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陆扬
探索与争鸣 2012年10期
大众文化价值观研究，这个命题如果演绎成一味的价值观导向研究，似乎很难脱离好为人师却未必受人欢迎的精英主义立场，或者说，从20世纪30年代就崭露头角的大众文化批判立场。在1960年代大众文化(mass culture)被努力正名为popular culture之前，“大众文化”的基础是“大众社会”(mass society)。它的前提在于大众是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中的无边散沙。个体和个体之间的关系，好比特定化学结构中原子和原子之间的关系，压根就是盲目运动不知所然，所以大众是典型的乌合之众。“大众社会”认知畅行其道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1930年代纳粹的兴起。无怪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大众文化痛心疾首，将之命名为“文化工业”，判定它是垄断资本和寡头政治联手，生产低劣文化产品来给工人阶级洗脑，总之是在追逐利润中控制思想，在思想控制中追逐利润。大规模的现代工业生产技术、大规模的现代消费市场，以及大规模覆盖的现代大众传媒，构成大众文化的三个要素。
今天我们的大众文化早已不是阿多诺笔下那个灰头土脸的“文化工业”形象。它同艺术的关系早已不是后者的仆从和跟班，早已反仆为主，成为我们文化强国战略中占尽天时地利好风水的“白马王子”，反之艺术假如不屑市场路线，或者跟不上市场路线，基本上要么是形影相吊、向隅而泣；要么是孤芳自赏、自娱自乐。即使在绘画、雕塑、音乐和文学这些聚集在“传统艺术”麾下的领域，也几无例外。即便是艺术殿堂中的新贵电影，如今票房年过百亿，稳坐文化产业冠军位置。它的观众上座人次则过10亿，在向11亿迈进。假如我们知道上个世纪80年代，这个数字是近300亿，那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30年间，中国电影东山再起，重现辉煌之后的一个直接结果，是昔年它的30位忠实拥趸，今天有29位被高票价挡在了影院大门外，最多在网络、电视、盗版碟片和公益映次中追慕电影的荣光。这当中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固非一言定断，但是期望政府能够有所作为，使电影重新成为名符其实的大众文化，应该不算是奢侈的要求。
2012年在美国毫无悬念地战胜《金陵十三钗》，先是获得金球奖，继而斩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伊朗影片《纳德与西敏——一次别离》，制作成本不过30万美元。影片讲述的故事同宏大叙事毫不相关，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常生活事件。妻子想出国，丈夫不舍染病的老父，于是不可避免一场离婚诉讼。但是我们看到的不是《包法利夫人》的现代版，甚至女主人公西敏出国要去哪里，我们也不得而知。想必是英国或法国吧，肯定不会是美国。她想去哪里其实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她像大多数美丽女性一样，不堪忍受机械刻板的现实生活。这就够了。但是，西敏离婚起诉的理由，其实说到底是丈夫纳德的大男子主义：想走就走吧，不肯说上一声挽留的话。事实上今天我们的许多婚姻，就是破裂在这样的双方赌气之中。这也可见纳德和西敏的感情，朴实而又真实。后来西敏卷铺盖去娘家，纳德不得不请保姆照顾老父，继而同保姆发生冲突而引出一场官司，西敏也是想尽办法筹措钱款，希望首先保得丈夫平安。这样一种相濡以沫的生活方式，与我们今天屏幕上司空见惯的夫妻斗法，示人如何趁火打劫、落井下石，或者移花接木、偷梁换柱攫取财产，完全不同。它是不是意味着伊朗还生活在一种前现代的朴素伦理之中？似乎未必。我不相信今日中国的道德水准会不如伊朗。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的道德和良知也在日渐苏醒。比如至少我们不再口是心非、满口鬼话、人人做出一派道貌岸然的模样。但是，这不等于说，我们的文化可以天马行空，唯利是图。影视作品示范怎样一种生活方式，怎样一种价值取向，至关重要。
《金陵十三钗》以它5亿人民币的天价耗资，拍得美轮美奂，回肠荡气，看得人热血沸腾、热泪盈眶。可是认真思量起来，它讲的又是怎样一个故事呢？是殚精竭虑、不遗余力地向美国人和好莱坞邀宠，虽然看上去壮怀激烈、英勇无比又风情万种，可是说到底，我们能从中感觉到多少真实和真诚？反之它是不是留给我们这样一个挥之不去的两难选择：非常情况下，生命和贞操哪个更为可贵？影片给出的答案明确无误：生命诚可贵，贞操价更高。
大众文化经常被比作塞壬的歌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中，就有过类似的比喻。塞壬无比曼妙的歌声，可以让人联想到《哈姆雷特》中丹麦王子“生存，还是毁灭”那一段著名独白：假如一把小刀就可以一了百了，解脱这罪恶高视阔步的疲惫不堪人生，带我们进入甜蜜梦乡，那该多么好啊。但是哈姆雷特马上意识到死亡是有去无回，所以终究是犹豫不决，彻底打消这一很难抵挡的诱惑。塞壬的歌声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解脱，意味着死亡。前者是最大的快乐，后者是最大的悲哀。俄底修斯采取的对策是，让水手用蜡封住耳朵，只管划桨，他自己则被结结实实绑在桅杆上面，敞开耳朵，就“可劲儿”来享用这凡人无缘染指的塞壬之歌吧。
塞壬唱的是什么？《奥德赛》第十二章里，写塞壬坐在鲜花盛开的绿野里，惯用缠绵悱恻的歌声，打发过路水手去往不归之乡，但见四周尸骨累累。俄底修斯他们一帆风顺，塞壬岛遥遥在望时，突然之间就一片死寂笼罩下来。终于，俄底修斯听到了塞壬的歌声：来吧，大名鼎鼎的俄底修斯，阿开亚人的光荣，听听我俩的歌唱吧。听过我们的歌，你心旷神怡，重启航程，更聪明十分。我们知晓众神天意莫测，加给希腊人和特洛伊人的所有苦难，还会告诉你这世上行将发生的一切故事。
“我俩”是说俄底修斯遭遇的塞壬，不多不少只有两名。即便串通其他神话版本，塞壬似乎也只有三名。所以塞壬究竟是什么形状，究竟是女妖、女仙还是女神，究竟是美少女、美人鱼，还是人面鸟身，这一切都无关重要。重要的是塞壬是紧缺资源，真所谓“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事实上人间只有聪明绝顶俄底修斯，靠着他那一帮闭目塞听的水手给他当奴隶，才有如此好福分。所以说塞壬的歌声该是仙乐和神曲，应当不是夸张。不仅如此，俄底修斯独独一人享用过这无比美妙的塞壬之歌，又安然逃出绝境之后，剩下塞壬自个儿又是什么心情？或者说，她们还能够无动于衷，一如既往用欲仙欲死的歌声，来诱惑海上水手吗？根据后来罗马神话的解释，一旦有人听毕塞壬歌声，又完好脱身，塞壬的命数也就到了尽头。这可见塞壬的诱惑，委实是在以性命作赌注。所以她们的歌声，其实也带着悲伤。
塞壬的歌声诱惑什么了？我们发现塞壬的诱惑不是肉欲，反之是最没有诱惑力的知识。想想浮士德怎样在中世纪的书斋里百无聊赖，以至于把《约翰福音》的第一句话“太初有道”改成“太初有为”，终而把灵魂出卖给魔鬼，换得在新鲜世界里的新鲜经验吧。塞壬没有跟俄底修斯说，过来吧，我们共沐爱河。反之是说我让你更加聪明，知道过去和未来的事情。这样一种诱惑事关知识，或者最多说故弄玄虚，承诺给人先知先觉的超验本领，跟七情六欲其实了无相干。这样来看，塞壬的诱惑，或者竟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精神诱惑？
按照阿多诺的看法，塞壬故事里，水手们如同现代社会受压迫的驯服工人，他们听不见塞壬的歌声，独知道这歌险恶万分，却毫无所知它的美妙，故而任由俄底修斯在桅杆上折腾，以保全主人和他们自己的性命。俄底修斯本人，则俨然就是压迫者的化身。可是他虽然听到了塞壬的绝妙歌声，却又无法实现歌声带来的快乐。事实是歌声的诱惑力愈大，身上的束缚愈紧。所以，对于压迫者来说，塞壬的歌声是没有意义的。塞壬的诱惑给中性化了，成为纯粹的观照对象，变成了艺术。艺术就是塞壬的歌声，是被启蒙理性挡在门外的足以置人于死地的快乐诱惑。所以俄底修斯作为启蒙的化身，一方面需要证明权力带来的果实，倾情享用诱惑，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用工具理性的绳索，结结实实绑住他那恣意妄为的身体。也许我们更愿意把塞壬的歌声比作叫人欲罢不能的流行歌曲。有时候，流行歌曲唤醒我们遥远的记忆，带着我们行将麻木的灵魂飘荡到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世界。有时候，它让俗不可耐的歌词变得格外亲切，让转瞬即逝的因缘变得依依难舍。大众文化似乎从来就是塞壬的歌声。可是假如我们把塞壬叫做凡间的缪斯，那又怎样？
当代中国处在社会转型时期，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受到冲击，新中国成立以来源于苏联模式的主导意识形态发生危机，中西文化融合与冲突趋势日益明显，文化日益呈现多元化走向。这样来看，随着大众文化从舶来品到本土中兴，成为今日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我们突然发现，就大众文化的基础价值判断而言，我们依然是在求诸或者已成明日黄花，或者东山再起、重振雄风的舶来理论。假如我们不认可当下大众文化的价值取向，比如，当流行歌曲风头不再，电影的热情意兴阑珊，真人秀异军突起，美女俊男在屏幕上川流不息扮演男找女、女找男、未婚找离异、离异找未婚、丈母娘找女婿，或者哪一天倒过来女婿也找丈母娘等等，假如我们对这一些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故事心存不满，有意提醒受众这类娱乐至死的相亲节目说它什么都行，唯独不是真实，那么我们尽可以援引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说明大众文化骨子里总是唯利润是瞻，需要多多规范引导。假如我们认可当前的大众文化繁荣局面，认可身体、拟像、剧透、扮装秀的革命意义，认可王彬彬对汪晖、韩寒对方舟子以及动辄百余号国内国外著名学者分别站队鼓阵一样具有大众文化的认知和娱乐价值，那么我们也可以拉来伯明翰学派的理论，不但给大众文化正名，而且把它浪漫化，判定每一个时代，必有它自己的大众文化。诚如古希腊有戏剧和竞技，古罗马有斗兽和沐浴，中世纪有神秘剧、奇迹剧、道德剧以供雅俗共赏，18世纪在酒吧和俱乐部中孕育出了公共领域，今天公共事件中的知识分子怎样揣摩大众心理、配合大众舆情，不妨说就是今天的大众文化政治学。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看法，文化是一个独立的、独特的价值体系，是历史运动背后的推动力所在。而正是新教伦理中节俭、禁欲、勤奋这些精神因素，导致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崛起。假如我们认可韦伯的判断，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一些文化要优于另一些文化？要之，我们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又当何论？是不是儒家提倡入世，鼓励修身齐家经世济国，就是先进文化？道家随波逐流不作为，就是后进文化？还有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释家文化呢？历史上不乏发达文化亡于不发达文化的例子，如安史之乱几乎重演罗马之亡于蛮族，另宋为元灭、明为清灭，也足以显示沾沾自喜于文化的优越性，是多么愚蠢而又悲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上已经取得突出成就，今天我们已经有足够的文化自信杜绝全盘西化，但是当今层出不穷的古装片里，前现代中国的专制意识形态是不是在卷土重来？仅此一端，可见大众文化实在就是塞壬的歌声。即便我们把塞壬叫做凡间的缪斯，也希望她们同哲学女神多多交流吧。
作者介绍：陆扬，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陆扬
探索与争鸣 2012年10期
大众文化价值观研究，这个命题如果演绎成一味的价值观导向研究，似乎很难脱离好为人师却未必受人欢迎的精英主义立场，或者说，从20世纪30年代就崭露头角的大众文化批判立场。在1960年代大众文化(mass culture)被努力正名为popular culture之前，“大众文化”的基础是“大众社会”(mass society)。它的前提在于大众是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中的无边散沙。个体和个体之间的关系，好比特定化学结构中原子和原子之间的关系，压根就是盲目运动不知所然，所以大众是典型的乌合之众。“大众社会”认知畅行其道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1930年代纳粹的兴起。无怪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大众文化痛心疾首，将之命名为“文化工业”，判定它是垄断资本和寡头政治联手，生产低劣文化产品来给工人阶级洗脑，总之是在追逐利润中控制思想，在思想控制中追逐利润。大规模的现代工业生产技术、大规模的现代消费市场，以及大规模覆盖的现代大众传媒，构成大众文化的三个要素。
今天我们的大众文化早已不是阿多诺笔下那个灰头土脸的“文化工业”形象。它同艺术的关系早已不是后者的仆从和跟班，早已反仆为主，成为我们文化强国战略中占尽天时地利好风水的“白马王子”，反之艺术假如不屑市场路线，或者跟不上市场路线，基本上要么是形影相吊、向隅而泣；要么是孤芳自赏、自娱自乐。即使在绘画、雕塑、音乐和文学这些聚集在“传统艺术”麾下的领域，也几无例外。即便是艺术殿堂中的新贵电影，如今票房年过百亿，稳坐文化产业冠军位置。它的观众上座人次则过10亿，在向11亿迈进。假如我们知道上个世纪80年代，这个数字是近300亿，那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30年间，中国电影东山再起，重现辉煌之后的一个直接结果，是昔年它的30位忠实拥趸，今天有29位被高票价挡在了影院大门外，最多在网络、电视、盗版碟片和公益映次中追慕电影的荣光。这当中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固非一言定断，但是期望政府能够有所作为，使电影重新成为名符其实的大众文化，应该不算是奢侈的要求。
2012年在美国毫无悬念地战胜《金陵十三钗》，先是获得金球奖，继而斩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伊朗影片《纳德与西敏——一次别离》，制作成本不过30万美元。影片讲述的故事同宏大叙事毫不相关，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常生活事件。妻子想出国，丈夫不舍染病的老父，于是不可避免一场离婚诉讼。但是我们看到的不是《包法利夫人》的现代版，甚至女主人公西敏出国要去哪里，我们也不得而知。想必是英国或法国吧，肯定不会是美国。她想去哪里其实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她像大多数美丽女性一样，不堪忍受机械刻板的现实生活。这就够了。但是，西敏离婚起诉的理由，其实说到底是丈夫纳德的大男子主义：想走就走吧，不肯说上一声挽留的话。事实上今天我们的许多婚姻，就是破裂在这样的双方赌气之中。这也可见纳德和西敏的感情，朴实而又真实。后来西敏卷铺盖去娘家，纳德不得不请保姆照顾老父，继而同保姆发生冲突而引出一场官司，西敏也是想尽办法筹措钱款，希望首先保得丈夫平安。这样一种相濡以沫的生活方式，与我们今天屏幕上司空见惯的夫妻斗法，示人如何趁火打劫、落井下石，或者移花接木、偷梁换柱攫取财产，完全不同。它是不是意味着伊朗还生活在一种前现代的朴素伦理之中？似乎未必。我不相信今日中国的道德水准会不如伊朗。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的道德和良知也在日渐苏醒。比如至少我们不再口是心非、满口鬼话、人人做出一派道貌岸然的模样。但是，这不等于说，我们的文化可以天马行空，唯利是图。影视作品示范怎样一种生活方式，怎样一种价值取向，至关重要。
《金陵十三钗》以它5亿人民币的天价耗资，拍得美轮美奂，回肠荡气，看得人热血沸腾、热泪盈眶。可是认真思量起来，它讲的又是怎样一个故事呢？是殚精竭虑、不遗余力地向美国人和好莱坞邀宠，虽然看上去壮怀激烈、英勇无比又风情万种，可是说到底，我们能从中感觉到多少真实和真诚？反之它是不是留给我们这样一个挥之不去的两难选择：非常情况下，生命和贞操哪个更为可贵？影片给出的答案明确无误：生命诚可贵，贞操价更高。
大众文化经常被比作塞壬的歌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中，就有过类似的比喻。塞壬无比曼妙的歌声，可以让人联想到《哈姆雷特》中丹麦王子“生存，还是毁灭”那一段著名独白：假如一把小刀就可以一了百了，解脱这罪恶高视阔步的疲惫不堪人生，带我们进入甜蜜梦乡，那该多么好啊。但是哈姆雷特马上意识到死亡是有去无回，所以终究是犹豫不决，彻底打消这一很难抵挡的诱惑。塞壬的歌声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解脱，意味着死亡。前者是最大的快乐，后者是最大的悲哀。俄底修斯采取的对策是，让水手用蜡封住耳朵，只管划桨，他自己则被结结实实绑在桅杆上面，敞开耳朵，就“可劲儿”来享用这凡人无缘染指的塞壬之歌吧。
塞壬唱的是什么？《奥德赛》第十二章里，写塞壬坐在鲜花盛开的绿野里，惯用缠绵悱恻的歌声，打发过路水手去往不归之乡，但见四周尸骨累累。俄底修斯他们一帆风顺，塞壬岛遥遥在望时，突然之间就一片死寂笼罩下来。终于，俄底修斯听到了塞壬的歌声：来吧，大名鼎鼎的俄底修斯，阿开亚人的光荣，听听我俩的歌唱吧。听过我们的歌，你心旷神怡，重启航程，更聪明十分。我们知晓众神天意莫测，加给希腊人和特洛伊人的所有苦难，还会告诉你这世上行将发生的一切故事。
“我俩”是说俄底修斯遭遇的塞壬，不多不少只有两名。即便串通其他神话版本，塞壬似乎也只有三名。所以塞壬究竟是什么形状，究竟是女妖、女仙还是女神，究竟是美少女、美人鱼，还是人面鸟身，这一切都无关重要。重要的是塞壬是紧缺资源，真所谓“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事实上人间只有聪明绝顶俄底修斯，靠着他那一帮闭目塞听的水手给他当奴隶，才有如此好福分。所以说塞壬的歌声该是仙乐和神曲，应当不是夸张。不仅如此，俄底修斯独独一人享用过这无比美妙的塞壬之歌，又安然逃出绝境之后，剩下塞壬自个儿又是什么心情？或者说，她们还能够无动于衷，一如既往用欲仙欲死的歌声，来诱惑海上水手吗？根据后来罗马神话的解释，一旦有人听毕塞壬歌声，又完好脱身，塞壬的命数也就到了尽头。这可见塞壬的诱惑，委实是在以性命作赌注。所以她们的歌声，其实也带着悲伤。
塞壬的歌声诱惑什么了？我们发现塞壬的诱惑不是肉欲，反之是最没有诱惑力的知识。想想浮士德怎样在中世纪的书斋里百无聊赖，以至于把《约翰福音》的第一句话“太初有道”改成“太初有为”，终而把灵魂出卖给魔鬼，换得在新鲜世界里的新鲜经验吧。塞壬没有跟俄底修斯说，过来吧，我们共沐爱河。反之是说我让你更加聪明，知道过去和未来的事情。这样一种诱惑事关知识，或者最多说故弄玄虚，承诺给人先知先觉的超验本领，跟七情六欲其实了无相干。这样来看，塞壬的诱惑，或者竟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精神诱惑？
按照阿多诺的看法，塞壬故事里，水手们如同现代社会受压迫的驯服工人，他们听不见塞壬的歌声，独知道这歌险恶万分，却毫无所知它的美妙，故而任由俄底修斯在桅杆上折腾，以保全主人和他们自己的性命。俄底修斯本人，则俨然就是压迫者的化身。可是他虽然听到了塞壬的绝妙歌声，却又无法实现歌声带来的快乐。事实是歌声的诱惑力愈大，身上的束缚愈紧。所以，对于压迫者来说，塞壬的歌声是没有意义的。塞壬的诱惑给中性化了，成为纯粹的观照对象，变成了艺术。艺术就是塞壬的歌声，是被启蒙理性挡在门外的足以置人于死地的快乐诱惑。所以俄底修斯作为启蒙的化身，一方面需要证明权力带来的果实，倾情享用诱惑，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用工具理性的绳索，结结实实绑住他那恣意妄为的身体。也许我们更愿意把塞壬的歌声比作叫人欲罢不能的流行歌曲。有时候，流行歌曲唤醒我们遥远的记忆，带着我们行将麻木的灵魂飘荡到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世界。有时候，它让俗不可耐的歌词变得格外亲切，让转瞬即逝的因缘变得依依难舍。大众文化似乎从来就是塞壬的歌声。可是假如我们把塞壬叫做凡间的缪斯，那又怎样？
当代中国处在社会转型时期，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受到冲击，新中国成立以来源于苏联模式的主导意识形态发生危机，中西文化融合与冲突趋势日益明显，文化日益呈现多元化走向。这样来看，随着大众文化从舶来品到本土中兴，成为今日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我们突然发现，就大众文化的基础价值判断而言，我们依然是在求诸或者已成明日黄花，或者东山再起、重振雄风的舶来理论。假如我们不认可当下大众文化的价值取向，比如，当流行歌曲风头不再，电影的热情意兴阑珊，真人秀异军突起，美女俊男在屏幕上川流不息扮演男找女、女找男、未婚找离异、离异找未婚、丈母娘找女婿，或者哪一天倒过来女婿也找丈母娘等等，假如我们对这一些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故事心存不满，有意提醒受众这类娱乐至死的相亲节目说它什么都行，唯独不是真实，那么我们尽可以援引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说明大众文化骨子里总是唯利润是瞻，需要多多规范引导。假如我们认可当前的大众文化繁荣局面，认可身体、拟像、剧透、扮装秀的革命意义，认可王彬彬对汪晖、韩寒对方舟子以及动辄百余号国内国外著名学者分别站队鼓阵一样具有大众文化的认知和娱乐价值，那么我们也可以拉来伯明翰学派的理论，不但给大众文化正名，而且把它浪漫化，判定每一个时代，必有它自己的大众文化。诚如古希腊有戏剧和竞技，古罗马有斗兽和沐浴，中世纪有神秘剧、奇迹剧、道德剧以供雅俗共赏，18世纪在酒吧和俱乐部中孕育出了公共领域，今天公共事件中的知识分子怎样揣摩大众心理、配合大众舆情，不妨说就是今天的大众文化政治学。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看法，文化是一个独立的、独特的价值体系，是历史运动背后的推动力所在。而正是新教伦理中节俭、禁欲、勤奋这些精神因素，导致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崛起。假如我们认可韦伯的判断，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一些文化要优于另一些文化？要之，我们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又当何论？是不是儒家提倡入世，鼓励修身齐家经世济国，就是先进文化？道家随波逐流不作为，就是后进文化？还有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释家文化呢？历史上不乏发达文化亡于不发达文化的例子，如安史之乱几乎重演罗马之亡于蛮族，另宋为元灭、明为清灭，也足以显示沾沾自喜于文化的优越性，是多么愚蠢而又悲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上已经取得突出成就，今天我们已经有足够的文化自信杜绝全盘西化，但是当今层出不穷的古装片里，前现代中国的专制意识形态是不是在卷土重来？仅此一端，可见大众文化实在就是塞壬的歌声。即便我们把塞壬叫做凡间的缪斯，也希望她们同哲学女神多多交流吧。
作者介绍：陆扬，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