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戴跃侬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1年02期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00)06－0003－05
当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之后，社会主义就必然面临一个与资本主义并存、交叉的历史时期，并随着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壮大，最终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替代。由于这一过程将持续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加上多年来社会主义在建设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挫折和失误，难免导致人们产生这样那样的困惑。中央党校曾做过一次小范围随机抽样调查，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自己现在搞清楚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吗？”回答“搞清楚了”的占24%，回答“还不完全清楚”的占66%，还有4%的人回答“根本不清楚”。人们之所以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并生出许多认识偏差和错误观念，其缘由就在于我们对社会主义认识过程的曲折性和历史探索的艰巨性。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时多次讲，我们过去对“什么叫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1](p.63)“并没有完全搞清楚”[1](p.137)。而要正确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命题，必须从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进程、理论、运动、制度、社会、体制、模式、特征、原则、道路、机制、本质这12个方面对社会主义进行全面的考察和描述，才能比较完整和全面把握社会主义的内容。以往我们之所以对社会主义产生这样那样的困惑，原因就在于没能对社会主义进行全面的考察和描述。下面就人们在当代社会主义问题上的某些困惑作一剖析。
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入低谷动摇了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
科学社会主义自诞生以来，从理论到实践，再从一国到多国的胜利……这一漫长的150年间先后经历了两次高潮和两次低潮。
第一次高潮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到1871年巴黎公社成立。1872年至1904年，是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年代，也是工人运动沉寂的年代，社会主义运动出现第一次低潮。第二次高潮从1905年俄国民主革命到1959年古巴革命的胜利。但社会主义运动并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顺利发展，从60年代开始，包括中苏论战在内，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分裂，出现了第二次低潮。70年代起，苏联经济发展速度减慢并逐渐停滞不前，加上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教条化，使社会主义发展陷入困境。尤其是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再次跌入低谷。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一部分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动摇了他们的社会主义信念。
纵观这150年的历史，可以看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是“平坦的涅瓦大街”，而是在曲折的斗争中发展的。1989～1991年间的苏东剧变，被视为资本主义战胜共产主义的标志，而社会民主党人则认为它标志着民主社会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胜利。但剧变之后，中国社会主义的崛起和腾飞、原苏东国家经济形势的恶化，雄辩地表明国际共运史上的这一严重曲折，并没有改变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反倒使人们经受锻炼，汲取教训，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可见，社会主义每经历一次挫折，就受到一次锻炼和考验。而每一次挫折后的重新高涨，都使社会主义运动水平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在当代社会主义遭受挫折的情况下，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自从在本世纪初变为现实后，曾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改变了时代的发展方向，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寝食不安。可是苏东剧变这股冲击波遍及世界各地，尤其是对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冲击很大，有的政党因经不住打击而自动解散；有的政党迫于压力或者其他原因而更名易帜。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家断言：在20世纪崛起的共产主义也将在20世纪内灭亡，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就要“破产”了。对此，邓小平明确指出：“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1](p.321)“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住”[1](p.346)。后来他又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对社会主义的挫折作了深刻的分析：“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1](p.382－383)对于苏东剧变后的形势，他认为也要辩证地看：“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1](p.383)认真学习领会邓小平的论述，有助于我们廓清思想上的模糊认识，正确看待社会主义所经历的曲折。我们应当冷静地看到：
第一，社会主义在苏东的失败，仅仅是一种落后于时代的、僵化的、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而绝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从社会主义发展的角度看，这个模式也是人类在历史上对社会主义的一次大规模和长时间的试验。这个模式曾经有过自己的辉煌，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它留下了丰富的经验教训，世界各国将从中学习借鉴，并将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从这一角度看应当说是有益的。
第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将成为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前进的强大力量。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崛起，表明一个国家一个党，只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制定正确的理论与政策，社会主义事业就能蓬勃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带有中国特色，同时也包含了若干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意义的东西，这些都将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宝贵财富。
第三，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性转折，展现了社会主义曲折前进的历史轨迹。她虽然在一些国家遭到挫折和失败，但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只不过是一时的现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标志着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希望。总结历史上挫折失败的教训，借鉴社会主义成功的经验，可以期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过反思和自我教育，必将以更强大的力量走上复兴和胜利的道路，从低谷走向新的高潮。
二、计划与市场的论争干扰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特征的认识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分析，预测了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发展及其特征。恩格斯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2](p.757)。尽管后来的实践证明，由于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上述预测有不切实际的方面，但人们一直错误地认为有计划地组织生产代表着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将计划经济视作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从而排斥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将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引发了计划与市场的论争，干扰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认识。
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曾经注意在国民经济中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但后来由于国家被迫进入“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在经济生活中实质上取消了商品货币关系，实行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直接分配、余粮收集制、工人消费品配给制等。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苏维埃俄国又恢复了商品货币关系，但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经济的命运问题，列宁并没有改变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因为当时还没有这方面的实践经验要求改变原有的理论观点。30年代，苏联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否定商品货币关系的观点又开始流行起来。这种观点虽在联共（布）十七大上受到批评，但当时在理论上并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经济存在的客观依据问题。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第一次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仍然存在着保存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客观必然性，指出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并存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商品生产存在的根本原因。但这一认识仍有很大局限性，他承认个人消费品是商品，而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他主张利用价值规律，但又否认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生产的调节作用。导致在很长时间内，社会主义国家都受到这种理论的影响。
我国在建国初期，比较注重发展商品经济，并卓有成效地把商品货币关系作为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工具。之后，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长期以来我们在商品经济问题上，并没有能够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以致我国长期处于一种经济不发达状态，人民的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进而影响到人们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认识，一些人信念开始动摇，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产生了怀疑。邓小平作为一位富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当代经济发展的特点，第一次打破了对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迷信，打破了人们对市场经济的顾虑和禁忌，充分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利用市场经济这种手段，充分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积累起来的有利于社会大生产、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切市场经济的经验，引用过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多次谈到这个问题。早在1979年11月，他就作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1985年10月，他又明确指出：“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1](p.148-149)“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p.373)，都是方法，只要对生产力发展有好处，就可以利用。1992年1月，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进一步明确指出：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廓清了人们将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社会本质特征的模糊认识，突破了人们在市场经济这一问题上的认识禁锢。通过这几年的实践，人们对邓小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1](p.373)，“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p.373)的著名论断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事实证明，也只有突破这个禁区，敢于借鉴资本主义制度下积累起来的有利于社会大生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切有关市场经济的经验，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才能让人民群众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进一步坚定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p.373)
三、贫富差距现象影响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
马克思、恩格斯在关于社会主义的经典论述中指出：“劳动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正如第三等级即市民等级解放的条件就是消灭一切等级一样。”[3](p.194)“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3](p.286)这就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这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及其他一切剥削制度的根本区别。同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认为，在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之后，社会个人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并认为“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是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标志。但是，由于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从我国现阶段的具体国情出发，从政策上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并承认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加快，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也不断增大。既然有非公有制经济存在，那么就必然出现雇工、剥削现象。在社会分配上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允许“按资分配”，即非公有制经济的经营者、业主通过投资获得大量收入。此外，还有人们通过储蓄、购买股票、股份、房屋出租等形式获得经济收入的“按资分配”。而且，这些“按资分配”的收入，在一部分人的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按资分配”必然会造成社会成员之间经济收入的差距，再加上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工资差距，使得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扩大。这些无疑是与科学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共同富裕”的原理相矛盾的。面对这种矛盾，有些人把“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分配原则这一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说成是“传统”理论，认为在我国现阶段不应再讲这一理论。对“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又有一些人表示担心，认为我国已出现两极分化；还有一些人十分害怕，不敢承认这种差距扩大的事实。对此，我们认为：
第一，不能把“按劳分配”简单地说成是“传统”理论，认为不适合于我国现阶段。江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现阶段“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这实际上就是再次强调了“按劳分配”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我们今天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方向，就包括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资分配”作为“按劳分配”的补充必然会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江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的这段话，就是要求人们正确理解和对待按资分配，承认社会成员利用手中的资本进行投资所获得的回报是正当合法的收入。从政策上鼓励人们把剩余资金更多地用于投资，以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这样做，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怎样看待现阶段存在的“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在现阶段允许有“贫富差距”，应该说是我们采取“打破平均主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政策导向的预期结果，也是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当然对这一现象所引起的社会问题，应高度重视并积极加以引导解决。首先，我们应当承认，在先富起来的群体当中，有不少人是依靠党的富民政策，合法经营、诚实劳动致富的，对这部分人，我们应给予充分肯定、支持和鼓励，并以他们为榜样，带动全体人民共同致富。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领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4](p.152)其次，对于那些非法牟取暴利而致富的人，政府将通过加强法制，予以打击。而对于那些因政策上的不完善而导致的某些行业过度收入，造成社会分配不公的，则在政策上作出相应的调整，加以控制。
第三，不能将现阶段表现出来的“贫富差距”简单地视为我国已出现“两极分化”。对于客观上存在的贫富差距扩大现象，中央已予以高度重视并在政策上加以宏观调控，近几年来，通过加大税收力度等宏观调控措施来抑制贫富差距扩大现象，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党的十五大提出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这是完全符合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的英明决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下，允许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并不会动摇和削弱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改变我国的社会性质，相反，这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特定时期的必要补充，目的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提高，逐步缩小贫富差距，通过让部分地区和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动后富，进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当然导致人们对社会主义产生困惑的原因还有很多，比如社会转型新旧观念的碰撞问题、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磨合问题、一些党员干部的腐败问题等等。总之，要正确认识当代社会主义，说到底就是既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要从我国目前所处特定历史时期的客观实际出发，正确看待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首先，要科学分析和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曲折的发展进程这一问题。恩格斯说：“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历史上所显露出来的辩证的发展，就是经过一切迂回、曲折和暂时退步而由低级到高级的前进运动。”[2](p.281)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表明，任何一种旧制度的灭亡和新制度的产生，都要经历漫长的过程。封建制度取代奴隶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都经历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并交织着曲折、反复的斗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列宁在阐明帝国主义是垄断的、寄生腐朽的和垂死的资本主义这一原理时，也指出垄断经济存在着停滞腐朽与迅速发展并存的两种趋势。战后由于科技革命的推动，加之资产阶级对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剥削花样的翻新，统治方式添加的“温和”色彩，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还能容纳较大的生产力，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使资本主义制度带病延年，就像患有绝症的病人，依靠先进的治疗手段和高档的药品来维持生命一样，出现了“垂而不死、腐而不朽”的现象，但它终究改变不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其次，要科学地运用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来正确看待初级阶段客观存在的一些社会现象。现阶段为了推动生产力的发展，采取多种形式来发展经济，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这就必然会出现理论与客观实际之间存在差异的现象。对此，我们应该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科学分析目前所存在的问题，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排除我们心中的疑虑和困惑，坚定不移走邓小平同志所指引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终以社会主义来取代资本主义。
收稿日期：1999－12－01
作者介绍：戴跃侬（1958－），男，江苏南通人，扬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主要从事教育管理和邓小平理论研究。扬州大学 校机关，江苏 扬州225009
作者：戴跃侬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1年02期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00)06－0003－05
当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之后，社会主义就必然面临一个与资本主义并存、交叉的历史时期，并随着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壮大，最终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替代。由于这一过程将持续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加上多年来社会主义在建设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挫折和失误，难免导致人们产生这样那样的困惑。中央党校曾做过一次小范围随机抽样调查，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自己现在搞清楚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吗？”回答“搞清楚了”的占24%，回答“还不完全清楚”的占66%，还有4%的人回答“根本不清楚”。人们之所以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并生出许多认识偏差和错误观念，其缘由就在于我们对社会主义认识过程的曲折性和历史探索的艰巨性。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时多次讲，我们过去对“什么叫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1](p.63)“并没有完全搞清楚”[1](p.137)。而要正确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命题，必须从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进程、理论、运动、制度、社会、体制、模式、特征、原则、道路、机制、本质这12个方面对社会主义进行全面的考察和描述，才能比较完整和全面把握社会主义的内容。以往我们之所以对社会主义产生这样那样的困惑，原因就在于没能对社会主义进行全面的考察和描述。下面就人们在当代社会主义问题上的某些困惑作一剖析。
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入低谷动摇了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
科学社会主义自诞生以来，从理论到实践，再从一国到多国的胜利……这一漫长的150年间先后经历了两次高潮和两次低潮。
第一次高潮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到1871年巴黎公社成立。1872年至1904年，是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年代，也是工人运动沉寂的年代，社会主义运动出现第一次低潮。第二次高潮从1905年俄国民主革命到1959年古巴革命的胜利。但社会主义运动并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顺利发展，从60年代开始，包括中苏论战在内，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分裂，出现了第二次低潮。70年代起，苏联经济发展速度减慢并逐渐停滞不前，加上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教条化，使社会主义发展陷入困境。尤其是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再次跌入低谷。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一部分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动摇了他们的社会主义信念。
纵观这150年的历史，可以看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是“平坦的涅瓦大街”，而是在曲折的斗争中发展的。1989～1991年间的苏东剧变，被视为资本主义战胜共产主义的标志，而社会民主党人则认为它标志着民主社会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胜利。但剧变之后，中国社会主义的崛起和腾飞、原苏东国家经济形势的恶化，雄辩地表明国际共运史上的这一严重曲折，并没有改变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反倒使人们经受锻炼，汲取教训，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可见，社会主义每经历一次挫折，就受到一次锻炼和考验。而每一次挫折后的重新高涨，都使社会主义运动水平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在当代社会主义遭受挫折的情况下，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自从在本世纪初变为现实后，曾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改变了时代的发展方向，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寝食不安。可是苏东剧变这股冲击波遍及世界各地，尤其是对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冲击很大，有的政党因经不住打击而自动解散；有的政党迫于压力或者其他原因而更名易帜。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家断言：在20世纪崛起的共产主义也将在20世纪内灭亡，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就要“破产”了。对此，邓小平明确指出：“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1](p.321)“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住”[1](p.346)。后来他又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对社会主义的挫折作了深刻的分析：“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1](p.382－383)对于苏东剧变后的形势，他认为也要辩证地看：“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1](p.383)认真学习领会邓小平的论述，有助于我们廓清思想上的模糊认识，正确看待社会主义所经历的曲折。我们应当冷静地看到：
第一，社会主义在苏东的失败，仅仅是一种落后于时代的、僵化的、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而绝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从社会主义发展的角度看，这个模式也是人类在历史上对社会主义的一次大规模和长时间的试验。这个模式曾经有过自己的辉煌，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它留下了丰富的经验教训，世界各国将从中学习借鉴，并将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从这一角度看应当说是有益的。
第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将成为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前进的强大力量。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崛起，表明一个国家一个党，只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制定正确的理论与政策，社会主义事业就能蓬勃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带有中国特色，同时也包含了若干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意义的东西，这些都将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宝贵财富。
第三，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性转折，展现了社会主义曲折前进的历史轨迹。她虽然在一些国家遭到挫折和失败，但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只不过是一时的现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标志着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希望。总结历史上挫折失败的教训，借鉴社会主义成功的经验，可以期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过反思和自我教育，必将以更强大的力量走上复兴和胜利的道路，从低谷走向新的高潮。
二、计划与市场的论争干扰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特征的认识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分析，预测了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发展及其特征。恩格斯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2](p.757)。尽管后来的实践证明，由于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上述预测有不切实际的方面，但人们一直错误地认为有计划地组织生产代表着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将计划经济视作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从而排斥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将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引发了计划与市场的论争，干扰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认识。
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曾经注意在国民经济中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但后来由于国家被迫进入“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在经济生活中实质上取消了商品货币关系，实行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直接分配、余粮收集制、工人消费品配给制等。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苏维埃俄国又恢复了商品货币关系，但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经济的命运问题，列宁并没有改变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因为当时还没有这方面的实践经验要求改变原有的理论观点。30年代，苏联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否定商品货币关系的观点又开始流行起来。这种观点虽在联共（布）十七大上受到批评，但当时在理论上并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经济存在的客观依据问题。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第一次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仍然存在着保存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客观必然性，指出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并存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商品生产存在的根本原因。但这一认识仍有很大局限性，他承认个人消费品是商品，而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他主张利用价值规律，但又否认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生产的调节作用。导致在很长时间内，社会主义国家都受到这种理论的影响。
我国在建国初期，比较注重发展商品经济，并卓有成效地把商品货币关系作为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工具。之后，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长期以来我们在商品经济问题上，并没有能够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以致我国长期处于一种经济不发达状态，人民的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进而影响到人们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认识，一些人信念开始动摇，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产生了怀疑。邓小平作为一位富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当代经济发展的特点，第一次打破了对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迷信，打破了人们对市场经济的顾虑和禁忌，充分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利用市场经济这种手段，充分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积累起来的有利于社会大生产、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切市场经济的经验，引用过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多次谈到这个问题。早在1979年11月，他就作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1985年10月，他又明确指出：“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1](p.148-149)“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p.373)，都是方法，只要对生产力发展有好处，就可以利用。1992年1月，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进一步明确指出：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廓清了人们将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社会本质特征的模糊认识，突破了人们在市场经济这一问题上的认识禁锢。通过这几年的实践，人们对邓小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1](p.373)，“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p.373)的著名论断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事实证明，也只有突破这个禁区，敢于借鉴资本主义制度下积累起来的有利于社会大生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切有关市场经济的经验，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才能让人民群众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进一步坚定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p.373)
三、贫富差距现象影响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
马克思、恩格斯在关于社会主义的经典论述中指出：“劳动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正如第三等级即市民等级解放的条件就是消灭一切等级一样。”[3](p.194)“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3](p.286)这就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这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及其他一切剥削制度的根本区别。同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认为，在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之后，社会个人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并认为“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是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标志。但是，由于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从我国现阶段的具体国情出发，从政策上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并承认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加快，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也不断增大。既然有非公有制经济存在，那么就必然出现雇工、剥削现象。在社会分配上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允许“按资分配”，即非公有制经济的经营者、业主通过投资获得大量收入。此外，还有人们通过储蓄、购买股票、股份、房屋出租等形式获得经济收入的“按资分配”。而且，这些“按资分配”的收入，在一部分人的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按资分配”必然会造成社会成员之间经济收入的差距，再加上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工资差距，使得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扩大。这些无疑是与科学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共同富裕”的原理相矛盾的。面对这种矛盾，有些人把“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分配原则这一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说成是“传统”理论，认为在我国现阶段不应再讲这一理论。对“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又有一些人表示担心，认为我国已出现两极分化；还有一些人十分害怕，不敢承认这种差距扩大的事实。对此，我们认为：
第一，不能把“按劳分配”简单地说成是“传统”理论，认为不适合于我国现阶段。江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现阶段“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这实际上就是再次强调了“按劳分配”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我们今天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方向，就包括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资分配”作为“按劳分配”的补充必然会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江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的这段话，就是要求人们正确理解和对待按资分配，承认社会成员利用手中的资本进行投资所获得的回报是正当合法的收入。从政策上鼓励人们把剩余资金更多地用于投资，以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这样做，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怎样看待现阶段存在的“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在现阶段允许有“贫富差距”，应该说是我们采取“打破平均主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政策导向的预期结果，也是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当然对这一现象所引起的社会问题，应高度重视并积极加以引导解决。首先，我们应当承认，在先富起来的群体当中，有不少人是依靠党的富民政策，合法经营、诚实劳动致富的，对这部分人，我们应给予充分肯定、支持和鼓励，并以他们为榜样，带动全体人民共同致富。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领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4](p.152)其次，对于那些非法牟取暴利而致富的人，政府将通过加强法制，予以打击。而对于那些因政策上的不完善而导致的某些行业过度收入，造成社会分配不公的，则在政策上作出相应的调整，加以控制。
第三，不能将现阶段表现出来的“贫富差距”简单地视为我国已出现“两极分化”。对于客观上存在的贫富差距扩大现象，中央已予以高度重视并在政策上加以宏观调控，近几年来，通过加大税收力度等宏观调控措施来抑制贫富差距扩大现象，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党的十五大提出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这是完全符合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的英明决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下，允许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并不会动摇和削弱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改变我国的社会性质，相反，这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特定时期的必要补充，目的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提高，逐步缩小贫富差距，通过让部分地区和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动后富，进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当然导致人们对社会主义产生困惑的原因还有很多，比如社会转型新旧观念的碰撞问题、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磨合问题、一些党员干部的腐败问题等等。总之，要正确认识当代社会主义，说到底就是既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要从我国目前所处特定历史时期的客观实际出发，正确看待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首先，要科学分析和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曲折的发展进程这一问题。恩格斯说：“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历史上所显露出来的辩证的发展，就是经过一切迂回、曲折和暂时退步而由低级到高级的前进运动。”[2](p.281)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表明，任何一种旧制度的灭亡和新制度的产生，都要经历漫长的过程。封建制度取代奴隶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都经历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并交织着曲折、反复的斗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列宁在阐明帝国主义是垄断的、寄生腐朽的和垂死的资本主义这一原理时，也指出垄断经济存在着停滞腐朽与迅速发展并存的两种趋势。战后由于科技革命的推动，加之资产阶级对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剥削花样的翻新，统治方式添加的“温和”色彩，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还能容纳较大的生产力，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使资本主义制度带病延年，就像患有绝症的病人，依靠先进的治疗手段和高档的药品来维持生命一样，出现了“垂而不死、腐而不朽”的现象，但它终究改变不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其次，要科学地运用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来正确看待初级阶段客观存在的一些社会现象。现阶段为了推动生产力的发展，采取多种形式来发展经济，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这就必然会出现理论与客观实际之间存在差异的现象。对此，我们应该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科学分析目前所存在的问题，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排除我们心中的疑虑和困惑，坚定不移走邓小平同志所指引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终以社会主义来取代资本主义。
收稿日期：1999－12－01
作者介绍：戴跃侬（1958－），男，江苏南通人，扬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主要从事教育管理和邓小平理论研究。扬州大学 校机关，江苏 扬州225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