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二十世纪初，正当世人把法西斯主义的产生归结于希特勒的个人谋骗及其政治集团的策动时，威尔海姆・赖希在《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一书中从另一个视角审视了这个问题。他提出法西斯主义的产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个人、某个民族或是某个政治集团的意识形态和行动，它与群众的社会心理和性格结构密切相关。赖希认为法西斯主义是具有权威主义机器文明及其机械主义神秘生活观的被压抑的人的基本情感态度。
关键词： 《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 威尔海姆・赖希 主要观点 分析
在《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①一书中，威尔海姆・赖希力图把马克思的社会学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结合成为性经济社会学，并据之考察和分析法西斯主义。本书的前半部分运用了大量笔墨阐述这个问题――法西斯主义如何产生、为何产生；后面几章作者则倡导了以自然的爱情、生活必需的劳动和科学的认识为基本生活职能的劳动民主。我将针对赖希的主要观点进行简要分析。
一
赖希认为法西斯主义是普通人性格结构的有组织的政治表现，每一个人在性格结构上都具有法西斯主义情感和思想因素。这是赖希运用他的性经济社会学（建立在马克思社会学和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基础上）对法西斯主义所作的解释。对于普通人的性格结构，则将其分为三个层次，其中第二层（中层）称为“被扭曲的反常的性格层次”，即小人精神――既渴望权威又希望造反的精神，表现为“残忍、虐待狂、好色、贪婪、妒嫉”。而社会的下中层阶级是该性格结构层次的典型代表。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法西斯主义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个群众基础又主要是下中层阶级――“正是人的畏惧自由的权威主义性格结构，使希特勒的宣传获得了根基”。从中，赖希把一切灾难的根源都归根于群众的性格结构之中。
赖希指出这种性格结构是几千年的父权制权威主义文明的反映，是社会条件逐渐影响的结果，尤其是性压制的结果。因此他说：“人的权威主义结构――基本上是由于性禁锢和性畏惧嵌入性冲动的生命本质中造成的。”“性禁锢大大改变了在经济上受压迫的人的性格结构，以致他的行动、感情和思想都违背了他的物质利益。”可见，性压抑是产生一切罪恶的根源。同时，赖希还指出：“性压抑不仅加强了政治反动势力，并使群众个体成为消极的和非政治的，而且它还在人的性格结构中产生第二种力量――一种积极支持权威主义秩序的人为兴趣。”又由此可知，性压抑与权威主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家庭是社会的基础，权威主义最原始最直接的产生原因莫过于来自于家庭，准确地来说是父权制的权威主义家庭。如该书所说：“由后来母权制革命过程而产生的父权制权威主义性秩序，由于剥夺了妇女、儿童和青少年的自由，使性成为商品并使性利益服从于经济，它便成了权威主义意识形态的首要基础。”父亲的权威主义地位反映了他的政治作用，并显示了家庭与权威主义国家的联系。那么，性压抑与这种权威主义家庭的关系又是怎样建立起来的？赖希认为，性禁锢和性衰弱是构成权威主义家庭存在的前提，是形成下中层阶级人士的性格结构形态的最根本基础。这些性禁锢和性衰弱借助于宗教畏惧被包裹起来，而宗教畏惧又注入了性犯罪感，深深地植根于情感之中。性压抑是权威主义家庭的基础，同样，家庭又是进行反对儿童和青少年性活动斗争的最好制度。因此，家庭为儿童提供了适应权威主义社会的重要场所。结合赖希的观点，既然权威主义社会是借助于权威主义家庭而在群众的个体结构中再生产出来的，政治反动势力就顺理成章把权威主义家庭当作“国家、文化和文明”的基础来加以维护。
再者，赖希认为对性活动的压抑还产生了宗教神秘主义，而法西斯主义又是宗教神秘主义的最高表现。法西斯主义将这种宗教神秘情感与家庭、民族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神秘主义。赖希说道：“宗教所谓的摆脱外部世界的自由，实际上意味着以幻想的替代性满足取代现实的满足。”宗教神秘主义者压抑自己的性活力，从而失去了追求现世幸福的能力。但越是无能为力，越相信超自然的力量，越追求幻想的幸福。“由于他是一个生物，在任何环境下都不可能放弃幸福、宽慰和满足，于是他就寻求幻想的幸福。他可以从宗教压力的前快乐，即我们熟悉的植物性肉体倾向和激动中得到这种幸福”。因此，宗教要想维持自己的存在，就需要一种性焦虑来支撑，需要靠性压抑来塑造父权制的人的性格结构。
总之，正是性压抑产生了权威主义的家庭性格，这种性格与血统观念和宗教神秘主义的结合，形成了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心理土壤。
二
上文对赖希对法西斯主义的定义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行了简要概括。他否定将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归因于希特勒对群众的欺骗，而从人的性格结构方面来分析其产生的原因。赖希将马克思的社会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结合起来，用性经济社会学来重新解释了法西斯主义。他认为法西斯主义是基本生物需要和冲动几千年来一直受到压抑的普通人的非理性性格结构的表现，进而分析了这种压抑的社会功能，以及权力主义家庭和教会在其中起的关键作用。在当时的社会，他对法西斯主义心理结构的探讨，提供了与传统理性哲学分析的不同思路，这无异于是一种突破，也让世人更全面地去分析法西斯主义。他把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从阶级意识层面推进到社会心理结构和社会性格层面，揭示社会性格和社会结构间的相互关系，这对分析社会历史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从更高的层次上讲，这种分析社会的方法，让我们对人类潜移默化的内在性格有更清楚的了解，从而更好地唤醒每一个普通人，警惕自身，认识自己，阻止这种消极的性格结构的萌生。
赖希在书中的后面几章中，论述了他所倡导的社会――以自然的爱情、生活必须的劳动和科学的认识为基本生活职能的劳动民主。他非常推崇劳动，并且是自然的、快乐的劳动。赖希的这种“劳动民主”思想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与以往的民主自由理想和纲领相比，他第一次提出人类社会的管理来自于一开始发展起来的自然过程，而不是单单来自于应该创造的意识形态或条件。总体说来，这反映了赖希对社会的一种愿望及倡导。
三
从作者的写作手法，很容易想到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借助与运用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探索人类过去的种种行为，进而更全面、更深刻地阐明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弗洛伊德是心理史学的发端者，他曾用精神分析学说研究历史人物的行为。赖希作为弗洛伊德最得意的学生之一，在学术研究方法上难免会受到老师的影响。因此，在《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中，赖希从群众心理剖析法西斯主义沉渣泛起的原因，这个角度上，无异于掺杂了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通读全书，会发现赖希过于依赖“性压抑”理论，抹杀了法西斯主义本身的阶级性质，把一切灾难的根源都归根于群众的性格结构之中。这又陷入心理史学的弊病当中，缺乏对历史的全局性观点。另外，赖希夸大了人的心理状态的作用，忽视人的行为还应受阶级、宗教信仰、社会环境、个人特殊经验等因素的影响，历史的因素不能只是单一的。
赖希为了论证法西斯主义由人固有的非理性性格结构造成的，提出：“把这种成功归因于政治上的欺诈，就会同自由的基本观念发生矛盾，并在实践上排除社会革命的可能性。应该回答的是：为什么群众在政治上允许自己被欺诈？群众有评价各个政党的宣传的能力。他们为什么看不出，希特勒在向工人许诺要剥夺生产资料占有者的同时又向资本家许诺将保护他们的权利。”然而，试想一下，战争、经济危机使得民生凋敝，这时，有某个人或者某个集团高声呼喊承诺说：“跟着我一定会有好日子过。”这时，在绝望中挣扎的人们，忽然发现有一只救助的手伸过来，让他们看到一丝曙光，又有谁不愿相信希望在明天呢？群众愿意去相信希特勒，从心理层面上，自然离不开内在的性格结构的作用。但同样少不了这个政治集团籍以激发这种潜在的性格结构的各种手段。法西斯主义的产生，不单单只是普通人的非理性性格结构造成的，它需要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多种因素作用而成。赖希在论证自己的观点时，很多时候过于片面与绝对，并且得出的很多结论缺乏充足的事例依据。针对书中的部分问题，容易让人对作者的观点顿生疑惑之感，难免给人以武断和牵强附会的感觉。
对于“性压抑”，赖希将其认定为罪恶之源。他认为只有摆脱了性压抑才能实现社会的解放，但是对于如何实现这种解放，赖希却无更多论述，这正体现了赖希论述问题的偏激性、片面性。如书中译者于序言所说：“赖希的悲剧性就在于，他提出并研究了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但由于基本立场的错误，总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上文提到赖希推崇劳动，与之相反的，赖希强烈反对一切政治，把政治和劳动对立起来。他说：“劳动民主主义者认为，政治在本性上是而且一定是不科学的，也就是说，它是人类无能、贫乏和压抑的一种表现。”“二十世纪以其惨重无比的灾难标志着一个新的社会时代的开始，即摆脱政治。”赖希直接呼吁打倒一切政治，却忽视了政治对维系与组织国家社会各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他片面地认为消灭政治就能消灭法西斯主义，从而实现理想的劳动民主，这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赖希所倡导的以自然的爱情、生活必需的劳动和科学的认识为基础生活职能的劳动民主，也只能是他自己心中的“理想国”，这种具有乌托邦色彩的理想并不具太大的可行性。
四
“爱情、劳动和认识是我们生活的源泉，它们也应该支配我们的生活。”这句扉页寄言，很好地寄托了威尔海姆・赖希心中的美好理想，也直接道出了作者于书中后部分的倡导。与以往着重于阶级意识的分析方法不同，赖希从人的性格结构出发，以一种全新的视角阐释了法西斯主义的产生根源。不可否认，赖希的这一分析方法于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是创新的、具有突破性的学说。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风靡西方世界的学生造反运动中，很多学生把他关于社会性压抑的标志画在大学墙壁上，更有甚者将其奉为“西方性革命之父”。
然而，历史是客观的、唯物的。赖希过于强调人的性格结构的作用，却忽略了法西斯主义的阶级性质，从而“把群众推到了历史的审判台上”，忽视广大人民群众“埋葬法西斯主义”的伟力。此外，他不顾“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一基本道理，由此得出了“打倒一切政治”的结论，自然而然地，他的劳动民主的理想就流于空想，更谈不上战胜法西斯主义。
毋庸置疑，赖希对于“自然的爱情、生活必需的劳动和科学的认识”的倡导在历史观上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该书对于群众性格结构的分析对后世也具有相当大的启发。然而，这些并不能遮盖住赖希某些观点的偏激、片面性。
注释：
①［奥］威尔海姆・赖希著.张峰译.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重庆出版社，1993.
参考文献：
［1］威尔海姆・赖希著.张峰译.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重庆出版社，1993.
［2］仰海峰.权威主义社会性格与法西斯主义思想的心理基础.东岳论丛，2009，VOL30，（1）.
［3］吴茂华.被压倒的理性――读《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法西斯群众心理学》.书屋品茗，2004，（09）.
摘 要： 二十世纪初，正当世人把法西斯主义的产生归结于希特勒的个人谋骗及其政治集团的策动时，威尔海姆・赖希在《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一书中从另一个视角审视了这个问题。他提出法西斯主义的产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个人、某个民族或是某个政治集团的意识形态和行动，它与群众的社会心理和性格结构密切相关。赖希认为法西斯主义是具有权威主义机器文明及其机械主义神秘生活观的被压抑的人的基本情感态度。
关键词： 《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 威尔海姆・赖希 主要观点 分析
在《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①一书中，威尔海姆・赖希力图把马克思的社会学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结合成为性经济社会学，并据之考察和分析法西斯主义。本书的前半部分运用了大量笔墨阐述这个问题――法西斯主义如何产生、为何产生；后面几章作者则倡导了以自然的爱情、生活必需的劳动和科学的认识为基本生活职能的劳动民主。我将针对赖希的主要观点进行简要分析。
一
赖希认为法西斯主义是普通人性格结构的有组织的政治表现，每一个人在性格结构上都具有法西斯主义情感和思想因素。这是赖希运用他的性经济社会学（建立在马克思社会学和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基础上）对法西斯主义所作的解释。对于普通人的性格结构，则将其分为三个层次，其中第二层（中层）称为“被扭曲的反常的性格层次”，即小人精神――既渴望权威又希望造反的精神，表现为“残忍、虐待狂、好色、贪婪、妒嫉”。而社会的下中层阶级是该性格结构层次的典型代表。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法西斯主义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个群众基础又主要是下中层阶级――“正是人的畏惧自由的权威主义性格结构，使希特勒的宣传获得了根基”。从中，赖希把一切灾难的根源都归根于群众的性格结构之中。
赖希指出这种性格结构是几千年的父权制权威主义文明的反映，是社会条件逐渐影响的结果，尤其是性压制的结果。因此他说：“人的权威主义结构――基本上是由于性禁锢和性畏惧嵌入性冲动的生命本质中造成的。”“性禁锢大大改变了在经济上受压迫的人的性格结构，以致他的行动、感情和思想都违背了他的物质利益。”可见，性压抑是产生一切罪恶的根源。同时，赖希还指出：“性压抑不仅加强了政治反动势力，并使群众个体成为消极的和非政治的，而且它还在人的性格结构中产生第二种力量――一种积极支持权威主义秩序的人为兴趣。”又由此可知，性压抑与权威主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家庭是社会的基础，权威主义最原始最直接的产生原因莫过于来自于家庭，准确地来说是父权制的权威主义家庭。如该书所说：“由后来母权制革命过程而产生的父权制权威主义性秩序，由于剥夺了妇女、儿童和青少年的自由，使性成为商品并使性利益服从于经济，它便成了权威主义意识形态的首要基础。”父亲的权威主义地位反映了他的政治作用，并显示了家庭与权威主义国家的联系。那么，性压抑与这种权威主义家庭的关系又是怎样建立起来的？赖希认为，性禁锢和性衰弱是构成权威主义家庭存在的前提，是形成下中层阶级人士的性格结构形态的最根本基础。这些性禁锢和性衰弱借助于宗教畏惧被包裹起来，而宗教畏惧又注入了性犯罪感，深深地植根于情感之中。性压抑是权威主义家庭的基础，同样，家庭又是进行反对儿童和青少年性活动斗争的最好制度。因此，家庭为儿童提供了适应权威主义社会的重要场所。结合赖希的观点，既然权威主义社会是借助于权威主义家庭而在群众的个体结构中再生产出来的，政治反动势力就顺理成章把权威主义家庭当作“国家、文化和文明”的基础来加以维护。
再者，赖希认为对性活动的压抑还产生了宗教神秘主义，而法西斯主义又是宗教神秘主义的最高表现。法西斯主义将这种宗教神秘情感与家庭、民族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神秘主义。赖希说道：“宗教所谓的摆脱外部世界的自由，实际上意味着以幻想的替代性满足取代现实的满足。”宗教神秘主义者压抑自己的性活力，从而失去了追求现世幸福的能力。但越是无能为力，越相信超自然的力量，越追求幻想的幸福。“由于他是一个生物，在任何环境下都不可能放弃幸福、宽慰和满足，于是他就寻求幻想的幸福。他可以从宗教压力的前快乐，即我们熟悉的植物性肉体倾向和激动中得到这种幸福”。因此，宗教要想维持自己的存在，就需要一种性焦虑来支撑，需要靠性压抑来塑造父权制的人的性格结构。
总之，正是性压抑产生了权威主义的家庭性格，这种性格与血统观念和宗教神秘主义的结合，形成了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心理土壤。
二
上文对赖希对法西斯主义的定义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行了简要概括。他否定将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归因于希特勒对群众的欺骗，而从人的性格结构方面来分析其产生的原因。赖希将马克思的社会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结合起来，用性经济社会学来重新解释了法西斯主义。他认为法西斯主义是基本生物需要和冲动几千年来一直受到压抑的普通人的非理性性格结构的表现，进而分析了这种压抑的社会功能，以及权力主义家庭和教会在其中起的关键作用。在当时的社会，他对法西斯主义心理结构的探讨，提供了与传统理性哲学分析的不同思路，这无异于是一种突破，也让世人更全面地去分析法西斯主义。他把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从阶级意识层面推进到社会心理结构和社会性格层面，揭示社会性格和社会结构间的相互关系，这对分析社会历史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从更高的层次上讲，这种分析社会的方法，让我们对人类潜移默化的内在性格有更清楚的了解，从而更好地唤醒每一个普通人，警惕自身，认识自己，阻止这种消极的性格结构的萌生。
赖希在书中的后面几章中，论述了他所倡导的社会――以自然的爱情、生活必须的劳动和科学的认识为基本生活职能的劳动民主。他非常推崇劳动，并且是自然的、快乐的劳动。赖希的这种“劳动民主”思想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与以往的民主自由理想和纲领相比，他第一次提出人类社会的管理来自于一开始发展起来的自然过程，而不是单单来自于应该创造的意识形态或条件。总体说来，这反映了赖希对社会的一种愿望及倡导。
三
从作者的写作手法，很容易想到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借助与运用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探索人类过去的种种行为，进而更全面、更深刻地阐明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弗洛伊德是心理史学的发端者，他曾用精神分析学说研究历史人物的行为。赖希作为弗洛伊德最得意的学生之一，在学术研究方法上难免会受到老师的影响。因此，在《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中，赖希从群众心理剖析法西斯主义沉渣泛起的原因，这个角度上，无异于掺杂了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通读全书，会发现赖希过于依赖“性压抑”理论，抹杀了法西斯主义本身的阶级性质，把一切灾难的根源都归根于群众的性格结构之中。这又陷入心理史学的弊病当中，缺乏对历史的全局性观点。另外，赖希夸大了人的心理状态的作用，忽视人的行为还应受阶级、宗教信仰、社会环境、个人特殊经验等因素的影响，历史的因素不能只是单一的。
赖希为了论证法西斯主义由人固有的非理性性格结构造成的，提出：“把这种成功归因于政治上的欺诈，就会同自由的基本观念发生矛盾，并在实践上排除社会革命的可能性。应该回答的是：为什么群众在政治上允许自己被欺诈？群众有评价各个政党的宣传的能力。他们为什么看不出，希特勒在向工人许诺要剥夺生产资料占有者的同时又向资本家许诺将保护他们的权利。”然而，试想一下，战争、经济危机使得民生凋敝，这时，有某个人或者某个集团高声呼喊承诺说：“跟着我一定会有好日子过。”这时，在绝望中挣扎的人们，忽然发现有一只救助的手伸过来，让他们看到一丝曙光，又有谁不愿相信希望在明天呢？群众愿意去相信希特勒，从心理层面上，自然离不开内在的性格结构的作用。但同样少不了这个政治集团籍以激发这种潜在的性格结构的各种手段。法西斯主义的产生，不单单只是普通人的非理性性格结构造成的，它需要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多种因素作用而成。赖希在论证自己的观点时，很多时候过于片面与绝对，并且得出的很多结论缺乏充足的事例依据。针对书中的部分问题，容易让人对作者的观点顿生疑惑之感，难免给人以武断和牵强附会的感觉。
对于“性压抑”，赖希将其认定为罪恶之源。他认为只有摆脱了性压抑才能实现社会的解放，但是对于如何实现这种解放，赖希却无更多论述，这正体现了赖希论述问题的偏激性、片面性。如书中译者于序言所说：“赖希的悲剧性就在于，他提出并研究了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但由于基本立场的错误，总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上文提到赖希推崇劳动，与之相反的，赖希强烈反对一切政治，把政治和劳动对立起来。他说：“劳动民主主义者认为，政治在本性上是而且一定是不科学的，也就是说，它是人类无能、贫乏和压抑的一种表现。”“二十世纪以其惨重无比的灾难标志着一个新的社会时代的开始，即摆脱政治。”赖希直接呼吁打倒一切政治，却忽视了政治对维系与组织国家社会各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他片面地认为消灭政治就能消灭法西斯主义，从而实现理想的劳动民主，这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赖希所倡导的以自然的爱情、生活必需的劳动和科学的认识为基础生活职能的劳动民主，也只能是他自己心中的“理想国”，这种具有乌托邦色彩的理想并不具太大的可行性。
四
“爱情、劳动和认识是我们生活的源泉，它们也应该支配我们的生活。”这句扉页寄言，很好地寄托了威尔海姆・赖希心中的美好理想，也直接道出了作者于书中后部分的倡导。与以往着重于阶级意识的分析方法不同，赖希从人的性格结构出发，以一种全新的视角阐释了法西斯主义的产生根源。不可否认，赖希的这一分析方法于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是创新的、具有突破性的学说。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风靡西方世界的学生造反运动中，很多学生把他关于社会性压抑的标志画在大学墙壁上，更有甚者将其奉为“西方性革命之父”。
然而，历史是客观的、唯物的。赖希过于强调人的性格结构的作用，却忽略了法西斯主义的阶级性质，从而“把群众推到了历史的审判台上”，忽视广大人民群众“埋葬法西斯主义”的伟力。此外，他不顾“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一基本道理，由此得出了“打倒一切政治”的结论，自然而然地，他的劳动民主的理想就流于空想，更谈不上战胜法西斯主义。
毋庸置疑，赖希对于“自然的爱情、生活必需的劳动和科学的认识”的倡导在历史观上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该书对于群众性格结构的分析对后世也具有相当大的启发。然而，这些并不能遮盖住赖希某些观点的偏激、片面性。
注释：
①［奥］威尔海姆・赖希著.张峰译.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重庆出版社，1993.
参考文献：
［1］威尔海姆・赖希著.张峰译.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重庆出版社，1993.
［2］仰海峰.权威主义社会性格与法西斯主义思想的心理基础.东岳论丛，2009，VOL30，（1）.
［3］吴茂华.被压倒的理性――读《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法西斯群众心理学》.书屋品茗，200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