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人们从未停止对曹操的谈论。谈论中，人们常常展现了自我内心对曹操的期待，从某种意义上说，曹操实现了我们心中的理想。对此，中南大学孟泽教授有着自己的看法。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曹操
按照史书的记载：建安十八年夏五月，汉献帝刘协，使御史大夫郗虑册命曹操为魏公，加九锡，曹操谦让三次，然后受命。二十一年，献帝进操为魏王。四年后，曹操死，曹丕即位，汉帝禅让，天下属曹魏。
“曹操是这段仓皇历史的导演者。他出生在国家失范的汉末。最初，他像一个上进青年一样，只是不想让别人‘目为凡愚’，希望‘建立名誉’，最终，却以拯救天下自任，要‘垂名于后’。”孟泽提醒听众，“盖棺定论，无论历史对曹操的评判是怎样的，但其‘功业’与‘文采’已成为中国政治史和文化史不能不正视却未必能够正视的话题。”
“事实上，曹操的作为以及为人处世的姿态，对应着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纠结，对于他的肯定与否定，就如同自我肯定与自我否定一样，就如同所谓‘本我’‘自我’与‘超我’的博弈一样，因为难以取舍，难以定义，难免被简化或者符号化，以便可以心安理得地面对他。”
孟泽说，曹操这个人物往往是我们内心的一种折射。“作为‘乱世雄杰’、‘慷慨词人’或者‘篡逆贼子’、‘悍戾奸雄’，在每一个时代的诠释中，曹操都让人‘胆张’‘心动’，人们在‘恶’‘善’‘奸’‘雄’‘王’‘霸’之间，斟酌称量，力求平情。”
“然而，大多数时候，特别是宋元以后，把自身文化理想完全安置在君臣大义旗帜下的学士文人，往往止步于道德判断，而忽略了曹操充满张力的性格与人格，忽略了他对‘性命’的犹疑与迷惘。”
自卑让曹操想要“自我证明”
今人来分析曹操的性格，他的出身是一个不可绕开的话题。
“曹操出身寒微，‘莫能审其生出本末’。他的那个说得出口的所谓‘世系’，据说是他父亲曹嵩被桓帝的宦官曹腾收为养子，并花钱买下太尉衔才获得的。”孟泽说，寒微的出身让曹操一生耿耿于怀。“曹操曾经自作家传，将自己的家族漫无边际地仰攀到周天子同宗曹叔振铎，可见他对此是如何耿耿于怀。这种让人自卑的‘微末’，或许正是成就历史上曹操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心理因素。”
“‘自卑’可以导演出无止境的‘自尊’需要，为了满足这种需要而产生不可思议的勇敢和胆识，卑微更可以强化那种以生命为赌注的冲动。”孟泽说，曹操敢于亲率数千战士毅然同董卓的精骑决战，绝非可能只是出于“义勇”，而是包括他“自我证明”的骄矜和“志在天下”的野心。
“这个天下，原本是东汉豪右士族的天下。当他赌博似的出奇制胜，一举歼灭曾讥他为‘赘阉遗丑’的大官僚贵族首脑袁绍，进而战伐攻取，差不多据有了当时的整个北中国时，他的‘自我证明’的表达，在以成败论英雄的后人眼里，就不再是‘匹夫之勇’的侥幸，而是‘成者为王’的历史选择了。”
诗情与现实应世集于一身
曹操流传至今的诗篇虽仅仅几篇，但是，这“寥寥数章”却奠定了他在中国诗史上一流诗人的地位。孟泽说：“曹操的为诗与为人，共同完成了一种不可企及的文化人格的‘大写意’。”
在曹操以“奉天子以令不臣”为出发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历程中，他的每一种作为：亲冒矢石，抚爱将士，或者兴屯垦，明赏罚，选人才，励风俗，无不透露出那种一无所有的负志少年的愤愤不平，那种翻覆天地、拨弄乾坤的自负与骄傲。
“唯其一无所有，因而有意气，有‘大丈夫当如是’和‘彼可取而代也’的天真与慷慨，有‘宁可我负天下人’的自私与蛮横；又因其一无所有，因而有惆怅，有‘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的空虚与向往，有过人的哀乐与相思，慨当以慷，忧思难忘，曹操由此而成为诗人。”
孟泽教授告诉听众，细品曹操的诗，诗歌里是他不可重复的性情、视野、胸襟、自我意识和对于宇宙生命的苍茫感受，表征了慷慨任气、跌宕悲凉的“汉魏风骨”，譬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的《碣石篇》，“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短歌行》。
但是，与一般的诗人纯粹的浪漫情怀不同，曹操的诗意却能与“实用理性”支配下的冷峻势利的政治头脑连在一起。“诗歌中，他自由想象；现实中，他雷厉风行。两者在他身上集中，他把诗的人格（自由想象）与文的人格（现实应世态度），把至庄至朴的诗歌吟唱与轰轰烈烈的务实事功，融通无碍地统一起来。”
“可见，曹操在军事、政治上成就‘霸业’的同时，完成了精神、人格上的自我确立。他既注重现实，又不乏人文理想，既做成政治上的领袖，又是精神上的轴心。”孟泽说，曹操的思维中有着实用精神、功利意向和洞达气质，同时又可以从具体历史与现实的理性承担与精确把握中，转换出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曹操对“性命”有着深刻洞察
再来看曹操所展现的领袖风范。孟泽说：“曹操的领袖风范，不仅在于他敢于越夺古礼古训而无所忌惮，还体现在他‘为我所用’、咄咄逼人的主动性、进攻性行动策略与风格。譬如，他慷慨地嘉赏贤能，延聘招揽文章学术之士，为有才艺而未必有德者的辩护，对冒犯尊严的异己者的惩处，俭朴到吝啬的持身持家……”
但是，这样的一个盖世英雄，阔步伴随四顾茫然，豪迈伴随悲壮，“壮怀激烈”后“忧从中来”。孟泽提到曹操临终前的《遗令》，这是一份延续曹操过人的自信和自主色彩的文献，文中说：“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
“《遗令》与《寿陵令》以及《遗命诸子令》一起，证明了即使在事关生死的隐秘处，曹操也同样具有一种豁达开放的观念和情志。”孟泽说，曹操不仅解脱了神学羁绊，而且远离了柔弱的顾盼和执持。
“但是，这并不表明曹操对生命的轻视，恰恰相反，意味着他对生命的深刻洞察。”今天再看曹操喟叹生命的诗句，读起来仍然让人动容。
“正如张溥说的，曹操在军政事务倥偬之际，‘复好养性，解方药’。如果说在‘草书’‘音乐’‘围棋’上的造诣仅仅表明曹操才情充足、性情浪漫，那么‘养性’与‘方药’之事，却只能是一种高度理性状态下另一种不失感性的自我把握，表明曹操不仅关注生命之常，亦复期望‘性’‘命’的奇迹。”
千百年来，人们从未停止对曹操的谈论。谈论中，人们常常展现了自我内心对曹操的期待，从某种意义上说，曹操实现了我们心中的理想。对此，中南大学孟泽教授有着自己的看法。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曹操
按照史书的记载：建安十八年夏五月，汉献帝刘协，使御史大夫郗虑册命曹操为魏公，加九锡，曹操谦让三次，然后受命。二十一年，献帝进操为魏王。四年后，曹操死，曹丕即位，汉帝禅让，天下属曹魏。
“曹操是这段仓皇历史的导演者。他出生在国家失范的汉末。最初，他像一个上进青年一样，只是不想让别人‘目为凡愚’，希望‘建立名誉’，最终，却以拯救天下自任，要‘垂名于后’。”孟泽提醒听众，“盖棺定论，无论历史对曹操的评判是怎样的，但其‘功业’与‘文采’已成为中国政治史和文化史不能不正视却未必能够正视的话题。”
“事实上，曹操的作为以及为人处世的姿态，对应着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纠结，对于他的肯定与否定，就如同自我肯定与自我否定一样，就如同所谓‘本我’‘自我’与‘超我’的博弈一样，因为难以取舍，难以定义，难免被简化或者符号化，以便可以心安理得地面对他。”
孟泽说，曹操这个人物往往是我们内心的一种折射。“作为‘乱世雄杰’、‘慷慨词人’或者‘篡逆贼子’、‘悍戾奸雄’，在每一个时代的诠释中，曹操都让人‘胆张’‘心动’，人们在‘恶’‘善’‘奸’‘雄’‘王’‘霸’之间，斟酌称量，力求平情。”
“然而，大多数时候，特别是宋元以后，把自身文化理想完全安置在君臣大义旗帜下的学士文人，往往止步于道德判断，而忽略了曹操充满张力的性格与人格，忽略了他对‘性命’的犹疑与迷惘。”
自卑让曹操想要“自我证明”
今人来分析曹操的性格，他的出身是一个不可绕开的话题。
“曹操出身寒微，‘莫能审其生出本末’。他的那个说得出口的所谓‘世系’，据说是他父亲曹嵩被桓帝的宦官曹腾收为养子，并花钱买下太尉衔才获得的。”孟泽说，寒微的出身让曹操一生耿耿于怀。“曹操曾经自作家传，将自己的家族漫无边际地仰攀到周天子同宗曹叔振铎，可见他对此是如何耿耿于怀。这种让人自卑的‘微末’，或许正是成就历史上曹操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心理因素。”
“‘自卑’可以导演出无止境的‘自尊’需要，为了满足这种需要而产生不可思议的勇敢和胆识，卑微更可以强化那种以生命为赌注的冲动。”孟泽说，曹操敢于亲率数千战士毅然同董卓的精骑决战，绝非可能只是出于“义勇”，而是包括他“自我证明”的骄矜和“志在天下”的野心。
“这个天下，原本是东汉豪右士族的天下。当他赌博似的出奇制胜，一举歼灭曾讥他为‘赘阉遗丑’的大官僚贵族首脑袁绍，进而战伐攻取，差不多据有了当时的整个北中国时，他的‘自我证明’的表达，在以成败论英雄的后人眼里，就不再是‘匹夫之勇’的侥幸，而是‘成者为王’的历史选择了。”
诗情与现实应世集于一身
曹操流传至今的诗篇虽仅仅几篇，但是，这“寥寥数章”却奠定了他在中国诗史上一流诗人的地位。孟泽说：“曹操的为诗与为人，共同完成了一种不可企及的文化人格的‘大写意’。”
在曹操以“奉天子以令不臣”为出发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历程中，他的每一种作为：亲冒矢石，抚爱将士，或者兴屯垦，明赏罚，选人才，励风俗，无不透露出那种一无所有的负志少年的愤愤不平，那种翻覆天地、拨弄乾坤的自负与骄傲。
“唯其一无所有，因而有意气，有‘大丈夫当如是’和‘彼可取而代也’的天真与慷慨，有‘宁可我负天下人’的自私与蛮横；又因其一无所有，因而有惆怅，有‘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的空虚与向往，有过人的哀乐与相思，慨当以慷，忧思难忘，曹操由此而成为诗人。”
孟泽教授告诉听众，细品曹操的诗，诗歌里是他不可重复的性情、视野、胸襟、自我意识和对于宇宙生命的苍茫感受，表征了慷慨任气、跌宕悲凉的“汉魏风骨”，譬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的《碣石篇》，“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短歌行》。
但是，与一般的诗人纯粹的浪漫情怀不同，曹操的诗意却能与“实用理性”支配下的冷峻势利的政治头脑连在一起。“诗歌中，他自由想象；现实中，他雷厉风行。两者在他身上集中，他把诗的人格（自由想象）与文的人格（现实应世态度），把至庄至朴的诗歌吟唱与轰轰烈烈的务实事功，融通无碍地统一起来。”
“可见，曹操在军事、政治上成就‘霸业’的同时，完成了精神、人格上的自我确立。他既注重现实，又不乏人文理想，既做成政治上的领袖，又是精神上的轴心。”孟泽说，曹操的思维中有着实用精神、功利意向和洞达气质，同时又可以从具体历史与现实的理性承担与精确把握中，转换出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曹操对“性命”有着深刻洞察
再来看曹操所展现的领袖风范。孟泽说：“曹操的领袖风范，不仅在于他敢于越夺古礼古训而无所忌惮，还体现在他‘为我所用’、咄咄逼人的主动性、进攻性行动策略与风格。譬如，他慷慨地嘉赏贤能，延聘招揽文章学术之士，为有才艺而未必有德者的辩护，对冒犯尊严的异己者的惩处，俭朴到吝啬的持身持家……”
但是，这样的一个盖世英雄，阔步伴随四顾茫然，豪迈伴随悲壮，“壮怀激烈”后“忧从中来”。孟泽提到曹操临终前的《遗令》，这是一份延续曹操过人的自信和自主色彩的文献，文中说：“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
“《遗令》与《寿陵令》以及《遗命诸子令》一起，证明了即使在事关生死的隐秘处，曹操也同样具有一种豁达开放的观念和情志。”孟泽说，曹操不仅解脱了神学羁绊，而且远离了柔弱的顾盼和执持。
“但是，这并不表明曹操对生命的轻视，恰恰相反，意味着他对生命的深刻洞察。”今天再看曹操喟叹生命的诗句，读起来仍然让人动容。
“正如张溥说的，曹操在军政事务倥偬之际，‘复好养性，解方药’。如果说在‘草书’‘音乐’‘围棋’上的造诣仅仅表明曹操才情充足、性情浪漫，那么‘养性’与‘方药’之事，却只能是一种高度理性状态下另一种不失感性的自我把握，表明曹操不仅关注生命之常，亦复期望‘性’‘命’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