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09月12日 11:06 凤凰网历史 【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10条
核心提示：读书人肚子里的知识和才华，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才能展现出来，同样，只有把知识才华运用到具体实践上，读书人才能施展抱负、体现价值。而儒家学问是积极入世的学问，深谙其道的读书人更是希望齐家治国、兼济天下。所以古代读书人都面临一个入世当官的问题，说到底这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如何与权力相结合实现价值的问题。
黄道周与洪承畴 连环画封面
本文摘自《给历史把脉之大案人心》 作者：张程 出版社：中国画报出版社
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闰六月，大学士洪承畴转任“招讨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前往南京。此时，南明弘光政权刚刚覆灭，江南硝烟未灭，洪承畴此行的目的就是招抚东南各地。
南京监牢中关押着一个叫沈百五的普通老人，罪名是反清。洪承畴上任伊始，亲自带着礼物去牢房中探访沈百五。由于反清被捕入狱的人不计其数，以洪承畴的身份为什么对一个行将入土的老头如此礼遇呢？原来这个沈百五没有权势也没有声望，但对洪承畴有恩。
几十年前，沈百五曾在一家客店中遇到过贫困不堪的洪承畴。当时洪承畴只有十几岁，衣衫褴褛、饥肠辘辘。沈百五却认为眼前这个破烂孩子气质非凡，日后会成为朝廷的栋梁之材——沈百五心中的朝廷自然是大明王朝。他不但供给洪承畴衣食，还热情邀请洪承畴到自己家里做客。洪承畴感恩戴德，尊称沈百五为伯父，中举做官后还有书信往来。如今见沈百五做了阶下囚，洪承畴赶紧过来相救。
牢房中，沈百五身形憔悴、双目失明，瘫坐在地上，洪承畴悲从心来，上前就抱住沈百五哭泣。沈百五故意装作不认识来人，说：“我眼睛瞎了，你是谁？”洪承畴回答：“小侄是洪承畴，伯父记得吗？”不想，沈百五破口大骂：“洪公受朝廷厚恩，早已殉国了！你是什么奸人？”洪承畴尴尬地听着，小声劝沈百五归顺清朝，出狱安享晚年。沈百五骂得更凶了，一口一个“奸贼”，质问洪承畴为什么要陷自己于“不义”。洪承畴听了多时骂，见沈百五无心归顺，只好默默走开了。沈百五随即被杀。
这只是洪承畴在南京遭遇尴尬的开始。人们普遍排斥洪承畴。每一次审讯或者招降，他不是无果而终就是被挖苦痛骂。洪承畴审问抗清兵败被俘的江南神童夏完淳时，16岁的夏完淳对满堂官吏说：“我从小听说我朝有个洪亨九（洪承畴字）先生，忠君报国，在松山以身殉国，震惊中外。我钦佩他的忠烈，立誓以身报国，不落在洪先生的后面。”这番话让洪承畴无言以对。有个随从以为夏完淳不认识洪承畴，指点说堂上坐着的正是亨九先生。夏完淳趁机指着洪承畴的鼻子，大骂起来：“洪先生为国牺牲，天下人人皆知。先帝亲自设祭，满朝痛哭哀悼。堂上的奸贼怎敢冒充先烈，污辱忠魂！”还有一次，洪承畴审问吴中义军首领孙兆奎。之前，清军攻破扬州时没有找到督师史可法的尸体，社会上一直流传“史可法未死”。所以洪问孙之前在明军中，知道在扬州守城的史可法是否真的战死了。孙兆奎反问洪承畴之前在北方，知道在松山殉国的洪承畴是否真的殉国了。洪承畴再次哑口无言。
南明隆武朝大学士黄道周在江西坚持抗清，被俘后押解到南京。洪承畴亲自前往劝降，走到囚室面前，看到黄道周手书的一副楹联：
史笔流芳，虽未成名终可法；
洪恩浩荡，不能报国反成仇。
对联用谐音嵌字的方法，暗藏“史可法忠”、“洪承畴反”。这代表了当时社会对洪承畴和史可法两个明朝大学士的普遍看法。
作为投降清朝、为清朝充当马前卒的前明大学士，洪承畴在南方关系盘根错节，声望犹存，应该是招抚东南的理想人选。不想，江南士人根本不承认洪承畴的存在。他们更希望“洪承畴”已经死了，是一个停留在史册上的光辉名字。洪承畴早年的学生金正希跑到南京来看望老师，说写了篇文章请老师指点指点。洪承畴满心烦恼，无心斟酌文章，借口眼睛有病不想看。金正希坚持要读给老师听。于是，他当众展开书卷，高声朗诵起了上一年上吊殉国的崇祯皇帝为洪承畴写的悼词《悼洪经略文》。顿时，满堂皆惊。侍卫清兵慌忙冲进来把金正希关入死牢。大堂之上，听着掷地有声的文字和旧日学生的呼喊，洪承畴仿佛回到了自己的前半生，又变回了那个东征西讨的明朝大臣。
洪承畴出生于福建的贫寒人家，小时候辍学在家帮母做豆干维持生计。每天天刚蒙蒙亮，洪承畴就开始走街串巷叫卖豆干。与一般农家少年不同的是，洪承畴卖豆干之余常趴在村学的窗子上听课，自学学会了做对子。村学先生发现洪承畴好学，免费收他为徒。重返校门后，洪承畴除了科举课业成绩优异，还读了大量经世致用的书，从小表现出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这在僵化庸碌的晚明乡村，难能可贵。先生给了他“家驹千里，国石万钧”的评语。
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23岁的洪承畴中举，次年殿试得二甲第十四名，赐进士出身，正式进入官场。
从万历到天启年间，洪承畴过着按部就班的生活，默默无闻。崇祯皇帝即位后，洪承畴开始迅速崛起。崇祯皇帝对洪承畴有着知遇大恩。事情的起因是从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起，陕西爆发了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人的起义，上百支起义军此起彼伏，震惊朝野。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洪承畴刚刚升陕西督道参议，来到此地。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起义军进攻韩城，时任三边总督杨鹤无将可调，病急乱投医，让洪承畴领兵出战。不想，洪承畴大败起义军，解了韩城之围，名声大噪。之后，洪承畴被擢升为延绥巡抚，开始大展拳脚。他的主要成绩是镇压了陕西的农民起义。杨鹤对起义军奉行“招抚政策”，洪承畴则反其道而行，大力清剿，杀人无数，得名“洪疯子”。洪疯子令人发指的做法是连投降的农民军都照杀不误。他的解释是，起义军常在力竭之时诈降，养精蓄锐后再反，明朝多次剿而无功就是对起义军太仁慈了。洪承畴的做法效果显著，因功继杨鹤之后升任总督。他集中兵力，全力清剿起义军，取得“西澳大捷”，扭转明军颓势。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崇祯皇帝让洪承畴在三边总督基础上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衔，总督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五省军务，将关内的军事大权托付给他。洪承畴不负皇恩，接连取得镇压农民起义的胜利，俘杀高迎祥，多次打败李自成。李自成最后仅带18骑逃入陕南商洛山中。
至此，实干起家的洪承畴成了明朝的栋梁和崇祯的股肱之臣。
所以当关外清军夺关南下，扫荡京师的时候，崇祯皇帝和大臣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调洪承畴来主持对清军作战。于是，洪承畴从陕西风尘仆仆来到北方，任蓟辽总督，主持辽东军务，指挥帐下八位总兵官的13万精兵。当时，明军和清军围绕山海关和锦州地区展开激烈争夺。清军一旦占领此地，就打开了进军北京灭亡明朝的大门。可以说，朝野把王朝的安危寄托在了洪承畴的身上。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年初，清军主力围攻锦州，锦州守将祖大寿告急。洪承畴率军迎战。决定明清命运的大会战在锦州城下爆发。
洪承畴作战思路很明确，就是稳扎稳打、缓慢逼近锦州。因为一方面是敌攻我守，明军适宜步步为营，见招拆招；另一方面是洪承畴帐下军队159来自各地，内部存在复杂的协调和平衡的问题，不适宜大兵团集体作战。他的这一思路起初获得了崇祯皇帝的首肯，开始时也因为这一思路控制住了制高点，挫败了清军的主动进攻。在取得初步成绩后，好大喜功又生性多疑的崇祯皇帝听信新任兵部尚书陈新甲的急战意见，下令洪承畴迅速进攻，寻找清军决战。陈新甲还派出监军到前线督促洪承畴速战速决。洪承畴迫不得已，只好督率大军大跨步前进。皇太极得报，倾全国之力，绕开明军主力，进攻后方塔山，切断了明军的粮草供应。明军军心动摇。各部总兵官主张撤退，洪承畴和大家商定共同突围。不想，诸将去意已决，违犯军令，争相撤军。先是大同总兵王朴连夜率部逃跑，接着马科、吴三桂二部跟着难逃。清军趁机追杀，十几万明军土崩瓦解，五万多人被杀，自相践踏而死和跳海而死的不计其数。这场主力会战以明朝的惨败告终。
洪承畴率领万余残兵败将逃入松山城，被清军团团围住。此后半年，洪承畴组织的突围无一成功，而外线明朝援军畏战，不敢救援。松山弹尽粮绝，清军在降将的配合下一举攻破城池，洪承畴被俘。被围更久的锦州明军在祖大寿率领下投降清军。从此，明朝失去了辽东，无力对清军再战。
噩耗传来，朝野震惊。大臣们都以为洪承畴必死无疑，崇祯皇帝极为悲痛，辍朝三日，以王侯规格祭祀洪承畴，“予祭十六坛”，七日一坛，并亲自致祭，颁布《悼洪经略文》昭告天下。洪承畴得到了人臣所能得到的最大的哀荣。尽管洪承畴要对辽东战败负相当的责任，但朝野臣工开始并没有追究、指责他。相反，陈新甲和前线监军等人被弹劾要对战败负责。祭到第九坛时，更大的噩耗传来：洪承畴降清了！明朝赶紧停止对洪承畴的祭祀，改为讨伐鞭挞。
洪承畴降清为明朝社会接受不了的，除了“屈身事蛮夷”一点外，是他辜负了皇上的厚恩和朝野对他的期望，没有以身殉国，更是他降敌卖国，于名节有亏。
黄道周就义前，撕破衣襟留下血书：“纲常千古；节义千秋。”儒家的纲常伦理和个人的名节忠义，是历史评价一个人物的基本标准。黄道周力撑危局，慷慨赴义，名垂青史；而洪承畴既不能抗敌报国，又辜负了皇帝的厚恩和朝野的厚望，竟然叛国投敌，当然要遗臭万年。这都没有问题，问题是人们忽略了：洪承畴为什么要降清？他降清后都做了些什么？
洪承畴是经过心理挣扎才投降清朝的。他儒学根底深厚，自然知道纲常伦理，重视个人名节。被俘之初，洪承畴不发一言，对来劝降的人闭目不见，只求速死。求死和求降的转变是怎么完成的呢？肯定不是皇太极和庄妃这对夫妻施展美人计的结果。倒是比洪承畴早降清的汉人范文程抓住了洪的心理——这个范文程是范仲淹的后裔，当初主动投奔清朝，引起了大明朝野不小的骚动。范文程来劝降的时候，洪承畴根本就不看他，闭目养神。范文程也没想一次就能劝降洪承畴，丝毫不提招降之事，反而和洪承畴大谈诗书典籍。洪承畴久居兵戎，又身陷塞外，竟然听到中原掌故和儒家典籍，耳目一新，睁眼和范文程相谈甚欢。谈话间，房梁上落下来一块燕泥，正掉在洪承畴的衣服上。洪承畴一面说话，一面轻轻地把它掸掉。范文程看在眼里，不动声色，回去奏报皇太极：“洪承畴不死矣。承畴对敝袍犹爱惜若此，况其身耶？”
的确，洪承畴并没有必死之心。他对人世有深深的留恋。从小，洪承畴就立志要治国平天下，从政后事业心很重。他办事务实狠辣，涉猎广阔。被俘时，洪承畴50岁，身体还很好，能力卓越，政治经验丰富，正处于迎接事业新辉煌的关键时刻。原本想着大干一场，突然成了阶下囚，洪承畴不甘心。
皇太极很赞同范文程对洪承畴的判断，对洪承畴的恩遇更加优厚，希望招降为己所用。良禽择木而栖。崇祯和皇太极相比，崇祯乖戾多动、政无定法、吝啬多疑，政治上极不成熟；皇太极则稳重厚道，文韬武略远在崇祯之上，他统率的清王朝朝气蓬勃，正处于茁壮成长时期。回想崇祯皇帝治下明朝臣子的遭遇（比如袁崇焕、孙传庭），再看看皇太极治下清朝百官的状态和前途，洪承畴的心理天平开始朝皇太极和清王朝一边倾斜了。直到有一天，皇太极见洪承畴衣服单薄，当即脱下身上的貂裘披在洪承畴的身上，洪承畴大受感动。他有治国平天下的能力和经验，就缺少需要皇帝支持的“天时”了，当即表示归顺大清。皇太极喜出望外，宣布找到了平定天下的向导。
洪承畴对清朝统一中国，的确起到了向导的作用。公元1644年，李自成进攻北京城，执政清朝的多尔衮率军l0万大举南下，意在趁火打劫。走到辽河，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皇帝自缢的消息传来，洪承畴马上建议161改变行军方案，从蓟州、密云出其不意，直趋北京。清朝采纳洪承畴的建议，定下了取代明朝一统江山的大方针。在进军途中，洪承畴又建议清军做好宣传，“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布告各府县，开门归降，官则加升，军民秋毫无犯。若抗拒不服，城下之日，官吏悉诛，百姓仍予安全。有首倡内应者，破格封赏”。他的建议被再次采纳了，收到很大的政治效果，所过州县和沿途明朝部队大多主动归顺。清朝入主北京后，洪承畴又推动清朝沿袭明朝的典章制度，举荐许多明朝官吏，迅速完善和壮大清朝的国家机器。他还建议满族权贵学习汉族语言文字，了解汉人礼俗，提倡儒家学说，淡化满汉民族差异。清王朝能够快速平定北方，取代明朝，洪承畴在其中居功甚伟。顺治皇帝非常器重洪承畴，以洪承畴仕明时的原职任命他为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入内院佐理军务，授秘书院大学士。
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豫亲王多铎攻占南京，消灭南明弘光政权。多尔衮在南方悍然推动剃发，反对者杀无赦，激起南方抗清浪潮。洪承畴在危难之际受命取代多铎，坐镇南京，招抚东南各地。尽管遭到了南方人一致的挖苦谩骂，洪承畴的南京生涯依然取得了杰出的政绩。他以原官留任为条件，和平招降了宁国、徽州、九江、南昌等十三府，让大片地区远离战火；采取了一系列免赋兴利、减轻百姓负担的措施，尽量恢复生产，安定秩序。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南明桂王政权在农民军支持下，在云贵立国。洪承畴又一次受命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总督军务。他先在岳州设伏大败孙可望部农民军，迫使桂王政权收缩。清军平定云南后，洪承畴力主放缓军事行动，招抚百姓恢复生产，使云贵地区逐渐安定下来。孙中山先生从保全地方、安定社会的角度，曾写诗赞誉洪承畴：“生灵不涂炭，功高谁不知。”
总之，洪承畴降清后辅助政务，招抚南方，长达16年，对明末清初的社会顺利变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降清之后的政绩远远超过了在明朝镇压农民军的政绩，是他实现抱负施展才华最辉煌的成就。
后人往往用一个历史人物的作为对后代产生的客观效果来褒贬他的价值，其中有不合理的地方。因为这忽视了历史人物所作所为对当时产生的影响。从这点出发，洪承畴的作为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客观效果，但叛国降敌在“当时”产生的消极效果应该考虑在内。笔者无意为洪承畴翻案，只想跳出“后世”与“当时”孰轻孰重的逻辑之外，谈谈读书人的政治作为问题。
读书人肚子里的知识和才华，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才能展现出来，同样，只有把知识才华运用到具体实践上，读书人才能施展抱负、体现价值。而儒家学问是积极入世的学问，深谙其道的读书人更是希望齐家治国、兼济天下。所以古代读书人都面临一个入世当官的问题，说到底这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如何与权力相结合实现价值的问题。
只有牢固掌握了权力，读书人才能从容施展才华，贯彻意志，因此能办事和办好事的前提不再仅仅是拥有满腹经纶，而是如何与权力来个亲密接触。洪承畴的例子就很明显。他为什么在万历和天启朝默默无闻，就是因为没有引起朝野和皇帝的注意，官职低微；他能够贯彻自己的意志，大力清剿农民军，前提也是崇祯皇帝赋予了他总督各省兵马的大权；他在清朝的政绩远远超越在明朝的政绩，除了混乱局势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外，主要的还是多尔衮和顺治皇帝两代的宠信。洪承畴是个务实的人，在政治上野心勃勃，所以宁愿名节有亏，承担千夫所指的风险，也要投奔一个信任自己、能给自己施展拳脚的光明前途。
慷慨赴死不容易，找到适合自己的舞台、干出实绩来同样不容易。
明末读书人热衷党争，党同伐异之风一直持续到南明也没有停止。洪承畴相比那些空谈纲常伦理实则误国祸民的读书人，孰高孰低？
洪承畴的遭遇在中国历史上并非特例，而是一个相当普遍的历史现象。许多人有经世济民之志，为了实现志向和权力紧密结合，却不为人理解。比如距离洪承畴不远的张居正，为了改革江河日下的明朝政务，和内廷太监冯保亲密合作，提携改革同辈，大刀阔斧革新政治。张居正的改革取得了实效，但他勾结太监确保权力的做法直接伤害了朝廷的政治体制，任命亲党的做法更是为人诟病。张居正生前死后，都面临如潮般指责，最后落得抄家夺爵的悲惨下场。说到结党营私，更明显的是北宋改革家王安石。
王安石为了推行改革，采取了两条“不透亮”的权力手段：一条是曲意迎合皇帝，一条是任用新党排斥旧党。但是皇帝的改革意志既符合王安石的思想，又能给他带来巨大的权力，设身处地为王安石着想，他是迎合呢还是拒绝呢？至于结党营私，既然旧党强烈谴责王安石改革，拒绝合作，王安石不团结一批改革同党，如何在朝廷立足，又如何推进改革？说到遭受谴责最多、名声最差的历史人物，五代时期的冯道可能是其中一个。冯道被讽刺为“政坛不倒翁”，在皇帝走马灯般换来换去的情况下能够保持官位，屹立不倒，的确有有奶就是娘、谁强就朝谁磕头的不对的地方。然而，除了冯道的软弱和没骨气，后人找不出他在政治上有什么负面的作为。相反，冯道在乱世中设法保全了大批朝野官员，制止了若干军阀的强暴行为，为减轻中原的杀戮和动荡做出了幕后贡献。
试想，冯道要想找一个地方隐居，著书立说，去批评乱世，并非难事——这恰恰是批评冯道的许多读书人在乱世做的事。但那样他的能力和学识就荒废了，而朝代频繁更迭的中原，乱象会增加几分。历史人物是复杂的，对于冯道、王安石、张居正这样的人，单纯的指责是不对的。
可惜，人们习惯于用“忠与奸”、“好与坏”的两极化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在这种标准下，历史人物要么是忠臣要么就是奸贼，要么是忠君要么就是卖国。洪承畴曾为感激崇祯皇帝的宠信，写了副对联贴在厅堂上：“君恩深似海，臣节重如山。”降清后，有人将这副对联各加一字：“君恩深似海矣！臣节重如山乎？”在改对联的这个人的心目中，皇帝对你有恩，你就要誓死报效。可是，“君恩”也好，“臣节”也罢，哪是简单的一两句话能说清的？
简单化的评价标准让洪承畴的最后岁月都笼罩在屈辱和尴尬之中。他入清后曾回乡省亲，在泉州建造府第。洪府落成后，没有一个亲友、故旧上门。就是洪承畴的母亲和弟弟洪承 都拒绝入住。洪承 痛感国家灭亡、兄长投敌，发誓“头不戴清朝天，脚不踏清朝地”，偕母亲避居船上，泛江隐居。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心力交瘁的洪承畴年老体衰、目疾加剧，第二年正月解任回京。
最尴尬的是，洪承畴既受到明朝遗民的强烈排斥，也没有真正被清朝接受。入关之初，洪承畴建议满族权贵汉化，学习儒家礼仪。而汉化了的满族人接受了儒家的纲常伦理，也像明朝朝野一样认为洪承畴名节有亏、不忠不孝了。洪承畴镇抚南方凯旋回京养老，如何安置他就成了朝廷的一大难题。没有预想中的封赏，也没有贴心的安抚，朝野用怪怪的目光注视着年迈的洪承畴走回朝堂。
洪承畴在清朝经历了皇太极、多尔衮、顺治和康熙四个时期。皇太极只是将洪承畴作为顾问而已，并未真正重用；多尔衮和顺治两人真正重用洪承畴，但也没让他进入决策层。公元1661年，顺治皇帝驾崩，其子康熙继位。四大满族大臣分割了辅政大权。而洪承畴已到古稀之年，顶着大学士的空头衔，备受冷落，不得不奏请退休。像洪承畴这样重要的人物退休，朝廷必须对他的功劳有所酬谢。经过几番讨论，康熙皇帝授以洪承畴微不足道的三等轻车都尉世袭职衔。洪承畴牺牲名节、效力二十年、几经大战引导清朝坐稳江山，只换来了小小的轻车都尉，恰好又给谴责他的人提供了挖苦讽刺的新内容。
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洪承畴去世，享年73岁。清朝追赠少师，谥号文襄，葬他于北京。此时，洪承畴在清朝官方文献中的地位起码还是正面的。到了乾隆时期，满族权贵已经完全汉化了，各地汉人的反清情绪渐渐平息，满汉思想文化开始交融。乾隆皇帝以儒家圣贤后裔和华夏共主自居，与汉族文人相唱和，开始褒扬史可法、黄道周等忠君爱国的榜样。洪承畴“叛明”的污点开始掩盖“效清”的功绩，形象颠倒了过来。清朝将洪承畴列入《贰臣传》，只是念其功大列为甲等贰臣。
2010年09月12日 11:06 凤凰网历史 【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10条
核心提示：读书人肚子里的知识和才华，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才能展现出来，同样，只有把知识才华运用到具体实践上，读书人才能施展抱负、体现价值。而儒家学问是积极入世的学问，深谙其道的读书人更是希望齐家治国、兼济天下。所以古代读书人都面临一个入世当官的问题，说到底这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如何与权力相结合实现价值的问题。
黄道周与洪承畴 连环画封面
本文摘自《给历史把脉之大案人心》 作者：张程 出版社：中国画报出版社
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闰六月，大学士洪承畴转任“招讨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前往南京。此时，南明弘光政权刚刚覆灭，江南硝烟未灭，洪承畴此行的目的就是招抚东南各地。
南京监牢中关押着一个叫沈百五的普通老人，罪名是反清。洪承畴上任伊始，亲自带着礼物去牢房中探访沈百五。由于反清被捕入狱的人不计其数，以洪承畴的身份为什么对一个行将入土的老头如此礼遇呢？原来这个沈百五没有权势也没有声望，但对洪承畴有恩。
几十年前，沈百五曾在一家客店中遇到过贫困不堪的洪承畴。当时洪承畴只有十几岁，衣衫褴褛、饥肠辘辘。沈百五却认为眼前这个破烂孩子气质非凡，日后会成为朝廷的栋梁之材——沈百五心中的朝廷自然是大明王朝。他不但供给洪承畴衣食，还热情邀请洪承畴到自己家里做客。洪承畴感恩戴德，尊称沈百五为伯父，中举做官后还有书信往来。如今见沈百五做了阶下囚，洪承畴赶紧过来相救。
牢房中，沈百五身形憔悴、双目失明，瘫坐在地上，洪承畴悲从心来，上前就抱住沈百五哭泣。沈百五故意装作不认识来人，说：“我眼睛瞎了，你是谁？”洪承畴回答：“小侄是洪承畴，伯父记得吗？”不想，沈百五破口大骂：“洪公受朝廷厚恩，早已殉国了！你是什么奸人？”洪承畴尴尬地听着，小声劝沈百五归顺清朝，出狱安享晚年。沈百五骂得更凶了，一口一个“奸贼”，质问洪承畴为什么要陷自己于“不义”。洪承畴听了多时骂，见沈百五无心归顺，只好默默走开了。沈百五随即被杀。
这只是洪承畴在南京遭遇尴尬的开始。人们普遍排斥洪承畴。每一次审讯或者招降，他不是无果而终就是被挖苦痛骂。洪承畴审问抗清兵败被俘的江南神童夏完淳时，16岁的夏完淳对满堂官吏说：“我从小听说我朝有个洪亨九（洪承畴字）先生，忠君报国，在松山以身殉国，震惊中外。我钦佩他的忠烈，立誓以身报国，不落在洪先生的后面。”这番话让洪承畴无言以对。有个随从以为夏完淳不认识洪承畴，指点说堂上坐着的正是亨九先生。夏完淳趁机指着洪承畴的鼻子，大骂起来：“洪先生为国牺牲，天下人人皆知。先帝亲自设祭，满朝痛哭哀悼。堂上的奸贼怎敢冒充先烈，污辱忠魂！”还有一次，洪承畴审问吴中义军首领孙兆奎。之前，清军攻破扬州时没有找到督师史可法的尸体，社会上一直流传“史可法未死”。所以洪问孙之前在明军中，知道在扬州守城的史可法是否真的战死了。孙兆奎反问洪承畴之前在北方，知道在松山殉国的洪承畴是否真的殉国了。洪承畴再次哑口无言。
南明隆武朝大学士黄道周在江西坚持抗清，被俘后押解到南京。洪承畴亲自前往劝降，走到囚室面前，看到黄道周手书的一副楹联：
史笔流芳，虽未成名终可法；
洪恩浩荡，不能报国反成仇。
对联用谐音嵌字的方法，暗藏“史可法忠”、“洪承畴反”。这代表了当时社会对洪承畴和史可法两个明朝大学士的普遍看法。
作为投降清朝、为清朝充当马前卒的前明大学士，洪承畴在南方关系盘根错节，声望犹存，应该是招抚东南的理想人选。不想，江南士人根本不承认洪承畴的存在。他们更希望“洪承畴”已经死了，是一个停留在史册上的光辉名字。洪承畴早年的学生金正希跑到南京来看望老师，说写了篇文章请老师指点指点。洪承畴满心烦恼，无心斟酌文章，借口眼睛有病不想看。金正希坚持要读给老师听。于是，他当众展开书卷，高声朗诵起了上一年上吊殉国的崇祯皇帝为洪承畴写的悼词《悼洪经略文》。顿时，满堂皆惊。侍卫清兵慌忙冲进来把金正希关入死牢。大堂之上，听着掷地有声的文字和旧日学生的呼喊，洪承畴仿佛回到了自己的前半生，又变回了那个东征西讨的明朝大臣。
洪承畴出生于福建的贫寒人家，小时候辍学在家帮母做豆干维持生计。每天天刚蒙蒙亮，洪承畴就开始走街串巷叫卖豆干。与一般农家少年不同的是，洪承畴卖豆干之余常趴在村学的窗子上听课，自学学会了做对子。村学先生发现洪承畴好学，免费收他为徒。重返校门后，洪承畴除了科举课业成绩优异，还读了大量经世致用的书，从小表现出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这在僵化庸碌的晚明乡村，难能可贵。先生给了他“家驹千里，国石万钧”的评语。
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23岁的洪承畴中举，次年殿试得二甲第十四名，赐进士出身，正式进入官场。
从万历到天启年间，洪承畴过着按部就班的生活，默默无闻。崇祯皇帝即位后，洪承畴开始迅速崛起。崇祯皇帝对洪承畴有着知遇大恩。事情的起因是从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起，陕西爆发了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人的起义，上百支起义军此起彼伏，震惊朝野。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洪承畴刚刚升陕西督道参议，来到此地。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起义军进攻韩城，时任三边总督杨鹤无将可调，病急乱投医，让洪承畴领兵出战。不想，洪承畴大败起义军，解了韩城之围，名声大噪。之后，洪承畴被擢升为延绥巡抚，开始大展拳脚。他的主要成绩是镇压了陕西的农民起义。杨鹤对起义军奉行“招抚政策”，洪承畴则反其道而行，大力清剿，杀人无数，得名“洪疯子”。洪疯子令人发指的做法是连投降的农民军都照杀不误。他的解释是，起义军常在力竭之时诈降，养精蓄锐后再反，明朝多次剿而无功就是对起义军太仁慈了。洪承畴的做法效果显著，因功继杨鹤之后升任总督。他集中兵力，全力清剿起义军，取得“西澳大捷”，扭转明军颓势。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崇祯皇帝让洪承畴在三边总督基础上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衔，总督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五省军务，将关内的军事大权托付给他。洪承畴不负皇恩，接连取得镇压农民起义的胜利，俘杀高迎祥，多次打败李自成。李自成最后仅带18骑逃入陕南商洛山中。
至此，实干起家的洪承畴成了明朝的栋梁和崇祯的股肱之臣。
所以当关外清军夺关南下，扫荡京师的时候，崇祯皇帝和大臣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调洪承畴来主持对清军作战。于是，洪承畴从陕西风尘仆仆来到北方，任蓟辽总督，主持辽东军务，指挥帐下八位总兵官的13万精兵。当时，明军和清军围绕山海关和锦州地区展开激烈争夺。清军一旦占领此地，就打开了进军北京灭亡明朝的大门。可以说，朝野把王朝的安危寄托在了洪承畴的身上。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年初，清军主力围攻锦州，锦州守将祖大寿告急。洪承畴率军迎战。决定明清命运的大会战在锦州城下爆发。
洪承畴作战思路很明确，就是稳扎稳打、缓慢逼近锦州。因为一方面是敌攻我守，明军适宜步步为营，见招拆招；另一方面是洪承畴帐下军队159来自各地，内部存在复杂的协调和平衡的问题，不适宜大兵团集体作战。他的这一思路起初获得了崇祯皇帝的首肯，开始时也因为这一思路控制住了制高点，挫败了清军的主动进攻。在取得初步成绩后，好大喜功又生性多疑的崇祯皇帝听信新任兵部尚书陈新甲的急战意见，下令洪承畴迅速进攻，寻找清军决战。陈新甲还派出监军到前线督促洪承畴速战速决。洪承畴迫不得已，只好督率大军大跨步前进。皇太极得报，倾全国之力，绕开明军主力，进攻后方塔山，切断了明军的粮草供应。明军军心动摇。各部总兵官主张撤退，洪承畴和大家商定共同突围。不想，诸将去意已决，违犯军令，争相撤军。先是大同总兵王朴连夜率部逃跑，接着马科、吴三桂二部跟着难逃。清军趁机追杀，十几万明军土崩瓦解，五万多人被杀，自相践踏而死和跳海而死的不计其数。这场主力会战以明朝的惨败告终。
洪承畴率领万余残兵败将逃入松山城，被清军团团围住。此后半年，洪承畴组织的突围无一成功，而外线明朝援军畏战，不敢救援。松山弹尽粮绝，清军在降将的配合下一举攻破城池，洪承畴被俘。被围更久的锦州明军在祖大寿率领下投降清军。从此，明朝失去了辽东，无力对清军再战。
噩耗传来，朝野震惊。大臣们都以为洪承畴必死无疑，崇祯皇帝极为悲痛，辍朝三日，以王侯规格祭祀洪承畴，“予祭十六坛”，七日一坛，并亲自致祭，颁布《悼洪经略文》昭告天下。洪承畴得到了人臣所能得到的最大的哀荣。尽管洪承畴要对辽东战败负相当的责任，但朝野臣工开始并没有追究、指责他。相反，陈新甲和前线监军等人被弹劾要对战败负责。祭到第九坛时，更大的噩耗传来：洪承畴降清了！明朝赶紧停止对洪承畴的祭祀，改为讨伐鞭挞。
洪承畴降清为明朝社会接受不了的，除了“屈身事蛮夷”一点外，是他辜负了皇上的厚恩和朝野对他的期望，没有以身殉国，更是他降敌卖国，于名节有亏。
黄道周就义前，撕破衣襟留下血书：“纲常千古；节义千秋。”儒家的纲常伦理和个人的名节忠义，是历史评价一个人物的基本标准。黄道周力撑危局，慷慨赴义，名垂青史；而洪承畴既不能抗敌报国，又辜负了皇帝的厚恩和朝野的厚望，竟然叛国投敌，当然要遗臭万年。这都没有问题，问题是人们忽略了：洪承畴为什么要降清？他降清后都做了些什么？
洪承畴是经过心理挣扎才投降清朝的。他儒学根底深厚，自然知道纲常伦理，重视个人名节。被俘之初，洪承畴不发一言，对来劝降的人闭目不见，只求速死。求死和求降的转变是怎么完成的呢？肯定不是皇太极和庄妃这对夫妻施展美人计的结果。倒是比洪承畴早降清的汉人范文程抓住了洪的心理——这个范文程是范仲淹的后裔，当初主动投奔清朝，引起了大明朝野不小的骚动。范文程来劝降的时候，洪承畴根本就不看他，闭目养神。范文程也没想一次就能劝降洪承畴，丝毫不提招降之事，反而和洪承畴大谈诗书典籍。洪承畴久居兵戎，又身陷塞外，竟然听到中原掌故和儒家典籍，耳目一新，睁眼和范文程相谈甚欢。谈话间，房梁上落下来一块燕泥，正掉在洪承畴的衣服上。洪承畴一面说话，一面轻轻地把它掸掉。范文程看在眼里，不动声色，回去奏报皇太极：“洪承畴不死矣。承畴对敝袍犹爱惜若此，况其身耶？”
的确，洪承畴并没有必死之心。他对人世有深深的留恋。从小，洪承畴就立志要治国平天下，从政后事业心很重。他办事务实狠辣，涉猎广阔。被俘时，洪承畴50岁，身体还很好，能力卓越，政治经验丰富，正处于迎接事业新辉煌的关键时刻。原本想着大干一场，突然成了阶下囚，洪承畴不甘心。
皇太极很赞同范文程对洪承畴的判断，对洪承畴的恩遇更加优厚，希望招降为己所用。良禽择木而栖。崇祯和皇太极相比，崇祯乖戾多动、政无定法、吝啬多疑，政治上极不成熟；皇太极则稳重厚道，文韬武略远在崇祯之上，他统率的清王朝朝气蓬勃，正处于茁壮成长时期。回想崇祯皇帝治下明朝臣子的遭遇（比如袁崇焕、孙传庭），再看看皇太极治下清朝百官的状态和前途，洪承畴的心理天平开始朝皇太极和清王朝一边倾斜了。直到有一天，皇太极见洪承畴衣服单薄，当即脱下身上的貂裘披在洪承畴的身上，洪承畴大受感动。他有治国平天下的能力和经验，就缺少需要皇帝支持的“天时”了，当即表示归顺大清。皇太极喜出望外，宣布找到了平定天下的向导。
洪承畴对清朝统一中国，的确起到了向导的作用。公元1644年，李自成进攻北京城，执政清朝的多尔衮率军l0万大举南下，意在趁火打劫。走到辽河，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皇帝自缢的消息传来，洪承畴马上建议161改变行军方案，从蓟州、密云出其不意，直趋北京。清朝采纳洪承畴的建议，定下了取代明朝一统江山的大方针。在进军途中，洪承畴又建议清军做好宣传，“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布告各府县，开门归降，官则加升，军民秋毫无犯。若抗拒不服，城下之日，官吏悉诛，百姓仍予安全。有首倡内应者，破格封赏”。他的建议被再次采纳了，收到很大的政治效果，所过州县和沿途明朝部队大多主动归顺。清朝入主北京后，洪承畴又推动清朝沿袭明朝的典章制度，举荐许多明朝官吏，迅速完善和壮大清朝的国家机器。他还建议满族权贵学习汉族语言文字，了解汉人礼俗，提倡儒家学说，淡化满汉民族差异。清王朝能够快速平定北方，取代明朝，洪承畴在其中居功甚伟。顺治皇帝非常器重洪承畴，以洪承畴仕明时的原职任命他为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入内院佐理军务，授秘书院大学士。
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豫亲王多铎攻占南京，消灭南明弘光政权。多尔衮在南方悍然推动剃发，反对者杀无赦，激起南方抗清浪潮。洪承畴在危难之际受命取代多铎，坐镇南京，招抚东南各地。尽管遭到了南方人一致的挖苦谩骂，洪承畴的南京生涯依然取得了杰出的政绩。他以原官留任为条件，和平招降了宁国、徽州、九江、南昌等十三府，让大片地区远离战火；采取了一系列免赋兴利、减轻百姓负担的措施，尽量恢复生产，安定秩序。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南明桂王政权在农民军支持下，在云贵立国。洪承畴又一次受命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总督军务。他先在岳州设伏大败孙可望部农民军，迫使桂王政权收缩。清军平定云南后，洪承畴力主放缓军事行动，招抚百姓恢复生产，使云贵地区逐渐安定下来。孙中山先生从保全地方、安定社会的角度，曾写诗赞誉洪承畴：“生灵不涂炭，功高谁不知。”
总之，洪承畴降清后辅助政务，招抚南方，长达16年，对明末清初的社会顺利变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降清之后的政绩远远超过了在明朝镇压农民军的政绩，是他实现抱负施展才华最辉煌的成就。
后人往往用一个历史人物的作为对后代产生的客观效果来褒贬他的价值，其中有不合理的地方。因为这忽视了历史人物所作所为对当时产生的影响。从这点出发，洪承畴的作为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客观效果，但叛国降敌在“当时”产生的消极效果应该考虑在内。笔者无意为洪承畴翻案，只想跳出“后世”与“当时”孰轻孰重的逻辑之外，谈谈读书人的政治作为问题。
读书人肚子里的知识和才华，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才能展现出来，同样，只有把知识才华运用到具体实践上，读书人才能施展抱负、体现价值。而儒家学问是积极入世的学问，深谙其道的读书人更是希望齐家治国、兼济天下。所以古代读书人都面临一个入世当官的问题，说到底这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如何与权力相结合实现价值的问题。
只有牢固掌握了权力，读书人才能从容施展才华，贯彻意志，因此能办事和办好事的前提不再仅仅是拥有满腹经纶，而是如何与权力来个亲密接触。洪承畴的例子就很明显。他为什么在万历和天启朝默默无闻，就是因为没有引起朝野和皇帝的注意，官职低微；他能够贯彻自己的意志，大力清剿农民军，前提也是崇祯皇帝赋予了他总督各省兵马的大权；他在清朝的政绩远远超越在明朝的政绩，除了混乱局势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外，主要的还是多尔衮和顺治皇帝两代的宠信。洪承畴是个务实的人，在政治上野心勃勃，所以宁愿名节有亏，承担千夫所指的风险，也要投奔一个信任自己、能给自己施展拳脚的光明前途。
慷慨赴死不容易，找到适合自己的舞台、干出实绩来同样不容易。
明末读书人热衷党争，党同伐异之风一直持续到南明也没有停止。洪承畴相比那些空谈纲常伦理实则误国祸民的读书人，孰高孰低？
洪承畴的遭遇在中国历史上并非特例，而是一个相当普遍的历史现象。许多人有经世济民之志，为了实现志向和权力紧密结合，却不为人理解。比如距离洪承畴不远的张居正，为了改革江河日下的明朝政务，和内廷太监冯保亲密合作，提携改革同辈，大刀阔斧革新政治。张居正的改革取得了实效，但他勾结太监确保权力的做法直接伤害了朝廷的政治体制，任命亲党的做法更是为人诟病。张居正生前死后，都面临如潮般指责，最后落得抄家夺爵的悲惨下场。说到结党营私，更明显的是北宋改革家王安石。
王安石为了推行改革，采取了两条“不透亮”的权力手段：一条是曲意迎合皇帝，一条是任用新党排斥旧党。但是皇帝的改革意志既符合王安石的思想，又能给他带来巨大的权力，设身处地为王安石着想，他是迎合呢还是拒绝呢？至于结党营私，既然旧党强烈谴责王安石改革，拒绝合作，王安石不团结一批改革同党，如何在朝廷立足，又如何推进改革？说到遭受谴责最多、名声最差的历史人物，五代时期的冯道可能是其中一个。冯道被讽刺为“政坛不倒翁”，在皇帝走马灯般换来换去的情况下能够保持官位，屹立不倒，的确有有奶就是娘、谁强就朝谁磕头的不对的地方。然而，除了冯道的软弱和没骨气，后人找不出他在政治上有什么负面的作为。相反，冯道在乱世中设法保全了大批朝野官员，制止了若干军阀的强暴行为，为减轻中原的杀戮和动荡做出了幕后贡献。
试想，冯道要想找一个地方隐居，著书立说，去批评乱世，并非难事——这恰恰是批评冯道的许多读书人在乱世做的事。但那样他的能力和学识就荒废了，而朝代频繁更迭的中原，乱象会增加几分。历史人物是复杂的，对于冯道、王安石、张居正这样的人，单纯的指责是不对的。
可惜，人们习惯于用“忠与奸”、“好与坏”的两极化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在这种标准下，历史人物要么是忠臣要么就是奸贼，要么是忠君要么就是卖国。洪承畴曾为感激崇祯皇帝的宠信，写了副对联贴在厅堂上：“君恩深似海，臣节重如山。”降清后，有人将这副对联各加一字：“君恩深似海矣！臣节重如山乎？”在改对联的这个人的心目中，皇帝对你有恩，你就要誓死报效。可是，“君恩”也好，“臣节”也罢，哪是简单的一两句话能说清的？
简单化的评价标准让洪承畴的最后岁月都笼罩在屈辱和尴尬之中。他入清后曾回乡省亲，在泉州建造府第。洪府落成后，没有一个亲友、故旧上门。就是洪承畴的母亲和弟弟洪承 都拒绝入住。洪承 痛感国家灭亡、兄长投敌，发誓“头不戴清朝天，脚不踏清朝地”，偕母亲避居船上，泛江隐居。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心力交瘁的洪承畴年老体衰、目疾加剧，第二年正月解任回京。
最尴尬的是，洪承畴既受到明朝遗民的强烈排斥，也没有真正被清朝接受。入关之初，洪承畴建议满族权贵汉化，学习儒家礼仪。而汉化了的满族人接受了儒家的纲常伦理，也像明朝朝野一样认为洪承畴名节有亏、不忠不孝了。洪承畴镇抚南方凯旋回京养老，如何安置他就成了朝廷的一大难题。没有预想中的封赏，也没有贴心的安抚，朝野用怪怪的目光注视着年迈的洪承畴走回朝堂。
洪承畴在清朝经历了皇太极、多尔衮、顺治和康熙四个时期。皇太极只是将洪承畴作为顾问而已，并未真正重用；多尔衮和顺治两人真正重用洪承畴，但也没让他进入决策层。公元1661年，顺治皇帝驾崩，其子康熙继位。四大满族大臣分割了辅政大权。而洪承畴已到古稀之年，顶着大学士的空头衔，备受冷落，不得不奏请退休。像洪承畴这样重要的人物退休，朝廷必须对他的功劳有所酬谢。经过几番讨论，康熙皇帝授以洪承畴微不足道的三等轻车都尉世袭职衔。洪承畴牺牲名节、效力二十年、几经大战引导清朝坐稳江山，只换来了小小的轻车都尉，恰好又给谴责他的人提供了挖苦讽刺的新内容。
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洪承畴去世，享年73岁。清朝追赠少师，谥号文襄，葬他于北京。此时，洪承畴在清朝官方文献中的地位起码还是正面的。到了乾隆时期，满族权贵已经完全汉化了，各地汉人的反清情绪渐渐平息，满汉思想文化开始交融。乾隆皇帝以儒家圣贤后裔和华夏共主自居，与汉族文人相唱和，开始褒扬史可法、黄道周等忠君爱国的榜样。洪承畴“叛明”的污点开始掩盖“效清”的功绩，形象颠倒了过来。清朝将洪承畴列入《贰臣传》，只是念其功大列为甲等贰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