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城市化的特点及影响
前言：
城市化是要让一部分农民进城，但又不仅是让农民进城，更重要的是通过进城农民的就业和收入结构的改变，使他们能有尊严地参与和分享城市化的成果，分享城镇中的现代生活。
城市化不是简单地等于城市建设数量增加，而忽视产业结构的优化，自然资源配置的优化以及城乡协调发展，更不能是只顾城市，不顾农村。
城市化要建立在工农业发展的基础之上，而且要市场主导，政府有效引导，二者有机结合，是城市化健康发展的有效保证。城市化不能盲目攀比，不能不顾条件，一味追求速度。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人们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中心。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国家和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城市化是人类进步必然要经过的过程，是人类社会结构变革中的一个重要线索，经过了城市化，标志着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只有经过城市化的洗礼之后，人类才能迈向更为辉煌的时代。然而，仅仅看到城市化所带来的丰硕成果而赞叹不已、振臂高呼是远远不够的，城市化过程并不一定是一曲美妙的乐章，像很多进步一样，城市化过程中也夹杂着许多不和谐之音。正确认识城市化所带来的影响，并采取必要的措施认真的予以解决，对我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城市化的含义
城市化，也有的学者称之为城镇化、都市化。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对之有不同的解释，就目前来说，国内外学者对城市化的概念分别从人口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角度予以了阐述。 城市化也称作城镇化，是指一个地区的人口在城镇和城市相对集中的过程。城市化的过程是城镇用地扩展，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农村地域不断扩散过程。简单的理解，就是农村和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文明程度不断提高、不断现代化的过程。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国家和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在某种程度上，城市化既是人类进步必然要经过的过程，也是人类社会结构变革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只有经历了城市化才能真正的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1、人口学
人口学把城市化定义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他们所说的城市化就是人口的城市化，指的是“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或农业人口变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中国的人口中大头是农民，目前我国城镇人口在45%左右，因此加快我国人口城市化的步伐对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实现农村经济的增长有着很重要的战略意义。
2、社会学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城市化就是农村生活方式转化为城市生活方式的过程。发展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促进人的技能和素质的提高，提高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使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达到和谐发展。
3、经济学
经济学上从工业化的角度来定义城市化，既认为城市化就是农村经济转化为城市化大生产的过程。在现在看来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工业化会加快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提高农业生产率，同时工业扩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农村的落后也会不利于城市地区的发展，从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加快农村地区工业化大生产，对于农村区域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是有着很积极意义的。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对城市化的含义做出了解释。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对城市化的规定其内涵是一致的：城市化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农村地区逐步演变成城市地区、城市人口不断增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不断提高，同时城市文化和城市价值观念成为主体，并不断向农村扩散。城市化就是生产力进步所引起的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的转变的过程。
城市化的三种形式
城市化的三种基本形式有：集中型城市化、分散型城市化、旧地型城市化。在我国不同时期的不同地区，各种形式的城市化发挥着它们各自的作用。在对三种形式的城市化的分析过程中，通过以上我们对城市化含义的了解，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就可以认识到各种形式城市化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阻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因素。
（1）集中型城市化
集中型城市化就是农村人口和非农经济活动不断向城市集中。在这种城市化的过程中，暴露出原有的很多影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因素，同样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
A、旧的户籍制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我国所实行的户籍制度在特定时期确实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随着经济、政治制度的发展，以及城市化的扩展，这一制度已经成了制约我国城市化进程、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3]。几十年前，划出的“农村人”和“城里人”的这个鸿沟已经成了我国农村经济、城镇经济发展的障碍。众所周知，提高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引导农民进城、促进农村富裕劳动力的转移。大量人口滞留农村的局面如不尽快扭转，不仅直接制约农民收入的提高、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和农村经济的全面繁荣；还将长期抑制农村消费需求的增长，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所以，我国应尽快逐步改变现有的落后的户籍制度，为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
B、.进城外来工的应享受的“国民待遇”难以实现
城市建设创造了大量的建筑业、工业等就业岗位；进城的外来工也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据北京市2003年统计资料显示，进城外来农民工对北京市2003年GDP的贡献率在10%左右。同时，农民通过进城务工就业学到了各项非农就业技能，感受到了城市文化，领略到了市场竞争，提高了综合素质。同样，进城务工也是农民提高收入的重要途径。但是，在实际中农民进城打工却受到很多不合理的限制，而且他们的工资、福利、医疗等都得不到保障。同样另外一个问题外来工子女入学难的也成为诸多媒体所关注的另一个热点问题。外来工子女入学问题是关系到社会、国家发展进步的一个长远问题。
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外来工的生活、工作，也对城市的发展产生了很多消极的影响。如2004年初开始报道的泉州工人严重短缺的情况，对城市的经济发展及城市信用产生了很大的不良影响。《中国青年报》曾经报道，“招工春荒”现象在福建省泉州市2004年再次出现。原因何在?泉州市有关官员认为：一是有些小企业拖欠工人工资；二是劳动环境差；三是工资待遇低。创造好的“打工环境”，保障进城就业农民的合法权益，政府责无旁贷。无论是从关怀弱势群体、以人为本的要求出发，还是从经济发展的目标出发，政府都应该拿出切实的行动来。尤其是在当前打工者尚没有完全组织起来与强势力量进行博弈时，政府的作用更显得重要。
城市化以工业化为前提，工业化的发展又推动着城市化的进程。对于一个农业人口占80%，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国家来说，如何有效推进城市化，从而改善和提高经济发展模式是我们必须关注的问题。安徽省作为农业大省，农村人口众多，但目前安徽城市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据统计，目前全省每年城市新增人口达二百万左右。面对快速扩大的城市规模和膨胀的城市人口，如何提升城市的整体功能，改革已不适应快速经济发展需要的传统行政管理模式，是城市化发展的瓶颈问题。而城市信息化为解决目前发展中面临的诸多难题提供了解决的重要途径。
（2）分散型城市化
分散型城市化是指城市经济活动、人口向外扩散。它意味着大城市城郊及其周围非城市地域的迅速发展。分散型城市化在空间形态上又可分为两种形式：（1）外延型（或连续型）城市化。即城市从地域上逐渐延伸，形成规模不等的“城市带”或“城市群”。（2）飞地型（或跳跃型）城
市化。即大城市为了长远发展的需要，在距自己一定距离处新建一个城市或使原有居民点发展为城市。分散型城市化在城市的中级乃至高级阶段占主导地位。
(3) 旧地型城市化
旧地型城市化是指原来的农村地区，在并无城市直接作用和影响的情况下；由于某种资源的发现和开发或者由于对外交通地位的建立，或者由于生产结构的变化，使得农民脱离土地从事非农业生产、农村地域转化为城市地域的过程，也就是农村城镇化的过程。
二、走出城市化认识的误区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城市化的概念、内涵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大多数根据不同的学科和自己的专业作出不同的解释，这种争论还会长期进行下去。为了更好地推进城市化进程，使其健康发展，正确把握城市化内涵，提高认识是完全必要的。尤其要走出当今城市化认识上的误区。
（一）城市化不是简单地等于农民进城。即，城市化≠农民进城。
城市化是要让一部分农民进城，但又不仅是让农民进城，更重要的是通过进城农民的就业和收入结构的改变，使他们能有尊严地参与和分享城市化的成果，分享城镇中的现代生活。国际上通常以居住在城镇内的人口总数占该国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城市化水平，这在操作上比较简便，也利于横向比较，但这种城市化的内涵缺乏全面性，容易产生重城市化数量，轻城市化质量。城市化过程最重要的应通过为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吸收他们进城市定居，改变生活方式。城市化的实质是生活方式的城市化，不是单纯的人口城市化。进城的农民，不仅当做外来的劳动力，而且要当做城市居民、城市的主人，并逐步达到减缓城乡收入差距的长远目标。同时城市化还包括农村生活方式的变化。
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综合的现象。大量的农民进城打工，不能在城镇定居，不能享受市民待遇，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没有解决，还可能出现新的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这正是城市化质量不高的表现。
（二）城市化不等于城市建设、城市无限扩张。即，城市化≠城市建设与扩张。
现在有一股风，一说加速城市化，就是加快城镇建设与扩张。城市无限扩大，小城市要迅速变成中等城市；中等城市要加速变成大城市，大城市要尽快成为特大城市，甚至国际城市。
城市化必然会促进城镇发展和规模扩大，但是，城市化不是简单地等于城市建设数量增加，而忽视产业结构的优化，自然资源配置的优化以及城乡协调发展。更不能只顾城市，不顾农村。不能只建设城市，而不建设农村。所以，城市化既是城市的事，又是农村的事，中央十分强调城乡统筹。在城市化开发度达到中期和工业化程度较高时，必须及时将城市化战略转移到以城市反哺农村，城市支持农村，工业支持农业，城乡统筹发展。在不降低城市生产力的前提下，降低城乡二元结构系数，缩小贫富差距，推进社会公平，补助农业，提高农民素质，促进农民增收。要从政策导向、物质支持、资金倾向、项目带动等方面对农村实施全方位的反哺。
（三）城市化不是越快越好。即，城市化≠越快越好
城市化是一个渐进的自然历史过程和经济社会转型过程。城市化要建立在工农业发展的基础之上，而且要市场主导，政府有效引导，二者有机结合，是城市化健康发展的有效保证。城市化不能盲目攀比，不能不顾条件，一味追求速度。要知道城市化速度越快，出现的问题会越多。城市化要由经济发展水平，就业岗位的增加来决定。过分强调城市化率会带来巨大风险。大量农民进城找不到工作岗位，会带来生活、社会、环境、治安等一系列问题。我们要避免拉美和非洲部分地区的过度城市化教训，加强城市化过程的宏观调控，要扎扎实实地推进速度、规模适度的高质量的城市化。
总之，城市化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人口集中只是城市化的表面特征，经济结构转换，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更才是城市化的内在动力和实质内涵。而广义生活方式（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组织、行为规范、道德准则、价值观念等）的变更则是城市化的综合结果。城市化是伴随着经济增长、三次产业结构变化和社会变迁的一个发展过程，是经济生活空间的转移、国民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国民意识和生活模式的重大转变的文明过程。城市化的对象不单是城市，也包括农村，也是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逐步城市化的过程。同时与区域的发展也是紧密联系的。
三、当前中国城市化的趋势与特点
（一）城市化现状特点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城市化获得了长足的进展，现在已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和特点。这些新的变化和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市化动力呈现出公有经济、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三足鼎立的动力结构
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只有单一的公有经济成分。即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和集体两种经济形式。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非公经济快速崛起，即除公有经济之外其他所有经济形式，包括民营和外资两大类。经济成分趋向于多元化。然而，公有经济的步伐却相对放慢了。尤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公有经济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萎缩。这样，在21世纪之初，民营经济就取代公有经济而上升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主体。民营经济是指由中国民间资本投资和管理的经济成分，包括除公有和外资之外所有其他经济形式。同时，外资经济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并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外资经济是指由境外资本投资和管理的经济成分，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两种形式。2006年，公有、民营和外资三种经济成分的比重分别是23%、56%和21%。
因此可以说，当前中国城市化的动力结构为：公有经济为主导，民营经济为主体，外资经济为辅助，三者大体上成鼎立之势。这样的动力结构，就为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提供了条件。
（2）城市化模式演变成计划、市场和外向三种模式并存的格局
城市化动力成分和动力结构的发展与变化，自然会带来动力机制和模式的演变。计划经济时期，在公有经济基础上，城市化形成了计划机制和模式。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民营经济基础上，又出现了市场机制和模式。同时，随着外向经济的发展，在外资经济的基础上，还形成了外向机制
和模式。这样，改革开放30年来，与动力结构的演变相适应，中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与模式也转变成计划模式为主导、市场模式为基础、外向模式为辅助的格局。
从总体上说，这样的模式结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兼顾了质量和效率，有利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
（3）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
动力结构、机制和模式的优化，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加不足500万人。改革开放后，城市化步伐显著加快。20世纪80年代，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加1000万人以上，到90年代又增长到1500万人以上。进21世纪，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接近2000万人，规模进一步扩大。同时，在90年代（1990～2000年），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平均每年扩大938平方公里，进入21世纪后（2000～2007年）则平均每年扩大1861平方公里，几乎加快了一倍。
（4）城市化质量显著改进
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化之所以加速推进，主要是由市场经济推动的。在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主要是一些小企业，甚至是个体户。由于个体私营企业规模小，素质低，不规范，主要从事些简单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因而，早期的城市化是比较粗放的，存在着大量的半城市化现象，
而且带来了环境污染和生态压力。即使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和新城建设，各个城市也几乎成了建设工地。进21新世纪后，旧城改造接近尾声，过去那种大拆大建式的城市化开始降温，内在素质的提升已成为新型城市化的主要内涵。尤其是近年来，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各地积极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强了科技创新，信息化和现代化进程加快，竞争力增强，城市化质量有了大的飞跃。例如，反映城市现代化水平的各项公用事业指标，进21新世纪后均上了一个大台阶。尤其是园林绿地面积，在2000年之后的建设进度比前一个时段快了两倍多。
（5）大城市发展优势明显增强
计划经济时期，由于政府主导的重工业化道路，中国大城市发展较快。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小城镇快速崛起，大城市风光不再。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从计划经济体制比较薄弱的外围起步的，如农村和小城市，尤其是在东南沿海地区。这样，小城镇和小城市最先得益于市场经济的推动，活力展现。然而，大城市由于受体制的拖累，负担过重，步履维艰。不过，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同时也将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打破了），以及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大城市的活力开始得以恢复和发展。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市场经济体制趋于完善，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逐步增强，大城市、特别是区域性中心城市，如上海、南京、武汉、广州、北京等，发展优势更加突出。2000～2005年，中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就显示出城市规模越大年均增长率越高的趋势。
（6）城市化的地域差异已经形成
中国城市化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传统模式，即从计划经济时期一直延续下来的计划模式；另一类是新兴模式，包括前面提到的市场模式和外向模式两种形式。传统模式至今仍在发挥着作用，以政府为主导因素，主要通过行政的力量来配置资源，促进经济发展，推动城市化进程。尤其在中西部地区，这种城市化模式目前仍占主体地位，甚至是唯一的模式。新兴模式是在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以资本为主导因素，由市场来配置资源，通过发展经济，推动城市化进程。新兴模式主要存在于东部沿海，尤其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
改革开放后，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化步伐之所以显著加快，主要得益于新兴模式。由于这一模式是以新兴工业化（尤其表现为农村工业化，主要从事简单的加工和装配活动）为动力的，城市化的地域扩张快，占地范围广，为离散型城市化。经过30年的发展，这一工业化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市场空间基本上开发完备），目前正在进行转型和升级。尤其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迫使其转型和升级过程不得不加快步伐，向着技术创新型工业发展。而且，这些地区的土地空间基本上被开发完备，不得不向着土地集约型的经济活动转变。同时，经过30年的发展，这些地区已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基础（成为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也在转型和升级，向着服务业发展：一方面是商业贸易，另一方面是生产性服务业。这样，该地区的城市化就在原来初级工业化基础上开始进行再城市化过程，即商业化过程。根据中国的实践经验，城市化有三个阶段：工业化—商业化—都市化。当然，这样的城市化主要是集中型城市化，地区中心城市将得到优先发展，如广州、深圳、温州、苏州、上海等。
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转型和升级，就促使当地产业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扩散，这其中包括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与扩散，如珠江三角洲向东边的惠州、北边的河源及西边的阳江等地进行投资。这样，从东南沿海到西北内陆在产业上开始形成纵向关联，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梯级差异态势正在形成，并向纵深发展。这样，中部地区的新型工业化过程正在大规模推进，其重点在靠近东部沿海的省份，如安徽、江西、河北等省，在承接产业转移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西部地区，只有少数几个条件适宜的地方有限地展开，如四川盆地、关中平原等地，总体上规模不大。
这样，经过改革开放后30年的发展，原来计划经济时期比较均衡的城市化格局就彻底改变了，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在地域上已经形成了梯度差异。
（7）城市化增长重心开始内移
改革开放后，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崛起，新兴城市化进程得以启动，从而使得中国城市化重心逐渐东移。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投资重点开始西移，从而使得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增长重心出现了由沿海向内地移动的趋势。近年来中国东部地区的GDP和进出口额均出现了微弱的相对下降趋势，而中西部地区则有所上升（但东北地区几乎没有变化）。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中西部地区增长幅度明显提高。从城市建成区面积来看，虽然中西部地区的增长速度仍然赶不上东部地区，但差距在逐步缩小。
（8）农村隐性城市化进展加快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村庄建设步伐加快，村容面貌显著改观。楼房的出现，突破了传统上平坦的村落格局。街道路面的硬化，照明设施的建设，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的普及或改善，如电视、电话、电力、供水、交通等，显著缩小了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距离。虽然这并不是统计意义上的城市化，但在内涵上与城市化是一致的。因而，可将当前的新农村建设称之为隐性城市化。
还有一种形式的城市化，也是隐性的，但却是负效应。主要存在于中西部边远地区的农村、山区或牧区，大批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去城镇打工，学生到附近城镇上学，富裕家庭也迁到生活条件较好的城市居住，从而使得农村人口逐渐减少，村庄不断萎缩，直至消失。在当地，由于农村人口减少，相应的使得城市化水平有所上升。
负效应的农村隐性城市化虽有出现，但并不普遍，更多的是随着新农村建设带来的正效应的隐性城市化为主。这也应该是中国特色城市化的一种表现。
（二）城市化发展阶段分析
综观上述动向和特点，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目前中国城市化已进入中期发展阶段。1978年，中国城镇人口比重只有17.92%。到1996年，这一比重就上升到30.48%。可以说，从此中国城镇化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到2006年，城镇人口比重上升到43.9%。见《中国统计年鉴》（2007年）。这10年间，城镇人口比重平均每年提升1.34个百分点，比1978~1996年间平均每年提升0.7个百分点快了近1倍。至2008年底，全国城镇人口比重已上升到45.68%。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2008年中国城镇人口60667万人，比2007年增加了1288万人，城镇人口比重45.68%，比2007年提高了0.74个百分点。近两年城镇人口比重平均每年提升0.9个百分点，比前一时期有所回落，但仍处于高位区间。可以说，目前中国城市化正处于加速发展时期，城镇人口持续快速扩张，是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
然而，从城市化本身特点来说，中国城市化又处于一个周期转折点上。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总体水平有了大幅度提升，今非昔比。但是，今天的社会经济特征，与20世纪70年代末却有某些相似之处。
（1）中国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经过改革开放后3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已有了大规模扩张，目前跃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中国经济跃上了一个大台阶。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末相对于新中国成立前或成立初期来讲，中国经济也是一大飞跃，而且是质的飞跃，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初步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但是，不管是20世纪70年代末还是现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普通民众生活仍然多处于较低水平。在计划经济时期，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但工业创造的财富主要用于发展工业经济自身和国防建设，并没有真正惠及到百姓生活（这是由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中国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改革开放后，通过推行市场经济，使经济发展建立在民生福利的基础上，从而使得国民经济水平与人民生活水平大体上得到了同步的提高。今天，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总体上也迈进了小康。然而，核心问题是财富分配不均，大多数民众生活水平仍然偏低，中国整体上属于发展中国家的特征并
没有改变。与改革开放前不同的是，当时全国人民都不富裕，是均贫穷，而今天则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了，是发展不均衡状态下的相对贫穷。
（2）生产力水平有了大幅度的跃升
改革开放后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有了大规模提升，目前已成为“世界工厂”：从打火机到汽车、飞机，中国都能生产，多项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可以供应全球消费。这与改革开放前国内商品严重短缺的局面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伴随着结构调整，中国工业正在进行升级改造，向着重化工业方向发展。然而，重化工业是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有限。虽然近年来中国工业仍在突飞猛进，但却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劳动力闲置现象，大量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失业问题突出。尤其当前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就业压力骤然上升。这与20世纪70年代末的形势非常相似。当时，中国工业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除了轻工业较薄弱外，其他基本上都可以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且正在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向着电子和石化工业发展。这些产业的投资规模大，技术含量高，但同样是吸纳劳动力有限。这样，一方面是大量新生代人口进入了劳动力大军，另一方面是大批下乡知青和劳改干部陆续返城，从而造成城镇就业形势非常紧张。事实上，最初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就是在这种矛盾和困难压力下的无奈选择。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遇到了这一困难。就业和饭碗，仍然是当前最紧迫的现实问题。
（3）市场经济运行模式基本成熟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打破了原来运行20多年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逐步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到目前为止，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渐趋完善。但是，今天的经济运行特征与改革开放前又出现了某些相似之处。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趋势是放权搞活，从而使经济发展越来越充满活力。然而，从90年代中期开始，政府加强了宏观调控，行政管束力不断增强。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竞争越来越激烈。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之后，随着国外大资本的进入，国内市场竞争加剧。在激烈的竞争下，资本的作用得以提升，大企业、大财团左右市场的能力增强，而小企业、小资本（尤其是个体户）则被大量挤出市场。这虽然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趋势，是市场升级的表现，但速度过快，也会带来问题。这样，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大资本的市场垄断相结合，就使得中国经济运行逐渐趋于平稳而有序，像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前期那样大起大落的局面基本上没有了。但同时，经济活力也降下来了，当年的火热局面不再有了。这与70年代末也是相似的。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显现出了优越性（当时的经济也是热火朝天），并随后得以发展和壮大。经过60年代的补充和调整，到70年代已接近完善。
然而，完善就意味着老化。到70年代末，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开始突显，经济失去了活力。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虽然市场取代了计划，但市场一旦走向垄断，同样是没有生命力的。不管是20世纪70年代末还是现在，共同特征都是垄断。不同的是，当时是政府一家垄断（管制），现在是政府与大资本联合垄断。结果都一样，市场失去活力，经济发展受阻。所谓的内需不振，其根源就在这里。
（4）社会结构趋于稳定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变动，原来的工人和农民这两大群体，出现了重大分化和改组。经过30年的演变，一个新的社会结构基本形成。这一新的社会结构是：官员及资本所有者、企业主和社会精英居于上层，城市居民处于中层，底层是农民和农民工。这一结构与改革开放前基本一致。当时的社会结构是：干部居于顶层，享有许多特权；中间是工人和知识分子，也有相对较好的福利；农民居于底层，只能在集体内部享受到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然而，社会结构一旦稳定下来，就会产生惰性，从而阻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总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大体上完成了一个轮回。计划经济后期，国有经济一家独大，城市化也就以大、中城市为发展主体，小城市和小城镇受到了抑制。由于体制原因，总体的社会生产力受到束缚，城市化进展缓慢。改革开放后，通过发展市场经济，调动了广大民众（尤其是农民和体制外市民）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使小城镇和小城市获得了发展动力，活力增强，从而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步伐加快，民营经济在城市中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和扩张，从而使大中城市活力开始增强。
进入21世纪，中国加入了WTO，随着外国大公司的涌入，国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为了应对竞争，民营企业纷纷走向联合，组成大企业、大集团。为了争夺市场，尤其是高端市场，这些大企业和大集团大举进军大城市，尤其是区域性中心城市。这样，就推动了大城市的快速发展。然而，由于市场竞争加剧，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就变得越来越严酷了。尤其是乡镇企业，还遇到了环境、技术和市场等门槛，处境更加艰难。这样，小城镇和小城市的活力不在，只有大城市一枝独秀。这似乎又回到了改革开放前。以广州为例，1978年，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广州是当之无愧的首位城市，其GDP在地区GDP中占1/2还要多。改革开放后，由于港澳资金的进入，以及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得以启动。随着小城镇的兴起，广州的地位逐渐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初，广州的GDP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仅占1/4，其人均收入水平甚至还低于珠海、佛山等地。不过，到90年代末，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之后，随着新一轮全球化浪潮的推进，日本和欧美大企业大量进入珠三角地区。广州由于其良好的服务环境和基础设施，及其在华南地区的影响力，成为吸引大企业落户的首选，如本田和丰田汽车就入驻广州。再加上政府主导的以广州为中心的区域性基础设施的建设，大规模拓展了城市发展空间，广州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其在珠三角及华南地区经济中的中心地位再次得以确立，并有了显著提升。
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也大致经历了同样的变化趋势。
综上可以看出，目前，中国城市化正处于一个周期转换期：上一个周期行将结束，下一个周期即将开始。尤其在当前遇到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更加强化了启动下一个周期的紧迫性。中国政府最近推出的扩大内需和刺激经济增长的经济政策，有助于开启新一轮的城市化进程。
（三）城市化发展趋势
根据前面的分析，未来几年内中国城市化将会出现或强化以下三个趋势。
（1）消费型中心城市崛起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社会也在逐步转型：由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变。 事实上，这一转型过程早就开始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出现了结构性的生产过剩，商品短缺时代结束了。在商品短缺时期，生产是第一位的，经济发展主要表现在生产能力的提高。然而，到了商品过剩时代，经济发展就主要取决于自身需求的能力，有需求就有经济发展，没需求经济就停滞。所以，在20世纪末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措施，如“假日经济”、基础设施建设、退耕还林等，都取得了积极效果。然而，进入21世纪后，中国加入了WTO，由于打开了国际市场，外需拉动作用增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内需。现在遇到了国际上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外部需求急剧萎缩，重新启动和扩大内需，加快建设消费型社会正当其时。
在生产型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活动是生产。因而，城市的中心任务是生产或服务于生产。所以，工业城市发达。进入消费型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活动是消费，城市的中心任务也是消费或服务于消费。因而，服务业在城市中将占有主导地位，并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柱。所以，商业城市发达。进入新世纪以后，商业中心城市日渐活跃（相反，工业城市则逐渐降温）。随着消费型社会的到来，商业城市的发展将更加旺盛。尤其是全国性、区域性、综合性中心城市，城市除了商业、商务之外，还有发达的教育、文化、旅游、休闲、体育、科技、医疗等服务行业。将获得更大的发展优势，其中心地位进一步增强。
（2）城市发展走向集群化
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主导着城市化进程。由于受行政因素的影响，城市基本上各自为政，相互之间的经济联系比较薄弱。改革开放后，基于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相互间的经济联系密切了，但竞争通常超过了合作，各个城市仍然是孤立发展的，经济腹地基本上局限于其行政辖区范围内，诸侯经济特征明显。随着经济发展和经济规模的扩大，东部地区很多城市经济活动已经超出了其行政辖区。于是，从本世纪初开始，城市之间出现了协调发展的趋势。尤其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等都市密集区，一体化进程加快。例如，京津之间城际高速列车的开通，长江三角洲城市联盟的建立，珠江三角洲城际公交网的发展等，都是在朝着一体化方向迈进。目前，许多城市已经认识到，地区经济是一体的，相互间是依赖着的，城市之间需要协作。因而，中东部地区的城市出现了集群化趋势。
目前，集群化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城市群，即由若干个城市构成的城市集群，如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中原城市群等；二是城市圈，即以某一大城市为核心、由若干个城镇构成的城镇集群，如武汉城市圈等。事实上，两者的内涵是一样的，都是指城市之间的关系变得密切了，相互间建立起一种协作关系。这是地区经济发展到最新阶段的标志，也是城市化的高级形式。
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了城市化空间格局必须是紧凑型的。近年来国家强化了土地管理，从而使各地更加坚定了走集约型城市化道路的决心。集群化，已成为中国城市化的一个基本趋势。
（3）小城市将重新焕发活力
前面介绍的两个趋势，基本上是上一轮城市化的发展和延续，而且早已出现了苗头，只不过还没有充分展现出来。这第三个趋势，今天只是发现了一点微弱的苗头，但估计在未来一两年内就会明朗化。从上一轮城市化的经验来看，新增动力是从农村工业化开始的，小城镇最先获得了动力。因而，新一轮城市化，也必须是从小城市恢复活力开始的。但是，新一轮城市化又不可能再像20世纪80年代初那样通过农村工业化来获得发展动力，而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这一道路最基本的要求有三点：一是符合当前环境和资源保护的要求，二是技术含量高，三是成本低。作为工业化，必须能够大规模吸纳劳动力，适宜于一般劳动力从事的活动。这就要求适用面较宽的技术，且市场前景广阔。显然，在农村或小城镇已经很难从事这类活动，但大中城市又不愿意接受这类技术（因为经济效益低）。因而，这类技术在小城市或县城还是比较合适的，尤其是中东部地区大城市周边的县城，既有丰富的劳动力，又靠近大城市，有技术来源，产品还可以就近供应市场。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小城市或县城的基础设施和社会环境接近于大中城市，而且价格低廉，适宜于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活动，生产成本低，具有价格竞争优势。小城市（尤其是县城），将是新一轮城市化的起点。
四、城市化对中国的影响
（一）、是重工轻农、重厂轻城的不均衡政策造成的
在1949—1978年的30年里，由于当时内外条件的限制和各种因素的制约，中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模式。众所周知，发展重工业所要求的资本供应量是很大的。为此，政府制定并实施了为满足工业化资金需求的农业政策，具体来说是利用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集中了农民的全部剩余劳动和部分必要劳动，每年大约350亿的资金集中于国家财政，投资于基本建设项目。
60年代，国家开始调整生产力布局，通过大规模的“三线建设”，调整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的重心开始向中西部转移，在客观上也带动了西部工业的发展和一批新兴城市的建立。
但是，当时的指导思想是“备战备荒”，工业发展是按照“山、散、洞”的要求进行布局的，工厂的建设与城市建设脱节，国有企业社会化、福利化的倾向在当时很严重。无论是城市规模的扩大还是新兴城市的增多，都未能使城市的多功能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
（二）、是典型的城乡隔离制度，严格限制了农村人口进入城市。
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广大的农村和众多的农民被游离于工业化过程之外，使大量的农村人口拥挤在狭小而落后的生产空间。1958年以后实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对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进行严格限制。而且，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城市发展的推动力是政治目标，采取的是行政手段，城市化的内在机制十分薄弱，城市数量的增加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并未使城市化按其本身固有的规律正常健康发展。
（三）非农化与城市化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
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工业化运动，将一个完整的城市化进程划分为两个环节：首先实行职业转换，即人口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实现非农化；然后实现地域转换，即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实现城市化。
非农化与城市化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在这个时间差内作“钟摆式”流动的半城市化人口就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滞后的最直接的体现。回过头来看，“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的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城市化的发展进程。
大城市有更多的就业空间，因为人多了，分工更精细，发展出的需求更多，就会让更多人得到就业机会。这是基本的经济学常识，也是所谓第三产业能够容纳大量劳动力的原因。那些认为城里人就业难，如果让农民进来，就业问题就更加严峻的论调，毫无经济常识，没有看到目前城市里很多工作已经转到进城农民手中的现实，也没有看到仍有相当多的城市投资欲望被压制，以至于相当多的需求被压抑的现实。目前大城市里改善投资环境，决不能继续过去只盯着城外投资者的短视做法，而是要善待城里的投资者，更要善待自己的居民、移民和来到城里的农民，把他们的投资热情和意愿发掘出来，这样就可以把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的渠道都开发出来。当然这样做，首先要严格限制政府部门的膨胀，严格约束政府官员的行为。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从学习香港经验到香港回归，我们就是学不会香港那一套：任何人只要交点钱一注册，几分钟之后，就可以经营的工商管理办法。以至于香港人到今天还在用“帮你到香港注册公司”这个办法，来赚内地人的钱。
（四）城市化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城市化是目前中国的主旋律，是中国 的宏观经济形势。未来20年，中国将进入一个城市化飞速发展的历史时期，城市化水平将由目前的 37%左右上升到60%以上， 平均每年上升 1 个百分点。城市化结合信息化、工业化给中国的经济形势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市场经济有了另外一种表达，各行各业都显示出了宽阔的发展空间。房地产行业也不例外，不仅仅在于城市人口的增加使得市场扩大，市政建设提升了房地产的使用价值，相应的市场行为也产生了变化。房地产的特性使得城市化成为影响房地产市场的一个重要因素。
城市发展战略对房地产产品结构的影响。
细细探究一个城市的房地产市场，除了房地产市场热点区域与城市建设密切相关等明显现象之外，房地产的产品结构也呈现出与城市发展紧密联系的状况。
如果不考虑城市化因素，房地产的产品结构任何城市都有一定的共同点，基本上都是以住宅为主，商务办公与商业物业为辅，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是这样的结构。但城市化的进程使得每个城市的产品结构都呈现出不同的特性。这些特性恰恰与一个城市发展战略有关，特别是与一个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有关。城市想往哪个方向发展，房地产产品结构就会出现相应的变化。
比如，深圳作为最大的移民城市，其最新的城市发展战略将普通的加工行业逐渐转化为高新技术、物流、旅游等产业。因此大工业区的开发与建设以及关外房地产市场的开发就成为热点。同时与旅游产业匹配的度假村、产权式酒店也成为市场发展的一个分支。而青岛、烟台则大力发展旅游业，依托旅游业带动城市建设、城市环境的发展，吸引了大量的“5+2”度假类人群。海景房、酒店式公寓、度假村以及产权式酒店等成为市场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而在临沂等城市，作为山东蔬菜、钢材等行业的物流基础，各类批发市场、物流中心成为临沂房地产的一大特色。在廊坊，大北京商务休闲基地的发展方向则使得高尔夫、酒店、温泉度假村等产品成为房地产开发的一个重点。这些城市的房地产表现都说明了城市发展战略对房产市场的影响。
纵观世界上城市化走过的道路，任何国家的城市化进程都是以大量节约土地为其特征的，城市化进程越快，城市化率越高，土地的节约越明显
第一，工业化的要求
工业有着强烈的大城市区位指向，它需要城市功能的服务、需要大规模的工业基础设施支持、需要
大量的劳动力、需要产业集聚的效益、需要紧靠它的最大用户————大城市。我国目前尚未完成工业化进程，向城市集中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信息化的要求
有人认为随着信息化的发展，人们不再需要大城市甚至城市，大家都可以住在乡村通过网络进行信息交换，享受现代版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其实恰恰相反，信息化将使大城市在信息交流、信息产业发展上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有的信息是不能从人体分离的，如电话的普及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大大增大了人员往来的交通量。可以说大城市在信息经济时代具有明显的优势。
第三，服务产业的要求
城市规模越大，就意味着用户基数越大，服务业的商机越大。特别是日常利用频度较少的服务业、较特殊的服务业只有在大城市中才能得以生存。因此只有在大城市，门类齐全、高度配套、分工细致、功能明晰的服务产业才会有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第四，发展效率的要求
我国作为工业化后发国家首先需要的是效率，在很短的期间内要走完工业化先发国家几百年走过的道路，因此不得不选择大城市的发展模式来加速它工业化进程的效率。工业化后发国家劳动力的转移是跳跃式的，农村劳动力从全国各地直接涌向大城市的倾向较大，农村劳动力直接进入各类现代化产业的情况普遍。
第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要求
全球经济一体化意味着全球城市圈间分工、交流、合作、竞争诸关系的日益强化。只有大城市才能具备与世界进行分工交流所需要的完善的基础设施；只有大城市才能有足够的产业集聚和经济规模参与全球性的城市间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而言，21世纪国际竞争的基本单位既不是企业也不是国家，而是大城市圈。 第六，国土利用效率的要求
工业化、信息化把一个国家的国土划分为工业经济、信息经济集中的空间————城市和农业经济、自然保全的空间————农村这样两大空间。前者的空间经济效益要远远大于后者，城市规模越大，它的空间效益越好。现代化的国家应该把增长极放在城市空间，把粮食供应、国土保全的任务交给农村空间，不应该再向农村空间追求过多的增长效应。要创造出由城市空间返还一部分效益给农村空间的机制。
(五)、城市化对农村家庭养老保障的影响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家庭养老就是家庭资源在代际之间从有生产力的中年家庭成员向老年人的转移，这种转移将促进家庭成员在不同生命周期的平稳消费。在发展中国家，家庭养老一直是老年人养老保障的主要形式。城市化对家庭养老的影响主要有:家庭内部是否有足够的人来提供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家庭内部提供或从外部购买老年保障服务的经济能力的大小等等。
（1）城市化促进了农村家庭结构小型化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有关数据，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有家庭户34 837万户，家庭户人口为119 839万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3.4.4人，比1991)年人口普查的3.96人减少了0.52人，家庭规模呈现出继续缩小的趋势。家庭小型化的原因之一是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家庭结构简化，规模缩小，大部分家庭将以“4-2-1 "型为主;原因之二是城市化所导致的乡村人口流动。对于那些留在城市的人们，由于观念的转变、环境的变化尤其是竞争压力加大，带来了父母与成年子女住房的分离，促进了小型
家庭的出现。对于那些返回村庄的流动人口来说，在城市中生活和工作的经历也在不同程度地改变移民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从而极其有可能导致两代人分开居住。因此，不管他们最终是否在城市居住，都使得农村家庭结构趋于小型化。
因为上述种种原因使家庭在规模和结构上发生了变化。规模上家庭人口和劳动力减少，意味着
家庭收人减少，赡养老人的能力降低;结构上家庭趋向小型化和核心化，不论是家庭收入还是夫妇能够用于赡养的时间和精力，都难以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
（2）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导致照料者结构的变化
根据调查，在农村流动人口中，最活跃的群体是中青年和未婚女性。国内外研究迁移的文献大多记录了迁移人口的性别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在不同时间和地域的变化。中国乡村移民中也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R0ZELLE等1988年和1995年的调查发现，全国范围内农村男性都比女性更经常的加人迁移劳工大军;内陆省份如四川、陕西移民的性别差异最大，男性人数比女性人数多两倍还多。妇女在传统上是农村老人的主要照料者，在这种情况下，养老的重担进一步落在了妇女尤其是中年妇女的肩上。她们不仅要参加社会生产活动，而且要承担抚养下一代和照料老人的双重重担，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奔忙，很难给予老人细心的照料。而且近年来，由于产业结构的大调整，二三产业尤其是服务行业发展迅速，妇女的就业机会迅速增加了。在东部发达省份浙江，男性和女性的迁移机会只相差一个百分点。由于在家庭养老中，行使日常照料职责的主要是女性，在那些青年和中年妇女大量外流的村里，人口的迁移给家庭养老带来极大的影响，并且会出现传统的照料者结构的再安排。
（3）教育水平提高的影响
城市化必然伴随着(全面)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水平，尤其是中初级基础教育水平的提高对农村的持续发展和家庭养老保障具有不同的影响。
教育是一项长期的人力资本投资。无论是从全社会的意义还是从家庭内部意义上最终都必将带来人均收人的增加，从而增加社会和家庭对老年人保障的经济支付能力。BECKER等建立的父母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的模型认为成年子女对父母的保障性转移是父母对子女教育投资的一个较强的增函数。发展中国家的家庭往往没有其他更好的老年保障的投资途径，父母只能依靠子女，所以他们愿意为子女提供教育投资。子女成年后的创收能力依赖于其青少年时期所收到的父母花在子女身上时间的多少以及父母对子女健康和教育投资的数量。另外，教育水平的提高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将带来生育率的下降，潜在的减少了家庭养老保障提供者的数量。
（4）农民收人增加，加强了家庭养老的经济支持能力
持续的经济增长往往与城市化相伴而行。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增加了，非农收人也随之增加，从而收人水平也在提高。2001年农民的人均纯收人是2 366元，目前的情况是，来自农业的和非农业的大概各占一半。1998到2000年这三年，全国平均每个农民来自农业的纯收入，比1997年的绝对额减少了142元。2001年有所恢复.但4年结算，农民人均来自农业的纯收人还是比1997年减少了102元。根据农业部测算，2001年有8 800万农村劳动力在流动就业，打工的总收人是3 000亿，平均每个农民来自流动打工的收人是367元，占到去年农民纯收人的15.9%。这些意味着农民收入的增加，越来越依靠非农收人的增加，而农民流动就业或打工收人是非农收人的主要来源之一。农民收入的增加，使得老年人的生活会因家庭经济条件的好转而得到一定的改善。即使在家庭缺乏照料者的情
况下，家庭成员也有能力从外部购买对老年人的养老服务，从而提高了家庭养老保障的水平。
（5）劳动力劳动寿命缩短与人口寿命延长所导致的养老需求增加
由于城市化进程中，第二三产业较之以前的第一产业知识更新加快、科技含量升高，从而需要精力充沛、接受新事物能力强的年轻人来工作，因此劳动力的选择有年轻化的趋向。一方面劳动力劳动寿命缩短，使城镇中由农民转化而来的城镇劳动者较之于以前的农民提前进人养老期，这势必增大养老的压力。而另一方面，农村城镇化后，由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口寿命会延长，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要远高于农村居民，因此，消费水平自然也会上升，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标准也将上升，养老资金需求也随之增加，使得个人及家庭养老的压力加大。
（六）、城市化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影晌
农村社会化养老保障制度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如，原来由民政部推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承包土地的转让制度、储蓄互助会、商业化与社会化运作的“托老所”或老年公寓等、独子女与双子女户保险、各地乡镇企业自行办理的合作养老等。这里主要分析的是民政部推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自1992年在全国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以来，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受管理体制改革、利息持续下调及政策变动等因素的影响，近期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出现了参保人数下降、基金运行难度加大等方面的困难，一些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甚至陷人停顿状态。农村城市化有利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摆脱困境，获得新的发展空间。
（1）城市化有力地增强了社会各层次的保险意识
在目前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中，在认识上存在两方面的不足:一是农民的社会保险意识还未真正形成;二是在制度建设中，干部对在我国农村建立养老保险制度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认识不足。
农村城市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市民化的过程，一个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受城市文明、市民生活方式的影响，农民的生活方式也会发生变化。一方面伴随着农民收人的提高，他们的需求层次也会提高，开始比较自觉的有了要参加社会保险的意识。在另一方面，政策的制定者也会逐渐的认识到，城市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农民离开土地进人城市也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进人城市的农民与其他的城市居民一样，不仅有生活风险，也有就业风险及市场风险。为了避免社会动荡，必须让农民有一个稳定的对未来的预期。因此，必须大力推进社会养老保险。
（2）比较稳定的较高收人来源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项社会保险制度建立及能够持续发展下去的前提条件有:参加者有较高而且稳定的收人，能够保证他们可以按时足额缴费;参加者对保险基金的管理者充满信心，知道自己缴纳的钱能够在年老需要时得到更多的回报;养老保险制度能够持续到农民老年获得回报之后，而不是中途解体。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实施过程中看，第一条就很难满足。因为农民的收入与自然气候和农产品市场行情的相关性很大，收人时高时低，无法按时足额缴费应该是一种常态。但是，在农民比较稳定地转移到二三产业之后，他们能够有一个比较稳定且比较高的收入，因此城市化的持续推进将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持续发展奠定了缴费基础。
（3）城市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国家正式介人农村社会保险制度建设之中
目前农村社会保险停滞不前的一个制度设计一方面的原因就是筹资原则:按照《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规定:农村养老保险在资金筹集上要坚持“个人交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扶持”的原则。这是由中国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决定的。而资金来源是社会保障的核心内容和中
心环节，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是社会保障特别是农村社会保障的最大难题。
城市化是伴随工业化、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指标体现。近年来，我国的财政收人每年以高于GDP6%-7%的速度为国家财政积累财力。国家不断增长的财力为社会保障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中央财政也提出“首先是调整各级财政的支出结构，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有学者对我国城乡社会保障适度水平(社会成员享受社会保障的水平用社会保障支出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的研究表明，我国城市的社会保障发展水平已相当适度，而农村很不适度，缺口很大。为缩小城乡差距，保证社会公平，各级财政对社会保障支出的提高部分应主要用于农村。有了国家财力的支持，农村社会保险的推行和健康运转就有了保证。
（4）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有利于社会保障的残数性功能的发挥
社会保障具有残数性效应，即在发展过程中出现漏洞性问题时加以弥补。这样，在社会保障建立过程中或建立何种社会保障的项目选择中，通常会依据漏洞性问题的大小、严重性和效果三个方面加以考虑。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始于农村，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在城市，这意味着需要社会保障制度加以弥补的主要工作也在城市。城市改革中心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社会保障的开展。换句话说，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依赖于农村社会改革深化和整个社会改革的深化，以及在改革进程中所出现的矛盾冲突程度。城市化进程将从多方面对传统的农村养老保障方式即家庭养老造成影响，削弱家庭养老保障功能。农村的老年人的养老保障需求若得不到满足，则易导致农村社会的不稳定，影响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问题的严重性将使社会开始关注农村养老问题，开始认识到在农村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意义，从而有利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顺利推行和健康发展。
（5）城市化将促进金融服务和社会服务等第三产业的充分发展
农村现在人口预期寿命为70岁.也就是领取养老金10年，实际上由于营养、卫生条件的改善和医学进步，这一预期寿命会大大提高，将使保险基金的收支缺口进一步扩大。为此养老基金的保值增值应有新的思路。首先，允许养老保险基金进行适当的投资组合，适当放宽投资的领域。其次，可以通过法律程序，在保证资金安全性的前提下，推行投资代理制，将部分养老保险基金交由专业投资公司进行投资，提高积累资金的增值率。而这一切都需要成熟的金融市场与完善的金融服务。由于城市化进程中伴随着金融服务的发展和金融市场的逐步成熟，因此可以为养老保障制度提供养老基金的保值增值的工具。另外，社会服务水平的提高也将增强养老保障制度对老年人的精神关心和社会照料。
（七）、城市化对集体养老的影响
集体养老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五保户，即由集体供给钱粮，本人自理生活;另一种是几个或几十个五保老人集中在一起，由集体雇人照顾他们的生活，叫敬老院。集体供养的老人大都没有子女，他们的生活质量主要由集体的经济状况决定。在集体经济状况比较好的地区，老人的生活水平比较好，而在集体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老人的生活状况比较差。随着包产到户政策的实施，集体经济在很多地方都被削弱了，农村集体组织软弱涣散，乡村的福利机构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所以，虽然集体供养制度解决了这部分老人的养老问题，但生活质量的低劣是无法解决的。
目前，农村公共收人、乡镇企业和土地资本增值是农村集体经济的新基础，特别是城市郊区和发达地区农村更多的分享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利益。农村公共收人，它主要用于乡村集体范围内的公共福利和公共积累;提高社区居民福利水平是乡镇企业主要的发展目标之一;土地资本增值收益即是征地成本与租出
让金间的巨额租金，农村集体和居民利用土地资本增值形成的原始积累，发展乡镇企业和房地产业，并建设老年公寓等集体福利设施，为提高集体福利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从实际情况来看，经济发达地区有条件通过发展集体经济来以工补农，减轻农民负担，提高福利水平。越是经济发达地区，农民的集体福利和保障水平越高，集体养老的能力也越强。也就是说，城市化与集体养老有一种正相关关系。
从总体来看，农村城市化对养老保障的影响是从多角度、多方位综合体现的。家庭规模与结构的变化，生产方式、行为方式以及思想观念的变化都是交织在一起的。由于城乡迁移、核心家庭的出现及产业结构调整引发家庭照料提供者的减少，家庭对老年人保障的能力与愿望的减弱，是城市化对家庭养老带来的负面影响。农民收人的增加和社会保险意识的增强，大大加强家庭从外部购买养老服务的能力，从而在需求的角度促进了社会保障和集体保障水平的提高;国家的重视及金融服务等第三产业的充分发展又为社会保障和集体保障在更高水平的供给奠定了基础。因此城市化有利于更好的发挥社会保障和集体保障的作用。
家庭养老在我国历史悠久，它不仅有利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和满足老年人的心理需求，使家庭在体贴、照顾、温暖、服务老年人等方面继续发挥作用，而且使农村老年人在经济上得到家庭和社会两方面的支持，使老年人安度晚年有一个稳定的经济基础鉴于中国国情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家庭养老还将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下去，继续担当农村养老保障的重要力量。政府可以从制度建设上鼓励农村家庭养老，例如给予税收政策的优惠和适当的收人补贴。
从长远的观点看，随着农村生产方式的进步，养老方式必然将由家庭向社会过渡。工业化和城市化作为农村养老模式变迁的内生动力，加上政府的外生动力，将促进农村社会养老的发展。因此国家应有计划地发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及时增加对农村养老工作的财力支持。
如果说家庭是老年人最主要的生活领地的话，那么家庭所在的社区(或村庄)就是他们晚年生活的第二空间。但是由于老年人体力衰退，他们的活动空间受到很大的限制。由于传统习惯的影响和条件所限，老年医疗服务、老年生活照料服务、不能自理的老年人的长期护理服务在农村都未建立，甚至在许多农村还没有这种意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这些服务体系都应该逐步建立完善起来。这些体系的建立应允许各种社会资金进人，以发展多种形式的其他养老保障方式
五、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及措施
只有经过城市化的洗礼之后，人类才能迈向更为辉煌的时代。然而，仅仅看到城市化所带来的丰硕成果而赞叹不已、沾沾自喜是远远不够的。正确认识城市化所带来的成果，采取必要的措施认真解决其带来的负面影响，最大程度的使城市化的成果由城市居民、农民共享，才更具有现实意义。
（一）失地农民返贫
为了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扩展的目的，地方政府把向农民征得的农民宅基地等土地复垦后换取同等面积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向农民征地用于城市化的建设，目的和初衷都没有错，但是牺牲农民的利益搞“土地财政”发展地方经济就是大错特错了。
在征地的过程中没有对农民采用合理的安置方式，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也没有充分尊重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所有权及使用权，农民在城市化的大潮中还没有享受到城市化和现代化带来的便利，又有一次的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在当前整个社会就业压力增大，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土地被征占意味着农民失去了基本生活保障。部分失地农民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刚刚解决温饱问题准备奔向小康的农民却由于城市化而返贫了。2010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45.7%，城乡收入比却为3.31，考虑到可比性因素，城乡收入差距大约达到了4至6倍左右。城市化的目的和意义是加快社会的发展，使城市的文明成果城乡共享，逐步的缩小城市与乡村二元经济体制带来的城乡差距，但是2010年《城市蓝皮书》上的这组数据却直接反映出，城市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本义被一些地方政府忽略了。
另外，农民为了获得更多的补偿，运用愈加激烈的方式进行“反拆迁”。政府向农民争地成为农民返贫的元凶，也成为政府与农民之间利益矛盾的根源。
（二）农民工、农二代与留守儿童问题
城市化的进程当中，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使城市原有能够支撑人们生产生活的公共物品呈现出严重不足的态势。农民工在城市化过程中付出自己辛勤劳动和汗水，却不能享受城市生活的待遇，生活在城市的边缘。
农民工，指户籍仍在农村，进城务工和在当地或异地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者。他们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独特的社会现象。据统计，全国农民工总数超过2亿，其中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达1.2亿，他们为农村增加了收入，为城市创造了财富，为城乡发展注入了活力，他们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及相关法律的不健全，使农民工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生活保障。这不免使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降低，同时，进城务工的农民会产生自我怀疑和自卑心理，用不理智、不负责任的方式对待自己和周围的人，甚至成为城市社会治安不稳定的因素。
第一代农民工的子女多数是出生于80年代以后，被称为“农二代”。他们曾是“留守儿童”，他们曾是随“民一代”父母进城寻梦的“无根儿童”。身为独生子女的他们拥有更多的文化知识，怀有更远大的理想，对城市也更加的熟悉，但是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抗压能力也更加脆弱。但是户籍制度、城市社保等相关制度的制约使他们“留不下，回不去”，成了游离在城市边缘的人。
另外，那些依然留守在农村的儿童，也同样存在很多的问题和困难。留守的少年儿童正处于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他们无法享受到父母在思想认识及价值观念上的引导和帮助，成长中缺少了父母情感上的关注和呵护，极易产生认识、价值上的偏离和个性、心理发展的异常，一些人甚至会因此而走上犯罪道路。
（三）价值观的迷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还没有完整的建构。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人民群众的价值观出现了混乱。“信仰逐渐陨灭，理性越来越清晰”，对金钱、地位的追逐远远超过了对“真、善、美”的追求。这种迷失在城市中表现的更加明显。没有精神层面的追求，物质上再丰富也不能给人带来满足，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这是非常危险的。从自我的迷失、迷惘到对自己失望甚至对整个社会不满，这个过程是非常危险的，同时也对社会的稳定构成了威胁，对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非常不利。另外，在城市化进程的关键时期，没有强大的价值观的支撑也是很难攻克难关的。试想一下，整个社会都不择手段地追逐
金钱和地位，或者碌碌无为、无所追求，不再提高自我修养，不再为组织内部着想，不再考虑帮助弱势群体提高整个民族的凝聚力和核心竞争力，怎么又有强大的战斗力去进行经济建设，去进行城市化的建设呢?
（四）自然环境和资源的破坏及浪费
城市化对自然环境和资源的破坏也是其进程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由于在城市集中了很多的工厂和企业，形成了“城市热岛”，使本来就脆弱的城市环境更加的不堪一击；城市的很多自然景观被钢筋水泥代替，影响了生物的多样性造成资源的浪费；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使生活垃圾的排放量增大，甚至超过了环境的承载能力而造成环境的失调；另外还有噪声污染、光污染等新型污染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论中国城市化的特点及影响
前言：
城市化是要让一部分农民进城，但又不仅是让农民进城，更重要的是通过进城农民的就业和收入结构的改变，使他们能有尊严地参与和分享城市化的成果，分享城镇中的现代生活。
城市化不是简单地等于城市建设数量增加，而忽视产业结构的优化，自然资源配置的优化以及城乡协调发展，更不能是只顾城市，不顾农村。
城市化要建立在工农业发展的基础之上，而且要市场主导，政府有效引导，二者有机结合，是城市化健康发展的有效保证。城市化不能盲目攀比，不能不顾条件，一味追求速度。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人们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中心。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国家和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城市化是人类进步必然要经过的过程，是人类社会结构变革中的一个重要线索，经过了城市化，标志着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只有经过城市化的洗礼之后，人类才能迈向更为辉煌的时代。然而，仅仅看到城市化所带来的丰硕成果而赞叹不已、振臂高呼是远远不够的，城市化过程并不一定是一曲美妙的乐章，像很多进步一样，城市化过程中也夹杂着许多不和谐之音。正确认识城市化所带来的影响，并采取必要的措施认真的予以解决，对我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城市化的含义
城市化，也有的学者称之为城镇化、都市化。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对之有不同的解释，就目前来说，国内外学者对城市化的概念分别从人口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角度予以了阐述。 城市化也称作城镇化，是指一个地区的人口在城镇和城市相对集中的过程。城市化的过程是城镇用地扩展，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农村地域不断扩散过程。简单的理解，就是农村和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文明程度不断提高、不断现代化的过程。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国家和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在某种程度上，城市化既是人类进步必然要经过的过程，也是人类社会结构变革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只有经历了城市化才能真正的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1、人口学
人口学把城市化定义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他们所说的城市化就是人口的城市化，指的是“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或农业人口变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中国的人口中大头是农民，目前我国城镇人口在45%左右，因此加快我国人口城市化的步伐对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实现农村经济的增长有着很重要的战略意义。
2、社会学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城市化就是农村生活方式转化为城市生活方式的过程。发展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促进人的技能和素质的提高，提高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使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达到和谐发展。
3、经济学
经济学上从工业化的角度来定义城市化，既认为城市化就是农村经济转化为城市化大生产的过程。在现在看来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工业化会加快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提高农业生产率，同时工业扩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农村的落后也会不利于城市地区的发展，从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加快农村地区工业化大生产，对于农村区域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是有着很积极意义的。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对城市化的含义做出了解释。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对城市化的规定其内涵是一致的：城市化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农村地区逐步演变成城市地区、城市人口不断增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不断提高，同时城市文化和城市价值观念成为主体，并不断向农村扩散。城市化就是生产力进步所引起的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的转变的过程。
城市化的三种形式
城市化的三种基本形式有：集中型城市化、分散型城市化、旧地型城市化。在我国不同时期的不同地区，各种形式的城市化发挥着它们各自的作用。在对三种形式的城市化的分析过程中，通过以上我们对城市化含义的了解，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就可以认识到各种形式城市化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阻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因素。
（1）集中型城市化
集中型城市化就是农村人口和非农经济活动不断向城市集中。在这种城市化的过程中，暴露出原有的很多影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因素，同样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
A、旧的户籍制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我国所实行的户籍制度在特定时期确实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随着经济、政治制度的发展，以及城市化的扩展，这一制度已经成了制约我国城市化进程、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3]。几十年前，划出的“农村人”和“城里人”的这个鸿沟已经成了我国农村经济、城镇经济发展的障碍。众所周知，提高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引导农民进城、促进农村富裕劳动力的转移。大量人口滞留农村的局面如不尽快扭转，不仅直接制约农民收入的提高、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和农村经济的全面繁荣；还将长期抑制农村消费需求的增长，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所以，我国应尽快逐步改变现有的落后的户籍制度，为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
B、.进城外来工的应享受的“国民待遇”难以实现
城市建设创造了大量的建筑业、工业等就业岗位；进城的外来工也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据北京市2003年统计资料显示，进城外来农民工对北京市2003年GDP的贡献率在10%左右。同时，农民通过进城务工就业学到了各项非农就业技能，感受到了城市文化，领略到了市场竞争，提高了综合素质。同样，进城务工也是农民提高收入的重要途径。但是，在实际中农民进城打工却受到很多不合理的限制，而且他们的工资、福利、医疗等都得不到保障。同样另外一个问题外来工子女入学难的也成为诸多媒体所关注的另一个热点问题。外来工子女入学问题是关系到社会、国家发展进步的一个长远问题。
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外来工的生活、工作，也对城市的发展产生了很多消极的影响。如2004年初开始报道的泉州工人严重短缺的情况，对城市的经济发展及城市信用产生了很大的不良影响。《中国青年报》曾经报道，“招工春荒”现象在福建省泉州市2004年再次出现。原因何在?泉州市有关官员认为：一是有些小企业拖欠工人工资；二是劳动环境差；三是工资待遇低。创造好的“打工环境”，保障进城就业农民的合法权益，政府责无旁贷。无论是从关怀弱势群体、以人为本的要求出发，还是从经济发展的目标出发，政府都应该拿出切实的行动来。尤其是在当前打工者尚没有完全组织起来与强势力量进行博弈时，政府的作用更显得重要。
城市化以工业化为前提，工业化的发展又推动着城市化的进程。对于一个农业人口占80%，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国家来说，如何有效推进城市化，从而改善和提高经济发展模式是我们必须关注的问题。安徽省作为农业大省，农村人口众多，但目前安徽城市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据统计，目前全省每年城市新增人口达二百万左右。面对快速扩大的城市规模和膨胀的城市人口，如何提升城市的整体功能，改革已不适应快速经济发展需要的传统行政管理模式，是城市化发展的瓶颈问题。而城市信息化为解决目前发展中面临的诸多难题提供了解决的重要途径。
（2）分散型城市化
分散型城市化是指城市经济活动、人口向外扩散。它意味着大城市城郊及其周围非城市地域的迅速发展。分散型城市化在空间形态上又可分为两种形式：（1）外延型（或连续型）城市化。即城市从地域上逐渐延伸，形成规模不等的“城市带”或“城市群”。（2）飞地型（或跳跃型）城
市化。即大城市为了长远发展的需要，在距自己一定距离处新建一个城市或使原有居民点发展为城市。分散型城市化在城市的中级乃至高级阶段占主导地位。
(3) 旧地型城市化
旧地型城市化是指原来的农村地区，在并无城市直接作用和影响的情况下；由于某种资源的发现和开发或者由于对外交通地位的建立，或者由于生产结构的变化，使得农民脱离土地从事非农业生产、农村地域转化为城市地域的过程，也就是农村城镇化的过程。
二、走出城市化认识的误区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城市化的概念、内涵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大多数根据不同的学科和自己的专业作出不同的解释，这种争论还会长期进行下去。为了更好地推进城市化进程，使其健康发展，正确把握城市化内涵，提高认识是完全必要的。尤其要走出当今城市化认识上的误区。
（一）城市化不是简单地等于农民进城。即，城市化≠农民进城。
城市化是要让一部分农民进城，但又不仅是让农民进城，更重要的是通过进城农民的就业和收入结构的改变，使他们能有尊严地参与和分享城市化的成果，分享城镇中的现代生活。国际上通常以居住在城镇内的人口总数占该国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城市化水平，这在操作上比较简便，也利于横向比较，但这种城市化的内涵缺乏全面性，容易产生重城市化数量，轻城市化质量。城市化过程最重要的应通过为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吸收他们进城市定居，改变生活方式。城市化的实质是生活方式的城市化，不是单纯的人口城市化。进城的农民，不仅当做外来的劳动力，而且要当做城市居民、城市的主人，并逐步达到减缓城乡收入差距的长远目标。同时城市化还包括农村生活方式的变化。
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综合的现象。大量的农民进城打工，不能在城镇定居，不能享受市民待遇，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没有解决，还可能出现新的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这正是城市化质量不高的表现。
（二）城市化不等于城市建设、城市无限扩张。即，城市化≠城市建设与扩张。
现在有一股风，一说加速城市化，就是加快城镇建设与扩张。城市无限扩大，小城市要迅速变成中等城市；中等城市要加速变成大城市，大城市要尽快成为特大城市，甚至国际城市。
城市化必然会促进城镇发展和规模扩大，但是，城市化不是简单地等于城市建设数量增加，而忽视产业结构的优化，自然资源配置的优化以及城乡协调发展。更不能只顾城市，不顾农村。不能只建设城市，而不建设农村。所以，城市化既是城市的事，又是农村的事，中央十分强调城乡统筹。在城市化开发度达到中期和工业化程度较高时，必须及时将城市化战略转移到以城市反哺农村，城市支持农村，工业支持农业，城乡统筹发展。在不降低城市生产力的前提下，降低城乡二元结构系数，缩小贫富差距，推进社会公平，补助农业，提高农民素质，促进农民增收。要从政策导向、物质支持、资金倾向、项目带动等方面对农村实施全方位的反哺。
（三）城市化不是越快越好。即，城市化≠越快越好
城市化是一个渐进的自然历史过程和经济社会转型过程。城市化要建立在工农业发展的基础之上，而且要市场主导，政府有效引导，二者有机结合，是城市化健康发展的有效保证。城市化不能盲目攀比，不能不顾条件，一味追求速度。要知道城市化速度越快，出现的问题会越多。城市化要由经济发展水平，就业岗位的增加来决定。过分强调城市化率会带来巨大风险。大量农民进城找不到工作岗位，会带来生活、社会、环境、治安等一系列问题。我们要避免拉美和非洲部分地区的过度城市化教训，加强城市化过程的宏观调控，要扎扎实实地推进速度、规模适度的高质量的城市化。
总之，城市化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人口集中只是城市化的表面特征，经济结构转换，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更才是城市化的内在动力和实质内涵。而广义生活方式（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组织、行为规范、道德准则、价值观念等）的变更则是城市化的综合结果。城市化是伴随着经济增长、三次产业结构变化和社会变迁的一个发展过程，是经济生活空间的转移、国民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国民意识和生活模式的重大转变的文明过程。城市化的对象不单是城市，也包括农村，也是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逐步城市化的过程。同时与区域的发展也是紧密联系的。
三、当前中国城市化的趋势与特点
（一）城市化现状特点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城市化获得了长足的进展，现在已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和特点。这些新的变化和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市化动力呈现出公有经济、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三足鼎立的动力结构
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只有单一的公有经济成分。即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和集体两种经济形式。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非公经济快速崛起，即除公有经济之外其他所有经济形式，包括民营和外资两大类。经济成分趋向于多元化。然而，公有经济的步伐却相对放慢了。尤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公有经济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萎缩。这样，在21世纪之初，民营经济就取代公有经济而上升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主体。民营经济是指由中国民间资本投资和管理的经济成分，包括除公有和外资之外所有其他经济形式。同时，外资经济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并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外资经济是指由境外资本投资和管理的经济成分，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两种形式。2006年，公有、民营和外资三种经济成分的比重分别是23%、56%和21%。
因此可以说，当前中国城市化的动力结构为：公有经济为主导，民营经济为主体，外资经济为辅助，三者大体上成鼎立之势。这样的动力结构，就为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提供了条件。
（2）城市化模式演变成计划、市场和外向三种模式并存的格局
城市化动力成分和动力结构的发展与变化，自然会带来动力机制和模式的演变。计划经济时期，在公有经济基础上，城市化形成了计划机制和模式。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民营经济基础上，又出现了市场机制和模式。同时，随着外向经济的发展，在外资经济的基础上，还形成了外向机制
和模式。这样，改革开放30年来，与动力结构的演变相适应，中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与模式也转变成计划模式为主导、市场模式为基础、外向模式为辅助的格局。
从总体上说，这样的模式结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兼顾了质量和效率，有利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
（3）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
动力结构、机制和模式的优化，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加不足500万人。改革开放后，城市化步伐显著加快。20世纪80年代，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加1000万人以上，到90年代又增长到1500万人以上。进21世纪，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接近2000万人，规模进一步扩大。同时，在90年代（1990～2000年），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平均每年扩大938平方公里，进入21世纪后（2000～2007年）则平均每年扩大1861平方公里，几乎加快了一倍。
（4）城市化质量显著改进
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化之所以加速推进，主要是由市场经济推动的。在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主要是一些小企业，甚至是个体户。由于个体私营企业规模小，素质低，不规范，主要从事些简单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因而，早期的城市化是比较粗放的，存在着大量的半城市化现象，
而且带来了环境污染和生态压力。即使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和新城建设，各个城市也几乎成了建设工地。进21新世纪后，旧城改造接近尾声，过去那种大拆大建式的城市化开始降温，内在素质的提升已成为新型城市化的主要内涵。尤其是近年来，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各地积极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强了科技创新，信息化和现代化进程加快，竞争力增强，城市化质量有了大的飞跃。例如，反映城市现代化水平的各项公用事业指标，进21新世纪后均上了一个大台阶。尤其是园林绿地面积，在2000年之后的建设进度比前一个时段快了两倍多。
（5）大城市发展优势明显增强
计划经济时期，由于政府主导的重工业化道路，中国大城市发展较快。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小城镇快速崛起，大城市风光不再。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从计划经济体制比较薄弱的外围起步的，如农村和小城市，尤其是在东南沿海地区。这样，小城镇和小城市最先得益于市场经济的推动，活力展现。然而，大城市由于受体制的拖累，负担过重，步履维艰。不过，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同时也将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打破了），以及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大城市的活力开始得以恢复和发展。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市场经济体制趋于完善，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逐步增强，大城市、特别是区域性中心城市，如上海、南京、武汉、广州、北京等，发展优势更加突出。2000～2005年，中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就显示出城市规模越大年均增长率越高的趋势。
（6）城市化的地域差异已经形成
中国城市化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传统模式，即从计划经济时期一直延续下来的计划模式；另一类是新兴模式，包括前面提到的市场模式和外向模式两种形式。传统模式至今仍在发挥着作用，以政府为主导因素，主要通过行政的力量来配置资源，促进经济发展，推动城市化进程。尤其在中西部地区，这种城市化模式目前仍占主体地位，甚至是唯一的模式。新兴模式是在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以资本为主导因素，由市场来配置资源，通过发展经济，推动城市化进程。新兴模式主要存在于东部沿海，尤其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
改革开放后，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化步伐之所以显著加快，主要得益于新兴模式。由于这一模式是以新兴工业化（尤其表现为农村工业化，主要从事简单的加工和装配活动）为动力的，城市化的地域扩张快，占地范围广，为离散型城市化。经过30年的发展，这一工业化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市场空间基本上开发完备），目前正在进行转型和升级。尤其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迫使其转型和升级过程不得不加快步伐，向着技术创新型工业发展。而且，这些地区的土地空间基本上被开发完备，不得不向着土地集约型的经济活动转变。同时，经过30年的发展，这些地区已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基础（成为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也在转型和升级，向着服务业发展：一方面是商业贸易，另一方面是生产性服务业。这样，该地区的城市化就在原来初级工业化基础上开始进行再城市化过程，即商业化过程。根据中国的实践经验，城市化有三个阶段：工业化—商业化—都市化。当然，这样的城市化主要是集中型城市化，地区中心城市将得到优先发展，如广州、深圳、温州、苏州、上海等。
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转型和升级，就促使当地产业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扩散，这其中包括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与扩散，如珠江三角洲向东边的惠州、北边的河源及西边的阳江等地进行投资。这样，从东南沿海到西北内陆在产业上开始形成纵向关联，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梯级差异态势正在形成，并向纵深发展。这样，中部地区的新型工业化过程正在大规模推进，其重点在靠近东部沿海的省份，如安徽、江西、河北等省，在承接产业转移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西部地区，只有少数几个条件适宜的地方有限地展开，如四川盆地、关中平原等地，总体上规模不大。
这样，经过改革开放后30年的发展，原来计划经济时期比较均衡的城市化格局就彻底改变了，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在地域上已经形成了梯度差异。
（7）城市化增长重心开始内移
改革开放后，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崛起，新兴城市化进程得以启动，从而使得中国城市化重心逐渐东移。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投资重点开始西移，从而使得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增长重心出现了由沿海向内地移动的趋势。近年来中国东部地区的GDP和进出口额均出现了微弱的相对下降趋势，而中西部地区则有所上升（但东北地区几乎没有变化）。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中西部地区增长幅度明显提高。从城市建成区面积来看，虽然中西部地区的增长速度仍然赶不上东部地区，但差距在逐步缩小。
（8）农村隐性城市化进展加快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村庄建设步伐加快，村容面貌显著改观。楼房的出现，突破了传统上平坦的村落格局。街道路面的硬化，照明设施的建设，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的普及或改善，如电视、电话、电力、供水、交通等，显著缩小了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距离。虽然这并不是统计意义上的城市化，但在内涵上与城市化是一致的。因而，可将当前的新农村建设称之为隐性城市化。
还有一种形式的城市化，也是隐性的，但却是负效应。主要存在于中西部边远地区的农村、山区或牧区，大批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去城镇打工，学生到附近城镇上学，富裕家庭也迁到生活条件较好的城市居住，从而使得农村人口逐渐减少，村庄不断萎缩，直至消失。在当地，由于农村人口减少，相应的使得城市化水平有所上升。
负效应的农村隐性城市化虽有出现，但并不普遍，更多的是随着新农村建设带来的正效应的隐性城市化为主。这也应该是中国特色城市化的一种表现。
（二）城市化发展阶段分析
综观上述动向和特点，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目前中国城市化已进入中期发展阶段。1978年，中国城镇人口比重只有17.92%。到1996年，这一比重就上升到30.48%。可以说，从此中国城镇化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到2006年，城镇人口比重上升到43.9%。见《中国统计年鉴》（2007年）。这10年间，城镇人口比重平均每年提升1.34个百分点，比1978~1996年间平均每年提升0.7个百分点快了近1倍。至2008年底，全国城镇人口比重已上升到45.68%。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2008年中国城镇人口60667万人，比2007年增加了1288万人，城镇人口比重45.68%，比2007年提高了0.74个百分点。近两年城镇人口比重平均每年提升0.9个百分点，比前一时期有所回落，但仍处于高位区间。可以说，目前中国城市化正处于加速发展时期，城镇人口持续快速扩张，是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
然而，从城市化本身特点来说，中国城市化又处于一个周期转折点上。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总体水平有了大幅度提升，今非昔比。但是，今天的社会经济特征，与20世纪70年代末却有某些相似之处。
（1）中国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经过改革开放后3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已有了大规模扩张，目前跃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中国经济跃上了一个大台阶。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末相对于新中国成立前或成立初期来讲，中国经济也是一大飞跃，而且是质的飞跃，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初步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但是，不管是20世纪70年代末还是现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普通民众生活仍然多处于较低水平。在计划经济时期，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但工业创造的财富主要用于发展工业经济自身和国防建设，并没有真正惠及到百姓生活（这是由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中国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改革开放后，通过推行市场经济，使经济发展建立在民生福利的基础上，从而使得国民经济水平与人民生活水平大体上得到了同步的提高。今天，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总体上也迈进了小康。然而，核心问题是财富分配不均，大多数民众生活水平仍然偏低，中国整体上属于发展中国家的特征并
没有改变。与改革开放前不同的是，当时全国人民都不富裕，是均贫穷，而今天则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了，是发展不均衡状态下的相对贫穷。
（2）生产力水平有了大幅度的跃升
改革开放后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有了大规模提升，目前已成为“世界工厂”：从打火机到汽车、飞机，中国都能生产，多项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可以供应全球消费。这与改革开放前国内商品严重短缺的局面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伴随着结构调整，中国工业正在进行升级改造，向着重化工业方向发展。然而，重化工业是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有限。虽然近年来中国工业仍在突飞猛进，但却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劳动力闲置现象，大量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失业问题突出。尤其当前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就业压力骤然上升。这与20世纪70年代末的形势非常相似。当时，中国工业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除了轻工业较薄弱外，其他基本上都可以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且正在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向着电子和石化工业发展。这些产业的投资规模大，技术含量高，但同样是吸纳劳动力有限。这样，一方面是大量新生代人口进入了劳动力大军，另一方面是大批下乡知青和劳改干部陆续返城，从而造成城镇就业形势非常紧张。事实上，最初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就是在这种矛盾和困难压力下的无奈选择。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遇到了这一困难。就业和饭碗，仍然是当前最紧迫的现实问题。
（3）市场经济运行模式基本成熟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打破了原来运行20多年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逐步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到目前为止，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渐趋完善。但是，今天的经济运行特征与改革开放前又出现了某些相似之处。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趋势是放权搞活，从而使经济发展越来越充满活力。然而，从90年代中期开始，政府加强了宏观调控，行政管束力不断增强。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竞争越来越激烈。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之后，随着国外大资本的进入，国内市场竞争加剧。在激烈的竞争下，资本的作用得以提升，大企业、大财团左右市场的能力增强，而小企业、小资本（尤其是个体户）则被大量挤出市场。这虽然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趋势，是市场升级的表现，但速度过快，也会带来问题。这样，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大资本的市场垄断相结合，就使得中国经济运行逐渐趋于平稳而有序，像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前期那样大起大落的局面基本上没有了。但同时，经济活力也降下来了，当年的火热局面不再有了。这与70年代末也是相似的。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显现出了优越性（当时的经济也是热火朝天），并随后得以发展和壮大。经过60年代的补充和调整，到70年代已接近完善。
然而，完善就意味着老化。到70年代末，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开始突显，经济失去了活力。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虽然市场取代了计划，但市场一旦走向垄断，同样是没有生命力的。不管是20世纪70年代末还是现在，共同特征都是垄断。不同的是，当时是政府一家垄断（管制），现在是政府与大资本联合垄断。结果都一样，市场失去活力，经济发展受阻。所谓的内需不振，其根源就在这里。
（4）社会结构趋于稳定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变动，原来的工人和农民这两大群体，出现了重大分化和改组。经过30年的演变，一个新的社会结构基本形成。这一新的社会结构是：官员及资本所有者、企业主和社会精英居于上层，城市居民处于中层，底层是农民和农民工。这一结构与改革开放前基本一致。当时的社会结构是：干部居于顶层，享有许多特权；中间是工人和知识分子，也有相对较好的福利；农民居于底层，只能在集体内部享受到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然而，社会结构一旦稳定下来，就会产生惰性，从而阻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总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大体上完成了一个轮回。计划经济后期，国有经济一家独大，城市化也就以大、中城市为发展主体，小城市和小城镇受到了抑制。由于体制原因，总体的社会生产力受到束缚，城市化进展缓慢。改革开放后，通过发展市场经济，调动了广大民众（尤其是农民和体制外市民）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使小城镇和小城市获得了发展动力，活力增强，从而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步伐加快，民营经济在城市中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和扩张，从而使大中城市活力开始增强。
进入21世纪，中国加入了WTO，随着外国大公司的涌入，国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为了应对竞争，民营企业纷纷走向联合，组成大企业、大集团。为了争夺市场，尤其是高端市场，这些大企业和大集团大举进军大城市，尤其是区域性中心城市。这样，就推动了大城市的快速发展。然而，由于市场竞争加剧，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就变得越来越严酷了。尤其是乡镇企业，还遇到了环境、技术和市场等门槛，处境更加艰难。这样，小城镇和小城市的活力不在，只有大城市一枝独秀。这似乎又回到了改革开放前。以广州为例，1978年，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广州是当之无愧的首位城市，其GDP在地区GDP中占1/2还要多。改革开放后，由于港澳资金的进入，以及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得以启动。随着小城镇的兴起，广州的地位逐渐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初，广州的GDP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仅占1/4，其人均收入水平甚至还低于珠海、佛山等地。不过，到90年代末，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之后，随着新一轮全球化浪潮的推进，日本和欧美大企业大量进入珠三角地区。广州由于其良好的服务环境和基础设施，及其在华南地区的影响力，成为吸引大企业落户的首选，如本田和丰田汽车就入驻广州。再加上政府主导的以广州为中心的区域性基础设施的建设，大规模拓展了城市发展空间，广州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其在珠三角及华南地区经济中的中心地位再次得以确立，并有了显著提升。
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也大致经历了同样的变化趋势。
综上可以看出，目前，中国城市化正处于一个周期转换期：上一个周期行将结束，下一个周期即将开始。尤其在当前遇到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更加强化了启动下一个周期的紧迫性。中国政府最近推出的扩大内需和刺激经济增长的经济政策，有助于开启新一轮的城市化进程。
（三）城市化发展趋势
根据前面的分析，未来几年内中国城市化将会出现或强化以下三个趋势。
（1）消费型中心城市崛起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社会也在逐步转型：由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变。 事实上，这一转型过程早就开始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出现了结构性的生产过剩，商品短缺时代结束了。在商品短缺时期，生产是第一位的，经济发展主要表现在生产能力的提高。然而，到了商品过剩时代，经济发展就主要取决于自身需求的能力，有需求就有经济发展，没需求经济就停滞。所以，在20世纪末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措施，如“假日经济”、基础设施建设、退耕还林等，都取得了积极效果。然而，进入21世纪后，中国加入了WTO，由于打开了国际市场，外需拉动作用增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内需。现在遇到了国际上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外部需求急剧萎缩，重新启动和扩大内需，加快建设消费型社会正当其时。
在生产型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活动是生产。因而，城市的中心任务是生产或服务于生产。所以，工业城市发达。进入消费型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活动是消费，城市的中心任务也是消费或服务于消费。因而，服务业在城市中将占有主导地位，并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柱。所以，商业城市发达。进入新世纪以后，商业中心城市日渐活跃（相反，工业城市则逐渐降温）。随着消费型社会的到来，商业城市的发展将更加旺盛。尤其是全国性、区域性、综合性中心城市，城市除了商业、商务之外，还有发达的教育、文化、旅游、休闲、体育、科技、医疗等服务行业。将获得更大的发展优势，其中心地位进一步增强。
（2）城市发展走向集群化
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主导着城市化进程。由于受行政因素的影响，城市基本上各自为政，相互之间的经济联系比较薄弱。改革开放后，基于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相互间的经济联系密切了，但竞争通常超过了合作，各个城市仍然是孤立发展的，经济腹地基本上局限于其行政辖区范围内，诸侯经济特征明显。随着经济发展和经济规模的扩大，东部地区很多城市经济活动已经超出了其行政辖区。于是，从本世纪初开始，城市之间出现了协调发展的趋势。尤其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等都市密集区，一体化进程加快。例如，京津之间城际高速列车的开通，长江三角洲城市联盟的建立，珠江三角洲城际公交网的发展等，都是在朝着一体化方向迈进。目前，许多城市已经认识到，地区经济是一体的，相互间是依赖着的，城市之间需要协作。因而，中东部地区的城市出现了集群化趋势。
目前，集群化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城市群，即由若干个城市构成的城市集群，如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中原城市群等；二是城市圈，即以某一大城市为核心、由若干个城镇构成的城镇集群，如武汉城市圈等。事实上，两者的内涵是一样的，都是指城市之间的关系变得密切了，相互间建立起一种协作关系。这是地区经济发展到最新阶段的标志，也是城市化的高级形式。
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了城市化空间格局必须是紧凑型的。近年来国家强化了土地管理，从而使各地更加坚定了走集约型城市化道路的决心。集群化，已成为中国城市化的一个基本趋势。
（3）小城市将重新焕发活力
前面介绍的两个趋势，基本上是上一轮城市化的发展和延续，而且早已出现了苗头，只不过还没有充分展现出来。这第三个趋势，今天只是发现了一点微弱的苗头，但估计在未来一两年内就会明朗化。从上一轮城市化的经验来看，新增动力是从农村工业化开始的，小城镇最先获得了动力。因而，新一轮城市化，也必须是从小城市恢复活力开始的。但是，新一轮城市化又不可能再像20世纪80年代初那样通过农村工业化来获得发展动力，而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这一道路最基本的要求有三点：一是符合当前环境和资源保护的要求，二是技术含量高，三是成本低。作为工业化，必须能够大规模吸纳劳动力，适宜于一般劳动力从事的活动。这就要求适用面较宽的技术，且市场前景广阔。显然，在农村或小城镇已经很难从事这类活动，但大中城市又不愿意接受这类技术（因为经济效益低）。因而，这类技术在小城市或县城还是比较合适的，尤其是中东部地区大城市周边的县城，既有丰富的劳动力，又靠近大城市，有技术来源，产品还可以就近供应市场。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小城市或县城的基础设施和社会环境接近于大中城市，而且价格低廉，适宜于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活动，生产成本低，具有价格竞争优势。小城市（尤其是县城），将是新一轮城市化的起点。
四、城市化对中国的影响
（一）、是重工轻农、重厂轻城的不均衡政策造成的
在1949—1978年的30年里，由于当时内外条件的限制和各种因素的制约，中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模式。众所周知，发展重工业所要求的资本供应量是很大的。为此，政府制定并实施了为满足工业化资金需求的农业政策，具体来说是利用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集中了农民的全部剩余劳动和部分必要劳动，每年大约350亿的资金集中于国家财政，投资于基本建设项目。
60年代，国家开始调整生产力布局，通过大规模的“三线建设”，调整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的重心开始向中西部转移，在客观上也带动了西部工业的发展和一批新兴城市的建立。
但是，当时的指导思想是“备战备荒”，工业发展是按照“山、散、洞”的要求进行布局的，工厂的建设与城市建设脱节，国有企业社会化、福利化的倾向在当时很严重。无论是城市规模的扩大还是新兴城市的增多，都未能使城市的多功能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
（二）、是典型的城乡隔离制度，严格限制了农村人口进入城市。
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广大的农村和众多的农民被游离于工业化过程之外，使大量的农村人口拥挤在狭小而落后的生产空间。1958年以后实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对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进行严格限制。而且，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城市发展的推动力是政治目标，采取的是行政手段，城市化的内在机制十分薄弱，城市数量的增加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并未使城市化按其本身固有的规律正常健康发展。
（三）非农化与城市化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
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工业化运动，将一个完整的城市化进程划分为两个环节：首先实行职业转换，即人口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实现非农化；然后实现地域转换，即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实现城市化。
非农化与城市化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在这个时间差内作“钟摆式”流动的半城市化人口就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滞后的最直接的体现。回过头来看，“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的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城市化的发展进程。
大城市有更多的就业空间，因为人多了，分工更精细，发展出的需求更多，就会让更多人得到就业机会。这是基本的经济学常识，也是所谓第三产业能够容纳大量劳动力的原因。那些认为城里人就业难，如果让农民进来，就业问题就更加严峻的论调，毫无经济常识，没有看到目前城市里很多工作已经转到进城农民手中的现实，也没有看到仍有相当多的城市投资欲望被压制，以至于相当多的需求被压抑的现实。目前大城市里改善投资环境，决不能继续过去只盯着城外投资者的短视做法，而是要善待城里的投资者，更要善待自己的居民、移民和来到城里的农民，把他们的投资热情和意愿发掘出来，这样就可以把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的渠道都开发出来。当然这样做，首先要严格限制政府部门的膨胀，严格约束政府官员的行为。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从学习香港经验到香港回归，我们就是学不会香港那一套：任何人只要交点钱一注册，几分钟之后，就可以经营的工商管理办法。以至于香港人到今天还在用“帮你到香港注册公司”这个办法，来赚内地人的钱。
（四）城市化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城市化是目前中国的主旋律，是中国 的宏观经济形势。未来20年，中国将进入一个城市化飞速发展的历史时期，城市化水平将由目前的 37%左右上升到60%以上， 平均每年上升 1 个百分点。城市化结合信息化、工业化给中国的经济形势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市场经济有了另外一种表达，各行各业都显示出了宽阔的发展空间。房地产行业也不例外，不仅仅在于城市人口的增加使得市场扩大，市政建设提升了房地产的使用价值，相应的市场行为也产生了变化。房地产的特性使得城市化成为影响房地产市场的一个重要因素。
城市发展战略对房地产产品结构的影响。
细细探究一个城市的房地产市场，除了房地产市场热点区域与城市建设密切相关等明显现象之外，房地产的产品结构也呈现出与城市发展紧密联系的状况。
如果不考虑城市化因素，房地产的产品结构任何城市都有一定的共同点，基本上都是以住宅为主，商务办公与商业物业为辅，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是这样的结构。但城市化的进程使得每个城市的产品结构都呈现出不同的特性。这些特性恰恰与一个城市发展战略有关，特别是与一个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有关。城市想往哪个方向发展，房地产产品结构就会出现相应的变化。
比如，深圳作为最大的移民城市，其最新的城市发展战略将普通的加工行业逐渐转化为高新技术、物流、旅游等产业。因此大工业区的开发与建设以及关外房地产市场的开发就成为热点。同时与旅游产业匹配的度假村、产权式酒店也成为市场发展的一个分支。而青岛、烟台则大力发展旅游业，依托旅游业带动城市建设、城市环境的发展，吸引了大量的“5+2”度假类人群。海景房、酒店式公寓、度假村以及产权式酒店等成为市场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而在临沂等城市，作为山东蔬菜、钢材等行业的物流基础，各类批发市场、物流中心成为临沂房地产的一大特色。在廊坊，大北京商务休闲基地的发展方向则使得高尔夫、酒店、温泉度假村等产品成为房地产开发的一个重点。这些城市的房地产表现都说明了城市发展战略对房产市场的影响。
纵观世界上城市化走过的道路，任何国家的城市化进程都是以大量节约土地为其特征的，城市化进程越快，城市化率越高，土地的节约越明显
第一，工业化的要求
工业有着强烈的大城市区位指向，它需要城市功能的服务、需要大规模的工业基础设施支持、需要
大量的劳动力、需要产业集聚的效益、需要紧靠它的最大用户————大城市。我国目前尚未完成工业化进程，向城市集中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信息化的要求
有人认为随着信息化的发展，人们不再需要大城市甚至城市，大家都可以住在乡村通过网络进行信息交换，享受现代版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其实恰恰相反，信息化将使大城市在信息交流、信息产业发展上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有的信息是不能从人体分离的，如电话的普及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大大增大了人员往来的交通量。可以说大城市在信息经济时代具有明显的优势。
第三，服务产业的要求
城市规模越大，就意味着用户基数越大，服务业的商机越大。特别是日常利用频度较少的服务业、较特殊的服务业只有在大城市中才能得以生存。因此只有在大城市，门类齐全、高度配套、分工细致、功能明晰的服务产业才会有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第四，发展效率的要求
我国作为工业化后发国家首先需要的是效率，在很短的期间内要走完工业化先发国家几百年走过的道路，因此不得不选择大城市的发展模式来加速它工业化进程的效率。工业化后发国家劳动力的转移是跳跃式的，农村劳动力从全国各地直接涌向大城市的倾向较大，农村劳动力直接进入各类现代化产业的情况普遍。
第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要求
全球经济一体化意味着全球城市圈间分工、交流、合作、竞争诸关系的日益强化。只有大城市才能具备与世界进行分工交流所需要的完善的基础设施；只有大城市才能有足够的产业集聚和经济规模参与全球性的城市间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而言，21世纪国际竞争的基本单位既不是企业也不是国家，而是大城市圈。 第六，国土利用效率的要求
工业化、信息化把一个国家的国土划分为工业经济、信息经济集中的空间————城市和农业经济、自然保全的空间————农村这样两大空间。前者的空间经济效益要远远大于后者，城市规模越大，它的空间效益越好。现代化的国家应该把增长极放在城市空间，把粮食供应、国土保全的任务交给农村空间，不应该再向农村空间追求过多的增长效应。要创造出由城市空间返还一部分效益给农村空间的机制。
(五)、城市化对农村家庭养老保障的影响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家庭养老就是家庭资源在代际之间从有生产力的中年家庭成员向老年人的转移，这种转移将促进家庭成员在不同生命周期的平稳消费。在发展中国家，家庭养老一直是老年人养老保障的主要形式。城市化对家庭养老的影响主要有:家庭内部是否有足够的人来提供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家庭内部提供或从外部购买老年保障服务的经济能力的大小等等。
（1）城市化促进了农村家庭结构小型化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有关数据，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有家庭户34 837万户，家庭户人口为119 839万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3.4.4人，比1991)年人口普查的3.96人减少了0.52人，家庭规模呈现出继续缩小的趋势。家庭小型化的原因之一是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家庭结构简化，规模缩小，大部分家庭将以“4-2-1 "型为主;原因之二是城市化所导致的乡村人口流动。对于那些留在城市的人们，由于观念的转变、环境的变化尤其是竞争压力加大，带来了父母与成年子女住房的分离，促进了小型
家庭的出现。对于那些返回村庄的流动人口来说，在城市中生活和工作的经历也在不同程度地改变移民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从而极其有可能导致两代人分开居住。因此，不管他们最终是否在城市居住，都使得农村家庭结构趋于小型化。
因为上述种种原因使家庭在规模和结构上发生了变化。规模上家庭人口和劳动力减少，意味着
家庭收人减少，赡养老人的能力降低;结构上家庭趋向小型化和核心化，不论是家庭收入还是夫妇能够用于赡养的时间和精力，都难以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
（2）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导致照料者结构的变化
根据调查，在农村流动人口中，最活跃的群体是中青年和未婚女性。国内外研究迁移的文献大多记录了迁移人口的性别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在不同时间和地域的变化。中国乡村移民中也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R0ZELLE等1988年和1995年的调查发现，全国范围内农村男性都比女性更经常的加人迁移劳工大军;内陆省份如四川、陕西移民的性别差异最大，男性人数比女性人数多两倍还多。妇女在传统上是农村老人的主要照料者，在这种情况下，养老的重担进一步落在了妇女尤其是中年妇女的肩上。她们不仅要参加社会生产活动，而且要承担抚养下一代和照料老人的双重重担，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奔忙，很难给予老人细心的照料。而且近年来，由于产业结构的大调整，二三产业尤其是服务行业发展迅速，妇女的就业机会迅速增加了。在东部发达省份浙江，男性和女性的迁移机会只相差一个百分点。由于在家庭养老中，行使日常照料职责的主要是女性，在那些青年和中年妇女大量外流的村里，人口的迁移给家庭养老带来极大的影响，并且会出现传统的照料者结构的再安排。
（3）教育水平提高的影响
城市化必然伴随着(全面)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水平，尤其是中初级基础教育水平的提高对农村的持续发展和家庭养老保障具有不同的影响。
教育是一项长期的人力资本投资。无论是从全社会的意义还是从家庭内部意义上最终都必将带来人均收人的增加，从而增加社会和家庭对老年人保障的经济支付能力。BECKER等建立的父母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的模型认为成年子女对父母的保障性转移是父母对子女教育投资的一个较强的增函数。发展中国家的家庭往往没有其他更好的老年保障的投资途径，父母只能依靠子女，所以他们愿意为子女提供教育投资。子女成年后的创收能力依赖于其青少年时期所收到的父母花在子女身上时间的多少以及父母对子女健康和教育投资的数量。另外，教育水平的提高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将带来生育率的下降，潜在的减少了家庭养老保障提供者的数量。
（4）农民收人增加，加强了家庭养老的经济支持能力
持续的经济增长往往与城市化相伴而行。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增加了，非农收人也随之增加，从而收人水平也在提高。2001年农民的人均纯收人是2 366元，目前的情况是，来自农业的和非农业的大概各占一半。1998到2000年这三年，全国平均每个农民来自农业的纯收入，比1997年的绝对额减少了142元。2001年有所恢复.但4年结算，农民人均来自农业的纯收人还是比1997年减少了102元。根据农业部测算，2001年有8 800万农村劳动力在流动就业，打工的总收人是3 000亿，平均每个农民来自流动打工的收人是367元，占到去年农民纯收人的15.9%。这些意味着农民收入的增加，越来越依靠非农收人的增加，而农民流动就业或打工收人是非农收人的主要来源之一。农民收入的增加，使得老年人的生活会因家庭经济条件的好转而得到一定的改善。即使在家庭缺乏照料者的情
况下，家庭成员也有能力从外部购买对老年人的养老服务，从而提高了家庭养老保障的水平。
（5）劳动力劳动寿命缩短与人口寿命延长所导致的养老需求增加
由于城市化进程中，第二三产业较之以前的第一产业知识更新加快、科技含量升高，从而需要精力充沛、接受新事物能力强的年轻人来工作，因此劳动力的选择有年轻化的趋向。一方面劳动力劳动寿命缩短，使城镇中由农民转化而来的城镇劳动者较之于以前的农民提前进人养老期，这势必增大养老的压力。而另一方面，农村城镇化后，由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口寿命会延长，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要远高于农村居民，因此，消费水平自然也会上升，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标准也将上升，养老资金需求也随之增加，使得个人及家庭养老的压力加大。
（六）、城市化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影晌
农村社会化养老保障制度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如，原来由民政部推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承包土地的转让制度、储蓄互助会、商业化与社会化运作的“托老所”或老年公寓等、独子女与双子女户保险、各地乡镇企业自行办理的合作养老等。这里主要分析的是民政部推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自1992年在全国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以来，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受管理体制改革、利息持续下调及政策变动等因素的影响，近期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出现了参保人数下降、基金运行难度加大等方面的困难，一些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甚至陷人停顿状态。农村城市化有利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摆脱困境，获得新的发展空间。
（1）城市化有力地增强了社会各层次的保险意识
在目前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中，在认识上存在两方面的不足:一是农民的社会保险意识还未真正形成;二是在制度建设中，干部对在我国农村建立养老保险制度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认识不足。
农村城市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市民化的过程，一个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受城市文明、市民生活方式的影响，农民的生活方式也会发生变化。一方面伴随着农民收人的提高，他们的需求层次也会提高，开始比较自觉的有了要参加社会保险的意识。在另一方面，政策的制定者也会逐渐的认识到，城市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农民离开土地进人城市也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进人城市的农民与其他的城市居民一样，不仅有生活风险，也有就业风险及市场风险。为了避免社会动荡，必须让农民有一个稳定的对未来的预期。因此，必须大力推进社会养老保险。
（2）比较稳定的较高收人来源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项社会保险制度建立及能够持续发展下去的前提条件有:参加者有较高而且稳定的收人，能够保证他们可以按时足额缴费;参加者对保险基金的管理者充满信心，知道自己缴纳的钱能够在年老需要时得到更多的回报;养老保险制度能够持续到农民老年获得回报之后，而不是中途解体。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实施过程中看，第一条就很难满足。因为农民的收入与自然气候和农产品市场行情的相关性很大，收人时高时低，无法按时足额缴费应该是一种常态。但是，在农民比较稳定地转移到二三产业之后，他们能够有一个比较稳定且比较高的收入，因此城市化的持续推进将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持续发展奠定了缴费基础。
（3）城市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国家正式介人农村社会保险制度建设之中
目前农村社会保险停滞不前的一个制度设计一方面的原因就是筹资原则:按照《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规定:农村养老保险在资金筹集上要坚持“个人交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扶持”的原则。这是由中国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决定的。而资金来源是社会保障的核心内容和中
心环节，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是社会保障特别是农村社会保障的最大难题。
城市化是伴随工业化、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指标体现。近年来，我国的财政收人每年以高于GDP6%-7%的速度为国家财政积累财力。国家不断增长的财力为社会保障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中央财政也提出“首先是调整各级财政的支出结构，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有学者对我国城乡社会保障适度水平(社会成员享受社会保障的水平用社会保障支出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的研究表明，我国城市的社会保障发展水平已相当适度，而农村很不适度，缺口很大。为缩小城乡差距，保证社会公平，各级财政对社会保障支出的提高部分应主要用于农村。有了国家财力的支持，农村社会保险的推行和健康运转就有了保证。
（4）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有利于社会保障的残数性功能的发挥
社会保障具有残数性效应，即在发展过程中出现漏洞性问题时加以弥补。这样，在社会保障建立过程中或建立何种社会保障的项目选择中，通常会依据漏洞性问题的大小、严重性和效果三个方面加以考虑。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始于农村，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在城市，这意味着需要社会保障制度加以弥补的主要工作也在城市。城市改革中心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社会保障的开展。换句话说，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依赖于农村社会改革深化和整个社会改革的深化，以及在改革进程中所出现的矛盾冲突程度。城市化进程将从多方面对传统的农村养老保障方式即家庭养老造成影响，削弱家庭养老保障功能。农村的老年人的养老保障需求若得不到满足，则易导致农村社会的不稳定，影响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问题的严重性将使社会开始关注农村养老问题，开始认识到在农村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意义，从而有利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顺利推行和健康发展。
（5）城市化将促进金融服务和社会服务等第三产业的充分发展
农村现在人口预期寿命为70岁.也就是领取养老金10年，实际上由于营养、卫生条件的改善和医学进步，这一预期寿命会大大提高，将使保险基金的收支缺口进一步扩大。为此养老基金的保值增值应有新的思路。首先，允许养老保险基金进行适当的投资组合，适当放宽投资的领域。其次，可以通过法律程序，在保证资金安全性的前提下，推行投资代理制，将部分养老保险基金交由专业投资公司进行投资，提高积累资金的增值率。而这一切都需要成熟的金融市场与完善的金融服务。由于城市化进程中伴随着金融服务的发展和金融市场的逐步成熟，因此可以为养老保障制度提供养老基金的保值增值的工具。另外，社会服务水平的提高也将增强养老保障制度对老年人的精神关心和社会照料。
（七）、城市化对集体养老的影响
集体养老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五保户，即由集体供给钱粮，本人自理生活;另一种是几个或几十个五保老人集中在一起，由集体雇人照顾他们的生活，叫敬老院。集体供养的老人大都没有子女，他们的生活质量主要由集体的经济状况决定。在集体经济状况比较好的地区，老人的生活水平比较好，而在集体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老人的生活状况比较差。随着包产到户政策的实施，集体经济在很多地方都被削弱了，农村集体组织软弱涣散，乡村的福利机构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所以，虽然集体供养制度解决了这部分老人的养老问题，但生活质量的低劣是无法解决的。
目前，农村公共收人、乡镇企业和土地资本增值是农村集体经济的新基础，特别是城市郊区和发达地区农村更多的分享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利益。农村公共收人，它主要用于乡村集体范围内的公共福利和公共积累;提高社区居民福利水平是乡镇企业主要的发展目标之一;土地资本增值收益即是征地成本与租出
让金间的巨额租金，农村集体和居民利用土地资本增值形成的原始积累，发展乡镇企业和房地产业，并建设老年公寓等集体福利设施，为提高集体福利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从实际情况来看，经济发达地区有条件通过发展集体经济来以工补农，减轻农民负担，提高福利水平。越是经济发达地区，农民的集体福利和保障水平越高，集体养老的能力也越强。也就是说，城市化与集体养老有一种正相关关系。
从总体来看，农村城市化对养老保障的影响是从多角度、多方位综合体现的。家庭规模与结构的变化，生产方式、行为方式以及思想观念的变化都是交织在一起的。由于城乡迁移、核心家庭的出现及产业结构调整引发家庭照料提供者的减少，家庭对老年人保障的能力与愿望的减弱，是城市化对家庭养老带来的负面影响。农民收人的增加和社会保险意识的增强，大大加强家庭从外部购买养老服务的能力，从而在需求的角度促进了社会保障和集体保障水平的提高;国家的重视及金融服务等第三产业的充分发展又为社会保障和集体保障在更高水平的供给奠定了基础。因此城市化有利于更好的发挥社会保障和集体保障的作用。
家庭养老在我国历史悠久，它不仅有利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和满足老年人的心理需求，使家庭在体贴、照顾、温暖、服务老年人等方面继续发挥作用，而且使农村老年人在经济上得到家庭和社会两方面的支持，使老年人安度晚年有一个稳定的经济基础鉴于中国国情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家庭养老还将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下去，继续担当农村养老保障的重要力量。政府可以从制度建设上鼓励农村家庭养老，例如给予税收政策的优惠和适当的收人补贴。
从长远的观点看，随着农村生产方式的进步，养老方式必然将由家庭向社会过渡。工业化和城市化作为农村养老模式变迁的内生动力，加上政府的外生动力，将促进农村社会养老的发展。因此国家应有计划地发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及时增加对农村养老工作的财力支持。
如果说家庭是老年人最主要的生活领地的话，那么家庭所在的社区(或村庄)就是他们晚年生活的第二空间。但是由于老年人体力衰退，他们的活动空间受到很大的限制。由于传统习惯的影响和条件所限，老年医疗服务、老年生活照料服务、不能自理的老年人的长期护理服务在农村都未建立，甚至在许多农村还没有这种意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这些服务体系都应该逐步建立完善起来。这些体系的建立应允许各种社会资金进人，以发展多种形式的其他养老保障方式
五、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及措施
只有经过城市化的洗礼之后，人类才能迈向更为辉煌的时代。然而，仅仅看到城市化所带来的丰硕成果而赞叹不已、沾沾自喜是远远不够的。正确认识城市化所带来的成果，采取必要的措施认真解决其带来的负面影响，最大程度的使城市化的成果由城市居民、农民共享，才更具有现实意义。
（一）失地农民返贫
为了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扩展的目的，地方政府把向农民征得的农民宅基地等土地复垦后换取同等面积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向农民征地用于城市化的建设，目的和初衷都没有错，但是牺牲农民的利益搞“土地财政”发展地方经济就是大错特错了。
在征地的过程中没有对农民采用合理的安置方式，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也没有充分尊重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所有权及使用权，农民在城市化的大潮中还没有享受到城市化和现代化带来的便利，又有一次的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在当前整个社会就业压力增大，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土地被征占意味着农民失去了基本生活保障。部分失地农民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刚刚解决温饱问题准备奔向小康的农民却由于城市化而返贫了。2010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45.7%，城乡收入比却为3.31，考虑到可比性因素，城乡收入差距大约达到了4至6倍左右。城市化的目的和意义是加快社会的发展，使城市的文明成果城乡共享，逐步的缩小城市与乡村二元经济体制带来的城乡差距，但是2010年《城市蓝皮书》上的这组数据却直接反映出，城市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本义被一些地方政府忽略了。
另外，农民为了获得更多的补偿，运用愈加激烈的方式进行“反拆迁”。政府向农民争地成为农民返贫的元凶，也成为政府与农民之间利益矛盾的根源。
（二）农民工、农二代与留守儿童问题
城市化的进程当中，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使城市原有能够支撑人们生产生活的公共物品呈现出严重不足的态势。农民工在城市化过程中付出自己辛勤劳动和汗水，却不能享受城市生活的待遇，生活在城市的边缘。
农民工，指户籍仍在农村，进城务工和在当地或异地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者。他们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独特的社会现象。据统计，全国农民工总数超过2亿，其中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达1.2亿，他们为农村增加了收入，为城市创造了财富，为城乡发展注入了活力，他们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及相关法律的不健全，使农民工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生活保障。这不免使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降低，同时，进城务工的农民会产生自我怀疑和自卑心理，用不理智、不负责任的方式对待自己和周围的人，甚至成为城市社会治安不稳定的因素。
第一代农民工的子女多数是出生于80年代以后，被称为“农二代”。他们曾是“留守儿童”，他们曾是随“民一代”父母进城寻梦的“无根儿童”。身为独生子女的他们拥有更多的文化知识，怀有更远大的理想，对城市也更加的熟悉，但是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抗压能力也更加脆弱。但是户籍制度、城市社保等相关制度的制约使他们“留不下，回不去”，成了游离在城市边缘的人。
另外，那些依然留守在农村的儿童，也同样存在很多的问题和困难。留守的少年儿童正处于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他们无法享受到父母在思想认识及价值观念上的引导和帮助，成长中缺少了父母情感上的关注和呵护，极易产生认识、价值上的偏离和个性、心理发展的异常，一些人甚至会因此而走上犯罪道路。
（三）价值观的迷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还没有完整的建构。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人民群众的价值观出现了混乱。“信仰逐渐陨灭，理性越来越清晰”，对金钱、地位的追逐远远超过了对“真、善、美”的追求。这种迷失在城市中表现的更加明显。没有精神层面的追求，物质上再丰富也不能给人带来满足，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这是非常危险的。从自我的迷失、迷惘到对自己失望甚至对整个社会不满，这个过程是非常危险的，同时也对社会的稳定构成了威胁，对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非常不利。另外，在城市化进程的关键时期，没有强大的价值观的支撑也是很难攻克难关的。试想一下，整个社会都不择手段地追逐
金钱和地位，或者碌碌无为、无所追求，不再提高自我修养，不再为组织内部着想，不再考虑帮助弱势群体提高整个民族的凝聚力和核心竞争力，怎么又有强大的战斗力去进行经济建设，去进行城市化的建设呢?
（四）自然环境和资源的破坏及浪费
城市化对自然环境和资源的破坏也是其进程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由于在城市集中了很多的工厂和企业，形成了“城市热岛”，使本来就脆弱的城市环境更加的不堪一击；城市的很多自然景观被钢筋水泥代替，影响了生物的多样性造成资源的浪费；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使生活垃圾的排放量增大，甚至超过了环境的承载能力而造成环境的失调；另外还有噪声污染、光污染等新型污染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