谶纬是汉代的一种重要文化现象，是研究汉代思想史和汉代经学不能回避的内容。它以经学的附庸形式出现，通过附会儒家经典获得封建统治者的认可。谶纬在形成和流行的过程中，与经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吸收利用经学的同时也成为了经学的附庸，对汉代的学术、政治、社会生活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西汉中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的地位一跃而成为解说政治、教化民众的官方哲学，儒学也因此上升到经学的地位。随着经学的发展，它的旁枝――谶纬也开始出现并盛行，而且一度成为“内学”，大受崇拜。 一、关于经学与谶纬 《说文》：“经，织也。”段玉裁注：“织之纵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可知经的本义是指织物纵向的丝。因为我国旧式织布机都是先布经线于织机的卷轴上，再用机梭将纬线横向织入经线之中，故段玉裁说“必先有经而后有纬”。后经引申为南北向的大路，又引申为常规、原则，后来又把记载或阐述常规和原则的书籍也称为“经”。在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很多都被称为“经”，如墨家的《墨经》，道家的《道德经》，医家的《黄帝内经》等。但到了西汉中期以后，“经”的指代意义发生了变化，只有儒家的典籍才可以称为“经”。研究、解说儒家经典的学问被称作“经学”。 所谓“谶，验也，从言。”(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卷五)即通过隐语、符、图、物等形式假托天命神灵预言人事的吉凶祸福。“纬，织横丝也。”(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卷二十五)指经的支流，是由经典所衍生出的意义解释，多假托孔子，依傍经书发表预言。《四库全书总目・易类》说谶“诡为隐语，预决吉凶”；而“纬者，经之支流，衍之旁义”。一般地，纬以配经，称“经纬”；谶以附经，叫“经谶”；以图作谶，谓之“图谶”；纯用文字作预言，叫“谶语”；用特殊符号示谶，是“符谶”；而单以神灵言说劂称“灵篇”。有学者认为，谶和纬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姜忠奎《纬史论微》说：“纬共名也，图谶符录皆别名。”(姜忠奎：《纬史论微》，上海书店2005年版，第13页)认为纬是一个统称，而图谶符录都只是纬的个别名称而已，就像《易》、《书》、《诗》、《礼》都统称为经一样。顾颉刚也指出：“谶是预言，纬是对经而立的”，“这两种在名称上好像不同，其实内容上并没有什么大分别。实在说来，不过谶是先起之名，纬是后起的罢了。”(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29页) 谶出现较早。《史记・赵世家》载，秦穆公说：“帝告我：‘晋国将大乱，五世不安；其后将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国男女无别。…“秦谶于是出矣”。《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时代也有“亡秦者胡也”，“始皇帝死而地分”，“今年祖龙死”等，都是著名的秦谶。在陈胜、吴广发动大泽乡起义的时候，他们都利用谶语作了舆论上的准备，谶语成为被统治阶级反抗压迫的工具。 汉武帝时期，贬斥黄老刑名等百家之言，起用文学儒者数百人，推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书・武帝纪》)的文化政策，结束了“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的局面，以求“令后学者有所统一”(《汉书・董仲舒传》)。与此相关的变化是儒学开始与神秘主义文化相结合，带有神学色彩和宗教化倾向。这一变化的奠基人和推动者便是董仲舒。在他的理论中，将天神秘化，将君权神秘化，创立出一套“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体系。在此基础上，又结合战国时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提出天对阴阳灾异的谴告。在董仲舒的积极倡导下，阴阳五行和灾异思想很快泛滥起来。这种思想与当时的京房易学、齐诗等学派思想一起对纬书产生了重大影响。 到西汉后期，谶与纬实现合流，纬书中也包含谶语，有的谶语也依傍经书。两汉之际，谶纬大行其道。 二、谶纬与汉代经学 谶纬在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矛盾对立时期兴起和兴盛，这正说明了谶纬与经学关系密切。西汉所盛行的“经学”是宣扬“天人感应论”的今文经学。今文经学解经对经所涉及的史事很少有所补充，注重的是阐释经义，即后世常说的讲究“微言大义”，体现了今文经学在学风上的主要特点。这种学风特点的形成最早或许与秦火后今文经以口耳相传、间有发挥有关。不重经而重义，因阐释者不同而异，又因阐释者时代不同而异，可以对经作应时之需、应势之需的解释，彻底打破了儒生依守经典字句的传统，为本就善于附会闸发的谶纬之学“托诸孔子”、荒诞不经开了方便之门，为纬书的构建奠定了理论基础。谶纬与今文经学就是在这种大体共同的学风基础上紧密结合起来的。 董仲舒是今文经学的代表人物，从他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今文经学的一些思想。《春秋繁露-为人者天》说：“传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此之谓也。”可见，今文经学是重“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同样，谶纬的内容也大都是一些关于天人感应的思想。如《春秋纬・潜潭巴》说：“疾风拔木，谗臣恣，忠臣辱。”又云：“天赤有大风发屋折木，兵大起，行千里。”《易纬・乾凿度》还有“夫八卦之变，象感在人”的说法；《易纬・稽览图》也说：“凡异所生，灾所起，各以其政。”这些内容都是把人世间所出现的灾异现象说成是天对人的谴告。从这一方面来说，今文经学和谶纬如出一辙，这些内容正适合了统治者为其统治寻找神圣性的需要，今文经学借鉴、利用谶纬而取得统治者的认可，从而达到为政治服务的目的。另外，谶纬也包含许多神化经典、神化孔子的内容。在谶纬中孔子被渲染为神人，“孔胸文日制作定世符。”(《春秋纬・演孔图》)他奉天承运而生，传达上天意旨，为汉家王朝制命立法。“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时变，却观未来，豫解无穷。知汉当继大乱之后，故做拨乱之法以授之。”(《春秋纬・演孔图》)《礼纬・含文嘉》：“礼者，履也。”又云：“礼有三起：礼理起于太一，礼事起于遂皇，礼名起于内帝。”《书》本是历史文献的汇编，汉谶纬亦赋之以神性。《孝经纬・援神契》：“《书》考命符授河。”谓《书》记授《河图》、《洛书》事，以考命符。《书》不仅是先王的陈述，同时也成了天命的记录。在这一方面，谶纬通过神化孔子和儒家经典拾高自己的地位，使统治者重视并利用它。 古文经学在与今文经学斗争之初也是反对谶纬的，但是无论古文经学还是今文经学，它们的目的都是为政治统治服务，都在争取一定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因此，后来的古文经学并不反对谶纬，即使是许慎这样竭力反对今文经学的古文经学家，在他的力作《说文解字》中，凡涉及天文、地理、阴阳、五行、律历、鬼神、祸祥等方面的解释，都与今文经学和纬学的解释大同小异。今古文经学在为政治服务的基础上，在谶纬的帮助下走向了 融合。古文学家郑玄注经，杂糅今古文及谶纬，并大量对纬书作注，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所以，我们也可以认为谶纬还是调节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矛盾的缓和剂，《白虎通义》便是谶纬调节今古文经学的产物。公元79年，汉章帝在洛阳汉宫白虎观主持召开“白虎观会议”，会议主要目的在于调停今古文经学的纷争。会议讲五经异同，论争范围跨越今古文经学，为的是把各种分歧的经解统一起来，作出带有规范性的结论，《白虎通义》就是班固奉命整理的会议记录。《白虎通义》的内容虽然大部分采用今文经学，但也兼采古文之说，同时大量引用谶纬。《白虎通义》中明显称引谶纬就达二十余处，更不用说“稽合图谶”、运用谶纬之说了。如《白虎通义・天地篇》说：“天者何也?天之为言镇也，居高理下，为人镇也。”而在《春秋纬・说题辞》中就有“天之为言镇也，居高理下，为人经纬”的语句。《天地篇》说：“地者易也，万物怀任，变易变化。”据《春秋纬・元命包》云：“地者易也，万物怀任，交易变化，含吐应节。”诸如此类，俯拾皆是。《白虎通义》的编纂就是谶纬在参与政治和教化后取得的丰硕成果，它暂时缓和了今古文经学的论争，并最终成为官方经学的最高标准。 三、结语 从以上内容，我们可以看出，谶纬在汉代经学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出现并达到其最高地位。谶纬与汉代经学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相互融合、相互利用，彼此作用的，谶纬对今古文经学起到了调停者的作用，但是谶纬对于经学也有一些自己的影响。 积极方面，首先谶纬的兴起促进了经学的表面繁荣，由于谶纬兴起的直接原因是政治上的需要，因此，谶纬在其兴起之初便呈现迅速发展之势，并且在东汉之初被尊为“秘经”、“内学”，随着两汉之际谶纬的发展以及东汉初年谶纬地位的提高，汉代经学对于谶纬的援引及吸收愈加丰富，经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也因为谶纬的出现而愈加紧密，在政治的主宰下，经学的发展日趋繁荣；再者，谶纬中保存了大量的经学思想，虽然有些是荒诞不经的，但也有一些天文、历法方面的科学内容，这些合理性的部分为我们研究经学提供了一定的文献资料，也为后世天文学的研究提供了借鉴。 消极方面，谶纬给经学带来的深刻信仰危机才是最重要的影响，也正是这种危机加剧了经学的衰落。谶纬从兴起到泛滥都得到了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与推崇，而经学本身的政治功利性自然使其日益向谶纬攀附，逐渐失去了其学术上的独立性。谶纬的一度兴盛甚至威胁到了经学的统治地位，如两汉之际延续到后汉中期，官方经学减省章句，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今文经学为了顺应谶纬的变化而做出的反应。此外，在谶纬的影响下，汉代经学的内容亦日趋荒诞，这也是导致经学信仰危机加剧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在汉代不少有识之士反对谶纬学说，如桓谭、王充、尹敏、张衡等，给谶纬以沉重的打击，这也是谶纬退出历史舞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谶纬是汉代的一种重要文化现象，是研究汉代思想史和汉代经学不能回避的内容。它以经学的附庸形式出现，通过附会儒家经典获得封建统治者的认可。谶纬在形成和流行的过程中，与经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吸收利用经学的同时也成为了经学的附庸，对汉代的学术、政治、社会生活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西汉中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的地位一跃而成为解说政治、教化民众的官方哲学，儒学也因此上升到经学的地位。随着经学的发展，它的旁枝――谶纬也开始出现并盛行，而且一度成为“内学”，大受崇拜。 一、关于经学与谶纬 《说文》：“经，织也。”段玉裁注：“织之纵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可知经的本义是指织物纵向的丝。因为我国旧式织布机都是先布经线于织机的卷轴上，再用机梭将纬线横向织入经线之中，故段玉裁说“必先有经而后有纬”。后经引申为南北向的大路，又引申为常规、原则，后来又把记载或阐述常规和原则的书籍也称为“经”。在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很多都被称为“经”，如墨家的《墨经》，道家的《道德经》，医家的《黄帝内经》等。但到了西汉中期以后，“经”的指代意义发生了变化，只有儒家的典籍才可以称为“经”。研究、解说儒家经典的学问被称作“经学”。 所谓“谶，验也，从言。”(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卷五)即通过隐语、符、图、物等形式假托天命神灵预言人事的吉凶祸福。“纬，织横丝也。”(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卷二十五)指经的支流，是由经典所衍生出的意义解释，多假托孔子，依傍经书发表预言。《四库全书总目・易类》说谶“诡为隐语，预决吉凶”；而“纬者，经之支流，衍之旁义”。一般地，纬以配经，称“经纬”；谶以附经，叫“经谶”；以图作谶，谓之“图谶”；纯用文字作预言，叫“谶语”；用特殊符号示谶，是“符谶”；而单以神灵言说劂称“灵篇”。有学者认为，谶和纬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姜忠奎《纬史论微》说：“纬共名也，图谶符录皆别名。”(姜忠奎：《纬史论微》，上海书店2005年版，第13页)认为纬是一个统称，而图谶符录都只是纬的个别名称而已，就像《易》、《书》、《诗》、《礼》都统称为经一样。顾颉刚也指出：“谶是预言，纬是对经而立的”，“这两种在名称上好像不同，其实内容上并没有什么大分别。实在说来，不过谶是先起之名，纬是后起的罢了。”(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29页) 谶出现较早。《史记・赵世家》载，秦穆公说：“帝告我：‘晋国将大乱，五世不安；其后将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国男女无别。…“秦谶于是出矣”。《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时代也有“亡秦者胡也”，“始皇帝死而地分”，“今年祖龙死”等，都是著名的秦谶。在陈胜、吴广发动大泽乡起义的时候，他们都利用谶语作了舆论上的准备，谶语成为被统治阶级反抗压迫的工具。 汉武帝时期，贬斥黄老刑名等百家之言，起用文学儒者数百人，推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书・武帝纪》)的文化政策，结束了“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的局面，以求“令后学者有所统一”(《汉书・董仲舒传》)。与此相关的变化是儒学开始与神秘主义文化相结合，带有神学色彩和宗教化倾向。这一变化的奠基人和推动者便是董仲舒。在他的理论中，将天神秘化，将君权神秘化，创立出一套“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体系。在此基础上，又结合战国时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提出天对阴阳灾异的谴告。在董仲舒的积极倡导下，阴阳五行和灾异思想很快泛滥起来。这种思想与当时的京房易学、齐诗等学派思想一起对纬书产生了重大影响。 到西汉后期，谶与纬实现合流，纬书中也包含谶语，有的谶语也依傍经书。两汉之际，谶纬大行其道。 二、谶纬与汉代经学 谶纬在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矛盾对立时期兴起和兴盛，这正说明了谶纬与经学关系密切。西汉所盛行的“经学”是宣扬“天人感应论”的今文经学。今文经学解经对经所涉及的史事很少有所补充，注重的是阐释经义，即后世常说的讲究“微言大义”，体现了今文经学在学风上的主要特点。这种学风特点的形成最早或许与秦火后今文经以口耳相传、间有发挥有关。不重经而重义，因阐释者不同而异，又因阐释者时代不同而异，可以对经作应时之需、应势之需的解释，彻底打破了儒生依守经典字句的传统，为本就善于附会闸发的谶纬之学“托诸孔子”、荒诞不经开了方便之门，为纬书的构建奠定了理论基础。谶纬与今文经学就是在这种大体共同的学风基础上紧密结合起来的。 董仲舒是今文经学的代表人物，从他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今文经学的一些思想。《春秋繁露-为人者天》说：“传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此之谓也。”可见，今文经学是重“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同样，谶纬的内容也大都是一些关于天人感应的思想。如《春秋纬・潜潭巴》说：“疾风拔木，谗臣恣，忠臣辱。”又云：“天赤有大风发屋折木，兵大起，行千里。”《易纬・乾凿度》还有“夫八卦之变，象感在人”的说法；《易纬・稽览图》也说：“凡异所生，灾所起，各以其政。”这些内容都是把人世间所出现的灾异现象说成是天对人的谴告。从这一方面来说，今文经学和谶纬如出一辙，这些内容正适合了统治者为其统治寻找神圣性的需要，今文经学借鉴、利用谶纬而取得统治者的认可，从而达到为政治服务的目的。另外，谶纬也包含许多神化经典、神化孔子的内容。在谶纬中孔子被渲染为神人，“孔胸文日制作定世符。”(《春秋纬・演孔图》)他奉天承运而生，传达上天意旨，为汉家王朝制命立法。“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时变，却观未来，豫解无穷。知汉当继大乱之后，故做拨乱之法以授之。”(《春秋纬・演孔图》)《礼纬・含文嘉》：“礼者，履也。”又云：“礼有三起：礼理起于太一，礼事起于遂皇，礼名起于内帝。”《书》本是历史文献的汇编，汉谶纬亦赋之以神性。《孝经纬・援神契》：“《书》考命符授河。”谓《书》记授《河图》、《洛书》事，以考命符。《书》不仅是先王的陈述，同时也成了天命的记录。在这一方面，谶纬通过神化孔子和儒家经典拾高自己的地位，使统治者重视并利用它。 古文经学在与今文经学斗争之初也是反对谶纬的，但是无论古文经学还是今文经学，它们的目的都是为政治统治服务，都在争取一定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因此，后来的古文经学并不反对谶纬，即使是许慎这样竭力反对今文经学的古文经学家，在他的力作《说文解字》中，凡涉及天文、地理、阴阳、五行、律历、鬼神、祸祥等方面的解释，都与今文经学和纬学的解释大同小异。今古文经学在为政治服务的基础上，在谶纬的帮助下走向了 融合。古文学家郑玄注经，杂糅今古文及谶纬，并大量对纬书作注，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所以，我们也可以认为谶纬还是调节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矛盾的缓和剂，《白虎通义》便是谶纬调节今古文经学的产物。公元79年，汉章帝在洛阳汉宫白虎观主持召开“白虎观会议”，会议主要目的在于调停今古文经学的纷争。会议讲五经异同，论争范围跨越今古文经学，为的是把各种分歧的经解统一起来，作出带有规范性的结论，《白虎通义》就是班固奉命整理的会议记录。《白虎通义》的内容虽然大部分采用今文经学，但也兼采古文之说，同时大量引用谶纬。《白虎通义》中明显称引谶纬就达二十余处，更不用说“稽合图谶”、运用谶纬之说了。如《白虎通义・天地篇》说：“天者何也?天之为言镇也，居高理下，为人镇也。”而在《春秋纬・说题辞》中就有“天之为言镇也，居高理下，为人经纬”的语句。《天地篇》说：“地者易也，万物怀任，变易变化。”据《春秋纬・元命包》云：“地者易也，万物怀任，交易变化，含吐应节。”诸如此类，俯拾皆是。《白虎通义》的编纂就是谶纬在参与政治和教化后取得的丰硕成果，它暂时缓和了今古文经学的论争，并最终成为官方经学的最高标准。 三、结语 从以上内容，我们可以看出，谶纬在汉代经学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出现并达到其最高地位。谶纬与汉代经学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相互融合、相互利用，彼此作用的，谶纬对今古文经学起到了调停者的作用，但是谶纬对于经学也有一些自己的影响。 积极方面，首先谶纬的兴起促进了经学的表面繁荣，由于谶纬兴起的直接原因是政治上的需要，因此，谶纬在其兴起之初便呈现迅速发展之势，并且在东汉之初被尊为“秘经”、“内学”，随着两汉之际谶纬的发展以及东汉初年谶纬地位的提高，汉代经学对于谶纬的援引及吸收愈加丰富，经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也因为谶纬的出现而愈加紧密，在政治的主宰下，经学的发展日趋繁荣；再者，谶纬中保存了大量的经学思想，虽然有些是荒诞不经的，但也有一些天文、历法方面的科学内容，这些合理性的部分为我们研究经学提供了一定的文献资料，也为后世天文学的研究提供了借鉴。 消极方面，谶纬给经学带来的深刻信仰危机才是最重要的影响，也正是这种危机加剧了经学的衰落。谶纬从兴起到泛滥都得到了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与推崇，而经学本身的政治功利性自然使其日益向谶纬攀附，逐渐失去了其学术上的独立性。谶纬的一度兴盛甚至威胁到了经学的统治地位，如两汉之际延续到后汉中期，官方经学减省章句，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今文经学为了顺应谶纬的变化而做出的反应。此外，在谶纬的影响下，汉代经学的内容亦日趋荒诞，这也是导致经学信仰危机加剧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在汉代不少有识之士反对谶纬学说，如桓谭、王充、尹敏、张衡等，给谶纬以沉重的打击，这也是谶纬退出历史舞台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