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 名词解释
社清末中国教育会创办的学校。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中国教育会成立后，即酝酿自设学堂和编教科书。11月14日，上海南洋公学学生因抗议校方压制学生言论自由而退学，要求协助。中国教育会于21日决定办学，定名爱国学社，设于泥城桥福源里。以蔡元培为学校总理，吴敬恒为学监，黄炎培、蒋智由、蒋维乔等为义务教员。以灌输民主主义思想为自己的任务，重精神教育。规定学生分寻常、高等两级，两年毕业。寻常学级的教科有修身、算学、理科、国文、地理、历史、英文、体操；高等学级的教科有伦理、算学、物理、化学、国文、心理、论理（逻辑学）、社会、国家、经济、政治、法理、日文、英文、体操。次年春开学，章炳麟也来任教。旋又办爱国女学社。设于白克路登贤里，初由蒋智由总理，后由蔡元培继任，学生多为发起人的妻女。学社由退学风潮产生，对其他地方学潮也给予支持。章炳麟讲课时，“多述明清兴废之事”，宣传反清；社员也经常集会演说，倡言革命。还附设蒙学堂，创立童子会，出刊《童子世界》。东京留日学生组成拒俄义勇队后，爱国学社社员也准备组织，恰好南京陆师学堂发生学潮，退学学生章行严（士钊）、林砺来沪联系。不久，陆师学生四十余人都编入爱国学社学籍，在校成立军国民教育会。章行严任《苏报》主笔后，经常刊登爱国学社的动态，社员也不时为《苏报》撰文，促进了上海地区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苏报》案发生后，学社被迫解散。爱国女学社则延续至1908年。
《瑷珲条约》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皇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掠夺中国东北领土的条约。又称《中俄瑷珲和约》。 19世纪40年代末开始，沙俄利用中国在鸦片战争失败后的困难处境，多次派兵入侵黑龙江上中游北岸和下游两岸，建立哨所，设置村屯，蓄意制造武力侵占的既成事实。1858年5月（咸丰八年四月），乘英法联军进犯天津、威胁北京之际，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率领兵船多艘驶至瑷珲（今黑龙江爱辉），向清朝黑龙江将军奕山提出俄方拟定的条约草案，宣称以黑龙江为边界，如果不从，俄国将联合英国对华作战。双方交涉时，俄国兵船鸣枪放炮，以武力相威胁。5月28日（四月十六日），奕山被迫与穆拉维约夫签订《瑷珲条约》。该约共三款。主要内容为：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俄国，仅在瑷珲对岸精奇哩江（今苏联结雅河）以南的一小块地区（后称江东六十四屯）仍保留中国方面的永久居住和管辖权；乌苏哩江（今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原属中国内河的黑龙江和乌苏哩江，此后亦准俄国行船，别国不得航行。该约使中国领土完整与主权蒙受重大损害。清政府没有批准《瑷珲条约》，并对奕山等人予以
处分。但至1860年订立中俄《北京条约》时，实际认可了《瑷珲条约》。
白朗起义
河南省宝丰县绿林头目白朗（1873～1914），为反对袁世凯政府的统治，于1912年发动的农民起义。民国初年，河南省农村灾荒严重，加上河南都督张镇芳横征暴敛，民不聊生，饥民、乞丐成群。白朗与李鸿宾、宋老年等绿林头目联合，被推为首领。他们以舞阳县母猪峡为根据地，提出“打富济贫”的口号，聚众抗官，队伍很快发展至五六百人，活动于豫西广大农村。1913年夏，白朗乘北洋军调离豫西南之机，率众攻破唐县、禹城，声势壮大。二次革命爆发后，白朗于9月南下，夺取湖北枣阳，占据县城十一天。11月又攻占宝丰县城。1914年1月，白朗率领两千人，消灭了进入豫西的官军，越过京汉铁路，接连攻破光山、潢川、商城及安徽省六安、霍山等县城。袁世凯将张镇芳撤职，派陆军总长段祺瑞兼任河南都督，调集两万多人进行围剿。白朗在霍山突破北洋军的包围，于3月7日一举攻克湖北老河口，歼敌两千余人。在此，白朗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西走陕、甘，夺取四川为根据地。白朗军长驱入陕，攻占商南等地，一度逼近西安。又沿渭水西进，由陇县进入甘肃省境。陕西一带哥老会纷纷归附，队伍得到补充。乘势攻占天水，麾军进入甘南地区。欲由此入四川，被川军阻击。白朗军长期流动作战，给养不足，主力队伍疲惫不堪，军纪松弛，大小头目思乡心切。于是决定沿原来路线折回河南家乡。官军追击堵截，白朗军一路苦战，伤亡惨重，及回到河南鲁山、宝丰一带，已溃不成军。8月初，白朗率领数百人在鲁山石庄与官军搏战，负伤身亡，部队溃散，起义失败。
百团大战
抗日战争中期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向日伪军发动的大规模破袭战役。因调集一百零五个团参战，故称“百团大战”。1940年上半年，日本帝国主义在法西斯德国欧洲攻势的刺激下，积极准备南进。因而一方面加紧诱迫国民党投降，一方面在华北加紧推行“肃正建设计划”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分割封锁各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为了粉碎日军对华北八路军的全面进攻及其“囚笼”政策，破坏日军进攻西安、昆明、重庆的计划，以影响全国战局，克服国民党内的投降危机，争取时局好转，八路军总部决定向华北敌占交通线和据点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战役。参战兵力二十余万，另外，还有许多地方游击队和民兵参战。战役从1940年8月20日开始，到12月5日基本结束，历时三个半月，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8月20日至9月10日，以正太铁路为重点，进行交通总破击战。敌人在华北的主要交通线正太铁路，在八路军突然猛烈攻击下全路瘫痪，同蒲、平汉等铁路交通一度被切断，日军重要燃料基地井陉煤矿受到严重破坏。第二阶段，从9月20日至10月上
旬，继续破击日军交通线，重点攻占交通线两侧和深入根据地内的日军据点。晋察冀军区部队进行了涞（源）灵（丘）战役，一二九师主力组织了榆（社）辽（县）战役，一二○师主力在同蒲路忻口、宁武、朔县间展开破击战等。八路军以勇猛的攻势，攻克了日伪军的一些据点，平毁了大部分封锁沟、墙，打击了伪政权组织，使被分割的地区重新联成一片。第三阶段，从10月6日至12月5日，是反击日军“扫荡”。此前，日军因遭到一系列沉重打击，一面恢复其交通线，一面增调兵力对华北敌后根据地进行报复性的“扫荡”。八路军在反“扫荡”作战中，坚持以灵活多变的战术，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经过连续的艰苦奋战，终于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
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带战略性的进攻战役。是役，共进行大小战斗一千八百余次，毙伤日军两万余人、伪军五千余人，俘日军二百八十余人、伪军一万八千余人。破坏铁路四百七十余公里、公路一千五百余公里、桥梁隧道二百六十多处，并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这次战役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及“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梦想，增强了全国军民取得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
戊戌变法时期的政治团体。1897年11月（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德国强占胶州湾事起（见租借地），瓜分危机严重，康有为“既上书求变法于上，复思开会振士气于下”，结合各省旅京人士立会，粤学会、蜀学会、闽学会、关学会先后成立。遂决再“成一大会，以伸国愤”。1898年4月12日，保国会在北京成立，拟定《保国会章程》三十条，主要内客是：“以国地日制，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即“保国家之政权、土地”，“保人民种类之自立”，“保圣教之不失”；讲求变法、外交、经济，以协助政府治理国家。规定在北京、上海设总会，各省、府、县设分会，时已略具政党规模。共集会三次，意在集群策、群智、群力，发愤救亡，推动维新运动。接着，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相继组织。吏部主事洪嘉与怂恿浙江人孙灏出面攻击，诬为“辩言乱政”，“形同叛逆”。御史潘庆澜也上疏劾奏，谴责康有为“聚众不道”。御史黄桂■又参劾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以其“乘机煽惑，纠合下第举子”，“揽权生事”，如各省自保，那将“从此分裂”，要求严禁。这样，保国会虽未封闭，然已形存实散。但它“合群结社”，表达了御侮图存的爱国意愿，促使了各省自保的救亡运动和“诏定国是”的实现。 清末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团体。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于1899年7月20日（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十三日）与李福基等在加拿大创设。又名中国维新会。《会例》提出“专以救皇上，以变法救中国、救黄种为主”，准备在美洲、南洋、港澳、日本各埠设会，以澳门
《知新报》和横滨《清议报》为宣传机关，以保救光绪帝，排除慈禧太后、荣禄、刚毅等顽固势力为宗旨。义和团运动发生，八国联军侵入，保皇会认为这是反击后党、“扶救皇上”的时机，主张“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先订和约以保南疆”，酝酿“讨贼勤王”，同在国内的唐才常联系、准备起事。但保皇会及其首领康有为拒绝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合作，对自立军的经费也延宕未交，自立军失败。此后，它的斗争锋芒渐由针对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顽固派转向革命派，由保光绪帝转为保清朝封建政府，想以孔子的权威和光绪帝的“圣德”感化会员，说革命要“有流血之惨”，要“引起分裂”。1906年，清政府颁布预备立宪，康有为发出文告，“以为中国只可君主立宪，不能行共和革命，若行革命，则内讧分争，而促外之瓜分”。又说：“今上不危，无待于保”，宣布旧保皇会“告蒇”，于1907年2月13日（光绪三十三年元旦）改为“国民宪政会”。3月23日，在美国纽约召开大会，康有为自欧洲赶赴，“议行君主立宪”。国民宪政会正式定名为“帝国宪政会”，对外则称“中华帝国宪政会”，“以尊帝室为旨”，成为继续抵制革命、鼓吹“宪政”的政治团体。
保甲制度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县以下的基层行政组织制度。系宋代以后封建旧制。1932年8月蒋介石颁布《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后，正式开始在豫鄂皖三省红军革命根据地周围地区施行。后来先后扩大到陕西、江苏、甘肃、宁夏、湖南、绥远、福建、浙江、山东、江西、四川等省及北平（今北京）、南京市。1937年2月由行政院公布修正《保甲条例》，推行全国。
保甲编组以户为单位，设户长；十户为甲，设甲长；十甲为保，设保长。各保就该管区域内原有乡镇界址编定，或并合数乡镇为一保，但不得分割本乡镇一部编入他乡镇之保。大乡镇得编组为若干保，设保长联合办公处，由保长互推一人为主任。户长基本由家长充任，保甲长名义上由保甲内各户长、甲长公推，但县长查明不能“胜任”，或认为有更换必要时，得令原公推人另行改推。户长须一律签名加盟于保甲规约，并联合甲内户长共具联保连坐切结，声明如有“为匪通匪纵匪”情事，联保各户，实行连坐。保甲长受区保长指挥监督，负责维持保甲内安宁秩序。联保主任受区长指挥监督，负维持各保安宁秩序总责，但各保应办事务仍由各该保长负责。保甲组织的基本工作是实施“管、教、养、卫”。“管”包括清查户口，查验枪支，实行连坐切结等；“教”包括办理保学，训练壮丁等；“养”包括创立所谓合作社，测量土地等；“卫”包括设立地方团练，实行巡查、警戒等。1939年9月19日国民政府公布《县各级组织纲要》，增设副保长一人，规定保长兼任保国民学校校长和壮丁队队长，进一步强化保甲制度。1949年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在大陆的统治结束而被废止。
鲍罗廷（1884～1951）
1923～1927年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和苏联驻中国国民党代表、国民政府高等顾问。俄罗斯人。原名马尔克维奇·格鲁申贝格，生于沙俄前威帖布克省。青年时代开始革命活动。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7年春赴美侨居，参加革命活动，曾在芝加哥加入美国社会党。1918年7月回国，在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次年3月出席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随后奉派到美、德、英等国从事国际联络工作。
1923年秋来中国，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苏联驻广州革命政府代表，并被孙中山聘为国民党的组织教练员，其后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高等顾问等职。他提出改组国民党的具体计划，推动了国民党的改组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1924年1月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协助起草大会宣言和会议的其他文件。同时协助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请求苏联政府派军事顾问团及调拨款项、军械支持军校。并多次到军校介绍十月革命经验和苏联红军的生活和政治工作。当年10月支持孙中山镇压商团叛乱。11月随孙中山北上。孙中山逝世前，请他转达遗言和给苏联的信。1925年7月任广州国民政府高等顾问。1926年，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排斥共产党人，鲍罗廷对蒋采取妥协迁就的态度。同年7月北伐军开始出师，他暂留广州，12月随国民政府北迁至武汉。当蒋介石反动面目暴露后，他支持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采取的制裁措施。同时支持人民群众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斗争，但指责“农民运动过火”。1927年4月蒋介石进行反共清党后，对鲍罗廷等发出通缉。同年10月他回到莫斯科，曾任苏维埃劳动人民委员，塔斯社代理负责人、英文《莫斯科新闻》主编。1949年2月因美国记者斯特朗“间谍案”受株连被捕。1951年5月 29日死于伊尔库茨克的一个劳动营中，后来苏联为他恢复了名誉。
天津盐业、金城、大陆和上海中南四家银行的合称，为中华民国时期北方金融集团之一。盐业银行由河南省都督张镇芳于1915年创办。1917年因张参与张勋复辟事被捕，该行即被段祺瑞派吴鼎昌接收，嗣后张镇芳虽复任董事长，但实权一直操于吴鼎昌之手。金城银行由周作民与军阀倪嗣冲及其幕僚王郅隆等于1917年创办，周作民长期任总经理。大陆银行由谈丹崖、许汉卿等于1919年创办，谈任董事长，不久兼总经理。1933年谈病故，由颜惠庆任董事长，许汉卿任总经理。中南银行由华侨商人黄奕住和上海报业资本家史量才等于1921年创办，聘胡笔江任总经理。前面的三行投资人主要是北洋军阀，其主要业务为承购北洋政府公债、库券和对政府机关放款，并在一定程度上支配了华北的金融业务。中南银行虽在上海，创办人也不属于北洋军阀系统，但它的营业重心在京津，业务经营上依附于北洋政府。为了巩固和扩张实力，四家银行共组“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合办“四行储蓄会”和“四
行准备库”，并联合发行中南银行钞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它们又依附于国民党政权。1935年币制改革后，四行准备库也告结束。 1937年1月，另设“四行信托部”。抗日战争时期，一度依附于日伪势力，互相利用，投机牟利。抗战胜利后，在国民党官僚买办资本势力的打击下日趋衰落。1948年，四行储蓄会和四行信托部改组为联合银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四行及联合银行于1952年底与其他行庄合并，组成公私合营银行。 北洋军阀
以袁世凯为首的封建军阀集团。1895年清廷命袁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这支军队采用新的兵制，使用近代武器，归北洋大臣节制。1901年袁出任北洋大臣，所辖军队称北洋军。辛亥革命后，袁凭借北洋军的实力控制中华民国中央和地方政权，出卖国家主权，镇压人民，实行独裁统治，企图恢复帝制。1916年袁死后，北洋军阀分化为三个派系，即皖系军阀、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彼此争权夺利，不断发生政争和混战。为了争夺北京中央政权，1920年7月发生直皖战争，皖系失败下台，直系上台。1922年和1924年先后发生了两次直奉战争，直系失败后，奉系控制中央政权。不断的军阀混战，消耗了巨大的人力物力，给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北洋军阀自身的实力也受到削弱。1926年7月，在国共两党合作倡导下，国民革命军进行了北伐战争，消灭了直系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军队，打击了奉系势力。1928年国民党各军事实力派联合再次北伐，奉系军阀张作霖因战败退回东北，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见皇姑屯事件），至此，北洋军阀的统治最后结束。北洋军的一些余部被并入国民党军队。
北洋政府
1912～1928年由北洋军阀控制的北京中华民国政府的通称。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取得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职，3月10日在北京就职，又逼南京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这标志着民国史上北洋政府统治的开始。北洋政府对外依靠帝国主义支持，对内主要代表国内封建势力，以北洋军队为统治支柱，镇压人民，排斥异己，在全国建立起军事化的统治。北洋政府与北洋军阀各个派系的兴衰关系很密切，以时间划分，大致可分为袁世凯统治时期、皖系军阀统治时期、直系军阀统治时期、奉系军阀统治时期四个阶段。
袁世凯统治时期（1912～1916）袁世凯上台后，临时政府进行改组，唐绍仪首任内阁总理，不少北洋官僚入阁。袁世凯为了清除革命势力，逼迫主张调和南北矛盾的唐绍仪辞职，换其亲信赵秉钧组成御用内阁。《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对袁并无约束力。但此时政治形势仍具有明显的过渡色彩，其主要表现是资产阶级民主形式得以保留，国会中同盟会员居多数，南方多数省政权也掌握在同盟会手中，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有与北洋派一争高下的实力。
1912～1913年上半年，由于两大政治势力的对峙，形成了民国史上一个短暂的特殊时代。政党林立，舆论活跃，全国大小党派团体上百个，报刊几百家，表现出难得的资产阶级民主气氛。众多政党中，最重要的是以同盟会为主体改组的国民党，以前清立宪派旧官僚为支柱的进步党。国民党领导人希望通过和平方法建立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发展实业，具有进步意义。但他们在理论上的主张脱离了以土地问题为核心的广大农民的现实需要，行动上组织松散，缺乏强有力的行动手段，对袁的野心也认识不足。相反，袁世凯暗中集聚力量，文武并用，扩军备战，寻求列强财政支持，实力雄厚。1913年初，大选揭晓，国民党获胜，袁立即摘下和平假面具，指使暴徒暗杀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挑起战争。革命党人意见纷纭，仓促中在7月发动二次革命，终因不敌早有准备的北洋军而失败。这是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一次重大挫折。
二次革命失败后，南北对峙局面宣告结束，袁世凯用武力统一全国，北洋集团由此独占了全国政权。接着，袁通过威胁手段，于10月当选正式大总统。随即解散国会及省议会，用一批官僚政客组织政治会议、约法会议、参政院等御用机构，建立起个人独裁统治。1914年5月1日，袁世凯废除《临时约法》，公布《中华民国约法》，实行总统制，总统独揽一切大权，至此，辛亥革命的成果——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被袁破坏殆尽。
袁世凯统治期间，镇压了革命派的活动，北洋派也保持着大体上的一致，因而政局相对稳定，北洋政府的行政、立法、司法各种体制的基础多在这一时期奠定，公布的一些法规、条例对工商业发展也起了一定作用。但大总统职位仍不能使袁世凯满足，自1915年春开始，他在英、日帝国主义支持下，积极准备改行帝制。同年12月12日宣布恢复帝制。旋下令改1916年为洪宪元年，废除民国纪元。但经过辛亥革命，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加之袁为称帝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与日本订立“二十一条”以换取支持，遭到全国人民一致反对。袁在北洋派内部排挤手握兵权、对帝制不甚积极的段祺瑞、冯国璋等人，造成北洋派内部的分裂。忙于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列强也不可能给帝制运动以有力支持。因此，袁世凯称帝后彻底动摇了他的统治基础。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坚持反袁，组织了中华革命党与中华革命军，在沪、鲁、陕等地发动起义，但因孙中山、黄兴有分歧，缺乏实力，又脱离群众，故影响不大。结果，反对袁氏帝制运动的领导权反而被进步党夺走。他们在全国反袁浪潮推动下，联合西南地方势力，打出反袁复辟旗帜，占据了主动地位。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首义，护国战争爆发，很快得到全国响应，资产阶级两大派别在反袁基础上联合，北洋派内部却无法一致。在全国反袁的浪潮下，袁世凯被迫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这场战争反
对帝制，维护共和，具有革命性，势不可挡。袁世凯虽然还想挣扎，但已力不从心，于1916年6月6日病死。
皖系军阀统治时期（1916～1920）自1916年袁世凯死至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北京政府基本上为皖系军阀段祺瑞把持。袁世凯之死，结束了北洋集团的大体统一局面，开始了群雄纷起、兵连祸结的军阀割据年代。北洋内部分裂为直、皖两大系，奉系在东北迅速崛起，各地大小军阀如晋系、滇系、桂系等无不割据一方。中国的小农经济基础与帝国主义列强分而治之的政策为军阀割据创造了条件。北洋集团内部缺乏坚固凝聚力，本身并非统一的军事团体，袁世凯生前尚能维持，袁死后中心既失，兵为将有，政治权力分散在各路军阀手中，不仅中央不能控制各省，甚至省不能控制下属各县。督军团横行无忌，立法、行政、司法机构大多徒具形式，中央政府只能在对外关系上勉强代表着国家。
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临时约法》、国会等资产阶级民主形式也已恢复，但实质与袁世凯时代并无二致。段祺瑞以国务总理身分把持北京政府实权，但他不能缓和北洋派与其他派别以及北洋派内部的矛盾。首先引发的是府院之争，手无实权的总统府敢与大权在握的国务院相抗衡是因为得到部分国会议员及对段不满的派别的支持，到1917年春因对德参战案达到高潮。黎元洪解散国会，免去段祺瑞的职务，段立即煽动督军团叛乱，并阴谋在天津另组政府。正值此际，张勋复辟发生，段率兵打败张勋。冯国璋任代理大总统，段祺瑞以“再造共和”的英雄自居，把持中央政权。皖系政府对外以参战为名，签订了中日军事协定，出卖主权，投靠日本，借款编练参战军；对内奉行武力政策，排除异己。为了独霸政权，段废除《临时约法》，由皖系安福俱乐部包办选举，1918年8月成立新的御用国会，选北洋元老徐世昌为大总统，派兵讨伐南方护法运动，皖系势力发展到了最高峰。
段祺瑞破坏民主的行径，遭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反对。1917年7月孙中山南下广州发起护法运动。他没有提出发动民众的切实方案，手头无军队，只能依靠西南军阀唐继尧、陆荣廷等人，而唐、陆等人的目的则是借机扩充势力。孙中山最后被排挤，不到一年即辞职。南北武力对峙演化为争权夺利的议和。
皖系虽然控制了北京政府，但不能控制北洋各派，对非北洋系的西南军阀更是鞭长莫及。皖系军阀扩张的同时，其他大小军阀也在扩充各自的实力，直、奉两系的扩展尤其迅速。直系兵精械足，不甘久居人下，首先在与南方军政府作战问题上与皖系发生矛盾。直军在前线自行停战，其停战主和言论，迎合了全国人民渴望和平的心理；直系极力攻击皖系卖国，一时又赢得了人心。皖系上台后一系列倒行逆施，本已引起人民反感。1919年巴黎和会时，皖系政府的表现导致五四运动的爆发，使它陷于完全孤立的境地。直系在政治、军事上都占
据优势，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列强卷土重来，压制日本的扩张，依靠英美支持的直系在与依靠日本支持的皖系的争斗中又多了一重筹码。1920年7月，直皖战争终于爆发。 直系军阀统治时期（1920～1924）直皖战争爆发，直系与奉系结盟，未及半月，皖系即败下阵来，直系曹锟、吴佩孚成了北京政府的新主人。
直系是打着反对皖系武力统一的旗号上台的，然而当他们上台后，就以中央政权的名义实行武力统一政策。这一政策遭到一切非直系的反对，纷纷以“民主”、“自治”、“联省自治”以及其他各种名义对抗。首先与之发生矛盾的是昔日倒皖的盟友奉系。双方起先共同控制着北京政府，但因胜利果实分配不均，在组阁等问题上互相指责，矛盾愈演愈烈。1922年4月，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果直系击败奉系，独占了中央政权。
新胜之后的直系脱下“爱国”、“进步”的伪装，镇压工人运动，造成“二七”惨案，暴露了它的敌视人民的本相。他们先打着“恢复法统”的旗号，恢复国会，逼徐世昌下台，迎黎元洪复任大总统。继之又对黎元洪“逼宫夺印”，接着直系便高价收买国会议员，于1923年10月通过贿选，收买“猪仔议员”，让曹锟当上了大总统，搞得举国哗然，丧尽民心。反直的一方，奉系败退出关后，宣布“闭关自治”，锐意整军经武，实力大增，皖系不甘寂寞，企图卷土重来；南方的孙中山准备北伐，也在寻找盟友，由此形成了孙、皖、奉“反直三角同盟”。直系内部则因争权夺利而四分五裂，冯玉祥部自成一派，且与反直一方暗通款曲。1924年9月，以江浙战争为前奏，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大举进攻，直军作战不利。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直系腹背受敌，吴佩孚失败南下，直系军阀统治时期告终。
奉系军阀统治时期（1924～1928）直系垮台后，奉系控制了北京政权。他们抬出皖系首领段祺瑞为临时执政，实际则在背后操纵。段祺瑞提出召开“善后会议”，但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各派军阀之间争权夺利，纵横俾阖，敌与友之间根本无一定之分。北方的奉系与冯玉祥国民军系首先发生矛盾，这一矛盾的激化，又使奉系与吴佩孚重新携手，共同反冯，1926年初将冯部挤出华北。奉系内部，郭松龄于1925年底联合冯玉祥倒奉，由于日本的干涉而失败。同时，东南孙传芳与奉军激战，一跃而为五省霸主。到1926年4月，段祺瑞下台，其后奉、直两系在围攻倾向革命的国民军的共同目标下“联合”起来，暂时建立了他们在中国中部和北部的统治，并组成直系和奉系军阀势力所控制的北京政府，这个政府由内阁“摄政”。
这时，南方国民革命兴起，经过五卅运动，形成全国性的革命高潮，使广东革命军的北伐时机成熟。1926年7月，北伐开始，北伐军先打吴，再攻孙，最后击奉，各个击破，不
到一年，即控制全国半壁江山。
北洋军阀在面临失败的最后关头，仍不愿意自动退出历史舞台。1927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组织安国军政府，自任大元帅，企图联合各派军阀，进行最后挣扎。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进行“清党”、“分共”，使北伐中途停顿，给北洋军阀以短暂喘息之机。然而为时不久，国民党各派再度联合继续进行所谓后期北伐，张作霖见大势已去，遂于1928年6月下令退出京津一带，向东北收缩。他本人在回沈阳途中，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弹炸死。1928年6月8日，国民党军队进入北京，北洋政府在中国的统治最后结束。同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全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
北洋政府司法机关
由大理院、总检察厅、平政院组成。大理院系沿用清末旧制，为“四级三审”制的最高审判机关。设院长一人，总理全院事务，并监督行政事务。置民事、刑事庭若干，各庭设庭长一人，监督本庭事务。审判采用合议制。其职权为管辖：①不服高等审判厅二审判决而上告各案件的终审；②不服高等审判厅决定（或命令）而抗告各案件的终审；③属于大理院特别权限各案件的初审、终审。
总检察厅也是沿用清末旧制，为最高检察机关。设检察长一人，监督总检察厅事务。设检察官二人以上，行使以下主要职权：①遵照刑事诉讼律，实行搜查处分，提起公诉，实行公诉，并监察判决的执行；②遵照民事诉讼律，为诉讼当事人或公益代表人，实行特定事项。 平政院为办理行政诉讼机关，成立于1914年3月31日。设院长一人，直属大总统，指挥、监督全院事务；评事十五人，分组三庭，行使以下各项审理权：①中央或地方最高行政官署的违法处分，致损害人民权利，经人民陈诉的。②中央或地方行政官署的违法处分，致损害人民权利，经人民诉愿至最高行政官署，不服其决定而陈诉的。但不得受理要求赔偿损害的诉讼。北洋政府行政区划
北洋政府划分国家领土为不同区域，并建立相应的行政组织的制度，其行政区划包括二十二省、四特别区、京兆地方及外蒙古、青海、西藏。
依1913年1月8日公布的《划一现行各省行政官厅组织令》、《划一现行各道行政官厅组织令》和《划一现行各县行政官厅组织专》的规定，北洋政府的行政区划分省、道、县三级。其省级为：①一地方，即京兆地方；②二十二省（不包括日占台湾省），即直隶省、奉天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山东省、河南省、山西省、江苏省、安徽省、江西省、福建省、浙江省、湖北省、湖南省、陕西省、甘肃省、新疆省、四川省、广东省、广西省、云南省、贵州省；③四特别区，即热河特别区、绥远特别区、察哈尔特别区、川边特别区；④外蒙古、
青海、西藏。省、特别区分道。京兆地方、道分为县、设治局，为初级行政组织。1922年，全国共有九十七道，一千九百六十三县，十二设治局。外蒙古、青海分盟，盟下分旗。西藏分宗，相当于内地的县。
币制改革
1935年国民政府废止银本位制，实行纸币制的一次币制改革。1935年11月4日起实行。中国疆域辽阔，货币制度一直很复杂混乱，严重地影响了商品的流通和交易，并且不利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国家财政金融的稳定。1933年3月，国民政府废两改元，实行银本位制，虽对货币制度进行了一次改革，但整个中国的币制仍非常紊乱。1934年6月，美国政府实施《购银法案》，提高白银收购价格，使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动摇了银本位制的基础。国民政府为谋求稳定币值，摆脱财政经济危机，采纳英国财政专家李滋罗斯的建议，决定放弃银本位制，实施法币政策。1935年11月3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施行法币公告，其主要内容为：①统一货币发行权，实行法币政策。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后加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之钞票为法币；其他银行不得继续发行新钞票；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其他原经财政部核准发行之银行钞票，准其照常行使，由财政部定期以法币换回。②实行白银国有。禁止白银流通，并将收归国有的白银移存国外，作为外汇准备金；凡银钱行号商店及其他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银本位币或其他银币生银等银类者，应自11月4日起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其指定之银行兑换法币。③放弃银本位制，采用外汇本位制。为使法币对外汇比价稳定，规定由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无限制买卖外汇；法币的价值用外汇率来表示；法币与英镑保持固定汇率，当时规定法币1元合英镑1先令2.5便士。为此引起美国的争夺，同年12月美国变更购银办法，迫使世界银价猛跌，影响中国外汇基金的稳定。1936年5月，国民政府被迫与美国缔结《中美白银协定》，法币又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法币1元等于0.2975美元，使法币成为英镑、美元的附庸。法币政策的实施，统一了币制，是中国货币制度的进步，在实行初期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国民政府利用货币发行权的集中，加强了金融垄断；又以法币系拥有法偿资格的不兑现纸币，而用膨胀发行办法填补财政赤字，导致恶性通货膨胀，成为后来国民经济崩溃的重要原因。
抗战时期陕甘宁等边区政府银行发行的纸币。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陕甘宁边区政府按国共两党的协定，使用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后由于辅币缺乏，市场流通失灵，边区银行乃于1938年6月以光华商店名义，发行“光华商店代价券”，面额为二分、五分、一角、二角、五角五种，后又增发七角五分一种，作为辅币使用，与法币同值兑换。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停发第八路军军饷，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使边区财政发生极大困难。边区政府为了发展边区经济，支持抗战，于1941年1月28日通过了“发行边币、禁止法币在边区内流通”的决议。同年2月授权边区银行发行面额为一元、五元、十元的陕甘宁边区银行币（简称边币），并以边币逐渐换回“光华商店代价券”，使边币成为边区唯一的法定货币。这对保护边区的独立自主起了重要作用。
1944年，边币受法币影响贬值，边区政府决定授权陕甘宁边区银行以边区贸易公司名义发行“商业流通券”，规定“流通券”一元兑换边币二十元。自1945年6月1日起，“流通券”成为陕甘宁边区的本位货币，边币陆续收回。1948年1月，陕甘宁边区银行与西北农民银行合并后停止发行。
与此同时，晋察冀边区政府为了统一三省货币，沟通三省经济，对敌进行货币斗争，于1938年由晋察冀边区银行发行面额为一元、二元、五元、一角、五角等五种纸币，也称边币。1948年5月停止发行后，按这币十元对冀南币一元的比率并行流通。同年12月，按一千元折合人民币（旧币）一元的比价收兑。
此外，1941年豫鄂边区建设银行发行的纸币，1946年晋察冀边区银行发行的票面印有“冀热辽”字样的纸币，也称边币。
博学鸿儒
清朝制科取士方式之一。清承唐宋旧制，于正常科举考试之外，增设制科取士。有博学鸿儒、经济特科、孝廉方正科等名目。博学鸿儒，又称博学鸿词，亦简作词科或鸿博。鸿始为宏，因避清高宗弘历名讳，改作鸿。康熙十八年（1679）、乾隆元年（1736）曾两度举行。光绪三十四年（1908）虽有重开之议，旋因德宗死，遂告终止。与试者，不论已仕未仕，皆由在京三品以上官员，在外总督、巡抚等大吏先行荐举，然后汇集京城，统一进行殿廷考试，录取者授翰林院官。康熙十八年，与试一百四十三人（一说一百五十四人），取五十人。乾隆元年，与试一百九十三人，取十五人。次年补试二十六人，取四人。无论就得人之盛，还是对一时政局的影响而言，应首推康熙词科。当时天下名士，除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拒不接受荐举外，其他如朱彝尊、汪琬、毛奇龄、施润章等都应选录取，入翰林院纂修《明史》。这不仅保证了这部史书的编写质量，而且对于消弭汉族士大夫的反满思想，促进满汉统治阶级的进一步合流，都产生了较大影响。而乾隆词科，旨在驱使士人为朝廷装点门面，无非鼓吹承平而已。两科名一却不可同日而语。
蔡锷（1882～1916）
民国初年军事家，1915年云南护国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原名艮寅，字松坡。
1882年12月18日（清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九）生于湖南邵阳一个贫寒农家。幼年在私塾读书。1898年考入长沙时务学堂，接受了梁启超等人维新思想的影响。1899年赴日本，就读于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横滨东亚商业学校。1900年随唐才常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改名“锷”，立志“流血救民”。
复去日本。先入成城学校，继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1904年毕业回国，先后在湖南、广西、云南等省教练新军。1911年初调云南，任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10月30日与革命党人李根源等在昆明领导新军响应武昌起义，蔡被推为临时革命总司令。旋成立云南军政府，任都督。后为矫正军人干政时弊，自请解职。1913年被袁世凯调至北京，加以笼络与监视。1915年袁世凯称帝，他由北京潜回云南，与唐继尧等人于12月25日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发动护国战争。蔡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1916年春率部在四川纳溪、泸州一带击败优势袁军，迫袁取消帝制。袁死后蔡任四川督军兼省长。不久因病赴日就医，1916年11月8日病逝于福冈。遗著编为《蔡松坡集》。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吉鸿昌等人在张家口建立的抗日武装。又称“察绥抗日同盟军”。 1933年4、5月，日军越过长城，进逼平津，并侵占察哈尔省（今分属内蒙古自治区和河北省）多伦、沽源等地。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准备与日军签订停战协定。冯玉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和帮助，于5月26日在张家口通电成立民众抗日同盟军，自任总司令，先后响应加入者七八万人。6月中旬，同盟军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议决以外抗暴日，内除国贼为宗旨；以取消苛捐杂税，改善工农贫民士兵生活，释放爱国政治犯，保障民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武装自由为政纲；并成立军事委员会，以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宣侠父等十一人为常委。同盟军接受中共河北省前线工作委员会的指导。6月下旬，任命方振武为北路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在吉鸿昌率领下，接连收复康保、宝昌、沽源三县城。7月12日，再克多伦。
对同盟军的抗日斗争，蒋介石始则阻挠破坏，继则武力镇压，先后调遣十六个师逼近张家口，并断绝平绥路交通。日军也同时向察省调动。8月5日，冯玉祥在蒋军及日军的双重压迫下，通电结束抗日军事行动。9日取消同盟军总部，14日离开张家口。吉鸿昌、方振武等按照中共河北省前线工作委员会的决定，将队伍转移张北，由方振武出任代总司令（后改称“讨贼联军”）。9月转入河北，与蒋介石的军队和日军周旋于昌平、高丽营、大小汤山一带。10月中旬，弹尽粮绝，终于失败。其后，方振武被迫流亡国外；吉鸿昌在天津法租界被捕，在北平（今北京）牺牲。
长城抗战
1933年春，中国军队在长城喜峰口、古北口等处抗击侵华日军进攻的战争。“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者本着蚕食中国以至最后独占中国的既定方针，于1933年元旦在山海关挑衅，翌日至3日进攻并占领临榆县城。东北军第九旅何柱国部奋起还击，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日军占领山海关后，2月下旬以第六、八两师团分三路进攻热河省（今分属河北、辽宁及内蒙古自治区），3月4日占领省会承德，随即向长城各口进犯。9日，日军先遣队侵占喜峰口山头阵地，旋被西北军第二十九军宋哲元部大刀队夺回。次日，日军主力部队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喜峰口、古北口全线进攻。二十九军主力赶赴喜峰口抵御，以近战肉搏和大刀队包抄敌后等战术给敌以沉重打击，迫使日军于14日后撤。守军第十七军三个师也在古北口轮番御敌，双方均有重大伤亡。自16日起日军改向罗文峪进攻，企图包抄喜峰口左侧背。经二十九军官兵奋勇抵抗，敌未得逞。长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但是不久，由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谋求对日妥协，抗战形势随即逆转。4月11日，日军侵占冷口，驻守喜峰口的二十九军腹背受敌，13日奉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令撤退；驻守古北口的十七军在南天门一带抵抗至5月13日也奉命撤退。日军占领长城重要防线后，矛头直指平津，迫使蒋介石政府与其签订塘沽停战协定。长城抗战虽在蒋介石的妥协政策下失败，但二十九军等中国军队仍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
长沙会战
1939年9月至1942年1月，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在长沙地区进行的三次会战。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日本为了配合德、意两国的战争攻势，在中国掀起新的军事行动，接连发动三次长沙大战，主要目标均在夺取长沙。
第一次长沙会战亦称“赣湘会战”，战役从1939年9月至10月。日军侵占武汉、南昌后，为巩固和扩大其占领区，企图歼灭中国第九战区主力于湘北、赣北地区。在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下，调集四个师团、两个支队及航空兵、海军各一部，约十万人，从赣北、鄂南、湘北三个方面向长沙发动进攻。中国第九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率三十多个师，近四十万兵力，以一部配置在赣北、鄂南阻止进犯之日军；主力于湘北方面，以逐次抵抗消耗日军，挫败其进攻。9月13日，赣北方面靖安、奉新之敌首先向西猛进，被守军阻于修水地区。鄂南日军于9月22日分别由通城、大沙坪等地南犯，于9月底先后进占平江、长寿街、献钟等地，以策应湘北南下之日军的行动。湘北方面系日军主攻方向，于9月18日发动正面攻势，23日突破新墙河防线，26日主力强渡汨罗江，28日抵达长沙外围。中国军逐次撤退，并在两翼伏击日军。日军察觉其湘北南下长驱直入之部队，左翼暴露，受到威胁，交通
线过长难以保障，为避免陷入不利态势，遂于10月3日向新墙河以北后撤。中国军队乘日军撤退之机实施反攻，分别向青山市、福临铺、金井及三姊桥等地追击，先后克复该地，至10月14日日军退至原阵地。此役是中国军队自抗战以来首次用武力迫使日军回复到战前原态势的一次战役。
第二次长沙会战从1941年9月至10月。日军为了再次打击中国第九战区的主力，于9月初以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畿指挥四个师团、两个支队和航空兵、海军各一部，约十二万人，由岳阳以南向长沙地区发动第二次进攻。中国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十四个军，近三十万兵力，计划在湘北方面诱敌主力于汨罗江以南金井、福临铺、三姊桥以北地区，反击而歼灭之。9月6日，日军为掩护其主力集中展开并隐蔽主要方向的企图，以一部向临湘以南的大云山地区进犯，守军顽强抵抗，直至17日未获进展。18日，日军正式发起进攻，分多路强渡新墙河，守军在给敌一定杀伤后遂后撤转至侧翼阵地。26日，日军主力向长沙猛攻。次日，日本伞兵在长沙东北部降落。28日，日军一部突入长沙市区，另一部于29日进入长沙以南，侵入株洲。中国军队顽强反击，并有一部乘日军在武汉方面兵力空虚，向武汉以西的宜昌一线进击，日军被迫于10月1日由长沙向北撤退，9日退回新墙河以北地区。至此，恢复了战前态势，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
第三次长沙会战从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日军为防止中国军队策应广九路香港方面的作战，以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畿指挥四个师团、三个旅团（支队），约十二万兵力，发动第三次长沙会战。薛岳指挥十四个军共三十七个师的兵力，采用“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作战方针，将日军诱至长沙附近四面包围，并切断其后路。12月24日，日军分数路强渡新墙河南犯，中国守军顽强阻击，节节抵抗，然后向东部和南部山地转移。29日，中国军队第二线兵团从鄂、桂、粤三省源源开至战场，使中国军队保持着外线挺进的有利态势。1942年1月1日，日军向长沙外围守军发起猛烈攻击，守军英勇抵抗。预备十师葛先才团与敌激战两日，最后连伙■、马■都上阵与敌肉搏，保住了修械所阵地，全团幸存者仅五十八人。1月4日，第九战区组织全线反攻，日军溃逃，至16日日军撤至新墙河以北地区，双方恢复原态势。
长沙会战是太平洋战争开始后盟国的第一次大捷。英美舆论纷纷赞扬，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社论说：“12月7日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性的胜利系华军的长沙大捷。”
陈独秀（1879～1942）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原名庆同，字仲甫。生于1879年10月9日（清光绪五年八月二十四），安徽怀宁（今安庆）人。早年参加县试、乡试，由于认识到科举制
度的腐败，一度拥护戊戌变法。1901年以后，三次留学日本，与张继、苏曼殊等组织革命团体青年会。1903年参加拒俄运动，旋又襄助章士钊主编报纸，宣传排满革命思想。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传播爱国民主思想和科学知识。1905年在安徽与柏文蔚等组织岳王会，联络大批革命志士，为同盟会在安徽的发展打下基础。武昌起义前后，在杭州活动，曾起草革命檄文多篇；旋回安徽，先后任孙毓筠、柏文蔚都督府秘书长，大力改革官僚政治。失败后，又追随柏文蔚讨伐袁世凯，遭挫折，逃亡上海，继续探求救国救民道路。1915年创办《青年》（后改名为《新青年》）杂志，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猛烈抨击儒家伦理道德、旧文学和旧教育，掀起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1917年1月，到北大任文科学长，推行课程改革，以白话文教学。1918年12月，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评点时事，主张公理，反对强权。《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宣传和教育，为五四运动准备了思想和干部条件。1919年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5月，在上海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开始发起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准备工作。
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央局书记；此后，在中共“二大”、“三大”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长，在“四大”、“五大”上当选为中央总书记。1922年8月，在杭州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接受共产国际决定，由反对国共合作转为拥护国共合作，旋即加入中国国民党，参加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1925年领导五卅运动。10月，鉴于国民党右派猖狂反共，在中共中央四届二次会议上，主张中共退出国民党，以后又多次提出这个主张，均被共产国际否决，遂在主持中央工作中，推行“退而不出，办而不包”的方针，在“中山舰事件”等一系列事件上，执行共产国际指示，向蒋介石退让。1927年3月，参与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暴动，并取得胜利。4月5日，就所传蒋介石要袭击工人武装事，与汪精卫交涉，并与汪发表联合宣言，称国民党“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翌日赴汉，反对武汉地区工农运动“过火”行为。7月辞总书记职。9月秘密返回上海。11月致函中共中央，建议工农运动应偏重经济斗争，不可存“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遭中央驳斥。1929年，在中东路事件中，反对作“拥护苏联”的说教式宣传，被中央拒绝。 从1929年5月开始，陈独秀与彭述之等接触到托洛茨基主义的文件，转向托派，激烈抨击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推行的路线。要求中共中央接受托派路线：坚持城市为中心的国民会议运动和工人运动，反对农村武装斗争，并在党内进行分裂活动，组织托派小组织。同年11月被开除出党。12月，与彭述之等八十一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与此同时，与彭述之、尹宽、郑超麟、马玉夫等在上海成立托派组织“无产者社”，出版刊物《无产者》。1931年5月初，托陈取消派与莫斯科归国留学生托派小组织举
行统一大会，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在上海设中央机构，陈独秀任总书记，并发行刊物《火花》。1932年，在上海淞沪抗战中，以托派中央名义支持抗战，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并向中共中央提议联合领导反日运动。1932年10月被国民政府逮捕，1937年8月出狱，拥护国民党领导抗日，拥护国共合作，与坚持打倒国民党、反对国共合作的托派中央决裂，并一度在武汉独立进行政治活动，联络民主人士和抗日军队，企图组织“不拥国、不阿共”的第三势力。1938年，被王明、康生诬陷为日本间谍，从此与中共彻底决裂，并撰文抨击中共执行的农村游击战争的抗日路线。7月入川，晚年贫病交加，仍不断撰文谴责斯大林肃反扩大化，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赞扬英美议会民主制度，表示要彻底推翻“我辈以前的见解”，认为列宁、托洛茨基的理论，不适用于中国、俄国和西欧。1942年5月 27日病逝于四川江津。著作编为《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等。
陈果夫 （1892～1951）
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CC系首脑。原名祖焘。浙江吴兴人。1892年10月27日（清光绪十八年九月初七）
生。陈其美之侄。幼年在长沙明德学堂读书。1907年入浙江陆军小学堂，受陈其美革命活动影响，加入同盟会。1911年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辛亥革命爆发后，赴武汉参加革命军，后随陈其美参加讨袁斗争。1918年起在上海经商，与蒋介石等从事交易所投机买卖。1924年黄埔军校创办后，在上海为军校招募新生兼采购物资。1926年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部长，掌管国民党党务，排斥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1927年春积极参与蒋介石“清党”反共。他曾几度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是第三、
四、五、六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长期掌管国民党党务。他培植亲信，排斥异己，控制各级党部，竭力把国民党变成蒋介石进行独裁统治的工具。与其弟陈立夫组织“中央俱乐部”（Central Club），后来形成为一个很有权势的CC系。他们把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扩充成为一个庞大的特务系统，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从事反对共产党、迫害进步人士的活动，并对付国民党内反蒋派系的抗争。
陈果夫在国民党政府中历任要职：1928年任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副院长，1932年任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1933年任江苏省政府主席，1938年任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1939年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三处主任。
陈果夫利用政治特权发展官僚资本，先于 1935年控制中国农民银行。抗日战争期间在川、云、桂等省兴办和投资许多企业；抗战胜利后主持经营“党营生产事业”，接管大批敌
伪资产，开办公司、银行等，还将文化、新闻、电影、广播单位改为“党营”。他先后担任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中央合作金库理事长、土地开发公司理事长、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与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合称中国四大家族。1949年去台湾，1951年8月25日病逝于台北。一生写有各种体裁的文字一百九十余万字，台湾当局将其编成“全集”十册。 陈化成 （1776～1842）
鸦片战争中抗英名将。字莲峰。福建同安人。出身行伍，历任把总、参将、副将、总兵等职。道光十年（1830），升任福建水师提督，驻守厦门。十九年十月率师船在梅林洋面（今福建泉州附近）驱逐骚扰闽海的三艘英国军舰。不久，调任江南水师提督。任上积极筹备吴淞防务，修台铸炮，沿海塘筑土堡二十六处。为增强江南水师的战斗力，以所带福建亲兵对其严加训练。二十二年四月，英国侵略军攻陷乍浦，江苏大震。陈化成率军驻守吴淞西炮台，与东炮台、小沙背形成犄角之势。
6月，英舰队进逼吴淞口，6月，英舰队进逼吴淞口，两江总督牛鉴以敌众我寡主张缓师避敌，遭到陈化成坚决反对。 6月 16日，英舰向吴淞大举进攻，陈化成麾旗发炮，重创英舰多艘。后因牛鉴逃遁，部分军心动摇，英军占领小沙背和东炮台，集中兵力进攻西炮台。陈化成率部坚持抵抗，数次拒绝接受牛鉴要他撤兵的命令。由于孤军无援，守台官兵纷纷战死，陈化成亦中弹负伤，但仍亲燃大炮，最后因伤势过重，壮烈殉国。
陈炯明 （1878～1933）
中华民国时期广东军政首领、粤系军阀。字竞存。1878年1月13日（清光绪三年十二月十一）生。广东海丰人。1898年中秀才，1906年入广东政法学堂。1909年当选广东省谘议局议员，同年加入同盟会。次年参与广州新军起义的联络工作，事败赴香港参加刘思复组织的暗杀团。1911年3月29日广州起义时，临阵脱逃。10月武昌起义后，奉命与邓铿到东江组织民军起义，参加光复惠州之役。11月广州光复后，任广东副都督。后曾代理都督。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带巨资逃往新加坡等地经商，并组织政治小团体与孙中山相对立。1916年春返粤，组织民军参加讨伐袁世凯，成立粤军，自任总司令。袁死后接受北京政府收编，被授予“定威将军”头衔。1917年拥护孙中山南下护法。被任命为援闽粤军总司令，率部攻闽，占领了闽西南二十多个县。1920年所部发展为两万多人。8月，奉命率粤军回师广东，驱逐桂军。10月占领广州，任粤军总司令兼广东省省长。1921年5月广州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任内务总长兼陆军总长。以“保境息民”、“联省自治”为名，抵制孙中山领导的北伐战争。1922年4月因阻挠北伐被免去陆军总长以外的各项职务。他勾结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授意部下叶举等在1922年6月16日发动军事叛变，炮击广州总统府，企图杀害孙
中山。陈部一度占领广州，他复任粤军总司令。1923年1月陈部被滇、桂、粤联军驱逐出广州。陈炯明指挥旧部盘据惠州、潮汕、梅县一带，与国共合作的广东革命政府相对抗。1925年广州国民政府发动两次东征，彻底消灭其残部。后寓居香港，继续反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一度任致公党总理。1933年9月 22日在香港病死。 陈立夫（1900～ ）
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CC系首脑。原名祖燕。浙江吴兴人。陈其美之侄，陈果夫之弟。年少时在吴兴入塾，后至上海入南洋路矿学校，1917年至天津入北洋大学攻读矿业工程。1923年毕业后赴美国入匹兹堡大学，两年后获硕士学位回国，至山东中兴煤矿任采矿工程师。1926年初任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机要秘书，随侍蒋介石左右。1928年起在南京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机要科主任、中央党部秘书长。他和陈果夫一道，组织“中央俱乐部”（Central Club），在国民党内形成一个很有权势的CC系，竭力控制国民党党务，维护蒋介石统治。他任调查科主任为时不长，但此后调查科一直在他的控制之下，逐步扩充成为一个庞大的特务系统，后来发展成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从事反对共产党、迫害进步人士的活动，并对付国民党内反蒋派系的抗争。他深受蒋的信赖，在1929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以后的第四、五、六次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32年继陈果夫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1935年为中央常务委员。 1935～1936年间奉蒋之命与中国共产党进行接触和谈判。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军事委员会第六部部长，1938年任教育部部长，国民党中央社会部部长；1944年底重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在蒋介石发动内战期间，历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国民党政府不管部部长、立法院副院长等职。
陈立夫注重对人民和青年的思想文化统治，协同蒋介石推行新生活运动，鼓吹封建伦理的“四维八德”，创办正中书局，自任总经理，专门出版宣扬蒋介石和国民党独裁统治的书籍。他和陈果夫一道，凭借政治特权，在金融及国民经济等部门，发展官僚资本；后来又经营“党营生产事业”，掌握宣传、文化机构。与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合称中国四大家族。1949年12月去台湾后，筹谋国民党“改造”方案，遭到蒋介石排斥，于1950年8月去美国新泽西州经营养鸡业。1966年重返台湾，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委员长，兼任“孔孟学会”理事长。著有《唯生论》、《生的原理》、《孟子的政治思想》、《人理学研究》、《我的信仰和希望》等。
陈其美（1878～1916）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字英士。浙江吴兴人。 1878年 1月 17日（清光绪三年十二月十五）出生于商人家庭。十四岁到当铺做学徒，后去上海一家
丝栈当职员。1906年夏前往日本东京，入警监学校。同年加入同盟会。次年转入东斌学校学习军事。1908年奉派回国，往来于浙沪京津各地联络党人。次年接办上海天宝栈，作为江浙的革命机关，并创办《中国公报》、《民声丛报》，宣传革命。同时加入上海青帮。1910年与宋教仁、谭人凤等组织同盟会中部总部，以推动长江流域的革命运动。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11月3日陈在上海率部起义，光复后被推为沪军都督。后起义队伍与驻杭州新军及会党攻克浙江巡抚衙门，浙江光复，与其部第五团团长蒋介石及督署参谋长黄郛结拜为异姓兄弟。随后又组织苏浙镇沪联军攻克南京。1912年1月14日，派蒋介石收买歹徒将光复会著名领袖陶成章刺死。3月，袁世凯为解除其兵权，调他出任唐绍仪内阁的工商部总长，辞未就任；7月被解除沪军都督职。1913年3月宋教仁遭袁世凯派人暗杀，二次革命爆发，陈被举为上海讨袁军总司令，率部攻打制造局，未克。11月应孙中山之命赴日本，参与筹划继续反袁斗争。1914年春，他潜入大连，设奉天革命党机关部，联络东北党人进行革命。不久返东京，布置苏、浙、皖的军事发动，多未收到效果。1914年7月中华革命党成立，任总务部长。1915年2月回上海策动武装反袁。 11月 10日，派人袭杀袁的悍将上海镇守使郑汝成。12月发动肇和兵舰起义，炮轰制造局，并分别派人进攻电报局、电话局、巡警总局、工程总局等，因袁军反扑后援无济而失败。云南护国讨袁军起，陈继续在江浙一带策动反袁军事行动，屡次起事均遭失败，益遭袁世凯所忌恨，悬重金募人暗杀，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在上海萨波赛路14号寓所，被袁派人刺杀。
陈启源 （约1825～约1905）
广东新式缫丝厂的创始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先行者。字芷馨，广东南海县人。他自称其家世代以农桑为业，自己则广泛涉猎诸子百家、星象舆地诸书，并曾和外国人有所接触。1854年（咸丰四年）他出国至南洋，遍历各埠，在安南（今越南）或暹罗（今泰国）看到法国式的“机械制丝，产品精良”，遂蓄意创办缫丝厂。1873年（同治十二年）陈启源回国后，在他的故乡南海简村办起一个名叫继昌隆丝偈的缫丝厂。最初规模很小，丝釜不过数十部，但由于采用锅炉热水蒸汽煮茧，并使用蒸汽动力和机器传动装置，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其工效相当于手工缫丝的六至十倍。此外新法所缫之丝，粗细均匀，丝色洁净，弹性较大，因此，售价也较手工缫丝高出三分之一。到80年代初，南海一带已有丝厂多家，并出口缫丝。机器缫丝的出现受到丝业行会的手工业者的反对。继昌隆成立不久，一些手工业者就起而鼓动风潮，要拆掉缫丝厂。1881年（光绪七年）因蚕茧歉收，工人失业，“锦纶行”（手工业行会）的手织工人，聚众二三千人，捣毁一家丝厂。继昌隆虽幸免于难，但不得不暂时迁往澳门。
80年代以后，手工缫丝业中，效率较高的足缫机逐渐代替了手缫机。陈启源设计的一种半机械的缫丝小机，也逐渐为广大的手工业者所接受。这样，在20世纪初的广东缫丝业中，手工缫丝和机器缫丝，又形成“并行不悖”的局面。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广东缫丝工业开始衰落。继昌隆本身的结局也不例外，它经过多次转手，营业不振。继昌隆最初创立时，厂址是陈氏住宅伯豫坊，到了20世纪30年代以后，这一片厂址又还原为陈氏遗族的住宅。
陈天华 （1875～1905）
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出色的宣传家。原名显宿，字星台，亦字过庭，别号思黄。湖南新化人。父亲陈善是乡村塾师。陈天华少年时因家境贫寒，曾辍学在乡间做小贩，喜爱小说唱词，常仿其文体作通俗小说或山歌小调。后入资江书院学习。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热心新学的邹沅帆等在新化创办求实学堂，陈天华入该学堂后，受到维新思想的影响。后又曾到省城的岳麓书院求学。
1903年春，以官费生被送日本留学，入弘文学院师范科。不久，拒俄事件发生，他积极投入这个爱国运动，加入了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后回国准备策动武装起义。他写了《警世钟》、《猛回头》两部浅近通俗的宣传作品。这两部书以强烈的爱国精神和革命勇气，揭露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已迫在眉睫，指出清朝政府已成为“洋人的朝廷”，号召全国各阶层民众团结起来，实行排满，“杀那洋鬼子”，在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不久，在湖南长沙参与发起秘密革命团体华兴会，并到江西策动军队起义。1904年春，再到日本，入法政大学。8月，冒险回国，准备参加华兴会发动的长沙起义。因事泄失败，又去日本。1905年6月，与宋教仁等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7月，孙中山到日本，主张联合各革命团体，组织中国同盟会，陈天华积极赞成。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他任秘书，并被推为会章起草人之一。《二十世纪之支那》改为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后，他在《民报》上先后发表不少文章和政治小说《狮子吼》。同年11月，日本文部省颁布歧视并限制中国留学生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留日学生发动了抵制这个规则的强大运动。为了激励人心，陈天华在12月7日留下《绝命书》，投海自杀。著作辑为《陈天华集》。
陈寅恪 （1890～1969）
中国历史学家。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1890年7月3日（清光绪十六年五月十七）生于湖南长沙。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主张维新变法，兴办新政。父陈三立，光绪年间进士，晚清著名诗人。陈寅恪幼年在家塾读书时，即已开始接触西学。1902年随长兄、著名画家陈衡恪（师曾）赴日本E求学，就读于东京巢鸭弘文学院高中，后因病回国入上
海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起，负笈欧美，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社会经济部、美国哈佛大学等著名学府专攻比较语言学和佛学，共达十余年之久。1925年起，任国立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1929年，清华国学院停办，改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中文系、哲学系合聘教授，并曾兼任国立北京大学教职。1930年以后，又兼任国立中央研究院理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第一组（历史）主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委员会委员等职。1937年“七七”事变后，随清华大学离开北平，在长沙复课。不久，西南联大在云南成立，遂于次年到昆明任教。1939年被聘为英国牛津大学教授，这是该校首次聘请中国人为专职教授。1940年赴英履任，因战事阻滞，居留香港，在香港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及日军占领香港，遂于1942年7月返回桂林，执教于广西大学；次年9月到成都，仍以清华大学教授身分担任燕京大学教席。此时他的目疾已恶化，而牛津大学重申前聘，乃于1945年秋赴英国应聘，并借此机会访求名医治疗目疾，惜手术未能成功，于是辞去牛津大学教授职务经美洲回国。英国皇家科学院为表彰他在学术上的成就，授以英国皇家科学院外国籍院士称号。1946年10月重返清华园。1948年，北平面临解放，他应胡适之请，南下上海，又应岭南大学之聘，到广州就任该校历史系教授。1952年，全国高等院系调整后改任中山大学教授直至 1969年 10月 7日逝世。在此期间，他还当选为第
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并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历史研究》编辑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他毕生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培育出大批人才。其谨严的治学态度和待人坦诚的品格，深受中外学术界敬重。
陈寅恪的研究范围甚广，他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特别是佛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古代语言学、敦煌学、中国古典文学以及史学方法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讲授的课程主要有《佛经翻译文学》、《梵文文法》、《两晋南北朝史》、《唐史》、《唐代乐府》、《唐诗证史》等。发表的学术论文近百篇，后经修订分别辑入《寒柳堂集》和《金明馆丛稿》（初编、二编）中。专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940）、《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941）、《元白诗笺证稿》（1950）、《柳如是别传》（1965）等。
陈寅恪以研究中国中古史的著述影响最大。他分析了东汉以后，中国社会上儒家大族与非儒家寒族在政治上形成两个不同的集团，其势力的升降为当时政治演变的基础，又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用宇文泰的“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的集团兴衰和分化，解释唐代近三百年间统治阶级的升降，论证充分，后来学者多所称道。此外，他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精细入微地考察了隋唐时期的主要制度，如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诸制，发其源而究其变，提出关于“关陇集团”的概念，为后学提示了一个宏观地把握西魏、北周、
隋代至初唐历史发展基本线索的关键，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陈寅恪还认为，民族和文化问题是治中国中古史之最要关键。在这方面的论著中发挥了“有教无类”的观点，他以综合的方法研究民族融合，既着眼于社会政治，又强调文化的重要作用，为前人所未及。
他在《蒙古源流》一书中首先运用了西方汉学家的对音勘同的译名还原法，突破了这一领域中传统的证补和重修正史的老路，使中国蒙古史的研究从30年代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在突厥学方面，他摒弃了把突厥史作为隋唐史附属品的陈旧观念，肯定了“突厥在当时实为东亚之霸主”的地位。他以“外族盛衰之连环性”解释唐与突厥间力量的迅速消长变化以及霸权地位的急剧转化，表现出卓越的史识。
陈寅恪精通梵文和多种西域古代语言。在音韵训诂和佛典、史籍校勘上多所发明，而对佛教在中国古代文学和社会思想的影响这方面的论述亦甚多，他精辟地指出，佛教于中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教义皆经历了被中国固有文化吸收改造的过程。
陈寅恪是自敦煌文书发现之后，从理论上全面而又科学地对这一新学科进行概括的第一人。“敦煌学”这一名词，是他于1930年首先提出的，他指明了敦煌文物与敦煌学的重大意义。他还身体力行，钻研文书，并在史学研究中应用敦煌所得的新材料，发前人所未发，补史籍之缺载。
陈寅恪重视在学术研究中详细地占有可靠的史料，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他批判了史料学即史学的观点，力求通过考证来发掘历史事实及其内在联系，从而展示出事物发展的全过程，其成就较乾嘉诸学者更上一层。为了提高史料的可靠程度和开拓史料来源，他倡导诗文证史，为史学研究另辟新途径。尤其是从两种不同观察的记载进行比较、分析的方法，是治史方法上的一大突破。他所倡导的诗文证史包括两个方面：以诗文为史料，或补正史乘，或别备异说，或互相证发；以史释诗，通解诗意。《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便是他倡导诗文证史的集大成之作。使用比较方法是陈寅恪治史方法的又一个特色。他掌握多种语言文字，使他在同源异译的比较能突破前人。他能探讨造成异译、比附以至误解的因由，对分析两种文化的接触所产生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富有启发性的见解。
《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晚年的巨著，全书八十余万言，以钱谦益、柳如是的诗文为线索，考释明清之际士大夫阶层的精神风貌，其中涉及当时的重大政治事件，如钱谦益降清、郑成功复明以及党社斗争的情况。该书不但对古代诗文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同时又是他运用诗文证史较为系统的著作
中国近现代史 名词解释
社清末中国教育会创办的学校。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中国教育会成立后，即酝酿自设学堂和编教科书。11月14日，上海南洋公学学生因抗议校方压制学生言论自由而退学，要求协助。中国教育会于21日决定办学，定名爱国学社，设于泥城桥福源里。以蔡元培为学校总理，吴敬恒为学监，黄炎培、蒋智由、蒋维乔等为义务教员。以灌输民主主义思想为自己的任务，重精神教育。规定学生分寻常、高等两级，两年毕业。寻常学级的教科有修身、算学、理科、国文、地理、历史、英文、体操；高等学级的教科有伦理、算学、物理、化学、国文、心理、论理（逻辑学）、社会、国家、经济、政治、法理、日文、英文、体操。次年春开学，章炳麟也来任教。旋又办爱国女学社。设于白克路登贤里，初由蒋智由总理，后由蔡元培继任，学生多为发起人的妻女。学社由退学风潮产生，对其他地方学潮也给予支持。章炳麟讲课时，“多述明清兴废之事”，宣传反清；社员也经常集会演说，倡言革命。还附设蒙学堂，创立童子会，出刊《童子世界》。东京留日学生组成拒俄义勇队后，爱国学社社员也准备组织，恰好南京陆师学堂发生学潮，退学学生章行严（士钊）、林砺来沪联系。不久，陆师学生四十余人都编入爱国学社学籍，在校成立军国民教育会。章行严任《苏报》主笔后，经常刊登爱国学社的动态，社员也不时为《苏报》撰文，促进了上海地区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苏报》案发生后，学社被迫解散。爱国女学社则延续至1908年。
《瑷珲条约》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皇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掠夺中国东北领土的条约。又称《中俄瑷珲和约》。 19世纪40年代末开始，沙俄利用中国在鸦片战争失败后的困难处境，多次派兵入侵黑龙江上中游北岸和下游两岸，建立哨所，设置村屯，蓄意制造武力侵占的既成事实。1858年5月（咸丰八年四月），乘英法联军进犯天津、威胁北京之际，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率领兵船多艘驶至瑷珲（今黑龙江爱辉），向清朝黑龙江将军奕山提出俄方拟定的条约草案，宣称以黑龙江为边界，如果不从，俄国将联合英国对华作战。双方交涉时，俄国兵船鸣枪放炮，以武力相威胁。5月28日（四月十六日），奕山被迫与穆拉维约夫签订《瑷珲条约》。该约共三款。主要内容为：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俄国，仅在瑷珲对岸精奇哩江（今苏联结雅河）以南的一小块地区（后称江东六十四屯）仍保留中国方面的永久居住和管辖权；乌苏哩江（今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原属中国内河的黑龙江和乌苏哩江，此后亦准俄国行船，别国不得航行。该约使中国领土完整与主权蒙受重大损害。清政府没有批准《瑷珲条约》，并对奕山等人予以
处分。但至1860年订立中俄《北京条约》时，实际认可了《瑷珲条约》。
白朗起义
河南省宝丰县绿林头目白朗（1873～1914），为反对袁世凯政府的统治，于1912年发动的农民起义。民国初年，河南省农村灾荒严重，加上河南都督张镇芳横征暴敛，民不聊生，饥民、乞丐成群。白朗与李鸿宾、宋老年等绿林头目联合，被推为首领。他们以舞阳县母猪峡为根据地，提出“打富济贫”的口号，聚众抗官，队伍很快发展至五六百人，活动于豫西广大农村。1913年夏，白朗乘北洋军调离豫西南之机，率众攻破唐县、禹城，声势壮大。二次革命爆发后，白朗于9月南下，夺取湖北枣阳，占据县城十一天。11月又攻占宝丰县城。1914年1月，白朗率领两千人，消灭了进入豫西的官军，越过京汉铁路，接连攻破光山、潢川、商城及安徽省六安、霍山等县城。袁世凯将张镇芳撤职，派陆军总长段祺瑞兼任河南都督，调集两万多人进行围剿。白朗在霍山突破北洋军的包围，于3月7日一举攻克湖北老河口，歼敌两千余人。在此，白朗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西走陕、甘，夺取四川为根据地。白朗军长驱入陕，攻占商南等地，一度逼近西安。又沿渭水西进，由陇县进入甘肃省境。陕西一带哥老会纷纷归附，队伍得到补充。乘势攻占天水，麾军进入甘南地区。欲由此入四川，被川军阻击。白朗军长期流动作战，给养不足，主力队伍疲惫不堪，军纪松弛，大小头目思乡心切。于是决定沿原来路线折回河南家乡。官军追击堵截，白朗军一路苦战，伤亡惨重，及回到河南鲁山、宝丰一带，已溃不成军。8月初，白朗率领数百人在鲁山石庄与官军搏战，负伤身亡，部队溃散，起义失败。
百团大战
抗日战争中期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向日伪军发动的大规模破袭战役。因调集一百零五个团参战，故称“百团大战”。1940年上半年，日本帝国主义在法西斯德国欧洲攻势的刺激下，积极准备南进。因而一方面加紧诱迫国民党投降，一方面在华北加紧推行“肃正建设计划”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分割封锁各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为了粉碎日军对华北八路军的全面进攻及其“囚笼”政策，破坏日军进攻西安、昆明、重庆的计划，以影响全国战局，克服国民党内的投降危机，争取时局好转，八路军总部决定向华北敌占交通线和据点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战役。参战兵力二十余万，另外，还有许多地方游击队和民兵参战。战役从1940年8月20日开始，到12月5日基本结束，历时三个半月，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8月20日至9月10日，以正太铁路为重点，进行交通总破击战。敌人在华北的主要交通线正太铁路，在八路军突然猛烈攻击下全路瘫痪，同蒲、平汉等铁路交通一度被切断，日军重要燃料基地井陉煤矿受到严重破坏。第二阶段，从9月20日至10月上
旬，继续破击日军交通线，重点攻占交通线两侧和深入根据地内的日军据点。晋察冀军区部队进行了涞（源）灵（丘）战役，一二九师主力组织了榆（社）辽（县）战役，一二○师主力在同蒲路忻口、宁武、朔县间展开破击战等。八路军以勇猛的攻势，攻克了日伪军的一些据点，平毁了大部分封锁沟、墙，打击了伪政权组织，使被分割的地区重新联成一片。第三阶段，从10月6日至12月5日，是反击日军“扫荡”。此前，日军因遭到一系列沉重打击，一面恢复其交通线，一面增调兵力对华北敌后根据地进行报复性的“扫荡”。八路军在反“扫荡”作战中，坚持以灵活多变的战术，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经过连续的艰苦奋战，终于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
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带战略性的进攻战役。是役，共进行大小战斗一千八百余次，毙伤日军两万余人、伪军五千余人，俘日军二百八十余人、伪军一万八千余人。破坏铁路四百七十余公里、公路一千五百余公里、桥梁隧道二百六十多处，并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这次战役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及“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梦想，增强了全国军民取得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
戊戌变法时期的政治团体。1897年11月（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德国强占胶州湾事起（见租借地），瓜分危机严重，康有为“既上书求变法于上，复思开会振士气于下”，结合各省旅京人士立会，粤学会、蜀学会、闽学会、关学会先后成立。遂决再“成一大会，以伸国愤”。1898年4月12日，保国会在北京成立，拟定《保国会章程》三十条，主要内客是：“以国地日制，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即“保国家之政权、土地”，“保人民种类之自立”，“保圣教之不失”；讲求变法、外交、经济，以协助政府治理国家。规定在北京、上海设总会，各省、府、县设分会，时已略具政党规模。共集会三次，意在集群策、群智、群力，发愤救亡，推动维新运动。接着，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相继组织。吏部主事洪嘉与怂恿浙江人孙灏出面攻击，诬为“辩言乱政”，“形同叛逆”。御史潘庆澜也上疏劾奏，谴责康有为“聚众不道”。御史黄桂■又参劾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以其“乘机煽惑，纠合下第举子”，“揽权生事”，如各省自保，那将“从此分裂”，要求严禁。这样，保国会虽未封闭，然已形存实散。但它“合群结社”，表达了御侮图存的爱国意愿，促使了各省自保的救亡运动和“诏定国是”的实现。 清末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团体。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于1899年7月20日（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十三日）与李福基等在加拿大创设。又名中国维新会。《会例》提出“专以救皇上，以变法救中国、救黄种为主”，准备在美洲、南洋、港澳、日本各埠设会，以澳门
《知新报》和横滨《清议报》为宣传机关，以保救光绪帝，排除慈禧太后、荣禄、刚毅等顽固势力为宗旨。义和团运动发生，八国联军侵入，保皇会认为这是反击后党、“扶救皇上”的时机，主张“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先订和约以保南疆”，酝酿“讨贼勤王”，同在国内的唐才常联系、准备起事。但保皇会及其首领康有为拒绝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合作，对自立军的经费也延宕未交，自立军失败。此后，它的斗争锋芒渐由针对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顽固派转向革命派，由保光绪帝转为保清朝封建政府，想以孔子的权威和光绪帝的“圣德”感化会员，说革命要“有流血之惨”，要“引起分裂”。1906年，清政府颁布预备立宪，康有为发出文告，“以为中国只可君主立宪，不能行共和革命，若行革命，则内讧分争，而促外之瓜分”。又说：“今上不危，无待于保”，宣布旧保皇会“告蒇”，于1907年2月13日（光绪三十三年元旦）改为“国民宪政会”。3月23日，在美国纽约召开大会，康有为自欧洲赶赴，“议行君主立宪”。国民宪政会正式定名为“帝国宪政会”，对外则称“中华帝国宪政会”，“以尊帝室为旨”，成为继续抵制革命、鼓吹“宪政”的政治团体。
保甲制度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县以下的基层行政组织制度。系宋代以后封建旧制。1932年8月蒋介石颁布《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后，正式开始在豫鄂皖三省红军革命根据地周围地区施行。后来先后扩大到陕西、江苏、甘肃、宁夏、湖南、绥远、福建、浙江、山东、江西、四川等省及北平（今北京）、南京市。1937年2月由行政院公布修正《保甲条例》，推行全国。
保甲编组以户为单位，设户长；十户为甲，设甲长；十甲为保，设保长。各保就该管区域内原有乡镇界址编定，或并合数乡镇为一保，但不得分割本乡镇一部编入他乡镇之保。大乡镇得编组为若干保，设保长联合办公处，由保长互推一人为主任。户长基本由家长充任，保甲长名义上由保甲内各户长、甲长公推，但县长查明不能“胜任”，或认为有更换必要时，得令原公推人另行改推。户长须一律签名加盟于保甲规约，并联合甲内户长共具联保连坐切结，声明如有“为匪通匪纵匪”情事，联保各户，实行连坐。保甲长受区保长指挥监督，负责维持保甲内安宁秩序。联保主任受区长指挥监督，负维持各保安宁秩序总责，但各保应办事务仍由各该保长负责。保甲组织的基本工作是实施“管、教、养、卫”。“管”包括清查户口，查验枪支，实行连坐切结等；“教”包括办理保学，训练壮丁等；“养”包括创立所谓合作社，测量土地等；“卫”包括设立地方团练，实行巡查、警戒等。1939年9月19日国民政府公布《县各级组织纲要》，增设副保长一人，规定保长兼任保国民学校校长和壮丁队队长，进一步强化保甲制度。1949年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在大陆的统治结束而被废止。
鲍罗廷（1884～1951）
1923～1927年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和苏联驻中国国民党代表、国民政府高等顾问。俄罗斯人。原名马尔克维奇·格鲁申贝格，生于沙俄前威帖布克省。青年时代开始革命活动。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7年春赴美侨居，参加革命活动，曾在芝加哥加入美国社会党。1918年7月回国，在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次年3月出席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随后奉派到美、德、英等国从事国际联络工作。
1923年秋来中国，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苏联驻广州革命政府代表，并被孙中山聘为国民党的组织教练员，其后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高等顾问等职。他提出改组国民党的具体计划，推动了国民党的改组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1924年1月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协助起草大会宣言和会议的其他文件。同时协助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请求苏联政府派军事顾问团及调拨款项、军械支持军校。并多次到军校介绍十月革命经验和苏联红军的生活和政治工作。当年10月支持孙中山镇压商团叛乱。11月随孙中山北上。孙中山逝世前，请他转达遗言和给苏联的信。1925年7月任广州国民政府高等顾问。1926年，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排斥共产党人，鲍罗廷对蒋采取妥协迁就的态度。同年7月北伐军开始出师，他暂留广州，12月随国民政府北迁至武汉。当蒋介石反动面目暴露后，他支持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采取的制裁措施。同时支持人民群众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斗争，但指责“农民运动过火”。1927年4月蒋介石进行反共清党后，对鲍罗廷等发出通缉。同年10月他回到莫斯科，曾任苏维埃劳动人民委员，塔斯社代理负责人、英文《莫斯科新闻》主编。1949年2月因美国记者斯特朗“间谍案”受株连被捕。1951年5月 29日死于伊尔库茨克的一个劳动营中，后来苏联为他恢复了名誉。
天津盐业、金城、大陆和上海中南四家银行的合称，为中华民国时期北方金融集团之一。盐业银行由河南省都督张镇芳于1915年创办。1917年因张参与张勋复辟事被捕，该行即被段祺瑞派吴鼎昌接收，嗣后张镇芳虽复任董事长，但实权一直操于吴鼎昌之手。金城银行由周作民与军阀倪嗣冲及其幕僚王郅隆等于1917年创办，周作民长期任总经理。大陆银行由谈丹崖、许汉卿等于1919年创办，谈任董事长，不久兼总经理。1933年谈病故，由颜惠庆任董事长，许汉卿任总经理。中南银行由华侨商人黄奕住和上海报业资本家史量才等于1921年创办，聘胡笔江任总经理。前面的三行投资人主要是北洋军阀，其主要业务为承购北洋政府公债、库券和对政府机关放款，并在一定程度上支配了华北的金融业务。中南银行虽在上海，创办人也不属于北洋军阀系统，但它的营业重心在京津，业务经营上依附于北洋政府。为了巩固和扩张实力，四家银行共组“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合办“四行储蓄会”和“四
行准备库”，并联合发行中南银行钞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它们又依附于国民党政权。1935年币制改革后，四行准备库也告结束。 1937年1月，另设“四行信托部”。抗日战争时期，一度依附于日伪势力，互相利用，投机牟利。抗战胜利后，在国民党官僚买办资本势力的打击下日趋衰落。1948年，四行储蓄会和四行信托部改组为联合银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四行及联合银行于1952年底与其他行庄合并，组成公私合营银行。 北洋军阀
以袁世凯为首的封建军阀集团。1895年清廷命袁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这支军队采用新的兵制，使用近代武器，归北洋大臣节制。1901年袁出任北洋大臣，所辖军队称北洋军。辛亥革命后，袁凭借北洋军的实力控制中华民国中央和地方政权，出卖国家主权，镇压人民，实行独裁统治，企图恢复帝制。1916年袁死后，北洋军阀分化为三个派系，即皖系军阀、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彼此争权夺利，不断发生政争和混战。为了争夺北京中央政权，1920年7月发生直皖战争，皖系失败下台，直系上台。1922年和1924年先后发生了两次直奉战争，直系失败后，奉系控制中央政权。不断的军阀混战，消耗了巨大的人力物力，给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北洋军阀自身的实力也受到削弱。1926年7月，在国共两党合作倡导下，国民革命军进行了北伐战争，消灭了直系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军队，打击了奉系势力。1928年国民党各军事实力派联合再次北伐，奉系军阀张作霖因战败退回东北，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见皇姑屯事件），至此，北洋军阀的统治最后结束。北洋军的一些余部被并入国民党军队。
北洋政府
1912～1928年由北洋军阀控制的北京中华民国政府的通称。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取得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职，3月10日在北京就职，又逼南京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这标志着民国史上北洋政府统治的开始。北洋政府对外依靠帝国主义支持，对内主要代表国内封建势力，以北洋军队为统治支柱，镇压人民，排斥异己，在全国建立起军事化的统治。北洋政府与北洋军阀各个派系的兴衰关系很密切，以时间划分，大致可分为袁世凯统治时期、皖系军阀统治时期、直系军阀统治时期、奉系军阀统治时期四个阶段。
袁世凯统治时期（1912～1916）袁世凯上台后，临时政府进行改组，唐绍仪首任内阁总理，不少北洋官僚入阁。袁世凯为了清除革命势力，逼迫主张调和南北矛盾的唐绍仪辞职，换其亲信赵秉钧组成御用内阁。《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对袁并无约束力。但此时政治形势仍具有明显的过渡色彩，其主要表现是资产阶级民主形式得以保留，国会中同盟会员居多数，南方多数省政权也掌握在同盟会手中，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有与北洋派一争高下的实力。
1912～1913年上半年，由于两大政治势力的对峙，形成了民国史上一个短暂的特殊时代。政党林立，舆论活跃，全国大小党派团体上百个，报刊几百家，表现出难得的资产阶级民主气氛。众多政党中，最重要的是以同盟会为主体改组的国民党，以前清立宪派旧官僚为支柱的进步党。国民党领导人希望通过和平方法建立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发展实业，具有进步意义。但他们在理论上的主张脱离了以土地问题为核心的广大农民的现实需要，行动上组织松散，缺乏强有力的行动手段，对袁的野心也认识不足。相反，袁世凯暗中集聚力量，文武并用，扩军备战，寻求列强财政支持，实力雄厚。1913年初，大选揭晓，国民党获胜，袁立即摘下和平假面具，指使暴徒暗杀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挑起战争。革命党人意见纷纭，仓促中在7月发动二次革命，终因不敌早有准备的北洋军而失败。这是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一次重大挫折。
二次革命失败后，南北对峙局面宣告结束，袁世凯用武力统一全国，北洋集团由此独占了全国政权。接着，袁通过威胁手段，于10月当选正式大总统。随即解散国会及省议会，用一批官僚政客组织政治会议、约法会议、参政院等御用机构，建立起个人独裁统治。1914年5月1日，袁世凯废除《临时约法》，公布《中华民国约法》，实行总统制，总统独揽一切大权，至此，辛亥革命的成果——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被袁破坏殆尽。
袁世凯统治期间，镇压了革命派的活动，北洋派也保持着大体上的一致，因而政局相对稳定，北洋政府的行政、立法、司法各种体制的基础多在这一时期奠定，公布的一些法规、条例对工商业发展也起了一定作用。但大总统职位仍不能使袁世凯满足，自1915年春开始，他在英、日帝国主义支持下，积极准备改行帝制。同年12月12日宣布恢复帝制。旋下令改1916年为洪宪元年，废除民国纪元。但经过辛亥革命，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加之袁为称帝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与日本订立“二十一条”以换取支持，遭到全国人民一致反对。袁在北洋派内部排挤手握兵权、对帝制不甚积极的段祺瑞、冯国璋等人，造成北洋派内部的分裂。忙于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列强也不可能给帝制运动以有力支持。因此，袁世凯称帝后彻底动摇了他的统治基础。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坚持反袁，组织了中华革命党与中华革命军，在沪、鲁、陕等地发动起义，但因孙中山、黄兴有分歧，缺乏实力，又脱离群众，故影响不大。结果，反对袁氏帝制运动的领导权反而被进步党夺走。他们在全国反袁浪潮推动下，联合西南地方势力，打出反袁复辟旗帜，占据了主动地位。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首义，护国战争爆发，很快得到全国响应，资产阶级两大派别在反袁基础上联合，北洋派内部却无法一致。在全国反袁的浪潮下，袁世凯被迫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这场战争反
对帝制，维护共和，具有革命性，势不可挡。袁世凯虽然还想挣扎，但已力不从心，于1916年6月6日病死。
皖系军阀统治时期（1916～1920）自1916年袁世凯死至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北京政府基本上为皖系军阀段祺瑞把持。袁世凯之死，结束了北洋集团的大体统一局面，开始了群雄纷起、兵连祸结的军阀割据年代。北洋内部分裂为直、皖两大系，奉系在东北迅速崛起，各地大小军阀如晋系、滇系、桂系等无不割据一方。中国的小农经济基础与帝国主义列强分而治之的政策为军阀割据创造了条件。北洋集团内部缺乏坚固凝聚力，本身并非统一的军事团体，袁世凯生前尚能维持，袁死后中心既失，兵为将有，政治权力分散在各路军阀手中，不仅中央不能控制各省，甚至省不能控制下属各县。督军团横行无忌，立法、行政、司法机构大多徒具形式，中央政府只能在对外关系上勉强代表着国家。
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临时约法》、国会等资产阶级民主形式也已恢复，但实质与袁世凯时代并无二致。段祺瑞以国务总理身分把持北京政府实权，但他不能缓和北洋派与其他派别以及北洋派内部的矛盾。首先引发的是府院之争，手无实权的总统府敢与大权在握的国务院相抗衡是因为得到部分国会议员及对段不满的派别的支持，到1917年春因对德参战案达到高潮。黎元洪解散国会，免去段祺瑞的职务，段立即煽动督军团叛乱，并阴谋在天津另组政府。正值此际，张勋复辟发生，段率兵打败张勋。冯国璋任代理大总统，段祺瑞以“再造共和”的英雄自居，把持中央政权。皖系政府对外以参战为名，签订了中日军事协定，出卖主权，投靠日本，借款编练参战军；对内奉行武力政策，排除异己。为了独霸政权，段废除《临时约法》，由皖系安福俱乐部包办选举，1918年8月成立新的御用国会，选北洋元老徐世昌为大总统，派兵讨伐南方护法运动，皖系势力发展到了最高峰。
段祺瑞破坏民主的行径，遭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反对。1917年7月孙中山南下广州发起护法运动。他没有提出发动民众的切实方案，手头无军队，只能依靠西南军阀唐继尧、陆荣廷等人，而唐、陆等人的目的则是借机扩充势力。孙中山最后被排挤，不到一年即辞职。南北武力对峙演化为争权夺利的议和。
皖系虽然控制了北京政府，但不能控制北洋各派，对非北洋系的西南军阀更是鞭长莫及。皖系军阀扩张的同时，其他大小军阀也在扩充各自的实力，直、奉两系的扩展尤其迅速。直系兵精械足，不甘久居人下，首先在与南方军政府作战问题上与皖系发生矛盾。直军在前线自行停战，其停战主和言论，迎合了全国人民渴望和平的心理；直系极力攻击皖系卖国，一时又赢得了人心。皖系上台后一系列倒行逆施，本已引起人民反感。1919年巴黎和会时，皖系政府的表现导致五四运动的爆发，使它陷于完全孤立的境地。直系在政治、军事上都占
据优势，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列强卷土重来，压制日本的扩张，依靠英美支持的直系在与依靠日本支持的皖系的争斗中又多了一重筹码。1920年7月，直皖战争终于爆发。 直系军阀统治时期（1920～1924）直皖战争爆发，直系与奉系结盟，未及半月，皖系即败下阵来，直系曹锟、吴佩孚成了北京政府的新主人。
直系是打着反对皖系武力统一的旗号上台的，然而当他们上台后，就以中央政权的名义实行武力统一政策。这一政策遭到一切非直系的反对，纷纷以“民主”、“自治”、“联省自治”以及其他各种名义对抗。首先与之发生矛盾的是昔日倒皖的盟友奉系。双方起先共同控制着北京政府，但因胜利果实分配不均，在组阁等问题上互相指责，矛盾愈演愈烈。1922年4月，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果直系击败奉系，独占了中央政权。
新胜之后的直系脱下“爱国”、“进步”的伪装，镇压工人运动，造成“二七”惨案，暴露了它的敌视人民的本相。他们先打着“恢复法统”的旗号，恢复国会，逼徐世昌下台，迎黎元洪复任大总统。继之又对黎元洪“逼宫夺印”，接着直系便高价收买国会议员，于1923年10月通过贿选，收买“猪仔议员”，让曹锟当上了大总统，搞得举国哗然，丧尽民心。反直的一方，奉系败退出关后，宣布“闭关自治”，锐意整军经武，实力大增，皖系不甘寂寞，企图卷土重来；南方的孙中山准备北伐，也在寻找盟友，由此形成了孙、皖、奉“反直三角同盟”。直系内部则因争权夺利而四分五裂，冯玉祥部自成一派，且与反直一方暗通款曲。1924年9月，以江浙战争为前奏，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大举进攻，直军作战不利。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直系腹背受敌，吴佩孚失败南下，直系军阀统治时期告终。
奉系军阀统治时期（1924～1928）直系垮台后，奉系控制了北京政权。他们抬出皖系首领段祺瑞为临时执政，实际则在背后操纵。段祺瑞提出召开“善后会议”，但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各派军阀之间争权夺利，纵横俾阖，敌与友之间根本无一定之分。北方的奉系与冯玉祥国民军系首先发生矛盾，这一矛盾的激化，又使奉系与吴佩孚重新携手，共同反冯，1926年初将冯部挤出华北。奉系内部，郭松龄于1925年底联合冯玉祥倒奉，由于日本的干涉而失败。同时，东南孙传芳与奉军激战，一跃而为五省霸主。到1926年4月，段祺瑞下台，其后奉、直两系在围攻倾向革命的国民军的共同目标下“联合”起来，暂时建立了他们在中国中部和北部的统治，并组成直系和奉系军阀势力所控制的北京政府，这个政府由内阁“摄政”。
这时，南方国民革命兴起，经过五卅运动，形成全国性的革命高潮，使广东革命军的北伐时机成熟。1926年7月，北伐开始，北伐军先打吴，再攻孙，最后击奉，各个击破，不
到一年，即控制全国半壁江山。
北洋军阀在面临失败的最后关头，仍不愿意自动退出历史舞台。1927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组织安国军政府，自任大元帅，企图联合各派军阀，进行最后挣扎。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进行“清党”、“分共”，使北伐中途停顿，给北洋军阀以短暂喘息之机。然而为时不久，国民党各派再度联合继续进行所谓后期北伐，张作霖见大势已去，遂于1928年6月下令退出京津一带，向东北收缩。他本人在回沈阳途中，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弹炸死。1928年6月8日，国民党军队进入北京，北洋政府在中国的统治最后结束。同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全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
北洋政府司法机关
由大理院、总检察厅、平政院组成。大理院系沿用清末旧制，为“四级三审”制的最高审判机关。设院长一人，总理全院事务，并监督行政事务。置民事、刑事庭若干，各庭设庭长一人，监督本庭事务。审判采用合议制。其职权为管辖：①不服高等审判厅二审判决而上告各案件的终审；②不服高等审判厅决定（或命令）而抗告各案件的终审；③属于大理院特别权限各案件的初审、终审。
总检察厅也是沿用清末旧制，为最高检察机关。设检察长一人，监督总检察厅事务。设检察官二人以上，行使以下主要职权：①遵照刑事诉讼律，实行搜查处分，提起公诉，实行公诉，并监察判决的执行；②遵照民事诉讼律，为诉讼当事人或公益代表人，实行特定事项。 平政院为办理行政诉讼机关，成立于1914年3月31日。设院长一人，直属大总统，指挥、监督全院事务；评事十五人，分组三庭，行使以下各项审理权：①中央或地方最高行政官署的违法处分，致损害人民权利，经人民陈诉的。②中央或地方行政官署的违法处分，致损害人民权利，经人民诉愿至最高行政官署，不服其决定而陈诉的。但不得受理要求赔偿损害的诉讼。北洋政府行政区划
北洋政府划分国家领土为不同区域，并建立相应的行政组织的制度，其行政区划包括二十二省、四特别区、京兆地方及外蒙古、青海、西藏。
依1913年1月8日公布的《划一现行各省行政官厅组织令》、《划一现行各道行政官厅组织令》和《划一现行各县行政官厅组织专》的规定，北洋政府的行政区划分省、道、县三级。其省级为：①一地方，即京兆地方；②二十二省（不包括日占台湾省），即直隶省、奉天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山东省、河南省、山西省、江苏省、安徽省、江西省、福建省、浙江省、湖北省、湖南省、陕西省、甘肃省、新疆省、四川省、广东省、广西省、云南省、贵州省；③四特别区，即热河特别区、绥远特别区、察哈尔特别区、川边特别区；④外蒙古、
青海、西藏。省、特别区分道。京兆地方、道分为县、设治局，为初级行政组织。1922年，全国共有九十七道，一千九百六十三县，十二设治局。外蒙古、青海分盟，盟下分旗。西藏分宗，相当于内地的县。
币制改革
1935年国民政府废止银本位制，实行纸币制的一次币制改革。1935年11月4日起实行。中国疆域辽阔，货币制度一直很复杂混乱，严重地影响了商品的流通和交易，并且不利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国家财政金融的稳定。1933年3月，国民政府废两改元，实行银本位制，虽对货币制度进行了一次改革，但整个中国的币制仍非常紊乱。1934年6月，美国政府实施《购银法案》，提高白银收购价格，使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动摇了银本位制的基础。国民政府为谋求稳定币值，摆脱财政经济危机，采纳英国财政专家李滋罗斯的建议，决定放弃银本位制，实施法币政策。1935年11月3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施行法币公告，其主要内容为：①统一货币发行权，实行法币政策。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后加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之钞票为法币；其他银行不得继续发行新钞票；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其他原经财政部核准发行之银行钞票，准其照常行使，由财政部定期以法币换回。②实行白银国有。禁止白银流通，并将收归国有的白银移存国外，作为外汇准备金；凡银钱行号商店及其他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银本位币或其他银币生银等银类者，应自11月4日起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其指定之银行兑换法币。③放弃银本位制，采用外汇本位制。为使法币对外汇比价稳定，规定由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无限制买卖外汇；法币的价值用外汇率来表示；法币与英镑保持固定汇率，当时规定法币1元合英镑1先令2.5便士。为此引起美国的争夺，同年12月美国变更购银办法，迫使世界银价猛跌，影响中国外汇基金的稳定。1936年5月，国民政府被迫与美国缔结《中美白银协定》，法币又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法币1元等于0.2975美元，使法币成为英镑、美元的附庸。法币政策的实施，统一了币制，是中国货币制度的进步，在实行初期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国民政府利用货币发行权的集中，加强了金融垄断；又以法币系拥有法偿资格的不兑现纸币，而用膨胀发行办法填补财政赤字，导致恶性通货膨胀，成为后来国民经济崩溃的重要原因。
抗战时期陕甘宁等边区政府银行发行的纸币。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陕甘宁边区政府按国共两党的协定，使用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后由于辅币缺乏，市场流通失灵，边区银行乃于1938年6月以光华商店名义，发行“光华商店代价券”，面额为二分、五分、一角、二角、五角五种，后又增发七角五分一种，作为辅币使用，与法币同值兑换。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停发第八路军军饷，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使边区财政发生极大困难。边区政府为了发展边区经济，支持抗战，于1941年1月28日通过了“发行边币、禁止法币在边区内流通”的决议。同年2月授权边区银行发行面额为一元、五元、十元的陕甘宁边区银行币（简称边币），并以边币逐渐换回“光华商店代价券”，使边币成为边区唯一的法定货币。这对保护边区的独立自主起了重要作用。
1944年，边币受法币影响贬值，边区政府决定授权陕甘宁边区银行以边区贸易公司名义发行“商业流通券”，规定“流通券”一元兑换边币二十元。自1945年6月1日起，“流通券”成为陕甘宁边区的本位货币，边币陆续收回。1948年1月，陕甘宁边区银行与西北农民银行合并后停止发行。
与此同时，晋察冀边区政府为了统一三省货币，沟通三省经济，对敌进行货币斗争，于1938年由晋察冀边区银行发行面额为一元、二元、五元、一角、五角等五种纸币，也称边币。1948年5月停止发行后，按这币十元对冀南币一元的比率并行流通。同年12月，按一千元折合人民币（旧币）一元的比价收兑。
此外，1941年豫鄂边区建设银行发行的纸币，1946年晋察冀边区银行发行的票面印有“冀热辽”字样的纸币，也称边币。
博学鸿儒
清朝制科取士方式之一。清承唐宋旧制，于正常科举考试之外，增设制科取士。有博学鸿儒、经济特科、孝廉方正科等名目。博学鸿儒，又称博学鸿词，亦简作词科或鸿博。鸿始为宏，因避清高宗弘历名讳，改作鸿。康熙十八年（1679）、乾隆元年（1736）曾两度举行。光绪三十四年（1908）虽有重开之议，旋因德宗死，遂告终止。与试者，不论已仕未仕，皆由在京三品以上官员，在外总督、巡抚等大吏先行荐举，然后汇集京城，统一进行殿廷考试，录取者授翰林院官。康熙十八年，与试一百四十三人（一说一百五十四人），取五十人。乾隆元年，与试一百九十三人，取十五人。次年补试二十六人，取四人。无论就得人之盛，还是对一时政局的影响而言，应首推康熙词科。当时天下名士，除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拒不接受荐举外，其他如朱彝尊、汪琬、毛奇龄、施润章等都应选录取，入翰林院纂修《明史》。这不仅保证了这部史书的编写质量，而且对于消弭汉族士大夫的反满思想，促进满汉统治阶级的进一步合流，都产生了较大影响。而乾隆词科，旨在驱使士人为朝廷装点门面，无非鼓吹承平而已。两科名一却不可同日而语。
蔡锷（1882～1916）
民国初年军事家，1915年云南护国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原名艮寅，字松坡。
1882年12月18日（清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九）生于湖南邵阳一个贫寒农家。幼年在私塾读书。1898年考入长沙时务学堂，接受了梁启超等人维新思想的影响。1899年赴日本，就读于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横滨东亚商业学校。1900年随唐才常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改名“锷”，立志“流血救民”。
复去日本。先入成城学校，继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1904年毕业回国，先后在湖南、广西、云南等省教练新军。1911年初调云南，任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10月30日与革命党人李根源等在昆明领导新军响应武昌起义，蔡被推为临时革命总司令。旋成立云南军政府，任都督。后为矫正军人干政时弊，自请解职。1913年被袁世凯调至北京，加以笼络与监视。1915年袁世凯称帝，他由北京潜回云南，与唐继尧等人于12月25日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发动护国战争。蔡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1916年春率部在四川纳溪、泸州一带击败优势袁军，迫袁取消帝制。袁死后蔡任四川督军兼省长。不久因病赴日就医，1916年11月8日病逝于福冈。遗著编为《蔡松坡集》。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吉鸿昌等人在张家口建立的抗日武装。又称“察绥抗日同盟军”。 1933年4、5月，日军越过长城，进逼平津，并侵占察哈尔省（今分属内蒙古自治区和河北省）多伦、沽源等地。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准备与日军签订停战协定。冯玉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和帮助，于5月26日在张家口通电成立民众抗日同盟军，自任总司令，先后响应加入者七八万人。6月中旬，同盟军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议决以外抗暴日，内除国贼为宗旨；以取消苛捐杂税，改善工农贫民士兵生活，释放爱国政治犯，保障民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武装自由为政纲；并成立军事委员会，以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宣侠父等十一人为常委。同盟军接受中共河北省前线工作委员会的指导。6月下旬，任命方振武为北路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在吉鸿昌率领下，接连收复康保、宝昌、沽源三县城。7月12日，再克多伦。
对同盟军的抗日斗争，蒋介石始则阻挠破坏，继则武力镇压，先后调遣十六个师逼近张家口，并断绝平绥路交通。日军也同时向察省调动。8月5日，冯玉祥在蒋军及日军的双重压迫下，通电结束抗日军事行动。9日取消同盟军总部，14日离开张家口。吉鸿昌、方振武等按照中共河北省前线工作委员会的决定，将队伍转移张北，由方振武出任代总司令（后改称“讨贼联军”）。9月转入河北，与蒋介石的军队和日军周旋于昌平、高丽营、大小汤山一带。10月中旬，弹尽粮绝，终于失败。其后，方振武被迫流亡国外；吉鸿昌在天津法租界被捕，在北平（今北京）牺牲。
长城抗战
1933年春，中国军队在长城喜峰口、古北口等处抗击侵华日军进攻的战争。“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者本着蚕食中国以至最后独占中国的既定方针，于1933年元旦在山海关挑衅，翌日至3日进攻并占领临榆县城。东北军第九旅何柱国部奋起还击，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日军占领山海关后，2月下旬以第六、八两师团分三路进攻热河省（今分属河北、辽宁及内蒙古自治区），3月4日占领省会承德，随即向长城各口进犯。9日，日军先遣队侵占喜峰口山头阵地，旋被西北军第二十九军宋哲元部大刀队夺回。次日，日军主力部队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喜峰口、古北口全线进攻。二十九军主力赶赴喜峰口抵御，以近战肉搏和大刀队包抄敌后等战术给敌以沉重打击，迫使日军于14日后撤。守军第十七军三个师也在古北口轮番御敌，双方均有重大伤亡。自16日起日军改向罗文峪进攻，企图包抄喜峰口左侧背。经二十九军官兵奋勇抵抗，敌未得逞。长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但是不久，由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谋求对日妥协，抗战形势随即逆转。4月11日，日军侵占冷口，驻守喜峰口的二十九军腹背受敌，13日奉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令撤退；驻守古北口的十七军在南天门一带抵抗至5月13日也奉命撤退。日军占领长城重要防线后，矛头直指平津，迫使蒋介石政府与其签订塘沽停战协定。长城抗战虽在蒋介石的妥协政策下失败，但二十九军等中国军队仍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
长沙会战
1939年9月至1942年1月，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在长沙地区进行的三次会战。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日本为了配合德、意两国的战争攻势，在中国掀起新的军事行动，接连发动三次长沙大战，主要目标均在夺取长沙。
第一次长沙会战亦称“赣湘会战”，战役从1939年9月至10月。日军侵占武汉、南昌后，为巩固和扩大其占领区，企图歼灭中国第九战区主力于湘北、赣北地区。在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下，调集四个师团、两个支队及航空兵、海军各一部，约十万人，从赣北、鄂南、湘北三个方面向长沙发动进攻。中国第九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率三十多个师，近四十万兵力，以一部配置在赣北、鄂南阻止进犯之日军；主力于湘北方面，以逐次抵抗消耗日军，挫败其进攻。9月13日，赣北方面靖安、奉新之敌首先向西猛进，被守军阻于修水地区。鄂南日军于9月22日分别由通城、大沙坪等地南犯，于9月底先后进占平江、长寿街、献钟等地，以策应湘北南下之日军的行动。湘北方面系日军主攻方向，于9月18日发动正面攻势，23日突破新墙河防线，26日主力强渡汨罗江，28日抵达长沙外围。中国军逐次撤退，并在两翼伏击日军。日军察觉其湘北南下长驱直入之部队，左翼暴露，受到威胁，交通
线过长难以保障，为避免陷入不利态势，遂于10月3日向新墙河以北后撤。中国军队乘日军撤退之机实施反攻，分别向青山市、福临铺、金井及三姊桥等地追击，先后克复该地，至10月14日日军退至原阵地。此役是中国军队自抗战以来首次用武力迫使日军回复到战前原态势的一次战役。
第二次长沙会战从1941年9月至10月。日军为了再次打击中国第九战区的主力，于9月初以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畿指挥四个师团、两个支队和航空兵、海军各一部，约十二万人，由岳阳以南向长沙地区发动第二次进攻。中国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十四个军，近三十万兵力，计划在湘北方面诱敌主力于汨罗江以南金井、福临铺、三姊桥以北地区，反击而歼灭之。9月6日，日军为掩护其主力集中展开并隐蔽主要方向的企图，以一部向临湘以南的大云山地区进犯，守军顽强抵抗，直至17日未获进展。18日，日军正式发起进攻，分多路强渡新墙河，守军在给敌一定杀伤后遂后撤转至侧翼阵地。26日，日军主力向长沙猛攻。次日，日本伞兵在长沙东北部降落。28日，日军一部突入长沙市区，另一部于29日进入长沙以南，侵入株洲。中国军队顽强反击，并有一部乘日军在武汉方面兵力空虚，向武汉以西的宜昌一线进击，日军被迫于10月1日由长沙向北撤退，9日退回新墙河以北地区。至此，恢复了战前态势，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
第三次长沙会战从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日军为防止中国军队策应广九路香港方面的作战，以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畿指挥四个师团、三个旅团（支队），约十二万兵力，发动第三次长沙会战。薛岳指挥十四个军共三十七个师的兵力，采用“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作战方针，将日军诱至长沙附近四面包围，并切断其后路。12月24日，日军分数路强渡新墙河南犯，中国守军顽强阻击，节节抵抗，然后向东部和南部山地转移。29日，中国军队第二线兵团从鄂、桂、粤三省源源开至战场，使中国军队保持着外线挺进的有利态势。1942年1月1日，日军向长沙外围守军发起猛烈攻击，守军英勇抵抗。预备十师葛先才团与敌激战两日，最后连伙■、马■都上阵与敌肉搏，保住了修械所阵地，全团幸存者仅五十八人。1月4日，第九战区组织全线反攻，日军溃逃，至16日日军撤至新墙河以北地区，双方恢复原态势。
长沙会战是太平洋战争开始后盟国的第一次大捷。英美舆论纷纷赞扬，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社论说：“12月7日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性的胜利系华军的长沙大捷。”
陈独秀（1879～1942）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原名庆同，字仲甫。生于1879年10月9日（清光绪五年八月二十四），安徽怀宁（今安庆）人。早年参加县试、乡试，由于认识到科举制
度的腐败，一度拥护戊戌变法。1901年以后，三次留学日本，与张继、苏曼殊等组织革命团体青年会。1903年参加拒俄运动，旋又襄助章士钊主编报纸，宣传排满革命思想。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传播爱国民主思想和科学知识。1905年在安徽与柏文蔚等组织岳王会，联络大批革命志士，为同盟会在安徽的发展打下基础。武昌起义前后，在杭州活动，曾起草革命檄文多篇；旋回安徽，先后任孙毓筠、柏文蔚都督府秘书长，大力改革官僚政治。失败后，又追随柏文蔚讨伐袁世凯，遭挫折，逃亡上海，继续探求救国救民道路。1915年创办《青年》（后改名为《新青年》）杂志，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猛烈抨击儒家伦理道德、旧文学和旧教育，掀起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1917年1月，到北大任文科学长，推行课程改革，以白话文教学。1918年12月，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评点时事，主张公理，反对强权。《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宣传和教育，为五四运动准备了思想和干部条件。1919年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5月，在上海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开始发起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准备工作。
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央局书记；此后，在中共“二大”、“三大”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长，在“四大”、“五大”上当选为中央总书记。1922年8月，在杭州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接受共产国际决定，由反对国共合作转为拥护国共合作，旋即加入中国国民党，参加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1925年领导五卅运动。10月，鉴于国民党右派猖狂反共，在中共中央四届二次会议上，主张中共退出国民党，以后又多次提出这个主张，均被共产国际否决，遂在主持中央工作中，推行“退而不出，办而不包”的方针，在“中山舰事件”等一系列事件上，执行共产国际指示，向蒋介石退让。1927年3月，参与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暴动，并取得胜利。4月5日，就所传蒋介石要袭击工人武装事，与汪精卫交涉，并与汪发表联合宣言，称国民党“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翌日赴汉，反对武汉地区工农运动“过火”行为。7月辞总书记职。9月秘密返回上海。11月致函中共中央，建议工农运动应偏重经济斗争，不可存“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遭中央驳斥。1929年，在中东路事件中，反对作“拥护苏联”的说教式宣传，被中央拒绝。 从1929年5月开始，陈独秀与彭述之等接触到托洛茨基主义的文件，转向托派，激烈抨击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推行的路线。要求中共中央接受托派路线：坚持城市为中心的国民会议运动和工人运动，反对农村武装斗争，并在党内进行分裂活动，组织托派小组织。同年11月被开除出党。12月，与彭述之等八十一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与此同时，与彭述之、尹宽、郑超麟、马玉夫等在上海成立托派组织“无产者社”，出版刊物《无产者》。1931年5月初，托陈取消派与莫斯科归国留学生托派小组织举
行统一大会，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在上海设中央机构，陈独秀任总书记，并发行刊物《火花》。1932年，在上海淞沪抗战中，以托派中央名义支持抗战，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并向中共中央提议联合领导反日运动。1932年10月被国民政府逮捕，1937年8月出狱，拥护国民党领导抗日，拥护国共合作，与坚持打倒国民党、反对国共合作的托派中央决裂，并一度在武汉独立进行政治活动，联络民主人士和抗日军队，企图组织“不拥国、不阿共”的第三势力。1938年，被王明、康生诬陷为日本间谍，从此与中共彻底决裂，并撰文抨击中共执行的农村游击战争的抗日路线。7月入川，晚年贫病交加，仍不断撰文谴责斯大林肃反扩大化，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赞扬英美议会民主制度，表示要彻底推翻“我辈以前的见解”，认为列宁、托洛茨基的理论，不适用于中国、俄国和西欧。1942年5月 27日病逝于四川江津。著作编为《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等。
陈果夫 （1892～1951）
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CC系首脑。原名祖焘。浙江吴兴人。1892年10月27日（清光绪十八年九月初七）
生。陈其美之侄。幼年在长沙明德学堂读书。1907年入浙江陆军小学堂，受陈其美革命活动影响，加入同盟会。1911年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辛亥革命爆发后，赴武汉参加革命军，后随陈其美参加讨袁斗争。1918年起在上海经商，与蒋介石等从事交易所投机买卖。1924年黄埔军校创办后，在上海为军校招募新生兼采购物资。1926年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部长，掌管国民党党务，排斥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1927年春积极参与蒋介石“清党”反共。他曾几度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是第三、
四、五、六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长期掌管国民党党务。他培植亲信，排斥异己，控制各级党部，竭力把国民党变成蒋介石进行独裁统治的工具。与其弟陈立夫组织“中央俱乐部”（Central Club），后来形成为一个很有权势的CC系。他们把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扩充成为一个庞大的特务系统，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从事反对共产党、迫害进步人士的活动，并对付国民党内反蒋派系的抗争。
陈果夫在国民党政府中历任要职：1928年任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副院长，1932年任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1933年任江苏省政府主席，1938年任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1939年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三处主任。
陈果夫利用政治特权发展官僚资本，先于 1935年控制中国农民银行。抗日战争期间在川、云、桂等省兴办和投资许多企业；抗战胜利后主持经营“党营生产事业”，接管大批敌
伪资产，开办公司、银行等，还将文化、新闻、电影、广播单位改为“党营”。他先后担任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中央合作金库理事长、土地开发公司理事长、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与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合称中国四大家族。1949年去台湾，1951年8月25日病逝于台北。一生写有各种体裁的文字一百九十余万字，台湾当局将其编成“全集”十册。 陈化成 （1776～1842）
鸦片战争中抗英名将。字莲峰。福建同安人。出身行伍，历任把总、参将、副将、总兵等职。道光十年（1830），升任福建水师提督，驻守厦门。十九年十月率师船在梅林洋面（今福建泉州附近）驱逐骚扰闽海的三艘英国军舰。不久，调任江南水师提督。任上积极筹备吴淞防务，修台铸炮，沿海塘筑土堡二十六处。为增强江南水师的战斗力，以所带福建亲兵对其严加训练。二十二年四月，英国侵略军攻陷乍浦，江苏大震。陈化成率军驻守吴淞西炮台，与东炮台、小沙背形成犄角之势。
6月，英舰队进逼吴淞口，6月，英舰队进逼吴淞口，两江总督牛鉴以敌众我寡主张缓师避敌，遭到陈化成坚决反对。 6月 16日，英舰向吴淞大举进攻，陈化成麾旗发炮，重创英舰多艘。后因牛鉴逃遁，部分军心动摇，英军占领小沙背和东炮台，集中兵力进攻西炮台。陈化成率部坚持抵抗，数次拒绝接受牛鉴要他撤兵的命令。由于孤军无援，守台官兵纷纷战死，陈化成亦中弹负伤，但仍亲燃大炮，最后因伤势过重，壮烈殉国。
陈炯明 （1878～1933）
中华民国时期广东军政首领、粤系军阀。字竞存。1878年1月13日（清光绪三年十二月十一）生。广东海丰人。1898年中秀才，1906年入广东政法学堂。1909年当选广东省谘议局议员，同年加入同盟会。次年参与广州新军起义的联络工作，事败赴香港参加刘思复组织的暗杀团。1911年3月29日广州起义时，临阵脱逃。10月武昌起义后，奉命与邓铿到东江组织民军起义，参加光复惠州之役。11月广州光复后，任广东副都督。后曾代理都督。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带巨资逃往新加坡等地经商，并组织政治小团体与孙中山相对立。1916年春返粤，组织民军参加讨伐袁世凯，成立粤军，自任总司令。袁死后接受北京政府收编，被授予“定威将军”头衔。1917年拥护孙中山南下护法。被任命为援闽粤军总司令，率部攻闽，占领了闽西南二十多个县。1920年所部发展为两万多人。8月，奉命率粤军回师广东，驱逐桂军。10月占领广州，任粤军总司令兼广东省省长。1921年5月广州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任内务总长兼陆军总长。以“保境息民”、“联省自治”为名，抵制孙中山领导的北伐战争。1922年4月因阻挠北伐被免去陆军总长以外的各项职务。他勾结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授意部下叶举等在1922年6月16日发动军事叛变，炮击广州总统府，企图杀害孙
中山。陈部一度占领广州，他复任粤军总司令。1923年1月陈部被滇、桂、粤联军驱逐出广州。陈炯明指挥旧部盘据惠州、潮汕、梅县一带，与国共合作的广东革命政府相对抗。1925年广州国民政府发动两次东征，彻底消灭其残部。后寓居香港，继续反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一度任致公党总理。1933年9月 22日在香港病死。 陈立夫（1900～ ）
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CC系首脑。原名祖燕。浙江吴兴人。陈其美之侄，陈果夫之弟。年少时在吴兴入塾，后至上海入南洋路矿学校，1917年至天津入北洋大学攻读矿业工程。1923年毕业后赴美国入匹兹堡大学，两年后获硕士学位回国，至山东中兴煤矿任采矿工程师。1926年初任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机要秘书，随侍蒋介石左右。1928年起在南京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机要科主任、中央党部秘书长。他和陈果夫一道，组织“中央俱乐部”（Central Club），在国民党内形成一个很有权势的CC系，竭力控制国民党党务，维护蒋介石统治。他任调查科主任为时不长，但此后调查科一直在他的控制之下，逐步扩充成为一个庞大的特务系统，后来发展成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从事反对共产党、迫害进步人士的活动，并对付国民党内反蒋派系的抗争。他深受蒋的信赖，在1929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以后的第四、五、六次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32年继陈果夫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1935年为中央常务委员。 1935～1936年间奉蒋之命与中国共产党进行接触和谈判。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军事委员会第六部部长，1938年任教育部部长，国民党中央社会部部长；1944年底重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在蒋介石发动内战期间，历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国民党政府不管部部长、立法院副院长等职。
陈立夫注重对人民和青年的思想文化统治，协同蒋介石推行新生活运动，鼓吹封建伦理的“四维八德”，创办正中书局，自任总经理，专门出版宣扬蒋介石和国民党独裁统治的书籍。他和陈果夫一道，凭借政治特权，在金融及国民经济等部门，发展官僚资本；后来又经营“党营生产事业”，掌握宣传、文化机构。与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合称中国四大家族。1949年12月去台湾后，筹谋国民党“改造”方案，遭到蒋介石排斥，于1950年8月去美国新泽西州经营养鸡业。1966年重返台湾，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委员长，兼任“孔孟学会”理事长。著有《唯生论》、《生的原理》、《孟子的政治思想》、《人理学研究》、《我的信仰和希望》等。
陈其美（1878～1916）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字英士。浙江吴兴人。 1878年 1月 17日（清光绪三年十二月十五）出生于商人家庭。十四岁到当铺做学徒，后去上海一家
丝栈当职员。1906年夏前往日本东京，入警监学校。同年加入同盟会。次年转入东斌学校学习军事。1908年奉派回国，往来于浙沪京津各地联络党人。次年接办上海天宝栈，作为江浙的革命机关，并创办《中国公报》、《民声丛报》，宣传革命。同时加入上海青帮。1910年与宋教仁、谭人凤等组织同盟会中部总部，以推动长江流域的革命运动。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11月3日陈在上海率部起义，光复后被推为沪军都督。后起义队伍与驻杭州新军及会党攻克浙江巡抚衙门，浙江光复，与其部第五团团长蒋介石及督署参谋长黄郛结拜为异姓兄弟。随后又组织苏浙镇沪联军攻克南京。1912年1月14日，派蒋介石收买歹徒将光复会著名领袖陶成章刺死。3月，袁世凯为解除其兵权，调他出任唐绍仪内阁的工商部总长，辞未就任；7月被解除沪军都督职。1913年3月宋教仁遭袁世凯派人暗杀，二次革命爆发，陈被举为上海讨袁军总司令，率部攻打制造局，未克。11月应孙中山之命赴日本，参与筹划继续反袁斗争。1914年春，他潜入大连，设奉天革命党机关部，联络东北党人进行革命。不久返东京，布置苏、浙、皖的军事发动，多未收到效果。1914年7月中华革命党成立，任总务部长。1915年2月回上海策动武装反袁。 11月 10日，派人袭杀袁的悍将上海镇守使郑汝成。12月发动肇和兵舰起义，炮轰制造局，并分别派人进攻电报局、电话局、巡警总局、工程总局等，因袁军反扑后援无济而失败。云南护国讨袁军起，陈继续在江浙一带策动反袁军事行动，屡次起事均遭失败，益遭袁世凯所忌恨，悬重金募人暗杀，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在上海萨波赛路14号寓所，被袁派人刺杀。
陈启源 （约1825～约1905）
广东新式缫丝厂的创始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先行者。字芷馨，广东南海县人。他自称其家世代以农桑为业，自己则广泛涉猎诸子百家、星象舆地诸书，并曾和外国人有所接触。1854年（咸丰四年）他出国至南洋，遍历各埠，在安南（今越南）或暹罗（今泰国）看到法国式的“机械制丝，产品精良”，遂蓄意创办缫丝厂。1873年（同治十二年）陈启源回国后，在他的故乡南海简村办起一个名叫继昌隆丝偈的缫丝厂。最初规模很小，丝釜不过数十部，但由于采用锅炉热水蒸汽煮茧，并使用蒸汽动力和机器传动装置，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其工效相当于手工缫丝的六至十倍。此外新法所缫之丝，粗细均匀，丝色洁净，弹性较大，因此，售价也较手工缫丝高出三分之一。到80年代初，南海一带已有丝厂多家，并出口缫丝。机器缫丝的出现受到丝业行会的手工业者的反对。继昌隆成立不久，一些手工业者就起而鼓动风潮，要拆掉缫丝厂。1881年（光绪七年）因蚕茧歉收，工人失业，“锦纶行”（手工业行会）的手织工人，聚众二三千人，捣毁一家丝厂。继昌隆虽幸免于难，但不得不暂时迁往澳门。
80年代以后，手工缫丝业中，效率较高的足缫机逐渐代替了手缫机。陈启源设计的一种半机械的缫丝小机，也逐渐为广大的手工业者所接受。这样，在20世纪初的广东缫丝业中，手工缫丝和机器缫丝，又形成“并行不悖”的局面。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广东缫丝工业开始衰落。继昌隆本身的结局也不例外，它经过多次转手，营业不振。继昌隆最初创立时，厂址是陈氏住宅伯豫坊，到了20世纪30年代以后，这一片厂址又还原为陈氏遗族的住宅。
陈天华 （1875～1905）
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出色的宣传家。原名显宿，字星台，亦字过庭，别号思黄。湖南新化人。父亲陈善是乡村塾师。陈天华少年时因家境贫寒，曾辍学在乡间做小贩，喜爱小说唱词，常仿其文体作通俗小说或山歌小调。后入资江书院学习。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热心新学的邹沅帆等在新化创办求实学堂，陈天华入该学堂后，受到维新思想的影响。后又曾到省城的岳麓书院求学。
1903年春，以官费生被送日本留学，入弘文学院师范科。不久，拒俄事件发生，他积极投入这个爱国运动，加入了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后回国准备策动武装起义。他写了《警世钟》、《猛回头》两部浅近通俗的宣传作品。这两部书以强烈的爱国精神和革命勇气，揭露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已迫在眉睫，指出清朝政府已成为“洋人的朝廷”，号召全国各阶层民众团结起来，实行排满，“杀那洋鬼子”，在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不久，在湖南长沙参与发起秘密革命团体华兴会，并到江西策动军队起义。1904年春，再到日本，入法政大学。8月，冒险回国，准备参加华兴会发动的长沙起义。因事泄失败，又去日本。1905年6月，与宋教仁等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7月，孙中山到日本，主张联合各革命团体，组织中国同盟会，陈天华积极赞成。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他任秘书，并被推为会章起草人之一。《二十世纪之支那》改为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后，他在《民报》上先后发表不少文章和政治小说《狮子吼》。同年11月，日本文部省颁布歧视并限制中国留学生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留日学生发动了抵制这个规则的强大运动。为了激励人心，陈天华在12月7日留下《绝命书》，投海自杀。著作辑为《陈天华集》。
陈寅恪 （1890～1969）
中国历史学家。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1890年7月3日（清光绪十六年五月十七）生于湖南长沙。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主张维新变法，兴办新政。父陈三立，光绪年间进士，晚清著名诗人。陈寅恪幼年在家塾读书时，即已开始接触西学。1902年随长兄、著名画家陈衡恪（师曾）赴日本E求学，就读于东京巢鸭弘文学院高中，后因病回国入上
海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起，负笈欧美，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社会经济部、美国哈佛大学等著名学府专攻比较语言学和佛学，共达十余年之久。1925年起，任国立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1929年，清华国学院停办，改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中文系、哲学系合聘教授，并曾兼任国立北京大学教职。1930年以后，又兼任国立中央研究院理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第一组（历史）主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委员会委员等职。1937年“七七”事变后，随清华大学离开北平，在长沙复课。不久，西南联大在云南成立，遂于次年到昆明任教。1939年被聘为英国牛津大学教授，这是该校首次聘请中国人为专职教授。1940年赴英履任，因战事阻滞，居留香港，在香港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及日军占领香港，遂于1942年7月返回桂林，执教于广西大学；次年9月到成都，仍以清华大学教授身分担任燕京大学教席。此时他的目疾已恶化，而牛津大学重申前聘，乃于1945年秋赴英国应聘，并借此机会访求名医治疗目疾，惜手术未能成功，于是辞去牛津大学教授职务经美洲回国。英国皇家科学院为表彰他在学术上的成就，授以英国皇家科学院外国籍院士称号。1946年10月重返清华园。1948年，北平面临解放，他应胡适之请，南下上海，又应岭南大学之聘，到广州就任该校历史系教授。1952年，全国高等院系调整后改任中山大学教授直至 1969年 10月 7日逝世。在此期间，他还当选为第
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并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历史研究》编辑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他毕生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培育出大批人才。其谨严的治学态度和待人坦诚的品格，深受中外学术界敬重。
陈寅恪的研究范围甚广，他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特别是佛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古代语言学、敦煌学、中国古典文学以及史学方法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讲授的课程主要有《佛经翻译文学》、《梵文文法》、《两晋南北朝史》、《唐史》、《唐代乐府》、《唐诗证史》等。发表的学术论文近百篇，后经修订分别辑入《寒柳堂集》和《金明馆丛稿》（初编、二编）中。专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940）、《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941）、《元白诗笺证稿》（1950）、《柳如是别传》（1965）等。
陈寅恪以研究中国中古史的著述影响最大。他分析了东汉以后，中国社会上儒家大族与非儒家寒族在政治上形成两个不同的集团，其势力的升降为当时政治演变的基础，又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用宇文泰的“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的集团兴衰和分化，解释唐代近三百年间统治阶级的升降，论证充分，后来学者多所称道。此外，他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精细入微地考察了隋唐时期的主要制度，如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诸制，发其源而究其变，提出关于“关陇集团”的概念，为后学提示了一个宏观地把握西魏、北周、
隋代至初唐历史发展基本线索的关键，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陈寅恪还认为，民族和文化问题是治中国中古史之最要关键。在这方面的论著中发挥了“有教无类”的观点，他以综合的方法研究民族融合，既着眼于社会政治，又强调文化的重要作用，为前人所未及。
他在《蒙古源流》一书中首先运用了西方汉学家的对音勘同的译名还原法，突破了这一领域中传统的证补和重修正史的老路，使中国蒙古史的研究从30年代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在突厥学方面，他摒弃了把突厥史作为隋唐史附属品的陈旧观念，肯定了“突厥在当时实为东亚之霸主”的地位。他以“外族盛衰之连环性”解释唐与突厥间力量的迅速消长变化以及霸权地位的急剧转化，表现出卓越的史识。
陈寅恪精通梵文和多种西域古代语言。在音韵训诂和佛典、史籍校勘上多所发明，而对佛教在中国古代文学和社会思想的影响这方面的论述亦甚多，他精辟地指出，佛教于中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教义皆经历了被中国固有文化吸收改造的过程。
陈寅恪是自敦煌文书发现之后，从理论上全面而又科学地对这一新学科进行概括的第一人。“敦煌学”这一名词，是他于1930年首先提出的，他指明了敦煌文物与敦煌学的重大意义。他还身体力行，钻研文书，并在史学研究中应用敦煌所得的新材料，发前人所未发，补史籍之缺载。
陈寅恪重视在学术研究中详细地占有可靠的史料，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他批判了史料学即史学的观点，力求通过考证来发掘历史事实及其内在联系，从而展示出事物发展的全过程，其成就较乾嘉诸学者更上一层。为了提高史料的可靠程度和开拓史料来源，他倡导诗文证史，为史学研究另辟新途径。尤其是从两种不同观察的记载进行比较、分析的方法，是治史方法上的一大突破。他所倡导的诗文证史包括两个方面：以诗文为史料，或补正史乘，或别备异说，或互相证发；以史释诗，通解诗意。《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便是他倡导诗文证史的集大成之作。使用比较方法是陈寅恪治史方法的又一个特色。他掌握多种语言文字，使他在同源异译的比较能突破前人。他能探讨造成异译、比附以至误解的因由，对分析两种文化的接触所产生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富有启发性的见解。
《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晚年的巨著，全书八十余万言，以钱谦益、柳如是的诗文为线索，考释明清之际士大夫阶层的精神风貌，其中涉及当时的重大政治事件，如钱谦益降清、郑成功复明以及党社斗争的情况。该书不但对古代诗文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同时又是他运用诗文证史较为系统的著作