴别比较，考证版刻源流。在《日本访书志》中，几近一半的提要是对版本进行校勘的，而且对其中的许多图书撰有更为详尽的校勘记。他广罗众本，择善而从，在校勘时存疑存真，不妄改。他校勘不是比勘文字、校定正误、定著善本，而更重要的是他把校勘做为考证版本的一种手段。
余嘉锡先生说“四库提要之外，其他诸家记版本者，忧目开收藏家之派，钱记开鉴赏家之派，卢补开校仇家之派，皆非考学术源流之书，唯朱绪曾《开有益斋读书志》、杨守敬之《日本访书志》其庶几洪
氏所谓考订家乎？”
《留真谱》与善本书影是从一些比较珍贵的版本中选取能代表版本特征的书页摹其式而仿刊之，按一定的方式编成目录，它是版本鉴定的一种工具，也是进行版本目录学研究不可缺少的资料，善本书影作为一种目录形式，始于日本，与《日本访书志》相比，《留真谱》更受后人的推崇，初昌雄教授认为原因有二：“一，它将善本书影这种目录形式引入我国，并发扬光大，开我国善本书影之先河„„为版本的研究和考证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和有力的手段，为目录学和版本学别开一条新的途径。善本书影不仅能保存一些稀世珍本的真实面目，有很高的文物、艺术价值，而且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二，就《留真谱》而言，它保存了不少稀见之本的较为真实的面目，《日本访书志》所收之书已为罕见，《留真谱》所收更是时人难以见到的，杨氏在日本广收善本，对稀见之珍更是千方百计收罗，实在无法得到的则影摹之。”
杨守敬除却在版本学上的贡献巨大外，在金石学上的著述也颇多，如《湖北金石志》、《壬癸金石跋》、《三续寰宇访碑录》、《寰宇贞石图》、《高句丽好太王碑》等。
杨守敬认为“金石文字，以考证文字为上，玩其书法次之。”他运用金石文字补史书缺佚。杨守敬将《桑乾镇印》与《隋书》、《北齐书》、《水经注》等有关材料相互比较，证明了北魏确有桑乾郡，而补《魏书•地形志》之缺，他还运用金石文字纠正史籍之错误，此外，杨守敬还善于用金石文字考释官制、地理、文物、典章制度及年代。他的考释，因是针对金石文内的地理、官职、年代等具体内容，不免点点滴滴，过于细碎，但又是从具体出发，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开拓了考证及研究的视野及方法，更扩大了史料来源，拓展了史学领域。
概观杨守敬生平，其在日期间大抵可算为中国文献学有巨大贡献的四年，不仅有《日本访书志》和《留真谱》等重要撰述传世，而且对日藏汉籍回输中土有重大引导力量，日藏汉籍回输中土，虽可追溯到宋时，但清末时期大规模地回归故土的潮流中，杨守敬的访书活动便颇为有名。与此同时，在日本经历了明治维新以后对传统文化的蔑视而盲目追求西方文化的风潮后，使日本学术界有时之士颇为震动，他们反思自身的行为,于是对日藏汉籍格外重视起来，在某程度而言也保存了中华文化。
杨守敬虽然算不上清末民初学术界的领军人物，但绝对也是一位经历不凡、成就巨大的著名学者。在如今，他的名字已不如那些年代那么为人所知，但他的成就依然能在学术界流传不衰。特别是他在日本的影响颇大，以至在解放后尚有日本友人慕名访其故里。在家乡宜都也流传着有关他的传闻逸事，近些年更出版了一些有关他的书籍。
除却在文献学方面的贡献，其在历史地理方面的成就更不用说，罗振玉甚至将杨守敬的地理学与王念孙、段玉裁的小学、李善兰的算学并誉为清朝“三绝学”。杨守敬在日本四年中，不仅访书刻书，并且积极参与到当地文化活动中。他在赴日之前金石学已经颇有造诣，并
收藏了大量的金石碑版、古钱古币，并且携之东渡。他携带的大量汉魏碑刻拓本引起日本书法界的巨大兴趣，并且他将自己对于书法碑刻的认识与日本书法家广为交流，极大促进了日本书道的现代化，被奉为“近代日本书道之祖”、“日本书道的大恩人” ，直至今日，影响依然。
即使是如此知名有成就学者，在其晚年也很是失意，生活几度陷入困境，杨守敬毕业购书刻书写书，耗费巨资，加上清末民初动荡的社会局面，家乡田产房租难以收取，生活十分窘迫。在其年高之时，所著之书又纷纷杀青，苦于资金匮乏而不能刊刻，无奈之下，曾应袁世凯几番之请入京为官，任参议院参政，但其对政治持谨慎态度，对刻书依然不能忘怀。1915年，杨守敬带着最后的遗憾逝世。直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傅斯年携其稿至台湾，有台北中华书局影印出版。
杨守敬的学术成就简述
中国古代史专业 200440750 鲜健鹰
杨守敬被誉为“三峡第一学人”，为晚清民初的著名学者，也是数百年来湖北不世出的宿儒，其在文献金石方面的成就虽不如其在历史地理方面那般丰硕，但也算是颇有贡献。斯人辞世已有九十年矣，作为乡邻后学的我有意于此撰小文而祭之。
杨守敬，湖北宜都人氏，小商人之后，父早亡，其主要由其祖父和母亲教养成人，同治元年中八十名举人，后五次会考皆不中，但游学京师仪所得不少。光绪六年（1880）渡海赴日，广求汉籍，学术精进，同时也有意无意间点化了日本书道，被奉为“近代日本书道之祖”，光绪十年（1884）归国。最能代表他研究水平的是《水经注疏》四十卷和三十四巨册的《历代舆地全图》，除却在历史地理方面的成果，杨守敬在版本目录学研究也很突出，传世书共近二十种，较著名的有《留真谱》与《日本访书志》；金石学是杨守敬一生研究的学问，虽不及其在历史地理与版本目录方面著作那么有名，但数量也有二十九种之多。
初昌雄教授在杨守敬对版本目录方面的贡献已著有专论《论杨守敬在版本目录学上的成就》，其主要就《日本访书志》及《留真谱》来论述杨守敬在此方面的成就。杨守敬快藏书，且嗜古成癖，无论其是游学国内还是任职海外，他总遍求古书碑钱瓦。在其任职日本之初，对版本目录之学尚欠深究，但历时一年以后，他便对日藏汉籍的种类、特点以及收藏分布有了初步了解。从《日本访书志》所收书目来看，杨守敬嗜古而不偏，抄本、明本、宋元的本子均为数众多，他还重视对日本、朝鲜刻本的收录，国内许多久已散佚的古籍因有日本、朝鲜的刻本而得以流传。《日本访书志》在版本收录上的第三个特点是大量收入抄本，且大多为保存了六朝、隋唐的原貌风格的古抄卷子本。
在《日本访书志》中，杨守敬综合运用了各种方法从形式到内容对各种版本进行考证，在一些提要中，他以标题、牌记，字体、讳字、内容甚至纸质着手，并与他本相比较考证其版刻。杨守敬非常重视版刻存佚及版本源流的考证，他不仅依据序跋考版刻源流，而且依据书目著录考其存佚。他在考证版本时，常尽可能参照已知可见尽可能多的版本，在图书的收录上，对同一种书也收录各种版本以资鉴别比较，考证版刻源流。在《日本访书志》中，几近一半的提要是对版本进行校勘的，而且对其中的许多图书撰有更为详尽的校勘记。他广罗众本，择善而从，在校勘时存疑存真，不妄改。他校勘不是比勘文字、校定正误、定著善本，而更重要的是他把校勘做为考证版本的一种手段。
余嘉锡先生说“四库提要之外，其他诸家记版本者，忧目开收藏家之派，钱记开鉴赏家之派，卢补开校仇家之派，皆非考学术源流之书，唯朱绪曾《开有益斋读书志》、杨守敬之《日本访书志》其庶几洪氏所谓考订家乎？”
《留真谱》与善本书影是从一些比较珍贵的版本中选取能代表版本特征的书页摹其式而仿刊之，按一定的方式编成目录，它是版本鉴定的一种工具，也是进行版本目录学研究不可缺少的资料，善本书影作为一种目录形式，始于日本，与《日本访书志》相比，《留真谱》更受后人的推崇，初昌雄教授认为原因有二：“一，它将善本书影这种目录形式引入我国，并发扬光大，开我国善本书影之先河„„为版本的研究和考证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和有力的手段，为目录学和版本学别开一条新的途径。善本书影不仅能保存一些稀世珍本的真实面目，有很高的文物、艺术价值，而且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二，就《留真谱》而言，它保存了不少稀见之本的较为真实的面目，《日本访书志》所收之书已为罕见，《留真谱》所收更是时人难以见到的，杨氏在日本广收善本，对稀见之珍更是千方百计收罗，实在无法得到的则影摹之。”
杨守敬除却在版本学上的贡献巨大外，在金石学上的著述也颇多，如《湖北金石志》、《壬癸金石跋》、《三续寰宇访碑录》、《寰宇贞石图》、《高句丽好太王碑》等。
杨守敬认为“金石文字，以考证文字为上，玩其书法次之。”他运用金石文字补史书缺佚。杨守敬将《桑乾镇印》与《隋书》、《北齐书》、《水经注》等有关材料相互比较，证明了北魏确有桑乾郡，而补《魏书•地形志》之缺，他还运用金石文字纠正史籍之错误，此外，杨守敬还善于用金石文字考释官制、地理、文物、典章制度及年代。他的考释，因是针对金石文内的地理、官职、年代等具体内容，不免点点滴滴，过于细碎，但又是从具体出发，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开拓了考证及研究的视野及方法，更扩大了史料来源，拓展了史学领域。
概观杨守敬生平，其在日期间大抵可算为中国文献学有巨大贡献的四年，不仅有《日本访书志》和《留真谱》等重要撰述传世，而且对日藏汉籍回输中土有重大引导力量，日藏汉籍回输中土，虽可追溯到宋时，但清末时期大规模地回归故土的潮流中，杨守敬的访书活动便颇为有名。与此同时，在日本经历了明治维新以后对传统文化的蔑视而盲目追求西方文化的风潮后，使日本学术界有时之士颇为震动，他们反思自身的行为,于是对日藏汉籍格外重视起来，在某程度而言也保存了中华文化。
杨守敬虽然算不上清末民初学术界的领军人物，但绝对也是一位经历不凡、成就巨大的著名学者。在如今，他的名字已不如那些年代那么为人所知，但他的成就依然能在学术界流传不衰。特别是他在日本的影响颇大，以至在解放后尚有日本友人慕名访其故里。在家乡宜都也流传着有关他的传闻逸事，近些年更出版了一些有关他的书籍。
除却在文献学方面的贡献，其在历史地理方面的成就更不用说，罗振玉甚至将杨守敬的地理学与王念孙、段玉裁的小学、李善兰的算学并誉为清朝“三绝学”。杨守敬在日本四年中，不仅访书刻书，并且积极参与到当地文化活动中。他在赴日之前金石学已经颇有造诣，并收藏了大量的金石碑版、古钱古币，并且携之东渡。他携带的大量汉魏碑刻拓本引起日本书法界的巨大兴趣，并且他将自己对于书法碑刻
的认识与日本书法家广为交流，极大促进了日本书道的现代化，被奉为“近代日本书道之祖”、“日本书道的大恩人” ，直至今日，影响依然。
即使是如此知名有成就学者，在其晚年也很是失意，生活几度陷入困境，杨守敬毕业购书刻书写书，耗费巨资，加上清末民初动荡的社会局面，家乡田产房租难以收取，生活十分窘迫。在其年高之时，所著之书又纷纷杀青，苦于资金匮乏而不能刊刻，无奈之下，曾应袁世凯几番之请入京为官，任参议院参政，但其对政治持谨慎态度，对刻书依然不能忘怀。1915年，杨守敬带着最后的遗憾逝世。直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傅斯年携其稿至台湾，有台北中华书局影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